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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2018年。《2018年世界森林状况 — 通向可持续发展的森林之路》。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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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2-5-130725-0
E-ISBN 978-92-5-130727-4 (MOBI)
© 粮农组织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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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 ©Suman Acharya/Alamy Stock Photo

尼泊尔：两名农民妇女走过森林通道。

目 录

前 言

方 法

致 谢

缩略语

内容提要

重要信息

第1章
引 言

第2章
量化森林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2.1 采用的方法

2.2 量化贡献

2.3 信息和数据缺口

第3章
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国家案例研究：成功与制约因素

3.1 引言

3.2 国家案例研究

3.3 新型的共同解决方案以及汲取的经验教训

第4章
向前迈进

4.1 引言

4.2 主要发现

4.3 加强通过森林途径实现可持续发展

附 件
第2章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表

1.  每日生活费不足1.25美元、居住在热带森林 或草原内及附近的农村人口分布状况

2.  森林所有权

3.  陆地保护区（PA）旅游率及游客直接消费

4.  自然元素作为关键部分的城市世界遗产地（WHS）所占比例

图

1.  有林木覆盖的农地面积百分比

2.  非木质林产品（NWFP）占家庭收入百分比

3.  水循环

4.  土壤流失和基准水压力（BWS）变化

5.  按森林类型划分的用于水土保持的森林 面积趋势

6.  按森林类型划分的用于水土保持的森林 面积趋势

7.  用于水土保持的森林的主要管理目的

8.  依赖木质能源进行烹饪的家庭百分比

9.  不同区域和国家用于能源的原木比例

10.  生物质能源在全球终端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

11.  取自木质材料的能源对全球生物质能源 的贡献

12.  若干世界遗产地（WHS）森林和树木组成

13.  城市保护区面积（平方公里）变化情况 （2000至2017年）

14.  德国绿地拥有状况

15.  全球产量指数

16.  2005-2016年欧洲碎料板产业回收木材占 总木质原材料消耗平均比例

17.  全球人均消费指数

18.  全球人均消费（m3/1000人）

19.  全球纸消费量及废纸回收量

20.  全球废纸回收率

21.  受灾害影响的森林百分比

22.  被火烧森林面积

23.  受风暴影响森林面积（欧洲）

24.  1990年、2010年和2015年森林占总陆地 面积比例

25.  全球陆地主要生物多样性地区（KBA）平均 覆盖率

26.  可持续森林管理指标15.2.1各子指标进展 情况，按可持续发展目标区域小组划分

27.  2000年、2010年和2017年受保护区覆盖的关 键生物多样性地区（KBA）平均比例（百分比）

28.  2017年山区绿色覆盖指数基准数据

29.  1980-2016年红色名录指数物种存活率

30.  与2000-2015年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相比， 用于林业的官方发展援助三年平均支出波动幅度 以及林业相关支出在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中占比

31.  2000-2015年间林业官方发展援助基金资源 伙伴和受援方

插文

1.  展示森林和树木如何推动实现没有在《2018年 世界森林状况》中做出具体分析的SDG

2.  SDG全球指标框架

3.  林产品的重要性：乌干达案例

4.  热带地区森林覆盖与贫困重叠交织：七个国 家的空间联系

5.  印度、危地马拉和墨西哥保障从森林获得 更多收入的权利

6.  森林和树木作为安全网及食物来源

7.  家庭层面非木质林产品的消费量

8.  非木质林产品提供了营养多元化

9.  危地马拉的社区林业企业

10.  喜马拉雅尼泊尔居民将虫草作为收入来源

11.  开启尼泊尔社区女性和男性务林人之间的 对话

12.  非木质林产品和混农林业相关行业的女性 数量

13.  从西非乳木果油产业中得到增强的妇女 就业、收入和技能

14.  尼泊尔妇女获得林地产权

15.  干旱地区的水  森林对水资源安全的作用

16.  在秘鲁利马为“绿色”基础设施铺平道路

17.  100%森林以土壤和水养护为目的进行经营的 国家

18.  喀麦隆非正规链锯对木材生产的贡献

19.  自然旅游对芬兰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的贡献

20.  哥斯达黎加自然旅游收入

21.  衡量城市森林和树的生态服务：i-Tree Eco

22.  案例研究：巴西里约热内卢Tijuca国家 公园

23.  挪威创新木质产品

24.  野生公平标准

前 言

继各国领导人为地球及所有人实现更好、更繁荣的未来达成一致行动计划以来已过去近三年了。《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已经成为指导全球各国制定发展政策的核心框架。

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项雄伟的计划。如果要消除贫困和饥饿，实现包容发展，减少不平等，应对气候变化并可持续地管理自然资源，变革势在必行。

这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169个具体目标和230个用来衡量进展的指标组成。尽管这些数字乍一看会觉得有些令人怯步，但该议程是以一种整合方式设计制定的，并且各项目标之间“互相联系、密不可分”。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是了解将这些目标和具体目标联系在一起的线索。

这正是2018版《世界森林状况》目的所在，提供新的信息来帮助认识这些相互之间的联系，改善我们对与森林和树木相关政策如何超越关于土地上生活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5、为《2030议程》许多至关重要的其他目标及具体目标做出贡献的理解。

《2018年世界森林状况》提供了详尽分析，旨在展示森林和树木对与十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28个具体目标所做的贡献。通过将现有各方证据结合在一起的主题指标，森林和树木在许多其他关键的发展领域上的全面影响逐渐变得更加清晰。

我们已掌握森林对生计至关重要的更为坚实证据，并能够更好地了解其中的权衡取舍，同时也进一步确定了健康和高产森林对可持续农业的至关重要性。我们证明了森林和树木对水资源质量、对满足未来能源需求、对可持续健康城市设计的重要性。

鉴于今年高级别政治论坛（HLPF）将重心放在可持续发展目标15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6、 7、11、12和17之上，《世界森林状况》恰逢其时，有助于为必须采取的行动提供经验和思路，同时必须建立伙伴关系和联盟以实现《2030议程》提出的雄心壮志。

通过认可和保障当地社区和小农对森林和树木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法律框架，增强有利环境，以及提供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可持续活动的激励机制，森林通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将会得到根本加强。非正规部门改革也具备很大的空间，不仅为以该部门为生的人们提供效益，而且还因为该部门能提供更为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最终，消除饥饿和贫困、转变为一个可持续的世界这些目标，只有在所有部门  森林、农业、农村发展和国家发展  跨部门协调政策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实现。

虽然今天拥有了比以往更多有关森林和树木的证据，但仍需要更深层次的探究。投资于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有效监测，将有助于弥补数据缺口，便于决策者设计激励机制、调控部门间权衡，并更好地涉及森林和粮食安全举措。

七十年前，粮农组织完成了对世界森林资源的第一次评估。当时最主要的关注是否有足够的木材来满足全球需求。从那时起，我们逐渐认识到森林和树木具有更为广泛的全球相关性，这体现在粮农组织最新版的《世界森林资源评估》中。作为对《世界森林资源评估》的补充，《2018年世界森林状况》对量化森林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做贡献进行了全面综合评估。希望本报告能体现价值所在。

方 法

《2018年世界森林状况》由粮农组织林业政策及资源司与致力于林业计划的一些国际组织合作编写完成。

本报告的编写工作在司长的总体协调和领导下，经一个由四位高级职员组成的核心小组指导完成，其中每人负责一个主要章节。在第2章中，10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每一项分配给具有专业背景的职员负责完成。所有章节都得到专家在数据收集和/或写作上的支持，最终文稿由一位资深专家汇编完成。

在编写过程中，核心小组定期开会并做出一系列中间产出，包括概念说明、注释大纲以及主要章节的初稿。核心小组还基于之前商定的标准，选出用以开展分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各目标之具体目标及专题指标。在第2、3、4章初稿以及主要研究结果成型之后，举行了一个由核心小组、所有作者（职员及专家）和资深专家出席的会议，共同确定结论、建议和主要信息。

最终报告经过来自粮农组织不同司处的高级管理层和技术专家的严格技术审核。此外，本报告还经过四位外部专家的同行评审。评审意见和建议已纳入最终草案，并于2018年3月提交总干事审批。

致 谢

《2018年世界森林状况》的编写工作在Eva Muller的总体指导之下，由Andrey Kushlin、Thais Linhares-Juvenal、Douglas Muchoney 及 Sheila Wertz-Kanounnikoff组成的核心小组完成。David Henderson-Howat协助核心小组对本报告进行了编辑。

第2章由Sheila Wertz-Kanounnikoff负责协调，Anne-Maud Courtois提供了协助。主要贡献人员包括：Thais Linhares-Juvenal（研究方法）；Jeffrey Cambell、Erik Andervad和Safia Aggarwal（SDG1）；Dominique Reeb、Basundhara Bhattarai和Sooyeon Laura Jin（SDG2）； Dominique Reeb、Basundhara Bhattarai和Taylor Tondelli（SDG5）；Elaine Springgay、Robert Nylander和Cara Pratt（SDG6）；Xia Zuzhang（SDG7）；Thais Linhares-Juvenal、Matleena Kniivilä 和Eeva Alho（SDG8）；Simone Borelli、Michela Conigliaro、Stefano Quaglia、Fabio Salbitano和Florencia Pineda（SDG11）；Valeria Khristolyubova、Arvydas Lebedys和Mats Nordberg（SDG12）； Simmone Rose、Simona Savini、Anna Tjarvar、Maria Ruiz-Villar、Serena Fortuna和Nina Lande（SDG13）；Douglas Muchoney、Anssi Pekkarinen、Lars Gunnar Marklund和Valentina Garavaglia（SDG15）；Ilaria Palumbo和Anne-Maud Courtois（数据缺口）；Thais Linhares-Juvenal、Anne-Maud Courtois、Ilaria Palumbo、Lars Gunnar Marklund、Arvydas Lebedys 和 Nathalia Formenton Cardoso（“附件”）。

第3章由Andrey Kushlin负责协调。第3章中的国家案例研究编写人员包括：Jaime Terán（玻利维亚多民族国）、Bassirou Belem（布基纳法索）、César Sandoval（危地马拉）、Mauro Agnoletti（意大利）、Don Koo Lee（大韩民国）、Rabindra Roy（尼泊尔）、Yuri Trubin（俄罗斯联邦）和Martin Kijazi（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Nora Berrahmouni、Moctar Sacande、Anni Vuohelainen和Jhony Zapata 也为案例研究做出贡献。这一章的首席作者为Marjory-Anne Bromhead。

《2018年世界森林状况》也得益于Dewees、Pia Katila、Michael Martin和Isilda Nhantumbo提出的同行评审意见以及粮农组织内部其他技术部门许多同事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除上述人员做出贡献外，粮农组织会议规划及文件处提供了打印服务并负责翻译工作。

粮农组织交流办公室出版处（OCCP）提供了六种官方语言的编辑支持、设计和排版及制作协调服务。

缩略语

BWS
基准水压力

CAP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

CCE
气候变化教育

CFM
社区森林管理

CFUG
社区森林用户组

CIFOR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

COFO
林业委员会

DRR
减少灾害风险

EU
欧盟

EUROSTAT
欧洲统计局

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STAT
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

FECOFUN
尼泊尔社区森林用户联盟

FLEGT
森林执法、管理和贸易项目

FLR
森林和景观恢复

FRA
森林资源评估

FSC
森林管理委员会

GACC
全球清洁炉灶联盟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HG
温室气体排放

GVA
附加值总额

HLPF
经社理事会高级别政治论坛可持续发展会议

IAEG-SDGs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小组

ICRAF
世界农林中心

IEA
国际能源署

IFAD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LO
国际劳工组织

ILOSTAT
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库

INDC
国家自主贡献预案

IPCC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SIC
所有经济活动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ISSC-MAP
可持续野生药用和香氛用植物采集国际标准

IUCN
国际自然保护联合会

KBA
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

LDC
最不发达国家

LUD
土地使用对话

NAMA
国家适当减缓行动

NAP
国家适应计划

NAPA
国家适应行动计划

NDC
国家自主贡献

NGO
非政府组织

NWFP
非木质林产品

ODA
官方发展援助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PA
保护区

PEFC
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

PFM
参与式森林管理

PIPRTIG
危地马拉防止和减少非法采伐跨部门行动计划

PP
纸浆和纸制品

PPP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REDD+
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

RLI
红色名录指数

RRI
权利与资源行动

SAGCOT
坦桑尼亚南部农业走廊项目

SDG
可持续发展目标

SEDAPAL
利马水及污水服务（秘鲁）

SOFO
世界森林状况

SWP
木质人造板

UN
联合国

UNCCD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UNECE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UNE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SCO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UNFCC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HABITAT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UNIDO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WTO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UPF
城市和近郊森林

USAID
美国国际发展署

USD
美元

USFS
美国林务局

WDPA
世界保护区数据库

WHO
世界卫生组织

WHS
世界遗产地

WRI
世界资源研究所

WTTC
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

内容提要

《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各国做出的承诺，以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涉及消除贫困和饥饿、应对气候变化、建设有抵御灾害能力的社区、实现包容发展以及可持续地管理地球的自然资源。这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169个具体目标和230个指标为各国提供了具体需要实现的目标、时间表以及用于定期衡量进展状况的阶段性成果。这与所有国家都相关，呼吁采用综合、参与性方法，把每个人都团结起来，“不让任何一个掉队”。

在各国政府决定如何能最好地安排本国之力实现变革性转变之时，《2018年世界森林状况》（SOFO 2018）分析了森林和树木以及其使用者和经营者，在帮助各国实现其目标、带来更光明未来进程中可发挥的作用。《2018年世界森林状况》指出了森林和《2030议程》许多其他目标和具体目标之间的根本关联，使政策制定者可以合理兼顾行动、针对粮食安全的投资和协作、减少贫困、保护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并最终地找到通往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着眼于森林和树木可以为实现《2030议程》十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下的28个具体目标做出贡献，第2章表明在森林综合政策和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存在着清晰的关联。专题衡量指标把来自诸多科学研究的证据结合在一起，分析森林和树木与《2030议程》之间的广泛联系证据，不仅局限于可持续发展目标15（“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其目在于强调内在联系和机会，为各部门间制定更协调一致的政策、更有效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支持。

森林和树木对人和地球做出重要贡献，支持生计，提供洁净的空气和水，保护生物多样性并应对气候变化。森林为超过10亿人提供食物、药物和能源。除帮助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持水土，森林还为世界四分之三陆地生物多样性提供栖所，提供了有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许多产品和服务，对亿万农村人口尤其重要，其中包括许多世界最贫困人口。

然而，世界人口预计将从目前的76亿增至2050年的近100亿，而全球粮食需求预计同期增长50%，对我们如何使用土地产生极大的压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全球8亿较为贫困和饥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聚居在那里。毁林，主要由于林地向农牧用地的转变，不仅威胁了务林人、林业社区和原住民的生计，而且还危及地球上的众多生物。土地用途的改变导致有价值栖息地的丧失，土地退化、土壤流失、洁净水的减少以及碳排放。如何在提高农业产量并改善粮食安全的同时不减少森林面积，是我们当代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

开启森林通往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关键是证据。尽管森林和树木对健康繁荣世界的重要性广为人知，但其根源也许比想象中的更为深刻。2016年3月经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一致通过《2030议程》的230个指标，旨在帮助国家衡量实现目标的进展状况，从经验中学习，了解哪些领域需要优先并将资源做出相应分配。可持续发展目标15项下的几个指标聚焦森林，尤其是监控林地以及在可持续经营之下的森林份额。由粮农组织协调完成的《全球森林资源评估》发现，1990到2015年间全球森林面积由占陆地面积的31.6%降至30.6%，但近年来这一流失的步伐有所减缓。

量化证据表明森林正在被以更可持续的方式进行经营，森林和树木为实现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这些目标与许多农村贫困人口的生计和粮食安全、获得负担得起的能源、可持续经济发展和就业（正规部门）、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减缓气候变化相关以及可持续森林经营相关。

落在最后面的人往往居住在森林或附近。世界上许多农村贫困人口的生计依赖充满生机的森林和树木。证据表明约40%的极端贫困农村人口（约2.5亿）生活在森林和热带草原地带。获得森林产品和服务对最贫困家庭来说及其重要，是困难时候的安全网。一些研究显示，森林和树木可能以现金收入和满足生存需求的方式，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家庭提供了约20%的收入。非木质林产品（NWFP）为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提供了食物、收入和多元化营养，尤其是妇女、儿童、无地农民和其他弱势群体。

城乡居民的健康和生活均不可或缺的水质与森林管理直接相关。土地面积、用途和管理的转变严重影响一个国家的水供给。尽管世界75%的可用淡水来自有森林覆盖的流域，研究表明世界230个主要流域的40%已经丧失了一半其原有的林木覆盖。尽管如此，全球用于水土保持的森林在过去25年内有所增长，2015年四分之一的森林将保持土壤和/或水资源列为其经营管理目的之一。

实现传统木质能源部门的现代化有助于改善生计，创造可持续价值链，释放资源投资于可持续发展。树木可再生长，没有什么能比这一事实更能说明森林潜能了。约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24亿）使用木材为烹饪、烧水和取暖等活动提供基本能源服务。总的来说，森林以木质能源的方式提供了全球40%的可再生能源，与太阳能、水力发电和风力发电的总和相当。当前重点要放在如何更可持续地生产木质能源以减少森林退化并使其更清洁、更高效，以改善亿万人们的健康，特别是妇女和儿童。

世界应对气候变化，包括适应、减缓和抵御能力，都必须更多地关注森林。正如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所强调，森林和树木在确定大气层内温室气体的累积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碳储库，森林和树木每年吸收约2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但是，毁林引起气候变化的第二大原因，仅次于燃烧化石能源，占所有温室气体排放的近20%，超过全球整个交通部门。有效森林管理能够增强应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灾害的抵御能力和适应能力，突出了将基于森林的措施整合到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策略中的重要性。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保护、可持续森林管理及加强森林的碳蓄积量（众所周知的REDD+）将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关键。具备最高森林覆盖率的25国均把森林相关减缓措施（包括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造林、增强森林碳蓄积量、森林保护和混农林业）列入各自的国家适当减缓行动（NAMA）和国家自主贡献（NDC）之中。

描述性证据表明，森林和树木也通过非正规部门、混农林业、妇女赋能机会、可持续水管理、旅游、可持续城市、气候变化适应和应对土地退化及生物多样性流失等途径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比如，当前自然旅游的增长速度比旅游行业整体的增长速度快三倍还多，占世界市场的约20%。将绿地和林木覆盖纳入城市规划也在逐渐增加，许多研究揭示了其与肥胖症和犯罪率减少之间的关系，但量化和评估这些益处仍充满挑战性。考虑到快速城市化发展和气候变化，城市绿地（包括森林和树木）的设计、规划和管理应当在早期就整合到城市规划之中。森林和树木的作用应当在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政策中有所体现。

许多国家已成功将与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森林和总体景观方法整合到更广范畴的可持续发展计划之中。第3章中的八个国家案例详尽展示了如何通过跨部门的方法，在这些地理、气候、政治体系、社会和文化传统以及收入水平上有很大差别的国家中优化森林的潜能。这些案例展示了采用综合土地景观的方法，将林业、农业和其他如流域管理和应对气候变化等目标结合起来。从布基纳法索到意大利再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综合土地景观方法有助于将森林和树木的管理与农地、城乡环境和文化遗产结合起来，确保如与森林相关旅游的经济价值得以认可，森林和树木为城市人口提供的益处被了解。综合土地景观方法保护关键的生态系统服务，维持生计并应对粮食安全挑战，同时还适应气候变化影响。这些研究表明了将政府、私营部门、社会和个人结合到一起的多利益相关方协作的价值，寻找实现共同目标和愿景的新途径。

通往可持续发展的途径。第4章总结了关键的政策意义，强调了以下需要：让决策者以及更大范围内的人了解森林的益处；鼓励私有部门参与；将森林整合到更广范畴的可持续发展议程之中；投资改革非正规部门以实现其错过的发展机会，改善就业状况；进行国家或其地区范围的研究；改善数据的可得性。

在制定国家发展政策时把农业和林业统筹考虑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可持续农业需要健康、高产的森林。森林和树木通过多种途径支持农业可持续发展，包括如稳定土壤和气候、调节泾流、为授粉生物和农业害虫的天敌提供树荫、避护所和栖息地。把森林和树木整合到农业景观之中，可提高农业生产力。森林和树木还可以为亿万民众提供粮食安全，是困难时期重要的食物、能源和收入来源。认识并权衡利弊，包括短期和长期利益之间、本地和全球公共产品之间以及不同社区和部门之间的权衡，有助于决策者更好地调度资源以加快实现《2030议程》。

通过加强认可和保障本地社区和小型所有者获取森林和树木的权利的法律框架，世界消除贫困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将得以大大加强。全球来说，15亿本地和土著居民通过基于社区的产权获得了对森林资源有保障的权利。赋予本地居民知识和影响决策的能力，使其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做贡献，会产生很多效益。拥有清晰而有保障的权利之后，人们更有可能采用长期方式进行森林管理，因为他们知道其自身或其继任者会从此受益。第4章展示了尼泊尔社区森林管理的长期历史，这一方法在许多国家广为采用，尤其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在产权没有保障的地方，如《土地、渔业和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这样的框架有助于提供确定性。放眼未来，仍需要向社区森林管理的成功经验学习，认识到科学和技术支持、进入市场的机会、培训、能力建设、市场信息、足够的资金以及明晰不同群体的权利和责任的重要性。如果要增强森林为可持续发展做贡献的途径，所有这些措施都需要有所实施。

获取森林内及附近的土地、资源和投资，可以促进妇女、年轻人和其他农村企业家成为向可持续世界转变的驱动力。强化权属为增强在拥有森林和树木上实现性别平等提供了机会，同时也鼓励采用长期可持续的方法经营森林。研究表明了妇女的创业作用，尤其是在非正规部门中，以及她们在社区和参与式森林管理中的领导作用。年轻人的创业精神和能量也对林业部门的未来至关重要。投资于培训、能力建设和建立生产者组织有助于说服年轻人看到可以通过森林谋求生活，抵抗不确定的迁移。通过增加经济活动、改善就业状况和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方法来对非正规部门进行投资，可以对森林、农村、乡镇和城市产生积极影响。为小型所有者和社区提供经济激励机制来经营他们林地上的树木非常有可能产生效果。

创造积极扶持性环境是吸引私有部门参与促进可持续活动的根本。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均有大量小微企业，同时也有一些非常大型的公司。小规模而言，优先重点一般包括提供培训来改善土地经营的实践，促进混农林业，成立生产者组织，改善进入市场的机会和合适的融资方式。较大规模而言，也许需要解决投资潜在障碍，通常与财务或基础设施相关。政策干预措施很有可能包括一系列监管措施和激励机制，来鼓励参与如生态系统服务和可持续森林经营等活动。同时，重要的还包括消除有可能妨碍投资的壁垒，废止有可能导致毁林的激励机制。与私有部门的协作在建立私有监管机制上非常重要，比如自愿认证体系和承诺加入“零毁林”供应链。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良好治理承诺是有效实施政策的根本。应正式确定利益相关方具备在计划和实施与森林相关的政策、计划和项目过程中被咨询和告知的权利，这样可充分将森林用户和其他相关方的需求考虑进来。除健全的政策和法律框架外，有效的机构设置也是良好治理的关键。制度框架应包括当地社区、民间社会组织和负责任私有部门利益，同时也兼顾政府部门和机构。这也许会需要增强那些支持土著居民、当地社区和小型所有者的组织的能力建设，同时也需要增强公共部门组织。

为实现消除贫困和饥饿并建成一个可持续世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宏伟目标，《2030议程》期待各部门改变各自工作方式，实现跨部门政策协调。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今后就必须协调开展林业、农业、粮食、土地使用、农村发展和国家发展各项行动。尽管国家和区域在驱动因素上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但决策者必须认识到要进行权衡，制定出具体措施以更好地协调各目标和激励机制之间的关系。这种整合方法对可持续发展进程非常重要。建立由自然资源使用和管理相关的关键部门形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平台，可以进行跨部门间协调，消除政府内因各部门机构具备各自资源分配和问责安排而产生的壁垒。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平台将不同部委和政府机构及其他关键利益相关方结合到一起，开展对话和协调行动，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从彼此的关联中受益、找出影响变化和监控进展的障碍并给予解决问题的方法。

投资于国家和地区层面的有效监测将为各国提供有关应把重点放在该国哪些群体或地区提供重要信息。这将使决策者能够量化激励机制、进行部门间权衡、设计并推出森林和粮食安全举措、衡量社会安全网，并决定对不同经济部门的支持力度。

重要信息

为了落实我们的全球目标，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来维持全球森林面积。

对世界森林来说，时间紧迫，总面积日益减少。通过停止毁林、可持续森林经营、恢复退化的森林和扩大全球森林面积，可防止出现可能破坏地球及其子民的后果。各国政府需要推行全面包容方法，宣传推广森林和树木的惠益，让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参与进来。

森林和树木贯穿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森林和树木贯穿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从解决贫困和饥饿问题到缓解气候变化，再到保护生物多样性，森林和树木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可持续发展目标15，为《2030议程》多个目标和具体目标做出贡献。可持续管理森林使城市和乡村社区均受益，也对地球健康、高产的未来至关重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策略应充分考虑森林和树木与其他部门的关联。

现在是该认识到不能把粮食安全、农业和林业孤立对待的时候了。

可持续农业需要健康、高产的森林。森林和树木为亿万民众提供食物、能源和收入，在困难时期充当安全网。为实现消除贫困和饥饿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宏伟目标，必须确保政府各部门之间政策的一致性，整合策略，权衡利弊。如果要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就必须在未来整合开展林业、农业、粮食、土地使用、农村发展和国家发展等行动。

为首先帮助那些落在最后面的群体，我们必须沿着森林途径，赋予每个参与者改变的能力。

大约40%的极端贫困农村人口（大约2.5亿）住在森林和热带草原地区。为贫困和弱势群体（包括土著居民、无地农民、农村妇女和年轻人）提供保障权利的政策，对消除贫困和粮食不安全问题很有作用。投资于这些变革推动群体，可促进创业精神和森林的可持续管理。

总体景观方法平衡可持续发展。

要在滋养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的同时培育我们们唯一的星球，需要采取总体景观方法，保护并可持续地使用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维持生计并应对粮食安全挑战，同时还要适应气候变化影响。把总体景观方法纳入国家战略和发展优先事项是建设未来森林的一部分。

连贯一致的政策框架鼓励伙伴关系和利益相关方参与森林问题。

将林业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有效的伙伴关系和私有部门参与。明晰的法律框架、社区参与、平衡各方利益的连贯政策措施是所需扶持环境的一部分。政策必须鼓励公司和小型生产者参与可持续森林管理，解决潜在的投资壁垒并废止可能导致毁林的激励机制。企业零毁林责任是关键。

健康城市需要树木。

随着城市化增长，树木、公园和森林是城市规划者在规划未来可持续城市和城市周边景观时的必备条件。绿地减少污染，提供遮荫并为众多健康益处做出贡献，对城市居民的福祉至关重要，而在全球范围内，城市居民数量已超过农村居民。城市地区的树木和绿地还与减少儿童肥胖症和犯罪相关，同时强调森林和树木与《2030议程》多项具体目标之间的关联。

证据是在《2030议程》中实现森林真正价值的关键。

通过投资于国家和地方层面的监测工作，各国政府将更清楚地了解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森林和树木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影响。这些信息在计算激励措施、进行部门间权衡、制定森林和粮食安全举措、衡量社会安全网络、投资技术和创新以及确定不同经济部门所需支持水平方面至关重要。

第1章

引 言

2015年，世界各国政府采取了果断和决定性的行动，正式启动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2015），通常又称为《2030议程》。自此，《2030议程》及其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框架。《2030议程》的普遍性和包容性号召国际社会共同行动，一起应对21世纪全球正在面临的多重而复杂的挑战。它还将在未来十年和更长时间内指导全球的发展政策。

《2030议程》围绕四个主要宗旨：消除贫困；拯救地球；实现共同繁荣；推进和平和公正。它重申需要在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取得进步，以及需要一套综合、广泛、以人为本的方法，产生变革性变化，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2030议程》呼吁建立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各部门的利益相关者应当通过此伙伴关系共同合作。随后，《2030议程》通过《巴黎协定》得到进一步加强，该协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于2015年正式通过，倡导和号召用全面综合的方法来调动各方力量以共同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为了鼓励和激发协调行动，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针对某个部门的，而且《2030议程》强调议程本身以及其相应的169个具体目标是“完整而不可分割的”。2017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HLPF）强调了《2030议程》在具体目标层面上尤其具有一体性，“借助其间的关联需要真正的政治领导，辅以更好的政策一致性和协调性，以实现着眼于结果而不是过程的总体目标”（HLPF，2017）。因而，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的有效和高效实施要求明确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关联，并呼吁在国家层面的协作，启动各部门间的良性互动。

《2018年世界森林状况》探索关于森林和树木[1]  以及使用和管理它们的人  可以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的证据。它同时也指出了信息和数据上的欠缺，以及亟待更多工作的地方，来改善对这些关联的理解。其目的在于，作为落实《2030议程》所需变革性改变的一部分，加强通过森林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2章 重点围绕十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选定的28个具体目标。该章解释了选择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的原因，以及为了量化森林和树木对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贡献而采取的方法。第2章中考虑的十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如下：

SDG1：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SDG2：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

SDG5：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SDG6：为所有人提供人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SDG7：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SDG8：促进持久、包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

SDG11：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及人类住区

SDG12：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SDG13：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SDG15：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森林管理、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现象、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森林和树木对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都有所贡献，同时也对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以及《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有着重要贡献。插文1显示了没有包括在第2章中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并用简要的例子介绍了森林和树对这些目标的贡献。

第3章 分析了来自于玻利维亚、布基纳法索、危地马拉、意大利（托斯卡纳）、尼泊尔、大韩民国、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案例研究。这些案例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展示一些国家在制定政策、战略或项目来将林业纳入主流的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也探讨在采用综合的、跨部门的、整合的方法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挑战。

第4章 总结了前面章节得出的结论，并就未来如何通过促进林业来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可行的建议。

第2章

量化森林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2.1 采用的方法

本章聚焦森林和树木为实现《2030议程》十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下28个具体目标可做的贡献，目的在于为这些贡献提供依据，着重指出内在关联和机遇，为更有效地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支持。

这十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对由粮农组织第二十三届林业委员会（COFO 23）确定的与森林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与《2017-2030年联合国森林战略计划》中的全球森林目标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仔细研究之后而选定的。选择进行详细分析的这十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标准包括相关性、数据可得性以及对制定政策的适用性。之后又确定了28个与森林和树木最为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另一个影响选择具体目标的标准是可量化信息的存在性。最终，选定了可持续发展目标15下多数具体目标的指标（插文2），而对于其他九个所选可持续发展目标（其制定的初衷并不仅限于森林），我们构建了主题指标，来展示森林和树木与所选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之间的关联。

尽管与目标和具体目标高度相关，这些指标专门着重于森林和树木，绝不是用来代替或补充现有的由联合国统计司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这一分析尽可能多地利用官方统计。但是，由于在系统地收集森林社会经济统计和全球数据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他研究来源，尤其是科学文献和国家文件，也有所使用。

本分析的最终目标是支持各国更有效地制定其发展战略。通过增加基于森林和树木的证据，制定有依据的政策并采取行动，落实《2030议程》。

附件中显示了这28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的详细信息、主题指标和数据来源。

2.2 量化贡献

SDG1
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引 言

森林和树木是农村人口收入、生计和福利的重要来源，这对土著居民、小农、居住在森林附近的人们以及利用森林之外树木的人们来说尤其重要。正如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8的小节所讨论的，它们通过正规和非正规部门提供了直接创造收入的活动。森林和树木还是许多人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从事小型农业的25亿人口（农发基金，2013），其中多数人受益于景观[2]中树木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和供给服务[3]。

为了在2030年前消除贫困，聚焦农村人口生计以及森林和树木如何为其提供支持至关重要。许多研究展示了贫困家庭通过消费林产品获得的惠益，本报告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2的小节也就林产品在粮食安全上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例如，销售林产品为家庭提供了可以满足食物和其他需求的现金，而来自森林和树木的免费产品累计可达现金收入的3-5倍，这些产品包括木质能源、饲料、建筑材料、食物、药用植物和用于家庭消费和自给的其他免费产品（Agrawal等人，2013）。插文3用乌干达的案例表明了这些益处。

量化森林和树木如何为SDG1做出贡献

每日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人群中居住在森林或森林附近的人口比例

大约8.2亿热带地区农村人口居住在森林里或其附近以及草原上（Chomitz等人，2007）。这代表了相当比例的农村贫困人口，尽管获得关于对森林依赖性的汇总数据有一定困难，这一数据还是揭示了森林和树木可以为农村人口生计做出相当的贡献。这些人中只有一小群居住在密林中：大多数人居住在农地和树木混合的地带或居住在森林的边缘，这样的生态系统可以支持比密林更多的人口。尽管森林覆盖率高的地区一般居住人口较少，但是其贫困率往往非常高；这里往往基础设施也较差，局限了通往市场的途径。在有可靠的贫困和人口数据的国家中，高森林覆盖率也经常被发现与高贫困率相关（插文4）。

距离城市中心和市场越远，交易成本就越高，相应也损害了（本来就很低的）大多数林产品的利润率。偏远地区的监管和产权也可能较弱。当地人一般对农地的产权比林地的产权要强，后者有着很长的政府控制和经营的历史。由于没有受到保障的林地产权和使用权，家庭几乎没什么动力进行短期投资，来积蓄资产，以增加其较长期的收入。对加纳一个农村地区的研究印证了贫困水平与偏远地区（即使直线距离相对较近）之间的关联。该研究表明居住在市场20公里外居民的贫困率比在市场附近的居民高20%（Shepherd，2012）。

通过利用现有的农村贫困率数据和农村人口分布状况的信息，我们尝试着估计居住在森林里或森林附近，每日生活费不到1.25美元的人口比例。利用43国的农村贫困率数据（农发基金，2016），同时用地区平均农村贫困率对缺乏数据的国家进行大致估计，我们得出约有6.4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居住在热带国家农村地区。用这些贫困率乘以居住在热带森林和草原及附近的总人口数（Chomitz等人，2007），然后将乘积除以农村贫困人口总数。结果表明，40%的农村贫困人口居住在热带森林和草原地区或附近。结果也具有很大的地区差异：比如，在拉丁美洲，绝大多数的农村贫困人口居住在有林景观地带，而在亚洲，这一比例不足三分之一。但是，这些比例并不能显示居住在热带森林或草原及其附近，且每日生活费不到1.25美元的实际人数，或者他们的分布状况。在估计的2.5亿居住在热带森林或草原及其附近、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之下的人中，63%在非洲，34%在亚洲。形成对比的是，仅有3%  或约800万人口  居住在拉丁美洲国家，但是这些人口已占该区域国家极度贫困人口的82%（见表1）。主要是由于与其他两个区域相比，拉丁美洲的贫困率低得多。

在农村贫困人口中，来自森林资源的收入占所有收入的比例

森林资源为农村家庭提供支撑，尤其是在贫困高发地区。虽然不是每个居住在森林里或森林附近的人都是贫困的，但是在热带地区这些地方是贫困集中发生的区域。森林和树木作为安全网以及获得生存必需品的重要来源的作用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如果没有森林和树木的话，则需要购买这些物品。森林在充当危机时刻应对手段的同时，也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了基本收入，因此成为使农村人口生计多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这一指标的设计旨在关注农村贫困人口收入中来自森林资源所占的比例。

迄今为止，对农村环境收入[4]进行最全面衡量的是贫困环境网，它针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热带或亚热带地区58个点的333个村镇中进行了7978户家庭调查。平均来说，环境收入 （包括现金和非现金）占总家庭收入的28%，如果将非森林资源剔除的话，这一比重降至22%（Angelsen等人，2014）。据发现，对家庭来说，环境收入仅比农产品收入略低，可见自然资源对农村人口生计的重要性。但是，森林不仅对最贫困的群体重要，而且对于较高收入水平的家庭来说也带来收入上的增加。然而，在所有调查点，从森林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来说，森林相对地对最贫困的家庭的生计具有更为显著的意义。

其他研究也支持这些结果：在五个非洲国家中，树木为拥有至少一棵树的家庭平均地贡献了17%的毛收入（Miller等人，2016），而在对来自17个国家的51个案例进行的分析中，森林收入平均占取样人口总收入的22%（Vedeld等人，2007）。

如果将森林收入从农村生计组合中剔除的话，将会对贫困率有严重的影响。比如，对于PEN调查点来说，如果这样做的话会将9%的取样家庭推至极端贫困线以下（Noack等人，2015）。然而，森林在降低长期贫困率上的作用非常复杂。它是多元的，并且受到一系列广泛因素的影响，比如没有保障的所有权和不够充分的林产品使用权。林产品包括高价值的产品，如可以增加收入的木材，也包括家庭自用的木料和NWFP。

木材、非木质林产品和环境服务付费创造收入的潜能很高，但是除了需要有被保障的所有权和对资源的使用权之外，还需要在组织、管理、增加附加值和游说决策者上进行能力建设。重要的是，不要因为依赖森林的贫困人口居住地遥远，或其政治上处于非优先地位，而将他们从范畴更为广泛的消除贫困的项目或机会中排除出去。

由地方社区和其他依赖森林的人口所掌握的、权属得到保护的森林的比例

明晰和受保障的权属被公认为自然资源管理的重要先决条件。权属涵盖多种权利，包括最基本的获得权、做出管理决策的权利和将资源从某一特定领域取出的权利。在许多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这些权属得到有效保障的国家中，明晰的权属与低毁林率紧密相关，同时也作为经济有效的以社区为主导的气候变化减缓措施（Stevens等人，2014；Ding等人，2016）。如插文5所示，地方社区的权属也带来了对生计至关重要的效益，尤其是与其他针对最贫困人口的措施相结合的时候。受保障的权属也减少了森林转变为其他用途的风险，降低了最贫困人口赖以生存的现金和自给收益发生转移的风险。

这里，将由地方社区和其他依赖森林的人口所掌握的、权属得到保护的森林比例作为一项指标，衡量森林在保证所有人获得经济资源的平等权利上所起的作用。这一衡量指标的目的是评估地方社区和其他依赖森林生活的人获得有保障的所有权的进展状况。在过去的20年间，全球趋势是森林权属逐渐从国家政府向地方社区和个人进行转移。即便如此，2010年公共所有权仍占所有森林面积的76%，或29.69亿公顷（粮农组织，2015a）。承认社区林权主要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但是，林权的下放转移在国家和区域间存在极端的不平衡。比如社区所有在拉丁美洲比在非洲明显居多（RRI，2014）。由于方法和不同来源所采用定义上的差异，对权属数据进行比较极具挑战性。粮农组织收集的国家官方统计显示，在2010年世界森林的3%归社区集体所有（粮农组织，2015a）。权利和资源行动（RRI）得出的估计明显要更高些，其显示在2013年52个国家中（代表约90%全球森林面积），超过15%（或5.12亿公顷）的森林由社区所有或者指定由社区“控制”（表2）。

这两组数据都与合法承认土地权属有关，但是除此之外，相当数额的森林“事实上”由地方社区和土著居民管理，他们的权属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尤其是在非洲以及其他习惯土地所有权盛行的地方。另外，据估计约有1亿公顷森林在社区的不完全控制之下。如果将这些因素都考虑进的话，在社区和小型所有者经营管理之下的森林比例也许会达到全球森林面积的28%（Gilmour，2016）。

为改善穷人抵御能力做出贡献的混农林业用地公顷数

森林和森林以外的树木  尤其是在农牧及共有土地之上的  也作为安全网改善了贫困人口应对重大灾难和气候变化的韧性。蓄积型生物质（如树木）与非多年生农作物相比较少受到气候波动的影响，虽然每年生物质的增量变化有所不同，但由于各年间互相抵消所以比较平稳。自然生态系统也比农业系统更加多元化，产生了更强的稳定性（Noack等人，2015）。从森林获取林产品的进入成本较低或几乎没有，这使得它对贫困人口非常有吸引力，比如在极端气候灾害后失去财产的人群。另外，当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时候，常常仍可获得许多林产品（Fisher等人，2010）。研究表明农村社区中对林产品的攫取在波动后有增长的趋势，尤其是发生对整个社区而不是单个家庭产生影响的波动后更是如此（Wunder等人， 2014）。最贫困家庭对森林的依赖性最强，因为它们一般具有较少的其他收入机会，或缺乏可以寻求帮助的社会网络。

混农林业用地公顷数作为SDG具体目标1.5的主题衡量指标，主要是因为农地上森林和树木可以将树木和农牧生产结合起来，达到改善御灾力的效果。五个非洲国家中三分之一的小型农户在他们的土地上种树，与其生计的改善有直接的联系（Miller等人，2016）。在东部非洲的干旱地带，树木提供一系列的生态产品和服务，为改善农民的御灾力做出贡献（de Leeuw等人，2014）：通过创造多元化的生计方式、提供自然资本和调节生态系统服务，混农林业中的树木增强了景观的整体抵御力。即便森林和树木对农村人口生计非常重要，但是它们并不是提高抵御力的唯一或主要策略：其他也许更重要的手段包括减少消费、寻找其他工作机会、寻求外部援助以及变卖资产。比如，来自马拉维农村地区的研究表明只有3%的家庭报告他们利用森林多样化来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准备，远远低于如调整农业或使农作物多样化之类的其他措施（Fisher等人，2010）。

树木在农地上分布广泛，覆盖率在东南亚、中美洲、南美洲东部和西非海岸的湿润地区最高。图1列示了来自ICRAF的全球农业地区林木覆盖百分比（Zomer等人，2009）。这些数据并没有定义混农林业景观或者反映混农林业的不同操作，但是他们提供了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林木覆盖程度的信息。

SDG2
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

引 言

随着粮食不安全挑战的逐渐加剧（FSIN， 2017），愈来愈多的注意力聚焦在森林和树木如何可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为了满足世界日益增长的人口（据估计在2030年达到91亿），需要高于当前水平70%的粮食（粮农组织，2009）。如今，每七人中有一人没有获得充分的蛋白质和能量，更多的人正在承受营养不良（Godfray等人，2010）。森林提供食物和营养多元化，加强农业周边生态和社会系统的韧性，通过这些直接为粮食安全做出贡献（Wheeler和von Braun，2013）。

粮食安全定义为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通过物质、社会和经济手段获得充足、安全和富有营养的食物，满足其膳食需要和饮食偏好，过上积极、健康的生活。它具备四个维度的含义：可供量、获取、利用量和稳定性。

增加粮食可供量：森林和树木提供了许多源于植物和动物的食物  这非常重要，因为16亿以森林为生的人中绝大多数为贫困人口（Agrawal等人，2013）。森林为人类提供了膳食多元化（粮农组织，2014）。因为树木常常比其他农作物较少受到气候波动的影响，所以基于森林的食物在危机和紧急时候充当重要的安全网，为改善家庭的抵御力做出贡献。这些危机包括如由于干旱或冰雹导致的农作物歉收，或导致家庭失去生产资源的社会动荡（高专组，2017；Keller等人，2006；Blackie等人，2014；Foli等人，2014）。据估计，从NWFPs获得的收入约为880亿美元（粮农组织，2014），这一数字尽管被认为是一个保守估计。同时，在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上减少食物浪费，可以对包括森林在内的自然资源产生积极的影响（粮农组织，2013a）。

通过收入和就业改善粮食获取：林业部门创造就业的规模在关于SDG8的小节有专门的讨论。但是，如这些章节所述，非正规部门的数据尤其被低估（Ferraro等人，2012；高专组，2017）。

增强利用量：如本节稍后以及关于SDG7的小节所示，约24亿人口依赖木质能源进行烹饪和净化水（粮农组织，2017a）。

粮食稳定性：森林生态系统有增强农业和渔业生产的潜能（Foli等人，2014），途径包括水调节、土壤形成、保护、营养循环、生物多样性保护、农业生态系统稳定性、控制害虫以及授粉。这些都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并最终为实现粮食安全做出贡献（高专组，2017）。森林在水循环（Ellison等人，2017）中的作用包括为农业提供有机质（Kimble等人， 2007）、绿色肥以及沤肥（Sinu等人，2012）。混农林业中的树木显著地增进了农作物的生产力（粮农组织，2010），而森林、树木和野生动物对粮食作物授粉至关重要（Roubik， 1995）。授粉媒介多元化可以显著地增加授粉强度（Garibaldi等人，2016）。

量化森林和树木如何为SDG2做出贡献

可食用NWFP数量，包括捕获的或消费的野生动物肉

森林和树木通过提供可食用NWFPs直接为粮食和营养安全做出贡献。全球范围内，7600万吨来自森林的食物被消费，其中95%是植物源的（粮农组织，2014）。插文6中的案例研究展示了NWFPs如何在粮食不足的时候帮助人们保持粮食安全。

据估计，50%人类消费的水果来自于树（Powell等人，2013），其中许多源自天然林（Dawson等人，2014）。同样地，混农林业系统（Mbow等人，2014）和城市绿地（Clark和Nicholas，2013）中的树木也为人类消费提供了重要的NWFPs。平均来说，可食用植物源的NWFP为每人每天提供16.5千卡热量（粮农组织，2014），但是插文7中总结的案例显示，在一些国家这一估计低估了NWFP的重要性。另外，用热量衡量NWFP并不能表达出其在提供蛋白质和微量元素上的功用（Powell，2013）。拥有更多关于NWFPs营养价值的信息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还包括更详尽的关于其对生计和粮食安全做出贡献的信息。

插文8展示了NWFP提供膳食多元化的状况。野生动物肉也是一个重要的食物来源：对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24个国家的调查数据表明，39%被抽样家庭猎取了野生动物肉（Neilsen等人，2018）。刚果盆地和亚马逊流域地区每年分别猎取460万吨和130万吨野生动物肉（Nasi等人，2011）。森林附近的家庭比其他人消耗更多的野生动物肉，烹饪改善了其味觉感受并使其食用更加安全（Powell等人，2013）。在马达加斯加，失去获取野生动物肉的渠道导致患贫血的儿童人数增长了29%，在最贫困的家庭这一数据有可能变成三倍（Golden等人，2011）。

主要依靠薪柴和木炭做饭和净化水的人口比例

木质能源  在此定义为包括薪柴和木炭（粮农组织，2017a）Ñ 被全球24亿人口用来做饭、消毒饮用水和为房子取暖，约7.65亿人用其烧水和对水进行消毒（粮农组织，2017a）。许多研究表明了薪柴（Foley，1985；Dewees， 1989）和木炭（Wood和Baldwin，1985）对生计和粮食安全的贡献（Zulu和Richardson， 2013）。

对木质能源的依赖在非洲最高（63％），其次是亚洲和大洋洲（38％），拉丁美洲和加勒比（15％）（粮农组织，2017a）。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90%的人口主要依靠木炭进行烹饪（Gond等人，2016）。非洲13个国家以及不丹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农村人口使用木材能源提供高达90％的能源需求（粮农组织，2014）。在喀麦隆，该国城市地区使用220万吨薪柴和356530吨木炭（Eba'a Atyi等人， 2016）。在尼泊尔，70％的家庭使用木质能源（Kandel等人，2016）。即使一个国家经历了工业化进程，对木质能源的依赖也会持续下去，例如中国（DŽmurger和Fournier，2011）。

木质能源作为最支付得起和可靠的能源来源之一，充当着提供基本能源服务的安全网，对受自然灾害和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的人们来说尤为重要，特别是在难民救助的情况下（见主题指标：用木质能源作为能源的人口比例）。

明晰和有保障的森林权属是可持续木质能源生产的关键所在，因为它们促进再造林和森林再生长至少要与采伐量持平的经营方式（粮农组织，2017a）。在社区森林管理系统还没有被国家法律充分保障的地区，木质能源的采伐往往与生物质蓄积量退化相关，例如南非大草原的情形（Wessels等人，2013）。在马拉维，木质能源占90%的能源供应，但是正在受到毁林的威胁（Malakini等人，2014）。

木质能源的使用与粮食、营养安全及健康直接的关联是多方面的。发展中国家的脆弱群体一般依赖木质能源做饭和进食。如果具备合适的政策法规，例如受到保障的森林和树木权属、综合景观管理以及拥有市场渠道，那么木质能源生产和采伐有可能成为可持续绿色能源。木质能源的广泛存在以及市场的无所不在，为就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机会（粮农组织，2017a）。在许多地区，森林的丧失意味着木质能源成本上升。采集1立方米薪柴所需平均时间存在差异，从拉丁美洲的106小时到亚洲和大洋洲的139小时（粮农组织，2014）不一而同。甚至在薪柴只是中度缺乏的国家，妇女仍然需要步行长达10公里来采集做饭用的薪柴（Wan等人，2011）。因此，薪柴的可获性或稀缺性在烹饪和膳食的决策上至关重要。木质能源的使用对室内空气污染和健康的影响在有关SDG7的小节里有所涉及。

林业部门就业人口及其创收

来自林业部门的收入为人们购买食物提供了资金。如果将正规部门的间接和诱发效应也加以考虑的话，每年林业部门在全世界支撑了4515万个就业岗位，提供的收入超过5800亿美元。尽管缺乏系统的数据来提供精确的估计，但是保守估计约有4000-6000万人就业于林业非正规部门（Agrawal等人，2013；粮农组织，2014）。中小型林业企业（在有关SDG8的小节中会深入讨论）为减少贫困和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粮农组织，2017b）。

插文4展示了社区森林企业在增强森林对就业和收入贡献上的作用。但是，全球近80%的森林是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其重点常常在于保存和保护（RRI，2015）。在通过为社区林业企业创造机会，从而改善社区获取收入和增加就业的方面仍然存在改进的空间。

图2展示了不同国家和区域在家庭收入中NWFPs所占比例上的差异，数据信息来源于一系列的案例研究。NWFPs占家庭收入最高比例是80%，发生在乳木果非常重要的萨赫勒。在加纳、莫桑比克、赞比亚和刚果盆地等天然林占主要土地用途的地区，这一比例超过30%（Vira等人，2015）。插文10展示了高价值NWFP很高的创收潜能。

SDG5
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引 言

本节侧重于两个SDG具体目标  实现妇女在决策和公共生活中全面、有效的参与（SDG具体目标5.5），以及确保妇女享有获取经济资源的平等权利（SDG具体目标5.a）。制定与森林相关的决策为妇女参与公共生活（Agarwal，2001，Coleman和Mwangi， 2013，Sunderland等人，2014）和管理资源（Colfer等人，2017）提供了重要机会。

妇女积极参与许多森林工作，比如采集薪柴、药用植物和其他NWFP，以及为家庭自用采集食物（粮农组织，2013b）。如有关SDG7的小节所述，在参与收集薪柴或生产木炭的8.5亿人中，约有83%是妇女（粮农组织，2014）。增加妇女在与森林相关的企业中的参与（关于SDG8的小节）促进她们之间的协作，提高她们对获取自然资源的兴趣（Shackleton等人， 2011）。此外，妇女具备丰富的有关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当地知识，这些知识可以为她们有效地参与公共政策决策。根据对135个不同社区进行的关于五种基本粮食来源的统计分析（农业、畜牧、狩猎、渔业、和采集），79%的植源性食物是由妇女获取的（Barry和Schlegel，1982，引述于Howard，2001）。

考虑到女性比男性更多地参与许多与森林相关的活动，林业部门具备相当多可以改善性别平等的机会，有利于将妇女的非正规和自给类型的参与活动变成对其经济和政治上的赋权。由于森林提供数千百计市场流通的产品和服务，改善妇女对这些的拥有可以极大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性别平等。

不同类型的森林权属赋予妇女不同程度的就业机会。基于社区的森林经营往往比国有森林经营带来更多的机会。在过去的20年中，权利下放为妇女打开了全新的空间，然而研究和数据在性别上没有充分细分，也没有研究表明权利下放对妇女在经济上的影响。关于妇女林权的讨论大多集中在那些被赋予了一些权利的有林社区。

虽然妇女积极参与，仍然缺乏数据表明森林在性别平等上的贡献。现在有一些针对社会参与的研究，但是注意力往往集中于经济上的赋能，包括接受能力建设培训的渠道、以及获取融资的机会。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大多数性别不平等的操作和传统始于非林业部门，然后扩展到林业部门和其他部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普遍存在的性别上的工资差别。为了了解森林对性别平等的贡献，需要在地方、地区、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上按性别细分的数据。

量化森林如何为SDG5做出贡献

国家林业行政管理机构中女性雇员的比例

在许多国家，林业部门的决策是由男性主导的。国家森林部门是以男性为主的务林人群体为特征的（Gurung等人，2012）。尽管妇女在当地NWFP采集活动中占主导作用，男性却在管理森林的国家部门中占主导。当妇女近来逐渐开始参与林业管理时，她们经常被视作具有男性霸道气概[5]（Gurung，2002）。但是，慢慢涌现出一些向性别平等逐渐演变的例子，最值得监控和学习的是哪些途径引致了这些变化 （插文11）。

妇女逐渐加入到林业就业的大军中，对男性的固有成见形成了挑战。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正规林业部门20%的雇员是妇女（粮农组织，2007）；在印度尼西亚，女性雇员构成总林业就业人数的20%（Setyowati，2012）。

继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1995）之后，许多国家开始在部门发展部委（包括林业部）中任命性别联络人。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一项研究表明，在被调查的65个国家[6]中，17个国家（26%）在他们的林业部委任命了性别联络人。来自农业部的数据更为振奋人心，57%的国家任命了性别联络人（环境与性别指数，2015）。

林业部门女性雇员数目

有关SDG8的小节展示了正规和非正规林业部门的就业数据，但是缺乏按性别细分的统计（粮农组织，2014）。2011年，正规林业部门直接雇佣了1821万人，该部门在许多文化和社会中被传统地视作以男性为主导的部门（Gurung，2002；Watson，2005）。但是，NWFP的采集和贸易却是由妇女主导的（Shackleton等人，2007）。插文12展示了参与混农林业或与NWFP相关的活动中妇女的人数。

插文13展示了乳木果油产业在西非的重要性。NWFP部门为那里的妇女提供了不同形式的就业机会，通过非正规方式或者与林业产业签订正规合同的方式进行产品的采集和销售。另一个NWFP活动的例子是，埃塞俄比亚的妇女积极参与整理和清洁树胶和树脂，96%参与这些活动的妇女将此活动作为她们的主要收入来源（Stloukal等人，2013）。

实现性别平等的障碍之一是妇女对土地权属的缺乏，包括林地（Agarwal，2010）。此外，因为妇女不具备与男性可相提并论的技术、资金、培训或决策权（世界银行等，2009），所以与男性相比，许多情形下她们主要处理价值低的产品和参与吸引力较小的活动（粮农组织，2013a）。在林业价值链中，妇女常常较少得到决策者和服务提供商的支持，这种情况在大家普遍更关注高科技运作而对本地市场不太重视的时候尤为突出（粮农组织，2013b）。如上所述，妇女从事的大多数活动在非正规部门，而且妇女往往获得的工资比男性低。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妇女工资平均比男性低32.1%。比如，在布基纳法索，一项研究表明，如果没有工资上的性别差异的话，女性可能会从同样的清洗树胶和树脂工作中获得高于现在32%的收入（世界经济论坛，2016）。同时也逐渐出现这种担忧，即在正规部门新兴林业和采伐活动发生时，女性会由于没有足够的保障而失去对森林的获得权（Veuthey和Gerber，2010）。国家主导的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REDD+）的项目有可能为女性提供其他就业和收入的机会，并且考虑到她们与森林的密切关系，女性具备有助于落实REDD+政策的知识、技能和经验（Setyowati，2012）。

林业教育项目中女性人数

改善林业教育可以对林业部门乃至全社会的性别平等产生重大影响。因为林业教育传统上是男性主导的，所以实现性别平等有很多机会，也有很大空间。林业教育中的性别平等可以直接为SDG5具体目标5.5做出贡献，促进妇女在公共生活中全面和有效的参与。

在世界范围内，森林具备潜力通过增强权利、增加收入和就业以及借助发展组织提供的技能培训项目来对女性赋权。但是，女性在林业教育项目的注册率仍然保持较低水平：比如，在1985Ð2001年间仅有87位女性学生（同期499位男性学生）从肯尼亚莫伊大学林业系毕业（Temu等人，2008）。

林业课程内容和毕业后的总体就业环境对吸引女性学生选择林业教育起着决定的作用。随着女性务林人员对普遍存在的性别成见进行挑战的意愿日益坚定，有需求培养更多的女性务林人员（Christie和Giri，2011）。此外，大学和学院应当将性别议题纳入教学内容，在学科认证中对有性别敏感性的专业给予优先 （粮农组织，2006）。

按性别细分，农业总人口中对森林用地拥有所有权或有保障的权利的人口比例；按土地权属类型细分，森林用地所有人或权利所有人中妇女所占比例

在农村地区，许多人的生计依赖森林、树木和农业。尽管在许多国家大多数农地为私人所有，森林却常常归国家或社区所有。因为各利益相关方存在不同的利益，所以关于森林获得权的问题争议很大。依靠农业、森林和树木为生的男人和女人需要合理的、受保护的对土地和/或产品的权属。这一主题指标评估了按性别细分，农业总人口中对森林用地拥有所有权或有保障的权利的人口比例；以及按土地权属类型细分，林地所有人或权利所有人中妇女所占比例。近年来，一些林权改革旨在将国有森林权下放到地方社区，尤其是在亚太地区、非洲和拉丁美洲。全球来说，15亿本地和土著居民通过基于社区的产权获得了对森林资源的有保障的权利，这些地方团体管理着世界森林的18%（RRI，2015）。这是一个在发展中区域促进女性平等享受森林和相关土地的重要机遇。

在许多情况下，女性通过基于社区的权属获得林地的权利，所以社区林业常常被视作改善女性权利的平台。文献研究表明，这样的权力下放林业政策改革为妇女参与林业决策提供了制度空间，而该空间从前由男性占绝对主导地位（Colfer和Capistrano，2005）。许多关于女性对林地权属的研究以亚洲为关注点（Mai等人，2011）。比如，一项关于中国林业改革的研究表明，35%的取样家庭认为女性比改革前对林业科技拥有更多的获取权（世界银行，2016a）。插文14展示了来自尼泊尔的更详尽的信息，在那里女性通过基于社区的权属系统极大地改善了她们对森林的权利。

具有为妇女拥有和控制土地和森林提供保障的法律体系（包括惯例法）的国家占所有国家的比例

从法律上将女性对土地和森林的权利正式确定下来，对推进落实性别平等非常重要，因此应当对拥有此类法律的国家的比例加以密切关注。因为习惯法逐渐被成文法取代，所以为了估计它们对性别平等的影响，需要特别关注这些成文法律的条款。但是，国家成文法律不一定全部取代习惯法，后者可能继续实施，并在即使有正式法律框架支持的情况下仍有可能限制女性权利。

一项报告表明，15个国家中女性缺乏平等的财产所有权，34个国家中女儿没有平等的继承权，35个国家寡妇不具备平等的继承权，90个国家中传统习俗阻止女性对土地的权属（Landesa，年份未知）。粮农组织的性别和土地权利数据库[7]是另外一个有用但不完整的信息来源。比如，它提供了无论婚姻类型如何，26个国家在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法律承认在土地所有权和控制权上性别平等的信息。这一数据库还展示了不同形式的法律安排，包括国家宪法、法律甚至继承法，这些都有助于确保土地和林权上的性别平等。另外，该数据库还提供了阻碍或尊重女性土地权利的宪法和法律信息。

SDG6
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引 言

森林和树木是水循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调节泾流，支持地下水补给，通过蒸腾作用为云形成和降雨提供贡献。它们也充当着自然过滤器，净化水和减少土壤流失及水体中的沉淀物。根据《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5），世界可获取的淡水超过75%来自有林水域；超过半数的地球人口依赖这些区域获得用于家庭、农业、工业和环境的水资源。因此，森林和树木提供的与水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对于支持地球生命至关重要（图3）。

由于森林复杂的本质，它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  尤其是与水相关的服务  常常被人误解、低估，因而被忽视。森林与水的关联直接为可持续目标洁净水和卫生（SDG6）、支撑水下生物（SDG14）和维持陆地生物生命（SDG15）做出贡献。但是，它也间接地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SDG2）、应对气候变化（SDG13）、为可持续城市和社区提供福利（SDG11）以及支持支付得起的清洁能源（SDG7）等目标做出贡献。由于妇女和女童常常承担着取水的责任，所以与水相关的调节性生态系统服务对实现性别平等（SDG5）非常重要，因为这些服务影响水的供给；据估计，妇女和女童合起来每天花超过2亿小时的时间来取水、运水（联合国儿基会，2016）。旨在调节泾流和补充地下水的恢复退化土地和保持森林，有可能改善水资源的可获性，减少取水所用时间。在做森林经营决策（如树种选择）时，考虑与水相关的生态服务非常重要，应当确保可持续和负责任森林经营，从而减少水足迹（为SDG12做贡献）， 也因此改善人们民生和抵御力，同时保护维系他们生存的环境。

森林与水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绝对地断言森林提供水，或者下结论说森林减少水供给，都不够严谨。森林与水的关系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但不局限于范畴（空间和时间）、物种、坡度、土壤、气候和森林经营活动。树木和森林利用水来生长，因此速生树种需要更多的水（Gilmour，2014；Filoso等人，2017）。树木也通过蒸腾作用将水分释放到大气中，随后形成当地或更多时候是该地区的降水（Ellison等人，2012）。森林经营因此对水质和水量同时具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树种、地点、分布、栽植密度以及其他因素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需要指出的还有，在一种情形下正确的并不一定意味着在其他情形下也正确。比如，来自温带和亚热带地区的研究结果有时被错误地用于干旱热带地区，想当然地假设干旱地带树木具备干燥效应影响了实际操作和政策（Tobella，2014）；但是，近来的研究发现，干旱地的树木和生态系统能够改善土壤蓄水能力以及地下水的补给（插文15）。

可以说的是，土地用途或管理方式的改变，有可能会从水质和水量对水文产生相应的变化。理解森林经营和景观管理对水的影响  包括再造林、造林和森林恢复  以及如何最大化利益或最小化对水供给的负面影响是实现SDG6的关键，同时也间接地为其他SDG做出贡献。

量化森林和树木如何为SDG6做出贡献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明确认定了森林与水之间的关联在实现洁净水及卫生（SDG6）和维持陆地生命（SDG15）方面的重要性，这为改进我们制定有关森林和水的政策，以及对森林和水的管理提供了动力。但是，目前还没有指标可以用来监控森林经营或景观管理与水之间的关系。

SDG指标6.6.1衡量的是“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范围比例随时间的变化”，考虑了被植被覆盖的湿地在空间上的不同，因此包括两种森林类型  沼泽森林和红树林  它们都永久性或季节性地被水淹没。指标6.6.1中生态系统的范畴较为局限，主要是由于期望其他SDG和指标会涉及“其他”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 （联合国水机制，2017）。

为评估森林对这一具体目标的贡献，需要考虑森林是如何提供与水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的。至少地，需要考虑的其他森林类型应当包括云雾森林、河岸林、泥炭森林和旱地森林，这些都对与水相关的生态服务来说尤为重要。

全球主要流域内林木覆盖率随时间的变化

这一指标的提出主要考虑到森林和水资源并不受政治边界限制，所以重要的是考虑自然边界，即流域及其状况。

粮农组织将世界分成230个流域（粮农组织，2011b）。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的全球森林观察  水资源数据（WRI，2017a）显示，2015年这些流域平均林木覆盖率为28.8%。历史上[8]，据估计这些流域平均林木覆盖率为67.8%，但是在2000年时它们仅为30.7%。约38%的流域在2000年前林木覆盖减少了50%，截至2014年减少了超过40%。在2015年前林木覆盖减少超过50%的流域中，88%存在中度至极高的土壤流失风险，68%具有中度到很高的森林大火风险，48%具有中度到很高的基准水分胁迫（BWS）的风险[9]。图4展示了随着林木覆盖的减少，在土壤流失和BWS上的变化。

随着林木覆盖的减少和森林状况的退化，由于土壤流失增加和土壤退化加重，也导致水质的恶化。此外，与自然灾害（如洪水、森林大火、山体滑坡和风暴）相关的风险也相应增大（Qin等人，2016）。在一些情况下，林木植被的减少还影响了水的供给，尤其是在天然林被转变成使土地退化和/或导致土壤板结的其他用途时，降低了土壤渗透、水蓄积能力和地下水补充（Bruijnzeel，2014；Ellison等人，2017）。

超过三分之一的世界最大城市从被保护的森林获得其饮用水的一部分，这些城市包括纽约、维也纳、波哥大、东京和约翰内斯堡，总共拥有3.66亿居民（联合国，2016），而且人口还在继续增长 Ñ（Dudley和Stolton，2003）。一项研究估计，北京森林的水保护价值约为6.32亿美元（Biao等人，2010）。如果将依靠来源于没有得到官方正式保护或指定为水源地的森林的水为生的城市人口也包括进去的话，依赖森林取水的城市人口会显著增加。如有关SDG11的小节（讨论森林和树木对城市的其他益处）所述，城市人口预期将会在2050年达到世界人口的60%（联合国经社部，2014）。因此，需要考虑由于城市中心扩张而引起的对周边环境的压力，尤其是被森林覆盖的流域，同时还应认识到森林作为自然基础设施，在城市水及能源供给和灾害风险管理上的支持（插文16）。

以保护土壤和水资源为主要管理目标的森林所占比例

该衡量指标的目的在于利用各国以保护水及/或土壤为目的的森林的数据来评估森林对SDG6的贡献。

根据《全球森林资源评估》（FRA）（粮农组织，2015a），25%的世界森林以保护土壤和水为管理目的（图5）。[10]这主要是由于以水土保护为目的森林在中美洲和北美具有较高比例（71%），在亚洲比例（33%）也不低。其他区域居于世界平均值之下，包括欧洲，那里绝大多数森林为私人所有，所以管理的优先重点不得而知或未得到报告。北美的高比例主要归因于该区域森林最大的两个国家，即加拿大（91%）和美国（68%）。美国国家林务局（USFS）报告，该部门管理着该国最大的水源地，超过1.8亿美国居民的饮用水依赖森林（USFS，2017）。

在过去25年中，以水土保持为管理目的的森林在全球有所增加，大多数的区域都呈现增长的趋势，非洲和南美例外。与森林类型联系起来的话（图6），寒带和温带森林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而亚热带  和热带（尤为突出）Ñ 森林有所下降。

所有的森林以及森林以外的树木都对水文有影响，但是热带和亚热带森林的流失对水文的影响尤为重要。近来的研究表明，热带和亚热带森林充当着巨大的大气水分输送机的角色，提供了影响地区云量和降水的全球循环系统（Ellison等人，2017）。在亚马逊盆地，这一效应被成为“飞着的河流”。一项研究发现拉普拉塔河盆地超过70%的降水来自亚马逊森林（Van der Ent 等人，2010）。同样，这些巨大、绵延的热带森林的大规模丧失也与地区降水减少息息相关（Fearnside，2005； Nobre，2014；Ellison等人，2017）。

包括加勒比、北美、北非、南亚和东南亚、西亚和中亚在内的许多分区域报道其约30%或更多的森林以水土保持为经营目的。13个国家报告其全部森林是以水土保持为主要管理目的的（插文17），这些国家全是岛国、山地或干旱地。换言之，全部是易受外部波动影响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森林充当着保护其不受自然灾害影响和/或提供优质水的角色。

一些国家还报告主要以净化水、控制土壤流失和沙漠化、稳固海岸和/或控制雪崩为管理目的的森林面积（粮农组织，2015a）。例如，在奥地利，7%的森林以净化水为主要经营目的，而另外的30%用于控制土壤流失（粮农组织，2015a）。图7显示了全部森林面积比例，并着重强调了将这些目的列为重点的国家（除控制雪崩外，该管理目的仅存于塔吉克斯坦和瑞士，分别占各自森林的14%和7%）。对全球而言，约9.5%的森林以水土保持为主要管理目的；约2%的森林用于净化水，而用于稳固海岸和控制土壤流失的森林各占1%。

SDG7
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引 言

森林和树木通过提供烹饪、取暖和工业生产（包括发电以及热电联产）所需木质能源，以及保护用于水力发电的流域来实现对SDG7的贡献。这些贡献与SDG2（由于木质能源帮助人们获得粮食安全）、SDG3（由于木质能源产生影响健康的空气污染）、SDG5（由于女性在收集和使用木质能源中的角色）、SDG6（由于水供给量对水力发电的影响）、以及SDG15（由于来自森林的木质能源数量巨大）都紧密相关。

量化森林和树木如何为SDG7做贡献

用木质能源作为能量来源的人口比例

木质能源为全世界24亿人口（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提供最基本的能源服务，在确保每人拥有支付得起的、可靠的现代能源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粮农组织，2014）。图8展示了依赖木质能源烹饪的家庭所占比例。但是，木质能源不仅用来烹饪和为饮用水消毒（有关SDG2的小节重点讨论），而且还充当着更广泛的能源来源，包括为房子供暖以及工业规模的木质生物质发电或热电联产。木质能源的可供量、获取、是否支付得起和可靠性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在资源缺乏的时候或突然失去传统能源供给的时候（如自然灾害或人道主义危机）， 充当着提供基本能源服务安全网的角色。目前，超过6500万被迫离开家园的人们（国内或国外）极大地依赖木质能源（粮农组织，2017c）生存。

木质能源因此也常常被认为是最价廉和可靠的能源，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低收入人群以及受自然灾害和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的人群来说。尽管与用木质能源烹饪的人口相比数字要低得多，但是据估计至少有另外8850万人（主要是在欧洲，在北美也有）利用木质能源作为他们主要的取暖能源。包括木质颗粒和木片在内的木材，可以直接燃烧或者通过在炉灶中燃烧加热水来实现供暖，有时也是地方区域供热网的一部分。

木质能源也以木质颗粒的形式用于工业化规模的使用（也使用木片，但较少），旨在发电或热电联产中取代煤和其他化石燃料。全球木质颗粒在近年来发展迅猛，2015年达到2800万吨，自2012年起每年以约10%的年平均增长率增长（粮农组织，2016a）。但是，关于大规模使用木质颗粒对气候产生的影响仍然存在争议，尤其是在考虑长途运输能耗之后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净影响（Brack，2017；国际能源机构生物能源，2017）。利用以木材为原料生产交通用液体燃料的科学研究仍然在进行中，比如生物柴油或纤维素乙醇。

广泛利用木质能源进行烹饪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于其产生的室内空气污染，主要源于简陋的炉灶效率低、烟排放大，可被视作为一个主要的健康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超过400万的早产儿死亡原因归结为接触到因使用燃烧固体燃料而产生的室内空气污染（世卫组织，2016），减少对这些风险的接触应当是确保实现所有人拥有现代化能源服务的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目标可以通过鼓励使用燃烧更清洁、更有效的现代炉灶来实现。尽管天然气和电常常被视作更为“现代”的能源，但是木材如果在适宜的装置中燃烧的话也能够提供清洁能源。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生物质能源不需付出成本，同时由于不存在其他可替代的能源的输送渠道或者无烟炉灶，所以据估计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拥有获得清洁烹饪设施的渠道（国际能源机构和世界银行，2017）。

这些针对传统炉灶对健康和环境影响的担忧促成了一些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上的努力和项目。其中包括全球清洁炉灶联盟（GACC）， 它是一个由联合国基金会主办的公私协作组织，据估计在2015年分发了1300万个清洁、高效的炉灶[11]（GACC，2016）。考虑到24亿使用木质能源的人口（约5亿户家庭），需要显著增加清洁炉灶的分发才能实现所有人都拥有安全烹饪设施这一目标。

一个广为采用的改善木材作为能源使用的操作是将其转变为木炭（具备比薪柴更高的单位重量发热值），这样在燃烧的过程中燃得较慢，产生较少的烟。2015年全球木炭产量据估计为5200万吨，相当于17%的原木采伐量。大多数木炭产于非洲（62%），美洲次之（19.6%）， 然后是亚洲（17%）。由于人口增长、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以及与其他能源相比较为价廉，所以全球木炭消费持续上涨。在过去10年中，消费增长了约20%，在过去的2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粮农组织，2017d）。木炭的国际需求和洲际贸易也对全球木炭生产量及其地理分布产生了影响。例如，来自查塔姆研究所的资源贸易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木炭贸易达260万吨，主要木炭出口国有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缅甸、纳米比亚和波兰（Chatham House， 2017）。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东南亚和南美洲等木炭需求旺盛的地方，木炭生产对森林资源造成压力，也加剧了退化和毁林，尤其是在森林权属不明晰的情形。加之，发展中国家木炭生产多数采用转化率仅为10-22%的简陋技术，而较为先进的技术可以使转化率达到30%以上（粮农组织，2017e）。

所以，木质能源为提供能量做出主要的贡献，而且对世界众多贫困人口和处于脆弱状况的人群来说至关重要。但是，需要采取一些行动来使其使用不至于损害其他SDG的落实，比如SDG3（通过烟对人们健康的影响），或SDG15（通过木质能源需求的增加产生对森林资源的影响）。

木质能源在所有终端再生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

能源是森林和森林以外树木的主要用途。每年，全世界约50%采自森林的原木（约18.6亿立方米）作为能源，用于家庭用烹饪和取暖、小型工业生产活动（如制砖和加工茶叶）以及发电（较小比例）。如图9所示，原木能源占总能源的比例因地区不同而异，非洲达到90%，亚洲为60%。全球约40%的木质能源消耗在亚洲，36%在非洲，17%在美洲，8%在欧洲（粮农组织，2017d）。

粮农组织估计，木质能源占世界总初级能源供给[12]的6%（2011年数据）。在非洲，木质能源占总初级能源供给的27%；最高的地区有中部非洲（70%）、东非（65%）和西非（30%）， 在南部非洲（11%）和北非（9%）较低。总的来说，木材为29个国家提供了超过一半的全国初级能源，其中22个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粮农组织，2014）。

木质能源也是全球可再生能源供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图10展示了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消耗[13]所占的比例，2015年为19.3%。其中，“传统”生物质能源  包括农业剩余物和动物粪便以及木质能源  占9.1%（REN21， 2017）。如前面所述，木质能源也通过发电和辅助发电为生产可再生能源做出贡献。

图11显示，世界生物质能协会估计木质能源占所有生物质能比例超过87%。其中，67%来自薪柴，7%来自木炭，6%来自回收木，5%来自木材工业剩余物，1%来自森林采伐剩余物，还有1%来自纸浆和造纸工业黑液（WBA，2017）。

据粮农组织估计，木质能源相当于世界可再生能源供给的40%左右，与太阳能、水力发电和风力发电的总和大致相当（粮农组织，2017c）。这一数据有力地证明了来自可持续来源的木质能源可以为世界可再生能源组合做出贡献。

坐拥5310亿立方米活立木（粮农组织，2016a），世界森林包含着巨大的能量。这相当于1420亿吨石油当量，有趣的是这约为每年全球初级能源消耗的10倍。[14]当然仅限于建立在可持续使用的基础之上。

森林也通过水力发电为可再生能源做出贡献。如图10所示，水力发电占全球能源消耗的3.6%。它占全球发电量的16.6%，以及全球可持续能源发电的68%（REN21，2017）。仅次于生物质能源，水力发电是第二大可再生能源。如有关SDG6的小节所述，森林与水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联。森林通过影响降雨模式、调节水流和减少土壤和泥沙流失对水力发电产生影响。一些研究表明，针对水土保持的可持续森林经营可以减少高达44%的泥沙流失量（Vogl，2016），延长了水利发电设施的经济寿命（Arias，2011）。因此，水力发电成功与否取决于流域上以及区域内森林的状况（Stickler，2013）。

SDG8
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

引 言

森林及其价值链对可持续经济增长、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有体面的工作至关重要，对偏远地区尤其如此。量化和解决非正规林业部门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在最迫切需要的地方增加体面工作而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林业产业仍然以高度非正规、中小企业数量多以及家庭劳力为主要特征，通过增加就业和改善就业岗位质量能在改善工作条件和减少贫困上起到重要影响。全世界来说，据估计中小型林业企业数目约为4500万，包括非正规企业（Shackleton等人，2011），其约占森林部门的80-90%。[15]

SDG8也与减少贫困（SDG1）密不可分，由于它关注就业质量，是长期贫困的潜在特征之一。而且，改善依赖森林生存的社区民生可以减轻对自然环境的压力，从而有助于为实现SDG15（陆地上的生命）做出贡献。

具体目标8.3和8.9用来展示林业部门可为实现SDG8做出贡献的潜力。通过指标8.3.1 （“按性别细分，非正规就业在非农就业中的份额”），具体目标8.3涉及林业产业的重要问题。具体目标8.9非常重要，因为基于森林的可持续旅游为改善生计和森林的可持续经营提供了机遇。

量化森林如何为SDG8做出贡献

林业部门中正规和非正规就业人数比例

将非正规经济以及相关的就业纳入SDG8的衡量指标非常重要，因为发展中国家超过半数的劳动力以非正规的形式参加就业。非正规就业以许多方式与自然资源产生关联（Benson等人，2014），因此也与环境相关。以非正规就业形式获取收入的人口比例因区域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比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非正规非农就业占总就业的66%，在北非占52%。[16]全球林业数据有限，并且尽管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分性别记录了62个国家非正规就业的比例，但是没有全球总和的数据。据估计，尽管男性对总附加值（GVA）的贡献更高，这与他们收入一般较高相一致（Agrawal等人，2013），但女性比男性更常参与非正规部门活动。一种估计非正规林业就业的方法是，利用与“自雇”劳动者相关的生产数据。在低收入国家，比较数据可以发现在自雇就业的普遍性与非正规部门活动的普遍性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例如在印度尼西亚，43%的劳动力是自雇的劳动者，非正规就业占全部就业的73%。将从这些关系得到的比例因子用于44个国家的数据显示，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口约为正规部门就业人口的1.63倍。但是，这一估计非常有可能低估了实际值，因为它仅仅考虑了务林和采伐子部门，并没有包括木炭生产。

即便缺乏关于非正规林业部门的量化信息，许多案例研究（插文18）都表明了它的重要性以及对实现具体目标8.3的贡献。

自然旅游对GDP和就业的贡献

这一主题指标的原理在于相当比例的陆地自然旅游极可能发生在森林或包括森林生态系统的景观之上。尽管与此相关的数据非常有限，案例研究表明，森林可持续旅游在一些国家有潜力为经济做出显著贡献。

据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WTTC）估计，2016年旅游和旅行占世界就业岗位的10%以及全球GDP的10.2%（WTTC 2017）。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 2011）报道，女性占旅游行业就业人口的绝大多数，WTTC还预计旅游行业会在未来10年内以每年3.9%的增长率继续增长。

尽管具体的份额不为所知，但是一些研究机构估计生态旅游是世界许多地方在旅游市场中发展最快的一个板块（国际养护组织，时间未知）。考虑到这点以及WTTC的预测，自然旅游极具可能为SDG具体目标8.9做出更大的贡献。

另外还有一些关于陆地保护区（PA）旅游者直接消费的信息。根据51个国家超过500个保护区的统计数据，2014年全球这些消费达到6110亿美元，各区域间差异显著（Balmford等人，2015）。表3总结了这些结果，分区域显示了旅游GDP的数据（WTTC，2015和2017）。尽管这些数字来自不同出处，因此不具备直接可比性，但有趣的是，与其他区域相比，旅游者消费支出与旅游GDP的比例在非洲和北美相对较高。

来自芬兰（插文19）和哥斯达黎加（插文20）案例研究显示了一些国家与森林相关的旅游的经济贡献。

SDG11
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

引 言

尽管城市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不足3%，但是它们占78%的碳排放，60%居民用水和76%的工业用原木消耗（Grim等人，2008）。在2016年，超过54%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中，预计在2030年会升至60%，每三人中有一人住在居民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中（联合国，2016）。与气候变化相伴随，加速的城市化逐渐威胁着城市满足城市居民需求的能力。针对这一问题，SDG11呼吁各国“建设包容、安全、有韧性的可持续城市和人类住区”。城市及其边缘地带森林（UPF）如果得到正确地计划和管理，由于其对城市居民生计和身心的积极影响，可以为SDG11做出有价值的贡献。这里，UPF定义为“包括地处城市内或城市边缘地带的所有林地、树群以及单个树的网络或系统”（粮农组织，2016b）。为了充分实现其对城市和其他人类住区的价值，UPF的设计、计划和管理应当充分地整合到城市规划的早期阶段，而且应当提供充分的财力资源以保障计划的监控和顺利实施。

现有一些工具可以用来量化UPF的效益。其中最为优秀的工具之一就是美国林务局开发的Òi-Tree Eco”。如插文21所示，它可以用来评估城市森林和树木的构成，进而对它们的许多效益以货币的形式进行量化（Nowak等人，2007）。

量化森林和树木如何为SDG11做出贡献

含有自然元素的文化遗产地中有林木覆盖的场所所占比例

尽管缺乏全球数据，但是衡量这一主题有助于表明公共权威机构、私有部门和民间社会如何可以为含有自然因素以及树木在内的文化遗产地的保护和维护提供支持。

但是，这一主题指标不能衡量的是处于开阔或绿色地带的UPF所提供的广泛的社会文化和环境服务，因为很难以一种全球可比的方式量化这些服务。城市森林和树木能够通过增强社区归属感、为娱乐和体育活动提供场所、增进周边环境的美感、激发艺术表现和促进当地旅游等方式而为保护城市当地文化和自然遗产做出贡献。城市森林和树木在一些文化里也具有宗教的价值。

UPF还是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的栖所，有可能包含之前存在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残余。城市内及其周边广泛存在并且还在逐渐增多的自然保护区可以体现城市森林和绿地对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的贡献。例如，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开阔地带，约有20万株树木，形成了互相联系的富含生物多样性的马赛克景观，为140种鸟类、34种哺乳动物、60种鱼类和6种青蛙和蜥蜴类动物提供了居所（联合国环境署和持续发展地方政府，2008）。

所有这些社会、人文和环境效益可以为极大地改善市民民生做出贡献，帮助他们树立归属感，密切他们与他们所在城市之间的关系。如果具体目标11.4可以将这一贡献更明确化的话，可以鼓励当地旨在优化UPF管理的努力，使其作为当地自然和社会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通过研究世界遗产地（WHS）甄选指标里使用这些词语的频率及其描述和管理信息，我们分析了树木、森林、花园、公园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对城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的贡献。如表4所示，这些自然或绿色部分被视作构成许多城市世界遗产地价值的一部分。

比如，在三个城市的世界遗产地，林木覆盖作为评估的一部分：澳大利亚的Carlton花园，巴西的Olinda历史中心，和意大利的Caserta宫殿。Carlton花园林木覆盖率为65%，Caserta宫殿为63%。在对其描述的文字中，教科文组织明确将不朽的Caserta宫殿景观形容成“出色地将一个杰出的宫殿与其公园和花园以及自然林地巧妙地结合起来”。同时，在巴西Olinda历史中心，林木覆盖率约为70%（图12）。

被保护地带面积的变化

关于这一主题衡量指标的信息源自城市内及其周边被保护地带增加的程度，利用的是世界保护区数据库（见“附件”）。图13以地图的形式展示了过去的15年内许多国家中被城市保护区覆盖的面积显著增加。

插文22以巴西里约热内卢为例，展示了城市被保护地带在为城市提供关键的生态系统服务和为城市居民提供感受自然的机会所体现的价值。

居所15分钟步行距离或500米内存在至少1公顷公用绿色空间的人群占总人口百分比

通过强调拥有绿色空间的重要性，这个为具体目标11.7设计的主题指标有助于加强为改善民生而向市民提供有质量的绿色空间的公共服务的力度。需要为城市规划设定绿色标准，尤其是在城市化进程迅猛和绿色空间流失的地方。

绿色空间包括具有草和树木等自然植被的地带，也包括较少经营管理的地方，如林地、自然保护区以及一些人造的场所（Lachowycz和Jones，2013）。有林绿色空间经常比灰色开阔空间或无林绿色空间具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和环境价值。通过明确化一个地方的特征，城市中的树木和森林可以改善该处环境的多样性以及居民对当地社区的归属感，居民们可以从周边中发现自我。公共街道上的树木也被证实有助于减少犯罪的发生，从而增强了开阔和绿色空间的安全性。美国巴尔的摩市的一项研究表明郁闭度每增加10%，犯罪率相应地减少12%（Troy、Grove和OÕNeil-Dunne，2012）。一个城市的树木郁闭程度应当被视为一项衡量开阔地带质量的重要参数，并为与计划、设计和管理相关的决策提供信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将树木郁闭度定义为“植物枝叶自然伸展最大外围周边在地面上的垂直投影面积占地表面积的百分比”（IPCC，2003）。除了插文21所述Òi-Tree Canopy”这一工具之外，ÒCollect Earth”也可用于估计城市中和周边林木覆盖状况。[17]

拥有绿色空间非常重要：改善对城市绿色空间的拥有状况可以提高其使用，相应地优化其为居民提供的益处（Cohen等人，2007； Roemmich等人，2006）。拥有城市森林和树木为一系列可能的活动提供了机会，许多不同类型的用户均可从中获利。比如，研究表明居住在拥有较好绿色空间地方的儿童与那些没有或仅拥有有限空间的儿童相比，肥胖率会低11-19%（Dadvand等人，2014）。许多因素  如距离、分布、地形以及空间的质量  都会影响到居民对一个空间的拥有性：仅仅计算人均城市公共空间面积是不够的。对城市开阔和绿色空间的拥有常常并不是平等的，较为富有的区一般具有更多、更优质的绿色空间。关于拥有性，有许多不同的定义。欧洲环境署（EEA）定义，如果一个绿色空间处于一个人居所15分钟步行距离（约900-1000米）之内的话，那么可以界定该居民拥有此绿色空间（意大利环境研究所，2003）。在美国，四分之一海里（约400米）被界定为人们愿意步行至一个绿色空间的平均距离（Boone等人，2009）。在英国，自然绿色空间标准建议“一个人的居所不应当离最近的大于2公顷的自然绿色空间超过300米”（自然英格兰，2008）。2017年，莱布尼茨生态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所提出了一个衡量德国城市为市民提供城市绿地/森林空间上状况的方法（Grunewald等人，2017）。如图14显示，该研究分析的结论表明，75%的德国居民目前拥有足够的绿色空间。

SDG12
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引 言

林产品的可再生性、资源使用效率以及负责任采购与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的概念不谋而合。木制品较高的资源使用效率和长久性以及NWFPs的负责任采集，可以减轻生产对环境的负担以满足不断增长世界人口的需求。林产品负责任生产和消费的方式就在身边。比如，如果与其他废品分离的话，纸及木制品可以回收使用。回收木制品和纸制品减少了对原木纤维的需求。

林业产业同时也生产了可以替代化石能源和产品的第二代生物能源和生物材料。它提供了用木材废料和剩余物制成的可持续包装材料，包括食品包装。木制品行业的技术革新也在改善资源的生产力。木材剩余物被广泛用于制造人造板，包括碎料板和其他现代复合材料。工厂可以将生产中的副产品转化成能源、新的原材料、生物质燃料，或者从造纸污泥中回收而得的矿物质（CEPI，2014）。如有关SDG7的小节所述，可以利用木质剩余物生产清洁能源。

但是，只有伴以消费方式以及家庭和政府支出方式上的积极改变（比如通过更负责任的公共部门采购政策），可持续生产才有可能真正成功。全世界范围内，林业部门提供了无数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的例子。这些包括制定鼓励建筑中使用木制品，与其他利用混凝土、钢或砖构造的建筑系统相比，制造木制品的过程中能量消耗较少（Upton等人，2008）。木材可以更多地用于建筑，不仅仅是用于居民住宅，而且也可以用于其他结构（如桥梁），尽管这有可能会受到限制，因为有些建筑制度没有明确允许木制品的使用，也可能会受到一些保险条款的限制。虽然在一些国家有积极的迹象，在世界范围内建筑上的木材使用仍然没有明显的增加。2013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正式启动了一个行动计划，对所有的材料进行生命周期分析，旨在为制定绿色建筑标准做出贡献（欧洲经委会-粮农组织，2016）。木材也可以更多地用来生产传统石油产品的替代品。作为例示，插文23展示了挪威的一个案例。

量化森林和树木如何为SDG12做出贡献

世界人口在2050年预期将达到98亿，人均收入将是现在的三倍。这将促使增加对包括木材在内的许多自然资源的攫取，同时也会产生更多的废物（OECD，2016）。更有效地利用木质原料（包括木材剩余物和废物）可以满足这一需求 ÑÒ减少投入，加大产出ÓÑ 对于实现资源利用更有效、循环流畅的生物经济至关重要。因为资源使用有许多不同的特点，所以仅用一个指标不能衡量可持续消费和生产（SCP）的各个方面，但是这里提出的主题指标可以作为一个代用标准来追踪林产品产业资源利用效率的进展状况。

全球工业用原木产量指数与全球工业用锯木及人造板产量指数的比较

为了显示林业部门对木材有效使用的进展状况，全球工业用原木产量指数与全球工业用锯木及人造板产量指数的比较被选作评估木材利用率以及木材加工行业基本资源的使用状况。全球生产量被假设与全球消费量相等。在过去的50年间，作为官方统计，一直保持收集这些相关数据，以反映自1970年以来全球林产品部门的进展状况。因为这些指数与年产量相关，易于解释、衡量以及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监控其发展趋势。

图15显示，尽管在1970-1999年间全球原木产量年增长与锯木和人造板产量的增长保持一致，但是随后锯木和人造板产量有着迅猛增长。2000到2015年，锯木和人造板产量每年增长8.2%，而原木每年仅增长1.9%。木材利用率的改善归结于人造板产量的增加；作为一种高效利用木材的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每单位产出所需原材料要少10-20%。一立方米锯木需要约1.9立方米原木，而一立方米人造板（如碎料版和纤维板）需要1.5-1.7立方米原木（欧洲经委会-粮农组织，2010）。

除了木材加工过程产生的废料和剩余物之外，消费后木质也可以用作原材料来生产一些类型的人造板（粮农组织，2017d）。消费后木质原料来源于拆卸废料和包装，如图16所示，在过去的10年中，欧洲碎料板产业回收木料占所有木材消费量的比重翻了一番，达到30%，节约了相当于1500万立方米的原木。

全球锯木和人造板人均消费指数

人均林产品消费量表明了用来满足最终需求的原材料数量。图17和图18表明在2000到2015年间，人均人造板消费增长了80%，而锯木消费保持大致稳定。这反映了自2000年以来，全球林业部门通过提倡推广取代锯木的人造板而实现更为有效率的生产，同时也是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粮农组织，2017d）。

废纸回收率（百分比）

废纸回收率是反映造纸行业中资源利用效率的一个良好范例。它衡量的是回收或再用的废纸和纸板占国内总消费量的比例。图19显示了回收纸收集的增加，图20显示废纸回收率翻了一番，从1970年的24.6%增加到2015年的56.1%，表明现在大多数的纸制品经历回收的过程（粮农组织，2017d）。但是，这一比例因区域而异，表明对一些国家来说存在着显著的改善空间。监测这一指标的趋势，尤其是在区域和国家层面，可有助于了解纸业行业在实现SDG12上的进展情况。比如，如果全球废纸回收率升到66%的话，这将会每年减少1.53亿立方米原木（相当于世界工业用原木产量的 8%）的需求，减少对森林的压力。

取自认证森林的工业用原木比例

森林认证和自愿行为守则是促进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的关键工具。因为有许多不同的机制和自愿方式旨在监控和核查木材的可持续性，用来自不同来源的认证和取材数据来衡量全球的进展状况是不可行的。鉴于两个体系在全球的影响范围，所以选择了用每年认证的全球木材产量所占比例作为替代标准，这些认证经FSC和/或PEFC验证。可持续生产的木材的实际数量取决于这一指标的数据质量、认证体系的精确度以及验证过程的严密性。

FSC和PEFC提供的数据显示，林业产业在过去的一些年间在改善可持续性上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取自可持续经营森林的木材也在增长。

据粮农组织数据显示，在2017年，经FSC认证的森林年木材产量为4.27亿立方米，占全球工业用原木产量的23%，全球原木（包括薪柴）产量的11%（FSC，2018a、2018b）。这些数字来自基于经第三方验证的所有有效的FSC森林管理证书的公开报告。在1509份FSC证书中，1138份报告了木材生产量，其余的371个基于森林类型和面积做出了估计。建议采用+/-5%作为误差估计。

根据PEFC，2016年经FSC和PEFC同时认证的木材总量为6.89亿立方米原木，占全球工业用原木产量的38%（PEFC，2017）。PEFC的计算考虑到被双方同时认证的世界森林。这指的是供给链中经认证的投入，而不是加工后进入市场的经认证的最终产品。

近年来，为响应全球消除毁林和森林退化的呼吁，与一些商品相关的零毁林承诺有所增加。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自愿承诺将毁林从其供给链中剔除，多数是大型消费品公司、零售商和银行。森林趋势供给变化计划倡议的一项研究表明，零毁林承诺从2016年的579个增加到2017年的760个，有承诺的公司总数从566个上升到718个。这些承诺包括计划采购认证林产品，取得可持续生产证书，或两者同时兼有。森林认证经常作为工具用来监控实现零毁林目标的进展（Donofrio等人，2017）。

在对NWFP生产的认证上也有相应的努力。其情形要比木材认证复杂，主要是由于产品种类多、用途不同、季节性、不受保障的采集权（Corradini和Pettenella引自粮农组织，2017f）。NWFP存在于许多认证体系，包括FairWild标准（插文24）、PEFC、FSC、有机和公平贸易、雨林联盟、可持续野生药用和芳香型植物采集国际标准（ISSC-MAP）、原产地证书等人，因而使得获得全球统计很难。另外，与木材相同，认证只是可持续性的一个指标。过去几十年研究证实了统一的衡量标准效果并不佳：虽然一些NWFP也许面临过度采集的风险，需要更严格的采集标准，而另外的一些可以在不损害资源基础的情况下进行采集，因此需要比较宽松的管理手段（Laird等人， 2011；Norvell，1995；Pilz等人，2003；Egli等人，2006）。

实施可持续木材公共采购政策的国家数目

国际上消除毁林、森林退化及非法和非可持续木材生产的行动促成了公共木材采购政策的实施。截至2014年，已有21个欧洲国家和六个欧洲以外国家采用公共木材采购政策，包括合法性和/或可持续性的标准。尽管这些政策在设计和实施程度上有时不同，但是它们都促进了对认证合法和可持续木材的需求，通过正面影响森林管理来帮助实现国际承诺和公约（Brack，2014）。

一项促进合法性木材使用的举措就是森林执法、管理和贸易项目（FLEGT），其目的是通过增强可持续和合法森林管理来减少非法采伐，改善管理，促进合法生产木材的贸易。作为欧盟FLEGT行动计划的一部分，《欧洲木材法案》的生成旨在通过确保只有合法木材或合法木材制品在欧盟市场上销售来消除非法采伐。美国的《雷斯法案》自1900年以来一直禁止走私非法野生动物。2008年，该法案进行了修正，增加了木材和纸制品，以此来禁止任何来源非法的木质产品贸易。如澳大利亚等其他的国家也启动了类似的禁令，禁止进口和加工非法采伐的木材和木材制品（WRI，2017b）。

SDG13
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18]

引 言

森林在确定大气层内温室气体累积状况上起着重要作用，它们每年吸收约2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因此，毁林是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当森林丧失时，它们储存碳的能力也会下降。《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对林业来说最具成本效益的减缓措施是造林、可持续森林管理和减少毁林，这些措施的相对重要性在各个地区有所不同（IPCC，2014）。

如针对其他SDG的小节所示，森林和树木提供了一系列被气候变化威胁的产品和生态系统服务。尽管关于气候变化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影响规模和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充分的科学证据表明需要现在就采取行动。森林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一部分。忽视森林可以做出的贡献可能会有损气候行动的有效性。

量化森林和树木对SDG13的贡献

过去20年（1996-2016）被气候相关自然灾害损坏或影响的森林面积（公顷）

这一指标用来表明受自然灾害影响的森林面积状况。[19]尽管关于气候变化对自然灾害的性质、规模和地点的精确影响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可以确定的是，随着气候变化这些灾害会变得更为严重，这将会产生环境、社会和经济影响，尤其是依赖森林生存和获得粮食安全的社区。灾害可能摧毁关键的森林和基础设施，导致生产上严重的损失。在林业部门对经济重要并对GDP贡献显著的国家中，它们能逆转贸易流向，减缓经济发展（da Silva和Cernat，2012）。当灾害对森林的损害严重时，由于森林恢复的时间一般较长，所以负面影响有可能会变成长期的。以森林为生的社区也许需要长期的帮助，来为应对灾害做准备以及从灾害中恢复。所以，有关受影响森林的信息对了解灾害对林业部门、生计和许多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非常重要。同时，森林和树木还在提供保护、防止自然灾害和/或减轻如山区雪崩和山体滑坡以及海岸地区海啸和风暴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1996至2015年间，超过8亿公顷的森林被灾害摧毁或受到影响（粮农组织，2015a）。在2003至2013年间，26个重大灾害事件导致森林破坏和损失价值高达7.37亿美元（粮农组织，2015c），其中飓风、台风以及类似风暴具有最大的影响（图21）。

对155个与火灾破坏相关的国别报告进行的研究（Van Lierop等人，2015）表明，大多数有显著森林面积的国家存在至少一些被烧毁的森林（图22），在2003至2012年间，每年平均约有6700万公顷（相当于1.7%林地）被烧毁。同期，最大的烧毁面积在南美（每年约3500万公顷），非洲（每年1700万公顷），大洋洲（每年700公顷）次之。南美被烧毁森林的面积存在下降的趋势，非洲微弱下降，但是其他区域没有明显的趋势。

至于来自病虫害和极端天气的破坏，仅有75个国家（占全球森林面积的70%）提供了受影响森林面积的数据，总共约有1亿公顷森林受到病虫害的影响。北美和中美报告的受影响森林面积最大（5800万公顷），大多数是由于树皮甲虫的侵害。

极端天气事件（如大雪、风暴和干旱）主要影响亚洲地区的森林（约1800万公顷）和北美及中美（超过1300万公顷）。欧洲的数据表明，在1996至2001年间，7.68亿公顷森林受到干旱的影响，而97000公顷森林受到风的摧毁（图23）（EFI，2017）。

将基于森林的措施纳入国家和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国家数目

减少灾害风险（DRR）是用于分析和减少导致灾害的因素的系统性概念和操作。例如减少暴露于危害之下的机会，减少人和财产的脆弱性，对土地和环境的明智管理，以及改善对不利事件的准备和早期预警。《2015-2030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邀请各国汇报各自是否准备了国家灾害风险减缓战略，以及DRR是否是其环境政策和计划不可分割的目标之一。

根据这些报告可知，133个国家已经制定了国家DRR策略，其中102个国家表示它们已经包括了涵盖森林在内的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DRR措施。基于森林的措施包括再造林和恢复退化的区域，尤其是在有坡度的地方通过梯田干预措施防止流失和山体滑坡，造林来减缓洪水，保护和恢复堤岸地带红树林来应对海啸和风暴，以及对火灾和病虫害的综合治理。除了为切实采取的措施制定了计划之外，一些国家还表示已经将灾害风险管理（DRM）纳入相关的国家环境和自然资源政策和计划之中。

正式通报的综合政策/战略/计划中提到林业部门在适应因气候变化而引起的不利影响上的能力及其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的国家数目

森林和树木可持续经营可以在应对气候变化上起核心的作用。林业部门适应气候变化的需求尤其显著，采用的方法应当是国家驱动的、性别平等的、参与式的和完全透明的。适应措施应当考虑到生态系统及依赖这些系统生存的社区的脆弱性，以及有可能影响森林或受森林影响的其他土地用途。森林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是与具体地点相关的，所以旨在减少脆弱性和/或增强适应能力的措施也应当因地适宜。这些适宜的适应措施应当受针对当地系统的最优科学研究和当地传统知识（ITK）指导。因为森林是更宽泛的景观的一部分，会受到生物物理、社会和体制上不同驱动力的影响，所以应当在景观层面上用有利于一体化的方式建设和提升土地使用系统、民生和自然资源的御灾力，并为有效的体制和管理机制所支持。

用景观的方法管理森林更有可能优化森林对生态系统稳定性和重要性的贡献，以及优化它们以可持续的方式来满足社会需求。了解不同因素（生物物理、社会、经济和体制）之间的动态互动，并将当地利益相关人纳入决策体系将有助于制定提升御灾力的策略和行动。

这一指标是在这样的背景和理念之下构建的，旨在关注各国将森林纳入其气候变化适应报告的状况。这一指标的本意在于揭示森林在国家层面上的气候变化措施中的作用，以及提示其御灾力的措施。

到2017年11月，161个缔约方正式提交了它们的第一个国家自主贡献（NDC）[20]，189个缔约方至少提交了它们第一份国家信息通报[21]。50个最不发达国家（LDC）已经提交了它们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行动计划（NAPA），七个发展中国家提交了它们的国家气候变化适应计划 （NAP）。

对文件的分析表明，至少有120个国家在其国别报告中提及林业，许多国家承诺要增强森林的御灾力。尽管缺乏有关具体措施的信息，提到的大体措施包括森林保护、再造林以及造林。具有海岸线的国家均表示红树林的恢复和保护是保护这些地区免受风暴影响最重要的措施。许多国家指出非常需要进行能力建设，以改善为适应气候变化而采取的适宜的森林管理措施，这一需求在发展中国家尤其迫切。但是，所有国家的报告均没有明确地指出森林对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性。比如，许多有相当数量森林面积的国家都没有提及森林在适应气候变化中的作用，比如哥伦比亚、日本和美国。

将与森林相关的减缓、适应、减少影响和早期预警措施纳入小学、中学和大学课程的国家数目

气候变化教育（CCE）是气候行动的关键部分，有助于让年轻一代理解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其趋势，并做出相应的举措。具体地来说，气候变化教育关注学习气候变化的起因和影响，以及可能来自多学科、多背景的回应和应对。它包括减缓和适应，旨在促进具备御灾力的发展。气候变化教育的重要性在国际社会已经被广为认知，UNFCCC的第6条鼓励缔约方促进、发展和实施有关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教育计划，并作为各级学校课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通过NDC和国家信息通报，UNFCCC要求各国汇报其气候变化教育的状况，并作为这一评估的主要来源。其他的来源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该组织是各国汇报其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状况的渠道，全球森林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全球教育部门减灾与御灾力联盟。

仅有21个国家汇报其具备包括气候变化影响、减缓和适应的教育计划，或者其中期目标打算将林业纳入气候变化教育计划。[22]然而，有更多有关气候变化的公共宣传中包括森林，几乎所有的国家表示其宣传中包括了森林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SDG15
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引 言

SDG15认可森林在保持生态系统功能和环境服务中的作用，明确提及森林及森林的可持续经营。森林和树木是全球不同景观和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零星散布树木的大草原和开阔林地到茂密的热带森林以及广袤的北寒带森林，森林和树木无处不在。它们与其他生物互动，与土壤、水和大气层相互作用，提供了一系列对人类社会重要的产品和服务。

2015年，世界森林约为40亿公顷。尽管在过去的25年中森林面积有所减少，但是在2010-2015年间森林净损失率比1990-2000年间减少了50%。天然林占全球森林面积的93%（37亿公顷）。从1990年起，种植林增加了1.05亿公顷，但是自2010年起种植林增加率有所减缓，主要是由于东亚、欧洲、北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植树的减少（粮农组织，2015a）。

对世界森林的兴趣也随着对其在全球碳循环中作用的认识而逐渐增加。如有关SDG13的小节所述，由于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可以减少碳排放，造林和可持续森林经营可以增加碳固存（籍由SDG13），所以森林具备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被视作一个应对全球变暖的天然武器。世界森林以地上和地下生物质的方式储存了296万亿吨碳（粮农组织，2015a），但是它们的功能远不止于此：仅热带森林就为三分之二的陆地物种提供了栖息的场所（Gardner等人，2009），其他类型的森林各自也是物种丰富的生态系统（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委员会，2005）。森林是生物多样性最重要的储存库，其可持续管理不仅对保护重要，而且对维持生态系统功能，持续和健康地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包括食物）也十分重要。有关SDG6的小节已经强调了森林和树木在水循环中的关键作用。森林同时也提供了保护性功能，因为它们减少水土流失，减少山体滑坡、洪涝和干旱的风险，防止沙漠化和盐碱化。森林在社会经济上的重要性在有关SDG1、SDG2、SDG7和SDG8的小节中都有相应的评估。

量化森林和树木如何对SDG15做出贡献

SDG指标15.1.1：森林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百分比

通过衡量森林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比例，可追踪森林损失和增加，有助于为以保持和恢复为目的的政策措施提供指导。这一指标的数据由粮农组织《全球森林资源评估》（FRA）收集（粮农组织，2015a）。最新的《2015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表明世界森林仍然在继续减少。在1990和2015年间，世界森林面积由全球陆地面积的31.6%降至30.6%，但是近年来损失的速度有所减缓。

森林的损失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由于人口增长和森林转为农业和其他用途，森林面积在除温带外的各个气候带都有所减少。

在亚洲的一些地区以及北美和欧洲，由于一些国家大规模的造林计划以及生产力低下的农地自然恢复为森林，从1990年起这些地区的森林面积有所增加（图24）。

森林和景观的恢复是全球努力为逆转森林覆盖减少这一趋势采取行动的一部分。联合国森林策略计划的全球森林目标之一致力于逆转全球森林覆盖的减少，在2030年实现世界森林增加3%。《纽约森林宣言》呼吁在2020年前实现将天然林损失减少50%，在2030年前实现终止天然林的损失。森林和景观恢复（FLR）为恢复退化森林做出贡献，更多地是为消除土地退化（SDG具体目标15.3）。粮农组织森林和景观恢复机制（FLRM）于2014年启动，旨在与全球森林和景观恢复协作（GPFLR）和其他主要伙伴和国家共同合作，扩大、监控和汇报FLR活动。

SDG指标15.1.2：分生态系统类型，被保护区（PA）覆盖的对陆地和内陆淡水生态系统重要的场所的比例

划分保护区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确保自然资源的长期使用至关重要。这样可以展示被保护区覆盖的陆地和内陆淡水生物多样性在时间上的变化。根据国际协议所规定的义务，它衡量了在养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陆地和内陆的淡水生态系统，特别是森林、湿地、山麓和旱地，以及它们提供的服务上的进展状况。

根据《2017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联合国，2017a），在2000和2017年间，如图25所示，全球被保护地区陆地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KBA）[23]范围有所增加（联合国，2017a）。但是，这一指标目前没有分生态系统列示，也由于没有数据而没有单独列示森林KBA。

SDG指标15.2.1：可持续森林管理（SFM）的进展状况

这一指标衡量了SFM五个不同方面的进展状况，以下总结了目前的进展状况：

1.森林面积净变化率：全球范围内，森林面积净损失继续减缓，从20世纪90年代的0.18%到近五年内的0.08%。

2.森林中地上生物量蓄积，包括树干、树根、枝桠、树皮、种子和树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物量蓄积一直保持稳定。

3.合法设立的保护区覆盖的森林面积比例，衡量了用于保护和维护生物多样性以及保护其他自然和人文资源的森林所占比例：全世界17%的森林现在处于合法设立的保护区之内，在热带地区尤其有增长的趋势。

4.在长期森林管理计划之下森林面积的比例，衡量的是具备文件表明有经营管理意图的森林面积比例。管理计划可以有不同的目的，比如生产木材和NWFP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截至2010年，具备长期管理计划的森林面积增加到21亿公顷，生产目的和保护目的各占一半。

5.在独立验证的森林管理认证体系下的森林面积，衡量的是由独立认证体系依据国家和国际标准出具了森林管理认证书的森林面积：在2010到2014年间，经认证的森林面积从2.85亿公顷增加到4.40亿公顷。

这些指标的数据由粮农组织的FRA进程收集得来（粮农组织，2015a）。图26展示了基于FRA所得数据、按区域SFM各项指标的进展状况。

在区域层面，取得的进展状况也各不相同，在一些区域和情形存在一些特殊的挑战。比如在东南亚，虽然被保护森林面积和有森林管理计划的面积都有所改善，但是森林覆盖损失率增加，同时生物量蓄积也减少。另外，LDC呈现出在森林覆盖损失率上升的同时，被保护面积和认证森林面积都有所减少的状况。

退化森林占总森林面积比重

森林退化是SDG15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可能成为森林损失的前兆。但是，衡量森林退化技术上极具挑战性，因为很难通过遥感进行监测。但是，还是有一些国家层面上的计划正在进行。

土地退化中立（LDN）作为一种手段来鼓励制定和实行更有效地应对土地退化的政策（Cowie等人，2017）。恢复已退化的土地是LDN在2030年前要实现目标的基本概念，而景观恢复和再造林已成为140个国家NDC中的优先事项。《波恩挑战》的目标是在2020年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恢复1.5亿公顷已被毁林和已经退化的土地，在2030年前恢复3.5亿公顷。《爱知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15召在2020年前恢复世界15%已退化的生态系统。

在区域层面，《阿加迪尔承诺》计划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恢复地中海区域至少800万公顷土地来改善森林和景观退化（FLR）。20x20计划意图是在2020年前恢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2000万公顷退化土地。非洲撒哈拉和萨赫勒“绿色长城计划”旨在为六个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恢复受沙漠化和土地退化影响的景观提供支持。

通过UNFCCC的REDD+机制，发展中国家正在建立政策措施和实施计划来衡量和减少森林退化，以实现量化和减少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

SDG指标15.4.1：对山区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的受保护地区面积

山区生物多样性大多存在于其森林之中，这些森林占大多数山区非常显著的比例并占地球森林覆盖的23%（Price等人，2011）。设立保护区来保护重要的场地可以有效地阻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并保障包括森林在内的山区自然资源的可持续使用。

在2000至2017年间，全球被保护区覆盖的山区KBA比例由39%升至49%，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该百分比最高（图27）。尽管这一增长令人鼓舞，但是近年来被保护区覆盖的KBA增长缓慢，自2010年来增长仅为1-2%（联合国，2017a）。

在未来，山区生物多样性指标预期会分别包括如森林等不同生态系统的信息，但是当下这样的数据还不具备。

SDG指标15.4.2：山区绿化覆盖指数

山区绿化面积占总山区面积的比例的变化可以通过比较两个不同时点上山区绿化覆盖指数来衡量。山区绿化面积是衡量山区生态系统状况的最佳指标。2017年，76%的世界山区被森林、灌木、草地或农地中的某种形式的绿色植被所覆盖（联合国，2017a）。如图28所示，山区绿化覆盖率在西亚和北非最低（60%），在大洋洲最高（98%）。[24]目前，仅有山区绿化覆盖指数的基准数据，但是在未来有可能会包括更多关于山区生态系统保护状况发展趋势的信息，并提供被森林覆盖的山区绿化的比例。

SDG指标15.5.1：红色名录指数

具体目标15.5旨在加强行动以减少自然栖息地的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为了评估由这些威胁而引起的种群濒危风险的总体变化以及这些威胁被减缓的程度，我们创造了一个基于红色名录指数（RLI）的指标。红色名录指数衡量的是跨多个种群的总体濒危风险，以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各个濒危风险等级内物种数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2015）为基础。该名录是关于全球动物、真菌、和植物物种保护状况最全面的信息来源。RLI值介于1 （“不构成危险”）与0（“灭绝”）之间，可以进行物种群体之间的比较。这一指标提供了有关物种群的濒危风险以及影响它们的主要威胁的信息（即气候变化、栖息地退化和破坏、人类干扰），因此可以为减缓行动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支持。红色名录指数数据每年更新一次。

2016年，可为五大分类组（两栖、鸟类、珊瑚、苏铁和哺乳动物）提供红色名录指数。如图29所示，由于栖息地的退化和丧失，珊瑚、两栖和苏铁严重减少。

因为热带森林为世界50%的物种提供栖息地（Philips等人，2017），一个专门设计的指标（红色名录指数[森林特化物种]）用来衡量依赖森林的物种的濒危风险（Brooks等人，2015）。它可从对红色名录指数进行栖息地类型区分得来，也可利用同样的方法为其他栖息地特化的物种设计类似的指标。

用于保护和可持续森林使用的官方发展援助（ODA）和财政支出

世界范围内，森林为政府创造收入，但是与其对GDP的贡献相比，用于森林的财政支出很低，因此导致了毁林和森林面积的减少（粮农组织，2016a）。为衡量SDG具体目标15.b而设计的主题指标关注财政支出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旨在量化捐赠人和政府在森林保持和可持续经营上的力度。

2015年，官方发展援助在森林上的资金分配约为8亿美元，少于官方发展援助总量的1%。自2000年起，用于林业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有所增加，而且各年间的变化差异大。但是，如图30所示，它占官方发展援助总量的比例略为有所减少。

图31展示了主要与森林相关的官方发展援助捐赠者和接受者。2000至2015年间，日本、欧盟各机构和德国提供了超过官方发展援助总量的一半。全球来说，中国和印度是最大的接受者，约50%的官方发展援助分配至这两个国家。

2.3 信息和数据缺口

2.2节评估了森林和树木为实现十项可持续发展目标项下若干具体目标做出的贡献。这些分析揭示了一些薄弱的环节和缺口，这些与：（i）所具备的知识，（ii）方法和（iii）数据的可得性和质量相关。具体如下：

知 识

更深入的研究有助于获得改善了解森林贡献与不同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内在联系所需的知识。尤其在以下这些方面：

极端贫困人口的地理、性别和年龄分布；利用森林脱贫的机会以及要实现此目的所需采取的措施（SDG1）；

NWFP的营养成分组成（SDG2）；

森林管理从自给型向商业化转变对妇女参与创收活动的影响；妇女行使正式权利；可以增加妇女林业收入的干预措施；妇女在高附加值的价值链中的作用以及产生的净效益；经济赋能，包括妇女获得资金和商业知识的渠道，使其可以将采集林产品变为有经济效益的企业；与妇女有关的正式法规权属对习惯操作的影响（SDG5）；

量化再造林/森林恢复和森林/树木损失或退化在不同生态地区、不同气候变化情况以及不同时间跨度对水文的影响。对现有工具的更为统一的使用也有助于改善知识（SDG6）；

基于森林的旅游的经济重要性（SDG8）。

方 法

由于缺乏统一的定义以及没有分类统计和数据，所以量化森林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在方法上存在挑战。在一些情况下，这些分析的方法不得不依赖于文献、案例分析和假设，它们虽然可以对经济贡献给予大体的估计，但却不能给出精确的数字。下面是一些迫切需要改进的地方：

当需要的数据不可得时，所作出的假设对估计结果有很强的影响。例如，在没有国家农村贫困率数据的时候用平均贫困率代替，或者在没有关于“森林贫困人口”分布状况信息的时候用这些平均值来取代，这些情形有可能导致高估或低估真正的贫困率。（SDG1）

文献和政策文件中有关NWFP的术语和定义需要协调一致。

目前没有方法来综合地评估各类森林对粮食安全的贡献。将森林和粮食安全指标纳入国家调查和农业普查会有助于获得系统的数据收集。（SDG2和SDG12）

关于能源使用的“现代”和“传统”的定义需要更深入明确的澄清。（SDG7）

衡量可持续旅游的统计方法目前在由世界旅游组织领导的“衡量可持续旅游（MST）”计划框架下进行制定。这一计划旨在构建方法框架，将旅游卫星账户（TSA）和环境经济核算系统（SEEA）联系起来。（SDG8）

各国评估城市绿地拥有状况的方法存在差异，使得在不同国家间评估这些区域提供的服务十分困难。在“利用当地材料建设可持续和有韧性的建筑”中，对“当地”的定义进行统一化，并配以统一的用来评估当地材料使用的方法，将有助于改善评估。另外，将世界遗产地（WHS）分为城市/非城市，并加以更详细的自然或人为建设的分类将有助于评估WHS对参观它们或住在它们附近的人们提供的效益，改善其现有的管理。（SDG11）

各国收集关于与气候相关、对森林有影响的灾害的数据的方法常常不同。将森林纳入关于灾害和损失的国家报告有助于进行比较，提供更为完整的数据。（SDG13）

土地和森林退化的多个定义对实现SDG15所需的统一而系统的评估而说是一个挑战。一致的定义有助于制定评估森林和土地退化程度的方法，该定义应将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都予以考虑（比如在气候变化讨论中，退化倾向于指碳蓄积的减少，而对生物多样性来说，它指的是生物多样性的丧失）。（SDG15）

数据可获性和质量

数据不可获得的原因可能是不存在，无法获得或没有按要求的方式予以分类。其他的问题包括过时的数据，观察值的时间跨度不足，或频率不够或空间分辨率不够。在有数据的情况下，其质量有可能因为不一致、不完整或不准确而不足以用来进行精确分析。其他常见的影响用于评估SDG的数据的问题包括：（i）缺乏有效分析和比较所需的时间和/或空间信息，或是这些信息存在不一致的问题；（ii）定义或方法不一致，有可能妨碍系统性评估；（iii）缺乏长期研究以及提供最新状况所需的定期更新的数据。本研究中遇到的关于数据可获性和质量的问题包括以下几方面：

关于贫困、林权和生计的数据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缺乏的，或者没有细化到所需要的程度（包括性别和族裔）。有关国家和国家以下层面贫困状况的地理空间数据有助于分析农村社区离森林的距离、它们的城市化进程和迁移模式及其对农村地区的影响。（SDG1）

有关NWFP的分物种、采集者和使用者特征 （婴儿、成人、妇女、贫困人口、土著族群等）、数量、森林特征（面积、森林类型、森林状况、距离住户的距离）、采集方式以及营养成分的数据，能极大地改善了解NWFP对当地人的作用和重要性。同样地，有关依赖木质能源进行烹饪和消毒水的数据以及与林业相关的就业和收入的数据，如果能够区分性别的话，将会非常有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如生计调查和农业普查）可以包括分不同权属类型林业部门细分关于就业更精确的数据，如国家森林、社区森林、私有森林、混农林业或农业。在国家以下层面、国家层面或区域层面上，有关用于食物和能源的收入或其所占比例的数据非常有限。关于与森林对SDG2贡献的有关数据质量的信息可以在《2014年世界森林状况》中找到（粮农组织，2014）。（SDG2）

总体上缺乏关于以下方面的数据：（i）林业中女性雇员的人数，包括不同的子部门、行业，分私有部门和公共部门;（ii）参与林业教育项目的女性人数；（iii）森林和树木对女性的经济效益。这使得评估女性在不同类型和层面的森林管理中的参与状况以及她们在市场价值链中的状况非常困难。另外，分性别的数据有助于展示权力下放对妇女的经济影响。可以通过将相关的变量纳入由部委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维护的有关林业、农业和自然资源的现有数据来改善和加强国家层面的数据和信息。比如，可以包括关于女性在领导职位上的信息、关于在林业部门中就业的男性和女性的信息、林业中工资上的性别差以及女性在林业教育中的比例。为了展示森林在性别平等上的贡献，需要更多关于性别的当地、国家以下层面、国家和全球层面的数据。（SDG5）

有关用于水土保持的森林的数据非常有限，因为森林同时也有其他的管理用途。（SDG6）

粮农组织有关林产品产量和贸易的统计是分析森林对SDG7贡献的主要信息来源。这些数据基于成员国的国别报告，但是由于调查成本有可能很高，也不一定可以定期更新，所以数据存在质量和准确度上的差异。另外，关于木质能源产量和消费量的数据没有考虑非正规部门，而它们正是许多木质能源产品生产、交易和交换的地方。这些情况影响国家层面的评估，也在区域和全球分析中有所体现。（SDG7）

来自国际劳工组织的官方数据提供了关于非正规就业的信息，但是没有包括明晰的与森林相关的非正规就业的数据。细化的林业数据有助于改善理解林业在减贫和经济增长上的作用。而且，基于自然的旅游没有足够定期收集的数据，这使得用来估计保护区旅游消费占总旅游GDP比例的数据质量不是很高。（SDG8）

尽管城市绿地的价值广为人知，但是因为缺乏绿地分布以及拥有绿地的信息，所以在估计它产生的益处的分布时十分困难。获取城市中对绿地的拥有状况更一致的数据有助于对SDG11主题指标进行更完整的评估。缺乏将城市界线和公共绿地联系在一起的数据，同时也缺少关于城市中树木资源蓄积状况的信息，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当前对城市中绿地价值的评估。（SDG11）

由于许多原因，有关NWFP（生产、消费、贸易、可用资源）的数据是不完整的，尤其是此类活动大多发生在非正规部门，所以没有被官方正式统计所涵盖。可能改善NWFP评估最重要的数据包括：个人或家庭的NWFP消费量；森林部门全球原材料足迹；全球来自可持续经营森林的被认证木材体积；经认证的野生产品采集和贸易的全球数据。其他影响数据分析的因素与时间或空间有关。比如，林业部门可持续实践的数据采用不同的时间框架。类似地，不同地区关于公布可持续性报告的公司数目的信息一致性也不足：拥有一个共同的地理参考有助于改善这些数据的可比性。（SDG12）

有关灾害对森林的影响的数据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都非常有限或者不完整。这包括关于灾害导致森林损失的全球统计以及量化灾害对林业以及对以林为生的人群的生计和其粮食安全的经济影响。另一个现有数据缺失的关键点是空间成分：这对量化评估森林损失和有效实施减缓政策至关重要。遥感数据可以帮助改善现有的数据，也可以作为国家报告有益的补充。（SDG13）

急需定期更新关于森林面积和其他相关指标的全球数据，以及编制更长时间序列的统一数据。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关于造林、再造林和森林的自然扩展的分析，因为这些评估需要长期序列。而且，拥有分生态系统类型的关键生物多样性地域的空间数据  尤其是森林  能够改善当前关于森林对该指标作用的理解。（SDG15）

跨领域问题

第2.2节中的许多评估，包括针对SDG1和SDG13的评估，凸显为了改善数据可获性和质量而进行技术和管理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同时，非常重要的是各国收集的数据可以让尽可能多的需要的人群使用，而不是仅限于部门、部委或机构内部使用。

尽管有许多评估生物物理变量的数据和研究，但是有关森林和树木的社会经济数据却较少。缺乏高质量的数据限制了制定和实施有效政策的能力。这些数据质量或可获性上存在的问题在SDG具体目标间存在相互关联的时候尤为突出，包括木质能源（如SDG1、2、7和8）， NWFP（SDG1、2、8和12），森林在性别平等上的作用（SDG1、2、5、6、7和8），森林在人类及其生计上的经济作用（SDG1、2、5、6、7、 8和12），以及关于非正规部门（SDG1、2、5、7、 8和12）。

在SDG分析中显现出来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是提供全球范围内一致的数据，来进行具有可比性的研究和评估。与SDG保持一致的数据收集应当反映在普查的设计（比如农业普查）、宏观经济数据的收集和资源评估上。与使用标准化方法同样重要的是，数据的定期收集增加了可比性，也使定期评估成为可能。如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一样具有全球性质和具备能力的组织可以与国家和区域研究机构合作，帮助其构建综合的数据收集框架，并与各国政府紧密合作，收集数据。除了本节讨论的技术问题之外，在一些关键的与森林相关的环境问题上缺乏全球共识的政策和定义也导致了一些问题的出现。如果没有对定义的统一认识，方法极有可能模糊不清和存在较大差异性，最终导致数据质量上的不一致。

第3章

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国家案例研究：成功与制约因素

3.1 引 言

第3章目的在于利用源于八个国家的案例研究来探讨它们在将林业政策纳入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计划或战略时采取的步骤。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案例研究并不是用来表明这些国家为实现《2030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制定或实施的相关政策，因为大多数这些记录的活动都发生在它们通过该议程的2015年之前。因而，将这些政策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简单直接地关联起来时应十分谨慎。但是，这些案例的价值在于它们为各国建议了可以采取的方法，有助于各国应对在制定旨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政策、计划和战略时面对的挑战。例如，所得的教训有助于表明多利益相关方之间协作的重要性，这些协作将政府、民间和个人团结起来，致力于寻求新的方法和途径来实现共同的目标与愿望。这些案例也表明了以景观生态为基础的方法的优点，也展示了森林和树木提供的多种效益和服务。

另外，这些案例表明了森林和树木在不同的情况下均对可持续发展有所贡献。这八个国家（包括两个国家中的地区）在地理、气候、政治体系、社会和文化传统以及收入水平上有很大的差别。因而，每个国家的重点取决于其各自特殊的挑战和优先事项。所选的案例并不意味着代表所有的国家，也无意全景描述这些国家的森林管理状况或林业对SDG的贡献。然而它们切实展现了不同情况下各个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取得的成果和进步，以及它们在落实森林和有林地管理计划时面临的挑战。这些研究也表明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优先事项有可能改变，也经常需要在时间和空间之间，在不同的群体、部门、效益、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进行权衡。

3.2 国家案例

这里所选的国家包括拉丁美洲的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和危地马拉；非洲的布基纳法索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亚洲的尼泊尔和大韩民国；欧洲的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和俄罗斯联邦（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这些案例研究均由各国专家做出并以统一的格式总结出来。

三个国家  意大利、俄罗斯联邦和大韩民国  现在均有很多的城市人口，而其他几个国家正在经历城市化进程，布基纳法索、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尼泊尔还是以农村为主。在除布基纳法索、危地马拉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人口增长率均呈现稳定或下降的趋势。而在这三个国家中，人口增长率仍然很高。意大利、韩国和俄罗斯的森林面积稳中有升，而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布基纳法索、危地马拉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毁林率仍然很高。[25]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是一个人口分散的低收入国家，2017年人口估计约为1090万，30%居住在农村地区。人口增长率为每年1.5%。陆地面积中森林覆盖率为50.6%，绝大多数是热带雨林，集中于亚马逊盆地。毁林率估计约为每年0.34%。农业、牧业、渔业和林业共同占GDP约13.7%，但这一比例在逐渐减少；旅游业贡献约为7%。森林对GDP的贡献在2.2%和3%之间。木材是30%人口的主要能源来源。得益于该国致力于公平增长的政策（受一直以来高产品价格的推动和支持），贫困率从2000年的59%降至2016年的39%。

在该国，可持续性通过一个名为“地球母亲的权利及享受生活的典范”的倡议计划成为该国现行发展理念的一部分。这一理念强调森林、农业和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一体性，最近的“2016-2020社会经济发展计划”涵括了具体原则，在该计划中森林成为食品生产、生物多样性、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韧性的来源。玻利维亚致力于扩大其食品生产和出口，将生产用地分配给土著小型所有者，可持续和公平地经营森林，以实现生产食物、非食物产品、木材以及调节环境和提供人文服务的目的。作为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玻利维亚多民族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兼顾多用途的可持续森林管理和保持森林面积不少于50%陆地面积的前提之下，扩大农业面积，主要面向小农。政府还采取了许多许多鼓励性的项目来落实这些目标：建立跨部门平台来将不同的利益相关人和融资机制集合起来，增强地方政府自然资源管理的能力。另外，玻利维亚政府还执行一系列计划和项目来支持森林在流域管理中的作用。玻利维亚的森林包括在该国REDD+的举措和国家自主贡献预案（INDC）目标中。

在过去的10年间，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强调土著居民的土地权，并促进再分配政策。这些举措大部分非常成功，但是也存在一些技术和能力上的局限，在一些情况下导致了资源的退化。小型土地所有人逐渐成功地与大型私企形成合作伙伴关系以增强生产力和建构价值链。尽管在过去森林用地主要通过大规模的森林特许权进行分配，现在的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实施将森林使用权授予小型所有人的战略。大量没有林权的小型持有人在过去的10年内迁至低地，政府也以农户实施混农林业、进行食品生产或恢复森林为条件，对非法毁林行为给予赦免。政府同时也支持农村社区制定将森林和土地管理整合在一起的计划。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正式承诺将农业、林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纳入其关键的发展宗旨之中，使其成功地认识到森林对可持续发展的潜在贡献。挑战包括权衡短期收益需要与长期农地和林地的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解决方案有将如巴西坚果、当地棕榈果和棕榈油、坚果、蜂蜜类的短期轮作农作物与长周期的木材生产结合起来。小型土地所有者受益于得到更多所需的技术支持。同时还有将该国丰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与发展旅游和娱乐联系起来的一面，后者作为就业和发展来源的同时也激励了可持续自然资源的管理。

布基纳法索

布基纳法索是一个低收入国家，2017年人口为1930万，70%生活在农村地区。该国人口以每年3.1%的速度增长。GDP的平均年增幅为5%，贫困率由2009年的46%降至2015年的 40.1%。森林覆盖率为19.6%。降雨日渐不稳定，极端炎热期变得越来越频繁，这些导致该国应对干旱和洪涝的能力越发脆弱。几乎80%的人口从事农业，包括畜牧和渔业。林业占GDP的5.9%，而其中的90%是与木质能源相关。毁林率约为每年0.9%，主要因为以自给自足为基础的农业用地的扩展，包括伐林、毁林开荒和过度放牧。布基纳法索的大部分地区是有林草原地，树木零散分布于其上，提供着包括树荫、牲畜草料、保留水分、防止土壤流失以及薪柴、木材和非木质林产品（包括阿拉伯胶、乳香油、蜂蜜、木棉花、猴面包树叶、野果和药用植物）等多种效益。

20世纪80年代初期，布基纳法索发生了干旱和饥荒，政府在那个革命性的时期就明确提出“三个斗争”（与森林大火、过度放牧和过度砍伐做斗争）的概念，自那时起社区管理的森林和林地的植树造林在布基纳法索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992年通过的国家宪法强调了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的重要性，并一直列为国家发展计划的优先事项。最近，2016-2020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强调了森林和林地在消除贫困和改善民生上的重要作用。2012年，布基纳法索制定了旨在实施“非洲绿色长城”的国家战略及执行计划，后者是一个以阻止萨赫勒地带沙漠化和土地退化为目的的区域举措。

布基纳法索计划进程通过地方分权的混农林业系统整合了森林、林地、牧场和农地的管理。土地管理、林业和环境法规都认可农林牧综合管理的重要性，而且建立了一个永久的部际间协调委员会。由于地方分权的原因，社区在土地和生态的恢复上起着主导作用。村镇苗圃提供质优的用于薪柴和多用途土地恢复的树苗，国家森林育种中心为1300个村镇苗圃提供支持。同时，国家土地管理计划涵盖了国内约8000个村镇。其主要活动包括为促进社区发展的微项目提供融资，提供通过保持水土和改良土壤等措施实现土地管理的能力建设和支持。

尽管能力和资源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布基纳法索成功地将可持续森林和土地使用管理纳入其发展进程。成功因素包括致力于长期自然资源管理的决心，遵循本地传统的法规，改善了的本地社区土地权，认可这些权利的土地恢复计划，部际间的协调，以及与国际公约的协调一致。制约因素包括尽管在逐渐下降但仍然较高的贫困率，缺乏经济机会，日渐严峻的来自气候和天气的挑战，以及森林管理信息系统的缺失。布基纳法索正在与《联合国荒漠化公约》（UNCCD）就制定衡量SDG15的第3个具体目标关于土地退化的指标开展合作。亟需的工作还包括制定用于衡量进程的量化方法，制定适合各个生态子区域的计划和项目，以及评估土地恢复的效益，其中包括森林和树木为保护气候、固碳和土壤健康做出的长期贡献。

危地马拉

危地马拉是一个中低收入国家，2017年人口为1690万，近一半生活在农村地区。该国人口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森林覆盖率达到33%。它具有混合的地貌，一方面是高地上的混林农地和可耕地，另一方面是低地上茂密的热带森林和大规模农业。危地马拉在生物多样性上非常丰富，70%的森林在某种形式的保护之下。虽然危地马拉正在经历强劲的经济发展，但其贫困率仍然居高不下。贫困率由2000年的56%升至2015年的59%。旅游和旅行占GDP的8%，农业（包括林业）占10.7%。林业占GDP的2.5%，但这一数字并没有包括非木质林产品、木质能源和流域保护之类公共产品和环境服务的价值。毁林率在1990-2000年间平均为每年1.43%， 2000-2010年间平均为每年1%，主要原因在于过度放牧，棕榈油和甘蔗生产的扩张，以及非法木材和薪柴的采伐（70%的危地马拉人用薪柴做饭）。据估计，35%的砍伐是非法的，主要被小型锯木厂和居民家庭所用。

危地马拉的国家战略（“2032卡盾计划”）支持可持续发展。在这个框架之下，森林和林地资源被认为是实现可持续城市和农村发展以及经济和环境稳定性的关键。这个计划明确提出森林有三个方面的目的：（i）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ii）森林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维持森林覆盖率32%（其中的29%为天然林，3%为人工林）；（iii）水资源保护。还有一些旨在管理保护区、将森林管理的职能转移给市政以及增加森林覆盖率的项目和计划。同时还有针对没有合法产权的森林使用者的小型林业和混农林业所有者项目，以及一个旨在促进中小企业财务和商务发展的连接林业企业和市场的战略项目。另外，还就实现天然林的可持续发展、造林、混林农业、能源作物管理和环境服务付费提供支持。REDD+项目主要针对改善公共政策和森林管理，以及增强森林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危地马拉的机构间预防和减少非法采伐行动计划（PIPRTIG）是一项在2010年启动的长期战略项目。该项目采用一套全面的参与流程，具备的元素与许多领域相关，包括监管和法律框架、利益相关方参与、利益相关方培训、倡导合法行动、加强信息系统、防止和控制非法行动，以及一个实施林业信息系统的项目。这一计划在各方利益相关方与小农讨论后，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制度上的修正，包括改善薪柴和木材运输的管理以及保护区管理。

与激励项目相结合，PIPRTIG的多利益相关方、多部门参与的方法有助于减少冲突和改善景观的可持续性。其他成果包括将森林和树木的可持续管理纳入发展计划，以及更好的知情决策。预算上的支持加强了与森林相关的机构和政府的能力。但是，也存在一些在未来增强森林和树木的调节和文化服务的可能和机会，尤其是森林在流域保护及旅游和娱乐方面的功能。危地马拉的地缘地貌同时也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建筑和自然遗产，因而存在可以将人造和自然系统合二为一的综合景观管理方法。但是，高贫困率和对土地不均等的使用权仍将继续限制民生的改善，尤其是在森林和林地部门。

意大利  托斯卡纳大区

意大利是一个高收入国家，拥有6100万人口，其中375万居住在托斯卡纳大区。2016年意大利人口增长率为0.23%，39%生活在农村地区。森林覆盖率为31.6%，在托斯卡纳大区达到51%，这两个比例都在上升。在意大利，旅游占GDP的13%，农业和林业（合计）占2.2%。虽然林业生产并没有构成对经济的显著贡献，森林和树木对广义上的景观和流域管理意义重大。在早期的毁林之后，随着日益农业集约化和人口城市化，森林面积比1920年翻了一番。近些年来，贫困随着经济的停滞有所增加，约有7.6%的人口在国家贫困线以下。

意大利的政策在包括《共同农业政策》（CAP）和《自然2000指令》在内的欧盟政策法律框架下制定。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欧盟就追求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多功能性，在CAP下提供了激励环境可持续的农业和林业的机制。同时还有《欧盟景观公约》（2000），意大利将其中的条款纳入其国家文化遗产规范，要求所有地区必须制定各自的景观计划。

托斯卡纳大区在综合景观管理方面是先行者，并且是第一个制定了《大区景观计划》的地区，该计划还被纳入其区域发展计划。它还有一个在《大区景观计划框架》之下的地区森林管理计划，为森林的生产、景观和环境价值提供支持。托斯卡纳的森林和树木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文化和生态的价值，而且还包括它们在对旅游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传统农村景观中的作用。该大区的树木大多数是阔叶树，遵循传统修剪过，也能充当生态网络中的重要纽带。还可以提供如甜栗子、核桃、榛子和橄榄等当地食品。其他的效益包括为放牧牲畜提供树荫，为农田提供保护。虽然木材生产经济占大区GDP的0.25%，森林提供的包括非木质林产品和调节文化服务等多种的服务加起来估计占GDP 的6%。

景观计划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目标整合起来统一在区域计划广泛的框架之下，包括农村发展、食物生产、流域保护、生物多样性及森林和树木的文化价值。关注传统农业和农村景观也通过旅游业和高质量的食物生产为当地经济做出了贡献。托斯卡纳大区的方法可以在旅游、环保、文化及生产价值兼备的类似国家中推广实施。尽管有上述成功的方面，还是存在一些挑战：侧重于监管或限制的公共政策与偏重于为发展提供支持的公共政策之间存在矛盾。有时也有集体与个人权利之间的矛盾，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拥有不同优先考虑的问题，以及平衡传统和创新的困难。另外，科研、革新和保护上采用跨领域合作很难付诸实施。需要认识到的事实包括：更广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和多元化有助于景观修复，已经不需要集约农业来满足自给自足，也不需要薪柴来满足基本能源和工业的需求了。

大韩民国

大韩民国是一个高收入、人口密集的多山国家，拥有5100万人口，其中仅17%居住在农村地区。年均人口增幅为0.36%。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大韩民国GDP的年均增长率是10%，国民经济以及人民生活质量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今仅有3.2%的人口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下。森林覆盖率在1960年小于40%，但是这一比率现在已经升至63.4%。虽然韩国有木材工业，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木材。韩国森林现在更多被视作有价值的公共产品，而不是用于木材生产。

上世纪五十年代，韩国被几十年的战争和贫困毁坏严重，水土流失和洪涝普遍发生。作为针对环境退化和逆转贫困的一个计划的一部分，政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启动了一项造林项目，旨在提供流域保护和生产薪柴。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起，造林就被赋予较高的优先位置，与引人注目的农村发展新村运动整合在一起。新村运动是一个更宽泛的、旨在支持农业集约化、工业化和国内基础建设的经济发展计划的一部分。政府制定了国家造林目标，并扩大了在预算上的划拨。当时有许多省长和市长们发动鼓励人们植树造林的项目，还用宣传项目来揭示造林对民生的重要性。收入的增长使得薪柴逐渐被其他能源取代。造林项目与其他农村发展行动计划相辅相成，其中包括一个减少刀耕火种农业生产的项目。其间最关键的是将很多的预算拨给耕种地区农民的安置和创造就业，因此减少了对森林的依赖，以及支持更广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然而，在早期仍然有一些挑战，如私有林地所有人的意愿经常被忽略和较低的树苗成活率。

在过去20年间，政策致力于强调森林在气候变化管理中的作用，为更富有和城市化的人口提供娱乐和文化的作用，以及其在净化空气、流域保护、水土流失和生物多样性上的贡献。现在，森林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其在对本地和全球提供公共产品上的贡献：一项系统的评估估计2015年森林的公共产品价值达到1260亿美元。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林产品（包括木材、坚果、水果和野菜）每年的直接经济收益是83亿美元。同时，森林的公共投资每年为20亿美元。大韩民国在关键的区域和全球倡议计划中起着引领的作用，而且“绿色气候基金”还落户韩国。

为造林提供显著的政治和财务支持带来了巨大的效益，也被证明对转型十分重要。成功的因素包括在20年间持续地在造林上给予国家优先考虑，使其作为一个更广泛的发展战略的一部分。而且，战略目标建立在对存在问题和原因的缜密分析，包括对家庭能源和食物的需求以及毁林对水土流失和洪涝的影响。造林的方式方法也随着时间逐步调整，兼顾学到的经验和教训以及采用更科学的选育和维护方法。造林项目正好与一段经济飞速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时期相吻合。低出生率、快速收入增长以及城市化都有助于减少森林所受压力。

尼泊尔

尼泊尔是一个人口为2900万的低收入国家，80%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该国人口以每年1.2%的速度增长。森林覆盖率1990年和现在分别是33%和25.4%，但在过去十年逐渐稳定。森林景观差异较大，从山脉到亚热带低地森林和林地。旅游和旅行占GDP的8%，农业和林业占比超过30%。贫困率由2000年的38%降至2015年的21.6%。得益于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劳工汇款回国，GDP在过去10年间的年增长率平均为4.5%。尼泊尔在2015年遭受了灾难性的地震，又在2017年遭受了严重的洪涝。如果将非木质林产品包括在内的话，林业对GDP的贡献在3.5%和超过9%之间。薪柴占家庭用能源的85%，也占采伐木材的绝大多数。森林和树木在流域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上起着关键的作用，同时也在生物多样性和农业景观管理上非常重要。尼泊尔一直在应对由长期土地退化引起的毁灭性洪涝灾害和山体滑坡上非常脆弱。

社区森林管理（CFM）于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次被引入，随后逐渐发展和调整以适应不同的政治体系。社区森林管理在山区比集约耕种低地地区更加有效率，并逐渐与其他发展项目结合起来。社区森林管理为景观恢复和民生保障以及薪柴供给做出了贡献。社区森林用户群体（CFUG）的重点逐渐从群体的组织和形成转向公平准入，强调少数族群和减少贫困以及让多方利益相关人参与，以获得多种效益。这些群体通过改善当地薪柴、草料和水的可得性而使妇女们受益。林产品收入可以用于社区基本建设以及当地的扶贫项目。当前，尼泊尔有20000多CFUG，参与人口达到1100万，参与家庭达250万户。38%的森林面积已经被交予CFUG管理。尼泊尔社区森林用户联盟（FECOFUN）成立于1995年，旨在促进CFUG的作用和社会资本的形成和积累。

尼泊尔已经开始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其计划和预算的程序中，正在进行工作以便更系统地取得SDG指标。农业、自然保护和林业部门战略均在这一框架中建立。还需要更有力的财务激励机制以及更加透明、简单的监管和计算系统，从而使CFM可以将规模扩大至更广泛的景观方法，以增强森林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尼泊尔在管理和评价森林在提供地方和更广范围的公共产品的价值上还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实现流域管理、清洁能源以及文化和娱乐。

CFUG带来了多种效益。来自于林产品（如薪柴、生物质块、木材、草、可食用野生食物、药用植物以及其他非木质林产品）的收益支撑了社区的发展活动，包括修建学校、灌溉设施、卫生站以及饮用水计划。虽然在实践中如何将利益延伸至最贫困、低种姓和低阶层的人群为许多CFUG提出了挑战，但是政策使许多少数族群以及弱势群体受益。CFUG还帮助建立了民主决策机制。但是，社区森林管理也有一些局限性，比如，尼泊尔在应对洪涝灾害时的能力表明其急需更大规模的方法来进行景观管理。另外，尼泊尔还没有将其利用水力发电产生清洁能源的潜能全部发掘起来，而这又要求良好的流域管理。展望未来，尼泊尔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扩大CFM益处的空间：在REDD+、绿色基金或环境服务付费的机制框架下运作财务激励机制，以及吸引私有部门的投资者。

俄罗斯联邦 — 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

俄罗斯联邦西北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拥有112万人口，22%生活在农村地区。这里人口高度分散，在过去20年间由于人口迁移的原因人口数量已经下降了20%。寒带森林占当地景观的绝大多数，森林覆盖率达到50%。该地区在苏联解体初期，经济就急剧恶化，同时又经历了快速的私有化及国有机构和金融系统受到严重干扰。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贫困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有所增加，自那时起逐渐改善，最近贫困率为14.5%。该地区有非常重要的矿产资源以及造船和宇航工业产业。林业工业占地区GDP约17%，有相当规模的纸浆、纸产品和木材的出口。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的森林除了其生产功能之外，还在北欧的生态平衡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它们是固碳的主要资源，并为许多寒带森林生态系统所独有的动植物提供了生存环境。

林业产业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干扰中得以恢复的关键是构建纵向整合的工业结构，建立产业集群，进行技术革新，促进私企与地区政府在政策制定上的合作。大型企业能够克服距离上的不经济，在生产力改善和现代技术上进行投资。森林是国有的，在2007年引入的49年期租约政策提供了另一种鼓励长期资源管理和投资的激励机制。同时，小型企业也在一些森林利用较多的地区逐渐涌现。虽然生产力的提升导致了在木材生产和加工中的直接就业下降，但是该产业的恢复对如交通和流通等相关的产业有“乘数效应”，并对其他产业和部门的发展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林业产业还扩展至生物质能源生产的领域。如“2030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林业产业综合发展战略”所述，联邦和州的政策都为一体化的林业部门发展提供支持。

通过改进制浆和造纸中化学品的使用，改善资源回收、能源效率以及减少的空气和水污染，林业部门现在也逐渐更多地对其环境影响进行控制。尽管只有一半的年采伐许可木材得到使用，但是在主要的交通道路附近存在过度采伐以及对天然林过分依赖的问题。“2030战略”通过支持辅助造林、更集约的育林管理、长期的规划、森林维护和基本设施的发展来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在应该扩大保护区还是增加用于采伐木材的林地面积上还存在着争议，通过多利益相关方平台来平衡来自于工业和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兴趣。

森林产业的复兴以及其乘数效应在该地区经济复苏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大型“产业集群”的方法强调纵向整合，重视与基础设施、市场、区域研究和教育机构之间的联系以及大型和小型企业之间的合作，倾向于革新和生产力的提高。尽管如此，在发挥林业部门的潜质上仍然存在着一些挑战。比如，产业集中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将小型创业者挤出，而后者如果在一个更为鼓励支持的环境下也许能受益更多。非木质林产品的潜能也没有完全被挖掘出来。还存在利用该地区的森林和文化传统来发展旅游业的空间，在这方面可以从临近的北欧诸国借鉴学习。另外，考虑到其规模和显著性，还可以更加系统地评估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的寒带森林在提供调节服务上做出的价值，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以及生态系统的管理上。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是一个低收入国家，2017年人口规模为5600万，其中70%居住在农村地区。每年人口增长率为3%。包括林业在内的农业占GDP的24.3%，而旅游占约8%。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过去十年间经济增长迅速，年增长率为6-7%，贫困率由2007年的60%降至2016年的47%，但由于人口增长的原因贫困人口绝对数并没有下降。包括天然气在内的矿产资源逐渐被开发。森林覆盖率为52%。在不包括薪柴、木炭、非木质林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官方统计中，林业占GDP的3.7%。木质能源占木材采伐量的比例超过90%，也是90%家庭的能源来源。毁林率约为每年1%，主要与生计型农业扩张有关。

森林立法强调森林/林地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联。国家森林方案提倡在整体发展的框架下进行森林管理，并提供了其与环境、农业、能源、健康、土地、矿产、水、野生动物和性别等部门之间相互的联系。当地社区将参与式森林管理（PFM）整合在当地行政管理计划、当地政府和土地产权立法之中，770万公顷森林在参与式森林管理之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林务部的当地代表与本地政府和社区通过一起制定管理计划和地方法规，共同合作管理森林。这些安排在一些地方为动植物恢复做出了贡献，并增加了当地与树木和森林相关的收入。同时，商业式林业迅速发展，现在占林业GDP的约一半。商业所有者与小型所有人合作来传递知识、促进经济附加值和降低运输及营销成本。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承诺致力于REDD+进程，虽然发现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复杂性，但还是成立了跨部级REDD+管理程序。优先的措施包括提高在木质能源使用、参与式森林防火、森林监管及森林资源保护和可持续森林管理上的效率。

“2025国家发展愿景”包括发展生产型农业、农业工业产业及支持服务的政策，同时也逆转如土地、森林、水和生物多样性等自然资本流失的趋势。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通过签署“非洲农业发展综合计划”（CAADP）和非盟“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承诺加大农业投资。2010年启动的“南部农业走廊”（SAGCOT）项目通过利用公-私伙伴关系（PPP）模式下的风险分担模型，鼓励农林工业产业，实现对“2025愿景”的贡献。土地使用对话（LUD）辅助SAGCOT的实施。LUD认识到参与式森林管理在有小规模和较大规模商业森林管理历史的地方是必要的，但不足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需要采用更为综合的方法，因为乡镇的土地使用计划在地域上非常有限，而且经常缺乏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经验表明，个人和社区的利益为参与式和可持续土地使用方法提供了合理的动机，在改善森林和林地管理的同时寻求提高农业生产力和获利能力。政府官员和相关机构的能力需要加强，沟通是关键，考虑土地产权保障的长期效应也非常重要。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引入的混合方法是可行的，参与式土地使用计划需要认可各方兴趣不同并存在竞争性。参与式森林管理使社区参与到林地管理的改善之中。土地使用对话上的经验表明，为了扩大效应，需要突破当地的局限，与更广泛和更大规模的景观结合，发展真正的公-私伙伴关系和供给链。这一过程需要时间，公-私伙伴关系需要更明确的焦点以及建立适宜的激励机制。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森林和树木提供食物和能源，是流域管理、气候变化行动和陆地生物的关键，如果管理恰当可以为国家日渐兴盛的旅游产业做贡献。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仍然需要分析工具来将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系量化，以及充分评估森林和林地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

3.3 新兴的共同解决方案以及汲取的经验教训

来自八个国家的案例研究中列举的森林和林地管理项目出现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之前，但均潜在地对重要的SDG具体目标做出贡献。着重点因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发展政策的不同而异，同时也受地理、气候和历史的影响。所有的国家都支持改善森林管理 （与SDG15相关）。比如，在玻利维亚多民族国，一个历史上土地所有权不平等的多森林国家，一项关键的政策支持了将土地（包括森林）重新分配给土著居民，从而潜在地为SDG具体目标1.4（改善获取资源的权利，尤其使穷人）做出了贡献。在布基纳法索，干旱和饥荒后农林牧的土地使用被给予政策优先，这潜在地为SDG具体目标13.1（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做出了贡献。此外，着重点也会随着时间发生改变。在大韩民国，20世纪60和70年代的森林恢复优先政策旨在改善水土流失和洪涝以保护农地和食物生产；随着国家发展和城市化，现在森林管理的重点在于森林的娱乐、文化和气候价值。

将管理森林和林地作为一个森林内外综合模型一部分的综合景观方法可以有效地为多个SDG做贡献。布基纳法索采用了一个综合的方法来管理农林牧土地景观。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将树木、林地、农地、城乡环境和文化遗产整合在一起的土地景观管理方法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可以为SDG8和10做出贡献。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部农业走廊”项目土地使用对话潜在地为SDG15和8做出贡献。这些案例展示了采用综合土地景观的方法，将林业、农业和其他如流域管理和应对气候变化等目标结合起来。然而，这些案例  比如来自尼泊尔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案例  同时也揭示了在广泛的综合土地景观的方法和完全将权利下放至当地社区和乡镇的方法之间协调的困难，也凸显了通过当地组织和立足于整体土地景观的权力机构之间的协作来解决这些困难的需求。

森林和树木对多个SDG做出贡献，但是大多数国家的重点一直以来仍是其“生产”功能而并非其“调节”或“文化”功能，因而并没有实现其全部价值。在危地马拉、尼泊尔、俄罗斯联邦（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森林和树木在旅游和娱乐上的价值还可以更加强调（可贡献于旨在促进体面生活和经济增长的SDG8和陆地上所有生物的 SDG15）。在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危地马拉、尼泊尔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森林和树木在流域保护上的作用如果被更为强调的话则会更加凸显其效益，为SDG6、SDG9、SDG13（气候行动）以及旨在减少与气候相关灾难的脆弱性的具体目标SDG1.5。管理良好的森林和树木对城市人口的益处也极大地被低估；大韩民国在包括这些效益的方面做得最为突出，但是在许多国家，这些效益没有引起注意而且也没有很好地与公众进行沟通来改善其对这些效益的了解。

利用价值链和私营部门的能力能够提高生产力和改善当地收入，因此而加强对SDG8和12的贡献（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以及负责任的生产和消费）。在俄罗斯联邦（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由于森林工业技术革新、纵向整合和产业集群的原因，经济附加值在木材采伐量几乎没有增加的情况下翻了一番还多，伐木行业的就业减少，但是价值链中其他就业机会增多了。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私有森林企业与小型所有人协作，传递知识、促进经济附加值和降低运输及营销成本。在玻利维亚多民族国，较大规模的企业将知识传递给小型所有人，并促进了加工和营销。在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布基纳法索、危地马拉和意大利，高价值的、具有独特商机的林产品（如榛子、精品咖啡、巴西坚果、乳木果等许多产品）有助于促进当地收入。认证和标签标注能够更加增加其价值。

科学和技术支持是保持成功的关键。在布基纳法索，林木选种和育种及为乡镇苗圃提供支持确保了所植的林木适应当地生态系统，成活率高。大韩民国在前期由于适应性较差的树种以及对苗圃技术支持的不足而导致树苗较低的成活率，因此采用的方法是在吸取教训之后逐步改进的。在尼泊尔，当土地使用计划中需要技术支持的情况下，大规模“分块管理”的方法就作为社区森林管理的有益补充。在俄罗斯联邦（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现在更加注重有管理的天然再生林。但是，在如俄罗斯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这样截然不同的所有国家里，都存在对维持和建立进行适应性研究的能力上投资的力度不足。

在许多国家，木质生物能源在为SDG7 （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和SDG13（气候行动）做出贡献的重要性和潜能都没有得到充分认识。木质能源部门很大程度上是非正规的，经常在经济统计中没能得以反映。在布基纳法索、危地马拉、尼泊尔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薪柴和木炭满足80%的家庭用能源的需求。布基纳法索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战略支持薪柴林种植，许多国家尽管有改良炉灶的项目，但是生物质仍然被当作支付得起的清洁能源。对薪柴的需求促使了森林的退化。但如果管理得当，木质能源是可以负担得起的、清洁、可再生能源。俄罗斯联邦（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逐渐增加了用于本地取暖需求和出口（木质颗粒）的木质能源产品的生产。作为其更广义的可持续能源战略的一部分，低收入国家在更有效地使用森林资源上具有极大的潜能。

在许多国家，缺乏可靠的数据收集和管理系统阻碍了正确评估森林和林地对SDG的贡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且会成为产生变化的阻碍。高收入国家在组建高质量的数据收集和监控系统上已有长足的发展，所以有许多经验和知识可以分享和值得借鉴。比如，意大利的“景观瞭望台”可以用于其他国家，大韩民国估计森林的调节和文化价值的方法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推广，但是这两个系统都建立在良好的数据收集系统的基础之上。总的来说，对这个问题更多的关注有利于改善建立和维持收集、管理信息并将其以易懂的方式发布出去的能力。

在设定优先事项的时候需要权衡利弊。这些权衡包括时间上的权衡，如短期效益也许会减少更加可持续的长期效益；还有在当地和整体的公共产品之间的权衡，在社区之间或上下游用户之间这样空间上的权衡，以及在土地和水资源用于农业或水域保护之间的部门间的权衡。在俄罗斯联邦（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交通路径附近的过度采伐由于对长期森林再生没有加以足够的考虑，已经造成了森林退化。在尼泊尔，除了CFM之外，还需要格外注意旨在防止洪涝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规模水域管理，这将会使住在低地的居民受益。在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将土地分配给以前不处于优势地位的族群，这些族群由于缺乏有效地管理土地的能力从而在一些情况下导致土地的非持续管理。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流动人群与非流动人群之间的土地管理存在矛盾，在意大利土地使用应该旨在森林保护还是农村发展存在着矛盾。多利益相关人族群和机构间的协作能够减少但不可能完全消除这些权衡和矛盾。此外，本地的要求在较大规模的情况下较难管理实现。如生态系统付费之类的激励机制能够有助于满足不同部门或有时是上下游不同用户的需求，但是需要更强更有效的机构和社会信任。为了促进长期效益，财务手段也必须克服“缺乏耐心资本”的问题。

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准许环境来加强森林和树木对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监管措施、经济激励机制和社会营销项目（旨在改变行为）的综合使用效果最好：每一个因素都有必要但又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在许多国家里采用了授权法，也适应不同的情况。两个这样的例子包括危地马拉通过机构间预防和减少非法采伐行动计划的实施在木材运输管理条例上进行的修正，和俄罗斯引入49年期长期林地租约。意大利宪法中规定了整合的土地景观的方法，这一思想也存在于赋权制度和数据信息的管理之中。在布基纳法索、尼泊尔和大韩民国，对森林和林地恢复采用综合的方法上持续的财务和政治支持帮助了民生的改善（在大韩民国的情况），抑或是减少了森林和树木整体景观的退化（布基纳法索和尼泊尔的情形）。但是大环境和发展状况可能限制这些影响。比如，在危地马拉，收入分配和资产的所有权高度不平等，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资源和人员能力上存在极大的约束。同时，在林地林木再生和整体景观管理上多利益相关方和下放权力的方法改善了监管：布基纳法索、危地马拉、尼泊尔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都有相应的例子。而在俄罗斯联邦（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多利益相关方监管的方法也使得木材产业得以复兴并实现了附加值的增加。

这些国家案例展示了整合的森林、林地和树木项目能够以不同的方式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所选的这些国家不一定体现最佳实践，也不被视为具有代表性，但它们的确展示了森林和树木在国家发展背景下的重要性。

第4章

向前迈进

4.1 引 言

《2018年世界森林状况》旨在探查如何加强森林和树木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以实现为落实《2030议程》及其艰巨而全面的目标所需的变革。这需要在政策如何制定和实施上进行根本性的改变。

前面章节回顾了森林和树木可为实现十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的相关证据。第2章考查了每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相关的具体目标，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利用已达成共识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或其他适宜的指标对这些贡献进行了量化。同时也指出了数据缺口以及为改进对物质、生物和社会经济上的关系或关联的理解而需要继续完善的地方。第3章总结了对八个国家的案例研究，展示了国家森林政策和计划项目如何可以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本章总结主要发现，并提出一系列的政策建议以实现继续往前推进。

4.2 主要发现

数据表明森林正以更持续的方式得到经营管理，森林和树木在为实现多项SDG做出贡献， 这些SDG与许多农村贫困人口的生计和食品安全、获得负担得起的能源、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减缓气候变化以及可持续森林管理等相关。

生计和粮食安全（SDG1和2）。森林和树木在为世界上许多农村贫困人口提供生计和食品安全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据估计，约40%的农村极端贫困人口生活在森林和草原地区。其中，约1.6亿生活在非洲，8500万在亚洲，800万在拉丁美洲。一项研究表明森林和树木为发展中国家农村家庭提供了约20%的收入，来自森林的收入对最贫困家庭来说比例更高也更为重要。非木质林产品为20%的世界人口提供食物、收入和多元化营养，尤其包括妇女、儿童和其他处于脆弱状况的人群。

获得负担得起的能源（SDG7）。约33%的世界人口  约24亿人  利用木材为做饭、烧水和取暖等活动提供基本能源。依赖薪柴和木炭生活的人口从非洲的63%，亚洲的38%，到拉丁美洲的16%不等。对全球而言，8.4亿人为自用而采集薪柴和获取木炭。木材在29个国家提供了国家主要能源的一半以上，其中的22个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总的来说，森林以木质能源的方式提供了约40%的全球可再生能源，与太阳能、水力发电和风力发电的总和相当。

可持续消费和生产（SDG12）。木质加工部门在提高木材使用率上已经取得可喜的进步。在2000至2015年间，尽管锯木和人造板产量每年增长8.2%，但是其所用的工业用原木只增长了1.9%。同期，人均人造板（在木材利用上更为有效率）消费增长了80%，锯木消费保持稳定。在纸业部门，废弃物也有所下降，废纸回收率从1970年的24.6%升至2015年的56.1%。而且，经FSC和PEFC认证来自于可持续管理森林的木质产品所占比例也有所增加，现在约占全球工业用原木产量的40%。

减缓气候变化（SDG13）。森林在减缓气候变化上的作用已逐渐被广为认知。毁林是仅次于使用矿物燃料的导致气候变化的因素，占全部温室气体排放约20%，比全球交通部门的总和还多。高达24-30%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潜能可以通过停止和逆转热带毁林得以实现。拥有最高森林覆盖率的25个国家都将基于森林的气候变化减缓措施纳入其NAMA和国家自主贡献中。这些措施包括造林、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促进森林碳储、森林保护和农林间作（尤其是在这一措施可以减缓森林被侵占状况的地区）。

可持续森林管理（SDG具体目标15.1、15.2和15.b）。在1990至2015年间，世界森林面积从全球陆地的31.%降至30.6%，但在近几年森林面积损失的步伐有所减缓。这些损失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在亚洲的一些地区、北美和欧洲，森林面积自1990年以来有所增加，主要得益于大规模的造林项目和生产力低下的农地向森林的自然回转。SDG关于可持续森林发展进展状况的指标由五个子指标组成，分别反映了森林的净损失（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0.18%降至过去五年的0.08%）、生物量（保持稳定）、在依法设立的保护区中森林面积（现在为森林面积的17%，在热带地区增长迅速）、在长期管理计划之下的面积（2010年增至21亿公顷）以及经认证的森林面积（在2010至2014年间从2.85亿公顷增至4.40亿公顷）。SDG关于调动资源为可持续森林管理提供资金的指标有两个子指标，与在森林保护和可持续森林管理上的（i）官方发展援助和（ii）财政支出相关。在2015年，用于林业的官方发展援助约为8亿美元，稍低于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1%。尽管自2000年以来用于林业的净官方发展援助有所增长，但是每年的分配额度不稳定，而且其占总官方发展援助的比例有所下降。

质性证据表明，森林和树木也通过非正规部门、混农林业、妇女赋权机会、可持续水资源管理、旅游、可持续城市、适应气候变化以及解决土地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而为SDG做出贡献。

非正规部门（SDG1、2和8）。虽然据估计非正规林业部门支持大约4000-6000万个就业岗位，但官方统计数据缺乏关于该部门的可靠信息。这一部门包括小型伐木和加工企业、烧制木炭和加工以及采集和加工NWFP。尽管可食用NWFP在粮食安全上的重要性已经被许多研究证实，但是关于其总体贡献的可比数据仍然很缺乏，包括其营养价值以及当其他食物短缺时作为增强人们抵御力的安全网作用。

混农林业（SDG1和2）。混农林业非常重要，因为森林以外的树木以及在农地上的树木通过多样化生产和提供生态服务可以充当农业活动有益的补充和关键的安全保障。第3章中的案例之一展示了在危地马拉鼓励农林间作的活动。混农林业规模的体现之一就是全球46%的陆地面积为具备林冠郁闭度至少10%的农地。但是农林间作的实际操作差异度比较大，位于东南亚、中美洲、南美东北以及西非的潮湿地区的农地具有最高的树木郁闭度。

性别（SDG5）。虽然有一些转变的迹象（缺乏分性别的数据），但是男性主导正规林业部门以及各个级别的决策这一事实仍然非常明确。另一方面，许多农村妇女一生的许多时间用于收集薪柴、采集为家庭所用的食物、药用植物、树脂和其他NWFP方面。研究表明妇女在这些活动中起到的企业家性质的作用，以及她们在社区和参与森林管理中的领导作用。但是，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比如探查妇女对林权的获得权及其对性别平等的影响，以及对妇女赋权使其逐渐从非正规向正规部门转移。

可持续水资源管理（SDG6）。森林是水循环的一个环节，可以滤水、减少土壤流失、将水返至大气层以及为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大城市提供饮用水。但是森林提供的与水相关的生态服务经常被低估，一部分原因在于其复杂性。仍然需要更多关于在气候变化情况下不同生态系统中和不同层面（时间和空间上）森林与水之间关系的信息。了解森林管理（包括森林损失、恢复和造林）对水的影响，对制定可以有效地为SDG6做出贡献的与森林有关的措施非常必要。

可持续旅游业（SDG8）。基于森林的旅游具备为SDG具体目标8.9（促进可持续旅游）做出更多贡献的潜能，并且有许多国家（比如哥斯达黎加）提供了利用其森林增强对旅游者的吸引力的范例。专家估计，以自然为基础的旅游业约占全球市场的20%，而且这一部门比旅游业整体部门的增长率快三倍还多。

可持续城市（SDG11）。城市中的树和可供人使用的绿色空间给人带来的益处逐渐被人们认知。例如，研究表明生活在较方便地可以享受到绿色空间的地区的孩子与较不方便地区的孩子相比得肥胖症的情形要少一些，而行道树的存在也与较低犯罪率相关。城市森林和树木还提供了重要的美观和生物多样性。但是，衡量和量化这些益处仍然是一个挑战。鉴于世界许多国家城市化进程迅猛，在早期将森林和树木作为城市绿色空间的关键部分纳入城市规划非常重要。

适应气候变化（SDG13）。森林和树木增强了御灾力以及适应与气候相关的危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在提交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文件（即国家适应行动纲领、国家适应计划或国家自主贡献）和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中指定的与森林相关的措施包括：通过再造林和恢复已退化的森林来防止土壤流失和山体滑坡；通过造林来减缓洪涝；农林间作；对沿海地区红树林进行保护和恢复来防止风暴潮、气旋和海啸；防火和防病虫害的综合治理。这些适应性的措施必须考虑实际情况，有必要更好地了解气候变化与如风暴、火灾和病虫害等不利因素之间的关系。

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SDG具体目标 15.3）。解决森林退化问题对应对土地退化非常重要，但是有一定的难度来衡量森林退化的程度或者通过遥感对其进行持续地监控。即便有这些困难，《波恩挑战》中还是包括了为这一SDG具体目标做出贡献的减少森林退化，旨在于2020年前恢复1.5亿公顷世界已遭受毁林和退化的土地，在2030年前实现3.5亿公顷。

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SDG具体目标15.1、15.4、15.5、15.9及15.a）。虽然森林是许多重要的陆地生物的栖息和生存环境之一，但是在量化这一贡献上存在一些困难。SDG指标15.1.2衡量了被保护区覆盖的对陆地和内陆淡水系统生物多样性重要的场所的比例，但是因为该指标没有按生态系统类型细分，所以森林的贡献并没有单独体现出来。同样的，许多山地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发生在其森林中，但是SDG指标15.4.1（关于山地生物多样性）至今仍然没有按生态系统类型细分的信息。因为至少50%的世界生物物种生活在热带森林中，已经有提议提出SDG指标15.5.1（红色名录指数）应当单独列出依赖森林生存的物种濒临灭绝的风险。

SDG之间存在许多内在关联。第2章表明可持续森林管理和防止森林损失有助于实现多个SDG。第3章的案例研究表明，实现多个SDG的最有效方式是通过总体景观方法，即在森林内外将管理树和林地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例如，布基纳法索利用一个综合的方法来管理农林牧一体的景观；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利用了马赛克的方法来进行景观管理，将树、林地、农地和人文环境整合在一起；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也利用了综合的方法管理农地和林地。

森林和树木对SDG的贡献非常复杂，并因具体情况不同而有差异，需要开展更多工作来理解这些贡献之下的一些关系。

前面章节指出了一些尚未完全了解内在关系的领域，包括森林和树木在减少长期贫困和提供生态服务上的作用，以及需要考虑森林和树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实现SDG的影响。

森林和树木在减少长期贫困上的作用。关于森林和树木在减少长期贫困上的作用的文献较少也不成体系。例如，森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消除贫困的方式以及环境服务付费能带来多大效益，这些问题的答案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因为贫困本质上的多元性，不同区域和国家具体情况不同，不同决策者采取措施上的不同见解，产权和使用权的复杂性，以及对非正规部门的了解不足，所以解决这些问题可能会非常有挑战性。但是，更好的社会经济数据以及国家和区域水平人口和资源空间地理分布地图会有帮助。改善认知对设计与森林相关的减少贫困的措施也非常重要。

森林和树木在提供生态服务上的作用。生态服务包括调节水分、土壤形成、防止土壤流失和山体滑坡、营养循环、保护生物多样性、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虫害控制以及授粉。虽然这些功能具备根本的重要性，但是却经常被误解或低估，一部分是源于其复杂性。比如，森林经营活动在蓄水上的影响可能会因地点不同而有所差异，比如有些情况下造林会对水量和水质产生负面影响，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有森林的流域对保护水资源至关重要。改善对生态服务作用的理解有助于采取利于改善御灾力的森林经营措施，尤其是对依赖森林生存的人群来说。同时也需要提高对森林在支持可持续农业上的认识。第3章大韩民国的案例表明对森林的生态效益了解促成了更为综合的经营方法。尽管森林在20世纪50年代更多地被视作为薪柴和木材的来源，其后的再造林项目强调了森林在流域管理、水土保持、防止洪水上的价值，现在的政策又认识到森林对大量城市人口在娱乐上的重要性，以及在保持生物多样性和调节气候上的功用。

外部因素对实现SDG的影响。尽管《2018年世界森林状况》重点在于森林和树木对实现SDG的贡献，但是一系列其他因素会对这一进程产生显著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宏观经济背景、贸易关系、人口压力、移民状况、社保政策、其他自然资源的存在与可得性、教育、良好的政府监管以及机构能力。造成毁林的许多驱动因素，比如城市化发展以及倾向于大规模棕榈油或大豆生产的土地使用政策，也都来自林业部门之外。虽然把与森林相关措施的影响与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措施和趋势分隔开来进行分析非常困难，但是重要的是不要忽视这些可能的联系，而且要将林业政策与更广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政策整合在一起。这一方法的价值体现在大韩民国的案例中，再造林与一项全国范围内针对村镇的自助活动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更大范围发展项目的一部分，同时支持了农业集约化、工业化和基本建设的发展。

4.3 通过强化森林途径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2、3章非常明确地展示了森林和树木可以从许多途径为多项SDG的实现做出贡献，但是由于这些贡献常常不为认知和被低估，所以它们的全部潜能没有完全实现。本节指出一些通过增强森林途径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有助于完成落实《2030议程》所需的变革。这些途径包括有必要：

让决策者以及更多人了解森林的益处

与林业部门内外的私有部门协作

投资于非正规部门改革

将林业政策整合到更广范畴的可持续发展议程之中

进行国家或地区范围关于森林和树木对实现SDG可做贡献的分析研究

改善数据的可得性并满足其他信息需求

让决策者以及更多人了解森林的益处

需要让人们认识到世界森林和树木的重要性及其在实现SDG中可能起到的作用。比如，在考虑粮食安全政策时常常不会考虑到森林，森林对支持可持续农业和提高生态服务上的价值也经常被忽略。回顾与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的文献表明，一些拥有相当数量森林的国家根本没有提到森林在适应和增强抵御力上的作用。森林很少被视作经济发展的动力。虽然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其他部门规模更大、也较为重要，但是前面章节中的分析表明森林和树木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贡献经常被低估或根本不为所知。

在提高人们对森林和树木对多项SDG贡献的认识过程中，需要使用可以让不同背景的受众理解的语言。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可以更深层次地进行本报告中所示的分析，以及在区域和国家范围内进行类似的分析。同时，对林业部门来说，需要弱化一切以森林为中心的思想，将重点放到利用《2030议程》作为一个机遇，以全新视角观察可持续森林经营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实施。

增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森林途径同时也意味着要推动把将森林的益处让决策者群体之外的人们所认识。虽然本报告提出的分析类型是必要的，但却很少引起媒体的关注或公众的想象，这一点非常可惜，因为公众舆论可以显著影响政治家及其政策。

因此，需要针对不同的受众，制作更为清晰的、关于森林和树木对可持续发展可做贡献的信息。这些必须包括非林业背景的受众，如城市居民（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并且还在继续增长）、潜在的慈善家（愿意为可持续森林管理出资贡献的人们），以及各个年龄段的年轻人（需要其直接参与）。一种方法就是利用跨主题的方式来制作一系列让人信服的、关于SDG目标群的描述。这些主题可以包括：

森林和树木 — 农村贫困人口的安全网 （SDG1、SDG2、SDG5、SDG7、SDG8、SDG15）

森林和树木 — 我们的绿色基础设施 （SDG6、SDG11、SDG13、SDG15）

森林和树木 — 绿色经济的支柱（SDG7、 SDG8、SDG12、SDG15）

森林和树木 — 地球的未来（SDG6、SDG13、 SDG15）

森林和树木 — 对幸福感的贡献（SDG1、 SDG2、SDG3、SDG11、SDG15）

这些语言和描述可以以吸引观众兴趣的方式制作，利用案例分析来增加色彩。也可以制作专门针对儿童的材料，以及针对潜在的愿意投资林业项目的慈善家制作的、内容一样但呈现方式截然不同的宣传材料。对于有全球意义的材料，可以由森林问题合作伙伴关系组织通讯组发起，并将其与联合国林业战略规划的传播与推广战略联系起来。但是，采取的行动应该远不止于此，利用制作和广泛传播宣传材料来激发参与和兴趣。

与林业部门内外的私营部门协作

私营部门凭借其拥有的专业经验、资源以及创新能力，对实现SDG的具体目标至关重要。前面章节中所示的案例分析表明，利用价值链以及所有部门的能力可以提高生产力和当地收入。一个范例就是，通过木材加工和改善各规模企业之间的协作进行纵向整合，增加附加值。这对生活在森林中和附近居民的生计改善非常重要，同时也对生活在城市中但受益于繁荣林业部门的人们也有重要意义。

需要一个为私营部门活动创造积极有助的运行环境。SDG16（促进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和SDG17（关于执行手段）上的进展有助于创造这一环境。尤其重要的是SDG具体目标16.6（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透明的机构）、16.7（确保各级决策反应迅速，具有包容性、参与性和代表性），以及SDG17关于筹资、科学、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具体目标。法律框架应当为土地的产权及土地和森林资源的使用权提供确定性。

政策干预应当将重心放在有助于达成SDG结果的行动，尤其是那些依靠市场机制不能完成的结果。这些干预措施很有可能包括一系列监管措施和激励机制。但是，私营部门在不同的层面上运作，因此在不同的情境下方法会有不同。正规和非正规林业部门均包括大量的小型或微小企业，与之相反的是一些非常大型的公司。在林业部门之外也会有许多企业可能对森林产生重要影响。他们从利用林地来实现其基本的自给自足需求的小型农户，到投资大型商业农业和其他工业活动（比如有可能导致毁林采矿和水力发电）的大型公司，不一而足。

就较小规模而言，优先重点通常包括提供培训来改善土地经营的实践，促进农林间作，成立生产者组织，改善进入市场的机会和适合的融资方式。就较大规模而言，也许需要解决投资潜在的障碍，有可能是财务上也有可能是其他方面的，如与木材加工相关的基础设施或适宜场所的问题。

在因大规模商品生产而导致毁林的地方，适宜的措施包括土地使用变化上有效的监管。在与私营部门之间加大协作上也有改善的空间，比如自愿认证系统和承诺加入“零毁林”的供应链。作为对全球防治毁林和森林退化号召的回应，越来越多的零售企业和银行自愿承诺从其供应链和融资中去除毁林行为。

另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方法就是与私营部门协作发展多利益相关人合作伙伴关系。比如，如果没有接受其商品或服务的市场的话，私营部门不太可能投资可持续森林经营。另一方面，通过与公共部门和自愿慈善家群协作，有可能调动其他方面的资金来承担提供如生态服务一类的公共产品所需费用。

投资非正规部门改革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非正规林业部门往往比正规部门的规模要大得多，而且在开启发展机会上至关重要。但是，在非正规部门运作有可能会导致错过有附加值活动的机会，增加人们生计上的脆弱性。非正规部门同时也代表了税收收入上的损失，增大环境资源上的压力。投资于非正规部门有可能通过增加经济活动、改善就业状况和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来增强通过林业途径来实现SDG。这极有可能需要在培训、能力建设和发展生产者组织上进行投资。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以这种方式对农村人口赋权对促进变革和实现多个SDG目标十分重要。鼓励年轻人群体的参与也非常重要：如果被视作为一个逐渐老化的就业队伍，林业部门就会非常难以吸引到年轻人，而他们的企业家精神和能量对这一部门的未来至关重要。许多妇女在非正规部门充当农业企业家，在有经济附加值的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在还没有的情况下，需要一个机制将性别平等、给予妇女平等的土地所有权及使用权和获得其他森林资源的权利纳入主流。增强产权为改善获得森林和树木上性别平等提供了机会，同时亦鼓励长期的可持续森林经营方式。

非正规部门在缺乏对土地和森林资源长期权属的地区也十分普遍。这对人们可持续森林经营的态度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当人们拥有清晰和有保障权利的时候，就更有可能采用长期的方式进行森林管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或其继任者会从中受益。在权属没有保障的地方，需要一个法律框架为其提供确定性，可参考《土地、渔业和森林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来建构该框架。

将国有森林的经营管理下放给当地社区和小型所有者也为增强非正规部门为SDG做贡献提供了机遇。对全球而言，尽管地理分布不均匀而且社区式或参与式森林经营方法各不相同，15亿本地和土著居民通过基于社区的产权获得了对森林资源有保障的权利。赋予本地居民知识和影响决策的能力，可以使其为SDG具体目标做贡献，产生有益的影响。第3章中提到了历史相对较长的尼泊尔社区森林管理。许多其他的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已经采用了相似的方法。比如，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在过去的10年中强调了土著居民对土地的权利，并执行了重新分配的政策；尽管总的来说是成功的，但仍存在一些技术和能力上的局限，使得在一些情况之下导致了森林的退化。放眼未来，仍然需要向社区森林管理的成功经验学习，认识科学和技术支持、进入市场的机会、培训、能力建设、市场信息、足够的资金、明晰不同群体的权利和责任的重要性。如果要想增强通过森林为可持续发展做贡献的话，所有这些措施都需要有所实施。

将林业政策整合到更广范畴的可持续发展议程之中

采用综合的方法制定政策对于落实SDG至关重要。然而，当政府采取以生产部门为单位的部委制、各个机构部门有自己的资源分配和问责制的时候，跨部门的协作有可能会非常困难。当负责制定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人员没有充分意识到森林和树可能做出的贡献，而负责林业政策的人员却将林业上的结果作为终极目标而不是作为实现更大范畴目标的一份子的时候，冲突常常会出现。有效的跨部门协作需要对话和协调良好的行动，并以实现SDG为目标实现共赢，而不是仅仅促进某些部门。

《2030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对各部委一向以来工作的方式构成挑战。它们应当在部门间协调政策和发展战略。为实现这一目的，国家需要考虑组建SDG实施平台，由与自然资源使用和管理相关的关键部门组成。SDG实施平台可以将不同的部委和政府机构以及其他主要利益相关人联合起来。为了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他们也需要将重点放在实施上  明确变革的主要障碍，并指出如何解决问题，并监控进展状况。

进行国家或地区范围关于森林和树木对实现SDG可做贡献的分析研究

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森林和树木能够为实现SDG做出显著的贡献。然而，这些贡献的类型以及采用何种政策措施来实现其潜能会因其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而不同。此外，正如《2030议程》所指出的，每个国家自己决定如何将艰巨的全球SDG具体目标纳入本国的计划进程、政策和战略中，强调构建由本国总体筹资框架支撑的、统一和国家自有的可持续发展战略。[26]

国家和地区范围的分析研究有助于制定旨在使森林和树木的潜在贡献最大化的政策和措施。这些研究可以利用《2018年世界森林状况》中展示的分析方法。进行这些国家和国家内地区层面的研究也有助于解决机构间的障碍问题，通过提供有力证据将与森林相关的政策纳入国家主流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战略之中，在这些战略的制定和发展中逐渐建立更强的关系。良好的分析还可以展示用于可持续森林经营的公共投资可以产生较高的价值。这样的方法在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时也非常重要，保证它们可以很好地整合在一起，防止在彼此孤立地制定扶植各个部门的政策时产生的相互之间的反作用。来自其他相关部委和机构的反馈意见还有助于确保这些研究对林业部门以外的因素予以考虑。

如第3章中的案例分析所示，将SDG纳入发展战略的重点会因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其发展面临的挑战、地理和气候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这些研究可以从确定与其实际情况最为贴切相关的SDG开始。这些研究也需要探究可能需要面对的权衡利弊，如时间上的权衡（如短期成本与长期利益之间），空间上的比较（如农村与城市之间）以及部门之间的权衡（如造林可能会导致农地的减少）。这些研究也可为森林相关措施为多个SDG具体目标做贡献确定机会。

尽可能地，这些分析应该量化森林和树木对SDG的现有贡献；指出相关的衡量进展状况的指标；提供其具备更多潜在贡献的质性证据；指出数据缺口以及研究需要；强调与SDG相关的、森林和树木可以产生最大影响的政策；给出实现这些的政策建议。这些研究也将得益于所有利益相关方在各个阶段的参与，从制定建议到验证初步调查结果。同时也应当对这些研究进行阶段性的评估和回顾来监测其进展状况，并加入新的信息。

提高获得所需数据和其他信息的途径，以评估和监控森林和树木对SDG具体目标的贡献

230个全球SDG指标的目的是帮助衡量实现SDG具体目标的进展情况以及为循证政策制定提供信息。第2章中的研究表明，许多现存的SDG指标与森林相关或者稍作修正就可以作为针对森林的指标。主题指标将现有的大量源于科学的证据集合起来，为分析森林和树木与《2030》议程之间（除SDG15之外）更广泛关系提供了可能，其旨在强调内在联系和机遇，以支持部门间更加一体化的政策制定以及更有效地实施SDG。第2章详细介绍了这些主题指标，并列出了相应的数据缺口，有些数据已经收集但未以合适的形式公布发表。这些数据缺口可以通过改善具有全球可比性的以下数据得以弥补：

正规部门中小企业和非正规部门的收入和就业，将就业数据按性别和工作类型细分；

性别，包括按性别细分的关于以下方面的数据：森林的经营、利用和管理；妇女在管理和决策上的地位，包括她们在合作社、小企业和其他商业模式中的参与；工资性别差别；林业院校女学生人数及其所得到的支持；女性讲师人数以及将性别学习纳入林业课程；妇女在领导地位上的状况；

按所有制类型（如国有森林、大型所有者、社区所有者、小型所有者）以及所有权/获得权（如有保障的权利、习惯权利、没有权利）进行细分的林业部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就业比例；

不同非木质林产品的采集、使用和贸易以及薪柴和木炭的收集、使用和贸易；

森林相关生态旅游，包括游客数量及消费；

森林生态系统对生物多样性的贡献；

城市中可拥有的、有树木覆盖的绿色空间。

与社会经济数据相关的信息来源包括生计和人口幸福感的调查、农业普查以及案例研究。各国还应该考虑在本国的农业普查和家庭调查中加入关于森林和树木使用状况的问题。可能的话，这些数据还应纳入国家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最好可以对其变化进行阶段性的监测，比如每五年进行一次。

尽管一些国家有可能需要进行能力建设，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尽可能地利用现有的数据来满足这些新的数据要求，同时认识到国家普遍希望能够统一报告并减轻报告负担。数据的可获性可通过国家内不同部门间内部统计数据交流来实现，比如，如果林业部门人员可以很方便地得到社会经济数据的话，将有助于增强森林的社会经济贡献。

如结论中所述，需要在许多领域进行更细致的工作来研究一些重要的内在联系。这些包括；

森林在减少长期贫困中的作用，了解非正规部门以及妇女的作用。这将从这里所述的已得到改善的社会经济数据中获益。

森林与水的关系。（在森林合作伙伴关系的支持之下，一个全球林业专家小组正在进行一项全球范围关于森林与水之间联系的科学知识的全面评估。）

森林退化，非常难定义和衡量，但却一直是个严重问题，同样有难度的还有它对森林生态系统及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负面影响。监控森林退化的变化状况，并改善对森林退化原因和影响的理解非常重要。

自然森林损坏对依赖森林为生的人群的影响，森林和树木在减缓自然灾害及其影响上的作用，森林和树木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了解这些关系有助于增强抵御力和适应能力。

附 件
第2章研究方法

表A.1列出第2章中评估的28个SDG具体目标，以及在本出版物中所用的专题度量指标，并附有简要描述。

SDG1：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总的来说，森林在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生计上有三个不同的作用：维持现行水平的消费或自给型消费，提供可贵的安全保障，提供一条可能走出贫困的路径（Cavendish，2003）。SDG1有五项主要具体目标和两项“实施办法”具体目标。为了评估森林和树木对SDG1的贡献，四个专题度量指标用来分析其中的三项具体目标。

每日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人群中居住在森林里或森林附近的人口比例

这一衡量指标旨在估计森林覆盖与高贫困率之间的重叠关系。贫困在空间上的分布与森林的关系非常重要，因为最贫困家庭倾向于更大程度地依赖森林作为其生计的主要资源。

每日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人群中居住在森林里或森林附近的人口比例是通过计算：（i）居住在森林里或森林附近每日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人口数，和（ii）每日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人口数之间的比例而得的。

居住在森林里或森林附近每日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人口数是地区森林人口与地区平均贫困率的乘积。各国每日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人口数是总人口与贫困率的乘积。贫困率源自农发基金（2016）。对农发基金《2016年农村发展报告》中没有包括的国家，采用了以下地区平均农村贫困率：亚洲18.7%，拉丁美洲：9.2%，非洲：56.1%。森林人口（居住在森林里或森林附近的人口）基于Chomitz等人（2007）中每个国家所在地区平均值；每个国家的农村人口数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需指出，2015年国际贫困线更新至每天1.90美元（2011实际价格），SDG指标也将相应调整，这是遵循在2015年10月召开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间专家组会议（IAEG-SDG）上对用普遍实行的“国际贫困线”来衡量极度贫困做出的，并在其后的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上正式通过的决定。

在农村贫困人口中，来自森林资源的收入占所有收入的比例

这一衡量指标旨在估计森林对维持贫困家庭消费的贡献。数据来源于现有的量化农村家庭环境收入作为其主要生计来源的研究（包括Angelsen等，2014）。

由地方社区和其他依赖森林的人口所掌握的、权属得到保护的森林的比例

这一衡量指标目的是评估当地社区和其他依赖森林生活的人获得有保障的权属的进展状况。数据来源于《世界森林资源评估》（粮农组织，2015a）和RRI（2014）。

为改善穷人抵御力做出贡献的混农林业用地公顷数

这一衡量指标目的是利用农地中森林覆盖的情况来评估森林和树木通过混农林业为应对生计所做的贡献。数据来源于Zomer等人（2009）。

SDG2：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

为了评估森林和树木对SDG2的贡献，三个专题度量指标用来衡量两个具体目标。

可食用非木质林产品数量，包括捕获的或消费的野生动物肉

这一衡量指标目的是强调森林和树木为以森林为生的人们提供动植物食物，以满足其食物需求、丰富饮食、或赚取收入上的作用。数据来源包括已发表的研究和案例研究。

主要依靠薪柴和木炭做饭和净化水的人口比例

这一衡量指标目的是强调木质能源在粮食安全和营养上的重要性。数据来源包括已发表的研究和案例研究。

林业部门就业人口及其收入

这一衡量指标旨在表明森林和树木在为人们提供可用来购买食物的收入上的作用。数据来源包括已发表的研究和案例研究。

SDG5：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为评估森林和树木对SDG5的贡献，五个专题度量指标被用来分析两项具体目标。这些具体目标关注的是妇女通过就位于高级别和管理职位来参与决策的情况。但是，值得指出的是绝大多数的性别不平等存在于更广范围的社会中，而不是仅仅限于林业部门，这也暗示了一个部门在解决总体社会问题上是有局限性的。即便如此，就林业部门所面对的挑战的规模和本质来说，是有助于克服部门内以及部门外性别不平等的潜质的。

国家林业行政管理机构中女性雇员比例林业部门女性雇员数目林业教育项目中女性人数

这一衡量指标旨在评估促进妇女在正规林业部门地位的进展状况，以及认识到妇女平等教育在森林部门重要性的进展状况。数据来源包括已发表的研究和案例研究。

（a）按性别细分，农业总人口中对森林用地拥有所有权或有保障的权利的人口比例；
（b）按土地权属类型细分，森林用地所有人或权利所有人中妇女所占比例；
（c）具有为妇女拥有和/或控制土地和森林提供保障的法律体系（包括惯例法）的国家占所有国家的比例

这些衡量指标目的是评估妇女拥有与森林有关的经济资源的权利，因为这对生计的抵御能力非常重要。此外，将妇女对土地和森林的权利合法化是促进性别平等的进程上非常关键的一步。数据来源包括已发表的研究和案例研究。

SDG6：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为评估森林和树木对SDG6的贡献，两个专题度量指标被用来分析一项具体目标。

全球主要流域内林木覆盖率随时间的变化

这一衡量指标旨在强调“所有基于森林和树的生态系统影响水资源，森林和水的关联超越政治边界”这一事实。数据来源包括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的全球森林观测中的水/水道数据，包括了来自Hansen等人（2013）的分全球主要流域的林木覆盖数据以及按粮农组织（2011b）定义划分的流域的林木覆盖数据。全球主要流域内林木覆盖率是流域内林木覆盖面积和流域全部面积之间的比率。计算了该比率在2000年和2015年的值。林木覆盖的变化是林木覆盖历史值（如Hansen等人，[2013]所建议）与其在2000和2015年值之间的差异。

关于水土流失、火、水胁迫（BWS）风险，每个流域评分在1-5之间（1为风险最低，5为风险最高）。WRI数据中已经包括了关于水土流失和火的风险数据。BWS的评分是基于“全球森林观测之水”提供的地图中的颜色系统，并根据视觉分析相应地赋予了1-5的数值。然后计算了全球主要流域上森林覆盖减少及风险评分，再除以流域总数来得到与各森林覆盖减少比率和风险相对应的流域比重。

以保护土壤和水资源为主要管理目标的森林所占比例

这一衡量指标旨在评估森林管理在实现SDG6水土保持上的贡献。数据包括《全球森林资源评估》（粮农组织，2015a）。对于每一个国家，以保护土壤和水资源为主要管理目标的森林除以国家森林总面积来得到该比例。也为世界的主要地区做了同样的分析。此外，还为以如下管理目标为目的的国家森林分别做了分析：稳固海岸、净化水、控制土壤流失、防止雪崩和治理荒漠化。

SDG7：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为评估森林和树木对SDG7的贡献，两个专题度量指标被用来分析两个具体目标：

用木质能源作为能量来源的人口比例

由于SDG指标7.1.2涵盖了所有有助于每个人都能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的现代能源服务的清洁能源和技术，这里的清洁能源包括清洁和高效的薪柴和木炭使用，所以这一指标目的是衡量森林和树木对普及能源的贡献。它采用了以木质能源为基本能量来源（做饭和取暖）的人口比例。

木质能源在所有终端再生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

这一指标旨在评估森林和树木在增加再生能源占全球能源总和比例上的贡献。薪柴和木炭及水力发电是当今与森林最为相关的两种再生能源形式。这一指标的局限性在于只有所用的木材来自可持续来源的时候，木质能源才可能是再生能源。

SDG8：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

为评估森林和树木对SDG8的贡献，两个专题度量指标被用来分析两个具体目标。

林业部门中正规和非正规就业人数比例

拥有可靠的关于林业部门正规和非正规就业数据非常重要。关于正规就业的信息源自现有统计数据。而估计非正规就业就较为困难一些：国际劳工组织的ILOSTAT包括62个国家关于非农活动中非正规就业比例的统计数据，但是几乎不可能将与森林相关的非正规就业从中分离出来。为了估计林业就业中非正规就业的比例，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文献综述研究。

另外，还基于自营职业者与非正规就业之间的关系对非正规就业进行了估计。国际劳工组织每年公布各个国家和区域的雇佣类别作为主要指标之一。这一指标包括雇员、雇主、自营职业者和无报酬家庭劳动者（所有部门总和）。国际劳工组织用“脆弱就业方式”这一术语来形容发展中区域的自营职业者和无报酬家庭劳动者的就业状况。[27]自营职业者和无报酬家庭劳动者占总就业的比例是千年发展目标数据库中跟踪观察的指标之一，这表明在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就业和不同形式就业的普遍存在或许有概念上的关联。为了了解一个国家中自营职业者数量与非正规就业数的关系，我们采用了相关性分析方法研究了具有非正规就业统计数据的样本国家中自由职业者百分比和非农非正规就业百分比之间的关系。这一分析基于2016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自主职业者的统计，以及最近关于非正规就业的估计数据。结果表明这两项指标的皮尔森相关性系数为0.6， 因而两者相关。这也暗示了在低收入国家当正规行业中存在自营职业时，该国家也倾向于存在非正规劳动者。另外，还将这两个数据库在性别细分后做了相应的分析。尽管女性劳动者中该相关性系数比男性劳动者中该系数稍高，但是得出总结论仍然一致。这一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估计是建立在非正规非农就业数与自营职业者数目之间的统计关系。非正规就业的数据非常有限，只有44个国家具备该数据；同时假设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内林业就业占总就业的百分比是一致的。

自然旅游对GDP和就业的贡献

因为基于森林的旅游具备改善民生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潜能，所以这一指标衡量的是以自然为基础的旅游。由于森林覆盖了全球约30%的陆地面积，因此顺理成章地想到相当大比例的以陆地自然为基础的旅游发生在森林里，或至少在包括森林生态系统的景观中。所以这一专题指标采用了以自然旅游对GDP和就业的贡献作为大致的估计。现在并没有关于森林为基础的生态旅游的数据，也没有关于旅游的经济重要性的总体数据，可用来评估可持续旅游的统计方法也还在完善过程中。需要更详尽的数据来计算以森林为基础的生态旅游对GDP产生的直接贡献，占GDP的比例，以及其增长率。数据来源包括发表的文献、国家案例分析和来自于工业界的出版物。

SDG11：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

为评估森林和树木对SDG11的贡献，三个专题度量指标被用来分析两个具体目标。

含有自然元素的文化遗产地中有林木覆盖的地方所占比例和被保护面积的变化

这些指标目的是强调森林和树木在文化和自然遗产上的贡献。专题衡量指标11.4.1a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来估计位于城市的WHS将自然元素作为其指定命名或管理的关键部分的频率。专题衡量指标11.4.1b利用世界保护区数据库（WDPA，2017年7月版）来估计城市中和城市附近保护区的增长，使用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II、III、IV、V、VI类别。[28]在每个国家中，通过对比保护区的边界与城市的边缘来评估保护区随时间变迁的程度。这些变化基于2000-2017年间，用了WDPA数据库中保护区设立时间作为参考。任何II至VI类保护区保护面积的增加都被考虑进结果中。

居所15分钟步行距离（或500米）内存在至少1公顷公用绿色空间的人群占总人口百分比

这一指标目的是衡量城市地区绿色空间的拥有性。许多因素  如距离、分布、地形以及空间的质量  都会影响到拥有性：仅仅计算人均城市公共空间面积是不够的。不同的国家采用了略微不同的指标来衡量拥有性。比如，德国制定了如下标准：如果一个居民在其居所的步行距离（300米直线距离，或500米路径距离）或10-15分钟步行范围内有一个中型（1-10公顷）的绿色空间，或者与一个大型 （大于10公顷）的绿色空间相距中等距离（700米直线距离，或1000米路径距离）或在其约20分钟步行范围内的话，该居民可以被认定为对公共绿色空间拥有足够的获得权。数据来源包括发表的文献和官方提供的信息。

SDG12：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为评估森林和树木对SDG12的贡献，五个专题度量指标被用来分析四个具体目标。

全球工业用原木产量指数vs全球工业用锯木及人造板产量指数

这一指标旨在衡量改进木材使用效率的进展状况。工业用原木产量反映了随后被用来生产具有附加值的产品（锯木及人造板）的木材（主要资源）采伐。这一指标同时也反映了转化上的技术改进（但现有关于转化率的数据不够完整，进行国家间或时间上的比较有一定困难）。该指标局限性在于只反映了工业用原木生产上的可持续管理，而没有包括其他的林产品。数据源自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粮农组织，2017d）。粮农组织统计缺乏消费后（回收）木材供给和使用；所以基于欧盟人造板联盟的数据用欧洲国家的数据做了例示。

全球人均锯木和人造板消费指数

这一指标旨在反映用来满足经济中最终需求的木质产品平均产量的趋势。数据源自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林业数据库（粮农组织， 2017d），2000年作为这一指数的基准年。

废纸回收率（百分比）

这一指标目的是利用废纸回收率（百分比）来展示通过回收来减少废弃物的进展状况。回收率通过收集的废纸数量除以纸及纸板的总消费量计算而来。数据源自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Ð林业数据库（粮农组织，2017d）。

取自认证森林的工业用原木比例

这一指标旨在衡量全球林业部门价值链中采用实施可持续做法的进展状况，利用的信息取自经FSC和PEFC认证的森林的木质产品占所有木质产品的比重。作为一项市场机制，森林认证鼓励公司通过采取可持续的措施来体现它们对可持续性的承诺。标签标注也为希望购买可持续林产品的消费者提供了信息。在汇总来自FSC和PEFC的认证数据时，应消费者要求在两个认证系统均进行认证而产生的重复计算也被予以剔除。FSC和PEFC也承认有这一问题。在2017年5月，FSC和PEFC联合发布了一项声明，表明截止2016年底，FSC公布有1.96亿公顷认证面积，PEFC有3.01亿公顷认证面积，二者合计4.97亿公顷。但基于其联合研究，得出在2016年底约0.69亿公顷（或16%）的全球森林面积经双重认证。[29]由于许多公司也将零毁林承诺作为其可持续生产和消费进展指标，第2章也包括了《森林趋势》（Donofrio，2017）发表的相关数据。

实施可持续木材公共采购政策的国家数目

这一指标旨在衡量鼓励林产品公共采购上的进展状况。数据来源于已发表的文献。

SDG13：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为评估森林和树木对SDG13的贡献，五个专题度量指标被用来分析三个具体目标。

在过去20年间（1996-2016）被与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损坏或影响的森林面积（公顷）

这一指标旨在估计与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对森林面积的影响。尽管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越来越多的文献表明全球严重洪涝、风暴、干旱和极热现象的增多与气候变化可能存在关联（Thomas和Lopez，2015）。关注这些与气候相关的灾害对森林资源的影响，有助于协调更广范畴的气候行动，为转向低碳绿色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数据来源包括发表的文献和世界森林资源评估（粮农组织，2005、2015a）。

将基于森林的措施纳入国家和地方减少灾害风险（DRR）战略的国家数目正式通报的综合政策、战略、计划中提到林业部门在适应因气候变化而引起的不利影响上的能力及其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的国家数目

这些指标通过研究国家报告来评估国家对森林在减少灾害风险的战略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中给予的重要性。主要数据来源是上报至联合国国际减少灾害战略（UNISDR）、国家自主贡献（NDC）、国家通讯（NC）、国家适应行动计划（NAPA）和国家适应计划（NAP）的相关国家报告。

将与森林相关的减缓、适应、减少影响和早期预警措施纳入小学、中学和大学课程的国家数目

这一指标衡量了将森林功能效用的信息整合入其教育课程的进展状况。数据来源包括以上所列文档中气候变化教育状况的信息，以及各个国家报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信息，包括全球森林信息服务网站和教育部门减灾与御灾力全球联盟网站。

SDG15：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第2章用了六项SDG指标来评估在四个SDG15具体目标上的进展状况。此外，为更好地评估森林和树木对SDG15的贡献，两个专题度量指标用来评估其他两个具体目标的进展状况。

这六项SDG指标是：

15.1.1森林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百分比

15.1.2分生态系统类型，被保护区覆盖的对陆地和内陆淡水生态系统重要的场所比例

15.2.1可持续森林管理发展的进展状况

15.4.1被保护区覆盖的对山区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的场所的面积

15.4.2山区绿化覆盖指数

15.5.1红色名录指数（SDG一级指标）

两个专题度量指标是：

退化森林占总森林面积比重

这一指标目的是改善对森林退化的了解，但如第2章所述，现有的数据来源比较缺乏。

用于保护和可持续森林使用的官方发展援助（ODA）和财政支出

这一指标目的是表明官方发展援助和财政支出在森林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上的水平。数据来源于经合组织网站上与森林相关的官方发展援助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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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报告经常使用“森林和树木”一词。“森林”定义为面积大于0.5公顷，树木高大于5米，郁闭度大于10%，或者树木在原生环境可以达到这一标准的土地。它不包括主要用于农业和城市用途的土地（粮农组织，2015a）。尽管根据这一标准定义，森林以外的树在技术上不被视作 “森林”，但是它们提供了多项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联合国，2008），所以也包括在《2018世界森林状况》的范畴中。

2  景观定义为由自然和/或人为创造的社会生态系统（生态农业伙伴，2013）。有时用一定的性状形容词（如森林、农业、城市等）来识别主要的土地用途或土地覆盖。

3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们从生态系统获得的益处。这些包括供给服务，比如食物和水；调节服务，如洪涝和疾病控制；文化服务，如精神、娱乐和文化享受；以及支持服务，如保持环境的营养成分循环。这些在稍后的其他小节中会具体讨论，包括与地球生命相关的SDG2和SDG6（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5）。

4  环境收入这一术语用来反映“隐形收获”，即从环境中获得的一系列物品。环境指的是非人为创造的生态系统，如天然林、林地、湿地、湖泊、河流和草地（Angelsen等人，2014）。

5  男子霸权气概系指普遍认知的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概念。相应地，这种观念理想上要求男人作为家庭中的保护者、物质提供者、顺理成章的主导者（Moore，2009）。

6  这些被调查的国家包括7个OECD国家，4个为非OECD欧洲国家， 6个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15个在亚太地区，15个在撒哈拉以南非洲，15个在近东和北非。

7  http://www.fao.org/gender-landrights-database/legislation-assessment-tool/indicators/en/

8  历史林木覆盖指的是由WRI《全球森林观察》（2017）估计和计算的2000年之前林木覆盖状况，主要基于可能的森林覆盖、林木覆盖和气候带（Qin等人，2016）。

9  基准水分胁迫是水分总蒸散量与年可再生地表水供给的比例。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数据并非普遍都有，有些地区没有该数据（WRI，2017b）。

10  在2015年，145个国家（占所有国家和领土的62%）报告了以水土保持为目的的森林的状况。

11  清洁有效炉灶的定义与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世界会议协议》中所列的指导标准一致。能够达到第二级能效（³25%）的炉灶（以及与能源的组合）被视为有效的，那些能达到第三级室内排放标准的被视为清洁的。炉灶的清洁和有效性受能源和炉灶综合影响。如果与设计优良、节约能源的炉灶或燃烧设施结合的话，木质能源可以达到清洁和有效地燃烧。

12  初级能源供给指的是未经改变任何转化或转变的能源。

13  终端能源消费包括送至终端消费者的所有能源，换言之，它不包括任何用于能源生产或转化过程中消耗的能源。

14  这一数字的计算方法如下：风干木材密度约为每立方米0.7吨（粮农组织，2015b），风干木材平均所含能量为16兆焦耳/公斤或每吨木材的石油当量（TOE）为0.382（国际能源机构，2005）；因此，5310亿立方米森林立木蓄积相当于1420亿TOE。2014年，全球初级能源消费量为137亿TOE（国际能源机构，2016）。

15  https://www.profor.info/knowledge/unlocking-potential-small-and-medium-forest-enterprises

16  参见国际劳工组织新闻报道http://www.ilo.org/addisababa/whats-new/WCMS_377286/lang--en/index.htm （于2017年12月15日访问）。

17  该工具由粮农组织开发，可在此处获得：http://www.openforis.org/tools/collect-earth.html）。

18  确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谈判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对策的主要政府间国际论坛。

19  此分析所用数据来自《全球森林资源评估》（粮农组织，2015a），辅以国别报告（粮农组织 2015d），以及欧洲森林研究所和欧洲森林火信息系统数据库。

20  http://www4.unfccc.int/ndcregistry/Pages/Home.aspx

21  http://unfccc.int/national_reports/non-annex_i_natcom/items/10124.php及http://unfccc.int/national_reports/national_communications_and_biennial_reports/submissions/items/7742.php

22  数据来自提交给UNFCCC的国家通讯。可在以下网站获得：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transparency-and-reporting/reporting-and-review-under-the-convention/national-communications-and-biennial-update-reports-non-annex-i-parties/national-communication-submissions-from-non-annex-i-parties

23  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有重大贡献的场地。它们代表了世界范围内对生物保护最重要的场地，利用全球标准化的评判资格和阈值对场所进行甄选而得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2016）。

24  http://www.fao.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indicators/1542/en/

25  这些案例中使用的数据来源包括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 （世界银行，2017）、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WTTC，2017）、《2015年世界森林资源评估》（粮农组织，2015a）以及在这些案例研究在线概要中提及的各国信息。

26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55、63段。

27  比如 http://www.ilo.org/addisababa/whats-new/WCMS_377286/lang--en/index.htm.

28  https://www.protectedplanet.net/c/wdpa-lookup-tables

29  www.pefc.org/news-a-media/general-sfm-news/2370-double-certification-on-the-rise-joint-pefc-fsc-data-sho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