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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2-5-509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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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浓组织，2016年

封面图片：©粮农组织/D. Hayduk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奇洛卡

稻田手工除草是实施气候智能型农业项目中水稻强化栽培系统方法的一部分。

目 录

前 言

致 谢

缩略语

内容提要

第一章

饥饿、贫困与气候变化：当前及未来挑战

主要内容

复杂的相互作用及不可分割的联系

立即采取全球一致行动的紧迫性

农业的特殊作用和责任

第二章

气候、农业和粮食安全：深入研究三者之间关系

主要内容

从气候到人的连锁影响

对农业的影响

对收入和生计的影响

还有千百万人面临饥饿风险

农业对气候变化的作用

结 论

第三章

小农农业适应气候变化

主要内容

对脱贫路径的再思考

面对气候变化风险的主要脆弱性

建设具有抵御力的生产系统和生计

适应措施的成本是多少？

实现小农系统向气候智能型农业转型

结 论

第四章

减缓和适应并举的技术潜力

主要内容

减缓和适应并举的技术潜力

创造减缓和适应共同惠益，促进粮食安全

减缓措施的成本、激励措施和障碍

粮食系统角度：将损失和浪费最小化，促进可持续膳食

结 论

第五章

前进方向：调整政策，建设制度能力

主要内容

农业成为“预期贡献”的关键问题

从意愿到行动：气候变化战略中的农业

气候目标与发展目标相结合的综合方法

加强区域与国际合作

结 论

第六章

为未来工作融资

主要内容

农业气候融资

以小博大：气候融资的策略性使用

结 论

农林渔业国际公共候融资数据

统计附件

附表说明

表A.1 全球各地因气候变化导致的作物单产变化预测

表A.2 2014年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用 途净排放量和净清除量，以二氧化 碳当量计

表A.3 2014年农业各排放源排放量，以 二氧化碳当量计

参考资料

《粮食及农业状况》特别章节

表、图及插文

表

1. 21世纪温度高于前工业化时 代水平1.5 ℃至2 ℃条件下气候 对全球和热带地区若干作物 单产的影响

2. 气候变化对各区域的若干 潜在影响

3. 2030年不同气候与社会经 济情景中有无气候变化影响 条件下的极端贫困人口数量

4. 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因气温 升高导致的农业收入变化

5. 2010年所有领域与农业、 林业和其他土地用途领域主要 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

6. 2014年各区域农业温室气 体排放三大主要来源

7. 气候冲击对农业产量和生 产率的影响

8. 不同气候条件下各类措施 对赞比亚作物单产的影响

9. 东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小 农农业氮肥使用差异

10. 中国青海省实施先进放牧 管理方式的机会成本

11. 2030年和2050年五种改良 做法情景下一氧化二氮年减排 潜力（累积效应）

12. 导致土壤碳储量减少的农 业做法举例

图

1. 2050年之前气候变化对不 同区域谷物单产的影响

2. 2010年各经济领域温室气 体排放占比

3. 影响路径：从气候变化到 粮食安全

4. 气候变化导致的世界范围 内作物单产变化预测

5. 气候变化导致的发展中区 域作物单产变化预测

6. 气候变化导致的发达区域 作物单产变化预测

7. 2050年气候变化对全球层 面作物单产、面积、产量、 价格和贸易的影响

8. 2050年气候变化对各区域 面临饥饿风险人口的影响

9. 有无气候变化条件下面临 饥饿威胁的人口

10. 粮食不安全与气候变化 脆弱性：当前、最坏情景和 最好情景

11. 以二氧化碳当量计算的农 业、林业和其他土地用途年均 净排放量/清除量

12. 2014年以二氧化碳当量计 算的各区域农业、林业和其他 土地用途净排放量/清除量

13. 2014年全球以二氧化碳当 量计算的各排放源在农业排放 中占比

14. 采用改良农业技术后2050 年面临饥饿风险人口数量相对 于基准情景的变化

15. 2030年各区域农业、林业 和其他土地用途领域的经济减 缓潜力

16. 从国际承诺和机制到国家 政策和制度

17. 2010-2014年国际公共融 资各渠道对各领域减缓和/或 适应行动的投入

18. 2010-2014年各领域年均 多边承诺和拨付

插 文

1. 粮食安全的四个维度

2. 气候变化与营养

3. 农业在国家层面行动指导方 针中地位突出

4. 可持续粮食和农业共同愿景

5. 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概述

6. 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

7. 预测气候变化：典型浓度路 径与共享社会经济路径

8. 农村女性属于最脆弱人群

9. 遗传多样性有助于提高抵 御力

10. 中国节水措施的效益

11. 越南的气候智能型水产养殖

12. 马拉维和赞比亚的气候风 险、多样化和小农福利

13. 投资于小农适应措施的收 益与成本

14. 阻碍适应能力提高的因素

15. 调整研究方向，应对气候 挑战

16. 农业部门的碳氮元素

17. 利用核技术和同位素技术 促进气候变化减缓

18. 畜牧和水稻生产中的甲烷 减排

19. 中国的退化草原恢复

20. 粮食系统排放：供应链各 环节的能源使用情况

21. 农业与《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

22. 农业与能源政策协调一致 的必要性

23. 减少灾害风险，促进粮食 安全与营养

24. 知识空白与数据挑战

25. 气候专项基金与农业

26. 增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可 持续性和抵御力

27. 将气候变化纳入经济评估

28. 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气候变 化主流化

前 言

去年见证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协定》的签订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确立，绘制了通向更加可持续未来的路径，2016年要做的就是化承诺为行动。世界气候的迅速变化引发了更加极端和频繁的气候事件、热浪、干旱和海平面上升。

气候变化对农业和粮食安全产生了惊人的影响，这正是本报告研究的主题。报告提出的一项重要结论是，迫切需要为小农户适应气候变化提供支持。农民、牧民、渔民和社区林农赖以为生的活动与气候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这些群体也最容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为调整生产系统和生产方法以适应气候变化，他们需要比现在获得多得多的技术、市场、信息和投资信贷。

除非立即采取行动，提高农业的可持续性、生产率和抵御能力，气候变化影响将严重危害粮食安全问题本就十分严重的那些国家和区域的粮食生产。这些影响将危及到2030年消除饥饿和贫困这两个关键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进展；2030年之后，农业将普遍受到日益加剧的不利影响。

气候变化对农业、生计和基础设施产生影响，威胁到粮食安全的方方面面，城市和农村贫困人口均将因此而面临粮价的上涨和剧烈波动。气候变化还将造成作物、畜牧和渔业生产率下降，影响粮食的可供量，妨碍粮食的获取，干扰千千万万依靠农业获得收入的农村人口的生计。

饥饿、贫困和气候变化问题要综合处理。重要的是，这在道义上也有必要，因为对气候变化产生不利影响最小的人们，目前受到的影响却最为严重。本报告介绍如何帮助小农生产适应气候变化和加强农村人口生计的抵御能力。粮食生产系统多样化并与复杂生态过程更好的整合，将与自然生境形成合力而不是造成自然资源枯竭。例如，农业生态方法和可持续集约化这两种方法，通过施用绿肥，种植固氮覆盖作物，进行可持续土壤管理，以及与混农林业和畜牧业相结合等，均可提高单产和增强抵御能力。

增强农业的抵御能力和为小农提供明智投资可带来转型变革，改善全球最贫困人口的前景并提高其收入，同时减缓其受到的气候变化影响。本报告表明，适应行动产生的效益远大于不作为所付出的代价。要想实现向可持续而且更公平农业的这种转型，必须改进获取技术推广服务和进入市场的渠道，还要消除土地权属无保障、交易成本过高以及资源占有量过少等障碍，这对农村女性来说尤为严重。

生计多元化也有助于农业家庭将自身农活与农业及其他经济部门的季节性工作相结合，从而防范气候风险。在所有情况下，社会保障计划都需要发挥重要作用，帮助小农户改善管理风险，降低面对粮价波动的脆弱性，改善离乡农村人口的就业前景。

为将全球温度升幅控制在2 ℃的关键上限以内，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50年必须减少 70%。没有农业部门的贡献，就无法将气候变化保持在可控范围内。农业排放量目前至少占排放总量的五分之一，其主要来自于毁林造田以及畜牧业和种植业。面临的挑战是既要减少排放量，又要满足空前的粮食需求。

农业可对全球碳循环平衡做出重大贡献。同样，在林业部门，避免毁林、扩大森林面积以及对木材生产实施持续单产管理，可封存大量大气二氧化碳。土壤对调节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也至关重要。合理的土地利用和土壤管理可提高土壤质量和肥力，还有助于减缓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

国家承诺奠定了2015年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基础，现在关键是要将这些承诺转化为行动。2016年11月将在摩洛哥举行的缔约方大会将明确聚焦农业部门的实施行动。本报告明确指出了策略、融资机遇以及数据和信息方面的需要，并介绍了能够克服实施障碍的变革政策和制度。随着各国修订并有望加强其国家计划，能否履行其承诺，尤其是在农业方面，对形成不断追求更高目标的良性循环将至关重要。

气候变化是粮农组织以往工作的一个根本重点。为了向成员国提供支持，我们已在能够同时促进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适应与减缓的领域进行了投资。粮农组织正在帮助气候风险最大的那些国家调整其粮食和农业体系的方向，并把支持小农作为一个明确重点。

粮农组织在其所有专业领域开展工作，努力寻求可持续包容性农业新模式。粮农组织通过全球土壤伙伴关系，促进在最脆弱人口居住区的投资，以尽量减少土壤退化和恢复土壤生产力，从而稳定全球土壤有机质储量。

我们参与《可持续畜牧业全球议程》并启动了相关计划，通过适合当地农业系统的措施减少反刍动物的肠道甲烷排放。在渔业领域，我们的“蓝色增长倡议”将渔业与可持续环境管理相结合，同时我们还与欧盟实施联合计划，着力开展对富碳森林的保护。我们就如何将遗传多样性纳入国家气候变化适应规划提供指导，并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道，支持各国将农业纳入适应规划和预算编制过程。粮农组织还帮助发展中国家与气候融资来源建立联系。

国际社会如今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促使农业、林业和渔业采用气候友好型方法。这将决定人类到2030年是否能成功消除饥俄与贫困，生产人人所需的粮食。“维持常态”是行不通的。农业始终构成了自然资源与人类活动之间的联系。如今，农业已成为应对人类面临的两项最大挑战，即根除贫困和维持通向文明繁荣的稳定气候通道的关键。

粮农组织总干事

若泽·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

致 谢

《2016年粮食及农业状况》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跨学科团队在农业发展经济司（ESA）司长Rob Vos和《粮食及农业状况》高级经济师、主编Andrea Cattaneo的指导下编写而成。经济及社会发展部（ESD）临时助理总干事Kostas Stamoulis提供总体指导。此外，自然资源副总干事Maria Helena Semedo与经济及社会发展部管理团队也提供了指导。粮农组织林业部助理总干事René Castro Salazar和气候及环境司司长Martin Frick也对报告做出了重要贡献。

研究和撰写团队

Jakob Skøt（农业发展经济司组长）、Leslie Lipper（农业发展经济司首席技术顾问）、Graeme Thomas（顾问编辑）、Astrid Agostini（气候及环境司）、Raffaele Bertini（农业发展经济司）、 Cassandra De Young（渔业和水产养殖部）、Sarah Lowder（农业发展经济司）、Alexandre Meybeck（农业及消费者保护部）、Anne Mottet（动物生产及卫生司）、Selvaraju Ramasamy （气候及环境司）、Simmone Rose（林业部）和Henning Steinfeld（动物生产及卫生司）。

撰稿人

背景文件

Franck Ackermann（美国突触能源经济咨询公司）、Benjamin Bodirsky（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Oscar Cacho（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Angela Cadena Monroy（哥伦比亚安第斯大学）、Alessandro De Pinto（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Pierre Gerber（世界银行）、Ben Henderson（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Mario Herrero（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Ana María Loboguerrero（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气候变化、农业和粮食安全研究计划）、Mario Londoño（哥伦比亚安第斯大学）、Alberto Millán（国际热带农业中心）、Jonathan Moss（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Marigold Norman（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Oene Oenema（荷兰瓦赫宁根大学）、Katherine Ovalle Sanabria（哥伦比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Vittoria Pinca（顾问）、Dave Robb（顾问）、Marc Sadler（世界银行）、Jean-François Soussana（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Rita Strohmaier（奥地利格拉茨大学）、Rodrigo Suarez Castaño（哥伦比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Mark Sutton（英国生态与水文研究中心）、Stacy A. Swann（世界银行）、 Timothy Thomas（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Philip Thornton（国际家畜研究所）、Caroline Van der Does de Willebois（顾问）、Ioannis Vasileiou（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和Keith Wiebe（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做出贡献的粮农组织其他人员

Adriana Arango Guillen、Aslihan Arslan、Solomon Asfaw、Stephen Baas、Tarub Bahri、Karel Callens、Clayton Campanhola、Frederic Castell、Barbara Cooney、Barbara Cooney、Olivier Dubois、Jean Marc Faurès、Michelle Kendrick、Nancy McCarthy、Matta Rao、Doris Soto和Francesco Tubiello。

统计附件

附件由Raffaele Bertini和Sarah Lowder（农业发展经济司）编写。附件表1基于Andrew Challinor（英国利兹大学）、Julian Ramirez-Villegas（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气候变化、农业和粮食安全研究项目）和James Watson（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提供的数据编制。作者对上述各位允许在本报告中使用数据表示感谢。附件表2和3基于粮农组织统计司与气候及环境司共同编制的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数据编制。

行政支持

Paola Di Santo和Liliana Maldonado。

粮农组织感谢技术研讨会提供的意见和指导，参与人员包括：Alessandro De Pinto（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Fiona Guy（世界粮食计划署）、Ada Ignaciuk（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Alberto Millán（世界银行）、Torben Nilsson（国际农业发展基金）、Marigold Norman（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Shivaji Pandey（独立专家）、Rita Strohmaier（奥地利格拉茨大学）、Terry Sunderland（国际林业研究中心）和Keith Wiebe（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翻译及印刷服务由粮农组织大会、理事会及礼宾事务司会议规划及文件处提供。

粮农组织全组织交流办公室出版处为所有六种官方语言版本提供了编辑、桌面设计及排版支持。

缩略语

AFOLU

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用途

AgMIP

农业模型比较与改进项目

ASAP

小农农业适应计划

BCR

收益成本比

C

碳

CFU

海外发展研究所气候基金更新网

CH_4

甲烷

CO_2

二氧化碳

COP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

CRS

经合组织贷方报告系统

CSA

气候智能型农业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EF

全球环境基金

GHG

温室气体

Gt

十亿吨

GtC

十亿吨碳

GtCO_2-eq

十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ha

公顷

IDA

国际开发协会

IFAD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PRI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IMPACT

国际农产品和贸易政策分析模型

INDC

预期国家自主贡献

IPCC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LDC

最不发达国家

LULUCF

土地利用、土地用途变化及林业

N

氮

N_2O

一氧化二氮

NAMA

国家适当减缓行动

NAP

国家适应计划

NAPA

国家适应行动方案

NDC

国家自主贡献

NPV

净现值

ODI

海外发展研究所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RCP

典型浓度路径

REDD

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

SOC

土壤有机碳

SSP

共享社会经济路径

SME

中小企业

t

吨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FCC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WTO

世界贸易组织

内容提要

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双重挑战：消除饥饿与贫困，及早稳定全球气候

国际社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承担起构建可持续未来的责任。然而，要实现2030年消除饥饿与贫困的目标，并同时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将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粮食和农业体系的深刻转型。

可持续农业转型是一项严峻挑战。变革方式不能危及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和林业等各农业生产部门满足世界粮食需要的能力。在人口和收入增长以及快速城市化的推动下，到2050年全球粮食需求预计将在2006年的水平上至少增加60%。未来几十年，人口增长将集中在食物不足发生率最高和抵御气候变化最脆弱的区域。与此同时，农业促进世界实现碳平衡的努力会导致水资源和土地需求的冲突，一方面生产粮食和能源需要用水用地，另一方面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采取的森林养护措施会限制可用于种养业的土地数量。

转型还需要让千百万粮食生产者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目前，气候变化的影响已在农业生产中显现，尤其是在热带地区，而大多数贫困和粮食不安全人群正是生活在这些地区。转型还必须逆转从土壤到森林到渔业等领域农业自然资源基础广泛退化的趋势，因为这直接威胁到粮食生产可持续性。

因此，需要进行全面的粮食和农业体系转型，以保障全球粮食安全，为所有人提供经济和社会机遇，保护农业所依赖的生态系统服务，增强对气候变化的抵御力。不适应气候变化，就无法让人人享有粮食安全，也无法消除饥饿、营养不良和贫困。

不利影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恶化，因此面向可持续粮食和农业的全球转型必须立即启动

气候变化对农业和畜牧生产的影响预计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剧，且在各国和各区域间存在差异。2030年之后气候变化将对所有区域的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和林业生产率都产生日益严重的不利影响。

生产率下降将对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影响。粮食供应短缺会导致粮价大幅上涨，而气候变异加剧会导致粮价波动性增强。由于受影响最显著的是那些本就面临着严峻的饥饿与贫困形势的地区，因此，粮价上涨将直接波及千百万低收入人群。最弱势人群中就包括那些生计和收入依赖于农业的人群，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小农生产者。

虽然气候变化只是造成贫困和粮食不安全的因素之一，但预计其影响将十分突出。据预测，在不发生气候变化的情况下，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多数区域面临饥饿风险的人口数量将在2050年前下降。但是，有了气候变化，到2030年贫困人口数量可能比不发生气候变化的情况增加3500万至1.22亿，主要原因在于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部门的收入将产生不利影响。贫困人口增长最多的区域为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原因在于当地人口对农业的依赖性更强。

粮食和农业必须放在全球适应气候变化工作的中心地位，通过政策和行动应对脆弱性和风险，并建设具有抵御力和可持续性的农业体系。这一行动必须立即开展，因为随着气候变化影响不断加剧，增强抵御力的难度也将不断提高。拖延农业领域的转型将迫使较贫困国家同时面对贫困、饥饿与气候变化的局面。

我们拥有经济上可行且具有可持续性的农业生产方式，但必须克服普及这些方式时遇到的障碍

引入可持续农业生产方式后，可以大幅改善粮食安全状况和形成对气候变化的抵御力。广泛采用各种方式，比如使用氮高效和耐高温的作物品种、免耕法及土壤肥力综合管理等，将提高生产率和农民收入，并有助于降低粮价。有一种估计认为，仅仅依靠广泛采用氮高效作物品种，就能让2050年发展中国家面临食物不足风险的人口数量减少1.2亿以上。

尽管改良的农业生产方式拥有巨大潜力，但在农民中的普及率依然十分有限。这些生产方式的普及常常受到政策的阻碍。诸如投入品补贴等政策导致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得以延续，而不利于推广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强土壤养护、降低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方式。小农在通往可持续农业发展的道路上尤其面临诸多障碍，他们获得市场、信贷、推广服务、天气信息、风险管理工具和社会保障的途径都非常有限。占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43%的女性处于尤其不利的地位。相比男性，女性掌握的各项条件与权利有限，对信息和服务的获取更受限制。女性还承担着因其性别而带来的各项家庭责任，并由于男性外出务工而面临着越发沉重的农活负担。

然而，并不存在单纯的“技术妙计”。要想解决问题，就需要重新定位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重新设定激励机制，减少粮食和农业体系转型的障碍。尤其应注重支持低收入小农加强风险管理的能力和采用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策略的能力。

除了农业生产方式之外还应采取其他行动：小农对气候变化风险的适应将对全球减贫和粮食安全发挥关键作用

发展中国家的小农家庭数量约为4.75亿，仅凭这一数量之巨，就有充足的理由特别关注气候变化对于这些家庭生计的威胁，关注其生计可持续转型的迫切需要。如果不广泛采用可持续的土地、水资源、渔业和林业管理方式，构建小农农业对气候变化的抵御力，则消除全球贫困和饥饿的目标将很难实现。在其他有利因素的配合下，例如提供适当的信贷和市场渠道，同时采取行动消除在法律、社会文化和人员流动方面对农村女性的制约等，上述可持续管理方式能显著提高生产率水平。然而，改善生产管理方式未必足以维持农民收入。

农民可通过多样化生产进一步增强抵御力。多样化生产可以降低气候冲击对收入的影响，并为农户管理未来风险提供更广泛选择。多样化的形式之一是整合作物、畜牧和林业生产活动，比如一些混农林业体系利用具有固氮作用的豆科乔木树叶饲养牛只，粪便用于土壤施肥，并在季节性粮食不安全期利用豆类提供额外的蛋白质。

对于农场内多样化手段有限的农户而言，可能就需要进行生计多样化，在农村寻找非农就业或迁入城市。因此，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除了可持续集约化和农业多样化以外，可能还需要结合非农就业机会的创造，包括本地就业机会和城乡紧密联系之后带来的就业机会。这个过程中可能需要解决男女平等问题，因为社会规范常常阻碍女性从事非农活动。还需要社会保障、教育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防范因多样化和外出务工带来的风险。

农业、林业和土地用途改变占温室气体排放的五分之一；这些农业部门需要为遏制温室气体排放做出贡献

如果我们不立即采取行动减少引起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排放，那么适应气候变化的挑战将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发严峻。为了抑制气候变化并将全球气温与前工业化水平相比的上升幅度控制在1.5 ℃或2 ℃范围内，需要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向低排放强度转型是一项全球责任，需要所有经济部门的参与。

农业乃至整个粮食产业对于减缓气候变化负有重要责任。农业、林业和土地用途改变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五分之一。农业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源于地面和地下有机质损失，一方面来自森林转化为牧场或农田等土地用途改变，另一方面来自因过度放牧等原因导致的土地退化。甲烷和一氧化二氮这两种主要温室气体的直接排放则主要源自家畜的肠道发酵、漫灌型水稻种植以及氮肥和粪肥施用，都可通过改善管理方式予以降低。

整个粮食系统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占比更高，因为农用化学品的制造会产生排放，农场经营以及产后运输、加工和零售环节还要使用化石能源。

农业可对气候变化适应与减缓作出贡献，但需要采取广泛行动

广泛的农业和农村发展有助于减少对气候冲击的暴露风险与敏感性，并让农民获得改善农村生计与粮食安全的新机遇。本报告显示了采用先进的管理方式将如何能够推动实现大幅减少粮食不安全状况的目标。但是，在农村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基础设施、推广、气候信息、信贷渠道和社会保险需要同步推进完善，以促进先进生产方式的采用和农村生计的多 样化。

目前掌握的估算结果显示，适应气候变化和提升农场系统抵御力的累积成本远小于不作为将付出的代价。适应行动具有良好经济效益，在降低农业、林业和土地用途改变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也拥有巨大潜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化石燃料使用、避免直接环境退化将为农民节约资金，可持续地提高生产率，降低对外部投入品的依赖。

多项实例表明，适应与减缓工作可以同步推进。目前看来，改进作物生产和肥料管理在减少一氧化二氮排放上的潜力最大，同时还能减少投入品支出。增加土壤有机碳储量能提高作物单产并增强对干旱和洪水的抵御力，同时也能起到固碳作用。干湿交替稻田在节约水资源且保持单产水平与完全漫灌相似的同时，能将水稻田甲烷排放减少45%。在温带与热带区域，农作体系多样化和种、养、林一体化可提高农场整体效率，降低排放强度，提高生产率。在畜牧业中，广泛采用可持续生产方式可将反刍动物的甲烷排放量减少高达41%，同时还因动物饲养、动物卫生和畜群结构管理的改善而提高生产率。但在许多地区，这些方式的普及水平很低。促进小农采用这些方法的工作需要建立在充分了解现有财政、制度与政策障碍的基础之上。

随着农业产量为了满足需求而不断提高，农业排放量也会增加。农业的碳氮循环管理需要得到显著改善，以降低排放强度，即单位农业产出排放量，从而遏制农业排放量随着产量增加而增加的趋势。因此，实现农业领域的减缓潜力并非易事，不仅因为农业领域需要重大转型，普及先进生产方式，也因为对农产品的需求预计将出现增长。

并非所有减缓方案都可视为能产生共同减缓惠益的适应措施。有些举措本身就是出于减缓目的。比如，停止毁林和森林退化可以说是农业领域具有最大减排潜力的工作。这项工作应成为重中之重，但需要在其他方面做出牺牲：减少毁林通常需要农民为此付出代价。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的REDD+倡议正在推动这方面的工作。尽管在过去二十年内，转换森林用途所产生的排放量已经大幅下降，但是这一过程中付出的代价令减排效益难以经受住考验。其他经济部门的适应与减缓行动通常彼此独立，但在农业领域，粮食安全、适应和减缓的目标是相互联 系的。

即便是气候智能型可持续农业得到广泛普及，也可能无法满足实现全球气候目标的需要，整个粮食系统需要进行大规模调整。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粮食总产量在产后阶段被损失或浪费。减少粮食浪费和损失不仅会提高粮食系统效率，还能降低自然资源和温室气体排放压力。粮食加工、储存和运输阶段的能耗与排放强度很高，且仍在上升。降低整个粮食链的排放强度需要改变消费者意识，以及为环境足迹较小的食品提供价格激励。重新平衡膳食以减少动物源食品将对此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或许还能对人类健康带来益处。

《巴黎协定》承诺需要奠定粮食和农业全系统行动的基础

从经济和技术角度讲，农业和粮食系统转型变革似乎十分可行。然而，只有通过恰当的政策、制度框架和投融资机制给予支持，变革才会真正实现。这些有利因素原本对普遍农业发展就具有重要性，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则显得更有必要。各政策框架需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以实现农业发展、粮食安全和营养以及气候稳定目标的协调一致。

《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基础，即“国家自主预期贡献”（INDC）文件，现在需要转化为“国家自主贡献”（NDC）文件，具体描述各国如何通过政策和行动推动实现全球气候目标。农业各生产部门在国家自主预期贡献文件中地位突出，94%的国家将各农业部门纳入其减缓和（或）适应贡献。发展中国家主要强调农业和粮食安全在适应工作中的重要性，但通常也把农业作为实现减缓目标工作的一部分。约三分之一的国家在其国家自主预期贡献文件中提到农业有望实现减缓和适应的共同惠益。各国有明确意愿通过农业转型和农业投资来应对气候变化。

许多国家已制定全面的气候变化政策和战略，确立了总体目标和细化目标，但很少有国家提出实现气候目标的具体行动方案。国家自主预期贡献文件是在气候变化背景下重新思考农业农村发展这一更广阔进程的第一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已经建立起包括国家适应计划在内的重要机制以支持各方采取一致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根据本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这些机制应纳入更宏观的农业、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

气候、农业、粮食和营养政策应重新协调与整合

政策、市场力量和环境制约推动着投入品和其他资源在农业中的使用，进而对生产率和自然资源保护或损耗程度产生影响。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农业领域的决策应从了解这些驱动因素以及它们对农民生计和环境的影响出发。然而这一任务相当复杂，恐怕并非总能找到双赢的解决方案。此外，各国各区域存在的驱动因素千差万别，例如，小农对政策和市场信号作出反应的能力就不同于国际性农业企业。

政策制定者必须意识到有必要权衡利弊作出取舍，并提出具体措施，使各个目标和激励机制更具一致性。例如，应系统地分析行动计划对性别平等的影响，比如，向间作系统的转变虽然会带来更强的抵御能力，但有时会导致女性丧失对特定作物的控制权。政策上具有较大调整潜力的一个领域是重新设计农业支持措施，使其促进而不是阻碍向可持续农业的转型。2015年，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投入了5600多亿美元农业生产支持，其中包括投入品补贴和对农民的直接支付。某些措施，例如投入品补贴，可能会造成农用化学品的低效使用，并增加农业生产排放强度。把采用低排放、保护自然资源的农业生产方式作为享受支持政策的条件，不失为协调农业发展与气候目标的一种方式。

同样地，营养、粮食消费、粮价支持、自然资源管理、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等领域的政策可能也需要重新设计。为权衡利弊作出取舍，决策过程必须更加包容、透明，同时提供使公众和集体能够长期受益的激励措施。例如，经验表明，通过发动当地群众，并以协商的方式确立合理的基层制度安排，可以实现森林的良好管理并扭转森林退化趋势。

气候变化带来了新的风险。要管理这些风险，需要加强一致行动，以及建立完善的风险、脆弱性和适应措施评估体系。精心设计的社会保障计划能保证最低收入或温饱，这项工作固然重要，但应与其他形式的气候风险管理措施相配套。减灾工作不应停留在单纯应对极端天气事件的层面，而应成为全方位的气候变化适应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国际合作、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和联盟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十分关键。例如，气候变化会导致新的病虫害出现，并增加其跨境传播的风险。而推动信息和知识共享，管理鱼类资源等共同资源，保护和利用农业生物多样性，也需要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同样，填补人们在气候变化对农业、粮食安全和营养产生的影响方面的知识空白，评估可持续农业生产方式的可推广性和经济可行性，评估整个粮食体系的生态足迹，都需要开展合作。

农业融资和气候融资应相互结合，并借此推动农业转型

为了推动向可持续农业生产方式转型，还需要更多的气候融资和农业投资。然而，农业投资可融资金严重供小于求。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生产者在获取信贷以投资新技术、新方法方面面临巨大障碍，女性农民的困境则更为严重。融资短缺限制了对于农业和粮食安全的投资，并因此影响到小农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

流向农业领域的气候融资应增加，以满足农业各生产部门大规模转型和建立气候智能型粮食生产体系所需的投资成本。有两个融资领域需要公共融资渠道和定制金融产品提供更多资金。

首先，需要有更多的前期支持，提高农民的生产率，并建设适应气候变化和降低生产排放强度的能力。这将需要大幅增加资金供应，并设置更为灵活的条件，例如适应现金流情况的还款计划。这样一来，农民将能通过投资来减少资源投入但同时维持现有单产水平，并采用气候智能型做法和技术，在减少排放的同时提高抵御力。然而，要想在这一领域取得成功，还需在另一领域进行融资 — 通过恰当的制度和政策来培养能力，使农民能够顺利地实现转型变革。广大小农事实上被剥夺了气候融资的权利，失去了通过投资生产性活动改善生计、提高生产率和增加收入的机会，因此尤其需要为他们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

本报告所设想的转型虽然需要扩大气候融资才能实现，但供资的增加也相应地对各国执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系统性的能力制约使得发展中国家难以获得气候融资，也难以有效利用气候融资来发展农业。这类政策制定和制度建设方面的能力“短板”在资金供给端和接收端都有可能存在，阻碍可持续农业转型获得更多支持。投资者和各个国家都应将消除能力短板作为重点工作，这样，当各国如期获得更多资金时，气候融资才能发挥应有作用，推动粮食和农业系统转型。

如果推动转型的政策和制度框架已经到位，气候融资还可以调动更大规模的公共资金和民间资金支持可持续农业发展。通过展现气候智能型农业投资的可行性，设计并试行吸引其他投资来源的创新机制，气候融资有助于缩小资金缺口。如能对气候基金加以策略性利用，用其建设气候智能型农业发展所需的有利环境，确保公共农业投资做到气候智能，并利用其调动民间资金，那么气候基金可以成为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工作的重要推动力。

气候融资通过填补融资缺口和促进投资可以强化风险管理机制，推动合适的金融产品的开发，并消除借贷双方的能力制约。因此，气候融资能够极大地推动为气候智能型农业投资营造更有利的环境，推动气候变化工作在国内预算分配和执行中主流化，释放民间资本对于气候智能型农业发展的投资。除非这一切得以实现，否则小农农业投资所需的气候融资就将继续处于不足状态，导致丧失生计和粮食安全形势愈发严峻等严重后果。

投资农业农村发展的时机就在当下。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汇聚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尽可能协调各渠道的目标，并创造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以推动变革，实现消除贫困、适应气候变化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

主要内容

1气候变化已对农业和粮食安全造成影响，若不立即采取行动，将令千百万人面临饥饿和贫困的风险。

2尽管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农业单产与生计所受影响各异，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都将不断恶化，并有可能在某些地区造成灾难性后果。

3将全球温升限制在高于前工业化时代水平1.5 ℃之内将大幅减少气候变化的风险和影响。

4为实现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措施的共同惠益最大化，农业和粮食系统（产前到消费）需要深刻转型。

5农业部门具有限制其温室气体排放的潜力，但是为了确保未来的粮食安全而需要着重关注适应。

气候变化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了主要威胁，并且这种威胁正日益加剧。气候变化的预计影响包括温度上升、极端天气频发、水资源短缺、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土地退化、生态系统破坏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有可能严重影响农业为最脆弱人群提供粮食的能力，并阻碍为实现消除饥饿、营养不良和贫困所取得的进展。因此，迫切需要采取行动，令种养业、渔业和林业为环境条件可能发生的快速改变做好准备，并减少农业部门自身造成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排放。

即便不发生气候变化，世界农业和粮食安全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和收入增加推动粮食和其他农产品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估计，为了在2050年能满足对粮食的需求，世界种植业和畜牧业年产量届时需要比2006年水平增加60%。所需增加的产量中，约80%需要依靠提高单产来实现，10%需要通过增加每年的收获季节来实现（Alexandratos和Bruinsma，2012）。但是广泛的土地退化和水资源短缺的加剧限制了提升单产的潜能。如果不加强减贫工作，并使农业朝着高产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型，许多低收入国家将难以确保其所有人口都能获取充足数量的粮食。

通过对农业的影响，气候变化将加剧所有这些趋势的不良影响，并导致在2030年前消除饥饿、实现全年粮食安全以及建立可持续粮食生产系统这一可持续发展关键目标更加难以实现。长期而言，气候变化的严重程度和速度，以及整个经济部门减缓措施和农业部门适应工作的有效性，对于世界大部分人口的未来，甚至可能是整个人类的未来具有重大影响。

复杂的相互作用及不可分割的联系

农业部门，包括作物、畜牧、渔业、水产养殖业和林业的独特特征使其在全球适应气候变化的工作中处于中心地位。首先，农业对于我们的粮食供应至关重要，因此也事关满足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而粮食生产又直接依赖于自然资源，包括生物多样性、土地、植被、降雨和日照，而这些资源则与气候及天气条件存在着紧密且无法分割的联系。由于农业也为世界极端贫困人口中的约三分之二（约7.5亿人）提供生计，因此，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冲击直接波及本就脆弱的农村人口，对其粮食安全造成深远影响。

农业部门也是导致全球变暖和相关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部门。因此，农业部门也在促进世界气候稳定方面具有独特潜能，可通过改善作物、土地和家畜管理来减少排放，提高植物生物质与土壤的固碳水平。

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农业

在许多区域，气温升高、气温变化幅度加大、降水量和频率变化、干旱和洪涝越发频繁、极端天气事件不断加剧、海平面上升，以及耕地和淡水的盐碱化已对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随着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加剧，采用与过去同样的方式在同样的地点种植作物、饲养家畜、管理森林和捕捞鱼类的难度也将不断加大。

用以提供粮食、纤维和能源的作物需要特定条件才能良好生长，包括适宜的温度和充足的水资源。在一定范围内，温度升高可能有利于世界某些地区一些作物的生长。但是，如果气温超过了作物的适宜温度，或者缺少充足的水和养分，就可能导致减产。极端天气事件，尤其是洪水和干旱的发生频率提高也将损害作物生长，造成减产。对于平均气温预计将上升而降水量预计将减少的地区而言，应对干旱可能会成为主要挑战。气温升高、气候变潮湿以及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会令多种杂草、害虫和疫病呈多发态势。更为极端的气温加上降雨量减少可导致作物根本无法生长。

随着气候变化，热浪的发生预计将更为常见，并对家畜构成直接威胁。随着时间推移，高温胁迫将使家畜遭受疫病时更为脆弱，从而降低生育力并导致肉和奶产量降低。气候变化还将改变家畜寄生虫和疫病的流行率。在降雨量增加的地区，喜湿的病原体预计将大量出现。气候变化还威胁草原和牧场载畜能力及用于非放牧体系的饲料生产。

渔业和水产养殖为低收入国家千百万人口提供了至少50%的动物蛋白，但其已经面临多重压力，包括过渡捕捞、生境丧失以及水体污染（粮农组织，2012）。气候变化会使这些压力加剧。水温上升可能导致某些鱼类灭绝，某些鱼类的生境范围改变，并加大了整个生产链范围内的疫病风险。由于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世界各大洋的酸度也不断提高，其后果对于依赖贝类、乌贼、红树林和珊瑚礁的渔业尤为严峻。暴风、飓风和气旋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加剧将对水产养殖业、红树林和沿海渔业造成损害。

森林为超过1亿人提供有偿就业的机会，并支持着世界许多农村地区贫困人口的生计。森林也是世界上80%陆生生态多样性的家园，提供了粮食、药物、燃料和关键的生态系统服务。气候变化和气候变异的加剧对森林和依赖森林的人群产生了直接和间接影响，限制了森林提供上述关键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尽管一部分森林会得益于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温度升高和降水变化，但大部分森林都会遭受重要物种损失、单产下降以及风暴和其他干扰因素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强等影响（粮农组织， 2013）。

虽然气候变化对农业的确切影响极难预测，但多数研究表明这些影响将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在不同地区也不尽相同。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进行的研究审议表明，尽管对2030年之前作物单产所受正面和负面影响的预测在全球层面相互抵消，但在此之后，负面影响将占上风（Porter等，2014；也见第二章）。

不同作物和区域所受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图1显示了不同的全球变暖路径下到2050年谷物单产的变化情况预测；假设采用经济和人口增长“中间路线”及适应有限，但不包括“二氧化碳施肥”，即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对植物生长的助长作用。相对于预计没有气候变化的情况而言，由于生长季延长，高纬度地区的一些作物的单产损失幅度较小、甚至会提高。低纬度区域的单产损失通常更为严重。多数区域的玉米单产在多数气候情景下会出现下降，越极端的情景下损失就越严重。全球层面小麦单产受到的影响较小，但是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较为显著。

农业如何推动气候变化

农业不仅受到气候变化影响，还直接或间接促进了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等三种主要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根据IPPC报告分类，源于“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用途”（AFOLU）的年度人为温室气体排放主要由砍伐森林、畜牧业生产，以及土壤和养分管理所致。此类排放估计占全球排放总量的21%（图2）。尽管这一比重显著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27%，但降低的原因是其他部门的排放量增幅更快。

20世纪90年代，农业排放的温室气体与林地用途净改变引起的排放大致相当；但是自本世纪初以来，林地用途改变导致的排放量已经降低，而农业排放量则增加了。作物和畜牧生产尤其导致大量甲烷和一氧化二氮这两种强有力的温室气体的排放。甲烷在反刍牲畜消化时产生，也会从储存的粪便和有机废弃物中逸出。一氧化二氮排放是有机和矿物质氮肥施放到田间后的间接产物。

在IPCC报告中，“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用途”排放类别中未包括现代食品供应链产前和产后阶段产生的温室气体，后者被列为源自其他部门的排放，主要涉及工业、能源生产和运输部门。此类排放包括化肥等农资的生产，化肥生产与有机肥生产不同，是一个高能耗的过程；化石能源使用（如用于驱动农用机械）产生的排放；以及产后运输、加工和零售部门（Smith等，2014）。粮食供应的每个阶段都促进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增加。如果加上农业食品链直接和间接用能产生的排放，则 “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用途”排放类别占总排放量的比例将增至三分之一（粮农组织， 2011）。

粮食系统所致排放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所占比例因国家和区域而异，受当地供应链结构的影响。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的估计数表明，在高收入国家，产前和产后阶段所致排放与生产阶段相当。但在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仍然是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阶段 (Vermeulen、Campbell和Ingram，2012)。

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通过对农业的影响，气候变化会对粮食安全的各个维度产生不利影响（插文1）。尽管粮食安全会通过其他途径受到影响，比如极端天气事件减少城市居民的收入，从而影响其对粮食的获取，但是农业依然是气候变化影响粮食安全的关键途径，也是本报告的关注重点。

气候变化对作物单产、鱼类资源以及动物卫生和生产率造成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而影响了粮食可供量，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南亚区域尤为显著，而当今世界多数粮食不安全人群也都位于这两个区域。气候变化对农村收入和生计的负面影响限制了对粮食的获得。随着气候波动加剧，预计与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严重程度和发生频率也会增加。穷人，包括许多小农户和农业工人，面对此类灾害时的脆弱性更为突出。严重干旱或洪水可导致收入大幅降低，并引起财产损失，进而影响未来创造收入的能力。此外，因气候变化减少了粮食供应，粮价也会相应上涨。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受影响最严重的都是穷人，因为他们在食物上的支出占收入的比例更高。贫困的小型家庭农户也将受到影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 粮食净购买者（Zezza等，2008；世界银行， 2008；Porter等，2014）。

粮食的利用发生变化也会影响穷人和脆弱人群的营养状况。例如，由于更高的温度有利于致病菌的生长，而缺水则会影响水质和卫生习惯，气候的影响可在2030年前将某些区域的腹泻发病率提高10%。受此影响最为严重的同样也是穷人，尤其是贫困的儿童（世卫组织，2003）。气候变化将通过其他许多方式影响营养状况，包括照顾减少、主粮作物营养含量减少及食物污染风险增加等（插文2）。

最后，气候变异以及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提高会导致季节性发生改变、生态系统生产率波动加剧、供应风险提升和供应可预测性下降，从而影响粮食可供量、获得和利用的稳定性。这一问题对于内陆国家和小岛屿国家而言将尤其突出，这些国家面临粮食供应干扰和极端天气与气象事件所致破坏时更为脆弱。

气候变化只是贫困和粮食安全趋势的若干驱动因素之一。这两种趋势以及气候变化对其影响的严重程度将主要取决于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世界银行的最近一项研究（Hallegatte等，2016）估计，如果不考虑经济增长，则影响较高的气候变化将导致2030年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增加1.22亿；在经济繁荣的情况下，则只会增加1600万。在一项类似研究中，利用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国际农产品和贸易政策分析模型估计，到2050年，气候变化将导致面临食物不足风险的人口增加约5000万。但是，相比人口和收入增加等其他驱动因素，气候变化在2050年前的总体影响较小（见第二章）。

立即采取全球一致行动的紧迫性

所有现有证据都确认气候正在发生改变，且在短期内无法停止或逆转。毫无疑问，气候变化将影响农业部门和粮食安全，并且随着变化加剧，其负面影响也将越发严重。在一些特别脆弱的地方，如小岛屿或受到大规模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影响的地区，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

气候变化的速度和影响幅度很关键。在最理想的情景下，气候变化的速度和程度将允许农业部门至少能在中期通过相对简单的措施进行适应。如果出现生产率下降，幅度也会相对较小且是渐进式的，不会或很少会产生突发、非线性的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影响会较为温和。

另一种情景与此颇为不同，却很可能发生，那就是大范围发生骤然非线性变化，令许多地区的农业部门难以充分适应，引发生产率大幅下降。这种情况甚至有可能早在中期便会出现。对生产率造成的影响即便不具有全球性，至少在地理分布以及受影响人群规模上也极为广泛。粮食安全将受到巨大影响。供应短缺会导致粮价大幅上涨，而气候变异加剧会导致粮价波动性增强。气候变异还会在单产变化本已十分显著的地区影响农村家庭收入稳定。生产率降低和收入损失很有可能集中发生在一些粮食不安全和脆弱性最为严重的地理区域和人群中。更长期而言，除非采取措施停止或逆转气候变化，否则世界上大片区域都可能无法再进行粮食生产。

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对农业和粮食安全的潜在冲击。不确定性不能作为拖延实施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措施的理由。行动的紧迫性主要源自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十分显著，且将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扩大并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其次，气候变化的驱动因素和应对措施都存在较大的滞后性。今天排放的温室气体也在推动地球进入无法逆转的全球变暖，其影响将绵延几十年。这些长期风险是国际社会致力于实现稳定地球气候这一目标的主要原因。

所有社会都需要马上采取果断行动，减缓气候变化以避免粮食严重不安全的风险。在未来某个相对较远的未知时间点，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人类无法养活自己，这样的可能性并非完全不存在。即便在较近的时间范围内，对某些地区的粮食安全也可能产生严重冲击。农业和林业具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巨大潜能，但能否保证未来的粮食安全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经济部门的减排情况。消费方面也需要调整。减少对排放和资源密集型粮食产品的需求将有助于加快朝着可持续农业转型，并促进气候变化减缓。

与此同时，农业部门以及依赖农业的人群需要适应当前或预计将发生的气候变化，将气候变化的有害影响降至最低，并充分利用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机遇。全世界的生物物理、经济和社会等各界需要加强对气候变化的抵御力。在某种程度上，农业领域的适应活动将会是农民、渔民以及林区居民的自发反应。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小规模生产者，可能既缺乏可行方案，也在采用适当解决办法时面临诸多限制。因此，为适应活动创造有利的环境十分关键。

短期来看，有可能的情况下在生产单位或农户层面采取适应措施或许已经足够。但是必须实现长期适应才能应对以往发生且现在仍在发生的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锁定的”变化。这需要更具系统性的改变，诸如对特定产品和物种的生产地进行大幅调整，并辅以贸易和消费模式的改变。

但是光靠适应还不够，减缓措施对于确保世界人口的长期粮食安全至关重要。适应与减缓，以及两者落实所需的激励措施之间存在根本性差异。适应是每个人出于自身利益愿意采取的措施。减缓是为了大家的利益必须共同采取的措施。减缓属于全球公共产品，也是农业部门必须与其他部门一道承担的社会责任。

即便小幅的温升都可能带来显著的影响差异，这凸显了全球对气候变化进行有效一致应对的紧迫性和惠益。最近的一项元分析显示，在多个亚热带区域，若温升在1.5 ℃至2 ℃之间，则可用水量下降以及旱期延长的速度都会加快，尤其是在地中海、中美洲、加勒比、南非和澳大利亚。在热带区域，若温升超过 1.5 ℃，农业生产预计将受到严重影响（表1）。若同时出现氮磷限制或高温胁迫，从而抑制了二氧化碳“施肥”的积极效应，则影响程将 更甚。

在2 ℃温升范围内，考虑到人口增长的预计趋势，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热带区域作物单产受极端高温的威胁尤为严重。将温升限制在1.5 ℃的其他重要惠益包括面临严重退化风险的珊瑚礁区域会大幅减少，海平面上升会减少30%（Schleussner等，2016）。实际上，2015年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结构性专家对话的一项主要内容便是，全球气温[1]比前工业化时代高2 ℃是“一个上限，即需要严格防守的防守线，而最好是低于此温升”（《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15）。IPPC将在2017年介绍关于2 ℃与1.5 ℃温升情景之间差异评估结果。

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巴黎协定》明确了将全球平均温升限制在高于前工业化时代水平上“远小于2 ℃”的长期目标，并提出努力将温升限制在1.5 ℃，因为这将大幅降低气候变化的风险和影响。据IPPC报告，使温升保持2 ℃以下的情景包括到本世纪中叶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幅减少，具体通过能源系统及有可能土地使用发生大规模变化。温升不超过2 ℃上限的情景要求2050年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10年低40-70%，2010年接近或低于零（IPPC，2014）。如果为保障未来世界粮食安全所需的农业增长保持与过去相似的排放量增长，那么将全球温升控制在2 ℃以下的目标将很难实现（也见Searchinger等，2015；Wollenberg等，2016）。

现在所做的决定将影响着今后15年甚至15年之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因此，农业部门必须做出应对，加强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抵御力，同时尽可能推动减缓措施的开展。设计应对措施时必须遵循国家发展目标以及不同国家的优先重点，且不得危害减少粮食不安全的努力。对此，需要注意，与其他适应和减缓行动普遍相互独立的经济部门不同，在农业部门，粮食安全、适应和减缓目标之间可以形成协同效应，但也需要接受取舍。

农业的特殊作用和责任

农业应对气候变化

在农业部门实施有效、持续性的气候变化应对措施，无论是适应还是减缓措施，其难度都远高于几乎其他任何部门，因为农业依赖生物物理过程及本身具有极为广泛的农业生态和社会经济条件。更为复杂的因素在于涉及方面众多 — 数亿农民、渔民和依赖森林的人群，其中很多人都难以获得市场、信息和公共服务。这种多样性要求采取不同且往往极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因此，相比其他部门，农业部门的调整速度可能更慢，并且预计将在农业体系内出现很大程度的惯性。这恰恰加大了立即采取行动的紧迫性。

农业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往往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评估主要采用的是全球经济模型，常常忽视对农业的影响，因为农业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持续下降。如今，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认可。这一认识在各国于2015年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届缔约方会议前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中得到了明确体现（插文3）。“国家自主贡献”将在第五章中做详细讨论。

人们也越发认识到农业在气候变化减缓中能发挥特殊作用。各情景表明，只有将能源、工业、交通运输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降至零并限制农业、土地使用和土地使用变化的排放量，才能将全球温升限制在2°C。首先，农业各部门可降低排放强度（或单位产品排放量）并避免主要储存于森林和土壤中的碳进一步损失，从而促进减缓。这一努力可配合以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改变粮食消费习惯的各项行动。此外，农业各部门还具有构成碳汇的独特潜力，通过林业和土地恢复以捕获二氧化碳并封存于生物质和土壤中（见第四章）。

制定气候变化应对措施时的一项关键挑战在于确保不会影响粮食安全或在减贫方面取得的进展，在面临长期、严重饥饿与贫困的国家尤为如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序言体现了这一点，申明“应当以统筹兼顾的方式把应付气候变化的行动与社会和经济发展协调起来，以免后者受到不利影响，同时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实现持续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的正当的优先需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同样，2015年12月达成的《巴黎协定》也在其序文中承认“保障粮食 安全和消除饥饿的根本重要性以及粮食生 产系统在面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时表现出的特殊脆弱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2015）。

气候智能型农业

各国将要实施的气候变化应对措施必须在农业可持续发展这一大背景下开展。这些措施也将反映各国为实现这一目标所设置的重点任务。粮农组织促进可持续粮食和农业的做法认识到各国需要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多层面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并在目标与目标之间、短期需求与长期需求之间权衡取舍（插文4）。这种取舍因国而异，取决于各国的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特点、政治体制和发展阶段。同样的，根据在制定气候变化应对措施时需要考虑的具体情况不同，各国的重点任务也会 不同。

具体到如何在全球变暖这一不断变化的现实下发展农业，确保粮食安全，粮农组织在2010年海牙全球农业、粮食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上提出了“气候智能型农业”办法（粮农组织，2010）。作为该报告的基础和指导，气候智能型农业的主要原则同时也引导了在粮食与农业领域对气候变化的应对。

气候智能型农业有三大目标：可持续地提升农业生产力以支持收入、粮食安全和发展等方面的公平增长；从农场到国家多层次增强适应能力和抗冲击能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可能的情况下增加碳封存。

由于各地情况不同，气候智能型农业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要明确农业集约化政策对不同地区的粮食安全、适应与减缓所产生的影响。这在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因为在那里农业发展通常是首要任务。通常，那些可以大大增强适应性和促进粮食安全的措施也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者增加碳封存，虽然并非总是如此。然而，实施这些具有协同效应的措施可能需要较高的成本，尤其是前期融资。因此，气候智能型农业项目包括对当地利益相关方的能力建设，以协助他们发掘资金来源，用于农业和气候相关领域投资。在每一个地区实施的每一项措施并非都将会、都能够甚至都应该带来“三赢”的结果；但若要制定适合当地的解决措施，体现当地或该国重点任务，则这三大目标必须全部考虑到。

气候智能型农业分析的起点是各国已经在农业政策和规划中列为重点的技术和做法。利用气候变化趋势的近期数据和短期预测信息来评估当地具体气候变化条件下这些技术和做法在促进粮食安全、增强适应性方面的潜力，并确定需要做出哪些调整。此类调整包括：改变种植时间，采用耐热抗旱品种；培育新品种；改变种养内容；改善土壤和水资源管理，包括发展保护性农业；将气候预测与种植计划有机结合；推广灌溉；提高区域农业多样性；向非农生计来源转移（Asfaw等，2014；Branca等，2011；粮农组织，2010；粮农组织， 2013）。

自气候智能型农业提出以来，在国际和国家层面日益支持采用这一办法。有30多个国家，主要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其“国家自主贡献”中专门提及气候智能型农业（见第五章）。

本报告结构

今年的《粮食及农业状况》深入探究了气候变化、农业和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讲述了农业部门可以如何通过适应与减缓措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整个粮食供应链，从生产者到消费者，都受到气候变化影响，同时也推动着气候变化，其程度有时超越了初级农业产业本身。但是，本报告的重点将放在初级农业部门：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和林业。本报告余下部分结构如下：

第二章从实证角度介绍了在不同全球变暖情景下世界各地区的气候变化对农业部门、粮食安全与营养的影响现状和未来预期。该章进而评估当今农业生产和粮食系统以何种方式和程度推动气候变化。

第三章研究了小型农户和小规模生产系统适应气候变化过程中面临的特殊挑战。本章为农户和其他依赖于此类系统的主体提供了可行的建议，即采取适应措施和多样化策略，在增强抵御力的同时改善生计，从而推动消除饥饿与农村贫困。

第四章讨论了农业部门应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以促进粮食安全和气候稳定。主要应对措施包括加强对碳循环和氮循环的管理、增强资源利用效率、保护富碳地貌、提升抵御能力，以及在需求方面减少粮食浪费、优化膳食习惯，旨在减少农业与粮食系统的排放强度，并将适应与减缓措施的共同惠益最大化。

第五章讨论了政策应如何制定以确保政府和农业领域的利益相关者能够有效应对气候变化。

第六章介绍了如何利用气候融资 — 以及更广泛的发展融资 —来帮助实现农业的适应与减缓目标。

主要内容

1到2030年之前，预计全球变暖对作物、畜牧、渔业和林业生产率的影响有好有坏，取决于地点和条件。

22030年之后，气候变化对农业产量的不利影响在各个区域都将日益严峻。

3在热带发展中区域，脆弱家庭和社区的生计和粮食安全已遭受不利影响。

4由于农业、土地利用和林业在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占比较大，因此减缓潜力也非常大。

本章具体着眼于气候变化、农业与粮食安全的联系，讨论了气候变化对农业部门的生物物理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如何转化成社会经济影响，进而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本章还分析了农业部门温室气体排放和吸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反映出农业既要通过建设抵御能力适应气候变化，也要努力推动气候变化减缓。

从气候到人的连锁 影响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肯定了之前几份报告关于全球气候发展状况、预期变化（如气温升高、降雨多变以及极端天气事件）和全球变暖重要生物物理影响（如海平面升高、海洋酸化、冰川规模缩小、生态系统退化、火灾风险增加、害虫增加）的主要发现。报告更加清晰地描述了降雨量的潜在变化情况，同时，得益于建模和数据收集工作的改进，也开展了更为准确的中期预测。因此，气候变化的连锁影响现在可沿着证据链从物理气候追溯到中间系统再到人类（Kirtman等，2014）。

气候变化对开展农业活动的条件具有深远影响。在世界各区域，植物、动物和生态系统都已经适应了当前的气候条件。若当前条件发生改变，对植物、动物和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很难准确预测。一些研究专门分析了预期变化将对农业生态系统造成的生物物理影响 （插文5）。具体影响体现为产量降低、产量波动性增加、适种作物改变，以及农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服务的损失。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大部分影响预期为不利影响，但也并非全部如此。所有的农业部门 — 作物、畜牧、渔业和林业 — 都会受到不同方式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农业部门的影响在全球很多地区已经显现，未来数年至数十年还将继续扩大。大量证据表明此种影响主要为不利影响，很多农业系统生产率下降，部分动植物品种消失。这些变化直接影响农业生产，也会带来社会经济后果，进而影响到粮食安全（图3）。此种影响将通过不同渠道传导，会影响到粮食安全的所有四个维度：获取、可供量、利用和稳定性。在传导链条的各个阶段，影响的严重程度将取决于冲击本身以及面临胁迫的系统或人群的脆弱性（粮农组织，2016a）。

对农业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农业部门的影响多种多样，每个区域的情况都不一样（表2）。例如，气候变化会造成温度升高、降雨变异性增加，降低季节性天气模式的可预测性，增加洪涝、飓风和龙卷风等严重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预计部分区域将长期面临干旱和缺水的挑战。冰川和一些主要山脉的积雪大规模融化，特别是在亚洲。这将影响水流的流量和时间，最终会减少下游的灌溉水可用量。温度升高会导致病虫害暴发的地点和发病率产生变化。即便是很小幅度的变暖都会导致低纬度区域的产量下降。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等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这会越来越多地影响到气候格局和粮食生产（插文6）。

作 物

气候变化对主要作物产量的影响可能是研究最多的粮食安全问题。自Rosenzweig和Parry（1994）围绕气候变化对全球粮食供应潜在影响开展了全球性评估之后，对于产量影响的观察和预测研究持续了20多年；其他一些重要研究包括Parry、Rosenzweig和Livermore（2005）、Cline（2007）、世界银行（2010），以及Rosenzweig等（2014）。多数研究局限于主要作物，而气候变化对很多其他重要作物的影响目前所知较少。

过去数年气候发展趋势对作物单产的影响在全球很多区域已经体现得非常直观（Porter等，2014），不利影响总体多于有利影响。有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已经给小麦和玉米单产造成不利影响。广泛引用的测算结果为，相对于气候稳定条件下的单产，1980到2008年间全球小麦单产下降5.5%，玉米单产下降3.8%（Lobell等、Schlenker和Costa-Roberts， 2011）。

未来气候变化对作物单产的准确影响很难预测，这要取决于很多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温度、降雨模式、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等物理因素；农业生态系统发生变化（例如因传粉者丧失和病虫害发生率增加）；人类体系的适应性反应。“二氧化碳施肥”、农民的响应措施、市场条件和政策等。在作物生长最佳温度范围内，温度变化的影响通常容易理解，但超出最佳温度范围后的影响则较难预知。近期研究结果表明对流层臭氧浓度升高已对单产带来破坏性影响；据测算，2000年大豆、小麦和玉米单产分别损失8.5%到14%，3.9%到15%，以及2.2%到5.5%（Porter等，2014）。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功能的一些其他可能影响 — 如作物与有害生物的平衡，以及对授粉者的影响 — 很难评估，在作物单产预测模型中通常也不予考虑。

一定范围内的气候变化可对作物同时产生有利和不利影响。实际上，温度和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可能对于某些地区的某些作物是有利因素。如在最佳温度条件下，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会提高小麦和大豆单产。尽管由于采用的情景、模型和时间跨度都不一样，对于未来单产的预测结果也有所差别，但主要预期变化方向却是一致的：热带地区作物单产受到的不利影响大于高纬度地区，且随着温度升高，不利影响会更为严重（Porter等，2014）。

更为重要的是，IPPC《第五次评估报告》提供新证据表明，在已经面临粮食不安全挑战的地区，作物单产预计将进一步下滑。该报告对21世纪气候变化导致作物单产的变化进行了预测（图4）。所使用的数据包括了Challinor等2014开展的91项研究及1722项作物单产变化测算结果。这些研究采用的时间跨度、作物种类、作物和气候模型以及排放水平各不相同。有些研究考虑了适应措施的影响，有些则没有。研究规模和地区范围也不尽相同，有些测算着眼于地区，其他则为国家、区域或全球层面。

尽管这些研究差异显著，但其长期预测结果都清晰表明不利影响将为主流。这些预测表明，从中期来看，2030年之前，对作物产生的有利和不利影响在全球层面上可以相互抵消；其后随着气候变化加剧，不利影响将会逐步增加。相关数据还表明，21世纪后半段气候变化对玉米、小麦和稻米单产的预期影响对于热带地区比温带地区更为不利。但在很多温带地区，作物单产也有可能下滑（Porter等，2014和Challinor等，2014）。

粮农组织为本报告而对这些数据开展的深入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受影响模式迥然不同。在发展中国家，对于作物单产影响的多数测算结果为不利影响，预测时间越远，不利影响就越大（图5）。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针对发达国家的测算结果显示潜在的有利变化的比例要高得多（图6）。[2]

近期一项运用农业模型比较与改进项目（AgMIP）以及部门间模型比较项目框架而开展的综合研究就气候变化对作物单产影响给出了其他的测算结果。这些结果都表明，与不发生气候变化的世界相比，如不采取气候变化减缓措施，则将产生剧烈的长期影响。[3]在高排放气候情景中，2100年对单产的影响为：玉米单产降低20到45%，小麦降低5%到50%，稻米降低20%到30%，大豆降低30%到60%（Rosenzweig等，2013）。假设二氧化碳施肥的效果完全实现，气候变化对作物单产的影响就会有所减少，具体为玉米降低10%到35%，小麦变为提高5%到降低15%，稻米降低5%到20%，大豆降低0%到30%。如果明确考虑氮获取面临的局限，则二氧化碳施肥对作物产生的有利影响就将有所削弱，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将会扩大（Müller和Elliott，2015）。

畜 牧

气候变化会以多种方式影响畜牧生产，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表2）。最重要的影响体现在动物生产率、动物健康和生物多样性、饲料供应质量与数量以及草场载畜能力等方面。降雨量波动加剧会导致饮用水短缺，畜牧病虫害多发，及其分布和传播的变化。另外还会影响草场的品种构成、草场单产以及牧草质量。

温度升高会给动物带来高温胁迫，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饲料摄入量和生产率下降，繁殖率下降，死亡率提高。高温胁迫还会削弱动物对病原体、寄生虫和虫媒的抗性（Thornton等，2009；Niang等，2014）。多个胁迫因子严重影响动物生产、繁殖和免疫状况。印度研究发现，气候相关胁迫的组合，例如过热且营养物摄入量减少，均会严重影响绵羊的生理应对机制（Sejian等，2012）。

在牛、猪和鸡等密集养殖场所，可通过温度调节，使气温升高产生的影响减少（Thornton等，2009），但需有适当牛棚、猪舍、鸡舍及能源。然而，南部非洲广袤的草原预计将变得更为干燥，这会加剧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到2050年，博茨瓦纳钻井泵水的成本将增加 23%。在近东，半干旱草原地区的牧草质量下滑、土壤侵蚀和水资源短缺问题极有可能加剧（Turral、Burke和Faurès，2011）。

气候变化对动物健康的影响也有据可查，特别是虫媒病问题，因为温度升高有利于虫媒和病原体在冬季存活。在欧洲，全球变暖可能会增加羊蜱在秋冬季节的活动，加剧蜱媒病的风险（Gray等，2009）。东非暴发的裂谷热就与因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引起的降雨增多和洪涝灾害不无关联（Lancelot、de La Rocque和Chevalier，2008；Rosenthal，2009；Porter等，2014）。

渔业及水产养殖

气候变化、气候变异和极端天气事件给海洋和淡水环境中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威胁（表2）。热带、不发达和贫困地区的小规模渔业面对气候变化影响尤为脆弱（Porter等，2014）。渔业和水产养殖系统可能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水温升高、缺氧、海平面上升和PH值下降、当前海洋生产率格局的变化、洪涝、干旱，以及暴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频率和强度的增加。

很多鱼类已经在向两极方向迁移。基于环境条件、生境类型和浮游植物初级生产变化预期建立的模型表明，全球潜在海洋渔获量将会出现大规模的重新分配，高纬度海域平均增加30%至70%，热带海域降幅可达40%（Cheung等，2010）。内陆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也受到多种因素威胁，包括降雨和水资源管理模式改变，淡水资源压力加剧，以及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Brander，2007；Porter等，2014）。

珊瑚礁系统生活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物种，也将因为温度升高和海洋酸化的双重压力而面临更大的风险。2002到2003年，海面温度波动已造成基里巴斯凤凰岛周边大量珊瑚白化和死亡，导致珊瑚覆盖率减少约60%（Alling等，2007；Obura和Mangubhai，2011）。2015年10月，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宣布了第三次全球性珊瑚礁白化事件；前两次分别发生在1998年和2010年。这些气候变化造成的全球性冲击加之厄尔尼诺现象等事件给全球范围内珊瑚礁带来了规模最大、最为普遍的威胁（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2015）。

林 业

气候变化和气候变异给森林提供的诸多重要产品和环境服务带来威胁（表2），包括清洁可靠的供水，防止土地滑坡、土壤侵蚀和土地退化，提供或加强水生和陆生动物的生境，提供各类家庭自用或出售用的木材和非木材产品，以及创造就业。

近期研究表明，温度升高和降雨变化带来的高温胁迫、干旱胁迫和病虫害暴发正在推高各类森林系统的树木死亡率（Allen等，2010）。 很多针叶林地区都经历过变暖导致干旱所造成的生物质生产率下降（Williams等，2013）。变暖和干旱，加之生产率下滑，昆虫破坏及与之相关的树木死亡，火灾出现的风险就会更大（Settele等，2014）。

在过去一段时间，温带森林的总体趋势是生长速度加快，主要得益于生长季节延长、空气中二氧化碳和氮素浓度升高，以及森林管理（Ciais等，2008）。模型预测结果表明，大部分树种的潜在气候空间将会转移到更高纬度和海拔地区，且移动速度快于自然迁移。

对热带林而言，一个主要不确定性是二氧化碳对光合作用及蒸腾作用直接影响的后果。潮湿热带林中很多树种都非常脆弱，易因干旱和火灾死亡。另外有证据表明，在包括亚马逊森林在内的很多森林中，受到土地用途变化和干旱的共同影响，森林火灾发生频率和强度都在不断加剧。气候变化、森林砍伐、碎片化、火灾和人为压力几乎将所有干燥热带林置于替代或退化的风险之中（Miles等，2006）。在东南亚，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干旱频发造成不同年份间森林火灾变异性加剧，从而增加健康风险，加剧生物多样型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损失（Marlier等，2013）。

对收入和生计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农业部门产量和生产率的影响大部分将转化为不利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而波及粮食安全的四个维度。气候变化可能造成家庭和国家收入减少。由于数以亿计的农村贫困和粮食不安全人群高度依赖农业，气候变化对农业收入的潜在影响成为重要关切 — 在高度依赖农业的低收入国家，农业收入影响着整个经济。气候变化会加剧贫困，对粮食安全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围绕气候变化的未来发展趋势、确切影响和可能的应对措施尚有很多不确定性。气候变化的环境和社会影响不但取决于地球系统对大气构成变化产生的响应，还取决于造成这些变化的推动因素以及人类的应对措施，如技术、经济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评估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气候、作物和经济模型，考虑农业部门面对不断变化的外部条件时作出的反应，包括管理决策、土地用途选择、国际贸易和价格，以及消费者。因此，过去二十年间，气候研究界开发了多套情景，用于描述未来的可能发展轨迹，也体现了很多对于气候变化政策制定非常重要的主要影响因素。

很多此类情景已被用于分析气候变化对农业生态系统、农业部门、社会经济趋势以及最终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为确保对于未来的气候及其影响开展更为一致的分析，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采用了一套典型浓度路径（RCP），即基于全球每年温室气体排放规模做出的气候变化情景假设。IPCC还支持开发了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用于描述各种未来发展趋势，并与典型浓度路径一道用于分析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插文7）。

Nelson等（2014a）设计了一套通用规范，用来比较RCP 8.5情景下（全球温室气体年排放量在整个21世纪将持续增加）气候、作物和经济等9种模型的结果，未考虑二氧化碳对作物的施肥作用。作者比较了外源气候变化冲击对粗粮、油籽、小麦和稻米四大类作物单产的影响，这些作物约占全球作物收获面积的70%。气候变化冲击对作物单产造成的平均生物物理影响为单产下降17%。作者运用经济模型将冲击影响转化为应对变量。生产者面对冲击引发价格上涨的反应是一方面加强管理，并因此实现最终平均单产变化为负11%；另一方面扩大种植面积，平均扩大11%。

综合单产减少与面积扩大的双重影响，总体产量平均只下滑了2%。消费小幅下跌，平均下跌幅度为3%。各区域贸易份额的变化正负相抵，但全球贸易量占全球总产量的比例平均提高1%。平均生产者价格提高20%。所有模型中应对措施的方向都非常一致，但应对措施的强度会因模型、作物和区域的不同而差异显著。尽管平均消费降幅较小，但全球需求的刚性特征将推动价格上涨，可能会极大增加贫困人群的食物成本。

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比较了最坏情况与比较乐观、即不发生气候变化的情景（Hallegatte等，2015），确认了农业在支持大多数贫困人群生计方面的重要作用，也凸显了贫困人群面对气候变化的特殊脆弱性。气候变化影响大、人口增速快且经济停滞的情景表明，到2030年，陷入极端贫困的人口将新增1.22亿人 （表3）。若气候变化影响程度相同，但所有人都能获得基本服务且不平等性降低，极端贫困人口只占全球人口不到3%，则新增贫困人口数量预计只有1600万（Rozenberg和Hallegatte，2015）。在最坏的情况下，预计新增的贫困人口将有很多出现在非洲（4300万）和南亚（6200万）。农业部门收入减少是气候变化导致贫困增加的最大影响因素。这是因为最为严重的粮食产量减少和粮价上涨会发生在非洲和印度，而这两个地区的贫困人口数量在全球总量中占比很大。造成贫困加剧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健康影响，其次为温度升高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粮农组织近期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小农系统适应气候变化的研究显示了干旱期、雨季延后以及高温对农场层面收入的影响。[4]在各种情况下，气候冲击都会大幅削弱生产率或收获物价值，进而减少对粮食的获得。这些冲击会影响实物资本，如因牲畜死亡带来资产破坏，或农民被迫变卖牛羊等生产资料来补充收入的减少。这些冲击还会削弱农民的投资能力，对未来的粮食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Bárcena等（2014）梳理了关于南美洲气候变化对农业收入预期影响的系列研究的结论。尽管各种模式和情景差异较大，但各地的预期影响大都是不利的。表4列出了针对南美国家以及整个区域的部分研究结论。

在国家层面上，气候变化导致的产量下降会造成粮食和饲料价格上涨，给全部国民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粮食安全带来不利影响。在食物支出占家庭预算比例较大的国家中，此类影响尤为显著。若农业对国家GDP和/或就业贡献较大，则此类影响还会伴随着重大的宏观经济影响。

Lam等（2012）以建模的方式研究了西非14个国家气候变化造成海洋鱼类可捕量变动从而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时间跨度到2050年。他们运用IPCC《排放情景特别报告》中的高限A1B情景，预测捕捞鱼类产值与2000年相比将减少21%，年损失额高达3.11亿美元，渔业相关就业损失约50%；其中，科特迪瓦、加纳、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和多哥受到冲击最大。

多数预测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将推高粮价，但不同模式和气候情景下的变化规模和地点差异显著。一项研究综合考虑了人口增长、收入增长和气候变化的各种情景，分析了15种组合模式下的潜在影响。运用人口低增长、收入高增长的乐观情景以及四种气候变化情景的平均值，该研究得出了2050年粮价对比2010年价格水平的预期平均涨幅，玉米为87%，稻米为31%，小麦为44%（Nelson等，2010）。气候变化的另一个潜在影响体现为粮价波动（Porter等，2014），但波动幅度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政策的影响，如出口禁令以及其他造成国际市场震荡加剧的贸易限制措施。

预计不断增长的贸易量将对适应气候变化导致的农业和粮食生产模式发挥重要的作 用（Nelson等，2010；Chomo和De Young， 2015）。Valenzuela和Anderson（2011）的研究分析了贸易的适应作用，发现气候变化会造成发展中国家粮食自给率显著下滑，到2050年将下降12%左右。贸易有助于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国际生产格局的转变，但最终能够进入全球市场的只能是拥有充足购买力的国家和人群。这就意味着，包容性经济增长是稳定粮食安全的必要前提条件。

气候变化还会改变投资格局，造成家庭和国家层面农业系统长期生产率和抵御能力下降。不确定性会抑制农业生产投资，从而可能抵消价格上涨给粮食生产者带来的利好，对于难以甚至根本无法获得信用和保险服务的贫困小农户来说尤为如此。若无运转正常的保险市场，风险的加大会导致更多注意力转向低风险/低回报的生计型作物，使用化肥等外购投入品的可能性降低，投资力度下降（Antle和Crissman，1990；Dercon和Christiaensen，2011；Fafchamps，1992； Feder、Just和Zilberman，1985；Heltberg和Tarp，2002；Kassie等，2008；Roe和Graham-Tomasi，1986；Sadoulet和de Janvry， 1995；Skees、Hazell和Miranda，1999）。所有这些应对措施往往都会造成当前及未来的农业利润降低（Hurley，2010；Rosenzweig和Binswanger 1993）。

还有千百万人面临饥饿风险

尽管气候变化对未来粮食安全产生了切实的威胁，但它对各区域、国家及地方的影响不尽相同，不同的人群因脆弱性不同也将受到不同的影响。未来粮食安全趋势也将受到总体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而社会经济条件本身也会影响到各国脆弱群体和世界各地人群。

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预测，2080年之前可能新增3.4亿至6亿饥饿人口，具体数 字取决于气候变化情景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Yohe等，2007；Parry、Rosenzweig和Livermore，2005）。Arnell等（2001）预计，如果不出现气候变化，21世纪50年代全球将有3.12亿人面临饥饿问题，80年代将有3.00亿人面临此问题。气候变化未得到减缓的情况下，该数字将升至50年代3.21亿人及80年代3.91亿人。在发展中区域，南亚及非洲会成为因气候变化饥饿风险上升最快的地区。由于气候变化而面临饥饿风险的人口估计数差异很大，这表明有些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进程的不确定性；然而，这些数字表明对影响不应估计不足。

在分析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的未来可能影响时，必须牢记粮食和农业将会受到诸多其他变量的影响，包括人口增长和收入增长。这一点在一个气候变化影响分析中得到了体现。该分析基于3个经济发展情景和5个气候变化情景的组合，共15个情景。分析发现，截至2050年，经济增长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影响大于气候变化，虽然气候变化也确实会加重负面影响（Nelson等，2009）。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和其他全球经济建模组织在农业模型比较与改进项目下进行合作。它们基于Nelson（2014b）等人的早期工作，使用典型浓度路径和共享社会经济路径的不同组合探索气候变化的可能影响，同时考虑了其他社会经济变量，包括产量、单产、面积、价格及主要作物的贸易（Wiebe等，2015）。

结果显示，到2050年，根据社会经济和气候变化速度假设的不同，全球平均作物单产同无气候变化的情况相比将下降5%至7%，收获面积将扩大约4%（图7）。气候变化对总产量的影响相对较小。然而，收获面积和主粮价格上涨速度预计是无气候变化时的两倍，这可能对环境和粮食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影响随作物种类、区域及气候变化速度的变化而变化。高纬度地区作物单产下降幅度较小，一些作物甚至因生长季延长而上升。低纬度地区作物产量下降幅度更大。玉米产量在大多数地区大多数情景下出现下降。全球范围内小麦受到的影响较小，因为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产量损失被其他地区的产量上升抵消 （见图1）。

在相关分析中，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发现，在2010至2050年间，若不出现气候变化，大多数区域面临饥饿威胁的人数都会降低。然而，气候变化将部分抵消这些成果。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国际农产品和贸易政策分析模型结果表明，在高排放情景下（RCP 8.5），到2050年，面临食物不足威胁的人数比无气候变化的情况高出4千多万人。虽然气候变化导致的食物不足人数升幅小于经济增长和发展预计将带来的全球降幅，但这仍然是个庞大的数字。这也可能是一种保守估计，因为预测基于SSP2经济增长的“维持现状”假设，并未涵盖极端情况的影响，包括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病虫害种类变异以及其他可能随气候改变的因素，尤其是2050年之后。

在RCP 8.5高排放情景下，面临饥饿风险人口数量下降速度预计减慢主要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图8）。降速减慢集中出现在该区域，一个原因是其他地区受益于一些高纬度地区的生产，另一个原因是其他地区的收入和粮食安全对农业依赖度较小。

然而，我们必须记住，气候变化不是未来贫困和粮食安全趋势的唯一驱动因素。图9显示的是随着时间推移，在一系列气候变化影响和SSP2“中间路线”社会经济情景下，气候变化是如何影响全球饥饿问题的。比较有气候变化和没有气候变化条件下食物不足人数的下降趋势，可以发现气候变化在2050年之前的总体影响要低于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收入增长。无气候变化条件下，大多数地区的饥饿人口预计会下降。这些进展被气候变化抵消了一部分，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撒哈拉以南非洲及部分南亚地区的人口对气候变化导致的粮食不安全存在的脆弱性也出现在世界粮食计划署及英国气象局哈德利中心的预测中。此二机构的共同工作基本上遵循Krishnamurthy、Lewis和Choularton（2014）使用的方法，用一种基于暴露程度、敏感度及适应能力的综合指数定义脆弱性。未来脆弱性等级预测分为两个时间段：2050和2080年，考虑三种气候变化情景：低排放（RCP 2.6）、中度排放（RCP 4.5）及高排放（RCP 8.5）。每种情景下的预测都使用12个不同的气候模型，结果的中值被作为相应的干旱和洪水指标的值。无适应措施情景以及低、高适应措施都被考虑在内。

图10解释了在两种不同的情景下当前 和2050年的脆弱性，最坏的情景是高排放（RCP8.5）及无适应措施，最好的情景是低排放（RCP2.6）及高水平的适应措施。最严重的脆弱性出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及东南亚地区，在21世纪50年代之前，这些地区可能有千百万人面临气候变化所导致粮食不安全风险升高。在最坏的情景下，脆弱性将急剧上升。在最好的情景下，脆弱性大幅降低，一些国家的脆弱性实际上低于当前水平。

农业对气候变化的 作用

粮农组织估计（表5），2014年，“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用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高达10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该部门带来三种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其主要来源包括森林砍伐、牲畜肠道发酵、田间粪便、化肥施用和稻米种植。森林砍伐和土地退化还削弱了该部门从大气中吸收（又叫封存）二氧化碳的能力。在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用途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中，二氧化碳占49%，甲烷占30%。而从总体人为排放来看，二者分别占14%和42%。一氧化二氮的排放量在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用途中占比较小，但在总体人为排放中，其占比高达75%。

在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中，农业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其次是林地用途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前者产生的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有所增长，而后者产生的排放量逐渐下降 （图11）。有机土壤（指有机质浓度较高的土壤，例如泥炭沼泽）和生物质燃烧（例如草原火灾）的温室气体排放则相对较少。如负值所示，森林也能减缓气候变化，因为林木在不断生长过程中能够吸收大气中的温室气体。然而，林木对于固碳的积极作用在下降，从20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28亿吨下降到了本世纪前10年的23亿吨，及2014年估计下降到18亿吨。

在全球不同地区，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用途所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差异显著，排放源也迥然不同（图12）。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林地用途净改变是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的最主要原因，但在其他地区，其作用没有如此显著。在经济发达地区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森林碳汇的作用十分重要，但在其他地方则没有这么明显。无论世界哪个区域，在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用途的排放总量中，农业都占有重要份额，并且在大部分区域所占份额过半，只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首要来源是林地用途净改变。过去二十年来，世界不同区域的温室气体排放格局呈现出差异化特点。例如，在东南亚、东亚和南亚，森林碳汇的积极作用大幅下降，但在欧洲，趋势截然相反，其他地区的森林碳汇情况则较为稳定（粮农组织，2016d）。

从全球范围来看，反刍动物的肠道发酵是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来源，占二氧化碳当量的40%，这是甲烷排放的主要来源（图13）。按排放量大小排列，接下来是草场粪便 （16%）、化肥施用（12%）和稻米种植（10%）。

除了大洋洲、东亚和东南亚，在全球不同区域，动物肠道发酵都是农业排放的最大来源。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占比最高，达58%，在发达区域这一数字最低，为37%（表6）。其他排放源因地区不同而异。在东亚和东南亚，稻米种植是最重要的农业排放源，占26%，而在大洋洲，有机土壤耕作占农业排放的59%。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北非和西亚以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第二大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源是动物留在草场上的粪便，南亚是稻米种植，发达区域各国则是化肥。

若要把全球温升控制在2 ℃以内，农业部门就必须有所作为，减缓气候变化，（Wollenberg等，2016）。但人们也需要意识到，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中，约有75%来自能源生产所需的化石燃料燃烧，只有21%与农业部门有关。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采用可再生能源，能源部门的排放可以大大减少，甚至实现零排放。一旦如此，农业在排放总量中的占比将逐渐上升，原因有三：首先，其他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会下降；其次，粮食生产正不断扩大，排放也自然趋向于上升；最后，农业部门有巨大的多样性，并涉及复杂的生物物理过程，农业减排远比其他部门来得困难。

农业部门能够以只增产不增排的形式为气候变化减缓做出贡献。但同时，农业也有其独特的固碳能力。以目前的技术水平来讲，从大气中提取二氧化碳最主要的方法之一是通过林地和植被恢复。能否把这种理论上的潜力转化为现实的碳汇，取决于当下的生物物理条件、可用的技术手段及适当制度和政策。农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和碳汇，都是全球碳氮循环的一部分。因此，要充分发挥农业部门的减缓潜力，需要人们更好地认识碳氮循环，了解农业活动与其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有些方法，在减缓气候变化的同时，也会为适应这一变化带来协同效益（见第四章）。

结 论

本章讲述了气候变化给农业、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最终的粮食安全带来的潜在影响。气候变化对农业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干旱和极端天气增多、病虫害压力加重，以及生物多样性的损失。长期预测显示，气候变化将给粮食生产带来不利影响，并且在2030年后，其影响会日趋严重。与温带发达国家相比，热带的发展中区域更易出现作物减产，以及畜牧、渔业和林业生产力的下降。

随着气候变化给农业生产和生产力造成的负面影响加深，国际粮价及面临粮食安全风险的人口数量预计都将增加。虽然在2050年之前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对于粮食安全趋势的推动力量大于气候变化，但气候变化对农业和粮食安全的影响不应低估，尤其在区域层面。那些低收入农村人口和对农业依存度较高的国家受其经济社会连锁反应的影响也将最大。

下一章将讲述农业部门如何趋利避害，适应当前和未来的种种变化。重点关注小农户和小规模生产体系。第四章将阐述减缓气候变化的种种可能，以及各种适应和减缓措施可能带来的协同效益。

主要内容

1若要消除全球贫困，必须加强小农农业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抵御力。

2小农农业系统可以通过实施气候智能型措施、农业生产多样化和增加非农收入及就业等措施适应气候变化。

3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是适应气候变化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

4基础设施、技术推广、气候信息、市场渠道、信贷和社会保险等方面都需要改善，促进小农生计进行适应和多样化发展。

5为帮助农民、渔民、牧民和林民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干预措施固然需要付出成本，但不作为的代价远远高于干预措施的成本。

全世界大部分贫困饥饿人群是以务农为生的农村人口。据估计，2010年有12亿极端贫困人口，其中约9亿生活在农村地区。这其中约有7.5亿从事农业活动，通常为小农家庭的农民（Olinto等，2013）。虽然在今后15年可能有2亿农村贫困人口迁移至城镇，但大部分仍将留在农村。在此期间，欠发达区域的农村人口预计会略有增长（联合国经社部，2012），据估计有7亿农村人口将生活在贫困当中。如不采取一致行动改善农村生计，2030年前消除贫困的目标将无法实现。

全世界范围内小农家庭数量众多，因此需要特别关注气候变化对其生计带来的威胁，并且通过可持续途径转变其生计。本章探讨了小农农作系统面对气候变化风险的主要脆弱性所在，评估了通过可持续集约化、多样化和风险管理策略尽量减轻脆弱性的各种方案。根据现有证据对适应措施的成本进行评估，得出的结论是，为使小农农作系统具有抵御力、可持续性和更好的发展前景而采取的干预措施固然需要付出成本，但不作为的代价远远高于干预措施的成本。

对脱贫路径的再思考

消除农村贫困是消除全球饥饿和贫困的关键。最近数十年来，在各类国家、各种条件下，减贫都与以下这些因素联系在一起：农业产值的增长、由农村向城市迁移人口的增多、高度依赖农业的经济向收入和就业来源多样化的转变。所有实现快速减贫的国家都呈现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农村薪酬增长的特征（Timmer，2014）。例如在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生产率显著提高，农村贫困相应大幅度减少。

然而，如今提高农业生产率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与过去截然不同。粮食和农产品市场的增长为小农创造了机遇，但有时也带来障碍，使他们被排除在市场之外。私营部门在农业技术开发和传播方面份额的增加也创造了新的机遇，但也改变了获取技术的条件。

面对不同制约和机遇，世界各国的农村人口摆脱贫困的可能路径各不相同（Wiggins， 2016）。相对于偏远地区的农村人口，与快速扩张的市场具有良好联系的农村人口拥有完全不同的机遇。人口结构也很重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未来的农业人口年纪较轻，拥有的农田面积变小；在亚洲部分地区，农业人口则可能年纪较大，拥有的农田面积扩大。有些情况下，需要进行农田整合，以便进入高价值市场链（Masters等，2013）。其他可能路径包括通过一些家庭成员的迁移实现非农收入的增加，或者完全退出农业，从此迁移至城市（Wiggins，2016）。对于小农而言，这些策略的可行性取决于他们的地理位置以及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的经济发展水平。

根据预测，气候变化对大量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和农业生产所造成的影响主要为负面。因此，发展农村经济和消除农村贫困的行动取得成功也主要依赖于加强农业系统对气候变化的抵御力，尤其是小农所经营的农业系统，还有赖于广泛采用在环境、社会和经济等方面具有可持续性的土地、水资源、渔业和林业管理 措施。

面对气候变化风险的主要脆弱性

发展中国家的小农农业生产者被认为非常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若其抵御力提高，受益也最大。IPCC对脆弱性的定义为自然或社会系统容易遭受气候变化影响造成的持续破坏的程度，是暴露、敏感性和适应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IPCC，2001）。

第二章总结了全球农业系统面临的气候变化风险的性质。总体而言，风险暴露程度是不同的，且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对作物和畜牧生产率的影响趋于负面并不断加剧。局部的天气冲击和新发病虫害正在破坏作物生产的稳定性，凸显出亟需即时、适宜的管理对策（粮农组织，2016a）。

粮农组织最近就气候冲击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小农农业的影响开展了多项研究（总结于 表7），发现大多数情况下产量随着降雨量的增加而显著提高，而降雨量低于平均水平和更加多变时则产量下降；同样，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造成生产率大幅下滑。然而，特定的天气异常会影响某些国家的产量，但对其他国家却没有影响。了解限制产量的天气变量是解决此类制约因素的首要步骤，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国家的解决方案。在马拉维和尼日尔，降雨量的变化意义重大，但在乌干达和赞比亚则并非如此。虽然平均降雨量和气温似乎在很多国家意义重大，但在一些区域，即使不出现极端天气，变动本身也可能是一项主要制约 因素。

暴露于气候危害的后果取决于敏感性，即农业生态系统或社会经济系统对特定变化作出积极和消极反应的程度。日益加剧的自然资源短缺和退化加剧了小农农业对气候危害的敏感性，因为退化的资源在气候胁迫下维持生产率的能力较弱（粮农组织，2012）。例如，虽然在全球层面有充足的水资源可用于满足粮食需求，但越来越多的区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缺水问题，这将影响农村和城市的生计、粮食安全和经济活动（粮农组织，2011a；粮农组织与世界水理事会，2015）。气候变化下水质和水量的进一步恶化减少了对粮食生产的供水，对粮食的可供量、稳定性、获得和利用造成影响，在干旱及半干旱热带地区和亚洲及非洲的巨型三角洲尤其如此（Bates等，2008）。合理化的农业用水将有力提升小农生产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由于农村女性承担着以性别决定的家庭责任（如采集薪柴和水），并且男性人口外流造成她们的农活负担不断加重，因此她们对气候危害尤为敏感（见Jost等，2015；Agwu和Okhimamwe，2009；Goh，2012；Wright和Chandani，2014）。干旱和缺水发生率的上升加重了她们的工作负担，从而对农业生产率和家庭福利造成影响（联合国开发署，2010）。另见插文8。

小农的风险管理能力有限是造成气候危害敏感性的另一个原因。在极端天气事件发生时，他们采用售牛等预防性策略，这么做可以防止他们遭受巨大的损失，但破坏了长期生计机遇，可能使他们陷入长期贫困（Carter和Barrett， 2006；Dercon，1996；Dercon和 Christiaensen，2007；Fafchamps，2003； Morduch，1994；Kebede，1992；Simtowe， 2006）。气候不确定性和风险规避也影响着农村金融市场和供应链，从而进一步减少机遇，加深农场层面的贫困困境（Barrett和Swallow， 2006；Kelly、Adesina和Gordon，2003； Poulton、Kydd和Dorward，2006）。

小农农业在采用改良的气候智能型技术和措施方面存在障碍，这就限制了小农农业的适应能力，即面对情况变化时制定和实施有效行动的能力。例如，想要投资时缺乏获取信贷的途径，这对最贫困家庭和女性生产者的影响尤为显著，前者通常无法提供贷款抵押，而后者通常没有正式的资产所有权。其他障碍包括缺乏土地权属保障，获取信息、技术推广建议和进入市场的渠道非常有限，缺乏保护生计免受冲击的安全网，以及所有这些制度当中的性别偏见。

提高小农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所需的大部分干预措施与一般性农村发展所需干预措施是相同的，只是更加侧重于气候风险。例如，推广服务需要考虑具体地点的气候变化预测；对动植物优良品种选育进行投资时不但要考虑高产特性，还要考虑对当地所面临冲击的抵御力（插文9）。迫切需要在灌溉和其他水资源管理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这些问题的详情见下文。

建设具有抵御力的生产系统和生计

小农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使得小农在提高生产率和改善生计的过程中除了一般性困难以外又增加了一层困难。因此，旨在降低脆弱性的应对措施需要结合农业和农村的整体发展政策。这种做法能够创造条件，降低对天气冲击的暴露和敏感性，同时为改善农村生计和粮食安全创造新的机遇，以此增强适应能力。

具有抵御力的生计指的是人们具备充足的收入和粮食安全等条件，使得他们能够经受住所面临的气候风险并从中恢复，继而逐渐适应。由于各个地区小农的境况和机遇差异很大，因此适应和增强抵御力的途径必须因地制宜，考虑到对气候冲击的暴露程度和适应能力。本节阐明了小农系统和依赖于该系统的人口降低气候变化脆弱性的可能途径有哪些主要特征。其中涉及两个方面：增强农业生产系统抵御力的途径和增强脆弱群体生计抵御力的 途径。

创新：增强农作系统适应能力的关键

要解决气候变化带来的全新挑战，必须对农作系统进行创新。所谓创新，就是个人和团体采用新的想法、技术或流程，取得成功后将其推广到整个社区或全社会。创新的过程很复杂，涉及许多参与者，而且不能在真空中进行。如果具备有效的创新体系，则能对创新起到推动作用。农业创新体系包括良好的经济和体制大环境，这是所有农民都需要的。其他关键要素有科研和咨询服务，以及有效的农业生产者组织。创新常常以地方知识和传统体系为基础，结合正式科研体系的新知识对其进行调整（粮农组织，2014a）。

要加强小农农作系统对气候变化的抵御力，可以实施的创新包括通过生产的可持续集约化和实施农业生态生产体系的等措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水资源管理是通过创新解决气候变化影响的另一有效领域。所有这些途径都能改善碳氮管理（见下文和第四章）。

生物技术，无论技术含量高低，都有助于提高抵御力，帮助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对小规模生产者尤其如此。以下各小节主要讨论管理措施的创新，但有些措施可能依赖于生物技术的成果，例如优良品种。

可持续集约化

可持续集约化可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收益水平和收益稳定性，同时保护自然资源、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增加生态系统服务（粮农组织，2011b）。对于不同类型的农作系统和地区，可持续集约化战略的性质各不相同。然而，其核心原则之一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粮农组织实现可持续集约化的途径是“节约与增长”模式。“节约与增长”推动的是一种高生产力农业，能保护和强化自然资源。这种模式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出发，利用大自然促进作物生长，如土壤有机质、水流调节、授粉和害虫天敌等。这种模式采用耐受气候变化的改良作物品种，适时、适量、适当地施用外来投入品，并提高养分、水和外来投入品的利用效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和减少直接环境退化是这种途径的关键内容，这样做既能为农民省钱，又能防止滥用某些投入品带来的负面效果。这种方式已被推广到其他农业部门。

通过更好地管理碳氮循环（见下文），可持续的农业集约化还能增强对气候变化影响的 抵御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Burney等，2010； Wollenberg等，2016）。

农业生态学

IPCC（2016）认为，农业生态学是指将生态学概念和原则应用到农作系统中。农业生态学关注的是植物、动物、人类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因而有助于促进可持续农业发展，进而保障粮食和营养安全。农业生态学不是简单地提高投入品利用效率和寻找投入品的替代，而是包括：充分利用关键的生态过程，如害虫天敌、生物质和养分循环；加强农业生物多样性各组成部分之间有益的生物互动和协同效应；优化资源利用；等等。按照Nicholls、Altieri和Vazquez（2016）的界定，农业生态学原则非常适用于气候变化适应措施，因为农业生态学的目标是：

促进生物质循环，从而优化有机质分解和养分循环；

加强生物多样性的功能性，从而强化农业的 “免疫系统”，例如为害虫天敌创造栖息地；

通过管理有机质和增强土壤生物活动等措施为植物生长创造最有利的土壤条件；

加强对土壤、水资源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促进其再生，以尽可能减少能源、水、养分和遗传资源的损失；

促进农田乃至整个地貌农业生态系统中的物种和遗传资源跨时间、空间的多样性；

加强农业生物多样性各组成部分之间有益的生物互动和协同效应，从而推动关键的生态过程和服务。

农业生态学根据农民的需要，利用地方知识和农民的传统知识创造解决问题的办法。例如，Swiderska（2011）发现，对于中国、玻利维亚和肯尼亚的贫困农民来说，能否获得丰富的传统作物品种关系到他们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情况，也关系到他们的生存。在中国，同时种植四种稻米品种的农民比种植单一品种的稻瘟病发生率低44%，单产高89%，而且不需要使用杀真菌剂（Zhu等，2000）。农业生态多样化也有助于在气候变异的情况下保持单产稳定。混作比单作的单产稳定性要好，干旱发生时减产较少。

高效的水资源管理

随着气候变化对降水规律和水资源可用情况的改变，应对水资源短缺或水资源过剩的能力将对持续提高生产率发挥重要作用。水资源生产力提升潜力最大的地区为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地区，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地区，还有那些水资源竞争激烈的地区，如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HLPE，2015）。

提高气候变化条件下的农业系统用水效率可能需要在政策、投资和水资源管理等多个领域采取行动，并且在不同层面进行制度和技术变革，包括田间和农场、灌溉计划、集水区或蓄水区、江河流域乃至国家层面（粮农组织，2013a）。作为适应长期气候变化影响的第一步，需要将当前气候变异相关信息纳入水资源管理（Sadoff和Muller，2009；Pinca，2016引用自Bates等，2008）。

雨养系统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农田的95%，在这种系统中，改善雨水和土壤墒情管理是在旱期和降雨量多变时期提高生产率和降低单产损失的关键。利用集水或浅层地下水资源进行补充灌溉对于提高雨养农业的水资源生产力而言是一项重要策略，但尚未被充分利用（HLPE，2015；Oweis，2014）。

在灌溉系统内，提高用水效率可通过制度变革来实现，如建立用水者协会；也可通过基础设施的改善来进行，如对水渠进行防渗处理、提高排水管网和污水回用的效率。利用滴灌等节水灌溉技术并加强灌溉基础设施的维护，同时开展适当培训以增强农民的技术知识，能够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对水资源供应和粮食安全的影响（插文10）。然而，提高用水效率的一些技术需要能源，如滴灌。总体来讲，水资源、能源和粮食生产用地之间时常相互矛盾，有时又能形成协同效应。“水-能源-粮食三位一体”是规划这些资源在农业食品链中的利用时非常有用的一种概念（粮农组织，2014b）。

碳氮管理方式

地球的碳氮循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农民采用的土壤、养分和水资源管理方式、混农林业的实施程度以及农业向非农用地的扩张等（另见第四章）。在有些地方，不可持续的土地管理方式造成了土壤有机碳、土壤天然肥力和土质的破坏，导致生产率降低，面对干旱、洪水以及有利于病虫害滋生的条件等气候危害时更加脆弱，在这些地方采取恢复土壤生产力的措施大有益处，尤其有益于小农（Stocking，2003；Lal，2004；Cassman， 1999；FAO，2007。）

在农田方面，可通过多种措施提高土壤有机碳和植物可用土壤氮素的水平，如发展混农林业、改进休耕、施用绿肥、种植固氮覆盖作物、养分综合管理、尽量减少土壤破坏和保留作物残余物。在牧场方面，改进草场管理、减少或消除火灾、引入改良饲草或豆类植物是改进碳管理的重要手段。混合农作系统有助于控制侵蚀、提供富氮残留物和增加土壤有机质，从而增强抵御力，扭转土壤退化。例如，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的耐旱混合农作系统包括多功能豆类，如木豆（Cajanus cajan）和本地的固氮豆科树种白相思树（Faidherbia albida），后者为牲畜提供适口性好的豆荚，其叶子可用作有机肥料。多生产豆类有助于膳食多样化，在季节性粮食不安全时期可提供额外的蛋白质。

不同背景下的气候条件将影响小农对最有效地改善生计的碳氮管理措施的选择。例如，使用矿物肥料在普通气候条件下可能会提高单产，但在降雨变率较高或降雨延迟的条件下可能造成单产降低。相反地，作物轮作在普通气候条件下可能降低单产，但在降雨变率较高的条件下可能会提高单产并降低单产损失概率 （表8）。

改进氮肥使用对于许多小农农作系统的可持续性而言至关重要。氮肥使用指标（表9）显示东亚的氮肥施用量和谷物单产明显较高，但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肥料投入带来的产量提升效果明显较大。同样明显的还有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养分不平衡状况：随收获的作物流失的养分高于化肥和粪肥所施的养分，显示出不可持续的土壤养分枯竭。而东亚的情况则恰好相反。

在东亚，矿物肥料的过度使用显然是个问题。过度投入并未给这个地区带来任何益处，反而正在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其表现在地下水和地表水污染、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因此在东亚，减少矿物肥料的使用和确保适当的施用量、施用时间和施用方式是可持续集约化的重要内容。

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将矿物肥料的用量提升至适当水平可为提高小农的作物单产带来巨大潜力。然而，鉴于该区域大部分地区的土壤条件较差，作为合理施肥的补充，小农在改善土壤质量和土壤生态系统服务方面也需要支持。

改进碳氮管理对于渔业和林业系统而言同样重要。插文11介绍了越南的例子，其做法是将碳素管理措施纳入综合性气候智能型水产养殖系统。

改良农作措施对粮食安全的益处

采用改良的农作措施可显著改善粮食安全状况。利用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国际农产品和贸易政策分析模型进行的模拟显示，采用耐热作物品种将在2050年产生最高的全球玉米单产预期增长。氮利用效率更高的品种将产生最高的全球稻米单产增长，而免耕则是对小麦的最佳选择（Rosegrant等，2014；De Pinto、Thomas和Wiebe，2016）。

采用这些技术能够增加食物能量供应、提高小农收入、降低粮食价格，从而对粮食安全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如果氮高效作物品种得到广泛利用，则发展中国家处于食物不足风险的人数至2050年将减少12%（近1.24亿人口），[5]如果免耕得到更广泛的实施，则减少9%（9100万人口），如果耐热作物品种得到利用或精准农业得到实施，则减少8%（8000万人口） （图14）。

这些结果假定单独采用所述措施，并且假定这些措施适合预计将会对其加以利用的特定社会经济和农业生态背景情况。在气候智能型农业模式下，先是寻找事实依据，然后据此找出适合当地情况的措施。措施的选择不是由理论决定的，而是基于收集证据和开展对话的过程。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气候智能型农业措施标准清单：在一些情况下免耕农业确实提供巨大的适应效益，但在其他情况下则并非如此（Arslan等，2015）。还必须认识到，农民可综合采用各种措施，以满足他们的具体需求。

在很多背景情况下，合理的做法是按照作物生产活动的顺序依次“堆叠”，对改良措施进行组合（即首先改进整地、种植和作物管理，随后改进灌溉，等等）。模型预测显示，与单一措施的益处相比，综合采用各种改良措施对粮食安全的益处更大，比单独采用改良的氮利用措施所产生的益处大三倍（Rosegrant等，2014）。

提高生计抵御力的四种策略

多样化

由于多样化有助于分散气候变异破坏生计的风险，因此是适应气候变化的一种重要手段。首先，应区分农业多样化与生计多样化（Thornton和Lipper，2014）。农业多样化指增加农场或农业社区的植物品种和种类或动物品种。可能涉及地貌多样化，不同作物和耕作系统散布于不同空间和时间。生计多样化指农户从事多种农业和非农活动，如自家农场活动与其他地方的季节性农业劳动相结合、在城市工作、加工农产品或开设商店。农业多样化和生计多样化均为气候风险管理手段。

由于气候冲击对不同农业和非农活动造成的影响不同，所以多样化能够降低气候冲击对收入的影响，并提供多种管理未来风险的方式。与诸如作物保险或社会保护等风险减缓措施相结合时，多样化能够增加收入，有助于加快减贫。然而，如果农民朝着生产率较低的活动进行多样化，实际上可能降低平均收入，迫使农户在遭受冲击时出售资产，引发脆弱性加剧和暴露于风险的恶性循环（Dercon，1996）。 在气候风险对不同作物品种造成同样影响时，作物多样化作为气候风险减缓手段的效果可能比较有限（Barrett，Reardon和Webb， 2001）。但是，在农场状况既不是差到难以进行多样化也没有好到适合单一高收益作物的情况下，作物多样化仍可能是一种选择（Kandulu等，2012）。

面对气候变异，农户根据暴露的性质和各类体系的效果采用不同的多样化策略。例如，在降雨量多变时，马拉维的农民寻求替代性收入和就业来源，而赞比亚的农民则向着畜牧养殖进行多样化（插文12）。在天气风险较高的情况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农户倾向于种养结合，利用家畜这种资产缓和收入波动（Herrero等，2010和2013；Baudron等， 2013）。经过粪肥改良，种养结合系统能提供作物生产氮素投入的15%左右，从而使得投入品成本降低，排放强度也远远低于很多放牧系统（Liu等，2010；Herrero等，2013）。此外，多样化的农场可在维持和增加生态系统服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有助于增强总体抵御力（Ricketts，2001；Kremen和Miles， 2012）。

风险管理支持措施

作为减贫的重要工具，社会保护计划也可以在帮助小农管理气候变化风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社会保护呈多种形式，包括现金补助、学校供餐和公共工程等等。农业投入品补贴也可通过降低小农对价格波动的脆弱性发挥社会保护功能。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证据显示，社会保护在粮食安全、人力资本开发、经济和生产能力等方面效益显著，甚至在最贫困和最边缘化的人群当中也是如此。

社会保护措施通过确保可预测性和规律性，能够帮助家庭更好地管理风险，并从事盈利性更高的生计和农业活动。当女性成为社会保护的目标群体时，不仅能获得赋权，还能改善家庭福利，因为女性以粮食和营养安全以及子女福祉作为自己的优先重点。社会保护计划还对农村家庭的农业投资决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对粮食的获取产生长期积极影响（粮农组织，2015c）。

在赞比亚，有一些地区出现了降雨量低于平均水平的情况，这些地区的家庭每日热量摄入以及食物和非食物支出出现下降。这种影响在最贫困家庭最为突出。这一项针对2万特困家庭的现金补助计划的帮助下，这些家庭受天气冲击的影响大大减少。然而，虽然参与现金赠款计划有助于减缓气候冲击对粮食安全的负面影响，但还不足以完全克服此类负面影响。因此，社会保护计划必须与其他形式的气候风险管理措施相结合，包括减少灾害风险的措施（Asfaw等，2016b）。

现有社会保护计划很少考虑到气候风险。为填补这项空白，包括粮农组织在内的一些与人道主义和发展相关的各方，正在协助各国政府建立一个有风险信息作支撑并能对冲击做出响应的社会保护系统，该系统依据经济和气候风险相关标准在危机发生之前就提供支持（联合国环境署，2016；Winder Rossi等，2016）。 如果能与预警系统有效连接并参考农业、粮食安全和营养参数，社会保护系统还能用于规划及时的应急行动（粮农组织，2016）。

要落实上述社会保护系统，需要大规模提供现金和短周期生产性资产，同时辅以技术培训。在市场运行和货币都比较稳定的情况下，现金补助具有成本效益高、影响大和灵活度好的优势，并能给予受益家庭更大的选择权。然而，2015年现金补助和代金券仅占人道主义援助的6%（海外发展研究所，2015）。增强现金性干预措施的潜力需要将现金纳入防备和应急规划，加强与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使用电子支付和数字转账，在可能的情况下利用现金补助建立中长期社会援助机制，用于反复发生的紧急情况。

社会保护和气候变化政策的切入点和它们之间的运作联系是多重的。可制定公共工程计划，包括生产性安全网，以便同时推动家庭收入增长，促使社区参与气候智能型农业，并在废弃物管理、植树造林和土壤保护等领域创造“绿色就业”（Asfaw和Lipper，2016）。指数保险在降雨量、地区平均产量和卫星测量的植被状况等指数的基础上给付保险金，目前作为风险减缓工具正在一些国家进行测试。当指数超过预定阈值时，农民收到快速支付，有时通过手机实现。然而，仅凭指数保险本身还不能完全解决气候相关风险。例如，由于有保险费补贴，印度的农作物天气指数保险可能已经推动参保者转向利润更高但风险也更大的农业生产系统（Cole等，2013）。由于指数保险的交易成本往往很高，因此参保率通常比较有限。另一个问题是对保险机构缺乏信任。

提高天气状况相关信息的质量能帮助小规模生产者调整播种日期、及时遮蔽家畜或采取其他措施，适应可预见的气候变化。调查发现，东非和南部非洲的农民中，能够获取季节性预报的农民改变了至少部分管理决定，从而减少了收获损失（O’Brien等，2000；Ngugi、Mureithi和Kamande，2011；Phillips、Makaudze和Unganai，2001，2002；Klopper和Bartman， 2003；Mudombi和Nhamo，2014）。获取气候预报信息帮助肯尼亚的农民避免了相当于其平均纯收入四分之一的损失（Erickson等，2011）。具有信息通信技术渠道的农民倾向于经常使用气候信息（Ramussen等，2014）。季节性预报是气候信息的重要领域，投资于发布季节性预报的机构能够提高农民的能力，减少农民的风险暴露（Hansen等，2011）。同样，事实表明，对于救灾机构，克服利用季节性预报的制度障碍对于气候危机发生时拯救生命而言至关重要（Tall等，2012）。

减少性别不平等

由于男性和女性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具有不同的重点和能力，因此政策制定者和相关机构在制定加强农村生计抵御力的措施时需要明确认识到性别差异（Acosta等，2015；Gumucio和Tafur-Rueda，2015）。社会规范常常强加农业方面的责任并限制女性的选择，这决定了她们需要的信息类型和能够利用的信息渠道（Archer和Yamashita，2003；McOmber等，2013；Jost等，2015）。例如，关于降雨开始时间的信息对于塞内加尔的男性农民而言十分重要，因为他们能够优先获取用于整地的牲畜；而女性即使获取此类信息也无法就此采取行动，因此更重视关于降雨停止和干旱期的预报（Tall等，2014）。

由瑞典发展合作组织Vi Agroforestry和世界银行实施的肯尼亚农业碳项目提出了一些策略，解决土地和树木权属、劳动、知识、利益分享、参与和领导力等方面的性别差距。例如：由群体签订合同，包括并不拥有土地的女性；投资于涵盖女性的培训（如聘用女性社区协调员）；提供女性希望获得的树木幼苗（例如能提供薪柴、饲料、树荫和水果的树木品种）；轮值领导制度和规则；增加女性获取贷款和保险的机会（世界银行，2010a；Vi Agroforestry，2015；Shames等，2012）。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Kumbharwadi社区面临水资源短缺问题，在该社区开展的参与式项目将饮用水和薪柴采集点设置在更靠近住所的位置，从而减少了女性用于采集饮用水和薪柴的时间，并推动女性参与村庄决策。该项目带来贫困家庭收入的增长（Gray和Srinidhi，2013；世界银行、粮农组织和农发基金，2015）。

迁 移

干旱、洪水和不可预测的天气模式等对生计的环境胁迫和气候胁迫促使农村人口迁移。由于土地耕种的强度提高，因此土壤退化加剧、产量下降、收入减少。同样，长期干旱造成的缺水和用水冲突也可引发贫困农民放弃土地。临时的、季节性的和永久性的迁移可以是生计多样化的一种形式，可为许多农村家庭带来很大好处。迁移是收入多样化的主要来源，而收入多样化可增强家庭的抵御力，并为提高生产力的投资提供手段。就不利方面而言，迁移者经常面临多重困难、风险和危险。

一项研究预测，从现在到2050年，可能会有数以亿计的人因为气候和环境压力需要逃离家园（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2010）。此类预测促使迁移成为气候变化适应方面需要处理的问题。在适应策略方面，各国政府通常持以下两种观点之一（移徙与发展全球知识合作伙伴关系，2014）。第一种，也是最为常见一种，是将适应视为一种改进农业生产方式和基础设施，从而减轻迁移压力，帮助人们留在原地的方式。第二种观点认为迁移本身即是一种适应策略，能够减轻脆弱地区的人口压力。发展政策制定者特别关注已经在脆弱地区之外生活的迁移者帮助家乡社区适应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潜力。

社会保护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可在减缓许多迁移相关风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优质的教育和培训将提升决定迁移的农村人口的就业前景，尤其是青年以及在可持续农业领域寻求技能密集型就业的人群。直接由公共部门或通过促进私营部门投资提供适当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能够降低旅行和汇款相关费用、促进就业和商机等信息流动。

适应措施的成本是 多少？

增强小农生产者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实际上将花费多少成本？这个问题经常被提及，尤其是在开发新的气候融资来源的情况下。一份文献综述找到了500多篇关于适应气候变化（对整个经济）的成本和收益的论文（Watkiss， 2015）。这些估算各不相同，原因很多，包括区域覆盖范围、气候变化情景、方法和模型以及所考虑的时间段、适应措施和部门等方面 的差异。各种全球研究显示，不作为的代价 远远高于适应气候变化花费的成本（Stern， 2007；经合组织，2012；Stern，2014；经合组织，2015）。一些国家层面的分析同时估算了不作为的代价和适应的成本。在此我们考察两项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的此类研究，这些国家的大部分农民为小农，还有一项粮农组织发起的研究，这项研究专门关注了四个国家的小农（插文13）。

一项研究来自乌干达。该研究预计，2010至2050年间，气候变化对农业、水资源、能源和基础设施造成的经济影响累计在2730亿到4370亿美元之间，具体水平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严重程度的假设（Markandya、 Cabot-Venton和Beucher，2015）。同一时期，仅考虑农业部门，以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减产以及出口量的减少计，不作为的代价达到220亿至380亿美元。反观适应措施，虽然到2025年用于提高灌溉系统效率、改良作物品种、提高牲畜品种适应力和生产率以及建设信贷设施等措施的年度预算可能高达近6.44亿美元，但不作为的代价仍是其46倍之多。

同样，针对越南开展的案例研究显示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远远高于适应成本 （世界银行，2010c）。虽然适应措施无法防止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损失，但会大幅度降低损失程度。如不采取适应措施，气候变化造成的农业损失预计每年约为20亿美元。即使采取了适应措施，仍有可能遭受损失，但将会限制在5亿美元左右，意即每年总共减少约15亿美元的损失。适应措施包括农民自己的适应策略，如改变播种日期、选用耐旱或耐盐品种，还包括政府的干预措施，如投资于灌溉系统、增加农业研发支出。2010至2050年间，适应成本预计每年约为1.6亿美元，与适应措施挽回的损失相比微乎其微。

总而言之，虽然目前针对小农农业适应气候变化成本的系统性研究还屈指可数，但已有的证据表明此类措施的成本效益相当之高。当我们把这里的成本效益理解为不作为的代价与积极作为的效益之差时，这一结论尤为明显；即使将气候智能型农业的投资成本与这些措施在增加产量、改善生计、提高粮食安全方面的收益相比较，结论也是如此。因此，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实现小农系统向可持续农业转型，并同时将小农系统承担的交易成本降到最低。

实现小农系统向气候智能型农业转型

识别普及障碍，评估利益 取舍

一般认为，气候智能型农业的三个目标之间既可能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也可能具有协同效应。这三个目标分别为：可持续地提高生产力；增强适应能力和对冲击的抵御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当我们在气候变化条件下考虑推动小农农业转型以促进减贫的时候尤其要牢记这一点。有关减缓气候变化与确保粮食安全之间矛盾的争论一直很激烈。人们担心，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小农并不是气候变化问题的始作俑者，但却将被迫承担气候变化减缓措施的成本。同时，他们也是因气候变化影响遭受损失最严重的群体（Lipper等，2015）。

气候智能型农业解决这一问题的做法很直接，即搜集具体地区的相关情况，然后以此为依据测算出气候变化减缓措施的成本。首先，对这一地区小农向气候智能型和可持续农业系统转型面临的障碍进行充分评估（插文14）。之后，由所有利益相关方对初步评估结果进行讨论，决定需要在政策和激励机制上做出哪些调整，以便为小农的转型创造有利条件。

必须弄清采取改变措施的成本，这样才能做出适当的权衡取舍。例如，通过土地管理和恢复措施提高土壤碳储量需要付出以下投资成本：土地围栏、种子和机械、产量损失带来的机会成本、以及运营成本，即每年用于维持和提高土壤碳储量的劳动投入。增加土壤碳的措施对小农而言成本颇高，尤其是在初期和过渡期。这些措施的成本也有可能超过它们给农民自身带来的收益，但可以改善地貌和流域功能，惠及他人。

表10提供了这类成本的一个例子，分析了如果中国青海的牦牛牧民们对他们高度退化的草场进行投资，恢复其生态，需要多少年才能获得正收益。结果显示，规模越小，生产者每公顷投资回报的净现值[6]就越低，获得正收益所需的时间也就越长。对于规模最小的牧民而言，为恢复退化草场进行投资后，需要10年时间才能使他们的收入回到目前在退化草场上取得的收入水平。与恢复高度退化的草场相比，在优质土壤上采取先进的土地管理措施虽然成本要低得多，但也给农民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取舍难题（粮农组织，2009）。

农业生产者面临的成本以及由此而来的权衡取舍都受到政策和制度环境的影响。因此，在向气候智能型农业转型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步骤是评估政策措施调整的需要，如投入品补贴，还有社会保护计划在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方面的潜在作用。例如，对矿物肥料的补贴通常起不到鼓励高效施肥的作用。事实上，这种措施还可能产生相反效果。而将气候风险暴露程度这一因素纳入社会保护计划的目标对象选择方法中有助于推动气候智能型农业的实施，并且是较为容易实现的一项制度调整。调整农业研究的方向，将气候变化的适应和减缓纳入研究重点也是创造有利环境的一项重要工作 （插文15）。

融资挑战

小农粮食生产体系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小农应用气候智能型措施和技术的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进行额外的资金投入。然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几十年来，整个农业部门想要获取资金都十分困难，更不用说气候智能型农业了。传统上，金融机构的资产组合中涉农部分的比重一直较低，特别是与农业对GDP的贡献率相比较而言更是如此。由于农业被认为是高风险、低回报行业，很多国家的金融机构都限制对农业的参与程度，提高贷款标准，并附加苛刻的贷款条件。它们通常完全回避整个农业行业，而更愿意从其他经济部门寻求更稳定的收益。由此而导致的资金短缺严重影响了农业，尤其是农民和中小型农业企业。

小农在获取资金方面面临的障碍最大。通常，他们的金融知识有限，几乎没有抵押物或信贷记录，也很少有其他收入来源。他们分散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各地，信贷机构甚至连辐射到他们都困难。这一状态导致有些时候信贷的交易成本甚至要高于农民需要的贷款金额。由于种种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障碍，资金的获取对女性而言尤其困难。

此外，即使是在可以获取正规金融服务的地方，这些金融服务往往不能满足小农的需求，也没有考虑到小农的具体情况。金融机构倾向于提供短期运营资本，而非用于提高附加值、提升生产力的投资性资本。而且，金融机构通常会设定严格的还款计划和较短的还款期限。由于农业生产周期的季节性，这类还款计划和期限与小农的季节性现金流不相符。

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农民事实上被排除在金融系统之外，并因而被剥夺了经济发展的机会。据估计，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东亚地区小农每年的融资需求总额在2100亿美元左右（农村和农业金融研究实验室，2016）。而且，鉴于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措施对长期贷款的需求，这一融资缺口在未来还将显著扩大。

中小型企业在获取资金时同样面临各种挑战，特别是在申请长期贷款时。中小型农业企业在提高小农收入和生产力以及提升价值链效率、创造农村就业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因而对农业发展至关重要。当这些企业因缺少资金而无法充分实现其增长潜力时，它们创造的就业和雇佣的工人就少了。因此，中小型农业企业的资金缺口加剧了全球各地农村地区的失业和贫困问题。很多中小企业所需的资金规模超出了小额信贷机构的水平，但又不够商业贷款的规模，且被认为风险太高。投资于能够增加附加值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显著提高生产者和企业的生产力和收入。当生产者和企业希望进行这类投资的时候，上述融资困难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

结 论

本章分析了小农农业体系面临气候变化风险时的脆弱性，探讨了应对这类脆弱性的切入点。从粮农组织开展的分析和对文献的研究中我们提炼出了一些要点。首先，气候变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统称”，它的表现形式将是复杂和多样的。各个农业系统和地区的生产力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千差万别。而且，给作物单产造成最大影响的究竟会是降雨或气温的平均值、波动性还是极端情况，目前还没有定论。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不断发展，其中有些影响是直接的，也有一些是间接的，例如通过影响病虫害的传播而影响作物产量。了解主要的气候制约因素以及气候变化如何影响这些因素是确定小农需要何种类型支持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在深化这一领域的认识，并就此与利益相关者妥善沟通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本章得出第二点重要结论是可持续集约化、农业技术进步和多样化可以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甚至显著减少面临饥饿风险的人口。然而，先进技术的普及可能会遇到政策或制度上的制约，这些都需要加以克服。气候波动严重的地方往往会采取多样化的措施，且事实证明是有效的，马拉维和赞比亚的案例正反映了这一情况。这表明，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处理，而不是对所有不同的农业生态区域和生产体系都实施同样的政策。

第三点结论是适应措施从经济上讲是合算的：一般情况下，收益要远高于成本。但是这个事实本身还不能让适应措施得以推广。由于小农在获取资金方面面临诸多挑战，想要克服应用新技术新做法的障碍对他们而言尤为困难。中小企业可以创造农村就业，并给小农提供非农收入，但它们在融资方面也和小农面临相同的困境。

主要内容

1农业部门面临着一项特殊挑战：一边要提高粮食产量，一边还要降低因粮食生产而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2农业可以降低排放强度，但不足以抵消其排放总量的预期增长。

3要解决排放问题，就要解决由农业扩张造成的土地用途变化，但最终成功与否将取决于农业能否实现可持续 发展。

4通过改善碳氮管理能够减少排放，但此类措施一般出于适应气候变化和保障粮食安全的目的，而非为了实现减缓目标。

5降低农业排放还取决于将粮食损失和浪费最小化，以及推广可持续膳食。

第三章的措施旨在帮助小农和脆弱的农村人口建立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而在本章，我们要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农业和粮食系统，以评估该系统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潜在作用。人们将呼吁农业在减排方面积极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因为在有望降低的全球碳排放水平中，农业所占份额将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农业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封存二氧化碳。

粮食需求的增长会推高农业碳排放，而人口、收入的增长以及对动物源性食品的偏好又在推高粮食需求。农业可以通过降低排放强度，即每单位产量产生的温室气体量，实现产量增长与排放增长的脱钩，从而为减排做出贡献。另外，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促进粮食消费模式的改变也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农业各部门，尤其是林业，能够通过有机物和土壤吸收二氧化碳并进行碳封存，因而具有成为碳汇的独特潜力。但目前，毁林是主要的排放源，不可持续的耕作方式仍在继续消耗地球上的土壤有机碳储量。要想发挥森林和农业用地的固碳潜力，还有赖于生物物理条件、技术方案和政策。

由于农业排放以及农业碳汇是全球碳氮循环的一部分，因此，要优化农业的减排潜力，先要了解这些循环及其同农业活动的相互作用。这种了解能让我们充分理解农业减排固有的困难。因为农业涉及复杂的生物物理过程，所以比大部分其他人为源的排放更难监测和控制。提高农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将是减缓策略的核心内容。

需要谨记的是，在农业部门，粮食安全目标、气候适应目标和气候减缓目标之间不能相互割裂，因为它们之间存在协同效应和平衡取舍的问题。越来越多的经验表明，要想提高减缓和适应措施的成本效益，必须根据生产者的具体农业生态条件综合采用各项适合的技术措施。

减缓和适应并举的技术潜力

“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用途”（AFOLU）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21%。”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用途”产生的所有二氧化碳排放都可归因于林业和土地用途的变化，如森林转变为草场或用于种植业。大部分甲烷和一氧化二氮排放都来自于农业生产（见表5）。因此，改善农业中的碳氮管理非常关键，关系到农业对减缓气候变化的作用（插文16）。

土壤固碳，抵消排放

人类从古到今的活动所造成的大量碳损失引起了极大关切。在过去150到300年中，由于土地用途及其变化，主要是森林转变为农业用地，碳损失估计在1000到2000亿吨之间（Houghton，2012）。土壤作为碳氮循环的陆地调节器，其重要性日益得到认可，特别是2015年12月《巴黎协定》确定的新气候体系呼吁采取行动来保护和加强温室气体汇和温室气体库。

土壤是地球上仅次于海洋的第二大碳库，土壤有机碳储量的微小变化就可能导致大气二氧化碳水平的巨大变化（Chappell、Baldock和Sanderman，2016）。深度为1米的土壤（不包括永冻土）包含的有机碳储量总计在5000±2300亿吨，约两倍于大气二氧化碳中的碳的总量（Scharleman等，2014）。土壤有很大的固碳潜力，特别是对退化土壤进行恢复等措施效果尤其明显（Lal，2010）。

改进耕作方式可以维持并提高土壤的固碳能力，耕作方式的改良也能够恢复土壤健康和肥力，提高农业产量。因此，推广可持续的土壤管理可以带来多重效益：提高生产率、培养气候变化适应力、增加碳封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粮农组织和政府间土壤技术小组， 2015）。虽然人们已经认识到土壤潜在的碳汇和碳库功能，但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和监测系统，目前对土壤的碳储量和真实固碳潜力的认识依然有限。

为了发挥土壤的固碳潜力，应将可持续土壤管理作为一个系统进行推广。该系统应具备多种功能，可提供多重生态系统服务（粮农组织和政府间土壤技术小组，2015）。封存土壤有机碳的技术潜力大约在每年3.7亿到11.5亿吨碳之间（Sommer和Bossio，2014；Smith等，2008；Paustian等，2004）。这是技术上的潜力，其暗含假定为所有农业用地 都以固碳的方式进行管理。然而，实际上农业用地的土壤固碳率在每年每公顷1亿到10亿吨不等（Paustian等，2016）。因此，数十亿公顷土地需要加强管理，以达到每年10亿吨的最佳固碳率。此外，固碳水平刚开始会比较低，20年后达到顶峰，随后又将缓慢下降（Sommer和Bossio，2014）。

畜牧供应链减排

减少畜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也有很大的潜力。由于农业生态条件、耕作方式、供应链管理的不同，这种潜力难以精确估算。即便类似的生产系统之间，排放强度的差异也很大。Gerber等（2013a）估计，如果每一个系统中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最低的那25%的生产者采用的做法能得到广泛应用，畜牧业产生的排放量则可以减少18%到30%。

通过对流六个区域案例进行研究并使用生命周期评估模型，Mottet等（2016）估计，可持续方式会让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14%到41%。在其中五个案例中，减缓措施既增加了产量，也降低了排放，取得了粮食安全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双赢效果。研究发现，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反刍动物和生猪养殖体系的气变减缓潜力相对较大，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奶业体系在其高水平生产率的基础上也有显著的减排空间（Gerber等，2013b）。

若采用最高效的减排技术来减少肠道甲烷排放并在牧场进行土壤固碳，所减少的温室气体量相当于每年全球所有反刍动物排放量的11%。Henderson等（2015）的模型研究表明，改进放牧管理以及种植豆类是最实惠的做法，因而具有最大的经济潜力。放牧管理在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特别有效，而对西欧来讲种植豆类似乎效果最好。秸秆尿素处理在碳价格较低的地区缺少经济上的吸引力，但在每公吨二氧化碳当量100美元的地区则非常划算。

减少一氧化二氮排放

氮和水一道，同为作物产量最重要的决定因素（Mueller等，2012）。全球粮食产量的近50%依赖于氮肥，余下50%依赖存在于土壤、畜禽粪便、固氮植物组织、作物残余、废弃物、堆肥中的氮（Erisman等，2008）。氮很容易通过挥发和淋溶而从农业转移到环境中，据估计，这对环境的损害同粮食生产中使用氮肥所带来的货币收益基本相当（Sutton等， 2011）。肥料施用带来的一氧化二氮排放会造成直接负面影响：一氧化二氢是第三大温室气体，也是造成平流层臭氧损耗的最重要原因。同时，由于氮在光合作用和生物质生产中的关键作用，它对生物圈的二氧化碳汇和碳封存有着积极影响。

农业可持续氮管理旨在同时实现提高种养业生产率等农业目标和尽可能降低氮损失这一环境目标。因为氮循环很容易出现”泄漏”，所以管理起来非常不易，在气候变化和适应措施的条件下则更为复杂，因为氮循环同碳循环和水循环紧密联系在一起 — 农业中对氮的利用和损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和碳的可得性。

通过改进生产方式，全球粮食系统在2030年和2050年的一氧化二氮减排潜力可参见表11。这是根据增加氮利用效率和/或降低氮排放强度的潜力做出的预测（Oenema等， 2014）。在文献综述和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做了一系列假设，包括改进作物种植和畜牧养殖、加强粪便管理和粮食利用、降低膳食中动物蛋白水平等。五种情景的分析结果包括了直接和间接的一氧化二氮排放（为便于比较，100万公吨一氧化二氮的全球增温潜力相当于2.65亿公吨二氧化碳）。

在不采取任何措施的情景下，从2010年到2030年，农业的一氧化二氮年排放量会从410万吨上升至640万吨，到2050年达到750万吨。通过实施减排策略，到2030年，排放量有望保持在410万吨，到2050年降至330万吨。改进作物生产方式，特别是改进肥料的使用，似乎最具有潜力。然而，要抵消不采取措施情景下预计将出现的排放量增长，就需要采取表11中所列的全部五项减排策略，包括减少膳食中动物蛋白等行为变化，这使得减排预测具有很大不确定性。这些策略在技术上似乎是可行的，但实际实施过程中还面临诸多障碍。需要在教育、培训、示范、特定技术的发展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才能实现预期的一氧化二氮减排。

一氧化二氮减排是否能实现取决于能否针对排放的根源进行管理。根据气候条件、农业生态条件和农作系统的不同，与排放相关的生物物理过程也各不相同。核技术和同位素技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些过程，从而改善对一氧化二氮排放的监测（插文17）。

创造减缓和适应共同惠益，促进粮食安全

更好地管理碳氮循环对减少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用途部门的净温室气体排放以及提高全球粮食系统效率都至关重要。由于减缓措施和适应措施都有益于粮食安全和环境可持续性，因此，在二者能够建立有力协同效应的领域，可以同时合并实施减缓和适应措施。提高碳氮循环的效率可以加强对气候波动的抵御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提高粮食产量，促进粮食安全。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在于可持续集约化农业（见第三章），即采用先进方式来提高每单位粮食的投入产出比，既减少对环境的压力、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Garnett等， 2013；Smith等，2013）。

很多国家都把农业视为最大的机遇，能在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二者之间创造协同效应，并为社会经济和环境带来显著的共同惠益。例如，提高粮食系统的碳氮效率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碳封存，同时还能增强粮食安全、提高抵御气候变化和气候冲击的能力。如果有高效的生产系统，就会减少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就不容易被资源短缺及各种加剧土地、水、养分稀缺性的气候事件所影响。

通过缩小单产差距，提高生物学效率，农业的可持续集约化能防止毁林，防止农业进一步扩张到富碳生态系统，从而同时促进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减缓。这一效果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在畜牧业中，提高草场的生产率可以防止草场扩张到热带雨林，还可以加强富碳地貌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De Oliveira-Silva等，2016）。

下文将简要介绍相辅相成的两个目标，它们是任何希望实现适应和减缓共同惠益的政策都需要考虑的：在粮食系统内提高生产效率和尽可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在农业和林业中保护和建设富碳地貌。

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排放强度

为提高单产投资

自20世纪60年代起，作物和畜牧系统集约化限制了农田的扩张，提高了食品供应链 的效率（Tilman等，2011；Gerber等， 2013a；Herrero等，2013）。从1961年到2005年，通过提高单产，农业集约化避免的温室气体排放相当于1610亿吨碳。因此，为提高生产率进行投资，优于通常建议的其他减缓策略。因为前者能够限制农业土地扩张和因毁林造成的大量碳损失（Burney、Davis和Lobell，2010）。

过去数十年来，随着农业和林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许多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出现了下降。1960至2000年，奶类的全球平均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下降了约38%，稻米下降50%，猪肉下降45%，鸡肉下降76%，禽蛋下降57%（Smith等，2014）。反刍动物排放强度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单位数量奶类和肉类的甲烷排放量降低（Opio等，2013；插文18）。无论是对反刍动物还是单胃动物而言，饲料转化效率的提高、养殖方式的改善以及高效动物品种的选育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减少单位产出所需的动物数量，可极大提高效率。例如：1990到1999年，英国年甲烷排放量整体下降了28%，这主要归功于牛存栏量的减少和奶牛生产率的提高（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2001）。不同养殖系统、不同区域的资源利用效率和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存在显著差异（Herrero等，2013），这说明提升效率的潜力巨大。

除了缩小单产差距、提高畜群生产率以外，良好的农场整体长期效率管理策略能够保护和恢复土壤、水、生物多样性和诸如授粉等关键生态系统服务（Garibaldi等，2016）。例如，在温带和热带地区，农业系统多元化和“种-养-林”一体化，可提高农场整体效率，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Soussana等，2015年）。有多种技术能提高生产效率，带来共同惠益。这些技术包括利用遗传资源和先进的育种技术进行品种改良，调整播种日期和种植期，精准农业，结合有机养分来源和豆类种植合理施用无机肥，构建多元化、可持续的种植体系，包括考虑混农林业。

降低水产养殖业和渔业的资源利用强度

渔业和水产养殖可通过增加碳封存和减少价值链排放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贡献。首先应停止生境破坏以及不当的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做法，否则水生系统固碳功能将受到干扰。通过恢复红树林和洪泛平原森林增加碳汇的空间可能非常大，尽管这将带来前期恢复成本。

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通过减少燃料和能源使用量降低排放的潜力相当大。这方面可通过直接和间接手段来实现。直接的比如采取更高效的捕捞方法或节约加工环节的能源；间接的比如采取一系列行动，包括节约整个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能源以及战略性减少浪费。尽管碳市场相关激励机制已显现出一定潜力，但整个水产养殖和渔业部门向节能技术转型的步伐仍很慢（粮农组织，2013a）。

加工、储存和运输环节的能源使用是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加工包括从手工系统中的鱼品简单干制和熏制到在严格控制条件下使用高规格包装和标签制备海鲜的一系列工艺。排放量因当地做法、投入品（品种、来源、数量和质量）和运营效率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水产品作为贸易最广泛的全球食物产品，可能以多种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易腐性，进行长距离运输。温室气体产生量往往与运输中使用的燃料以及装卸和储存环节使用的能源直接相关。最易腐的新鲜产品需要进行快速运输和高耗能储存。制冷剂的选择也很重要。老旧或维护不善的设备泄漏的制冷剂气体会损耗大气中的臭氧层，大大增加全球变暖的可能性。在手工供应链上加工的干制、熏制和腌制产品状态更稳定，需要的运输方式对时效性要求不高，产生的温室气体较少（粮农组织，2013b）。

粮农组织发起的”蓝色增长”倡议寻求以更可持续的方式实现经济目标与水生资源管理目标的统一。实践证明，采取”蓝色增长”方法的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可大幅提高生产率和收入，且所采取的水生资源管理方法有助于恢复长期生产潜力。健康的海洋和湿地也更能抵御气候相关冲击，提升以渔业和水产养殖为生的人们的适应能力。

例如，粮农组织与利比里亚大塞斯的渔业社区开展了一个合作项目，提高渔产品加工和熏制效率。项目组织了240多个鱼品加工者，共同修建鱼品熏制炉和鲜鱼隔热储存容器，便于加工者熏制鱼品并在邻国科特迪瓦的市场上销售，获得丰厚利润。以女性为主的鱼品加工者从项目中获益，收入大幅增加，熏鱼所需的薪柴数量大幅减少。薪柴使用的减少进一步增加了加工者的利润，同时产生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协同效益（粮农组织，2011a）。

减少农场内粮食损失

在发展中国家，整个生产链都会出现粮食损失，其中小农遭受的损失最为惨重。粮农组织估计，由于投入品使用不当、产后储存、加工和运输设施落后等原因，粮食总产量的30%到40%可能在到达市场前就已经损失掉了。减少农场内粮食损失可提高生产系统的效率。减少农场内损失的方式有：改进土壤健康状况、减少作物和动物对病虫害的敏感性、提高牲畜的饲料利用效率、恢复授粉生物种群和减少杂草竞争。通过多样化地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还有助于作物和牲畜保持健康、将产量损失降至最低，而对道路、物流、仓储和初级加工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则可减少产后损失。

农场多元化与综合农业系统

除了缩小单产差距、提高畜群生产率以外，良好的农场整体长期效率管理策略能够保护土壤、水、生物多样性和诸如授粉等关键生态系统服务（Garibaldi等，2016）。例如，在温带和热带地区，农业系统多元化和”种-养-林”一体化，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Soussana、Dumont和Lecomte，2015）。一系列技术可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产生协同效益，包括精准农业、先进育种、合理施用有机肥和无机肥以及更好地利用豆类、遗传资源和地貌的生物多样性。

农业和林业的富碳地貌

由于地球地表面积的大部分由农业和森林所覆盖，因此，农业和森林对于保护和恢复土壤碳以及加强碳汇至关重要。混农林业、森林更新、种植园、保护性农业、有机农业和放牧管理都有助于实现上述目标，尽管各项方案对不同农业系统和区域的适用程度不同。

森林地貌

森林每年可吸收约26亿吨二氧化碳（国际林业研究中心，2010），相当于化石燃料燃烧所释放二氧化碳的三分之一左右。然而，这一庞大的储存系统一旦被毁林所破坏，将成为主要排放源。根据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毁林和森林退化几乎占所有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1%，超过了世界整个交通运输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伴随着森林的消失，森林的固碳能力也相应降低。

20世纪90年代，热带地区毁林是二氧化碳排放的罪魁祸首，而温带和部分寒温带地区的森林再生是去除二氧化碳的福音。但是，寒温带和温带地区森林面积的扩大和木质生物质的累积对热带毁林所导致的碳损失究竟有多大弥补作用，目前尚有争议。据粮农组织估计，在本世纪头十年，毁林所导致的总排放量为每年3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综合森林退化和森林管理的影响，净固碳量为1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粮农组织，2016a）。此外，生物质火灾（包括泥炭沼泽火灾）和泥炭沼泽排干，每年分别产生的排放相当于3亿吨和9亿吨的二氧化碳当量。

具体活动、区域、系统边界以及对减缓方案进行对比的时间跨度不同，则减少毁林、改进森林管理、造林和混农林业在碳减缓方面的潜力也大不相同。减少毁林在拉丁美洲林业减缓气候变化方面最具潜力；而森林管理，以及仅次于它的造林，在经合组织成员国、转型经济体和亚洲最具气候变化减缓潜力。造林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潜在贡献占林业相关总潜力的20%到35%（Smith，2014：图11.18）。

林业气候变化减缓行动分为两大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从大气中去除的温室气体量。具体办法可分为四大类：

减少或避免毁林。保持森林面积可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粮农组织，2012）。森林可维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在大规模土地上，甚至能够影响当地天气模式，从而影响粮食生产（Siikamäki和Newbold， 2012）。减少林火可改善当地空气质量，有利于居住在森林中和森林周边人群的健康（Mery等，2010年）。

扩大森林面积。可通过植树、播种、辅助自然更新和自然演替增加森林面积。造林可增加地上、地下生物质和死亡有机质中的碳库。造林一般在农村地区进行，通过创造收入和就业，可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也有担心认为如果造林和再造林集中在生产性农业土地上，可能降低粮食安全水平；单作型种植园会减少生物多样性并增加疫病风险（粮农组织，2011b）。实施该方案时，需要面向所有农业部门进行合理规划。

保持或增加碳密度。保持或增加林分中碳储量的活动包括：在木材生产中采取影响较小的采伐方式，进行持续单产管理；保持部分森林覆盖；通过减少刀耕火种等高排放活动，最大程度地减少死亡有机质和土壤碳库的损失（国际林业研究中心，2015；Putz和Romero，2015）。森林采伐或自然扰动后进行补种可加速生长，与自然更新相比，这样做固碳速度更快。

增加采伐后木材产品的异地碳储量。木材一旦转化为寿命较长的产品，如建筑和家具，则可在长达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里充当碳库。

通过教育、培训以及农村社区参与林业规划和决策，可以增强林业减缓气候变化的效果。参与式森林管理方式与传统的层级式计划相比，可取得更大成功，还有助于加强民间社会力量和推动民主化进程（粮农组织，2016b）。这种方法还能创造社会资本、网络和社会关系，使社区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

多数森林相关减缓活动带来的挑战是，惠益的产生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时间，而在此之前需要进行大量投资。如果没有适当的融资和扶持框架提供有效激励，林业巨大的减缓潜力将无法实现。

另一个问题是能源生产和产品替代，这个问题具有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多重意义（欧洲环境署，2016）。例如，欧盟鼓励使用薪柴等生物燃料发电的政策，影响着区域内森林居民管理森林的方式和发展中区域的土地使用方式（欧委会，2013）。曾出现多个为开展生物质生产而占用土地的事件，这会对粮食安全造成影响。

农业地貌

当前许多农业做法导致土壤有机碳损失并减少了回到土壤中的有机碳（表12）。为减少土壤有机碳的损失或增加回到土壤中的有机碳，可以减少焚烧、过度放牧和土壤侵蚀，以及回收作物残余和粪便。另一种方案是通过使用覆盖作物、开展间作和混农林业，增加作物光合作用，改变光合作用与生态系统呼吸作用之间的平衡；以及通过保护性农业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土壤的破坏。使用良种作物、种植固氮豆类、施用有机肥和无机肥，以提高可用于还田的作物残余量，也能极大改善作物碳平衡。改善水资源管理也可大力提升初级生产力，并对上述所有做法形成补充。

能够封存土壤有机碳的良好做法还能够提高粮食安全水平，促进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随着土壤有机碳含量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也可连年实现重要的单产协同惠益（Lal，2006）。[7]土壤有机碳的增加能够改善土壤的结构、入渗性能和持水性能，有助于加强对干旱和洪水的抵御力；这两种气候变化事件对热带地区的影响尤为严重（Pan、Smith和Pan， 2009；Herrick、Sala和Jason，2013）。但对单产的影响取决于当地条件，以及农民所采用的做法和单产损失的情况（Pittelkow等， 2015）。

农业土壤的固碳作用可能不会持久。通过先进农业做法额外储存的土壤碳部分以未加保护的形式存在，先进农业做法一旦中断，这部分土壤碳就会分解。此外，短期内土壤碳汇可能会增加一氧化二氮排放，而土壤中氮磷元素的缺乏可能会阻碍土壤有机碳的储存（Penuelas等，2013）。

希望通过土壤有机碳实现气候变化减缓的行动应着眼长远，且在大片地貌而不是单块农田的层面实施。需要认识到，采取土壤固碳措施需要时间，且土壤有机碳将仅在有限时间段内增加，达到新的平衡后就会停止。需要采取适当的土地管理方式对新增碳储量进行监测和保护。在粮农组织的支持下，中国青海地区开展了退化草地恢复措施，这个项目考虑了所有上述因素（插文19）。

最后，混农林业，即树木、灌木与作物和畜牧系统相结合，可防止水土流失、促进水分渗入、降低极端天气事件带来的影响，同时有助于实现收入来源多样化，并为牲畜提供饲草。种植固氮豆科乔木，例如金合欢树（Faidherbia albida），能够改善土壤肥力、提高单产。尽管有明显充足证据表明混农林业对生产率、适应能力和碳储存具有正面影响，但在不同情况下需要考虑各种不同系统和树木品种。

减缓措施的成本、激励措施和障碍

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用途部门拥有许多可行的、前景看好的减缓气候变化的途径，技术潜力相当可观。但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及其经济潜力究竟有多大？换言之，碳的假定价格达到什么水平才会促使农民、渔民和森林居民采取适当措施进行固碳和减排？

根据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对林业和农业总体减缓潜力的估算，IPCC认为，到2030年，当碳价分别为每吨20美元和100美元时，经济减缓潜力分别为年减排约30亿吨和约7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Smith等，2014）。[8]无论碳价水平如何，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用途部门减缓潜力最大的区域均为亚洲（图15，据Smith等，2014）。

无论碳价水平如何，林业都能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重大贡献。碳价较低时，林业在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用途部门总贡献率中所占比重接近50%；碳价较高时，林业所占的比重较低。无论碳价水平如何，林业都是拉丁美洲减缓潜力的中流砥柱。然而不同的林业措施在不同区域有不同的经济减缓潜力。减少毁林是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的主要林业减缓潜力之所在。森林管理，以及仅次于它的造林，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东欧和亚洲的主要减缓方法。

碳价处于低水平的每吨20美元时，农田管理是潜力最大的减缓措施之一。碳价为每吨100美元时，恢复有机土壤的潜力最大。同时，碳价越高，牧场管理和恢复退化土地的固碳潜力就越大（Smith等，2014）。

这些对减缓措施经济潜力的计算大致表明了如何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但仍然需要进行更加细致的评估以充分评估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用途部门的减缓潜力、对脆弱生产系统和群体的影响以及实施成本。前提是，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进行固碳的最佳做法应同时保护小规模生产者的土地权属权利，并有助于实现粮食安全和适应气候变化，特别是最脆弱群体的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适应能力。

有多种体制手段和经济手段可推动实施农业减排。其中，体制手段包括向农民提供信息，使其了解可创造适应/减缓协同效应的农业生产方式，并在必要时为这些方式的实施提供信贷。经济手段包括向农民提供正面激励，促使其提供并维持碳汇；在氮肥使用过量的国家征收氮肥税，一些经合组织成员国已经采取这一措施以减少硝酸盐污染；并发起供应链倡议，推动低碳足迹食品的销售（Paustian等，2016）。

粮食系统角度：将损失和浪费最小化，促进可持续膳食

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以及推动向更加可持续的膳食转型也可以实现减排，并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贡献（Bajželj等，2014）。据粮农组织估计，在每年为人类消费而生产的粮食中，约三分之一会损失掉（粮农组织，2011c），这极大浪费了用来生产粮食的土地、水、能源和投入品，造成了千百万吨不必要的温室气体排放。通过提高食品链的整体效率来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提高粮食可获得性，并增强粮食系统对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

在低收入国家，由于在收获、储存、运输、加工、包装和销售方面的管理和技术局限，食品价值链各个环节都会发生粮食损失（HLPE，2014）。损失最为惨重的是中小规模农渔生产和加工部门。社会和文化条件，例如男性和女性在价值链不同阶段扮演不同角色，常常成为粮食损失的深层原因。由于女性难以获取资源、服务、就业和参与创造收入的活动，进而难以从中受益，她们在粮食生产中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会受到影响，而这会加剧粮食损失的状况。

中高收入国家的粮食浪费主要由消费行为和旨在解决其他行业优先重点的政策法规造成。例如，农业补贴会鼓励生产过多的粮食作物，造成粮价下跌，并导致消费者以及整个价值链对粮食损失或浪费的关注度降低。此外，食品质量安全标准可能会从供应链中剔除仍然可供人类安全食用的粮食。从消费者层面看，采购计划性不足，以及未能在保质期前将食品用掉也会导致粮食浪费。

膳食结构能够强有力地影响某些推动气候变化的因素。粮食消费增加国的膳食通常包括更多畜产品、植物油和糖。随着收入的增长，预计这一趋势将会继续。多份研究审视了动物源性食品消费带来的环境影响，通常关注的是温室气体排放和土地利用（法国国家农业研 究所、法国农业研究与发展国际合作中心， 2009；Erb等，2009；Tilman和Clark， 2014；Erb等，2011；Van Dooren等，2014）。通过生命周期评估，研究通常得出结论认为膳食中减少动物源性食品有助于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并且有利于人体健康。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环境影响较小的膳食结构更为健康。这类膳食的共同特征是，摄取食物多样化、能量摄入和能量消耗平衡；包含豆类、果蔬和适量肉类，以及轻加工薯类和全谷类。健康膳食还包括适量奶制品、无盐种子和坚果，少量鱼和水产品，以及极为有限的高脂肪、高糖分或盐分、低微量元素的加工食品（粮农组织和粮食气候研究网络，2016）。

另一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是现代粮食系统中用于加工食品并将其送到消费者手中所耗费的能源（插文20）。在高收入国家，易腐产品在储存、配送和消费阶段需要耗费大量能源，同时产生相应的温室气体排放。Fischbeck、Tom和Hendrickson（2016）发现，遵守美国的健康体重膳食指南会导致能源用量增加38%，水用量增加10%，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6%。原因在于，这种膳食中水果和蔬菜比重较高，而在美国，水果和蔬菜的能源、温室气体和水足迹较高。这解释了确定环境足迹时考虑生产系统具体特征的重要性，同时说明了降低环境影响和提升膳食健康可能存在不可兼得的情况。

全球固然存在巨大差异，但通过重新平衡膳食，实现营养目标，可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提高粮食系统整体效率，从而带来巨大的共同惠益（Tilman和Clark，2014）。需要对人口和社会差异，包括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的粮食消费做进一步研究，以据此制定更好的策略来推广最佳膳食，从而改善健康、减少硝酸盐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区域和全球级别的生命周期评估，以估算不同膳食转型的适应和减缓效果，包括可能出现的矛盾局面。

结 论

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用途是陆地上碳氮循环的主要驱动力。加强农业、林业和水产养殖业中的碳氮循环管理可实现一举多得，有利于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适应与减缓。各项政策应追求三项相辅相成的目标：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最大程度降低农场一级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通过农林管理措施来保护和修复富碳土壤和地貌；

引导粮食系统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推广健康膳食。

同时追求这三项目标将有助于发掘适应和减缓的共同惠益。应重新确定粮食和农业政策优先重点，不再仅仅关注缩小单产差距，而要广泛地关注其他同等重要的目标：保护和恢复土壤以提高其二氧化碳封存能力；改进氮素管理方式以减少排放并提高生产力；提高农场生产效率且同时最大程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使粮食系统内损失和浪费最小化并推广可持续膳食；通过多样化策略提高生产系统对气候变化和气候波动的抵御能力。

本章关注农业和粮食系统中适应-减缓一体两面中的减缓方面，第五章将从政策和体制的角度审视农业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主要内容

1各国在为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21届缔约方会议）所准备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几乎均将农业作为重要内容。

2在这些文件中，各国就农业领域的适应和减缓努力作出了有力承诺。

3后续行动计划要产生效果，则必须成为农业、农村发展、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全面改革政策的一部分。

4国际社会必须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能力，更好地设计和实施综合性的农业和气候变化政策。

第三章和第四章介绍了增强气候变化抵御力和推动气候变化减缓的经济和技术措施。要落实这些措施，必须有适当的政策、制度框架和投融资机制给予推动和支持。这些措施中的许多内容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农业发展本来就十分重要，再考虑到气候变化，就变得更加必不可少。我们需要对现有政策框架进行调整，以便将气候变化关切纳入其中。除了应对农业和粮食安全问题本身，政策框架还必须涵盖土地和水资源管理、灾害风险管理、社会保护和研发等诸多领域。

很多国家已制定了全面的气候变化政策和战略，根据各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国家优先重点确立了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但是，目前还鲜有国家为实现气候目标制定了具体行动计划。本章介绍了各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制定的预期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有关农业和土地利用、土地用途变化及林业（LULUCF）的相关政策；探讨了应如何将国家承诺与政策制度对接，以确保有效应对农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气候变化问题。

农业成为“预期贡献”的关键问题

在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大会（第21届缔约方会议）上，各国的预期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奠定了谈判的基础，推动了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出台。尽管各国承诺将努力实现文件中确定的减缓目标，但是，即使这些目标真的实现了，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总水平也要比将全球温升限制在2 ℃以下这一目标要求的排放水平高出28%。

尽管雄心未达到现实需要的水平，而且要求各国做出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承诺阻力重重，但很多国家已经开始构思其气候变化行动。根据《巴黎协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各缔约方都要制定并维护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每五年更新一次，并记录在公共注册表中。若某国之前已提交过预期国家自主贡献文件，那么一旦该国批准《巴黎协定》，那么之前的预期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将成为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尽管不具有约束性，但将为此后国别层面的气候行动提供指导。该文件不仅包含行动目标，还包括解决气候变化起因、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具体战略。

尽管为巴黎气候大会所准备的预期国家自主贡献文件针对的是减缓，但也鼓励缔约方考虑包含适应方面的内容，或介绍本国在制定适应规划方面所做的工作。截至2016年3月31日，已有188个国家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交了预期国家自主贡献文件。[9]所有文件均包括减缓承诺，约70%的文件还包含了适应内容。

粮农组织对第21届缔约方会议前各缔约方提交的预期国家自主贡献文件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农业确实是一项重要内容（粮农组织，2016）。超过90%的国家将农业纳入其减缓和（或）适应贡献计划。此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其减缓和适应内容中均对农业进行了特别强调。

减缓。农业[10]以及土地利用、土地用途变化及林业是各国减缓贡献计划（包括减缓目标和/或减缓行动）中提及最多的部门。这在发展中国家提交的预期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尤为突出。但是，大部分国家还没有专门针对农业或针对土地利用、土地用途变化及林业制定具体目标，而是将其放到整个经济体的温室气体减排总目标当中。

适应。9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在其预期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专门有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的内容，并将其视为一项重大关切。所有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在其提交的预期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都有适应内容。大部分最不发达国家还强调极端事件是本国适应气候变化的主要挑战，其中80%以上认为干旱和洪水威胁已经迫在眉睫。

许多国家在其预期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强调农业领域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可形成合力，并预计未来还会实现改善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共同惠益。约三分之一的国家提及了这种共同惠益。31个国家专门提到气候智能型农业。共同惠益涉及的具体领域一方面包括农村发展、改善健康、减贫和就业，另一方面还包括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同时，许多预期国家自主贡献文件还强调，要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在降低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同时，还应减少性别不平等现象并为女性赋权。

各国在制定预期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时未使用标准模板，因此这些文件的长度、内容和详细程度参差不齐。由于这种差异性，在对比不同国家的优先重点和行动计划时需要谨慎。但无论如何，已提交的预期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清晰地表明，绝大部分国家都很重视农业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从文件中也能清晰地发现，我们需要更好的工具来根据农业的具体特点和情况谋划相应的气候行动（插文21）。

预期国家自主贡献文件还表明了为何农业领域的适应和减缓行动蕴含的共同惠益特别大。在将意愿转化为行动的过程中，许多国家也对可获取的金融资源的充足性和自身的制度能力表示了担忧。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对这种担忧表达得最多，其预期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关于农业领域的讨论也最细致详尽。

从意愿到行动：气候变化战略中的农业

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是一般性承诺，不具有约束力，也不是行动计划，因此，这些承诺需要转化成国别层面的行动。这就直接涉及到农业和粮食安全的政策制定。但是，这也要求土地和水资源管理等与农业和粮食安全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领域，乃至灾害风险管理和社会保护领域，在制定政策和采取行动时都要将气候变化考量主流化。挑战在于如何将农业纳入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直接相关的国家气候变化战略（图16）。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下已制定了一系列文书，旨在将国际气候变化承诺与国别层面具体的减缓和适应行动对接。

国家适应行动方案（NAPA）最初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制定的由国家牵头专门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标准化文书。该计划确定了适应气候变化的优先重点活动，以应对“迫切需求和近期需求”，即一旦拖延就会加剧脆弱性或导致后期成本增加的需求。到目前为止，已有50个国家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国家适应行动方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16a）。农业和自然资源管理问题在这些计划中占有很重的分量。优先重点项目中数量最多的是农业和粮食安全相关项目（Meybecket等，2012），其中大多数属于以下五种主要类型之一：跨行业机制（包括早期预警机制、灾害管理、教育和能力建设等）、生态系统管理、水资源管理、种植业和畜牧业、多样化和收入。所有的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均可向最不发达国家基金申请资金，该基金的支配由全球环境基金负责管理。

国家适应计划（NAP）重点关注解决中长期适应需求，便于将农业领域和各参与方的各种关切和需求纳入全面的国家战略和政策。巴西、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三个国家已完成了各自国家适应计划的编制，均重点关注了农业领域的适应措施。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定义，国家适当减缓行动（NAMA）文件由各国政府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制定，规定了促进发展中国家减排的适当的国家行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16b）。与预期国家自主贡献文件相比，国家适当减缓行动文件一般包括更多具体行动，这些行动可以是项目性的，也可以是方案性的、行业性的或政策性的（Wikes、Tennigkeit和Solymosi等，2013）。各国需要对行业政策进行制定或修订并与气候政策和优先重点保持一致。必须构建基准情景，计算不同措施的减缓潜力，并找到阻碍这些措施落实的因素。必须为协调、融资、测量、报告和核证建立制度安排。《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国家适当减缓行动注册表中，约13%的国家适当减缓行动文件与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用途有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15）。

气候目标与发展目标相结合的综合方法

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国家适应计划、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都重视通过适应或减缓来应对气候变化。但是，正如三、四章所述，要取得效果，并实现共同惠益，以上行动需成为更广泛的农业、粮食和营养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

恢复森林、恢复退化土壤、发展气候智能型农业、应用农业生态学、改善水资源管理，都有助于提高生产率以应对粮食需求的日益增长，提高农作系统的抵御力，降低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和林业的排放强度，同时增强土壤与森林的碳封存。然而，正如第三、四章所述，仅在农业领域采取可持续的措施可能不足以确保整个粮食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并消除饥饿。我们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努力，提高粮食不安全人口的抵御力，改善他们的生计，并在所有经济领域采取行动，促进温室气体减排，以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2 ℃以内。在为贫困人口和粮食不安全人口的收入和就业机会多元化制定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时，应结合整个粮食系统的碳足迹政策，例如使饮食偏好与环境目标相协调。

从农业的角度看，采取此类综合性方法首先要了解各种农业生产和自然资源管理做法背后的原因，了解这些做法对农民生计的影响和对环境带来的后果。这种方法很复杂，而且并非总能找到双赢的解决办法。农业投入品和其他资源的使用、生产力的水平以及自然资源保护或损耗的程度受到政策、市场力量和环境制约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不同国家差异显著。相对于跨国农业企业，非洲的生计型农民和亚洲的小农面临的制约不同，应对政策与市场信号的能力也不同。正如本报告通篇所示，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在区域间差异巨大，需要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予以应对。然而，尽管有这些不同，仍然存在一些共通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气候目标与粮食安全目标之间的矛盾可以得到解决，不同政策领域应团结行动。

取消对环境有害的补贴及支持措施

2015年，经合组织国家支出2110亿美元用于支持农业生产。同年，在有数据可查的非经合组织国家，用于该领域的支出总共达3520亿美元。[11]政府给农民和农业企业提供支持，以直接推动农业生产、降低投入成本、补充农民收入，并实现其他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目标，例如实现地貌保护、水资源保护、减贫以及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现有生产支持措施大多涉及对投入品的补贴，比如对于肥料和能源的补贴，尤其是对化石燃料的补贴，或者对农民进行直接支付。在经合组织国家，无论以实际值还是相对值计算，支持措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均呈下滑态势。以产地收购价计算农产品产值，1986年，支持措施相当于产值的46%，2014年降到只有20%。相反，在有数据可查的非经合组织国家中，大部分国家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正在不断加大。

支持措施如不能与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工作协调一致的话，可能会对环境造成意外影响。例如，投入品补贴会造成对合成肥料和杀虫剂的低效使用，加剧生产的排放强度。经合组织国家政府2010年至2012年提供的所有农业补贴中几乎有一半“对环境有极大潜在危害”，因为这些补贴会诱发对化肥和化石燃料的更大需求，从而导致更多的温室气体排放（经合组织，2015）。在经合组织国家，对环境有害的补贴所占比重较1995年的75%已经有所下降，同时符合环境法规的补贴和支付手段比重有所上升。尽管趋势向好，但是除了利用激励措施鼓励采取环境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以外，经合组织国家还需对总体的农业价格政策进行调整，使之与激励措施相配套。

在发展中国家，当前的趋势是对生产者的价格支持和投入品补贴不断增加。进行投入品补贴通常是出于这样一个想法，即通过降低投入品的成本可以提高单产，改善粮食安全现状。正如第三章所述，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部分地区，通过激励政策增加氮肥使用的确可以提高生产率，增强小农生产者的抵御力，实现共同惠益。但是，此类措施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会产生良性影响。比如在东亚，那里对于肥料的过度使用非但没有带来生产上的效益，反而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Fixen等，2015）。因此，需要进行认真的评估和政策设计，以避免制定出来的激励政策违背环境目标。

统一农业发展目标与气候目标的一种方法是把采用减少排放、保护自然资源的农业生产方式作为提供农业支持的条件。由于补贴水平很高，作为一种激励手段，重新调整和转变方向的空间很大。然而，如果不共同努力推动气候变化和农业政策与其他领域尤其是能源领域的政策相协调，光靠以上措施是远远不够的（插文22）。

管理自然资源

另外一个需要政策协同的重要领域是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优化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需要适当的治理和机制来管理不同目标、惠益和时间跨度之间的协同作用和矛盾之处。为实现农业、能源和林业领域的多重目标，需要有一个大型的土地利用规划，来确定REDD+工作、农业生产和其他用途林业（如生物质能源的生产）的优先重点。

种植业和养殖业是造成毁林和森林退化的最重要产业。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能源产业也与森林有密切联系，有些国家广泛依赖薪柴燃料，尤其是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有些则会开发林地生产生物燃料的原料，主要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行动能否成功将主要取决于农业领域与能源领域之间目标的协调统一。为确保国家的积极性和政治可持续性，REDD+也必须有助于实现其他重要经济领域的目标。

支持并促进集体行动

气候变化日益要求各方采取集体行动，需要利益相关方之间进行协调。这就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和制度，推动和支持同一个地区内（如同一个流域或同一片森林）或同一个产业内（如整条粮食链内）协调各项行动的设计与实施。在管理自然资源的过程中，尤为重要的是推动决策的包容性和透明度，以及采取激励措施，促使各项行动瞄准公共和集体适应惠益（Place和Meybeck，2013）。

例如，为支持地貌恢复，跨产业的协调非常关键。各个机构的工作通常相对独立，甚至有着截然相反的目标。之所以出现此类情况，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机构设置不当，以及在土地使用规划和管理上缺乏机构间密切合作的能力。因此,对于那些处理生态系统和土地使用问题的机构来说，很有必要通过良好的多产业土地使用的方式整合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尤其是对森林、树木、土壤和水资源的管理（Braatz，2012）。

为了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完善土地和水资源的权属治理，一个很好的做法是开展多利益相关方对话，将女性、贫困人口和边缘化群体的利益考虑进来。例如，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森林是可以治理好的，森林退化也是可以逆转的，方式就是让当地社区参与其中，并获得通过协商程序产生的合法基层体制安排的支持（粮农组织，2013）。关于森林农民团体（粮农组织和AgriCord，2012）和林业社区组织（例如尼泊尔森林社区用户组织）的例子有很多。社区渔业团体和组织也是如此。

社交网络也是地方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措施。由于社会经济的变化，在很多地区，以往存在于土壤和水利工作以及轮垦等系统中的互惠劳动和共同劳动这种传统形式已被部分或完全抛弃了（粮农组织，2013）。若条件合适，在地貌恢复工作中支持或重启此类合作形式可能颇有好处。鼓励非正式的社交网络以分享适应措施方面的信息和经验也有助于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社会复原力。此类网络能够在监测、跟踪与早期预警系统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管理风险

气候变化正在带来新的风险并改变已有风险（粮农组织和经合组织，2012）。IPCC也强调，要把加强对实际风险的管理作为适应行动的一个重点。这需要针对具体行业和（或）具体风险制定合适的制度和政策。气象站、天气与气候预测工具、单产响应模型、环境监测工具和脆弱性评估都有助于弄清未来当地的气候条件将如何变化，并预测其对生产的影响。这些工具对于建立可靠的早期预警体系、评估适应措施都十分的必要。

要制定全面的风险管理策略，需要对气候不确定的条件下不同风险管理工具的稳健性有一个清楚的了解（Antón等，2013）。同时也需要从全球层面到地方层面的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协调行动（世界银行，2013）。各国政府可建立机制，推动积极综合的风险管理，例如成立国家层面的委员会，在地方和全球层面的风险监测、预防、控制和应对机构之间进行风险管理战略的协调，还可通过激励政策引导民营部门参与风险应对。正如第三章中所强调，那些保证最低收入或食物来源的社会保障项目非常重要，但是需要与其他形式的气候和灾害风险管理充分对接（插文23）。

同时也需要出台相应政策，通过安全的储蓄存款、低价信贷和保险等手段减少金融风险，降低交易成本，便利金融交易，确保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以及促进长期投资。还应该解决并支持小农和家庭农民对于购买肥料和种子等所需的周转资金以及中长期投资这两类资金的需求。

最后，各项政策和制度必须积极支持生计策略的多样化。对于小农和家庭农户来说，面对气候变化，生计多样化是最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之一。根据具体情况，生计多样化既可以包括土地使用的多样化，也可以包括收入和劳动的多样化。因此，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要将生计多样化有机整合为政策的重要部分，地方制度则应通过更好地提供信贷、保险、信息和培训来推动政策的落实。

建立制度、制定政策，建设更低排、更具抵御力的系统

由于各国在预期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同时强调减缓与适应，所以要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支持粮食生产者适应气候变化，这必须成为一项优先重点。为引进新的、更具抵御力的生计，农民、牧民、渔民和林民需要一个可以支持此项改变的制度环境。然而，当前此类有利政策和制度环境非常缺乏，对于小农生产者来说尤其如此。

用来支持农业生产收益增长与稳定的制度安排也非常必要。农业投入品与产出品市场在此起到了核心的作用，但是其他制度，如农村信贷与保险项目、农业推广、土地与水资源权属安排以及投入补贴项目等，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或支持或者阻碍小农向更具抵御力的体系过渡（见第三章以及：McCarthy、Best和Betts，2010；Asfaw、Coromaldi和Lipper，2015；Asfaw等，2015； Asfaw、DiBattista和Lipper，2014；Arslanet等，2014；2015；Arslan、Belotti和Lipper，2015)。

为使粮食生产者获得适应气候变化所必需的投入品和技能，并能够销售出多样化活动的产品，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之下，建立起小农与当地、本国、本区域市场之间稳固的联系尤显重要。发展此类市场联系也要求投资于中小型粮食加工者，投资于小规模的零售商和批发商。也可能需要政府干预，以降低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制定监管工具，缩小小农及小农组织与其他合同方在经济和政治力量上的差距。

加强区域与国际合作

跨境问题

应对气候变化通常需要对自然资源进行联合管理，这就可能涉及跨境行动。而且，气候变化会增加病虫害的传播，也会增加产品由一国向另一国的流动。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区域与国际合作，促进知识交流，管理共同资源，重视并交换动植物遗传资源。

农业依赖的很多资源，如水、鱼类和生态系统，从本质上讲都是跨境的。环境的变化会改变此类资源的可获得性，也会导致物种、人类和人类活动的迁徙，因为他们需要主动去适应这些变化。此外，诸如森林火灾、物种入侵、病虫害等极端事件也跨越了国界。那些致力于预防和管理气候变化影响下特定风险和脆弱性的政策、制度多属于地方和国家层面，但是国际合作与国际层面的工具可为这些政策和制度提供有效支持。

因此，对自然资源变化以及农业和粮食安全风险进行监测与管理的多国与区域行动对于解决气候变化至关重要。农业领域重要的跨境合作有：

区域渔业团体、机构和网络，通过合作共同对跨境渔业资源进行适应性区域管理，对鱼类疫病进行区域控制。例如，在西太平洋的赤道水域对鲣鱼和黄鳍金枪鱼的工业化渔业管理，将捕获量控制在可持续的界限内，并优化经济利益的分配。

区域林业委员会，负责协调具有跨国影响力且通过区域内各国联手能够更加有效的行动。此类联合行动包括有关森林火灾与物种入侵的区域倡议，以及进行林业资源评估的区域合作。

跨境水资源管理机构，比如尼罗河流域倡议、湄公河委员会，可以帮助在区域性流域内形成水资源需求的共同愿景。

区域性项目，例如抗击非洲荒漠化的“绿色长城”倡议。

区域性和全球性的早期预警系统，比如粮农组织的全球信息及预警系统和动物卫生紧急预防系统。

粮农组织沙漠蝗虫防治委员会，包括64个国家，加强了近30个国家对沙漠蝗虫的监测控制能力，以及应急规划、人员培训和环境安全方面的能力。

贸易在减缓与适应工作中的作用

高效的国际贸易体系对气候变化的减缓与适应都非常重要。气候变化对全球的生产模式和粮食与农产品的国际贸易模式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那些遭受着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地区来说，贸易可能是减缓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贸易限制，比如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限制了全球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下供需变化的应对，应该降到最低水平。然而，根据预测，低纬度地区受到的此类影响会更加严重（见第二章），所以气候变化很有可能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既有的不平衡。气候变化使我们更需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以及粮食供应波动。

现有的贸易政策框架远远无法适应当前的气候变化。例如，国际谈判中的贸易措施在促进气候变化稳定方面的作用还不清楚。对于世界贸易组织现行贸易规则究竟是能推动实现气候目标、还是会威胁业已达成一致的气候措施，目前仍未形成共识（Early，2009）。事实上，根据现行世贸组织规则，各类气候变化减缓政策若被认为扭曲贸易，是可以被投诉的。举例来说，可能被投诉的政策有：为森林和土壤固碳等环境服务支付费用；单边措施，例如碳税或者限额交易制度；相关的边境调整措施，如根据产品的碳含量或生产方式对未实施同等减排措施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

要就贸易规则与环境目标的统一达成国际协议，关键是要解决人们的担忧，即气候措施可能会扭曲贸易，或者贸易规则可能会阻碍气候变化工作取得更大进展（Wu和Salzman，2014）。

结 论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届缔约方会议筹备过程中提交的预期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明确表达了决心，表示要确保农业从减缓与适应两个角度有效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决心必须转化为实际行动。这个过程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包括有利的政策、制度环境以及区域和国际合作。制定行动计划时，必须有这样一个认识，那就是在减缓、适应、粮食安全、自然资源保护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协同效应与权衡取舍。创造共同惠益需要所有相关领域间的相互协调。

遗憾的是，农业发展计划与针对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问题的行动之间普遍缺乏协调和统一。这导致了资源利用效率的低下，影响了综合管理的实施，而综合管理对于解决气候变化威胁、提高粮食生产率、增强脆弱家庭的抵御力则至关重要。同时，还需要认识到，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评价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受制于巨大的知识空白。为了给政策制定工作提供更好的参考，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来优化评价工具、填补知识空白，例如改善统计体系、加强气候预测和监测能力（插文24）。

同样，在向可持续的气候智能型粮食系统转型的过程中，为确定这项工作需要多少资金，也必须打破减缓、适应、粮食安全、营养与自然资源政策之间相互割裂的状态。下一章将讨论气候变化行动如何与农业融资衔接。

主要内容

1针对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行动的国际公共融资在农业领域整体融资当中所占份额不断增长，但仍旧较小。

2有必要增加气候融资，为发展中国家落实农业领域的气候变化行动计划提供资金。

3如果推动转型变革的政策和制度框架已经到位，则国际公共气候融资可发挥催化剂的作用，为可持续农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公共和私营资金流量。

4能力限制目前制约着发展中国家获取和有效利用农业领域气候融资。

5创新型金融机制能够加强金融服务机构管控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的能力，有助于为气候智能型农业筹措投资资金。

本报告前面几个章节强调了农业领域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措施的效益。大部分适应措施与促进农村整体发展的措施类似，但设计过程中应侧重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及相关风险、制约因素和机遇。在建议的农业措施当中，大部分成本较低，并且同时具有减缓和适应效益，使其成本效益得到提升。

第三章显示，小农农业的适应行动成本与其效益相比微不足道，从而为充足的气候融资分配提供了有力依据。第四章说明了气候智能型发展产生的减缓协同惠益，第五章阐述了各国在其预期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对农业领域适应和减缓行动所给予的高度重视，这两章内容为增加资金支持提供了更加充分的理由。本章讨论融资在农业领域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行动方面的作用，以及如何更加有效地利用国际和国内公共融资支持适应和减缓行动。

农业气候融资

仍然相对较小，但有催化作用

“气候融资”没有统一的定义。它可以被宽泛地定义为所有推动实现气候变化适应和（或）减缓目标的资金，不论来源是什么。但是，由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融资在为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行动筹措资源方面的作用可能是相互补充的，因此对二者加以区分较好。

虽然难以追踪，但现有估算结果显示私营部门是迄今为止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行动资金的最大来源，在2014年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3910亿美元当中，约62%来自私营部门（Buchner等，2015）。无论经营规模大小，农民都是最大的农业投资者，他们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业研发的投资是政府投资的数倍之多。大部分农业投资来自于国内的公共或私营部门资源，仅有一小部分来自于国际渠道（粮农组织，2012）。然而，虽然国际公共融资的规模较小，却可发挥催化作用，带动农业领域的私营部门投融资，包括气候相关投资。

针对农林渔业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行动的国际公共融资最初水平较低，但自2002年以来大幅增长。至2014年底，已经达到近40亿美元（Norman和Hedger，2016），并且总体官方发展援助当中约12%用于气候相关投资（经合组织，2015a）。与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国内农业总支出相比，这个数字仍然很小。2012年发展中国家农业支出总额约为2520亿美元。[12]然而，如果使用恰当，气候相关融资有助于引导其他农业发展融资渠道的投资向有利于农业领域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行动的制度、技术和措施倾斜。

农业领域国际公共气候融资趋势[13]

如第五章所述，国际公共气候融资随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程中所作的递增性承诺逐步增长。其“构架”可以这么理解：一方面是双边和多边发展融资机构专门为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行动提供的资金；另一方面是多边气候专项基金，如专门为支持气候行动创立的绿色气候基金。此处关注的是这些来源渠道为农业（种植业和养殖业）、林业和渔业领域的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行动提供的资金。

2010至2014年间的资金承诺数据显示，双边发展援助是农林渔业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行动国际公共融资的主要来源。农业的双边资金承诺为年均19亿美元，森林保护为5.527亿美元，渔业为3750万美元。双边气候资金承诺远远超过多边（图17）。

在全球范围内，减缓行动的国际支持水平大大高于为适应行动提供的资金（Norman和Nakhooda，2014）。然而近年来出现了重心向适应行动转移的趋势，尤其是双边捐助方。虽然多边资金的重心也在向适应行动转移，但2010至2014年间在多边资金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仍是减缓行动，约占农林渔业领域资金的70%。虽然双边捐助方正在转向同时有助于减缓和适应目标的森林干预措施，但森林保护工作与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REDD+）机制主要是作为减缓机会而得到资金的。为渔业提供的资金主要用于适应行动和增强抵御力。

适应和减缓资金的区域分配存在差异。由于双边气候变化资金中约有五分之一资金的区域分配没有指定或情况不明，因此很难进行准确计算。在剩余的五分之四资金当中，来自气候专项基金的资金中约62%用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反映出该区域在森林减排方面拥有的重要机遇。适应资金最集中的是预计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撒哈拉以南非洲，该区域在2010至2014年间获得了已批准气候专项资金中的54%。双边捐助方也将近一半适应资金分配给撒哈拉以南非洲。虽然双边捐助方的资助重点是对粮食不安全比较脆弱的国家，但最脆弱的国家目前却没有获得这些资金，这主要是因为捐助方对这些国家消纳发展援助并从中受益的能力存在担忧。

双边捐助方和多边气候专项基金表示高度重视能力建设，包括在各个农业领域完善政策和行政管理以及加强制度建设。该重点在林业领域最为突出。林业中57%的双边资金和75%的多边专项资金被用于支持政策和行政管理，尤其是用于REDD+的筹备阶段，这方面的资金主要用来协助政府制定国家REDD+计划和战略。渔业的情况类似，43%的双边气候资金和90%多的多边气候资金用于完善政策和加强制度建设。

虽然针对农业部门的双边气候资金和多边气候专项资金分散于各个子分部门当中，但其中大部分则被用于支持实现农业发展及农业政策和行政管理目标。约40%的双边农业气候资金被指定用于农业发展这个大领域，但这其中捐助方最关注的是农村发展。具体而言，双边捐助方致力于通过改善灌溉和价值链以及推动包容模式的订单农业发展，支持小农摆脱自给型农业，生产出可供销售的剩余产品（Donor Tracker，2014）。支持低碳和具有抵御力的种植业和畜牧业的气候专项很少，仅占种植业双边资金总额的4%和畜牧业双边资金总额的0.1%（现有资金利用情况举例见插文25）。

在多边基金方面，全球环境基金是最大的资助气候变化减缓行动的基金之一。该基金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届缔约方会议报告，自1991年成立以来已资助了839个气候变化减缓项目，为167个国家提供资金总计52亿美元，筹措的共同供资总计325亿美元。全球环境基金致力于开发长期的、可持续的森林保护方式。截至2016年6月，全球环境基金支持了430多个森林相关项目，赠款总额为27亿美元，筹措的共同供资总额为120亿美元。对森林的供资正在稳步增长。在第五次充资（GEF-5）的四年间，作出了7亿美元的赠款承诺。在第六次充资（2014-2018年）的前两年内，已通过52个项目和计划提供了5.66亿美元赠款，以提高各种类型森林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此外，全球环境基金还启动了一项4500万美元的综合计划，其目的是在商品供应链中消除毁林。

融资需要和融资前景

图17显示在2010至2014年间，针对农业领域适应和减缓行动的国际公共融资为平均每年33亿美元。当前对农业领域适应成本的估算结果各不相同，但普遍远远高于目前农业领域可由公共渠道获得的国际气候融资。世界银行预计仅农业领域的适应成本就将达到每年70多亿美元。这些资金将用于推动农业研究、提高灌溉效率和扩大灌溉面积、建设道路等方面的投资，以抵消气候变化对卡路里摄取量和儿童营养不良造成的影响（Nelson等，2010）。如果将改善农业推广服务的成本计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则预计成本会更高。如果将适应措施协同惠益以外的温室气体减排成本计算在内，则每年的融资需求将增加数十亿美元。[14]显然，农业需要提高融资水平，使之与各国的适应需求和减缓目标相匹配。如果能够带动其他现有资金来源，并非所有融资都必须是国际公共融资（见6.2节）。然而，如果农业没有获得充足的国际公共气候融资，则这种带动效应将很难实现。在此对未来此类资金可能具备的规模进行评估。

绿色气候基金（GCF）是最大的国际气候基金，旨在均衡分配用于减缓和适应行动的资源，在一些预期国家自主贡献中被称为主要资金来源。截至2016年5月，各国已向绿色气候基金认捐103亿美元，其中99亿已转至该基金。预计到2020年这笔资金将增长至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至少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对农业领域的投资与该基金的优先重点完全一致，其八项战略性基金层面影响当中有四项与农业直接相关。这种一致性的进一步体现是，2015年11月该基金批准的首批八个项目当中有四个与农业相关，2016年6月批准的九个项目中有五个与农业相关。

除绿色气候基金之外，2015年12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届缔约方会议上宣布了新的认捐数额，其中至少56亿美元的认捐资金针对的新老倡议或基金能或多或少地用于支持农林渔业计划。另外127亿美元认捐资金将用于其他领域，主要是能源和保险，还有1260亿美元捐款未指定目标领域。然而关于这些认捐所涉时间段的信息有限。

近来，对综合性森林和农业领域计划的支持出现增长。全球环境基金宣布了30亿美元新的气候融资承诺，用于其下各个重点领域，其中至少3亿美元被指定在今后四年内用于沿海和海洋问题。另外2.5亿美元将交由该基金的可持续森林管理/REDD+激励机制使用，这笔资金将调动来自其他重点领域的7.5亿美元赠款，应对毁林和森林退化背后的推动因素，同时支持森林在国家和地方可持续发展计划当中发挥作用。约有4500万美元将用于应对毁林的全球性关键推动因素，主要是增加以可持续方式管理的商品的供应，另外1.16亿美元将用于促进改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粮食安全状况、增强其抵御力和加强固碳（插文26）。

能力挑战：从承诺到行动

尽管对未来的预测存在不确定性，但显而易见的是，解决农业面临的气候风险所需的资金与可用的资源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然而，可用资源量并不是诸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唯一制约因素。很多国家还在获取资金和有效安排已得资源方面遇到困难。

经合组织（2015b）提出，国家在为气候变化适应工作筹集资金的过程中面临六大挑战：（a）对适应工作的必要性认识薄弱，对相关资金渠道认识不足；（b）难以履行各基金要求的程序，达到基金的标准；（c）设计和开发项目或计划以及跟踪和评估进展的能力水平较低；（d）可用的气候信息有限，获取困难；（e）政策、法律框架、监管框架和预算之间缺乏一致性；（f）缺乏由多利益相关方以透明程序确定的清晰的优先事项。

获得资金后，实施阶段也可能出现问题。例如，分配和审批资金需要时间，而且很多国家在有效管理资金上存在能力限制。这些限制因素包括，低收入国家的公共财政体系消纳能力弱，导致拨付速度低下。

来自各捐赠者的报告显示，农业领域的捐款承诺大大高于拨付金额。发放给接受方或实施单位的拨付款项或融资一般在整个项目周期中分批发放，通常落后于承诺水平。多边捐助者的付款期更长，因为方案审批和实施过程以及资金划拨过程都十分漫长。一些国家虽然已经成功筹集到了资金，但他们当中大多数还是面临着拨付方面的制约因素，而且这个挑战会阻碍目标的达成和效果的实现（见图18，以及Norman和Nakhooda，2014）。

关于审批过程所带来的挑战，可以拿绿色气候基金举例。绿色气候基金的获批项目低于预期数量。对2015年11月批准的首批8个项目的供资仅为1.68亿美元，项目总成本为6.24亿美元。绿色气候基金理事会定下目标，要在2016年承诺25亿美元供资；2015年6月，9个项目获得批准，总计成本5.85亿美元，其中绿色气候基金的资金为2.57亿美元。批准率如此之低，是因为绿色气候基金作为一个新机构面临着挑战，直接获得资金的机构及其国家存在能力制约，绿色气候基金秘书处存在人员制约，以及无论项目类别和规模一律执行严格的项目筹备要求。

绿色气候基金目前已采取若干新措施，有望加速项目筹备和审批流程。基金制定了综合筹备方案和准备工作支持计划，为国家指定的部门和实体提供能力建设；同时已行动起来，计划在2016年底前将绿色气候基金的员工人数从45人扩充至100人。在2016年6月的会议上，绿色气候基金理事会通过了项目筹备基金的运行指导方针以及针对低风险或无风险微小项目供资提案的简化流程。这些新举措将加快项目审批进程。

能力方面的制约因素对资金提供方和接受方都会产生影响。若要保障农业气候融资在加强农业、林业和土地使用的抵御力以及促进其可持续性方面发挥催化作用，就必须解决能力方面的制约。

以小博大：气候融资的策略性使用

指定用于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共融资或许将一直只占农业领域总投资的一小部分。若要切实增强农业系统的抵御力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气候融资就必须用好战略性切入点，引导更广阔的资金量推动气候成果的实现。公共资金尤其应向以下领域倾斜：

进一步打造适宜的环境，以便克服发展气候智能型农业的过程中遇到的阻碍；

支持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工作在国内财政预算中的主流化；

释放私营资本，使其投资于气候智能型农业。

为营造有利环境融资，促进气候智能型农业发展

国际上对农业的供资重点关注能力建设，包括加强农业各个领域的政策、行政管理和制度建设。与此同时，能力限制是影响所有气候融资机制取得成效的主要阻碍。诸如全球环境基金和绿色气候基金等各类基金便是如此，项目开发成本过高已成为其发挥影响力的主要制约因素。然而，即使项目已完成筹备工作且获得审批，资金的拨付和项目效果的实现也会是一个挑战。筹备基金和方案可帮助国家和区域的机构提高能力，从而更好地接受和管理气候融资。

本报告第五章已强调，要促进和保障用于农村发展的公私投资，就需要持续支持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建设。气候变化凸显了对于强有力的制度的需求，以保证对自然资源和集体行动的统一管理。对于具体气候风险和脆弱性（例如，降雨变率增大、极端天气事件、植物病虫害和动物疫病激增等）的防控政策和方案而言，也是如此。整个粮食价值链的预警系统和信息共享机制是气候智能型农业发展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有些政策和制度能够为粮食生产者提供适当的信息和激励，但在应对极端气候事件方面，以及克服气候智能型农作方法推广过程中面临的阻碍方面，这些政策和制度往往十分无力。在应对极端气候事件方面，若社会保障计划设计完善，能够保证最低收入或食物供给，则可在农业整体风险管理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本书第三章中我们已讨论过，增强针对小农的融资服务对于支持他们应对气候变化而言至关重要。

有了更有利的环境，即使公共财政资金依然有限，也能像催化剂一样触发其他公共和私营部门融资渠道的资金承诺。一个由非政府组织和私营企业组成的广泛联盟于2014年签署了《纽约森林宣言》，就是一个公共融资发挥催化作用的例子。该联盟寻求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每年减少45至88亿吨（Conway等，2015）。公共部门为减少因毁林造成的排放进行供资，很有可能会产生催化作用，促进私营部门的参与，因为国家的参与降低了风险，而且供资的过程中国家建立了必要的制度框架，为后续工作做好了准备。

私营部门在宣言中表明，其核心目标是到2020年禁止任何以生产棕榈油、大豆、纸和牛肉产品等大宗农产品为目的的毁林。大型机构投资者也正在调整投资导向，使投资与气候目标相一致，如减少因毁林而产生的排放。例如，挪威政府养老基金已经开始从生产方式不可持续的棕榈油企业撤股，此举可谓是私营部门融资与全球气候变化减缓目标的统一。

实现气候变化的国内预算主流化

国内政府预算是气候相关公共融资的关键来源。与国际公共气候融资的资金提供方相比，国内政府预算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农业公共投资来源。目前还没有人对国内预算中气候融资进行全面评估，也没有一个全球通用的国家气候预算分类系统，无法在全球范围内对各国气候预算进行比较和统计。然而，来自11个国家的证据表明，国内资源是气候变化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甚至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5）。此外，有些农村发展基金虽然严格说来并不属于气候融资，但也可以说是“气候相关”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些基金在追求其他政策目标的过程中，可能会从抵御力或温室气体排放水平等方面推动气候变化工作。

如第五章所述，若要实现气候相关的政策目标，那么政策和规划中对气候变化的系统性考量就应当在国内农业投资预算中体现出来。因此，我们需要把农业支持政策放在气候政策的大背景下思考。例如，投入品补贴可能会导致合成肥料和杀虫剂等使用效率低下的情况，加大生产的排放强度。

一项元分析研究了非洲和亚太地区20个国家的气候相关公共支出和制度评估，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农业领域的支出非常重要，仅次于公共工程和交通，而水利和灌溉则是另一个重要的支出领域。气候相关支出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地方政府来落实的。要高效使用这些资金需要地方层面与国家政策充分协调，并提高实施能力。这份研究指出，尽管国家在制定全国气候政策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步，但全国气候政策与行业政策和省州政策的一致性十分有限，导致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缺乏统一性。而且还缺乏有效机制来保障政策的优先重点体现在公共支出方案中，也缺乏有效的框架来评估气候支出的成效（虽然这方面略有进展）。至于国际层面的供资机制，在很多情况下，技术和操作能力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5）。

为了保证气候变化在公共支出中实现充分的主流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这项研究建议采用一种综合性的气候融资或财政框架。此框架包括为气候变化战略与行动制定中长期规划和预算；采用全政府动员的方式，让所有相关部门都参与进来；将气候融资的公共来源（国内和国际）纳入国家规划和预算体系，通过国家体系来运作；使私营气候融资来源与总体政策框架相协调。一些国家已经在加强投资评估机制方面取得进展，将气候变化纳入评估内容（插文27）。

国别研究的证据表明，为了使政府将气候变化行动系统地整合进国家预算，需要加强能力建设（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5）。气候专项融资应为各国建设气候变化预算主流化系统和能力提供支持。这方面的工作包括：

对规划和预算流程以及相关的制度性作用进行全面梳理，找出并解决各项政策、激励措施和制度中妨碍实施综合性气候变化措施的瓶颈；

促进国家和省州层面有关机构和利益相关方的能力建设，特别是技术和管理能力的建设，因为只有具备了这些能力才能将政策转化为方案和预算，并对绩效进行跟踪评估；

完善政务公开制度，以更好地展示工作成果，落实责任主体。

还需要努力完善气候相关公共支出的审查和成效评估方法，制定符合各国具体国情的实用的指导方针和工具，包括将气候变化纳入成本效益分析和投资评估。在确定符合国情的投资设计和评估机制的过程中，政府也可借鉴一些国际金融机构的经验。部分国际金融机构已经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和规程来实现气候变化在其业务范围内的主流化（插文28）。

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内预算的工作应当成为当前公共财政和支出管理完善工作的一部分。气候变化不应被视作一个独立的问题，同样，气候变化预算的主流化问题应当作为国家整个财政管理体系的工作内容来解决。

释放私营资本，投资气候智能型农业[15]

私营投资是农业投资的最重要来源（粮农组织，2012）。然而，如第三章所述，缺乏融资渠道仍是小农和中小农业企业面临的重要限制。若能为他们提供充足的融资，可以充分释放私营部门投资的潜力。这方面的主要挑战包括：贷款给金融知识匮乏的小规模及分散客户的交易成本问题，对于何为可行的农业融资项目存在信息差距和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实际风险和感知风险的管控问题。一项关键挑战是，农民和金融机构都无法完全控制农业的季节性对现金流的影响。随着预期中气候变异的日益严重，这项挑战还会逐渐加大。

为应对气候变化，必须调整粮食生产体系，而这项工作需要充足的前期投资，用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率及其适应能力，同时降低生产的排放强度。这不仅要求大幅增加可用资本量，也要求设置较长的还款期限（五到七年），以及符合现金流状况的灵活还款计划。这样能使农民有条件进行必要的投资，以维持当前单产，用更少的土地生产更多的粮食，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和技术在减排的同时提高抵御力。

金融服务机构面临着一些制约因素，导致其无法为小农和中小企业提供气候智能型投资所需的金融服务类型，而气候融资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气候融资可以作为一支催化剂，释放其他私营资本，支持农业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办法。通过填补融资缺口、提供必要的有利条件刺激投资，气候融资可以强化风险管理机制，促进适当金融产品的开发，并解决借方和贷方的能力限制。一些私营投资者和银行目前还不愿意进行农业贷款，气候融资可以通过战略支持，向私营投资者和银行表明气候智能型农业投资的可行性。

气候融资尤其有助于创新型机制的设计，以推动公共和私营渠道的其他资本进行气候智能型投资。这些机制包括：

建立公私伙伴关系，充分利用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资源、专长和能力。此类伙伴关系可以在潜在投资者和中小企业、农民之间搭建桥梁。凭单打独斗，这些企业和农民既接触不到投资者也无法为其投资项目提供有说服力的理由。

设计创新投资工具并进行试点，通过分散并控制不同投资者的风险回报状况，吸引其他资本（例如采取分层的资本结构，由公共融资承担气候变化的相关风险，或延迟还款期限以更好地匹配项目现金流）；

支持多种金融工具的开发和打包，以提高成效，提供更加综合全面的解决方案。这些工具包括保险产品、仓库收条和价值链融资等。

气候融资也可为金融系统急需的技术援助提供资金，帮助金融机构提高能力，更好地管控农业风险、满足小农和中小企业的特殊要求，同时也帮助小农和中小企业提高经营和金融管理能力，以便充分利用逐渐涌现的融资渠道。能力支持应侧重于加强借方和贷方的能力，帮助他们如何寻找和实施有助于提高气候抵御力甚或推动减排的投资项目。对贷方的能力支持应重点提高其对农业领域风险的理解，以及开发定制化农业金融产品和服务来支持投资。

在可预见的未来，交易成本仍是农业融资面临的挑战。然而，随着移动金融服务的兴起，气候融资可以支持并进一步加强新型金融服务的开发和推广，满足边远地区小农和中小企业对气候智能型投资的需求。

结 论

为了给气候智能型农业的投资营造有利环境、在国内预算的分配和实施中将气候变化主流化、在气候智能型农业的发展中释放私营资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国际气候融资可被策略性地用于推动国内公共资金和私营部门的融资，以及撬动其他国际公共资源。

目前还不清楚新的气候融资认捐中有多大比例会用于支持农业领域的适应和减缓行动，但数目可能十分庞大。向可持续、具有抵御力的气候智能型粮食和农业体系转型要求整个农业领域适应气候变化并积极减缓气候变化。这种转型将依赖于政策制定者、民间团体、农民、牧民、林民、渔民及全球粮食和农业价值链上利益相关方的行动。必须保证农业领域的气候融资能够匹配农业在保障粮食安全、应对当前和未来气候变化挑战方面需要发挥的作用。

附 件

农林渔业国际公共候融资数据

为了帮助理解农业领域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国际公共融资，第六章使用了两个数据集的数据，它们分别是经合组织的贷方报告系统（CRS）和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ODI）的气候基金更新网（CFU）。

CRS数据涵盖了一些气候专项基金，也涵盖了用于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多双边承诺。CFU数据关注的是专门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建立的多边气候专项基金。在用于农业领域的气候融资方面，CRS包括许多、但非全部CFU考虑的气候专项基金。CRS数据还包括多边机构一般性发展基金中与气候相关的部分，而CFU数据不包括任何来自一般性发展基金的资金（见表格）。CRS包括双边捐赠者的资金；这些资金也在CFU范围之外。

正如使用任何数据集一样，使用CRS和CFU数据来理解农业领域中气候变化相关项目的国际公共融资也存在一些明显局限。首先，两个数据集包含了一些相同的气候基金。本章的图表中包括了CRS和CFU两种数据，因此我们相应调整了每个数据集（从对应数据集中扣除表格中灰色高亮部分的资金），从而尽量减少图中的重复计算。但是我们无法识别CRS和CFU数据中来自小农农业适应计划的资金，因此这部分资金无法扣除。

两个数据集也都缺乏全面性。例如，经合组织的CRS数据集不包括所有捐赠国，而是仅限于经合组织成员国承诺的援助，因此排除了来自中国等国的援助。此外，也无法得知报告的项目和融资有多大程度是支持气候成果的。关于项目是如何被指定为（“标记”为）支持适应和（或）减缓气候变化项目的也存在诸多问题（Caravani、Nakhooda和Terpstra，2014；Michaelowa和Michaelowa，2011）。

附表说明

符 号

表中使用了下列符号：

.. ＝ 无数据

0或0.0 ＝ 零或可忽略不计

空格 ＝ 不适用

表中数字因四舍五入或数据处理等原因可能与原始数据资料中的数字有出入。整数与小数之间用圆点（.）分开。

技术说明

表 A.1

全球各地因气候变化导致的作物单产变化预测

资料来源：数据与Porter等（2014）和Challinor等（2014）当中使用的数据相同。最新数据可由下列网址获取http://www.ag-impacts.org

注：各项研究来自于对文献的广泛调查，其中包括基于过程的模型和统计模型。各项研究采用的方法各异，使用的气候模型、排放水平和作物模型也各不相同。有些研究包括适应内容，有些则未包括。

参考文献一栏提供作物单产变化预测出处的作者姓名和研究年份。完整的引用出处见报告主体的参考文献部分。

地理位置指作物单产变化预测所涉及的省份、州、国家或区域，采用原始数据中的措辞和地理分类。有些预测针对全球层面。括号内数字的含义如下：（1）表示预测针对发达区域的某个地方；（2）表示预测针对发展中区域的某个地方；（3）表示地理范围为全球或不详。

时间段系指中位预测年—根据模拟的起始年份和最终年份计算，作为中位年份所属的时间段。例如，一份写于2010年的研究报告可能是对2050-2080年的预测；在这种情况下，中间点视为2065年，因此这些预测归入2050-2069年这一组。

作物（单产变化预测）一栏显示作物或作物分组，括号中为气候变化引起的各自单产变化的预测。一些研究对某个地理位置、时间段和作物提出多个预测，原因在于采用了多种组合的气候模型、排放水平、作物模型以及包括适应内容和（或）不包括适应内容等。

表 A.2

2014年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用途净排放量和净清除量，以二氧化碳当量计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16。

农业排放量以二氧化碳（CO_2）当量表示，包含作物和畜牧生产及管理活动中的有氧和厌氧分解过程产生的甲烷（CH_4）和一氧化二氮（N_2O）。排放量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在第一层下计算。排放量的估算方法是活动水平（如畜禽数量、收获面积、肥料施用量等）乘以IPCC给出的排放系数。农业排放量包括以下子领域：作物残余燃烧（CH_4，N_2O）；稀树草原燃烧（CH_4，N_2O）；作物残余（N_2O）；有机土壤耕作（N_2O）；肠道发酵（CH_4）；粪便管理（CH_4，N_2O）；草场粪便（N_2O）；土壤粪肥（N_2O）；水稻种植（CH_4）；合成肥料（N_2O）。

森林排放量/清除量为从t - 1年到 t 年林地退化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保持林地用途不变所带来的碳清除量（碳汇）。在国家层面，森林数据或正（净排放）或负（净碳汇）。

林地用途净改变排放量指毁林或林地用途改变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生物质燃烧排放量为下列各项中的生物质燃烧所产生的气体：湿润热带森林、其他森林和有机土壤。它们产生的气体包括甲烷和一氧化二氮，仅在有机土壤一项中还包含二氧化碳。

农田有机土壤排放量指农田有机土壤流失造成的碳损失所对应的排放。

草地有机土壤排放量指草地有机土壤流失造成的碳损失所对应的排放。

表 A.3

2014年农业各排放源排放量，以二氧化碳当量计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16。

作物残余燃烧排放量指一定比例作物残余就地焚烧产生的甲烷和一氧化二氮气体。计算燃料物质质量时，应考虑到由于动物食用、田间腐坏和其他产业的利用（如用作生物燃料、家畜饲料、建筑材料等）而在焚烧之前去除掉的部分。排放量的计算方法是IPCC排放系数乘以活动数据（焚烧的生物质数量，以小麦、玉米、水稻和甘蔗的收获面积计算）。

稀树草原燃烧排放量指以下五种土地覆盖类型的植被生物质燃烧产生的甲烷和一氧化二氮气体：稀树草原、林木覆盖的稀树草原、开放式灌木地、封闭式灌木地和草地。排放量的计算方法是IPCC排放系数乘以活动数据（利用“全球燃烧排放数据库”获得的燃料总质量）。

作物残余排放量指农民留在田间的作物残余和牧草/草地更新残留物中的氮产生的直接和间接一氧化二氮排放量。直接排放量的计算方法是活动水平（作物单产和收获面积）乘以IPCC排放系数。涵盖的作物有大麦、干豆、玉米、小米、燕麦、马铃薯、水稻、黑麦、高粱、大豆和小麦。间接排放量也进行了计算，即作物残余和饲草/牧草更新残留物通过径流和淋溶流失的氮。

有机土壤耕作排放量指经过耕作的有机土壤（包括农田和草地有机土壤）释放的一氧化二氮气体对应的排放量。排放量的计算方法是活动水平（经过耕作的有机土壤面积）乘以IPCC排放系数。

肠道发酵排放量指畜禽（包括反刍动物和非反刍动物）消化系统产生的甲烷气体。排放量的计算方法是活动水平（畜禽数量）乘以IPCC排放系数。涵盖的畜禽有水牛、绵羊、山羊、骆驼、美洲驼、马、骡、驴、猪、奶牛和其他牛类以及家禽。

粪便管理排放量指有氧和厌氧分解过程产生的甲烷和一氧化二氮气体。排放量的计算方法是活动水平（畜禽数量）乘以IPCC排放系数。涵盖的畜禽有水牛、绵羊、山羊、骆驼、美洲驼、马、骡、驴、鸭、火鸡、奶牛和其他牛类、鸡（蛋鸡和肉鸡）、商品猪和种猪。

草场粪便排放量指放牧畜禽在草场留下的粪便中的氮产生的直接和间接一氧化二氮排放量。畜禽数据涵盖下列动物类别：水牛、绵羊、山羊、骆驼、美洲驼、马、骡、驴、鸭、火鸡、奶牛和其他牛类、鸡（蛋鸡和肉鸡）、商品猪和种猪。

土壤粪肥排放量指农民向农业土壤施用的粪肥中的氮产生的直接和间接一氧化二氮排放量。畜禽数据涵盖下列动物类别：水牛、绵羊、山羊、骆驼、美洲驼、马、骡、驴、鸭、火鸡、奶牛和其他牛类、鸡（蛋鸡和肉鸡）、商品猪和种猪。

稻米种植排放量指稻田中有机物厌氧分解过程释放的甲烷气体。排放量的计算方法是活动水平（水稻收获面积）乘以IPCC排放系数。

合成肥料排放量指农民向农业土壤施用的氮产生的直接和间接一氧化二氮排放量。排放量的计算方法是活动水平（氮肥使用量）乘以IPCC排放系数。

国家分组与区域合计数

表A.2和A.3对所有指标给出了国家分组与区域合计数。这些数字是对其下列国家分组和区域进行合计所得。世界和区域合计数可能与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现有数据略有不同。

对于表A.2和A.3以及正文中的一些数字和表格，区域分组以及对发展中区域和发达区域的指定与联合国统计司的UNSD M49分类类似。获取UNSD M49分类可登录unstats.un.org/unsd/methods/m49/m49.htm主要区别在于此处使用的“发达国家和区域”包括UNSD M49当中指定位于发达区域的国家外加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大陆的数据不包含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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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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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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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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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及农业状况》特别章节

自1957年以来，本报告还在每期中涵盖了一项或一项以上令人长期关注的特别主题研究。以前各期中特别章节的主题如下：

1957 影响粮食消费趋势的各种因素

影响农业的某些体制因素的战后变化 情况

1958 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粮食和农业发展情况

森林工业的发展及其对世界森林的影响

1959 各国在各种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农业收入和生活水平

从战后的经验看欠发达国家在农业发展方面的某些遍问题

1960 农业发展规划

1961 土地改革和体制变化

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农业推广、教育和研究

1962 森林工业在解决经济欠发达问题中的 作用

欠发达国家的畜牧业

1963 影响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各种基本因素

肥料使用：农业发展的先锋

1964 蛋白质营养：需要和前景

化学合成物及其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1966 农业和工业化

世界粮食经济中的大米

1967 对发展中国家农民的鼓励因素和抑制 因素

渔业资源的管理

1968 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改良提高农业生 产率

改善储存及其对世界粮食供应的贡献

1969 农业销售改进计划：从最近的经验中取得的一些教训

为促进林业发展而使机构体制现代化

1970 第二个发展十年开始时的农业

1971 水污染及其对水生资源和渔业的影响

1972 促进发展的教育和培训

加快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研究

1973 发展中国家农业方面的就业情况

1974 人口、粮食供应和农业发展

1975 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中期回顾和 评价

1976 能源和农业

1977 自然资源状况和人类粮食及农业环境

1978 发展中地区的问题和战略

1979 林业和乡村发展

1980 实行管辖后新时代的海洋渔业

1981 发展中国家的乡村贫困和减轻贫困的 方法

1982 畜牧生产：世界前景

1983 妇女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

1984 城市化、农业和粮食系统

1985 能源在农业生产中的利用

粮食和农业中的环境趋势

农产品销售和农业发展

1986 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

1987-88 年发展中国家农业科学技术重点的转移

1989 可持续发展与自然资源管理

1990 结构调整与农业

1991 农业政策和问题：80年代的教训和90年代的前景

1992 海洋渔业和海洋法：变革的十年

1993 水资源政策和农业

1994 林业发展和政策难题

1995 农产品贸易：进入一个新时代？

1996 粮食安全：宏观经济方面的一些问题

1997 农产品加工业与经济发展

1998 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非农业收入

2000 世界粮食和农业：过去50年的教训

2001 跨界植物虫害和动物疾病的经济影响

2002 地球首脑会议十年之后的农业与全球公共利益

2003-04 农业生物技术：是否满足贫困人口的 需要？

2005 农业贸易与贫困：贸易能为穷人服 务吗？

2006 粮食援助促进粮食安全？

2007 向农民支付环境服务费

2008 生物能源：前景、风险和机遇

2009 畜牧业协调发展

2010-11 农业中的女性：填性别鸿沟，促农业发展

2012 投资农业创造更美好未来

2013 通过粮食体系改善营养状况

2014 家庭农业中的创新

2015 社会保护与农业：打破农村贫困恶性循环

1 说明：“全球气温”系指整个地球全年平均气温。北极地区温升将比全球平均温升快，陆地温升将比海洋温升高。大部分陆地将更加频繁出现极端高温事件（IPPC，2014）。

2 在分析采用的数据集中，针对发展中国家开展的测算数量多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区域中测算研究数量最多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其次为东亚和太平洋，以及南亚。面向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北非及西亚等地开展的测算比例要小很多。从作物来看，开展测算最多的是玉米或小麦单产，随后为稻米和大豆。在多数国家组别中，面向2090-2109年的预测数量都非常有限；此类预测针对发达国家的只有5个，发展中国家16个；所有针对这16个发展中国家的预测均涉及撒哈拉以南非洲，且都表明作物单产将下降10%以上。但这些结果仅来自于两个研究。

3 农业模型比较和改善项目框架将气候、作物、畜牧与经济联系到一起，提供了农场到区域范围的分析，并包含了多项附加气候敏感性测试和气候变化情景的模拟实验。得益于农业模型比较和改善项目的规范，不确定性范围已经缩窄，对于建模结果差异和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影响预测差异的原因也有了更好的认识。

4 埃塞俄比亚情况见：Asfaw、Coromaldi和Lipper（2015a、b）；尼日尔：Asfaw、DiBattista和Lipper（2015）；马拉维：Asfaw、Maggio和Lipper（2015）；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Arslan、Belotti 和 Lipper（2016）；赞比亚：Arslan等（2015）。

5 这些估算是基于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国际农产品和贸易政策分析模型的基准情景进行的。在基准情景下，至2050年预计将有约10亿食物不足人口，因此引入氮高效作物品种所带来的12%的影响意味着处于饥饿风险的人数减少1.24亿。

6 投资的净现值（NPV）是指未来现金流入的现值与现金流出的现值之差。

7 Lal等（2004）估计这些协同效益为每单位土壤有机碳0.07个单位的干物质（≈ 0.07吨干物质/吨土壤有机碳）。

8 在IPCC2007年《第四次评估报告》之后，一系列全球性预估相继发布，讨论不同成本水平对应的固碳潜力。各预估之间差异较大。碳价达每吨20美元时，年固碳潜力范围为1.2至30.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碳价达每吨100美元时，年固碳潜力范围为4.9至10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Smith等，2014）。

9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已收到来自188个国家的161份预期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欧盟代表其28个成员国共同提交了一份预期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利比亚、朝鲜、尼加拉瓜、巴勒斯坦、叙利亚、东帝汶和乌兹别克斯坦尚未提交预期国家自主贡献文件。2016年4月19日，巴拿马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但该文件不包含在此次分析中。

10 根据IPCC的定义，在温室气体减缓领域，“农业部门”的排放包括肠道发酵、粪便管理、稻米种植、对草原和热带稀树草原的有计划焚烧、土壤等产生的排放（即农业排放）。与森林和其他土地用途有关的排放则被归类为土地利用、土地用途变化及林业领域。

11 农业生产支持估计值（PSE）摘自经合组织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支持估计值数据库（2016）。该数据库包括九个非经合组织国家的估计值：巴西、中国、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南非、乌克兰和越南。

12 对约100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估算的结果，数据来自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2015），利用联合国（2013）文件、根据2005-2012年定值美元进行调整。

13 本节依据的是Norman和Hedger（2016）为《2016年粮食及农业状况》编写的背景文件。

14 根据第四章介绍的IPCC提出的减缓行动经济潜力，实现1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年减排量（这只是在每吨二氧化碳当量20美元的较低预计成本条件下经济减缓潜力的一小部分）每年将花费数10亿美元。减少毁林造成的排放被视为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案，但在不计交易成本的情况下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每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量预计每年仍将花费4到10美元（Cattaneo等，2010）。如果各国根据气候目标提高政策一致性，则资金成本可能降低，但仍将存在一些各目标相互冲突的地方，这也需要通过融资来解决。

15 据世界银行（2016）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