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旗舰出版物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之状况”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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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2022。《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努力实现蓝色转型》。罗马。

https://doi.org/10.4060/cc0461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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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N 1020-5527（印刷）

ISSN 2663-8622（在线）

ISBN 978-92-5-136469-7

©粮农组织，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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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照片 ©Theerawat Payakyut | Dreamstime.com

泰国：在渔船上准备渔网。

目 录

前言

方法

致谢

缩略语

要点

内容提要

第1部分

世界回顾

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概况

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量

捕捞渔业产量

水产养殖产量

渔业资源状况

捕捞船队

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就业情况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利用和加工

水产食品消费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贸易

第2部分

努力实现蓝色转型

蓝色转型：水产食品系统转型愿景

可持续水产养殖生产的集约化和扩大

改进渔业管理

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的创新

2022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

第3部分

蓝色转型助力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实现全球目标的“行动十年”

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年)

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

第4部分

新出现的问题及前景

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危机

渔业和水产养殖适应气候变化

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中努力实现性别平等

渔业和水产养殖预测

术语表

参考文献

表

1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利用量和贸易量

2 海洋捕捞产量：主要生产国家和地区

3 海洋捕捞产量：主要物种和属

4 内陆和海洋捕捞产量：粮农组织主要捕捞区域

5 内陆水域捕捞产量：主要生产国和地区

6 世界水产养殖产量和增长

7 世界水产养殖产量分布，按区域和部分主产国分列

8 2020年内陆水产养殖以及海洋和沿海水产养殖产量，按区域和主要品种组分列

9 部分国家内陆水域网箱和网栏养殖有鳍鱼类产量

10 世界水产养殖主要品种（品种组）产量

11 2020年部分国家和地区报告的渔船数量，按机动化状态和全长分列

12 1995-2020年全球渔民和养殖户就业情况，按区域分列

13 1995-2020年各国水产品加工业就业人数

14 2019年水产食品表观消费总量及人均量（按区域和经济水平分列）

15 在数据和能力有限的背景下加强渔业管理能力所涉关键问题和解决方案

16 2018-2022年各区域粮农组织成员国就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6.1的报告率趋势

17 2018-2022年各区域粮农组织成员国就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b.1的报告率趋势

18 2030年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预测

图

1 世界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

2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利用量和表观消费量

3 世界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不计入与计入藻类）

4 内陆水域和海洋水域占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比例

5 各区域对世界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的贡献

6 2020年世界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中国际水生动植物标准统计分类各类别绝对值和百分比

7 全球捕捞量趋势

8 2020年全球排名前十的捕捞生产国

9 2018-2020年海洋平均捕捞量

10 海洋捕捞产量：三大类捕捞区域趋势

11 排名前五的内陆水域捕捞生产国

12 2018-2020年内陆捕捞平均产量

13 1991-2020年世界水产养殖产量

14 1990-2020年各大洲水生动物水产养殖产量年增长率

15 2005-2020年部分主要品种组和水产养殖类型的产量分布

16 2000-2020年各区域水产养殖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不含藻类）总产量的贡献

17 1990-2020年各收入水平国家组渔业和水产养殖（不含藻类）增量对比

18 2020年主要品种组水产养殖产量占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量比例

19 近年来中国大陆内陆水域网箱和网栏养殖规模缩减情况

20 2016-2020年海洋和沿海养殖主要品种组

21 2000-2020年投饵型和非投饵型动物品种水产养殖产量

22 1990-2020年呼吸鱼类内陆水产养殖产量

23 1974-2019年世界海洋渔业资源状况全球趋势

24 2019年粮农组织主要捕捞区域生物可持续和不可持续鱼类种群百分比

25 1950-2019年水产品上岸量的三种时间模式

26 各区域主要内陆渔业状况

27 2020年世界各大洲捕捞船队分布情况

28 2000-2020年中国捕捞船队规模，按机动化状况分列

29 2000-2020年欧盟27国渔船船队规模，按机动化状况分列

30 2020年各大洲带发动机和不带发动机渔船的比例

31 2020年各大洲机动渔船大小分布情况

32 各大陆渔业和水产养殖初级部门就业比例

33 渔业和水产养殖初级部门就业情况，按占用时间分列

34 2020年各区域渔业和水产养殖初级部门按性别分列的就业数据

35 1961-2020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利用情况

36 鱼粉和鱼油的利用

37 2020年用于加工鱼粉和鱼油的原材料占比

38 水产食品消费量年均增长率

39 1961-2019年各大洲水产食品消费量

40 2017-2019年水产食品人均表观消费量

41 2019年水产食品消费量及对动物蛋白摄入的贡献，按经济水平分列

42 2019年动植物蛋白对全球日均蛋白质摄入量的贡献

43 2017-2019年水产食品对人均动物蛋白供应量的贡献

44 水产养殖和捕捞渔业对人类消费水产食品的相对贡献

45 2020年全球水产食品和陆生动物肉类出口额

46 1976-2020年世界商品和水产品出口额，定基指数（1976年=100）

47 1976-2020年全球水产品进口额占比，按经济水平分列

48 2020年全球高收入国家与非高收入国家间水产品进口额

49 2020年世界十大水产品进口国，按进口额计算

50 1976-2020年水产品进口单位价值，按进口国经济水平分列

51 1976-2020年全球水产品出口额占比，按经济水平分列

52 2020年世界十大水产品出口国出口额

53 2020年各区域水产品贸易流向（占总进口额比例）

54 粮农组织鱼品价格指数

55 2020年世界水产品出口额中主要品种组所占比例

56 水产品价值链中的可追溯性：简要说明

57 粮农组织“蓝色渔港”倡议

58 2022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要点

59 小规模渔业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60 2022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之前《小规模渔业准则》的应用情况

61 2018-2022年各区域在打击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相关国际文书落实程度方面的进展（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6.1）

62 2019年渔业和水产养殖对经济的贡献（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7.1）

63 各区域承认和保护小规模渔业准入权的法律/监管/政策/体制框架的落实程度相关进展（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b.1）

64 发现、连接、行动：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年）

65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所列海洋物种数量随着时间演变情况

66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底层渔业管理区

67 新冠疫情危机中出现的破坏、适应和纾困战略及经验教训的案例

68 显示额外反馈回路以应对气候变化动态性质的适应性管理周期

69 气候变化预测下有害藻华导致鲑鱼生物量损失的风险图

70 1980-2030年世界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

71 1980-2030年世界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

72 1980-2030年世界水产养殖年均增长率

73 水产养殖对各区域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的贡献

74 1990-2030年世界鱼粉产量

75 水产养殖日益重要的作用

插文

1 70多年的粮农组织渔业及水产养殖数据统计工作：1950-2020年

2 新冠疫情对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及相关统计工作的影响

3 改进粮农组织对世界渔业资源状况的定期评估

4 流域评估实例：马拉维湖/尼亚萨湖

5 全球捕捞船队表现

6 按性别分列的就业数据的相关性：加工部门案例

7 关于水产食品营养贡献的报告的主要结论

8 亚洲水产养殖的转型

9 粮农水生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

10 提高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渐进管理路径

11 近海水产养殖

12 非洲水产养殖田间学校：对青年和妇女的影响

13 智能伙伴关系：危机时期强有力的规划和实施机制 — 莫桑比克项目实例

14 监管、监测和管控转运活动，降低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相关渔获流入市场的风险

15 衡量管理的有效性

16 面向小规模渔业的信息通信技术

17 FISH4ACP计划 — 挖掘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区域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的潜力

18 可再生能源在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中的应用

19 健康膳食和可持续粮食体系中的鱼及其他水产食品

20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5与水生资源遗传多样性的关系

21 粮农组织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4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保护指标的贡献

22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4.1国家指标的质量认证

23 通过能力建设行动，加强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7.1的报告工作和扩大其覆盖范围 — 各国范例

24 让水产食品在2030年及之后滋养各国

25 数字创新用于物种识别

26 尼日利亚的“手拉手”空间多标准决策分析项目

27 重振渔业

28 在渔业部门落实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 — 如何取得成功？

29 内陆渔业

30 《格拉斯哥气候公约》要点

31 通过改进沿海管理促进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

32 女性创业活动的成功案例

33 到2050年渔业和水产养殖潜在情境

34 乌克兰：冲突对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的初步影响

前 言

当今世界发展尽管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目前的发展进度并不足以在2030年实现消除饥饿和一切形式营养不良的目标。生态系统退化、气候危机持续恶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加剧等种种因素不断威胁全球的就业、经济、环境和粮食安全。新冠疫情、各类危机以及其他人道主义紧急状况无异于雪上加霜。今天，全世界共有8.11亿人饱受饥饿困扰，30亿人无力负担健康膳食。

对于推动农业粮食体系转型的呼吁日益迫切，人们希望以此能够为不断增长的人口保障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提供可负担的健康膳食，同时保护生计和自然资源。

水产食品对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得到认可。水产食品不仅是蛋白质的来源，同时也提供了各种独特且极为多样和重要的生物可利用微量元素，如欧米伽-3脂肪酸。为了实现势在必行的农业粮食体系转型，重视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并将其更好地纳入全球、区域和国家粮食系统的战略和政策，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2022年版《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努力实现蓝色转型》立足这一逻辑，通过提供量化实证，证明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在提供食物、营养和就业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2020年，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达2.14亿吨，产值约424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20年水生动物的产量比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高出60%以上，大大超过世界人口增速，其主要原因是水产养殖产量增加。我们现在食用的水产食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丰富：2020年人均食用水产食品约20.2公斤，是50年前的两倍多。全球范围内，水产食品提供了约17%的动物蛋白，在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国家甚至达到50%以上。据估计，仅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初级生产部门就为5850万人提供了工作机会，其中约21%为女性。

本报告还强调，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需要深化改革，以有效、公平、可持续的方式满足世界需要。报告副标题“努力实现蓝色转型”的含义是，我们需要加快建设符合预期、可持续、包容且高效运转的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迫切需要将以可持续方式生产的水产食品纳入国家粮食系统的政策和计划，同时我们还需要把握机遇为恢复水生生境和生物多样性做贡献。

《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有着重要的政策背景。首先，2021年，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一致通过《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宣言》，宣言结尾处呼吁支持“21世纪渔业和水产养殖不断发展的积极愿景，充分认可该部门对消除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良的贡献”。第二，2022年版报告恰逢联合国三个相关“十年”活动的实施，即实现全球目标的行动十年、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和生态系统恢复十年。最后，本报告发布之际，“2022年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正行将过半。对于推动转型，建设更高效、更包容、更有韧性且更可持续的水产食品系统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言，当前的政策形势充满雄心壮志，报告恰逢其时。

自1995年发布第一版以来，《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报告一直针对渔业和水产养殖这个至关重要的部门提供技术见解和循证资料。报告服务于广泛的受众，从决策者、管理者、科研人员到渔民和消费者，展示并加强渔业和水产养殖为所有人实现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和更好生活并且不让任何人掉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我相信本期报告将延续以往传统，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帮助我们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

屈冬玉

方 法

《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编写工作始于2021年4月。承担这项工作的是编辑委员会（编委会），由12名成员组成，代表粮农组织渔业及水产养殖司的各个小组，接受该司信息和知识管理小组的核心执行小组和粮农组织新闻传播办公室一名代表的指导。在渔业及水产养殖司司长的主持下，编委会定期举行会议，制定和完善结构及内容、审查进展情况并解决新出现的问题。这项工作得益于负责五个粮农组织旗舰出版物的团队之间的广泛磋商。

在2021年5月至6月期间，编委会获得了关于主题和撰稿人的提案以供审议，并制定和完善了大纲，几乎渔业及水产养殖司的所有官员和粮农组织其他部门的一些官员都参与其中，粮农组织权力下放办事处官员则提供了区域层面的见解和案例。值得注意的是，编委会从全球高级别活动中获得启发，首先是粮农组织渔委第三十四届会议的建议，这些建议载于《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宣言》中，该宣言呼吁各成员“支持21世纪渔业和水产养殖不断变化的积极愿景，使该部门对消除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良的贡献得到充分认可”。

编委会扩展了2020年出版物的三层结构，以便透彻阐述蓝色转型问题。在第2部分和第3部分中，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背景下，蓝色转型议题将本版报告置于粮农组织《2022-2031年战略框架》的核心，重点关注联合国的多个“十年”行动，即实现全球目标行动十年、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和生态系统恢复十年。此外，在草案编写期间，新冠疫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疫情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引起了临时性和永久性的结构变化。《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试图讨论那些可能成为主流的变化，虽然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正逐渐摆脱危机。

基于已有资料，编委会将报告分为四部分。第1部分，世界状况回顾，由于该部分历来读者人数较多，所以被保留下来。第2部分，努力实现蓝色转型，重点关注2021-2022年出现的问题。报告特别分析了支撑蓝色转型的三大支柱面临的关键挑战，即扩大和强化水产养殖生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改进渔业管理以提供健康的种群、实现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的升级和创新。第3部分探讨了十年期间围绕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采取具体行动的途径、科学发展和创新的必要性、生态系统恢复和生物多样性的主流化，以便使蓝色转型能够有效支持全球目标的实现。第4部分涉及新出现的问题和预测（展望）。此外，2022年版首次纳入内容提要，涵盖整个出版物，而不仅仅是全球趋势。

根据修订后的结构，多名编委会成员被指定负责某个专题章节。粮农组织作者编写了大部分内容，并在适当情况下与外部专家开展合作（见“致谢”）。

2021年7月，基于所有章节负责人的意见编写了一份概要文件，并根据编委会的反馈意见进行了修订。随后概要文件提交渔业及水产养殖司管理层，并于2021年7月中旬提交粮农组织负责自然资源及可持续发展的副总干事批准。以此为蓝图对出版物起草工作予以指导。

于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间，起草了第2部分、第3部分和第4部分，并针对技术和语言内容进行了编辑。第3部分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在3月完成，纳入了联合国统计司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14项下与粮农组织相关的四项指标的最新数据（2022年2月）。2月至3月，各个部分被分批提交，以译成粮农组织的六种官方语言，并由粮农组织渔业及水产养殖司和编委会进行审查。

第1部分“世界状况回顾”基于粮农组织官方渔业和水产养殖统计数据。为了反映现有的最新统计数据，起草工作于2021年11月开始，于2022年2月至3月结束，届时用于构建数据的各种专题数据库刚刚结束年度统计工作。这些统计数据来自一项既定计划，旨在确保最可靠的信息，包括协助提高各国根据国际标准收集和提交数据的能力。这是一个仔细整理、修订和验证的过程。在没有国家报告的情况下，粮农组织根据从其他来源或通过标准方法获得的最佳数据进行估算。

最近几十年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取得长足发展，该部门在粮食安全、人类营养和贸易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专业术语也大量增加。因此，有必要进行彻底审查，确保《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全文前后一致，使用粮农组织和其他权威来源已经界定的清晰、直观的词汇。编委会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专门编写“术语表”，以帮助写作者、编辑和读者。

2022年3月，渔业和水产养殖领域的三位知名专家对预稿草案进行了外部审查。最终稿呈粮农组织负责气候及自然资源的副总干事办公室和粮农组织总干事办公室批准。

致 谢

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在Manuel Barange总体指导下由其领导的编辑委员会编写完成，该委员会成员包括Lahsen Ababouch、Vera Agostini、Marcio Castro de Souza、Ruth Duffy、Eszter Hidas、Alessandro Lovatelli、Ana Menezes、Rebecca Metzner、Marc Taconet、Gilles van der Walle、Stefania Vannuccini和Kiran Viparthi。

编辑委员会成员各自牵头并协调每个部分的编写工作。编写过程由Marc Taconet监督，并得到了Lahsen Ababouch（技术编辑）、Emmanuel Blondel（地图制作）、Ruth Duffy（语言编辑和项目管理）、Marianne Guyonnet（联络）和Kiran Viparthi（信息学）的支持。

主要作者（除另有说明，均为粮农组织人员）：

第1部分

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概况：Lahsen Ababouch（第一作者）和Stefania Vannuccini

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量：Stefania Vannuccini（第一作者）

捕捞渔业产量：James Geehan（第一作者）

水产养殖产量：周晓伟（第一作者）

渔业资源状况：叶益民（海洋部分第一作者）、John Valbo-Jørgensen（内陆部分第一作者）、Tarub Bahri、Pedro Barros、Nicolas Gutierrez、Rishi Sharma、Merete Tandstad、Marcelo Vasconcellos、Simon Funge-Smith、Abigail Lynch、Gretchen Stokes、Samuel Smidt和Jesse Wong（美国地质勘探局及佛罗里达大学）

捕捞船队：Jennifer Gee（第一作者）、Pierre Maudoux和Raymon van Anrooy

渔业和水产养殖就业情况：Jennifer Gee（第一作者）和Pierre Maudoux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利用和加工： Stefania Vannuccini（第一作者）、Ansen Ward、Omar Riego Peñarubia、Jogeir Toppe和Molly Ahern

水产食品消费：Adrianne Egger（第一作者）和Molly Ahern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贸易：Adrianne Egger（第一作者）和Felix Dent

第2部分

蓝色转型：水产食品系统转型愿景：Manuel Barange（第一作者）和Carlos Fuentevilla

可持续水产养殖生产的集约化和扩大（协调人Alessandro Lovatelli）：

目标和具体目标：袁新华（第一作者）、Alessandro Lovatelli和Simon Funge-Smith

更好的生产系统：袁新华（第一作者）、Alessandro Lovatelli、Daniela Lucente、Kwang Suk Oh、Graham Mair和Melba Reantaso

促进水产养殖扩大的良好治理：Ana Menezes（第一作者）、Pierre Murekezi和Nathanael Hishamunda

投资水产养殖，促进蓝色转型：蔡俊宁（第一作者）、Raymon van Anrooy、Nicole Franz、Nathanael Hishamunda、Alessandro Lovatelli和Neil Sims（夏威夷Ocean Era公司首席执行官）

水产养殖创新做法：袁新华（第一作者）和Alessandro Lovatelli

水产养殖能力发展、研究和伙伴关系：Ana Menezes（第一作者）、袁新华和Martin Van der Knaap

改进渔业管理（协调人Rebecca Metzner和Eszter Hidas）：

目标和具体目标：Rebecca Metzner（第一作者）、Nicolas Gutierrez和John Valbo-Jørgensen

加强治理和政策改革：Terje Lobach（第一作者）、Piero Mannini、Giuliano Carrara和Kristín von Kistowski

加强管理和生产：Pedro Barros（第一作者）、Rebecca Metzner、John Valbo-Jørgensen、Felix Martinn、Alicia Mosteiro、Nicolas Gutierrez和叶益民

有助于改进渔业管理的最佳实践、创新和技术：José Antonio Acuña Barros（第一作者）、Kim Stobberup、Raymon van Anrooy、Kristín von Kistowski、Javier Villanueva García-Benítez和Nicole Franz

改善生活：社会保护和体面劳动：Daniela Kalikoski（第一作者）、Birgitte Krogh-Poulsen、Uwe Barg、Daniella Salazar Herrera、Mariana Toussaint和Nicole Franz

为缺乏数据和能力有限的区域提供渔业管理方面的支持：Nicola Gutierrez（第一作者）、Simon Funge-Smith和Stefania Vannuccini

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的创新：（协调人Marcio Castro de Souza和Gilles van de Walle）：

具有竞争力的价值链：Marcio Castro de Souza（第一作者）、王威巍、William Griffin、沈年军、Ansen Ward、Omar Riego Peñarubia、John Ryder、Esther Garrido Gamarro、Gilles van de Walle、Jogeir Toppe和Dimitar Taskov

透明、负责任的价值链：沈年军（第一作者）、Nada Bougouss、Dimitar Taskov、Shelley Clarke、Eszter Hidas、Audun Lem、John Ryder、Marcio Castro de Souza和Mariana Toussaint

一体化、有韧性的价值链：沈年军（第一作者）、José Aguilar-Manjarrez、John Ryder、Marcio Castro de Souza、王威巍、William Griffin、Jogeir Toppe和Molly Ahern

2022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协调人Rebecca Metzner）：

国际年的宗旨：Nicole Franz（第一作者）、Lena Westlund和Alessandro Lovatelli

2022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全球行动计划：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七个支柱：Nicole Franz（第一作者）、Molly Ahern、Jennifer Gee、Daniela Kalikoski、Alessandro Lovatelli、Graham Mair、Florence Poulain、Lena Westlund和袁新华

阐明隐藏收获：小规模渔业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Nicole Franz（第一作者）和Lena Westlund

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促进粮食系统和营养安全：Molly Ahern（第一作者）

推动实施《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的伙伴关系：Lena Westlund（第一作者）和Nicole Franz

第3部分

实现全球目标的“行动十年”（协调人Marc Taconet）：

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渔业和水产养殖：Audun Lem（第一作者）、Marc Taconet、Graham Mair、Diana Fernandez Reguera、Michael Griffin、Kim Friedman和Daniela Lucente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4.1 — 计算在生物可持续水平范围内的鱼类种群数量：Marc Taconet（第一作者）、叶益民、Nicolas Gutierrez、Rishi Sharma和Anne-Elise Nieblas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6.1 — 评估为打击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而执行国际文书的程度：Piero Mannini (lead author)和Giuliano Carrara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7.1 — 衡量可持续渔业对各国经济的贡献：Marcio Castro de Souza（第一作者）、和Michael Griffin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b.1 — 评估承认和保护小规模渔业市场准入权利的程度：Nicole Franz（第一作者）、Stefania Savore和Giuliano Carrara

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年）（协调人Vera Agostini）：

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中的科学机遇：Diana Fernandez Reguera（第一作者）、Vera Agostini、Shakuntala Haraksingh Thilsted（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世界渔业中心营养和公共卫生事务全球负责人，插文24作者）、Kim Friedman和Rishi Sharma

何为“海洋十年”？：Joseph Zelasney（第一作者）、Merete Tandstad、Anton Ellenbroek、Marc Taconet和Vera Agostini

粮农组织和“十年行动”：Joseph Zelasney（第一作者）、Merete Tandstad、Marc Taconet、Anton Ellenbroek、Vera Agostini和Nelson Rosas Ribeiro Filho

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协调人Eszter Hidas）：

渔业和水产养殖与粮农组织 — 联合国环境署共同牵头的生态系统恢复十年：Kim Friedman（第一作者）、Diana Fernandez Reguera和Vera Agostini

渔业和水产养殖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Kim Friedman（第一作者）、Vera Agostini和Amber Himes-Cornell

针对脆弱物种和生境的恢复行动：Kim Friedman、Amber Himes-Cornell、Merete Tandstad、Anthony Thompson、John Valbo-Jørgensen和David Coates

通过技术与创新，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包括减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Graham Mair、Johnathan Lansley和Amparo Perez Roda

第4部分

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危机：Florence Poulain（第一作者）、José Estors Carballo、Lionel Dabbadie、Alejandro Flores、Jennifer Gee、Kathrin Hett、Robert Lee、Daniela Kalikoski、Jon Lansley、Felix Marttin、Daniella Salazar Herrera、Jessica Sanders、Susana Siar和Martin Van der Knaap

渔业和水产养殖适应气候变化：Xuechan Ma（第一作者）、Tarub Bahri、José Aguilar-Manjarrez、Diana Fernandez Reguera、Yacoub Issola (UNEP/Abidjan Convention)、Florence Poulain和Fatou Sock

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中努力实现性别平等：Jennifer Gee（第一作者）、Roxane Misk、Maria Grazie Cantarella、Matteo Luzzi和Omar Riego Peñarubia

渔业和水产养殖预测：Stefania Vannuccini（第一作者）和Manuel Barange

本出版物还由Malcolm Beveridge（英国法斯科利）、Mark Dickey-Collas（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丹麦）和Doris Soto（水产养殖跨学科研究中心，智利）进行了外部审核，在此对他们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诚挚感谢。本报告的内部评审由Vera Agostini、Manuel Barange、编辑委员会以及粮农组织渔业及水产养殖业司以外其他技术司的同事完成。

本报告的翻译由粮农组织领导机构服务司语言服务处负责。

粮农组织新闻传播办公室出版处为所有六种官方语言版本提供编辑支持、设计和排版以及制作方面的协调。

缩略语

2030 Agenda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ABMT

基于区域的管理工具

ABNJ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

AIS

自动识别系统

ALDFG

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的渔具

AqGR

粮农水生遗传资源

AU

非洲联盟

B2B

企业对企业

B2C

企业对消费者

BBNJ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生物多样性

CBD

《生物多样性公约》

CDS

渔获登记制度

CEM

生态系统管理委员会

CFS

粮食安全委员会

CGIAR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

CITES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ode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COFI

渔业委员会

COFI:AQ

渔业委员会水产养殖分委员会

COFI:FT

渔业委员会鱼品贸易分委员会

COP26

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

COVID-19

2019冠状病毒病

DHA

二十二碳六烯酸

EAA

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

EAF

渔业生态系统方法

EATIP

欧洲水产养殖技术和创新平台

ECLAC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PA

二十碳五烯酸

EU

欧洲联盟

EUMOFA

欧洲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市场观察组织

FBS

粮农组织食物平衡表

FIAT

渔业基础设施评估工具

FLW

粮食损失和浪费

FPI

粮农组织鱼品价格指数

GAF

水产养殖和渔业中的性别问题组

GCA

全球水产养殖大会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ESAMP

联合国海洋环境保护科学问题联合专家组

GFCM

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

GGGI

全球幽灵渔具倡议

GIES

全球信息交换系统

GIS

地理信息系统

GPS

全球定位系统

GSA

《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

GTA

改变性别观念的方法

HIHI

“手拉手”行动计划

HLPE

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

HLPF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

HS

商品统一分类和编码办法

IAA

综合农业水产养殖

IBAR

非洲动物资源局

ICES

国际海洋勘探理事会

ICT

信息通信技术

ICT4SSF

面向小规模渔业的信息通信技术

IFAD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

IFFO

海洋原料组织

IFOP

（智利）渔业发展研究院

IFPRI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IHH

“阐明隐藏收获”

IIA

综合灌溉水产养殖

ILBI

约束性国际文书

ILO

国际劳工组织

IMO

国际海事组织

IMTA

多营养层次综合水产养殖

INFOFISH

亚太区域渔产品销售信息及技术咨询服务政府间组织

INFOPESCA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渔业产品销售信息及咨询服务中心

INFOYU

中国鱼品销售信息及贸易咨询服务中心

IOC-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IPOA

国际行动计划

IPCC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SSCAAP

国际水生动植物标准统计分类

IUCN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U fishing

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

IYAFA 2022

2022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

KDE

关键数据元素

LCA

生命周期评估

LDC

最不发达国家

LOA

全长

MCS

监测、控制和监督

MEL

监测、评估和学习

MPA

海洋保护区

MSY

最大可持续产量

NDC

国家自主贡献

NGO

非政府组织

Norad

挪威发展合作署

NPOA

国家行动计划

NPOA-SSF

支持《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实施的国家行动计划

NTM

非关税措施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M

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

OSPESCA

中美洲渔业和水产养殖组织

PMP/AB

提高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渐进管理路径

PPAs

计划重点领域

PSMA

《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港口国措施协定》

PUFA

多不饱和脂肪酸

RFAB

区域渔业咨询机构

RFB

区域渔业机构

RFMO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

ROFTA

固定有形资产回报

ROI

投资回报

RTA

区域贸易协定

SDG

可持续发展目标

SER

国际恢复生态学学会

SICA

中美洲一体化体系

SIDA

瑞典国际开发署

SIDS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ME

中小企业

SOFIA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SSF

小规模渔业

SSF Guidelines

《粮食安全和扶贫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

TBT

贸易技术壁垒

TBTI

“不容忽视”

UN

联合国

UNCLOS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UNCTAD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 DESA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UNDOSSD

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年）

UNEP

联合国环境署

UNFCC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SD

联合国统计司

USGS

美国地质勘探局

VGCDS

《渔获登记制度自愿准则》

VGMFG

《渔具标识自愿准则》

VME

脆弱海洋生态系统

VMS

船舶监测系统

WCO

世界海关组织

WFP

世界粮食计划署

WGFTFB

捕捞技术和行为工作组

WHO

世界卫生组织

WTO

世界贸易组织

要 点

1. 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创历史新高，该部门今后将在提供粮食与营养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2020年，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量创历史新高，达2.14亿吨，包括1.78亿吨水生动物和3600万吨藻类，其主要原因是全球特别是亚洲水产养殖产量的增长。2020年，世界人均供应量（不包括藻类）为20.2公斤，是20世纪60年代人均9.9公斤的两倍多。据估计，有5850万人受雇于初级部门。包括自给自足型和次级产业工人及其家属在内，估计有6亿人至少部分以渔业和水产养殖为生。2020年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国际贸易额约为1510亿美元，低于2018年1650亿美元的历史高位，主要原因是2019冠状病毒病的暴发。

2. 在为世界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食物和营养方面，水产养殖拥有巨大潜力。但增长必须可持续。

2020年，全球水产养殖产量创历史新高，达1.226亿吨，总价值2815亿美元。水生动物占8750万吨，藻类占3510万吨。受智利、中国和挪威生产扩大的推动，2020年全球几乎所有区域的水产养殖产量都出现了增长，只有非洲除外，原因是非洲的两个主要生产国 — 埃及和尼日利亚产量下滑。非洲其他地区较2019年增长了14.5%。亚洲继续在全球水产养殖中占据主导地位，占总产量的91.6%。水产养殖的增长常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可持续的水产养殖发展对于满足日益增长的水产食品需求仍然至关重要。

3. 近年来，世界水产食品消费量大幅增加，并将继续上升。

自1961年以来，全球水产食品（不包括藻类）的消费量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而人口增长率为1.6%。按人均计算，水产食品消费量已从20世纪60年代的平均9.9公斤增长到2019年的历史最高水平20.5公斤，不过2020年略有下滑，降至20.2公斤。由于收入增长、城市化推进、收获后做法改善以及膳食趋势变化，预计到2030年水产食品消费总量将增长15%，达到人均21.4公斤。

4. 受过度捕捞、污染、管理不善等因素影响，渔业资源继续减少，但生物可持续种群的上岸量正在增加。

2019年，生物可持续水平范围内的渔业种群比例降至64.6%，比2017年下降1.2%。然而，2019年82.5%的上岸量来自生物可持续种群，比2017年提高了3.8%。事实证明，有效的渔业管理能够重建种群，增加生态系统极限范围内的渔获量。改善全球渔业管理对于将生态系统恢复至健康、高产的状态以及保护水产食品的长期供应仍然至关重要。恢复过度捕捞的种群可使渔业产量增加1650万吨，并提高海洋渔业对沿海社区粮食安全、营养、经济增长和福祉的贡献。

5. 全球捕捞船队的规模不断缩小，但还需要继续努力减少过剩捕捞能力，确保捕捞作业的可持续性。

2020年渔船总数估计为410万艘，较2015年减少了10%，反映了各国特别是中国和欧洲国家为缩小船队规模所做的努力。亚洲仍然是船队规模最大的区域，约占全球渔船总数的三分之二。然而，仅仅缩小船队规模并不能保证带来更可持续的结果，因为捕捞效率的提升可能会抵消船队缩减带来的可持续性收益。

6. 预计到2030年，水生动物产量将再增长14%。必须在实现增长的同时保护生态系统、减少污染、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社会公平。

据粮农组织的2030年渔业和水产养殖展望预计，未来生产、消费和贸易仍将增长，但增速较慢。预计2030年水生动物总产量将达到2.02亿吨，主要得益于水产养殖的持续增长。预计2027年水产养殖产量将首次突破1亿吨，2030年达到1.06亿吨。预计到2030年世界捕捞渔业将得到恢复，达到9600万吨，比2020年增加6%，得益于资源管理改善，未充分捕捞的资源得到利用，且丢弃、浪费和损失减少。

7. 水产食品系统支撑着数百万人的生命和生计。然而，许多小规模生产者，特别是女性，往往处于危险的工作环境和脆弱的境地之中。加强此类生产者的韧性是未来可持续和公平发展的关键。

2020年，渔业和水产养殖初级部门就业人员5850万，其中21%是女性；在整个水产价值链（包括收获前和收获后）从业人员中，女性占比更高，达到50%左右。尽管女性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却更多从事非正规、薪酬最低、最不稳定、技能要求较低的工作，且往往面临性别限制，使她们无法充分探索自身在该部门能够发挥的作用，无法充分获益。

8. 水产食品系统是一个有力的解决方案。蓝色转型能够同时应对粮食安全和环境可持续性带来的双重挑战。

粮农组织积极致力于推动实现蓝色转型，这是一项富有远见的战略，旨在提供维持增长和创新所需的法律、政策和技术框架，加强水产食品系统在养活世界不断增长的人口中发挥的作用。蓝色转型提出了一系列行动，旨在支持水产食品系统的韧性，保证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可持续增长，同时不让任何人掉队，特别是那些以该部门为生的社区。气候和环境友好型政策和做法以及技术创新是蓝色转型的重要基石。

9. 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公共和私营部门都要致力于蓝色转型，特别是在新冠疫情逆转了之前有利形势的情况下。

蓝色转型需要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高度重视，最大限度地利用渔业和水产养殖提供的机会。蓝色转型寻求推动水产养殖的可持续扩大和集约化、所有类型渔业的有效管理，以及水产价值链的升级。需要建立积极主动的公共和私营伙伴关系，以提高产量，减少食物损失和浪费，获得更为平等的机会进入可获利市场而且，为增加供应和改善市场准入，需要将水产品纳入各国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战略，采取措施提高消费者对水产品益处的认识。

内容提要

二十一世纪以来，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对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的重要贡献日益得到认可。为扩大其贡献，需要在政策、管理、创新和投资方面加快转型变革，实现可持续、包容、公平的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业。《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1]提供了该部门已经验证的最新统计数据[2]，分析了该部门的国际政策背景以及为加快国际努力、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举措和行动。本报告探讨了新冠疫情给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3]、利用量和贸易量带来的影响与后果。

1. 世界回顾

2020年，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量创历史新高，达2.14亿吨，其中水生动物1.78亿吨，藻类3600万吨，[3]比此前2018年创纪录的2.13亿吨略有增加（3%）。2020年中上层种类特别是秘鲁鳀的渔获量减少、中国的渔获量减少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捕捞渔业产量下降了4.4%，这也是总产量增长有限的主要原因。水产养殖业的持续增长弥补了捕捞渔业产量的下降，但过去两年水产养殖的年增长率也有所放缓。

对于水生动物生产，以上总趋势掩盖了各大洲、区域和国家之间的显著差异。2020年，亚洲国家是主要生产国，占总产量的70%，接下来依次是美洲、欧洲、非洲和大洋洲。中国仍然是最大的生产国，占总产量的35%。近几十年来水产养殖的扩大推动了内陆水域水生动物产量的整体增长，其在总产量中所占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12%上升到2020年的37%。

2020年，全球捕捞渔业产量（不包括藻类）为9030万吨，估计价值1410亿美元，其中7880万吨来自海水，1150万吨来自内陆水域，与前三年平均值相比下降了4.0%。有鳍鱼类约占海洋捕捞总产量的85%，其中秘鲁鳀再次成为捕捞量最大的物种。2020年，四个最高价值类别（金枪鱼、头足类、虾和龙虾）的渔获量要么保持在最高水平，要么略低于此前的最高渔获量纪录。

全球内陆水域的渔获量估计为1150万吨，尽管与2019年相比下降了5.1%，但仍处于历史较高水平，原因之一是生产国的报告有所改善。亚洲占内陆渔业总量的近三分之二，其次是非洲，内陆渔获对这两个区域的粮食安全都很重要。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首次不再是最大的内陆渔业生产国，印度以180万吨的产量取而代之。

2020年全球水产养殖产量创历史新高，达到1.226亿吨（图13），其中水生动物8750万吨，价值2648亿美元；藻类3510万吨，价值165亿美元。约5440万吨在内陆水域养殖，6810万吨来自海洋和沿海养殖。

智利、中国和挪威分别是各自所在区域最大的水产养殖国，2020年，受这几个国家生产扩大的推动，非洲以外所有区域的水产养殖都保持了增长趋势。非洲两个主要生产国埃及和尼日利亚的产量出现下滑，其他非洲国家则较2019年增长14.5%。亚洲继续在全球水产养殖中占主导地位，占总产量的90%以上。

2020年，水产养殖对全球水生动物产量的贡献率达49.2%，创历史新高。投饵型水生动物养殖增速继续高于非投饵型水生动物。尽管养殖的水生动物种类非常多样，但水产养殖产量由少数几个“主要”品种主导，特别是内陆养殖的草鱼以及海洋养殖的大西洋鲑鱼。

粮农组织继续报告渔业资源状况。本组织对海洋渔业资源的长期监测评估证实，海洋渔业资源继续减少。2019年，处于生物可持续水平范围内的渔业种群比例从1974年的90%下降到64.6%，其中57.3%达到可持续捕捞的上限，仅7.2%未充分捕捞（图23）。

然而，尽管数量上有恶化的趋势，但2019年生物可持续种群占水产品上岸量的比重为82.5%，[4]比2017年提高了3.8%。例如，2019年上岸量最大的十个种类（秘鲁鳀、阿拉斯加狭鳕、鲣、大西洋鲱、黄鳍金枪鱼、蓝鳕、欧洲沙丁鱼、太平洋白腹鲭、大西洋鳕和白带鱼）中，有66.7%在2019年的捕捞处于生物可持续水平范围内，这一比例略高于2017年。这表明，大型种群得到了较为有效的管理。

恢复过度捕捞的种群可使海洋捕捞渔业产量增加1650万吨，有助于沿海社区的粮食安全、营养、经济和福祉。接受科学评估和严格管理的种群平均丰度有所提高，达到了建议的目标水平；相比之下，渔业管理欠发达区域的捕捞率则高得多，丰度也低得多。这突出表明，迫切需要在未实行可持续管理的渔业中因势制宜地推广成功的政策和法规，并实施基于生态系统的创新机制，促进世界各地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

许多重要的内陆渔业位于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是监测和管理内陆渔业的人力和财力较为有限。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由于内陆渔业获得的关注度不高，因此，相对于其他与之竞争的需求，种群评估和监测的优先级较低。2016年，粮农组织开始编制内陆渔业全球威胁地图，为跟踪主要流域的变化提供基线指标，以期改善内陆渔业。初步结果表明，在所有主要流域中，55%的内陆渔业承受中度压力，17%承受高度压力。

在捕捞船队方面，2020年渔船总数估计为410万艘，较2015年减少了10%，反映了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和欧洲国家为缩小全球船队规模所做的努力。亚洲仍然是船队规模最大的区域，约占全球渔船总数的三分之二。全球机动渔船总数稳定在250万艘，其中亚洲占近75%；亚洲和非洲占全球非机动渔船总数的97%左右。

关于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就业情况，据估计，2020年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初级生产部门雇佣的全职和兼职工人共5850万名。从事水产养殖的人数占35%左右，近年来较为平稳，而全球渔民数量则出现萎缩。2020年，亚洲占渔民和水产养殖者总数的84%。总体而言，女性占初级部门就业人数的21%（在水产养殖中占28%，渔业中占18%），但她们在水产养殖和渔业中的就业通常较不稳定，2020年仅占全职工人数量的15%。然而，若只看加工部门的数据，女性则占全职就业人数的50%出头，占兼职就业人数的71%。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利用和加工，在过去几十年发生了很大变化。2020年，全球89%（1.57亿吨）的产量（不包括藻类）直接供人食用，而20世纪60年代这一比例为67%。其余产品（超过2000万吨）用于非食用目的，绝大多数用作鱼粉和鱼油，剩余部分用作观赏鱼、饵料、药用、宠物食品，以及直接用作养殖水产、牲畜和皮毛动物的饲料。在直接供人食用的水产食品（不包括藻类）中，生鲜或冰鲜产品仍然占最大比重，其次是冷冻、预制和保存处理及经过加工的产品。在亚洲和非洲，通过盐渍、烟熏、发酵或干燥来保存的水产食品比例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越来越多的副产品被用于食用和非食用目的。例如，全球鱼粉产量的27%以上及鱼油总产量的48%来自副产品。

1961年至2019年，全球水产食品消费量（不包括藻类）年均增长3.0%，几乎是同期世界人口年增长率（1.6%）的两倍。2019年，年人均消费量达到20.5公斤，创历史新高。由于新冠疫情造成的需求收缩，初步估计2020年的消费量将出现下降，2021年将略有增长。除了日本等少数国家之外，大多数国家的人均水产食品消费量在1961年至2019年期间都有所上升，其中，中高收入国家的年增长率最高。全球来看，2019年，水产食品提供的蛋白质占动物蛋白摄入量的17%左右，所有蛋白摄入量的7%左右。对于33亿人而言，水产食品至少提供了人均动物蛋白摄入量的20%。在柬埔寨、塞拉利昂、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加纳、莫桑比克和一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水产食品占动物蛋白总摄入量的一半甚至更多。

近几十年来，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国际贸易显著增长，扩大到各大洲、各区域。2020年，不包括藻类在内，全球水产品出口额为1510亿美元，较2018年的历史最高水平1.65亿美元下降了7%。2020年水产品贸易占农产品贸易总额（不包括林业）的11%，占商品贸易总额的1%左右。在许多国家，这一占比还要更高，例如，在佛得角、冰岛、基里巴斯和马尔代夫，水产品贸易占商品贸易总额的40%以上。除藻类外，近90%的水产品贸易采用了以冷冻为主的保存手段。包括藻类、非食用水产副产品以及海绵和珊瑚在内的其他水产品的出口值，共计19亿美元。

1976年至2020年，水产品贸易额年均名义增长6.9%，实际增长3.9%（经通胀调整）。贸易额的增长快于贸易量，说明高价值品种以及经过加工或其他形式增值的产品在贸易中所占比重增加。

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生动物产品出口国，其次是挪威和越南。欧盟是最大的单一进口市场。最大的进口国是美国，其次是中国和日本。就贸易量（鲜重）而言，中国是最大进口国。中国进口的大量产品除了供国内消费以外，也作为原材料在中国加工后再出口。

2. 努力实现蓝色转型[5]

当前，实现全球目标的“行动十年”[6]必须加快行动，在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同时保护自然资源。据预计，到2030年水产食品产量将进一步增长15%，可以满足更大比例的人类营养食物需求。“蓝色转型”作为一个愿景，旨在推动水产食品系统的可持续转型，通过维护水生生态系统健康、减少污染、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促进社会平等，使可持续水产食品系统成为加强粮食和营养安全以及增进环境和社会福祉的公认解决方案。

蓝色转型的重点是水产养殖的可持续扩大和集约化、所有类型渔业的有效管理以及价值链升级。为此，必须考虑到农业粮食体系中的复杂互动关系，采取全盘统筹的适应性方法，利用现有及新出现的知识、工具和做法为多利益相关方干预行动提供支持，以便确保并尽可能扩大水产食品系统对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贡献。

到2030年，水产食品产量预计将进一步增长15%，主要通过可持续水产养殖生产的集约化和扩大来实现。实现增长的同时，必须保持水生生态系统健康，防止污染，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社会公平。蓝色转型的目标是：1)促进可持续水产养殖做法的开发和应用；2)将水产养殖纳入国家、区域和全球发展战略和粮食政策；3)扩大水产养殖生产，促进其集约化，以满足对水产食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改善包容性生计；4)提高各层级开发和应用创新技术和管理做法的能力，使水产养殖业更具效率和韧性。

必须解决水产养殖在生产体系、治理、投资、创新和能力建设方面面临的根本障碍。为改善水产养殖体系，需要加强技术创新，把重点放在遗传改良育种、饲料、生物安全和疫病控制，并配套以贯穿整个价值链的连贯政策和适当激励措施。水产养殖创新型做法的重点领域是发展水产饲料和饲喂、数字化以及推广高效环保的做法。这些解决办法的落实需要有足够的能力和技能、培训、研究和伙伴关系来支撑，此外，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移动应用程序和平台的广泛应用也有利于其落实。

要想创造有利环境，为扩大水产养殖吸引投资，根本在于建立完善且具有执行力的法律和体制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开展良好治理。需要有各种规模、结构均衡的金融和保险服务，以改善基础设施，支持技术创新和机制，如利用碳或氮信用以及蓝色债券来奖励创造了环境效益和生态系统服务的蓝色投资。

有效管理所有类型的渔业是蓝色转型的核心目标。只有改善渔业管理，才能重建渔业种群，增加渔获量，将生态系统恢复至健康、高产的状态，同时在不超越生态系统极限的前提下管理已开发资源。为此，需要通过转型来推动治理和政策改革，建立有效的管理框架，促进技术创新，提供充分的社会保护。

全世界应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等国际文书以及包括《港口国措施协定》在内的相关执行工具的指导下开展治理和政策改革，从而在国家和区域各级落实各项管理措施。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应加强跨部门协作与合作安排，从而进一步发挥各自在处理地方、国家和区域渔业管理问题方面的互补作用。

对渔业的有效管理应采用生态系统方法，对权属、权利和共同管理给予应有的重视，同时充分考虑渔业资源和水生生态系统各项环境、社会和经济目标带来的益处和权衡取舍问题。有关利益相关方应通过共管机制参与决策，与之相配套的，要开展有效的监测、管控和监督，增加信息交流，抓好落实，加强协调。

技术进步有助于改进数据收集、分析和传播，加强监测、管控和监督，提高效率，改善环境保护和海上安全，从而有效执行养护和管理措施。顾及体面劳动和人权的社会保护计划对资源养护和生计保护有着积极作用。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保障有效渔业管理的技术和制度能力有限。这些国家需要开展有针对性的能力发展举措，根据其财力和人力情况采取因地制宜的方法。

水产养殖的扩大和有效的渔业管理依赖于创新型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而要建设这样的价值链，需要公共和私营部门合作，共同支持新技术，增加水产食品供应，提高消费者对水产食品益处的认识减少食物损失和浪费，加大进入可获利市场的机会。减少食物损失和浪费需要采取多层面行动，综合统筹治理、技术、技能和知识、服务以及基础设施和市场对接等各方面。进入可获利市场需要有能力对市场要求做出反应，特别是对有关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和社会保护并采用透明可靠可追溯性系统的非关税措施做出反应。

联合国大会宣布2022年为“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旨在提高全球对小规模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的认识与了解；激发行动，以支持其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促进各行动方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对话和协作，调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主要利益相关方，共同应对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贡献。

3. 蓝色转型助力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当前距离2030年只有不到8年时间，按照当前进度，无法如期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新冠疫情逆转了此前的有利形势。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一致，实现全球目标的“行动十年”旨在加强各国、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的战略，促进世界公平、繁荣与可持续。

渔业和水产养殖对大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都有贡献，特别是关于海洋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4（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粮农组织作为四项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的托管机构，正在利用并调整现有的全球监测和报告机制来整合国家数据。目前，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6.1和14.b.1的政策执行水平发展趋势令人鼓舞。近期以及即将开展的方法改进工作是为了解决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衡量海洋渔业种群可持续性能力方面存在不足的问题（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4.1），并使各国能够更好地了解可持续渔业对其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7.1）。关于海洋环境状况（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1、14.3和14.5），虽然一些指标显示污染趋势恶化，速度加快，但各国在颁布国家海洋环境保护立法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并展现出强烈的政治意愿。

最重要的是，渔业和水产养殖对《2030年议程》的真实贡献仍然没有得到全面体现，因为可持续发展目标14的各项指标主要涉及海洋捕捞渔业；而水产养殖的贡献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宣传，目前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文本中对于内陆渔业和水产养殖对粮食和营养的贡献只字未提。

“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年）”（“海洋十年”）认识到，科学与政策之间的密切联系至关重要，有助于设计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并最终确保各项决策、协议和行动都落到实处。海洋科学十年实施计划是一个具有高度参与性和包容性的进程，以现有成果为基础，在各地、各部门、各学科和代际之间开展行动，应对十项重点挑战，并团结“海洋十年”的所有伙伴方开展集体行动。为了应对与渔业和水产养殖有关的挑战，各伙伴方致力于创建知识，支持创新，解决海洋科学能力不平等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以最大限度发挥海洋在不断变化的环境、社会、气候条件背景下为粮食安全所起的作用。

由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共同牵头的“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呼吁全球振兴生态系统及其提供的服务，重建生境和物种，确保社会环境系统在面对当前和未来的压力时，依然能保持生产能力和韧性。

为恢复陆地、沿海、海洋生态系统，需要良好的治理和充分的支持，将各行动方、各部门、各辖区的各类保护和可持续生产行动结合起来。“生态恢复十年”为在全球建立和连接各种网络和伙伴关系提供了一个契机，有助于加强恢复、科学、政策之间的联系。

为恢复渔业生产能力，需要恢复红树林、海草场和珊瑚礁、集水区和湿地，还需要进行有效管理，以恢复渔业种群数量，减少捕捞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水产养殖领域的行动旨在恢复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在支持食物生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外来入侵物种、废弃物和疫病的出现。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面临三大挑战：1)将该框架的采纳和落实扩大到传统社群之外，让更多人参与，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挑战，寻求解决方案；2)让用于实施变革的资源与该框架的各项任务目标相匹配；3)让该框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且能够有效地衡量和宣传。

为将这些挑战纳入行动计划，各利益相关方必须为加强生物多样性恢复、经济效益和生计之间的联系提供支持。包括粮农组织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实施各种倡议和行动，为脆弱物种和生境的恢复提供必要支持，包括确定受威胁物种的特征、有关鲨鱼和海鸟的国家行动计划、基于区域的渔业管理以及基于流域的内陆渔业管理。各利益相关方还采取其他行动，优化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包括应对与水产养殖多样性相关的风险并减轻此类风险，减少兼捕，减少渔具遗弃、丢失和抛弃造成的污染，以及使用选择性捕捞技术。

4. 新出现的问题及前景

自2020年3月以来，新冠疫情席卷各大洲，给各国的卫生、社会和经济造成前所未有的损失，渔业和水产养殖也不例外。世界范围内，新冠疫情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带来的封锁措施以及市场、港口、边境的关闭导致贸易显著放缓，造成水产食品的生产和流通受阻，就业和生计蒙受损失。

捕捞渔业受到阻碍，水产养殖难以维持原定的生产周期。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供应链特别容易受到疫情限制措施的影响。弱势和边缘群体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女性就业率的下降幅度更大，很多家庭失去生计。通过开展其他农业活动使家庭收入多样化、精简经营成本、瞄准本地市场以及采用在线营销和直接配送，生计逐渐恢复。

各国政府根据本国优先重点、能力和资源情况，采取了各种复杂的卫生、社会、经济、教育和环境支持措施。社会保护系统有效运转的国家可以更快速地做出反应，减轻疫情的影响。不幸的是，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的许多非正规工人往往处于社会保护体系之外。

疫情凸显了市场和供应链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国家社会保护体系具备包容性和应对冲击能力的重要性。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危机加速了数字化进程，鼓励了电子监测和电子执法、绿色能源、清洁技术的使用以及本地生产和本地市场的发展。

气候变暖加剧带来了不可逆的变化，迫切需要采取基于海洋的行动来加强和加快气候变化缓解和适应措施，渔业和水产养殖适应气候变化的紧迫性进一步增强。为此，需要明确考虑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中的气候压力因素，将气候变化适应计划与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或发展行动相衔接，包括因地制宜地为渔业和水产养殖气候压力因素设置本地指标。

需要在国家和地方各级制定变革性适应计划，在此过程中要特别关注最弱势群体。为此，制定计划要采用具备包容性和参与性的方法，并考虑到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的需要和益处。为了更好地制定计划，可采用基于气候信息的空间管理方法，并将公平和人权因素以及创新投资纳入其中。

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强调了海洋的关键作用，渔业和水产养殖可借此机会扩大其对全球努力的贡献，分享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办法，提高内陆渔业和水产养殖在国际气候讨论中的受关注度。

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中推动实现性别平等对于实现可持续性和包容性至关重要。虽然女性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她们却主要从事非正规、薪酬最低、最不稳定、技能要求最低的工作。受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影响，女性经常面临性别限制，使她们无法充分实现自身在该部门能够发挥的作用，无法获得充分收益。此外，女性获得的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市场、社会保护和体面就业、决策和领导地位也较为有限，使得情况更加复杂。

在粮农组织《性别平等政策》的指导下，粮农组织通过一些关键工具和方式，推广性别变革型方法，支持女性发挥变革促进者的重要作用，推动实现“蓝色转型”。

粮农组织根据一系列经济、政策和环境假设，对渔业和水产养殖的生产、利用、贸易、价格及可能影响未来供需的关键问题进行了展望。粮农组织对2030年渔业和水产养殖的预测表明，生产、消费和贸易将出现增长，但上升速度较慢。到2030年，水生动物总产量预计将达到2.02亿吨，增量部分主要来自水产养殖。2030年，水产养殖将贡献1.06亿吨水生动物。世界捕捞渔业产量预计有所增加，达9600万吨，这是由于资源管理的改善带来某些物种种群的恢复，未充分捕捞资源的渔获量增加，以及丢弃、浪费和损失的减少。

到2030年，90%的水生动物生产将用于人类消费，与2020年相比总体增长15%。这意味着人均年消费量将从2020年的20.2公斤增加到2030年的21.4公斤，主要原因是收入增长和城市化带来需求上升，此外还因为生产扩大、收获后作业和流通得到改善以及膳食趋势出现变化。所有区域的水产食品供应都将有所增加，但据预计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人均消费量将略有下降，该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令人关切。

水产品贸易将继续扩大，但速度低于前十年，背后的原因是生产增长放缓，价格上涨抑制了总体需求和消费，以及一些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如中国的国内需求增强。2030年，出口占总产量的比重（36%）将保持稳定，其中水产养殖的贡献增加。从量上看，中国仍将是水产食品的最大出口国，其次是越南和挪威。到2030年，欧盟、日本和美国将占水产食品消费总进口量的39%。

预计2030年国际水产品贸易名义价格将上涨33%。驱动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是收入增加、人口增长、需求强劲、供应减少，以及饲料、能源和鱼油等投入品价格上涨而带来的生产成本压力增大。

1 请注意，本2022年版《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首次包含了术语表，反映出随着该部门在粮食安全、人类营养和贸易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术语也在不断增加。

2 在第1部分世界回顾中，除非特别说明，水生动物（不包括水生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和藻类的生产、利用、消费和贸易情况，是分别进行数据分析的。主报告的术语表中给出了涵盖的详细物种范围和排除在外的具体部门。

3 “藻类”、“表观消费量”、“水产食品”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4 包括本出版物目录中“水产品”的定义，参见术语表。

5 “蓝色转型”定义参见术语表。

6 2019年，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用十年时间大力采取行动，以便到2030年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即实现全球目标的“行动十年”。

第1部分
世界回顾

圭亚那

捕鱼者将小渔船停泊在一个河口的上岸点 — FISH4ACP计划有助于改善价值链。

©粮农组织/Nieuw Image Media

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概况

二十一世纪以来，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对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的重要贡献日益得到认可。为扩大其贡献，需要在政策、管理、创新和投资方面加快转型变革，实现可持续、公平的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业。《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1]提供了该部门已经验证的最新统计数据[2]（插文1），分析了该部门的国际政策背景以及为加快国际努力、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举措和行动。本报告探讨了新冠疫情给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3]、利用量和贸易量带来的影响与后果。

插文1 70多年的粮农组织渔业及水产养殖数据统计工作：1950-2020年

数据统计是粮农组织的核心职能之一。根据《粮农组织章程》第一条[1]，粮农组织自成立之日起一直肩负着收集、汇总、分析与发布与营养、粮食和农业相关数据的职责。粮农组织统计体系在农业和粮食领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由于各国获取优质全面数据后可做出知情决策，能够为旨在消除饥饿和推动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各国政策提供支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粮农组织提供的FishStat是唯一一份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统计数据，也是独一无二的全球性公共产品，可用于行业分析和监测。统计数据分为不同数据系列（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生产、加工、贸易、船队、就业和消费），并按照国家或国家组、物种或物种组、渔获环境等分列，通过多种工具和产品以不同形式免费提供给用户。2022年是粮农组织的重要里程碑，今年粮农组织大部分渔业和水产养殖统计数据集实现了从1950至2020年的跨度，这是粮农组织有史以来发布的时间跨度最大的统计数据集。为增加成员国和用户的互动和参与，满足其需求，将推出研讨会和专题出版物等一系列举措庆祝这一重大事件。

粮农组织主要通过每年向各国发放各数据集专题问卷和国别数据问卷收集渔业及水产养殖统计数据。各国应提供前一年数据，并验证和修订近几年数据。粮农组织统计数据的质量高度依赖各国收集和提供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粮农组织尽力验证所收到的官方数据并确保其质量，对其进行仔细分析，并使用不同数据集和其他现有信息进行核对。一旦发现数据异常或存在差距，粮农组织会与各国联系探讨问题，并与相关国家合作寻找解决方式，从而确保其公布的官方数据的一致性。

然而，解决数据不一致问题的过程常常缓慢且耗时。必要时，此时数据库和发布数据中采用的是粮农组织的估算数字（以“E”标记）。通过经常鼓励各国采取纠正行动，很多国家已与粮农组织合作应对其渔业和水产养殖统计数据可靠性问题。

各国提供的国家统计数据是粮农组织维护渔业和水产养殖统计数据库的主要数据来源，但并非唯一来源。其他更加可靠的数据对国家主管部门提供的统计数据形成补充，或在某些情况下取而代之。区域渔业机构发布的渔获数据即属于这种情况。1999年，渔业统计协调工作组第十八次会议[2]建议“其成员一般应将承担种群评估责任的区域机构所持数据视为最可靠的数据来源”，这些数据被视为“最佳科学估算数据”。根据该建议，粮农组织定期对比从国别办事处收到的数据（尤其是金枪鱼和类金枪鱼）和经区域渔业机构验证的数据。

在数据未予报告或仅部分报告的情况下，粮农组织根据从其他来源获得的最佳信息（包括区域渔业机构的捕捞渔业信息）进行估算。作为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统计数据收集和发布的牵头机构/组织，粮农组织有义务为所有未报告和报告部分信息的国家估算数据，以便得出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有意义的汇总数据。鉴于粮农组织在通过计算食物平衡表评估一国食物供应情况并监测食物供应和粮食安全趋势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估算数据尤为重要。

制订合理政策以及评估、跟踪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水平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了解整个价值链的状况和趋势。粮农组织致力于极大改善按种类和国别分类的数据覆盖范围。同时，对于不同部门以及国家级和次国家级更为详细、及时的统计数据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信息有限往往制约政策和规划的制定。然而，受人力资源和资金不足影响，过去二十年中，很多国家的数据整体提供情况几乎没有重大改善。小规模渔业和自给自足型渔业统计数据的情况尤其严重。此外，还缺乏许多全球层面的关键统计数据，例如经济和社会数据、丢弃物和捕捞能力。

除提供数据进行全球监测之外，粮农组织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的基础性作用也得到认可，包括向多个国家提供渔业统计方面的技术援助服务和能力建设、制定渔业和水产养殖统计方法和标准以及通过1960年成立的机构间渔业统计协调工作组（秘书处设在粮农组织）促进全球合作。粮农组织坚信，与各国携手合作是完善渔业和水产养殖统计工作的唯一有效途径，这样一来，解决粮食安全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方面国家需求的政策能够得到支持，区域渔业机构和粮农组织的需求也可以得到满足。同样，粮农组织认识到改进国家层面大型数据收集计划需要财力、人力和技术资源，需要各国开展能力建设，执行并维护往往十分复杂且资源密集的数据收集、处理和报告系统。

[1] 粮农组织。2017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基本文件》。卷I和II，2017年版。罗马。www.fao.org/3/mp046e/mp046e.pdf

[2] 粮农组织。1999年。渔业统计协调工作组第十八次会议报告，卢森堡，1999年7月6-9日。粮农组织渔业报告第608号。罗马。www.fao.org/3/x3554e/x3554e.pdf

据估计，2020年全球水生动物产量为1.78亿吨，较2018年创纪录的1.79亿吨略有下降（表1）。其中捕捞渔业产量9000万吨（51%），水产养殖产量8800万吨（49%）（图1）。总产量中，63%（1.12亿吨）来自海水（70%来自捕捞，30%来自养殖），37%（6600万吨）来自内陆水域（83%来自养殖，17%来自捕捞）。估计全球首次销售总额达4060亿美元，其中捕捞1410亿美元，养殖2650亿美元。除水生动物外，2020年藻类[3]产量为3600万吨（湿重），其中97%来自养殖，主要是海水养殖。

表1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利用量和贸易量^1

1 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总计数经四舍五入处理，可能有一定出入。

2 2018-2020年利用量数据为初步估算值。

3 人口数据来源：联合国。2019年。2019年《世界人口展望》。联合国。纽约。引自2022年4月22日。https://population.un.org/wpp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图1 世界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鱼、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数据按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水生动物总产量中，超过1.57亿吨（89%）供人食用。其余2000万吨主要用于生产鱼粉和鱼油（1600万吨，占81%）（图2）。

图2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利用量和表观消费量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鱼、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藻类”和“表观消费量”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人口数据来源：联合国。2019年。2019年《世界人口展望》。联合国。纽约。引自2022年4月22日。https://population.un.org/wpp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1961年至2019年，全球水产食品[3]表观消费量[3]年均增长3.0%，几乎是同期世界人口年增长率（1.6%）的两倍。人均水生动物产品消费量每年增长约1.4%，从1961年的9.0公斤（鲜重当量）上升到2019年的20.5公斤。2020年的初步数据显示，这一数字略有下降，跌至20.2公斤。同一年，水产养殖产量占供人类消费的水生动物食品产量的56%。近几十年来，供应增加、消费者偏好变化、技术进步和收入增长是影响水产食品人均消费量的主要因素。

水产食品仍然是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食品种类之一，2020年有225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4]的贸易活动。不包括藻类在内，2020年全球水产品[4]出口总量约为6000万吨（鲜重），价值1510亿美元（表1)。与2018年创下的6700万吨、1650亿美元的历史高位相比，出现大幅下降（出口额下降8.4%，出口量下降10.5%）。总体而言，1976年至2020年，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出口额（不包括藻类）的年均名义增长率为6.9%，年均实际增长率为3.9%（经通胀调整），而同期出口量年均增长2.9%。

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量[4]

过去70年间，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量（不包括藻类[4]）增势迅猛，由1950年的1900万吨（鲜重当量）增加至2018年约1.79亿吨，年均增幅为3.3%。2019年产量稍有下滑（与2018年相比缩减1%），2020年微幅提高至1.78亿吨（增幅为0.2%）。据估测，2020年渔业和水生动物养殖的初次销售总额为4060亿美元，其中2650亿美元来自水产养殖。

过去两年间产量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是捕捞渔业略有收缩 — 对比2018年9600万吨的峰值水平，2019年产量下滑4.5%，2020年进一步减少2.1%。产量下滑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中上层品种，尤其是鳀鱼，如捕捞产量波动、近期中国捕捞产量缩减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对渔业部门的影响等（见“捕捞渔业产量”；“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危机”；以及插文2）。此外，水产养殖产量（20世纪80年代起总产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持续扩大，但过去两年增速放缓（2018-2019年为3.3%，2019-2020年为2.6%，而2010-2018年年均增速为4.6%）（见“水产养殖产量”）。增速放缓背后有多重因素，包括中国将政策重点转移到环境保护方面，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相关的各种问题；这些因素不仅影响到出口市场的产量，也减少了工人、物资和投入品（包括饲料、苗种和冰）的供应。此外，运输和销售受阻，加之动植物检疫措施的实施，也对其产生了影响。过去两年间，水产养殖增速快于捕捞渔业，在鱼类和水产养殖总产中的占比也进一步提升。2020年1.78亿吨的产量中，51%（9000万吨）来自于捕捞渔业，49%（8800万吨）来自于水产养殖（图3）。水产养殖产量占比在20世纪50年代为4%，70年代为5%，90年代为20%，2010年代为44%，展现出十分迅猛的增长势头。

插文2 新冠疫情对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及相关统计工作的影响

新冠疫情对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生了深远影响（见“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危机”）。因封控、宵禁、作业中和船只上保持身体距离以及港口限制等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造成捕捞和水产养殖活动无法进行或受阻，造成消费者需求变化、市场遭受干扰、物流出现困难。

在某些国家，封控导致需求下降，进而引发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价格下跌。由于无法盈利，尤其是2020年数波疫情期间，很多捕捞船队或水产养殖场停工或减产。由于需求低迷、市场关闭和/或缺乏冷藏能力，部分捕捞配额未能用尽。海上渔业观察员和港口海事人员等专业海员因出行受限，无法换班或返回港口。水产养殖产品未能及时售出造成饲养成本升高且鱼类死亡风险增加。由于市场关闭、货运成本增加、航班取消和边境限制，依赖出口市场的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所受冲击要超过服务国内市场的生产。然而，由于餐饮服务部门（如酒店、餐厅以及学校和工作场所食堂等餐饮设施）关停，国内新鲜鱼类和贝类供应同样受到严重影响[1]。

全球所受影响不尽相同，很多国家在危机之初的几周和几个月内捕捞和水产养殖产量锐减，适应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例如，美国新冠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据估计全国渔获量骤降40%[2]。非洲、亚洲、欧洲和大洋洲捕捞活动也曾出现类似下滑，尤其是严重依赖龙虾或金枪鱼等高价值品种出口市场的船队。

在某些国家，由于渔业和水产养殖统计数据的日常收集和处理严重受阻，疫情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实际影响无法始终得到良好监测，也为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活动创造了条件。同样，很多情况下，海上调查完全中断，导致种群跨时空评估的关键数据无法收集。其他情况下，由于难以确保卫生措施（如海员之间保持距离）或缺少必要物资（如口罩和手套），无法在海上部署科学观察员。水产养殖设施数据收集也受到严重影响。

很多国家暂停了在上岸地点收集渔业和水产养殖数据的传统做法。家庭调查和普查作为评估该行业社会经济指标及其趋势的重要信息来源也有着同样遭遇。总体而言，新冠疫情为国家统计体系和实际操作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由于制定解决方案所需的体制、资金、技术和数字实力不同，各国之间，甚至一国之内面临的挑战也存在差异。有的国家可采用其他数据收集方式和方法，而其他国家则数月未能收集数据或仅能收集部分数据。对于一些国家来说，采用不同方法或部分收集数据很可能已经影响其2020年数据质量和可比性。从报至粮农组织的数据来看，新冠疫情导致渔业和水产养殖统计数据原有的迟报或不报问题在2020和2021年进一步恶化。此外，部分国家报告的数据中包含异常趋势，因此需要直接与相应国家跟进，并与其他数据源进行核对，确保粮农组织发布数据的质量和一致性。

[1] 粮农组织。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问答：新冠疫情对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影响。引自：粮农组织。罗马。2022年4月19日。www.fao.org/2019-ncov/q-and-a/impact-on-fisheries-and-aquaculture/en

[2] White, E.R., Froehlich, H.E., Gephart, J.A., Cottrell, R.S., Branch, T.A., Bejarano, R.A.& Baum, J.K.2020年。新冠疫情对美国渔业和海产品消费的早期影响。《鱼类与渔业》，22(1)：232-239页。https://doi.org/10.1111/faf.12525

图3 世界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不计入与计入藻类）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鱼、短吻鳄、凯门鳄。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总产中有63%（1.12亿吨）来自海洋（70%来自捕捞，30%来自养殖），37%（6600万吨）来自内陆水域（83%来自养殖，17%来自捕捞）（图4）。过去几十年间，水产养殖的发展极大刺激了内陆水域产量的总体增长。1950年，内陆水域产量占捕捞和水产养殖总产的12%；这个占比大体保持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间略有起伏。之后，随着水产养殖产量扩大，内陆水域产量占比逐步攀升，20世纪90年代达到18%，2000年代达到28%，2010年代达到34%。尽管内陆水域产量持续增长，但海洋水域的捕捞渔业仍为主要的生产源头（2020年在水生动物总产中占比为44%，而1950-1980年期间这个比例约为87%），也是若干品种的主要生产方法。经过数十年的持续增长，海洋捕捞渔业自20世纪80年代起便一直稳定保持在8000万吨左右，年际波动幅度在300-400万吨之间。

图4 内陆水域和海洋水域占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比例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鱼、短吻鳄、凯门鳄、海藻和其他藻类。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这种总体趋势并未反映大陆之间、区域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显著差异。2020年，亚洲国家为主产国，在渔业和水生动物养殖总产中占比为70%，随后为美洲（12%）、欧洲（10%）、非洲（7%）和大洋洲（1%）。总的来说，过去几十年间各个大洲的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均有大幅增长（图5）；但欧洲和美洲例外 — 欧洲自20世纪80年代起逐步下滑，在2018年之前略有恢复，随后再次下滑；美洲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经历了多轮起伏，主要是受到鳀鱼捕捞量波动影响。非洲和亚洲过去20年间产量几乎翻了一番；然而，受新冠疫情影响，非洲和大洋洲国家2020年水生动物总产与2019年相比分别下滑了3%和5%。2020年，中国继续保持主产国的地位，在总产中占比为35%，随后为印度（8%）、印尼（7%）、越南（5%）和秘鲁（3%）。2020年，这5个国家产量合计占到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的58%左右。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也有不同。近几十年间，渔业和水产养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不断提高（从20世纪50年代的33%左右提高至2020年的87%）。2020年，中国等中高收入国家为主产国，在水生动物总产中占比为49%，随后为中低收入国家（32%）、高收入国家（17%），最后为低收入国家（2%）。

图5 各区域对世界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的贡献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鱼、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主要捕捞区域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各个区域之间差异显著。2020年，水生动物总产中约有33%来自于亚洲内陆水域，22%来自于西北太平洋，10%来自于中西太平洋。总体而言，上世纪50年代，全球总产中有超过40%来自于大西洋；而2020年，产量贡献最大的区域为太平洋（40%），而大西洋占比仅为13%。各地区之间产量差异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包括区域周边国家的发展水平，采用的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措施，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情况，渔业种群状况，是否有内陆水域以及内陆水域的质量，以及渔获品种的构成。例如，在一些捕捞区域，若捕捞品种主要为小型中上层鱼类，产量更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故而捕捞渔业产量波动也会更大，南美洲东南太平洋的鳀鱼捕捞便是如此。

每年都会捕捞大量品种，各个区域之间捕捞数量和品种构成不尽相同。2020年，有鳍鱼占水生动物总产76%，海洋鱼类占有鳍鱼总产的51%和水生动物总产的39%，淡水鱼类占有鳍鱼总产的43%和水生动物总产的33%[5]（图6）。2020年，水生动物产量中主要品种为鲤鱼、白鱼和其他鲤科鱼类，占比为18%，随后为杂类淡水品种和鲱形目，如鲱鱼、沙丁鱼和鳀鱼。从品种来看，2020年产量最大的品种为南美白对虾（Penaeus vannamei），随后为草鱼（白鲩；Ctenopharyngodon idellus）、巨蛎属牡蛎（Crassostrea spp.）、银鲤（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和鳀鱼（秘鲁鳀；Engraulisringens）。

图6 2020年世界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中国际水生动植物标准统计分类各类别绝对值和百分比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鱼、短吻鳄、凯门鳄。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ISSCAAP即国际水生动植物标准统计分类。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除1.78亿吨水生动物外，2020年还生产了3600万吨藻类（湿重），其中97%来自于水产养殖。过去几十年间，藻类产量增势喜人，由2000年的1200万吨迅速提升至2010年的2100万吨；然而，2020年产量仅比2019年提高2%。亚洲国家继续保持主产国地位，产量占全球藻类总产的97%。2020年，中国一国的产量便占到全球总产的58%，随后为印尼（27%）和韩国（5%）。

若将藻类产量计入水生动物产量，则2020年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创下了2.14亿吨的最高纪录，与2019年相比总体增长0.4%，与2018年之前的历史最高纪录相比增长0.3%。从总产来看，2020年亚洲国家产量占比为75%，随后为美洲（10%）、欧洲（8%）、非洲（6%）和大洋洲（1%）。在水生动物及藻类的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中，水产养殖自2013年起便已经取代捕捞渔业，成为水产品的主要来源，2020年水产养殖产量占比达到了57%（图3）。

捕捞渔业产量

2020年，全球捕捞渔业产量（不包括藻类[6]）为9030万吨（表1），与前三年均值相比减少4.0%。海洋和内陆水域捕捞量均呈减少趋势（降幅分别为3.9%和4.3%），减产的原因很可能一方面是疫情造成捕捞作业受阻（插文2），另一方面是中国目前捕捞量有所下降（2020年与前三年均值相比减少10%）。2017-2019年均值较高，是因为2018年秘鲁鳀（Engraulis ringens）捕捞量较高，曾出现产量峰值（9650万吨）。但全球捕捞渔业的长期趋势继续保持相对稳定。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年渔获量通常在8600万吨至9300万吨之间波动（图7）。

图7 全球捕捞量趋势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鱼、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数据按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尽管中国下调了2009-2016年[7]的捕捞量数据，而且2015-2020年间减少了约19.3%，但中国的捕捞量依然位列第一。中国2020年在全球捕捞量中占比近15%，比位列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国家合计还要高。位列前七的国家（中国、印度尼西亚、秘鲁、俄罗斯联邦、美国、越南）在全球捕捞总量中占比近49%（图8），而位列前二十的国家占比则超过73%。

图8 2020年全球排名前十的捕捞生产国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鱼、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数据按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海洋和内陆水域捕捞量2018-2020年在全球捕捞总量中占比分别为87.3%和12.7%，详情参见下文。

海洋捕捞产量

2020年，全球海洋捕捞量为7880万吨，与2018年8450万吨的峰值相比下降了6.8%，秘鲁和智利报告称秘鲁鳀捕捞量相对较高（表2）。

表2 海洋捕捞产量：主要生产国家和地区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鱼、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海洋捕捞量2020年因疫情使捕捞作业受阻而遭到严重影响。但要想评估此次危机对海洋捕捞量的影响却十分困难，因为还需考虑该部门的长期趋势，包括中国近年捕捞量持续下降等因素。各物种的丰度，如秘鲁鳀、远东拟沙丁鱼（Sardinops sagax）和太平洋竹荚鱼（Trachurus symmetricus），也是影响全球海洋捕捞量不同年份之间波动的重要因素，这些物种产量大，但因厄尔尼诺现象和海洋条件的变化而极具波动性。

与2019年（疫情前）相比，2020年全球海洋捕捞量下降1.6%，处于以往各年份间正常波动范围之内。全球捕捞量位列前十的国家中，多数称2020年的捕捞量与2019年持平或有所增加（如秘鲁、印度、俄罗斯联邦和挪威）。

主要物种的捕捞量各年份差异较大，主要生产国的捕捞量也有较大波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尼西亚，据称其捕捞量从21世纪最初几年不足400万吨增至2018年的670万吨以上，增产的部分原因是印度尼西亚2016年实施“数据统一”举措后，数据收集、处理和开放数据获取等方面有所变化。尽管印度尼西亚已采取措施来改进数据收集工作，但其海洋捕捞量的相关数据仍波动较大，此外还存在向粮农组织报告数据延时或未报告等问题。

全球海洋渔业捕捞量依然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图9a）。2020年，与前几年一样，产量位列前七的国家在世界海洋捕捞总量中占比超过50%，仅中国就占比14.9%（表2），其后是印度尼西亚（8.2%）、秘鲁（7.1%）、俄罗斯联邦（6.1%）、美国（5.4%）、印度（4.7%）和越南（4.2%）。

图9 2018-2020年海洋平均捕捞量

注：这些地图中使用的名称和介绍的材料，并不意味着粮农组织对任何国家、领地、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定地位或其边界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虚线大致体现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实际控制线。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最终地位待定。苏丹与南苏丹之间的最终边界尚未划定。阿卜耶伊地区的最终地位待定。阿根廷政府和英国政府就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尚存争议。

注：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虽然中国仍是世界上海洋捕捞量最大的国家，但其捕捞量已从2015年的1440万吨降至2020年的1180万吨，与2015年相比下降了18.2%，与2018年相比减少7.2%（年均降幅3.9%）。减少捕捞的政策将延续至“十三五规划”和“十四五规划”期间（分别为2016-2020年和2021-2025年）之后，预计未来几年产量将进一步下降。

虽然粮农组织的数据库里中国的捕捞总量数据总体较为完整，但仍需进一步改进，以便更精确地按区域分列中国远洋渔业捕捞量和按物种分列整体捕捞量。

在中国2020年报告的1180万吨捕捞量中，共230万吨属于“远洋渔业”项下，而按物种和捕捞区域列出详情的仅有在区域61西北太平洋销售的远洋捕捞量。剩余的远洋渔业捕捞量中，根据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提供的数据，部分来自其他捕捞区域，剩下有180万吨在粮农组织数据库中被归入区域61“未纳入别处的海洋鱼类”项下，这可能导致高估了该区域的捕捞量以及中国未明确的海鱼捕捞总量。

粮农组织的全球海洋捕捞数据库中包含2600多个物种的渔获量数据（包括“未纳入别处”类别），其中有鳍鱼类在海洋捕捞总量中占比约85%，以小型中上层鱼类为主，随后是鳕形目、金枪鱼和类金枪鱼。表9b按主要类型群组和粮农组织主要捕捞区域分列了海洋渔获数据。[8]

2020年，鳀鱼渔获量再次位列榜首，高达近490万吨，虽然与2018年700多万吨的峰值相比有所减少。阿拉斯加狭鳕（Gadus chalcogrammus）为350万吨，位列第二，鲣鱼（Katsuwonus pelamis）为280万吨，连续11年位列第三（表3）。

表3 海洋捕捞产量：主要物种和属

1 nei:未纳入别处。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鱼、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尽管2020年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很多情况下因运输和全球市场准入受限和餐饮服务业关闭而对需求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价值最高的四大类（金枪鱼、头足纲、虾、龙虾）的渔获量2020年仍保持最高位，或与以往五年最高值相比略有下降：

- ▸金枪鱼和类金枪鱼物种的渔获量继续位于历史峰值，虽然因生鲜金枪鱼出口和生鱼片市场受防疫措施限制，渔获量已从2019年的820万吨降至2020年的780万吨。最近新增渔获量多数来自捕捞区域71中西太平洋，从2000年代中期约270万吨增至2019年近380万吨，而2020年则减产5%以上（360万吨）。在这一类中，鲣鱼和黄鳍金枪鱼（Thunnus albacares）在渔获量中占比超过55%。

- ▸头足纲渔获量在2014年达到490万吨峰值后，降至350-380万吨之间。但其渔获量依然保持相对高位，并在过去二十年来几乎保持了持续增长的趋势，2020年渔获量为370万吨。头足纲物种生长速度快，极易受环境影响，这可能是其渔获量出现波动的主要原因，如三大主要鱿鱼物种 — 美洲大赤鱿（Dosidicus gigas）、阿根廷鱿（Illex argentinus）和日本鱿（Todarodes pacificus）。

- ▸虾和对虾的渔获量2017年达到近340万吨的新高，主要原因是阿根廷红虾（Pleoticus muelleri）的渔获量持续回升，抵消了其他主要虾类物种的减产，特别是日本毛虾（Acetes japonicus）和鹰爪虾（Trachysalambria curvirostris）。2020年总渔获量为320万吨，延续了近年来渔获量在310-340万吨之间波动的趋势。

- ▸龙虾的渔获量2020年减至25.5万吨，为2009年以来最低，因为龙虾是受防疫措施限制和全球出口市场关闭影响最大的高价值物种之一。随着限制措施放宽，渔获量预计将恢复至近年来的30万吨以上水平，尤其是美洲龙虾（Homarus americanus），其渔获量在本组中占比过半。

表4列出了粮农组织主要捕捞区域最近五年的海洋渔获数据，以及近几十年的渔获量数据。将捕捞区域分成以下类别，就可看出清晰的趋势（图10）：

- ▸温带区域（区域21、27、37、41、61、67和81）；

- ▸热带区域（区域31、51、57和71）；

- ▸涌升区域（区域34、47、77和87）；

- ▸北极和南极区域（区域18、48、58和88）。

表4 内陆和海洋捕捞产量：粮农组织主要捕捞区域

1 包括俄罗斯联邦。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鱼、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图10 海洋捕捞产量：三大类捕捞区域趋势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鱼、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数据按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2020年，温带区域渔获量为3520万吨，略低于以往年份。除此以外，渔获量在1988年和1997年两次达到峰值后（约4500万吨），自21世纪初以来基本稳定在每年3620至3960万吨之间。

区域61西北太平洋2020年创出了1920万吨的最高产量，相当于全球海洋捕捞量的24%。如上文所述，该区渔获量中包括中国远洋捕捞产量中的一部分（记在“未纳入别处的海洋鱼类”项下），这部分渔获其实来自其他捕捞区域，但由于缺失有关捕捞位置的具体信息而被归入区域61。

其他温带区域的渔获量过去十年基本保持稳定，仅区域41西南大西洋和区域81西南太平洋例外，部分因为对西南大西洋头足纲和西南太平洋多物种的捕捞大幅减产。

在热带区域，印度洋（区域51和57）和中西太平洋（区域71）的渔获量曾达峰值，分别为1250万吨（2017年）和1330万吨（2018年）。此后渔获量开始下降，但一直维持在略低于峰值的水平上。

在印度洋，渔获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稳定上升，特别是在区域57东印度洋，主要是小型中上层鱼类、大型中上层鱼类（金枪鱼和旗鱼）和虾的渔获量大增。

区域71中西太平洋报告2020年渔获量为1330万吨，在各区域中位列第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渔获量也一直保持稳定上升，其中主要是金枪鱼和类金枪鱼物种的渔获量大增。特别是鲣鱼，其渔获量过去二十年里从100万吨增至近190万吨，而其他主要物种类别的渔获量大多保持稳定。

在区域31中西大西洋，渔获量已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250万吨峰值回落，但200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在每年120至160万吨之间波动。总渔获量主要受美国大鳞油鲱（Brevoortia patronus）渔获量的影响，这种鲱鱼类物种通常被加工成鱼粉和鱼油，在总渔获量中占比超过30%。

涌升区域渔获量的特点是各年份间波动较大。总渔获量很大程度上受区域87东南太平洋渔获量的影响，因为这里的厄尔尼诺海洋条件会给鳀鱼的丰度带来重大影响。鳀鱼的渔获量在区域87的总渔获量中占比50-70%。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区域87渔获量一直呈下降趋势，即便考虑到鳀鱼渔获量的波动也是如此。年渔获量已从1994年的2000多万吨降至近年的约700至1000万吨之间，主要是由于两个主要物种鳀鱼和智利竹荚鱼（Trachurus murphyi）的渔获量有所减少。但高价值的大赤鱿渔获量自21世纪初以来已大幅增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他物种的减产。大赤鱿的渔获量从2000年的约12.8万吨增至2015年的100万吨峰值，随后几年上下波动，2020年为88万吨。

在区域34中东大西洋，渔获量几乎一直在增加，2018年达到550万吨，为历史最高水平，随后在2020年降至490万吨。在区域47东南大西洋，趋势则正好相反，渔获量从1978年的330万吨峰值持续下降至2020年的140万吨。

在区域77中东太平洋，渔获量总体保持稳定，每年为160至200万吨不等。

虽然南极捕捞区域（区域48、58和88）的总渔获量相对较小，但近年也出现大幅增加，从2017年的27万吨增至2020年的46.2万吨，为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最高水平。该区域的渔获量几乎全部为南极磷虾（Euphausia superba），其渔获量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历过一次减产后，已从20世纪90年代末不足10万吨增至2020年的45.5万吨。第二大物种小鳞犬牙南极鱼（Dissostichus eleginoides）的渔获量继续保持相对稳定，每年介于1.05万至1.22万吨之间。

内陆水域捕捞产量

2020年，全球内陆水域捕捞产量为1150万吨（表5），与2019年相比减产5.1%。与海洋捕捞一样，内陆水域的捕捞作业在2020年也因疫情遭受严重影响，而中国的渔获量减少则使得情况变得愈发复杂。尽管2020年内陆水域捕捞产量有所减少，但仍处于历史高位，仅略低于2019年1200万吨的最高位。

表5 内陆水域捕捞产量：主要生产国和地区

1 包括前苏联。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鱼、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内陆渔业长期增产趋势背后的一部分原因是国家层面报告和评估工作有所改进。然而，很多内陆水域数据收集系统仍不可靠，甚至彻底缺失。此外，报告工作的改进还可能会遮挡个别国家的趋势。同样应指出的是，很多国家未报告内陆渔业捕捞量，或报告数据不完整，不过粮农组织估计，内陆渔业总捕捞产量要高于海洋捕捞产量。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2020年中国首次不再是内陆水域捕捞量排名第一的国家，印度以180万吨的捕捞量取而代之成为第一。虽然中国依然是内陆渔业捕捞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但其报告的捕捞量已从2017年的220万吨降至2020年的150万吨，降幅超过33%。大幅减产的原因是中国农业农村部最近实施了相关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在长江水域实行十年禁渔，以保护水生生物资源，其背后的理念是通过改善和扩大内陆水产养殖活动和养殖型渔业来满足人们对水产食品[9]不断增长的需求，抵消因内陆捕捞渔业减产造成的影响。

与中国不同，多个捕捞主产国继续推动内陆水域捕捞增产，特别是印度、孟加拉国、缅甸和乌干达（图11）。而报告减产的国家多数在全球内陆水域捕捞量中占比相对较低，虽然有些国家提供的数量对本国或本区域膳食结构而言十分重要，例如柬埔寨、巴西、越南和泰国。

图11 排名前五的内陆水域捕捞生产国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鱼、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数据按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与海洋捕捞相比，内陆水域捕捞更集中于具有大型水域或河流流域的主产国（图12）。2020年，13个国家的产量在内陆捕捞总量中占比超过75%，而对海洋捕捞量而言则是20个国家合计占比超75%。

图12 2018-2020年各国内陆捕捞平均产量

注：本地图中使用的名称和介绍的材料，并不意味着粮农组织对任何国家、领地、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定地位或其边界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虚线大致体现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实际控制线。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最终地位待定。苏丹与南苏丹之间的最终边界尚未划定。阿卜耶伊地区的最终地位待定。阿根廷政府和英国政府就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尚存争议。

注：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同样，内陆水域捕捞大国在地理位置上也日趋集中，尤其在亚洲占比最高。亚洲内陆水域捕捞为很多当地人民提供了重要的食物来源。亚洲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全球内陆水域捕捞总量中占三分之二，而产量位列前四的国家全部位于亚洲，2020年这四个国家在全球内陆水域捕捞量中占比超过46%。

非洲在全球内陆捕捞总量中占比超25%。内陆捕捞是非洲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尤其对低收入内陆国而言。欧洲和美洲在内陆捕捞总量中合计占比约8%，而大洋洲的内陆捕捞量可忽略不计。

三个主要物种组在内陆水域捕捞总量中占比超过75%。第一组“鲤鱼、鲃属鱼和其他鲤科鱼”捕捞量持续增加，从2000年代中期年产约70万吨，增至2020年的近190万吨，这也是为何近年内陆水域捕捞量增加的主要原因。第二组“罗非鱼和其他慈鲷科鱼”的年捕捞量近年也开始增加，从70万吨增至90万吨。第三组“淡水甲壳类”总体保持稳定，每年介于40万吨至45万吨之间，但渔获量在2020年降至30万吨，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内陆水域捕捞量有所减少。

粮农组织捕捞统计数据来源和质量

各国提交的报告是粮农组织维护和更新捕捞渔业数据库时所依据的主要来源，但并非唯一来源。因此，粮农组织统计数据的质量主要取决于各国渔业机构每年收集并向粮农组织报告的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

报告的数据经常不完整、不一致或不符合国际报告标准，而粮农组织则尽可能与各国合作，对数据进行梳理汇总。在粮农组织的努力下，虽然渔获物的物种组成（一项涉及渔获量报告质量的指标）从1996年的1035个物种到2020年的2981个物种已增加了一倍多，但大量渔获数据仍未具体到物种层面，尤其是海洋捕捞渔业中的鲨鱼、鳐鱼和银鲛物种组。对内陆水域捕捞量而言，未纳入别处的淡水鱼类（辐鳍鱼纲）近年在全球内陆水域捕捞量中占比约50%。

在数据质量和完整性方面，海洋和内陆水域捕捞也存在差异。海洋渔获量通常比内陆渔获量在按具体物种提供完整数据方面做的更好。

另外，粮农组织会告知用户，由于数据收集工作的变化，时间序列中可能出现中断，使得官方长期渔获量的系列数据出现不一致。虽然国家数据收集和报告系统的改进是件好事，但除非同时对历史数据进行调整，否则可能导致国家总渔获量出现突然变化，如果物种分类数据也有所改进，还可能导致物种层面的趋势突然发生变化。

各国向粮农组织报告数据时，还存在及时性方面的问题和不报告的情况，对粮农组织捕捞总量估算数据的质量和完整性造成影响。问卷提交不及时令粮农组织难以在正式发布（通常为每年3月中旬）之前完成捕捞渔业统计数据的处理、验证和审查工作，这一问题最近几年尤其明显。如未能收到各国报告或遇到数据不一致的问题，粮农组织将利用其他官方数据来源的现有最佳数据（包括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发布的数据或通过标准方法进行估算）。

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国家近年一直未对粮农组织的问卷做出回复或报告数据不够完整。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巴西、毛里塔尼亚、柬埔寨等捕捞大国。2020年因疫情导致正常数据收集活动中断，使得向粮农组织报告数据不及时或不报告的问题变得愈加严重。

要想提高粮农组织全球数据库中渔获量数据的整体质量，就必须强化各国的数据收集系统，以生成优质信息，为国家和区域层面的政策和管理决策提供支持（插文1）。粮农组织继续为各个项目提供支持，以改进国家数据收集系统，包括在完善的数据分析基础上确立抽样计划，涵盖之前未纳入抽样范围的渔业子部门，实行上岸点抽样标准化。

水产养殖产量

总产现状和趋势

尽管受到全球范围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水产养殖产量在2020年仍然保持了增长势头（见“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危机”和插文2），但各个区域以及区域内各国之间存在差异。水产养殖总产量中，水生动物产量为8750万吨，主要供人类食用；藻类[10]产量为3510万吨，包括食物和非食物用途；贝类和装饰用珍珠产量为700吨；2020年鲜重合计为1.226亿吨（图13），对比2018年1.159亿吨的鲜重合计增加了670万吨。2020年，养殖场销售额估测合计为2815亿美元，分别比2018年和2019年增长185亿美元和67亿美元。

图13 1991-2020年世界水产养殖产量

注：数据不含贝类和珍珠产量，以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同2019年相比，2020年全球动物品种水产养殖产量增长2.7%，为过去40年年均增幅的最低水平；然而，同比净增长230万吨的水平与过去10年间的某些年份相当。有鳍鱼养殖产量占比保持在66%左右，波动很小，过去几十年一直在全球水产养殖产量中稳列第一。2020年，有鳍鱼养殖产量为5750万吨（1461亿美元）；其中，内陆养殖产量为4910万吨（1098亿美元），海洋和沿海区域的海水养殖产量为830万吨（362亿美元）。其他水生动物品种的养殖产量为：软体类1770万吨（298亿美元），多为双壳类；甲壳类1120万吨（815亿美元）；水生无脊椎动物52.5万吨（25亿美元）；半水生品种（包括龟和蛙）53.7万（50亿美元）。

全球藻类养殖以海洋大型藻类（海藻）为主，2020年产量比2019年的3460万吨增长50万吨，增幅为1.4%。部分主产国，包括中国和日本，2020年产量继续增长，而东南亚和韩国的海藻产量有所下滑。

区域层面上，受非洲主产国埃及产量下滑影响，非洲水产养殖（藻类除外）年产略有收缩（2020年与2019年相比减少1.2%）。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生产国尼日利亚自2016年开始的产量下滑趋势在2020年进一步恶化，产量下挫9.6%。非洲其他国家的水产养殖产量在2020年达到39.67万吨，对比2019年的34.64万吨增长了14.5%。其他区域在2020年保持持续增长势头。美洲、亚洲和欧洲的最大生产国 — 智利、中国和挪威 — 2020年均实现产量增长，抵消了各自区域内部分国家的产量下滑。

1990年至2020年，全球水产养殖年产增长了609%，年均增速为6.7%；从时段来看，年均增速由1990至2000年的9.5%逐步下滑至2010至2020年的4.6%。近年来（2015至2020年），年均增速进一步下滑至3.3%。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年均相对增速放缓，全球产量绝对值在过去30年间呈净增长态势。全球水产养殖增长的其他具体数据见表6。

表6 世界水产养殖产量和增长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水产养殖发展在不同区域呈现出不同的增长波动模式。在最大生产区域亚洲，水产养殖主产国1990至2020年增长势头相对稳定，但增速有所放缓。其他区域同比增长情况有所起伏，部分年份呈缩减趋势（图14）。

图14 1990-2020年各大洲水生动物水产养殖产量年增长率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分析使用的水产养殖数据来源

与之前几版一样，水产养殖发展现状和趋势分析依赖但不仅限于使用粮农组织2022年3月发布的1950-2020年全球水产养殖生产数据，包括根据常规标准统计做法对部分国家过往一些年份的数据做出调整。这种回溯性的调整涉及一些数据匮乏的国家，但不会改变《2020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中全球和区域层面的总体结论。

例如，2020年粮农组织关于养殖动物品种的水产养殖数据涵盖了20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122个国家报告的国家数据或从官方来源检索获得的数据（59%）。然而，这些国家的产量数据加起来超过了8540万吨，占2020年全球产量的97.6%。从品种或品种组来看，为区分内陆和沿海养殖，并考虑到使用水源的类型，粮农组织根据国际认可的分类和认定标准对于存疑或高度汇总格式的官方数据中的统计细节错漏进行了修正。

在61个报告藻类养殖的国家和地区中，粮农组织采集了其中36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生产数据；这些国家和地区2020年的产量合计为3470万吨，占全球产量的98%。

产量分布和主产国

几十年来，亚洲在全球水产养殖行业处于毫无争议的主导地位，2020年水生动物和藻类产量占全球总产的91.6%；然而，亚洲各国的水产养殖发展状况也千差万别。蒙古、东帝汶等国以及部分中亚和西亚国家需要加快发展水产养殖业，进一步发掘本国养殖潜力。

过去几十年间，各个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各个国家之间水产养殖产量分布不均以及发展状况各异的局面并未明显改善。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在发展水产养殖方面面临很大挑战，无法通过水产养殖增加国家食物供给，供养不断增长的人口并为其提供就业。

表7中的数据展示了全球各个区域的水产养殖产量分布情况，全球、区域和分区域层面上水产养殖仍由少数几个主产国主导。自1991年起，中国大陆的水生动物和藻类养殖产量就一直高于全球其他国家的产量合计。与以往数年相似，2020年中国水生动物产量和藻类产量的占比分别为56.7%和59.5%。

表7 世界水产养殖产量，按区域和部分主产国分列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各个区域和国家的主要养殖品种也差异显著。部分中等收入国家主导着有鳍鱼品种的内陆水产养殖。挪威和智利（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峡湾遍布又不受海浪侵扰）等国家，以及来自中等收入国家群体的中国，主导着全球有鳍鱼海洋网箱养殖产业。大西洋鲑是冷水品种海洋网箱养殖的代表性品种，而中国海洋网箱养殖的有鳍鱼品种主要为温水品种，品种构成也更加多样。图15显示了部分主要品种组的主导生产国或分区域分布情况。

图15 2005-2020年部分主要品种组和水产养殖类型的产量分布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鱼、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数据按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海虾是咸淡水池塘沿海养殖甲壳类动物的主要品种，是很多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外汇收入来源。

从数量来看，中国的海洋软体类养殖产量超出所有其他国家的产量合计；然而，在某些主产国，海洋双壳类养殖在水生动物养殖总量中占有较高比例，包括新西兰（86.9%）、法国（75.4%）、西班牙（74.8%）、韩国（69.7%）、意大利（61.6%）和日本（51.8%），而全球平均水平为18.4%。

水产养殖对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11]的贡献

多数水产养殖大国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水产养殖占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的一半以上，供养着全球一半的人口。这些国家，例如非洲的埃及以及亚洲的孟加拉国和越南，为其他条件相似、拥有水产养殖发展潜力的国家树立了成功的榜样。

从全球来看，水产养殖对渔业和水产养殖总量（不包括藻类）的贡献稳步攀升，2020年到达49.2%，与捕捞占比持平，而1990年水产养殖占比仅为13.4%。水产养殖贡献率在各个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均有较大差异（图16）。亚洲的水产养殖产量（61.9%）高于捕捞；即便不计入产量最高的国家，亚洲的水产养殖占比仍然高达44.7%。与之相对，若不计埃及，2020年非洲对全球水产养殖产量的贡献仅为6.6%，在图中各区域和分区域组中居于末位。

图16 2000-2020年各区域水产养殖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不含藻类）总产量的贡献

注：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按百万吨计。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按世界银行的收入水平分类标准分析，1990至2020年，在报告开展水产养殖的国家中，51%的中低收入国家发展迅速，53%的中高收入国家发展迅速。2020年，水产养殖对中高收入国家的总产（27.6亿人口）贡献率为61.7%，而1990年仅为19.8%。在中低收入国家（31.3亿人口），同期水产养殖占比由14.7%提高至46.2%（图17和图18）。

图17 1990-2020年各收入水平国家组渔业和水产养殖（不含藻类）增量对比

注：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图18 2020年主要品种组水产养殖产量占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量比例

注：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在报告水产养殖数据的67个高收入国家中（13.2亿人口），尽管2020年680万吨的养殖产量比起1990年的310万吨翻了一倍还多，但水产养殖对于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的贡献率在2020年却仅为23%（1990年为7.6%）；而且，若非这一时期捕捞产量下挫40.1%（从3810万吨跌至2280万吨），水产贡献率还会更低。

26个报告水产养殖数据的低收入国家（860万人口）多数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从水产养殖对渔业总产的贡献来看，这些国家的进展乏善可陈。2020年，水产养殖产量仅占总产的8%，比1990年的3.7%略有提高。

内陆水产养殖

由于部分地区水产养殖使用的是自然或改良咸水，故而《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沿用了“内陆水产养殖”的说法；但在不涉及咸水的情况下，“淡水养殖”已经成为了普遍适用的另一种说法。此外，沿海地区沿海池塘中从事的咸淡水养殖在某些国家或某些地区被归为“内陆水产养殖”，在本报告中则归入沿海水产养殖类别。

2020年，全球内陆水产养殖产量为5440万吨，占全球动物品种和藻类养殖总量的44.4%；其中，水生动物品种的内陆养殖产量占水产养殖总产的62.2%。在区域和全球层面上，有鳍鱼养殖规模远超其他所有内陆养殖品种（表8）。然而，不同区域非有鳍鱼品种的发展状况和构成模式差异显著。

表8 2020年内陆水产养殖以及海洋和沿海水产养殖产量，按区域和主要品种组分列

注：…即无产量或无法获得产量数据。数据不含贝类和珍珠产量。总计数经四舍五入处理，可能有一定出入。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内陆养殖的养殖模式和设施各异。投入强度、技术和管理精细化程度以及与其他养殖活动的整合程度都有所差别。从全球来看，在人工建设的土塘中养殖有鳍鱼和其他品种是截至目前最为普遍的养殖模式。

网箱养殖也内陆养殖中也较为普遍，网栏养殖次之，但这些养殖模式的相对重要性在各国之间差异很大。全球范围的内陆网箱和网栏养殖数据目前尚不确知。基于现有数据，表9列出了部分国家的网箱养殖和网栏养殖产量数据，以及国家有鳍鱼内陆养殖总产。

表9 部分国家内陆水域网箱和网栏养殖有鳍鱼类产量

注：…即无数据或无产量。中国网栏养殖产量包括某些中华绒鳌蟹。埃及内陆养殖有鳍鱼类总产量是其全国水产养殖总产量。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各国在公共开放水域准入以及使用公共开放水域从事水产养殖（包括网箱养殖和网栏养殖）方面的国家和地方政策不尽相同。在适当的监管环境下，公共开放水域中的网箱养殖与池塘养殖和其他方法一样，可以高效、显著地提高水产养殖产量。

在菲律宾和印尼，河流、湖泊和水库中的网箱与网栏养殖（包括网围）发展近几十年来突飞猛进。近年来，主管部门在某些水域启动了减少网箱养殖的举措。中国《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的一项政策重点便是使包括水产养殖在内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更加“绿色”，尤其是在内陆地区。绿水青山政策出台后，地方政府相继启动了协调一致的清理方案，清理了绝大多数的网箱和围栏，同时为保护受影响的社区和个人也出台了纾困计划（图19）。部分省份根据水域承载能力评估仍发放了一定数量的许可，不过许可审批过程将环境和养护问题置于网箱养殖经济价值之前。

图19 近年来中国大陆内陆水域网箱和网栏养殖规模缩减情况

注：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按千吨计。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农村部。

海水养殖和沿海养殖

海水养殖中，动物生长的整个周期或只有生长期发生在海洋中。在第一种情况下，如贻贝等一些物种的生产完全依赖于海洋天然苗种，整个生产周期均在海中完成。而在其他情况下，海水养殖只是生产周期中的育成阶段，需要利用陆地上的苗种场生产种苗，有时甚至是在淡水环境中，例如大西洋鲑。沿海养殖通常在海岸或潮间带的池塘环境，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其对生计、就业和经济发展意义重大，特别是在亚洲和拉丁美洲。

2020年，全球海洋和沿海养殖产量为6810万吨，其中水生动物产量为3310万吨，藻类为3500万吨。表8按区域列出了主要品种组的海洋和沿海养殖产量。

基于物种的生物特性和养殖方法，甲壳类、软体类和其他海洋无脊椎动物的海洋和沿海养殖很容易区分；然而，有鳍鱼并非如此；很多国家在海洋和沿海养殖模式下养殖不同的有鳍鱼品种，但产量数据却合并统计。根据其他来源的信息和数据，本文首次介绍了海洋和沿海养殖的总体概况，分别阐述了海洋养殖和沿海养殖。分析利用这些初步信息（图20）应当十分谨慎。2020年，有鳍鱼沿海养殖产量为310万吨，占海水养殖和沿海养殖总产（830万吨）的37.4%。甲壳类几乎都是沿海养殖。其他水生动物沿海养殖产量占比为19.4%，海洋藻类（4.2%），软体类（0.5%）。

图20 2016-2020年海洋和沿海养殖主要品种组

注：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投饵型或非投饵型水产养殖

投饵型水产养殖产量增速逐步超过了非投饵型养殖。尽管绝对产量保持相对稳定，非投饵型水产养殖在水生动物养殖产量中的占比由2000年前的40%下滑至2020年的27.8%。2020年，非投饵型种类产量为2430万吨，包括820万吨内陆养殖滤食性有鳍鱼（主要为银鲤和鳙鱼）以及1620万吨水生无脊椎动物（主要为海洋双壳类）（图21）。

图21 2000-2020年投饵型和非投饵型动物品种水产养殖产量

注：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按百万吨计。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在内陆和沿海养殖的多物种混养系统中，给投饵型物种投喂的饵料也会让滤食性物种直接受益，尤其是水溶性低、能够快速溶解的粉状或粒状饵料。因此，某些条件下投饵型和非投饵型物种之间的边界就没有那么分明。

非洲等区域没有非投饵型品种的养殖经验。尽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滤食性鲤鱼养殖被引入一些非洲国家，但这个产业并未得到发展，新千年之初就被本地居民更加青睐的罗非鱼和鲶鱼所取代。找到并开发能够替代滤食性鲤鱼的本地有鳍鱼品种进行低成本内陆混养，同时提升饲养水源的自然生产率，即便不是空想，也依然困难重重。然而，在非洲沿海地区，多措并举（例如建设国际化苗种场）加快发展海洋软体类养殖不失为提高水产食品[12]产量的一个现实方案。

养殖水生动植物种类

得益于全球各国水产养殖条件各异，在淡水、咸淡水、海水或内陆咸水等不同类型的养殖系统中养殖的水生种类及其杂交品种也非常丰富。

粮农组织基于国家报告和无报告国家估测数据整理的最新统计数据涵盖了全球所有的水产养殖生产类型，时间跨度为71年（1950-2020年），下有652个单元（技术名称为“种目”）— 比2020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报告的622个有所增加。这些单元包括494种，7个有鳍鱼杂交种，94个属一级的物种组，57个科或更高一级的物种组。全球范围内，有过养殖记录的物种按分类学认可的标准共有494种，包括313个有鳍鱼种（186个属），88个软体类，49个甲壳类，31个藻类，2个蓝细菌，6个海洋无脊椎动物，3个蛙类（两栖动物），以及2个水生龟类（爬行动物）。

全球实际养殖的水生种类远多于此，当前的有鳍鱼杂交种仅是杂交品种的一部分。杂交品种不仅有有鳍鱼，还有软体类、蛙类、水生龟类和海藻。数据收集方面的局限性使得粮农组织统计数据无法反映所有的必要细节。水生遗传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研究在使用粮农组织水产养殖数据时应考虑到这些局限，因为此类数据的设计初衷是将水产养殖作为一个农业经济部门进行监测。

尽管养殖水生物种多种多样，但只有少数“主要”品种支撑着水产养殖（表10）。2020年，全球内陆水产养殖总产为580万吨，其中草鱼占比高达11.8%。草鱼和其他23个品种合计占到有鳍鱼内陆水产养殖总产的78.7%。大西洋鲑和21个其他主要品种，例如遮目鱼，占到所有海洋和沿海养殖有鳍鱼品种的75.6%。2020年，大西洋鲑产量为270万吨，占到所有海洋和沿海养殖有鳍鱼品种的32.6%。

表10 世界水产养殖主要品种（品种组）产量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部分淡水或海水有鳍鱼品种在两种环境中都能呼吸，获取空气中的氧气；这些品种的生理机制也不尽相同。全球内陆养殖品种有大约30种不同的呼吸鱼类及其杂交种。直至2000年代中期之前，呼吸鱼类全球产量鲜少突破内陆有鳍鱼养殖产量的3%；近年来，这一比例开始逐步走高，现已达到13%左右。2020年，呼吸鱼类产量为620万吨，占比为12.6%，与2019年相比略有下降，主要原因是越南产量下降（图22）。2020年，3个科的品种合计占到呼吸型有鳍鱼总产的83.9%，其中巨鲶科（如苏氏芒鲶，Pangasianodon hypophthalmus）占47%，胡子鲶科（如尖齿胡鲇，Clarias gariepinus）占26.5%，鳢科（如乌鳢，Channa argus）占10.5%。

图22 1990-2020年呼吸鱼类内陆水产养殖产量

注：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按百万吨计。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渔业资源状况

海洋渔业

资源状况

粮农组织评估结果表明[13]，2019年，处于生物可持续水平的鱼类种群占比下降至64.6%，比2017年低1.2%（图23）。这一比例在1974年为90%。相反，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捕捞量在生物不可持续水平的种群占比却一直在增加，由1974年的10%增至2019年的35.4%。这种计算方法对所有鱼类种群一视同仁，无论其丰度和渔获量如何。在粮农组织监测的已评估种群中，生物可持续种群占2019年上岸量的82.5%。

图23 1974-2019年世界海洋渔业资源状况全球趋势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生物可持续种群包括在最大产量上可持续捕捞种群和未充分捕捞种群，分别占2019年已评估种群总数的57.3%和7.2%。在整个期间，未充分捕捞种群保持下降趋势（在2018年和2019年期间略有反弹），而在最大产量上可持续捕捞种群在1974年至1989年期间下降，随后上升，在2019年达到57.3%。2019年，在粮农组织16个主要捕捞区域中，东南太平洋（区域87）在不可持续水平上捕捞的种群比例最高（66.7%），其次为地中海和黑海（区域37）63.4%和西南大西洋（区域41）40.0%（图24）。相比之下，东北太平洋（区域67）、中东太平洋（区域77）、中西太平洋（区域71）和西南太平洋（区域81）在生物不可持续水平上捕捞的种群比例最低（13-23%）。2019年，其他区域的比例在27%-45%之间（图24）。各捕捞区域的鱼类上岸量差别很大（图9b），因此，每个捕捞区域对全球渔业可持续性的重要性可能不同，取决于其对全球上岸量的贡献比例。捕捞区域上岸量的时间模式往往显示出其生态生产率、渔业发展阶段、管理和鱼类种群状况的相关信息。一般而言，在排除上岸量较小的北极和南极区域之后，可以观察到三组模式（图25）。1）上岸量在历史高峰后总体呈下降趋势的区域；2）自1990年以来，渔获量围绕全球稳定值波动的区域，与中上层、寿命较短物种为主；3）自1950年以来渔获量持续增加的区域。第一组的生物可持续种群占比最低（59.2%），第二组最高（76.1%），而第三组则介于两者之间（67.0%）。当管理干预不力时，渔获量增长（第三组）意味着捕捞业发展但缺乏控制，资源可持续性可能处于良好状态。然而，当出现增长趋势时，由于仅衡量渔获量或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的单向模式导致缺乏对比，种群评估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并不可靠。相反，渔获量呈下降趋势（第一组），通常表明鱼类种群的可持续性在恶化，或虽然实施了严格的法规但种群尚未恢复。最高水平的可持续性（第二组）可能与渔业的充分发展、成熟的管理和有效的捕捞监管有关。但是，其他问题，如环境变化和社会因素，也会影响渔获量趋势。插文3展示了粮农组织正计划修改当前评估方法，以更好反映不同渔业资源相对优势方面的重大变化。

图24 2019年粮农组织主要捕捞区域生物可持续和不可持续鱼类种群百分比

注：数字百分比代表可持续种群的比例。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图25 1950-2019年水产品上岸量的三种时间模式

1 右手竖轴为左手竖轴未列出的捕捞区域。

注：横轴显示的是2019年图表中所列各捕捞区域处于生物可持续水平的种群占比。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插文3 改进粮农组织对世界渔业资源状况的定期评估

自1971年首次发布全球海洋鱼类种群审查报告以来，[1]粮农组织一直定期评估和监测世界海洋鱼类资源状况，自1995年起每两年在《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中公布结果。粮农组织评估的目的是概述全球和区域海洋渔业资源状况，协助政策制定和决策，实现这些资源的长期可持续性。随着海洋渔业的发展，评估方法和可用的相对数据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的方法于2011年[2]修订，此后未有更新。为了继续提供全面和客观的全球分析，粮农组织决定修订该方法，以更好地反映不同渔业资源的相对优势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并根据最新和更全面的鱼类种群清单进行分析。新的方法将更新种群清单，并为新的分析提供一种分层和透明的方法，且采用较新的报告格式。预期这些变化还将更直接地与成员国不断发展的评估和管理机构及专家群体相联系，从而提高透明度。

在未来关于世界海洋捕捞渔业状况的报告中，解决这些问题的计划是采用区域战略，通过使用与现有信息水平相关联的分层方法，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缩小评估方面的差距。最初和最重要的步骤是更新每个区域分析中考虑的种群清单，从而更好地反映世界不同区域渔业的现实状况。这项工作将与当地专家合作完成，采用区域研讨会及新的磋商形式，如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4.1（处于生物可持续水平的鱼类种群占比）国别调查问卷。分层评估方法取决于各个区域的数据和补充信息的质量：

1. 第1级 — 传统种群评估可获取并被认为可靠的种群。采用的是管理机构报告的正式结果。

2. 第2级 — 无正式评估但替代方法（如Sraplus[3]）可行的种群，因为可获取补充信息，如关于具有丰度指数的上岸量或专家驱动的耗竭先验的外部数据，从而得出特定种群的状况。

3. 第3级 — 如果用于第1级或第2级方法的数据不足，将采用证据权重[4]法，根据定性/半定量信息对种群状况进行分类。[5]

为了说明这种分层方法在《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透明的评估框架中的概念验证，粮农组织将在其两个统计区（区域31和区域37）进行试点，以提交2022年渔委第三十五届会议，并就取得的数据量度比较现有方法和新方法。该试点将以易于复制的标准化格式记录数据、工作流程、分析和报告。此外，将开发新的信息图表（初步原型范例见图），以提供一个更有吸引力的交流方式，并与渔业管理生态系统方法保持一致，在更广泛的背景下介绍渔业评估。[6]

将向渔委第三十五届会议提交详细的工作计划，以实现《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关于海洋资源状况方面指标现代化的目标。如果得到批准，将在2024年版《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中提供分层分析和新的可视化传播方法实例，并在大多数地区全面推广。随后，将发布新版粮农组织技术文件《世界海洋渔业资源状况回顾》，详细描述该方法。该工作计划还设想了一项提高国家和区域渔业机构种群状况评估能力的进程。该计划将鼓励各国机构更多和更积极地参与全球分析，使其能够定期提交分析报告，为粮农组织旗舰出版物提供内容，同时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4.1方面的进展。

与渔业管理和生态系统复杂性相关的多重指标下不同区域分类信息草图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1] Gulland，J.A.。1971。《海洋鱼类资源》。英国，West Byfleet，《渔业新闻汇编》。第255页。www.fao.org/3/al937e/al937e.pdf

[2] 粮农组织。2011。《世界海洋渔业资源状况回顾》。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技术文件第569号。罗马。第334页。www.fao.org/3/i2389e/i2389e.pdf

[3] 种群减少分析+（Sraplus）包括根据外部协变量估计损耗的备选方案。

[4] 证据权重法最初是由澳大利亚政府开发的：
Woodhams，J.，Stobutzki, I.，Vieira, S.，Curtotti，R.和Begg，G.A.，编辑。2011。《2010年渔业状况报告：澳大利亚政府管理的鱼类种群和渔业状况》。堪培拉，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及科学局。440页。
该方法旨在根据不同的指标（社会、生物或经济）假设替代性种群状况。证据权重表明使用多种方法显示最可能结果的状况的最高概率。

[5] Sousa, P.和Barros，P.，即将出版。《就数据和能力有限的渔业提供符合渔业生态系统方法的管理建议：采用证据权重法的框架》。罗马，粮农组织。

[6] Staples，D.，Brainard，R.，Capezzuoli，S.，Funge-Smith，S.，Grose，C.，Heenan，A.，Hermes，R.等。2014。《渔业管理生态系统方法基础：渔业管理生态系统方法培训课程》。第2卷— 培训师专用。亚太区域办事处出版物2014年第13期。粮农组织亚太区域办事处，泰国曼谷。www.fao.org/3/i3779e/i3779e.pdf

主要物种的状况和趋势

2019年上岸量最大的前十个物种为秘鲁鳀（Engraulis ringens）、阿拉斯加狭鳕（白眼狭鳕）（Gadus chalcogrammus）、鲣（Katsuwonus pelamis）、大西洋鲱（Clupea harengus）、黄鳍金枪鱼（Thunnus albacares）、蓝鳕（Micromesistius poutassou）、欧洲沙丁鱼（Sardina pilchardus）、太平洋白腹鲭（Scomber japonicus）、大西洋鳕（Gadus morhua）和白带鱼（Trichiurus lepturus）。平均而言，2019年，这些种群中有66.7%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略高于64.4%的全球平均水平。欧洲沙丁鱼、大西洋鳕和大西洋鲱的过度捕捞种群比例高于平均值。

金枪鱼种群是最重要的，因为其渔获量大、经济价值高、国际贸易广泛。此外，由于金枪鱼具有高度洄游性且经常跨境分布，其管理面临更多的挑战。在全球层面，七个最具商业价值的金枪鱼物种分别是长鳍金枪鱼（Thunnus alalunga）、大眼金枪鱼（Thunnus obesus）、鲣（Katsuwonus pelamis）、黄鳍金枪鱼（Thunnus albacares）和三种蓝鳍金枪鱼（Thunnus thynnus、Thunnus maccoyii和Thunnus orientalis）。2019年，主要商业金枪鱼物种贡献了570万吨渔获量，比2017年增长15%，但仍比2014年的历史峰值低14%。平均而言，2019年，在最具商业价值的金枪鱼物种中，66.7%的种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略高于所有物种的平均值，但与2017年相比没有变化。

金枪鱼种群受到密切监测和广泛评估，上述七个金枪鱼物种的状况是已知的，不确定性有限。然而，对于其他金枪鱼和类金枪鱼物种，大多仍未被评估或评估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这是一项重大挑战，因为金枪鱼和类金枪鱼物种估计至少占全球小规模渔业总渔获量的15%（粮农组织、杜克大学和世界渔业中心，即将出版）。此外，金枪鱼的市场需求仍然很高，而金枪鱼捕捞船队仍然存在严重的能力过剩。需要进行有效管理，包括更好的报告和数据获取，以及对所有金枪鱼种群实施捕捞控制规则，从而将种群维持在可持续水平，特别是恢复过度开发的种群。此外，需要在主要商业物种以外的金枪鱼和类金枪鱼物种的数据收集、报告和评估方面开展大量工作。

捕捞区域状况和趋势

2019年，西北太平洋在粮农组织主要捕捞区域中产量最高，占全球上岸量的24.1%。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其总渔获量在1700-2400万吨之间波动，2019年约为1940万吨（图25）。历史上，远东拟沙丁鱼（Sardinops melanostictus）和阿拉斯加狭鳕曾经是产量最高的物种，上岸量峰值分别为540万吨和510万吨。然而，在过去的25年中，其渔获量明显下降。相比之下，鱿鱼、墨鱼、章鱼和虾的上岸量自1990年以来大幅增加。2019年，日本鳀（Engraulis japonicus）的两个种群处于过度捕捞状态，而在阿拉斯加狭鳕方面，两个种群处于过度捕捞状态，另一个种群处于可持续捕捞状态。总体而言，2019年，西北太平洋区域约55.0%的已评估种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45.0%超出生物可持续水平，与2017年的最后一次评估相比增加了10%。

近几十年来，中东太平洋的渔获量在150-200万吨之间波动（图25）。2019年的总上岸量为190万吨，接近历史最大值。该区域很大一部分上岸量来自中小型中上层鱼类（包括南美拟沙丁鱼（Sardinops sagax）、鳀鱼和太平洋白腹鲭（Scomber japonicas）等重要种群）、鱿鱼和对虾。这些寿命较短物种种群的生产率自然更容易受到海洋条件变化的影响，即便捕捞率保持在可持续水平，产量也会有所波动。例如，在过去三年中，加利福尼亚湾种群中加州拟沙丁鱼的渔获量急剧恢复，很可能是对有利环境条件的响应。正如前几年所指出的，过度捕捞会影响特定的高价值沿海水产资源，如石斑鱼、鲷鱼和虾。然而，由于现有信息有限，这些种群的状况高度不确定。中东太平洋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的已评估种群比例自2015年以来一直稳定在85.7%，在各捕捞区域中排名第二。

2019年，东南太平洋的水产品产量为780万吨，约占全球上岸量的10%，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图25）。两个产量最高的物种是秘鲁鳀和美洲大赤鱿（Dosidicus gigas），其上岸量分别为近500万吨和90万吨。这些物种被认为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主要原因是由于对鳀鱼实行更加谨慎和有效的渔业管理，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上岸量减少。贝氏智利鲱（Strangomera bentincki）也在可持续限度内捕捞。相比之下，南美拟沙丁鱼（Sardinops sagax）、智利无须鳕（Merluccius gayi）和澳洲无须鳕（Merluccius australis）继续处于过度捕捞状态，而小鳞犬牙南极鱼（Dissostichus eleginoides）目前正在不可持续水平上捕捞。尽管该区域内的大部分渔获量（约95%）来自处于可持续水平的种群，但总体而言，2019年，东南太平洋区域仅有33.3%的已评估种群在可持续限度内捕捞。

中东大西洋的渔获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波动，2019年达到540万吨，为时间序列中的最高值（图25）。欧洲沙丁鱼是最重要的一个物种，自2014年以来，每年报告的渔获量约为100万吨，其种群仍未充分捕捞。圆小沙丁鱼（Sardinella aurita）是另一个重要的小型中上层物种。2019年，其渔获量总体下降至约18.4万吨，仅为2001年峰值的50%左右。该物种处于过度捕捞状态。众所周知，该区域底层资源被密集捕捞，种群的状况各不相同，有些被列为可持续，有些则是不可持续。总体而言，2019年，中东大西洋60%的已评估种群处于生物可持续限度内。

在西南大西洋，总渔获量在180-260万吨之间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一段时间呈上升趋势），2019年达到170万吨，比2017年减少5%（图25）。上岸量最大的物种是阿根廷鱿（Illex argentinus），历史上占该区域总渔获量的10%-30%。然而，2019年，该物种的上岸量下滑至25万吨（14%），相比之下，阿根廷红虾（Pleoticus muelleri）的渔获量自2005年以来大幅增长。两者都是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2019年，阿根廷无须鳕（Merluccius hubbsi）的渔获量比2017年增加了26%，因此就其44.9万吨的渔获量而言，这是该区域最重要的物种。由于大力改进评估和管理，包括降低捕捞死亡率，其中一个无须鳕种群在2019年已恢复到生物可持续水平。此外，自2017年以来，南美尖尾无须鳕（Macruronus magellanicus）和弗氏绒须石首鱼（Micropogonias furnieri）的渔获量分别增加了约70%和20%。总体而言，2019年，西南大西洋60.0%的已评估种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比2017年提高20%。

2019年东北太平洋的上岸量保持在与2013年相同的水平，约为320万吨（图25）。阿拉斯加狭鳕仍然是最丰富的物种，约占总上岸量的50%。太平洋鳕（Gadus microcephalus）、无须鳕和鳎目鱼也是渔获量的主要贡献者。除鲑鱼种群外，该区域的大多数物种都很健康且管理良好，主要原因在于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和北太平洋渔业管理委员会的科学建议，以及有助于减少来自远洋捕捞国家捕捞压力的良好治理。然而，2019年，太平洋鲑鱼种群（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南部地区以及美国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大鳞大麻哈鱼、银大麻哈鱼、红大麻哈鱼和大麻哈鱼）处于过度捕捞状态。总体而言，2019年，该区域86.2%的已评估种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在各捕捞区域中比例最高。

东北大西洋是第三大产区，2019年渔获量为810万吨，比2017年下降120万吨。其上岸量在1976年达到1300万吨的峰值，然后下降，在20世纪90年代略有恢复，此后一直在下降（图25）。其渔业资源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经历了极端的捕捞压力。从那时起，各国对捕捞压力进行了更好的管理，希望能够重建过度捕捞的种群。在2000年代，大西洋鲭鱼（Scomber scombrus)）、大菱鲆（Scophthalmus maximus）、欧洲鲽（Pleuronectes platessa）、欧洲鳎（Solea solea）、北鳕（Boreogadus saida）和大西洋鳕（Gadus morhua）有所恢复，在2010年代后期，欧洲鳎（Solea solea）和牙鳕（Merlangius merlangus）有所恢复。2019年，东北大西洋72.7%的已评估种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

2019年，西北大西洋的水产品产量为170万吨，从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450万吨的峰值之后，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图25）。大西洋鳕、双线无须鳕（Merluccius bilinearis）、白长鳍鳕（Urophycis tenuis）和黑线鳕（Melanogrammus aeglefinus）种群恢复状况不佳，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上岸量保持在约10万吨，仅为1965年历史峰值210万吨的5%。恢复状况不佳的原因是环境造成一些种群的生产率发生变化，如大西洋鳕（Gadus morhua）、美洲拟庸鲽（Hippoglossoides platessoides）、美洲拟鲽（Pseudopleuronectes americanus）和黄尾鲽（Limanda ferruginea）。尽管渔获量可能很低，也没有发生过度捕捞，但这些种群仍然没有恢复。总的来说，无脊椎动物渔业与有鳍鱼类渔业相比状况较好。总体而言，2019年，西北大西洋61.1%的已评估种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

中西大西洋的总渔获量在1984年达到最高的250万吨，然后逐渐下降至2014年的120万吨，2019年略微回升至140万吨（图25）。小型中上层鱼类，即大鳞油鲱（Brevoortia patronus）和圆小沙丁鱼，处于充分捕捞状态。中型中上层鱼类，如大西洋马鲛（Scomberomorus cavalla）和椭点马鲛（Scomberomorus maculatus），似乎处于充分捕捞状态，而巴西马鲛（Scomberomorus brasiliensis）似乎过度捕捞状态。鲷鱼和石斑鱼是该区域价值最高、捕捞最密集的物种，尽管采取管理行动，定向捕捞努力量有所减少，但一些种群仍然处于过度捕捞状态。高价值的无脊椎动物物种，如眼斑龙虾（Panulirus argus）和女王凤凰螺（Lobatus gigas），处于充分捕捞状态。目前，对虾和沿圭亚那-巴西大陆架的克氏剑虾（Xiphopenaeus kroyeri）处于可持续捕捞水平。2019年，中西大西洋62.2%的已评估种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东南大西洋的上岸量呈下降趋势，总量从330万吨下降至2019年的140万吨（图25）。竹荚鱼和无须鳕为该区域最重要的物种，由于种群得到良好补充且实施了严格的管理措施，已恢复至生物可持续水平。南非拟沙丁鱼（Sardinops ocellatus）种群仍然严重退化，需要纳米比亚和南非采取特别保护措施。小沙丁鱼属（Sardinella aurita和Sardinella maderensis）种群在安哥拉和纳米比亚部分沿岸地区非常重要，仍处于生物可持续水平。怀氏脂眼鲱（Etrumeus whiteheadi）处于未充分捕捞状态。然而，2019年，短线竹荚鱼（Trachurus trecae）仍处于过度捕捞状态，非法捕捞重点对象南非鲍螺（Haliotis midae）的状况继续恶化，仍处于过度捕捞状态。总体而言，2019年，东南大西洋64.7%的已评估种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

地中海和黑海的总上岸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约200万吨的历史最高值，在2014年降至110万吨的低点；自2015年以来，略有恢复，2019年渔获量为140万吨（图25）。大多数定期评估的重要商业种群继续超出生物可持续限度捕捞，包括欧洲无须鳕（Merluccius merluccius）、大菱鲆（Scophthalmus maximus）和欧洲沙丁鱼。在过去几年中，其中一些种群的过度捕捞程度出现下降趋势，但根据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所有资源的总捕捞死亡率估计比可持续参考点高出近2.5倍。2019年，地中海和黑海36.7%的已评估种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14]

2019年，中西太平洋的上岸量为1390万吨（占全球总量的17%），位居第二，延续了自1950年以来的线性增长趋势（图25）。水生物种高度多样化，但渔获量并不总是按物种划分，通常记录为“沿海杂鱼类”、“中上层杂鱼类”和“未确定的海洋鱼类”，这些鱼类合计占该区域2019年总上岸量的近50%。主要物种为金枪鱼和类金枪鱼，约占总上岸量的21%。小沙丁鱼和鳀鱼在该区域也非常重要。未充分捕捞的种群很少，特别是在中国南海西部海域。报告的渔获量一直保持在高水平，可能是因为捕捞范围扩展至新的区域，或捕捞低营养层级目标物种。该区域的热带和亚热带特征以及可获得数据的有限性使种群评估具有挑战性，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总体而言，2019年，中西太平洋79.6%的已评估鱼类种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

东印度洋的渔获量继续呈现稳定增长，2019年达到680万吨（图25）。种群状况信息通常较为匮乏，只有某些区域的少数沿海种群可获得相关信息。粮农组织监测的大多数种群是根据渔获量趋势和其他辅助信息进行评估的，而不是根据分析性种群评估或独立的渔业数据。因此，该区域的种群状况是高度不确定的，应谨慎对待。托氏鲥（Tenualosa toil）、小沙丁鱼（Sardinella spp.）、羽鳃鲐（Rastrelliger kanagurta）和长头小沙丁鱼（Sardinella longiceps）的上岸量高度波动，很可能是由捕捞压力和环境变化的综合影响所造成的云鲥（Tenualosa ilisha）种群为充分捕捞，或过度开发。在可持续限度内的种群包括鳀鱼、墨吉对虾、斑节对虾、鱿鱼和墨鱼。2019年，在东印度洋的已评估种群中，有65.3%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

在西印度洋，总上岸量继续增加，2019年达到550万吨（图25）。西南印度洋，主要对虾资源（主要出口创汇产品），继续呈现明显过度捕捞迹象，需要有关国家采取更严格的管理措施。整个区域的海参种群处于过度开发状态。西南印度洋渔业委员会持续更新对该区域主要捕捞种群状况的评估结果。2019年评估表明，西印度洋62.5%的已评估种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37.5%在生物不可持续水平上捕捞。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渔业具体目标的前景

2019年，世界海洋渔业中64.6%的鱼类种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显著的持续下降趋势（图25）引起了国际社会和所有利益相关方的警觉，迫切需要具体计划和行动来实现可持续渔业。

过度捕捞（捕捞使种群丰度下降至可产生最大可持续产量的水平之下）不仅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运作造成不利影响，而且还会减少渔业产量，随后导致负面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将过度捕捞的种群重建至能够实现最大可持续产量的生物量，可使渔业产量增加1650万吨，年收益增加320亿美元（Ye等，2013）。这也将增加海洋渔业对沿海社区粮食安全、营养、经济和福祉的贡献。对于那些高度洄游、跨境以及完全或部分在公海捕捞的渔业资源，形势显得尤为严峻。《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自2001年起生效）应成为公海渔业管理措施的法律依据。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设定了明确的渔业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4）：到2020年终止海洋渔业过度捕捞。目前，世界渔业正偏离这一目标。不过，全球状况可能掩盖了区域和国家内部的进展差异。最近的一项研究（Hilborn等，2020）表明，平均而言，经过科学评估和强化管理的种群的丰度已增加或达到拟定目标水平，相反，渔业管理不完善区域的捕捞率远高于已评估种群，丰度则较低。这凸显出迫切需要在未实行可持续管理的渔业中推广和调整成功的政策和法规，并建立创新机制，促进世界各地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

内陆渔业

背景

内陆水域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抵御力主要由环境因素驱动，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温度、水流以及由水生系统季节性扩张和收缩造成的营养脉冲。这些生态系统的物种所具有的生存策略，使它们能够因地制宜地利用不同系统固有的变异性或稳定性，不论是在北极、山地、温带或热带、湖泊、河流、湿地或洪泛区。

与鱼类种群或特定内陆渔场的表现密切相关的是水质和水量、鱼类种群完成生命周期所依赖的生境的规模和健康状况以及这些生境之间的连通性。热带洪泛区是世界上一些最大规模内陆渔场的所在地，许多人的生计、粮食安全和营养也依赖于此。在该区域，洪水的年际变化决定了水产品的生存率和生长率，从而决定了能够从高死亡率中恢复的种群规模。这些系统的捕捞压力可能很大，但通常不是决定渔场状况的主要驱动因素。相反，温带或北极湖泊或溪流中的孤立种群可能非常容易受到过度捕捞的影响，尽管生境、产卵场和连通性受到的影响仍可能是决定种群健康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压倒性因素。

世界热带流域的重要内陆渔场的特点仍为存在大量物种，并且利用这些物种的渔场高度多样化。由于这些重要的、用作食物供应的渔场中有许多位于最不发达国家或低收入缺粮国家，监测和管理这些渔场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有限。鉴于这类渔场多数都极为分散，使用传统的评估方法（长度频率调查、渔获量和捕捞努力量调查、渔场独立调查等）耗时长、成本高，而且针对上岸量的税收种类有限，国家的投资回报率低，因此很难说服政府开展评估。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对内陆水域的低调处理也意味着相应的评估和监测优先度较低，或者在有许多其他竞争需求的情况下被视为不必要开支。

集水区和流域的跨界性质是另一个需要克服的挑战，因为流域边界不一定是便利的国家边界，或者地方管辖区的边界。很少有存在重要内陆渔场的大河流域完全处于一个国家的边界内。在较大的大陆和群岛国家，国家内陆渔业上岸量包括若干不同流域的渔获量，均由地方压力驱动。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的总渔获量数据都不能为一个国家的内陆渔业状况提供准确、令人满意或有用的信息。重要的是，许多国家通常只监测最大的渔场或上岸点，采用估计量或忽视其他较不密集的渔场，进一步模糊了对内陆水域及其渔业真实状况的认识。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和2（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和促进可持续农业）中与内陆水域相关的具体目标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14（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和15（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中与其间接相关的具体目标，我们应该如何设法在这些情况下跟踪内陆渔业的状况？

如果没有适当的评估，水资源开发、农业和工业环境影响、毁林和土地退化对内陆渔业的食品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影响就无法得到说明。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认识到国家评估的这些局限性和内陆渔业的流域性质需要一种新的评估模式，可以整合多个来源的信息，通常进行远程收集并使用间接指标测量，但目前还没有实现这种做法的工具和计算机建模能力。2016年，粮农组织与美国地质勘探局和选定的渔业专家合作，启动了一项进程，为内陆渔业绘制全球威胁图，将20个确定的作用于各集水区和流域的人为压力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综合威胁指标。对影响内陆渔业的各个流域和子流域的相关压力，根据其在各流域的重要性进行加权。该模型的初步结果在2020年版《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粮农组织，2020a）中提出，并计划在2022年版中进行更新。

目前，美国地质勘探局已经进一步完善了威胁评估方法，并对影响内陆渔业的各个威胁类别的150多个空间数据层的增强回归模型输出进行了自动化。通过改进加权方法，使空间数据有意义并指定相对重要值。该方法综合了来自文献、增强回归树和专家意见的权重。审查了关于已记录的威胁、响应和影响的9000多篇同行评审文章，涉及对内陆渔获量最重要的45个流域。作为补充，还对来自79个国家的536名内陆渔业专业人员进行了调查，要求其在地方层面对最熟悉的渔场开展威胁评分。威胁评估是一个完全透明、可复制的框架，能够实现具有较高可信度的内陆渔业客观评估。配套门户网站将为渔业管理者和其他用户总结评估结果。

图26根据汇总的压力类别概述了各大洲面临的威胁。压力类别的标准按1-10的数字量表进行评价，其中“低压力”为评分1-3分，“中压力”为4-7分，“高压力”为8-10分。在对内陆渔业非常重要的所有主要流域中，估计28%的渔场处于低压力状态，55%处于中压力状态，17%处于高压力状态（左侧长条，“世界”）。大多数区域遵循类似的比例分布模式。这些结果促使人们关注大多数具有中度到高度退化生态属性的流域，并可通过追踪变化的基线指标来改善内陆渔业。对这些估值，需要考虑一些重要因素。其一，在该图中，各流域的代表性相同，并非基于其规模或渔获量。例如，覆盖较大地理区域的流域（如刚果河）与覆盖较小区域的流域（如塞皮克河）代表性相同。然而，由于该模型可以使用不同比例尺的数据，可根据与渔业管理者或用户最相关的指标，利用流域和水文特征对相应的威胁进行汇总。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在该图中，各大洲的流域数量并不相同。例如，亚洲和非洲分别有12和14个对内陆渔业非常重要的水文流域，而大洋洲只有2个。为便于使用和说明，将按生物地理学领域、生态区和水文流域对评估结果分别进行总结。

图26 各区域主要内陆渔业状况

注：对内陆渔业及其渔获量最重要的流域（n=45个流域）的成比例威胁状况按大陆区域和跨大陆区域进行平均。

资料来源：佛罗里达大学土地和水资源实验室。

对单个流域的分析

通过威胁测绘方法，可以在从全球层面到单个流域或子流域层面的不同分辨率等级上，对内陆渔业的粮食生产和生物多样性方面受到的威胁进行评价。对子流域的数据进行分解可以显示出流域的不同部分如何影响其总体威胁水平，以及流域各部分并非受到同样的影响，从而揭示出需要集中开展保护和生态系统恢复工作的领域，以及流域各部分可支持不同类型渔业活动并受到不同威胁。渔业的脆弱性及其社会经济特征也将根据其空间分布而变化，需要加以考虑。将对特定内陆渔业状况的认识与全球威胁图联系起来，可以提供基线和方法，就内陆渔业资源实现国际目标，如“爱知目标”的进展情况开展有意义的报告，并通过认识内陆渔业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以及生态系统恢复行动如何维系这一重要性，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对内陆渔业进行定期且有意义的全球评估，需要承诺和额外资源对指示性渔业活动进行常规评估，并同意按共同框架报告。这将使粮农组织能够以类似于其海洋种群状况评估的方式来整理全球评估。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采用全球公开的数据，因此可以覆盖那些在收集数据和向粮农组织报告数据方面能力非常有限的国家；通过在每个区域选择一些指示性流域，将有可能深入了解世界不同区域的渔业状况。然而，为了校准和改进说明，应利用当地可用数据、当地知识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实地收集补充数据，对结果进行“实地验证”；对于存在若干不同渔业活动的较大复杂流域尤其如此。将威胁图与地区层面的渔业数据联系起来，能够进行更详细的国家分析和规划，特别是确定需要进一步了解主要威胁及其与渔业生产和鱼类生物多样性之间关系的区域。这将使国家渔业机构能够确定面临风险的重要内陆渔业（或水生生物多样性），并优先考虑适当的渔业监测和管理干预措施。如果在同一水体中存在若干不同渔业活动，以不同的方式应对驱动因素或应对不同的驱动因素（例如，可能是在同一水体中存在针对大型掠食性物种和小型中上层鱼类的渔业活动，或在一条大河中捕捞洪泛区常栖和洄游物种），因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可能以不同方式受到影响，结果需要仔细解读。

编写更详细报告可能还需要在一些生产率最高的流域，选择并系统跟踪一些指示性渔业活动。每一类渔业活动都将传递有关流域现状的重要信息，而这些信息可能转化为有意义的管理行动。这些数据也可以按一个共同框架进行报告，使粮农组织能够进一步完善全球层面的评估。插文4说明了如何展示这种流域评估。

插文4 流域评估实例：马拉维湖/尼亚萨湖

图A以马拉维/尼亚萨湖为例探讨了如何进行流域评估，该湖是马拉维、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共有的东非大裂谷湖泊之一。人口密度和增长率都很高，特别是在该流域的马拉维部分。捕捞是最重要的生计来源之一，至少有160万人以此为生。鱼类是动物蛋白的重要来源，为马拉维提供了70%的动物蛋白。渔业可分为使用32对和8个尾拖网渔船的半工业化渔业（上岸量的12%）和主要使用独木舟的手工渔业（上岸量的88%）。常见的渔具类型包括刺网、开放水域灯光诱捕围网、陷阱和蚊帐。马拉维分别于1976年和2002年开始对其水域的半工业化渔业和手工渔业进行系统监测。另外两个国家没有可比较的数据集。

图A 马拉维湖/ 尼亚萨湖流域报告单

注：插文中的信息来自 Weyl, Ribbink and Tweedle（2010）[1]以及 Gumulira, Forrester and Lazar（2019）[2]。

资料来源：佛罗里达大学土地和水资源实验室。

马拉维湖/尼亚萨湖的拖网渔业自1990年左右开始下滑，而手工渔业的上岸量自开始数据收集以来一直在增长，主要原因在于渔民数量的增加和捕捞强度的提高。渔获物的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图B）。手工渔业曾经相当多样化，目前尽管年际波动很大，但马拉维湖沙丁鱼（Engraulicypris sardella）却占手工渔业渔获量的90%以上。拖网渔业主要针对一些慈鲷科鱼类，其中卡朗口孵非鲫（罗非鱼属Oreochromis）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资源崩溃且从未恢复，而小口孔首丽鱼（龙占丽鱼属Lethrinops，底栖深水慈鲷鱼）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减少。目前，拖网渔业主要捕捞沼泽双弓齿丽鱼（双弓齿丽鱼属Diplotaxodon，深水中上层慈鲷鱼），与手工渔业的竞争有限，渔获量相当稳定。一般认为，过度捕捞是造成观察到的渔获量构成变化的原因。然而，取水、污染、土地使用变化和气候变化等其他因素最有可能造成这些变化。与其他湖泊一样，马拉维湖/尼亚萨湖鱼类生产受该流域支流的自然和人为来源的营养素影响。此外，上升流使得底层的营养素形成再循环。上升流随着盛行风的强度和方向以及水温决定的温跃层深度而变化。小型中上层浮游生物食性鱼类通常很快会对营养素输入变化做出反应，如马拉维湖沙丁鱼。

图B 马拉维湖/尼亚萨湖手工渔业和半工业化渔业的鱼类上岸量

[1] Weyl，O.，Ribbink，A.和Tweedle, D.。2010。“马拉维湖：鱼类、渔业、生物多样性、健康和生境”。《水生生态系统健康和管理》，13（3）：241-254。

[2] Gumulira，I.，Forrester，G.和Lazar, N.。2019。“马拉维湖东南部分马拉维湖沙丁鱼（Engraulicypris sardella）的生物经济分析”。《国际渔业和水产养殖期刊》，11（4）：86-96。

资料来源：马拉维渔业部。

虽然物种层面的信息可能并不重要，但渔获物的物种数量包含了重要信息。然而，监测不同的生态类型（如洄游物种、小型中上层鱼类、较大生长型和寿命较长物种、非本地物种）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指示性渔业活动很可能是针对已被监测的重要物种。不过，实际上并不需要如此，只要渔获物提供了相关类型所有物种的状况信息。

捕捞船队

全球船队规模估算及区域分布情况

据估计，2020年全球共有410万艘渔船。这一数字过去二十年一直在持续下降，主要原因是欧洲和中国分别于2000年和2013年开始缩减船队规模，粮农组织最近更新船队相关数据时考虑到了这一因素。全球船队规模2015年至2020年间减少不到10%，2019年至2020年间则减少不到4%。亚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捕捞船队，估计总数为268万艘，约占全球总数的三分之二（图27）。这一数字2015年至2020年间已下降8%。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非洲的捕捞船队规模一直在扩大，目前占全球渔船总数的23.5%，与2015年相比增加10%。美洲目前在全球渔船总数中占比不到9%，与2015年相比减少1.5%。欧洲和大洋洲在全球总数中占比保持稳定，分别为2%和不到1%。

图27 2020年世界各大洲捕捞船队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中国估计有56.4万艘渔船，位列世界第一。中国目前正在缩减船队规模，自2013年以来已在当时107.2万艘的基础上缩减了约47%。原因是为了实现中国缩减捕捞业规模的长期目标（粮农组织，2022a）。欧盟过去二十年也通过共同渔业政策，实施了类似的计划，2020年欧盟约有7.4万艘渔船，与2000年相比减少了28%，图28和图29展示了中国和欧盟船队规模的变化。但正如Di Cintio等（2022）在意大利开展的研究所示，仅靠缩减船队规模并不一定能带来更加可持续的成效，因为捕捞效率的变化也可能会抵消缩减船队规模带来的可持续性方面的成效。虽然渔船数量有所减少，但更大、动力更强劲的渔船（插文5）和更高效的渔具也可能会破坏捕捞活动的可持续性。

图28 2000-2020年中国捕捞船队规模，按机动化状况分列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图29 2000-2020年欧盟27国渔船船队规模，按机动化状况分列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插文5 全球捕捞船队表现

粮农组织对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北美洲和南美洲20个主要捕捞国的主要全球海洋捕捞船队的技术经济表现进行了审查。[1]从103个主要捕捞船组收集了财务、社会经济和技术信息，代表大约24万艘渔船。整体而言，这些船队在2016-2019年期间的海洋捕捞渔业产量估计占全球产量的39%。

对船只特征的分析显示，各个船组在海洋捕捞能力方面的差异巨大（在船只长度、吨位和功率方面）。比较在2000年的上一次审查中出现的16个船组，所有船组的平均单个船只的总吨位都明显增加。此外，在一些亚洲捕捞船队中观察到，总体平均船只长度和发动机功率大幅增加。南美洲和北美洲、非洲和欧洲的（半）工业化捕捞船队的船龄结构普遍呈上升趋势，而亚洲大多数船组的船龄结构则较年轻，原因是中国、孟加拉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捕捞船队正在恢复活力。

对98个船组的成本和收益数据的分析显示，劳动力成本和运行成本是两个主要的成本组成部分。以中上层物种为目标的围网渔船和拖网船组的成本和收益最高。

审查显示，对（半）工业化渔船和捕捞作业的投资通常是有利可图的，在审查涵盖的所有20个渔业国家中，海洋捕捞仍然是经济上可行的经济活动。大多数接受调查的捕捞船队实现了足够的收入来支付折旧费、利息和偿还贷款，并为再投资提供必要的资金。在97个主要为（半）工业化的船组中，92%的船组在2016年至2019年的调查年份报告净现金流为正。73%船组的平均渔船实现了10%或以上的净利润率，而88%的船组在资本生产率方面报告了积极成果，因其固定有形资产回报为正。61%的船组实现了10%或更高的投资回报。

利润率在船只、船组和年份之间有所不同。[2]表格显示了在调查年份期间按渔具类型和船只大小（底层拖网渔船）分类汇总的船组平均表现。平均而言，围网渔船、刺网渔船和鱿钓船在三个主要盈利指标（净利润率、固定有形资产回报和投资回报）方面表现非常好。中上层拖网渔船和大中型底层拖网渔船也报告了表明捕捞作业为盈利或高盈利的百分比。在10个延绳钓船组中，有4个呈现负结果，这影响了延绳钓船组的总体平均表现。

所使用的捕捞技术继续发展。降低燃料成本和节约能源是半工业化捕捞作业、船只和渔具方面技术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除了改善海上安全和渔民在船上的工作条件外，在提高捕捞效率、减少捕捞的环境影响、改善处理和提高产品质量方面也有重大发展。这些发展（连同水产品价格的普遍上涨、一些地区成功的渔业管理以及欧洲和北美船队能力管理的改善），在新冠疫情之前，都为近年来全球主要捕捞船队的积极财务和经济表现做出了贡献。

[1] Van Anrooy，R.，Carvalho，N.，Kitts，A.，Mukherjee，R.，Van Eijs，S.，Japp, D.和Ndao, S.。2021。《全球主要捕捞船队的技术经济表现回顾》。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技术文件第654号。罗马，粮农组织。https://doi.org/10.4060/cb4900en

[2] 根据不同渔具类型和船只大小（海底拖网渔船）分组的捕捞船队，在调查年份中的整体平均表现，参见： www.fao.org/3/cb4900en/cb4900en.pdf#page=85

从船队机动化角度看，世界上约有250万艘渔船安装了发动机，占全球渔船总数的62%。图30展示机动渔船和非机动渔船在各大洲的分布情况。从图上可以看到全球机动渔船分布不均，2020年世界上近三分之二的机动渔船（190万艘）分布在亚洲。绝大多数非机动渔船（约97%）在亚洲和非洲，估计分别有81.5万艘和70.2万艘。这些非机动渔船大多全长不足12米，虽然很多国家报告中依然未按全长、机动化状况和渔船类型对船只进行分类。重要的是，一些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捕捞船队的国家也存在此类问题，这给数据带来了极大的局限性。

图30 2020年各大洲带发动机和不带发动机渔船的比例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渔船的大小分布和小型渔船的重要性

2020年，世界上已知船长分类的机动渔船中，约81%属于全长12米以下一类，多数无甲板。图31显示，各大洲机动渔船中，小型渔船占比最高。从绝对值看，亚洲小型非机动船最多，随后是美洲（特别是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和非洲。大型渔船（全长24米以上，通常总吨位超过100吨）全世界估计约有4.5万艘，占世界机动渔船总数不到5%。大型渔船2020年主要集中在美洲、大洋洲和亚洲。值得注意的是，大型渔船虽然数量不多，但在全球捕捞船队总动力中占比约为三分之一（Rousseau等,2019）。

图31 2020年各大洲机动渔船大小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图31显示2020年大中型渔船与以往年份相比所占比例有所上升，特别是非洲、美洲和亚洲。这些数据证实了插文5中提出的分析结果，表明全世界捕捞船队的吨位和长度普遍均在增加。在美洲，对该大洲主要行动方巴西的数据进行重要更新后，船队中大型渔船的数量比原本报告的有所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一个事实，即美洲全长12米以下的机动渔船在全球占比最小。

表11列出了各区域部分国家和地区报告的渔船数量，并按全长和机动化状况进行分类。这部分国家符合之前发现的全球趋势，多数渔船长度较小；亚洲和非洲国家拥有的非机动渔船数量最多，表11中显示的27个国家和地区中，仅8个拥有200艘以上全长24米以上的渔船。在贝宁、马拉维、孟加拉国，非机动渔船仅略超半数，在安哥拉、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突尼斯，非机动渔船占比稍低，接近50%。

表11 2020年部分国家和地区报告的渔船数量，按机动化状态和全长分列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尽管全球以小型渔船为主，但要对其数量进行估计极具挑战性。的确，工业化船舶通常需要遵守许可和登记要求，但对小型渔船则往往无此要求。此外，小型渔船即便进行了登记，也不一定被纳入国家统计报告中。另一项挑战涉及内陆水域船队，地方和国家有关内陆水域渔船的报告和数据往往不完整，很难对海洋和内陆水域船队进一步分类或两者之间进行比较。这突出说明粮农组织有必要加快改进渔业数据质量和报告工作，将重点放在全球的小规模渔业上，同时要通过在渔业统计方面开展专项能力建设来实现这一目标。的确，有关渔船的信息（最好通过登记簿收集）对于各国而言十分关键，因为各国可通过这些信息对自己的船队规模进行评估，为渔业管理提供支持，并朝着认可小规模渔业活动及其参与方并使其正规化迈出关键的第一步。

粮农组织过去几年开展的全面修订工作大大改进了粮农组织1995-2020年的船队数据，与《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以往版本相比较后，对国家和区域合计数进行了调整。通过与各成员国开展沟通来修订历史数据，挖掘新数据源，控制数据差错，必要时做出推算，粮农组织得以以更加详细具体的方式汇总和展示了20多年的历史数据。为改进数据收集和分析工作而开展的此项工作将进一步扩大，进而涵盖从1950年至1995年的历史数据。

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就业情况

本节介绍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就业情况年度数据及趋势数据。数据集多数涉及渔业和水产养殖初级部门的就业情况，而其中一些子数据还包括有关捕捞后活动，主要是加工环节的数据。

初级部门就业情况

2020年，估计有5850万人作为全职、兼职、临时或未标明状态的劳动力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就业，其中约21%为女性。按部门分，35%在水产养殖部门就业，65%在渔捕捞业部门就业（表12）。

表12 1995-2020年全球渔民和养殖户就业情况，按区域分列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水产养殖部门总就业人数近年基本保持稳定（表12），而全球渔民数量则在减少，亚洲尤甚。疫情对就业的影响已显现在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全价值链（见“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危机”）。对流动性、非必要活动和贸易的限制使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受到干扰，市场和流通环节被迫中断和改变。但随着病毒及其变异株从亚洲向欧洲和美洲传播，不同国家和年内不同时段的情况各异。

2020年，亚洲的渔业和水产养殖工人最多（占全球总数的84%），随后是非洲（10%）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4%）。从事水产养殖的人数超过2000万，主要在亚洲（93.5%），随后是非洲（3.1%）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近3%）。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在全球渔民或水产养殖人员总数中各占不到1%（图32）。

图32 各大陆渔业和水产养殖初级部门就业比例

注：第二张图为提高清晰度，展示的是除亚洲外所有区域的情况。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3790万渔民中，近80%在亚洲，随后是非洲（13%），美洲所占比例略高于5%（多数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大洋洲占比略高于1%，欧洲略低于1%。

渔民或水产养殖从业人数的变化趋势在各区域各不相同。欧洲和北美洲这两类人员数量的降幅最大，特别是渔民（表12）。非洲渔民和水产养殖从业人员数量稳定增加，多数在捕捞业。水产养殖部门的就业人数在非洲持续增加，但与非洲捕捞业相比人数仍相对较少。在亚洲，水产养殖和渔业的从业人数几十年来均首次出现下降。导致渔民人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渔船规模缩减（见“捕捞船队”）和疫情影响。渔业从业人数2015年至2020年间减少了5.4%，水产养殖从业人数则减少了4.6%（表12）。大洋洲的就业人数也在减少，2015年至2020年间渔民人数有所减少，水产养殖从业人数保持稳定。有意思的是，欧洲的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从业人数2015年前一直在减少，但2015-2020年间，渔业部门人数增加了3%，水产养殖部门增加了5%。

图33展示的就业数据按全职、兼职、临时和未标明状态分列。由于已报告的近40%的就业数据未标明状态，因此很难对就业的贡献和从业时间进行分析。水产养殖部门未标明状态的比例更大，因为一些水产养殖部门就业人数较多的国家未对数据进行分类。据报告，全职类在就业中占比约25%，兼职类占比21%，剩余的14%为临时工。在所有女性从业人员中，多数报告为未标明状态（34%），随后是兼职（27%）。仅15%的全职从业人员为女性，进一步证实女性往往在水产养殖和渔业价值链中从事相对不稳定的工作。但仅考虑加工部门现有数据，发现女性在全职就业中占比略高于50%，而在兼职就业中占比71%（插文6）。

图33 渔业和水产养殖初级部门就业情况，按占用时间分列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插文6 按性别分列的就业数据的相关性：加工部门案例

水产食品加工是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捕捞后活动的核心，对从地方到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经济产生直接影响。加工包括多种多样有关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转化和保存的技术，从手工、小规模方法到大规模机械化运作不等。2021年，世界银行[1]估计，在全球水产品加工的某些环节，女性从业人员的比例可高达85%。此外，最近“阐明隐藏收获”研究项目[2]的初步结果表明，小规模渔业捕捞后部门半数从业人员为女性。加工业从业人员中女性比例高的现象，可从渔业劳动力性别分工的社会化、与空间相关的角度来看待，因为男性更多负责出海，女性则更多在陆上劳动。[3], [4]加工业中女性从业人员占比较高，这也与人们的观念有关，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遵守规则、更灵活、更细心、更能接受低薪酬。[5]这种性别观念最终导致女性在次级产业中从事低薪、不稳定、资历要求低的工作，在政策层面几乎或完全没有受到关注。[6]

粮农组织最近与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联手在49个国家开展了一项研究，每年收集这些国家渔业和水产养殖加工部门的性别分类数据。到目前为止，该数据集共包含38个国家的加工部门就业统计数据，其中22个国家的数据已按性别分类[7]。这些时间序列数据为其他国家树立了良好榜样，目前又新增粮农组织-经合组织数据集之外的10个国家。粮农组织鼓励其他成员国报告自己现有的加工相关数据集。然而，目前收到的数据清楚地显示，各国按性别分类的就业统计数据仍存在严重空缺。的确，缺乏有关女性参与捕捞后活动的量化知识反映出初级部门中存在的问题，阻碍了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性别平等，因为这不利于各国采取循证政策来解决劳动场所中的薪酬不平等、健康风险和性别歧视等问题。[6]除了各成员国报告的数据外，粮农组织还开展了一轮工作，扩大收集1991-2021年国家、区域、全球层面有关加工业性别分类就业情况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收集到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审核后，随后将它们合并到各国报告的数据集中。据目前估计，女性在劳动力总量中占比略高于46%。目前已收集到来自117个国家和一个区域组织的统计数据，其中58%在时间序列中至少包含了一项性别分类数值。

尽管最新数据集已有所改善，但有关加工业的时间序列仅涵盖工业化、有组织、正式的活动。鉴于女性在手工和自给自足型渔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应加大对非正式、无报酬、自给自足型活动相关性别分类数据收集工作的重视。还需要更多有关捕捞后加工和分销活动中女性就业状况的信息。最后，包括捕捞前产业（船舶和养殖池维护、补网、记账、为出海捕鱼准备食物等）在内的辅助性活动尚未被纳入渔业和水产养殖就业统计数据中，这些活动多数为非正式活动。为了认识到渔业和水产养殖非正式部门在支持粮食安全和保障女性赋权方面发挥的作用，这些活动都应得到关注，并将性别分类数据的收集工作作为优先重点。

[1] 世界银行。2012。《隐藏渔获：捕捞渔业在全球的贡献》。经济和部门工作。华盛顿特区。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11873/664690ESW0P1210120HiddenHarvest0web.pdf?sequence=1&isAllowed=y

[2] 粮农组织、杜克大学、世界渔业中心。（即将出版）。《阐明隐藏收获：有关小规模渔业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的关键发现简介》。罗马，粮农组织，美国杜伦，杜克大学，马来西亚槟城，世界渔业中心。

[3] de la Torre-Castro, M.、Fröcklin, S.、Börjesson, S.、Okupnik, J.和Jiddawi, N.S.。2017。“通过性别分析促进沿海管理— 提升我们对社会生态海洋景观的认识”。《海洋政策》，第83期：第62–74页。https://doi.org/10.1016/j.marpol.2017.05.015

[4] Alonso-Población, E.和Niehof, A.。2019。“一个空间隐喻的力量：女性于陆地就像男性于海洋一样吗？”《海洋研究》，第18期：第249-257页。https://doi.org/10.1007/s40152-019-00148-z

[5] Monfort, M.C.。2015。《女性在海产品产业中的作用》。GLOBEFISH研究计划。第119期。罗马，粮农组织。www.fao.org/3/bc014e/bc014e.pdf

[6] 粮农组织。2020。《2020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可持续发展在行动》。罗马。https://doi.org/10.4060/ca9229en

[7] 参见表13，第74页。

总体而言，2020年估计在渔业和水产养殖初级部门直接就业的人员中女性占比略高于21%，水产养殖部门为28%，渔业部门为18%（图34）。这一比例高于以往的估计值，原因是各国的报告更加注重分类，粮农组织目前也正在为改善就业数据质量做出努力（自2019年起）。此项工作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合作开展，涉及1995年以来49个国家的全部数据集，目的是通过一份有关渔业和水产养殖初级和次级部门就业情况的联合问卷，统一就业数据集，精简数据收集流程，减轻各成员国的双重报告负担。

图34 2020年各区域渔业和水产养殖初级部门按性别分列的就业数据

注：男女所占比例由报告的数据计算得出，不包括报告为未区分的数据。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捕捞后部门就业情况

表13展示部分成员国报告的捕捞后部门，特别是加工环节的就业情况数据。插文6对此有更详细的介绍，因为加工是女性最集中的部门。“阐明隐藏收获”研究项目为这些数据提供了补充（粮农组织、杜克大学、世界渔业中心，即将出版；另见“阐明隐藏收获：小规模渔业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该项研究发现，小规模渔业价值链中39.6%的主体（从业人员和以此为生的人员）以及49.8%的捕捞后从业人员为女性。对小规模主体的关注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一直在数据收集工作中被忽略，且其中很大一部分为女性。

表13 1995-2020年各国水产品加工业就业人数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15]的利用和加工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会按照不同物种、保存方法和产品形式加工成具有各种各样特性和风味的产品。加工、冷藏、制冰和利用、冷冻、储藏和运输等方面的改进以延长货架期，实现长距离和跨境运输，产品种类更加丰富。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中供人类直接食用的比例已从20世纪60年代的67%大幅升至2020年的约89%（即1.78亿吨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量中的1.57亿吨以上，不包括藻类[15]）（图35）。其余11%（2000万吨以上）用于非食品用途，其中81%（1600万吨以上）被加工成鱼粉和鱼油，其余部分（约400万吨）主要用来观赏、养殖（如鱼苗、鱼种或大规格鱼种）、鱼饵、药用、宠物食品或直接用作水产养殖和家畜及毛皮动物的饲料。

图35 1961-2020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利用情况

注：未包括水生哺乳动物、鳄、短吻鳄、凯门鳄和海藻。数据以鲜重等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2020年，鲜活、生鲜或冰鲜水产食品[15]在供人类直接食用的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15]中占比最高（44%），也是其中最受欢迎、价格最高的。随后是冷冻产品（35%）、预制和保存处理产品（11%）、加工处理产品[16]（10%）。冷冻是保存渔业和水产养殖食品的主要方法，在所有食用加工水产品中占比63%（不包括鲜活、生鲜或冰鲜产品）。

总体数据掩盖了显著差异。利用和加工方法在各大洲、区域、国家甚至国家内部都大相径庭。在亚洲和非洲，水产食品通过盐渍、熏制、发酵或干燥处理的比例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欧洲和北美洲，供人食用的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中，约三分之二为冷冻、预制和保存处理的形式。用于加工鱼粉和鱼油的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在拉丁美洲比例最高，随后是亚洲和欧洲。

总体而言，在较发达经济体中，水产食品的加工相对多样化，特别是加工成高附加值产品，如即食食品。2020年，高收入国家[17]供人食用的水生动物源食品中，50%以上为冷冻形式，约26%为经过预制和保存处理的形式，13%为加工处理的产品。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水产品[18]加工已从传统方法进化为更先进的增值工艺，具体取决于商品和市场价值。但各国在基础设施和文化喜好方面存在巨大差异。2020年，中高收入国家约20%的水生食品为冷冻形式，11%为罐头形式，60%以上为鲜活、生鲜或冰鲜形式。相反，在低收入国家，仅7%为冷冻形式，20%以上为加工处理的产品，约70%为鲜活、生鲜或冰鲜形式。

鲜活水产品主要在东亚和东南亚受欢迎，在其他国家也有小众市场，主要是亚裔移民群体。在中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鲜活水产品交易和处理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很多情况下活鱼的商业化销售依照传统方式完成，无正规监管程序。鲜活水产品的商业化销售近年持续增加，这要归功于物流和技术方面的进步。然而，销售和运输有一定难度，因为往往要遵守严格的卫生条例、质量标准以及动物福利要求（特别在欧洲和北美洲）。

总体而言，随着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消费量和商业化销售量不断增加（见“水产食品消费”和“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贸易”），食品质量和安全标准也有了长足发展。近几十年，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已变得愈加复杂多变，其发展受到多重因素的驱动，如零售业需求增加、物种多样化、加工活动外包、生产商、加工商、零售商之间的供应关系更加紧密等。连锁超市和大型零售商在全球不断扩张，已成为影响市场准入要求和标准的关键行为方。为符合这些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并保护消费者，已根据《国际食品法典鱼和鱼制品操作规范》（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2020）及其针对各国实施良好卫生规范以及基于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提出了实用指导意见，在国家、区域、国际层面都采纳了更为严苛的卫生和处理措施。

由于水产品极易腐败，在捕捞和整个供应链中均需格外小心。如果未能在捕捞后正确处理，可能会很快无法食用，可能因微生物生长、化学变化、被自体酶分解和交叉污染带来食品安全风险，对健康造成威胁。正确的处理、加工、保存、包装、储藏措施对于延长货架期、保障食品安全、维持质量和营养特性、避免损失和浪费，都十分重要。此外，提高水产品的利用率也有助于减轻水生资源面临的压力，加强该部门的可持续性。

保存和加工技术也十分重要，有助于水产品在国内和国际上流通和销售。这些技术主要涉及降温（冰鲜和冷冻）、热处理（装罐、煮沸、烟熏）、去除水分（干燥、盐渍、烟熏）和改变储藏环境（真空包装、气调包装、冷藏）。

水产食品的营养特性因其加工和制备方法而存在巨大差异。加热（消毒、灭菌、热熏或烹饪）会破坏不耐热的营养物质，其中包括多种维生素。但加热也会降低食物的含水量，提高部分营养物的浓度。

目前很多国家的食品加工和包装技术都取得了大幅进步，提高了原材料利用的效率、有效性和盈利率，同时在人类食品以及鱼粉和鱼油生产方面还已涌现出更多产品多样化方面的创新。

产品：鱼粉和鱼油

全球渔业产品中很大一部分被加工成鱼粉和鱼油，但这一比例正在下降。鱼粉是将鱼或鱼身某些部位经过碾磨和干燥后制成的富含蛋白质的粉状物，而鱼油则是对煮熟的鱼进行压榨并通过离心法提取出的液体。鱼粉和鱼油可用全鱼、鱼边角料或鱼的其他加工副产品生产。用全鱼作为原材料的物种有好几种，主要是小型中上层鱼类，如秘鲁鳀（占比最大）、油鲱、蓝鳕、毛鳞鱼、沙丁鱼、鲭鱼和鲱鱼。

鱼粉和鱼油产量随相关物种渔获量的变化而波动，特别是种群丰度易受厄尔尼诺-南部涛动现象影响的秘鲁鳀。随着时间推移，良好管理规范和认证计划的实施减少了对鱼粉用物种的不可持续捕捞。用于加工成鱼粉和鱼油的渔获量于1994年达到3000万吨以上的峰值，随后于2014年降至不足1400万吨。2018年，由于秘鲁鳀渔获量增加，这部分鱼品产量增至约1800万吨（见“捕捞渔业产量”），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有所下降，2020年为1600多万吨，相当于海洋捕捞量的约20%。

供给逐步趋近的同时，水产养殖业、养猪养禽业以及宠物食品和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导致需求量急剧增加。据海洋原料组织估计，2020年约86%的鱼粉用于水产养殖，9%用于养猪，4%用于其他用途（主要为宠物食品），1%用于养禽。同年，约73%的鱼油用于水产养殖，16%供人食用，11%用于其他用途（包括宠物食品和生物燃料）（图36）。对鱼粉和鱼油的需求量增加已导致其价格高企。供求失衡且该行业经济前景可观，促使人们挖掘更多原料来源或替代资源。虽然用于生产鱼粉和鱼油的全鱼大部分来自管理良好的渔业资源，但在鱼粉产量不断增加的部分国家中，有些渔业系统的可持续性值得关切。这种情况在西部非洲部分国家比较普遍，在那里更多的渔获物被加工成鱼粉出口，而非供人食用。例如，在塞内加尔，几十年以来一直供人食用的全鱼现在被用于生产海洋原料。这不仅会增加渔业资源的压力，也会对粮食安全和生计造成影响。在这些地区，必须加强治理和渔业管理，同时优先将鱼品供人食用（Thiao和Bunting,2022）。

图36 鱼粉和鱼油的利用

1 主要为宠物饲料。

2 宠物饲料、生物燃料、在越南作为烹饪用油。

资料来源：海洋原料组织。

用捕捞和水产养殖鱼副产品生产的鱼粉和鱼油逐渐增多，有助于减少浪费。由于作为原材料的野生全鱼（特别是小型中上层鱼）数量已不可能增加，因此要想鱼粉增产，就必须利用鱼副产品和磷虾等其他来源。相比全鱼制成的鱼粉，鱼副产品制成的鱼粉具有独特的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更低，但矿物质含量更高。据海洋原料组织称，2020年全球鱼粉总产量的27%和鱼油总产量的48%是利用鱼副产品制成的（海洋原料组织，2021；图37）。

图37 2020年用于加工鱼粉和鱼油的原材料占比

资料来源：海洋原料组织。

然而，鱼粉和鱼油仍被视为养殖鱼类饲料中最有营养、最易消化的成分，同时也是欧米伽-3脂肪酸（二十碳五烯酸[EPA]和二十二碳六烯酸[DHA]）的主要来源。但其在水产养殖配合饲料中的添加率已呈明显下降趋势，主要由于供给量和价格波动，以及水产饲料行业需求不断增加。鱼粉和鱼油越来越多地被有选择地用于特定生产阶段，如孵化场、种苗和育肥饲料，在成鱼饲料中的添加比例有所减少。例如，在大西洋鲑成鱼饲料中所占比例目前往往不足10%，而且在所有物种饲料中的占比均在持续下降。就人类直接消费而言，鱼油是欧米伽-3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主要天然来源，对人类健康发挥着一系列重要作用。

由于鱼粉和鱼油产量及价格波动，许多研究人员正在寻找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替代来源，包括大型海洋浮游动物，如南极磷虾（Euphausia superba）和桡足动物飞马哲水蚤（Calanus finmarchicus），但有人担忧这会对海洋食物网造成影响。磷虾油被作为人类营养补充剂销售，而磷虾粉则在某些水产饲料生产中找到了一席之地。但磷虾原料加工面临着许多实际挑战，主要是要降低原材料中的氟化物含量，而浮游动物产品作为通用油或蛋白质成分添加到鱼饲料中成本过高。除鱼副产品外，昆虫粉也可以作为蛋白质成分添加到水产饲料中（Hua等,2019）。

鱼贮料是富含蛋白质的水解物，含有丰富的必需氨基酸，是鱼粉和鱼油的经济替代品，水产养殖和宠物食品行业正越来越多地将其作为饲料添加剂。利用鱼贮料技术，就可以对鱼及鱼身上未被食用的部位轻松地进行保存处理，转换成宝贵的水产养殖饲料原料（Toppe等,2018）。

鱼副产品的利用

随着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加工业不断发展，鱼副产品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可能已占到加工鱼品的70%，具体因鱼的大小、物种、加工类型而异。鱼副产品通常包括鱼头（占鱼总重的9-12%）、内脏（12-18%）、鱼皮（1-3%）、鱼骨（9-15%）和鱼鳞（约5%）。传统上，鱼副产品往往被用作生产鱼粉或作为废弃物丢弃，导致经济损失和环境污染。对鱼副产品进行加工通常会面临巨大的环境和技术挑战，因为原材料富含微生物和酶，如加工或储藏不当，极易快速变质。因此，鱼副产品的及时收集和处理对于其深加工十分重要。利用鱼副产品开发出来的新原料或新产品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潜在替代办法，可提高产品附加值，避免经济损失，减轻环境影响，为消费者提供营养、实惠、方便、货架期更长的食品。

鱼片的蛋白质含量最高，但鱼头、骨架、鱼片边角料、鱼腩以及鱼肝、鱼卵等内脏是长链欧米伽-3脂肪酸、维生素A、D和B12等营养物质以及铁、锌、钙、磷和硒等矿物质的绝佳来源。采用加工技术处理这些传统上不用于食用的鱼身部位，可以较低成本将其加工成富含营养的食品，如鱼肉肠、鱼肉酱、鱼糕、零食、汤类、酱料及其他产品。如果这些产品味道好、被当地人接受，就能成为绝佳机遇，提高渔业和水产养殖资源对营养的贡献，同时减少鱼品损失和浪费。

在一些国家，含肉量极少的小型鱼鱼骨被作为零食食用。此外，鱼副产品还可加工成鱼粉，添加到面包、糕点、面条中，增加蛋白质和钙质等营养素。用鱼皮和鱼骨制成的鱼胶可接着加工成用于包裹食品的可食用胶膜和可食用包衣。鱼胶还可以代替牛、猪骨胶，用来稳定乳剂。鱼骨除了能够提供胶原蛋白和明胶外，还是钙和磷等其它矿物质的绝佳来源，可用作饲料或食品添加剂。利用简单的低成本技术，就能将鱼副产品变成上文介绍的鱼贮料。

除了多种食品用途外，鱼副产品在生物技术和医药行业的应用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关注，因为它们富含胶原蛋白、酶、肽、多不饱和脂肪酸和矿物质，是高价值生物化合物的重要、可持续来源（Coppola等，2021）。鱼胶原蛋白可作为牛和猪胶原蛋白的替代品，最近被确定为具有医药和生物医学应用良好前景的生物材料（Wijaya和Junianto, 2021）。从鱼内脏中可分离出酶和生物活性肽，用于皮革、清洁剂、食品和制药行业以及生物修复流程中。鱼油含有大量人体无法合成的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保障人类健康发挥着多种关键功能。

甲壳类和双壳类副产品也有多种用途。不但提高了它们的价值，同时也解决了废弃物处置问题。几丁质是从甲壳类废弃物中提取的一种多糖，是抗菌物质的潜在来源。其衍生物壳聚糖拥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特别是在污水处理、化妆品、洗漱用品、食品、饮料、农用化学品和药物等领域。贻贝和牡蛎等双壳类的壳可提供碳酸钙和氧化钙，这两种化合物的工业用途很广。贝壳还可用于制造化妆品和传统药物（珍珠粉），用作动物饲料（贝壳粉）中的钙添加剂，用来制作手工艺品和首饰。

此外，海藻可加工成食品添加剂或食品补充剂，也是碘、褐藻糖胶、褐藻黄素和褐藻多酚的绝佳来源（Cai等, 2021）。海藻和微藻类为几万个家庭带来社会经济效益，尤其是沿海社区人民，为人类健康、环保和生态系统服务做出贡献。海藻通常富含膳食纤维、微量元素和生物活性化合物，有些物种还有较高蛋白质含量，因此往往被视为是一种健康、低热量食品。

水产食品的损失和浪费

尽管在加工、冷藏和运输方面均已取得进展，但每年仍有几百万吨水产品遭受损失或营养价值受到破坏。不仅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粮食损失和浪费在全球都是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2.3的关注焦点，即到2030年将浪费减半。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估计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中每年最高有35%遭到损失或浪费。在世界多数区域，鱼类损失和浪费总量介于30%至35%之间（粮农组织，2011b）。浪费率估计在北美洲和大洋洲最高，水产品捕捞总量中约半数在消费环节被浪费。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渔业产品主要因为缺乏保存基础设施和专业能力而遭受损失。但拉丁美洲是浪费率最低的区域（总量损失率低于30%）。

鱼品在数量和质量上出现损失是价值链低效所致。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仍缺少基础设施、服务和技能，无法在船上和岸上开展处置和保存。主要的问题在于缺少电力、饮水、道路、冰、冷藏和冷冻运输设施。要想有效减少鱼品损失和浪费，就必须采用一种多维度、多相关方方法。这种宽泛的方法将考虑到会影响各国预防损失的能力的所有因素，如扶持性政策和法规以及技能、知识、服务、基础设施和技术。了解这些因素在特定背景下的相互作用十分重要，不同地点、物种、气候、文化条件下的互动和优先重点也各不相同，这样才能设计出有效、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粮农组织《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自愿行为守则》（粮农组织，2021a）提倡采取该方法。需要强调的是，减少鱼品损失和浪费有助于减缓渔业资源面临的压力，改进资源可持续性，加强粮食和营养安全。[19]

水产食品[20]消费

本节报告的所有水产食品消费数据都来自于粮农组织食物平衡表，其中收集了1961年至今的数据。粮农组织食物平衡表作为一个统计框架，测算了供人类消费的食品（表观消费量[20]），而非实际的食品消费量（有效消费量）。

水产食品消费[21]趋势

全球水产食品消费[22]（不包括藻类[20]）增长显著，当今全球消费总量是近60年前消费总量的五倍以上。据估测，2019年全球水产食品消费总量为1.58亿吨，而1961年仅为2800万吨[23]。自1961年起，水产食品消费便以年均3.0%的速度不断扩大，而人口增速为年均1.6%（图38）。对人均消费量影响最大的因素包括供给增加、消费者偏好改变、技术进步和收入水平提高。

图38 水产食品消费量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2019年，在1.58亿吨供人类消费的水产食品中，亚洲消费量占全球总产的72%，人口占全球人口总数的60%（图39）。与之相对，1961年亚洲水产食品消费量在全球总量中的占比为48%。同时，欧洲和美国水产食品消费量占比在逐年下滑。欧洲和美国的占比分别从1961年的32%和9%下滑到2019年的10%和5%。亚洲国家消费水产品[20]占比不断提高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首先，得益于水产养殖的发展，亚洲在1993年跻身为水产品主要生产区域之列。其次，亚洲大陆近几十年经济增势迅猛，收入水平提高，中产阶段不断壮大，农村居民到城市务工，而在城市水产食品消费更加便捷。最后，进口量增大以及部分出口产品转销国内市场提高了中国消费者获取水产食品的多样性，进一步刺激了水产食品消费。

图39 1961-2019年各大洲水产食品消费量

注：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按百万吨计。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过去，超过一半的水产食品仅由少数国家消费。1961年，前五大消费国（日本、前苏联、中国、美国和英国）占到全球水产食品消费总量的一半；而2019年，前五大消费国（中国、印尼、印度、美国和日本）的占比已经提高至59%。这一集中趋势反映出部分主要消费国的崛起，例如2019年中国一国的水产食品消费量就占到了供人类消费的所有水产食品总量的36%。

水产食品的人均消费

全球年人均水产食品消费量逐年走高，20世纪60年代为9.9公斤，70年代为11.4公斤，80年代为12.5公斤，90年代为14.4公斤，2000年代为17.0公斤，2010年代为19.6公斤，而2019年更是创下了20.5公斤的记录。初步测算结果表明，受需求疲软影响，人均消费量在2020年略有下滑（20.2公斤），并于2021年小幅反弹。

除日本等少数国家外，多数国家的人均水产食品消费量从1961年到2019年均呈上升态势；但各国增长速度差异明显，中高收入国家年均增速最为抢眼（3.2%）。中国是消费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这是因为中国的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24]增势迅猛，人口也不断增长。2019年，中国人口数量占所有中高收入国家人口总量的56%，人均消费量由1961年的4.2公斤提高至2019年的40.1公斤。中低收入国家年均增速次之（1.9%），但仍快于高收入国家（0.5%）。高收入国家增速平缓主要是由于水产食品消费量已经处于较高水平。低收入国家增速为负，从1961年到2019年年均缩减0.2%。

除增速差异显著外，各个国家人均水产食品消费量也有很大不同。各个国家在消费量方面的差异主要是因为水产食品和其他食品的供给水平不同（包括具体水产养殖设施、渔获上岸地点以及鱼品市场的远近和便利程度），还有价格、收入水平、营养意识、食物传统和消费者偏好等方面的差异。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内部也存在这种差异，通常情况下沿海地区消费水平更高。2019年，在粮农组织测算人均水产食品消费量的227个国家中，133个国家低于全球平均水平，94个国家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从人口来看，2019年人均消费量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国家人口合计占到全球人口总数的54%。人均消费最高的国家包括冰岛、法罗群岛和马尔代夫，年人均消费水产食品超过80公斤（图40），与年人均消费量不到1公斤的国家（如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埃塞俄比亚）形成鲜明对比。2019年，全球人均消费量为20.5公斤；其中低收入国家人均5.4公斤，中低收入国家为15.2公斤，中高收入国家为28.1公斤，高收入国家为26.5公斤（表14）。然而，若不包括中国，中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消费量则会下滑到13.0公斤。

图40 2017-2019年水产食品人均表观消费量

注：本地图中使用的名称和介绍的材料，并不意味着粮农组织对任何国家、领地、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定地位或其边界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虚线大致体现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实际控制线。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最终地位待定。苏丹与南苏丹之间的最终边界尚未划定。阿卜耶伊地区的最终地位待定。阿根廷政府和英国政府就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尚存争议。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表14 2019年水产食品表观消费总量及人均量（按区域和经济水平分列）

注：初始数据。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各个大陆之间差异也十分显著。2019年，亚洲水产食品消费量最高，人均消费24.5公斤。大洋洲其次（23.1公斤），随后为欧洲（21.4公斤）、美洲（14.5公斤）和非洲（10.1公斤）。然而，需要强调的是，鉴于生计型渔业、小规模渔业以及非正式跨境贸易往往存在数据漏报情况，故实际消费数字可能高于官方统计数据。这一情况在非洲和亚洲部分国家尤为突出。

非洲各国水产食品消费习惯各异。非洲大陆水产食品平均消费量较低，但有11个国家的人均消费量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除加蓬、刚果、冈比亚、塞拉利昂、加纳、埃及和科特迪瓦外，还包括一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而其他非洲国家水产食品消费量较低则出于多种原因，包括人口增速快，多数情况下快于捕捞渔业产量的增长速度；水产养殖部门规模较小，抑制了近期提高产量的潜力；上岸、道路和市场基础设施落后，限制了非洲大陆优质水产食品的跨境流动；以及冷链不发达造成的收获后损失过高。此外，正如渔业和水产养殖预测一节所述，估计非洲的状况会不断恶化，未来十年人均消费量预计将逐年减少。考虑到非洲地区营养不良发生率较高，且水产食品在很多非洲国家的动物蛋白摄入中发挥重要作用，若上述情况发生，则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将面临严峻威胁。

水产食品消费的营养和环境惠益

水产食品对于健康均衡膳食非常重要（插文7）。少量的水产食品就可以带来显著的营养收效，因为水产食品可以提供植物膳食中稀缺的必要营养成分。水产食品能够提供优质蛋白和必要的氨基酸、维生素（尤其是A、B和D）、磷，以及铁、钙、锌、碘、锰、钾和硒等矿物质，此外还是有益于心脏的欧米伽-3脂肪酸的主要膳食来源。不同种类水生动物制成的水产食品营养成分也不尽相同。最为显著的差异是脂肪含量，沙丁鱼、三文鱼和金枪鱼等品种脂肪含量高，而鳕鱼和鲶鱼脂肪含量较低。鱼体内的两种欧米伽-3脂肪酸为二十碳五烯酸（EPA）和二十二碳六烯酸（DHA）。人体无法合成欧米伽-3脂肪酸，必须从食物中获取。欧米伽-3脂肪酸存在于所有鱼类体内，但在高脂肪品种鱼类中含量尤其高。经常吃鱼有助于降低血压，保护心脏，减少卒中、抑郁、阿尔茨海默病和其他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对照试验和观察研究表明，鱼体内的欧米伽-3脂肪酸对于婴儿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最优发育非常重要；有证据表明，妇女在孕期和哺乳期食用鱼类或摄入欧米伽-3脂肪酸不足，会导致婴儿大脑发育迟缓。

插文7 关于水产食品营养贡献的报告的主要结论

当下粮食体系往往无法提供可负担的营养食物，很多人仍然无力负担健康膳食的成本。由于陆地食物供应了全球消费的大部分食物[1]，粮食体系讨论往往以陆地食物为主，但水产食品在提供必要脂肪酸与铁、锌、钙、碘、维生素A、维生素B12和维生素D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随着人们呼吁提高膳食的环境可持续性[2]，“适度”食用鱼类和其他水产食品[1]这一可持续健康膳食也得到推崇。同时，尽管认识到了健康膳食的重要性在于其环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性，对“可持续健康膳食”仍然缺乏强有力的明确论述。联合国营养小组讨论文件“水产品在可持续健康膳食中的贡献”[3]旨在展示实证，为政策、投资和研究提供信息和指导，一定程度上填补空白，从而充分发挥水产食品提供可持续健康膳食和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潜力。

该文件强调，多份研究仅狭隘地关注少数几个具有经济价值的鱼类品种，并未考虑各类水产食品更为丰富的营养和文化价值。丰富多样的水产食品，包括在水中养殖以及从水中捕获的动物、海藻和微生物以及新的食品技术创造出的细胞培养食品和植物基食品，将在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安全以及为全球人类提供生计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水产食品具备潜力，可以为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以及向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膳食过渡作出重大贡献。如果按照联合国营养小组文件的建议进行供应和消费，适度消费并不一定会增加生产活动的负面环境影响。鉴于水产食品数量多、易获得、价格低且可接受，有助于建设有韧性的粮食系统并为所有人提供健康膳食。联合国营养小组文件建议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通过营养战略和干预措施推动多样化水产品消费，确保水产品供应和生产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并推动知识、数据和技术的民主化，创造有实际意义的知识和可应用的创新。促进消费者行为变化，并推动多样化和对处于较低营养层级水产食品的需求，也有助于将水产食品送上餐桌。

[1] 粮农组织。2022年。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食物平衡（2010年以来）。引自：粮农组织。罗马。2022年4月14日。www.fao.org/faostat/en/#data/FBS

[2] Willett, W., Rockström, J., Loken, B., Springmann, M., Lang, T., Vermeulen, S., Garnett, T.等人。2019年。“人类世的食物：EAT-柳叶刀委员会关于来自可持续粮食系统的健康膳食的特别报告”。《柳叶刀》，393(10170): 447-492。www.thelancet.com/pdfs/journals/lancet/PIIS0140-6736(18)31788-4.pdf?utm_campaign=tleat19&utm_source=HubPage

[3] 联合国营养小组。2021年。“水产品在可持续健康膳食中的作用”。讨论文件。www.unnutrition.org/wp-content/uploads/FINAL-UN-Nutrition-Aquatic-foods-Paper_EN_.pdf

很多非高收入国家，包括部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通过生计型捕捞获得重要的食物来源。基里巴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国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但人均水产食品消费量却居于全球最高水平。在这类国家中，从水产食品中获得的蛋白质对于膳食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蛋白摄入总量较低的情况下。

此外，非高收入国家膳食中水产食品蛋白占比通常也高于高收入国家（图41）。这表明，水产食品往往是负担得起的动物蛋白来源，与其他动物蛋白来源相比更加便宜，容易获得，也是很多餐饮传统中备受青睐的食材。图41还反映了人均水产食品消费量与水产食品对动物蛋白摄入贡献率之间并不匹配的情况。2019年，低收入国家的人均水产食品消费量远低于高收入国家；但水产食品对动物蛋白摄入的贡献率在低收入国家却高于高收入国家。

图41 2019年水产食品消费量及对动物蛋白摄入的贡献,按经济水平分列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2019年，全球范围内水产食品来源的蛋白在动物蛋白中占比约为17%，在所有蛋白中占比为7%（图42）。同年，水产食品来源蛋白占动物蛋白的比例在低收入国家为17%，中低收入国家为23%，中高收入国家为17%，高收入国家为13%。此外，33亿人的人均动物蛋白摄入量中至少有20%的蛋白来自于水产食品（图43）。在柬埔寨、塞拉利昂、孟加拉国、印尼、加纳、莫桑比克和部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水产食品在动物蛋白摄入总量中的占比达到或超过50%。

图42 2019年动植物蛋白对全球日均蛋白质摄入量的贡献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图43 2017-2019年水产食品对人均动物蛋白供应量的贡献

本地图中使用的名称和介绍的材料，并不意味着粮农组织对任何国家、领地、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定地位或其边界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虚线大致体现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实际控制线。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最终地位待定。苏丹与南苏丹之间的最终边界尚未划定。阿卜耶伊地区的最终地位待定。阿根廷政府和英国政府就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尚存争议。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水产食品的贸易和获取

如前所述，地理位置在解释各国水产食品消费差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获得本国无法供应的更大数量、更加丰富的水产食品，从而缓解地理区位和国内产量带来的限制。全球范围内，水产食品进口量占消费总量的比例从1961年的16%提升到2019年的32%。发达国家进口依存度高，这是因为它们的供应链基础设施能够支持水产食品的完好运输，并且消费者买得起进口产品，尤其是非本地生产的高价值产品。例如，美国水产食品进口量占消费总量的比例从1961年的1/3提高至2019年近3/4。相反，在低收入国家，水产食品的消费则主要依赖本国生产。例如，2019年乌干达水产品进口量仅占水产食品消费总量的1%。产品供应大多来自于国内生产，主要是维多利亚湖捕捞或养殖的淡水沙丁鱼、鲈鱼和罗非鱼。

从野生到饲养

水产食品消费增长主要是因为养殖产量显著提高，而捕捞渔业产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便一直徘徊不前。源于水产养殖的水产食品占比由20世纪60年代的6%提高至2010年代的50%。2020年初步估测结果表明，这个比例进一步提高至56%（图44）。另外还要说明的是，这些数字并非是实际食用数量，而是可供消费的数量。此外，如果仅考虑可食用量（即排除壳和其他不可食用部分，同时认识到“不可食用”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含义不同），捕捞渔业很可能依然是水产食品的主要来源。原因在于，水产养殖业主要生产双壳类和甲壳类动物，相当一部分是不可食用的部分。但是，这种差距正在缩小。在这方面，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也非常显著，亚洲国家作为主产国，养殖鱼类消费比例更高一些。此外，预测结果表明，未来养殖水生动物在全球水产食品消费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见“渔业和水产养殖预测”）。水产养殖强劲发展带来供应扩大，价格下滑，尤其是目前养殖品种已占主导地位的品种。水产养殖为国内市场提供了大量的低价值淡水鱼品，促进了若干个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尤其是亚洲国家。

图44 水产养殖和捕捞渔业对人类消费水产食品的相对贡献

注：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不过，各个品种的水产养殖发展情况不一，某些品种更易养殖。此外，水产养殖部门能够更加快速高效地适应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因为与捕捞生产者相比，养殖户对产品有更大的控制。因此，全球水产食品消费的品种构成随着时间推移也会发生显著改变。甲壳类产品价格较高，过去消费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国家；然而，由于养殖对虾和明虾产量扩大，价格下降，甲壳类产品的人均可供量增加了近5倍，从1961年的0.4公斤扩大到2019年的2.2公斤。软体类（不包括头足类）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人均消费量由1961年的0.6公斤提高至2019年的2.5公斤。淡水和洄游鱼类人均消费量增势最为明显，由1961年的1.5公斤猛增至2019年的8.2公斤。此种增长是因为亚洲人青睐某些淡水品种，三文鱼和鳟鱼需求强劲，尤其是在欧洲和北美，此外若干国家的罗非鱼需求量也很大。底栖和中上层鱼类群组并未显示出如此明显的变化，在全球消费量中人均消费分别在2.7公斤和3.0公斤左右。

2019年，20.5公斤的人均消费中，近75%为有鳍鱼，其余为贝类。淡水和洄游品种在人均水产食品消费量中占比40%。海洋有鳍鱼占比为33%，其中15%为中上层鱼类，13%为底层鱼类，5%为其他海洋鱼类。人均消费量的其余部分为贝类，其中12%为软体类（不包括头足类）、11%为甲壳类，2%为头足类。

健康方便食品的需求

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影响了消费者的决定，尤其是在富裕国家。很多国家超重人数不断增加，肥胖相关疾病日趋加剧，因而健康饮食已经成为食品消费的主流趋势。近年来，对水产食品等健康营养食品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此外，消费者和大型分销商也越来越关注水产食品系统的可持续性，特别是环境和社会维度。生产者和零售商启动了各类认证和标签制度，旨在满足消费者对可持续水产食品的需求。

除健康可持续的水产品外，消费者还希望享受便利，尤其是在较为发达的经济体中。社会变革，包括收入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就业，城镇化进程加速，家庭规模变小，让方便食品大行其道。这些产品预先制备，包装完好，只需要在家或由食品服务企业简单处理，可以通过在线平台便捷地订购和配送。智能手机和移动应用的广泛使用也让线上订购、送货到家、一键采购等模式更加普及。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各国采取的封控措施和物理隔离要求进一步刺激了这种趋势的发展。那时，出口商面临着市场和贸易受阻的局面，但本地小型鱼品供应商却生意兴隆，凸显了本地食品系统的重要性和韧性。

藻类

目前，海藻和其它藻类尚未计入粮农组织食物平衡表的水产食品类别，这表明多数国家都缺乏关于海藻及其利用的数据。部分国家食用海藻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尤其是在东亚，但在大多数国家，海藻的食物价值仍未得到充分利用。海藻是一种健康、营养且热量很低的食品。不同海藻品种的营养构成各异，但通常来说，海藻脂肪含量低，含有多种基本营养物，如欧米伽-3和欧米伽-6多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A、C、E和B12）、碘、膳食纤维以及抗氧化物。除营养价值外，食用海藻还能带来若干健康收益，例如降低血压，预防卒中（Fitzgerald等，2011）。随着全球人口不断增长，环境挑战愈演愈烈，海藻作为食品或水产养殖使用的饵料，也可以为加强全球粮食安全提供可持续机遇（Cai等，2021）。海藻可在海水中养殖，不会争夺耕地和淡水资源。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贸易[25], [26]

近几十年来，水产品[25]国际贸易蓬勃发展，各大陆和各个区域均有显著增长。伴随全球化进程的经济增长以及文化和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驱动了这一增长。开放的贸易政策、支撑全球通讯的物流和技术创新都增强了经济的相互依存，加速了文化的跨境传播，包括饮食习惯。生产者能够将货物销到越来越远的市场，消费者的水产品选择也极大丰富起来，而不是仅能买到本地捕捞或养殖的品种。同时，由于收入增长、中产阶级壮大和城镇化进程推进，尤其是在中低收入国家，进口水产品需求激增。当今，水产品贸易发挥重要作用，是出口创汇、提供就业和增加价值的重要引擎；此外，作为全球粮食安全的贡献力量，水产品贸易涉及运输、加工、批发和零售等各类相互关联的行为主体。这一点对于若干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在这些国家中，水产品出口额在商品贸易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很大比例。

2020年，225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渔业和水产养殖贸易活动。全球水产品出口（不包括藻类[25]）鲜重总量为5980万吨，总额为1510亿美元[27]。同2018年1650亿美元的历史记录相比，全球水产品出口总额已经连续两年下滑。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数字仅涵盖了产品贸易，并未包含渔业和水产养殖服务贸易，例如咨询、质量控制、认证和标签、贸易促进和营销、维护和维修。这些服务的贸易总额数据不详，因而此类服务贸易额通常是与其他活动的相关服务贸易额一并记录。2020年，水产品贸易额占农产品贸易总额（不包括林业）11%，商品贸易总额1%左右。很多国家的这一占比远高于此，例如在佛得角、冰岛、基里巴斯和马尔代夫，水产品贸易额在商品贸易总额中的比重超过40%。2020年，水产食品贸易额与所有陆地动物肉类贸易总额相当（图45）。从1976年到2020年，水产品贸易额名义价值年均增长6.9%[28]，实际价值年均增长3.9%。2020年，水产品名义出口额比1976年高出近20倍（图46）。这一趋势与全球商品贸易总额的增长趋势十分吻合；1976至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总额名义价值年均增长6.8%，实际价值年均增长3.7%（世界贸易组织，2022）。同时，水产品出口总量保持着年均2.9%的增速（鲜重当量）。出口额增速快于出口量主要是因为贸易中高价值品种、加工品或其他形式增值产品占比不断提高。其他推动因素包括通胀和需求扩大，进而刺激长期价格上涨。

图45 2020年全球水产食品和陆生动物肉类出口额

注：不包括藻类。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图46 1976-2020年世界商品和水产品^1出口额，定基指数（1976年=100）

1 不包括藻类。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水产品贸易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呈现的一些主要发展势头在过去十年间或是放缓，或是逆转。贸易额和贸易量增速双双放缓，从绝对和人均数值来看均是如此。这反映出全球贸易增长总体趋缓，全球市场进入更加成熟的阶段，多数水产品贸易都发生在长期贸易伙伴业已建立的路线之上，新市场机会非常有限。同时，很多非高收入国家的水产品生产商以往主要给高收入国家供货，而现在则越来越多地转向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

传统上，水产品贸易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非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供货。很多发达经济体城镇化中产阶级规模庞大，可支配收入水平高，国内市场供给不足。这意味着，高收入国家在全球水产品进口中占有很大份额（图47）。1976年，高收入国家在全球水产品进口额中占比高达90%。与之相对，2020年高收入国家这一占比仅为75%。非高收入国家市场份额扩大表明，这些国家的需求增长快于高收入国家，在城镇化中产阶级迅速壮大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尤其如此。从2020年进口来源地看，高收入国家56%的进口额来源于高收入国家（图48），非高收入国家进口额的39%来自于高收入国家。

图47 1976-2020年全球水产品^1进口额占比，按经济水平分列

1 不包括藻类。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图48 2020年全球高收入国家与非高收入国家间水产品进口额

注：不包括藻类。“高自非高”序列展示了高收入国家从非高收入国家的进口占全球水产品进口的比例。其他序列展示了这些国家组内部和之间的类似流动。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欧盟为最大单体市场，2020年在全球水产品进口总额中占比为34%（若不包括欧盟内部贸易，则占比为16%）。从个体国家来看，2020年最大进口国为美国，占全球水产品进口总额的15%（图49），随后为中国（10%）、日本（9%）、西班牙（5%）和法国（4%）。但需要指出的是，从数量（鲜重）来看，中国的水产品进口量远超美国，居于全球首位。中国不但会进口本地不生产的品种，供国内市场消费；而且还会将进口水产品作为原材料，加工后再次出口。

图49 2020年世界十大水产品^1进口国，按进口额计算

1 不包括藻类。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非高收入国家在水产品进口市场上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但高收入国家与非高收入国家的平均进口单价仍然差异显著（图50）。这反映出高收入国家对于高价值品种和高附加值产品的青睐。2020年，高收入国家平均进口单价为3.2美元/公斤（鲜重当量），而其他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仅为1.4美元/公斤。

图50 1976-2020年水产品进口单位价值，按进口国经济水平分列

注：不包括水生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龟类、藻类、海绵、珊瑚和其它非食物产品。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尽管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水产品进口大国，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贸易发展的主导趋势一直是新兴经济体作为出口国的重要地位不断提升。1976年，高收入国家在全球水产品出口总额中占比为71%，而这一比例在2020年下滑到50%（图51）。从出口量来看，高收入国家在全球总量中的占比同期由67%滑落到46%。非高收入国家崛起的原因包括贸易自由化，水产养殖业强劲发展，以及大力投资建设开发出口市场所需的贸易关系、知识和基础设施。除作为全球水产品供应国外，非高收入国家也越来越多地参与供应链的中间环节，进口原材料，经过加工或增值处理后再度出口。新兴经济体作为国际水产品市场供应来源的重要地位不断提升，但部分高收入国家仍保持着重要出口国的地位（图52）。2020年，五大水产品出口国中有两个为高收入国家（挪威和智利），其余为非高收入国家（中国、越南和印度）。

图51 1976-2020年全球水产品出口额占比，按经济水平分列

注：不包括水生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龟类、藻类、海绵和珊瑚。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图52 2020年世界十大水产品出口国出口额

注：不包括水生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龟类、藻类、海绵和珊瑚。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中国已经跃居为全球最大的水产品生产国、出口国和加工国，出口产品既包括数量巨大的国内生产的头足类、对虾、罗非鱼和双壳软体类，也包括阿拉斯加狭鳕和鳕鱼等加工白鱼。如前所述，中国出口水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利用进口原料加工制成的产品。2020年，中国的水产品出口额达到180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2%。尽管这个比例同2015年峰值水平相比略有下滑，但仍远高于历史水平。1976年，中国水产品出口额仅占全球总额的1.6%。2020年，中国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包括日本、美国和韩国，分别占中国水产品出口额的18%、11%和9%。

自2004年起，挪威成为了第二大水产品出口国。2020年，挪威水产品出口额为110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7.4%。挪威是全球最大的养殖大西洋鲑出口国；此外，挪威的小型中上层鱼类和鳕鱼等底层鱼捕捞产量也颇为可观。截至目前，欧盟是挪威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占挪威出口额的60%。越南自2014年起成为了第三大水产品出口国。截至目前，越南是全球最大的养殖巨鲶鱼生产国和出口国，此外养虾业和水产加工业也较为发达。2020年，越南水产品出口额为85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5.6%。智利是全球第四大水产品出口国。借助自身的地理优势，智利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成为了全球第二大鲑鱼生产国，贻贝产量稍逊于鲑鱼。2020年，智利水产品出口额为59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3.9%。受对虾产量强劲增长拉动，印度于2017年成为全球第四大出口国；但印度的水产品出口额自2018年起便持续下挫，在2020年被智利反超。2020年，印度水产品出口额由2017年的72亿美元下滑至58亿美元。其他主要出口国包括欧盟、泰国、厄瓜多尔、加拿大和印尼。从全球来看，欧盟为最大出口国，但绝大多数出口额（78%）都是由欧盟内部贸易贡献。此外，欧盟的水产品贸易中有很大一部分为再出口产品，包括在欧盟境内加工的产品，也包括其他来源经欧盟转口的产品。泰国的水产加工业较为发达，特别是原材料由远洋渔船捕捞、在泰国港口直接上岸，然后制成的金枪鱼罐头。泰国的对虾养殖业也颇具规模，但过去10年间受到疫情暴发重创。过去10年间，受金枪鱼和养殖对虾产量激增拉动，厄瓜多尔水产品出口显著增长。加拿大和美国的合计出口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6.4%，但很多贸易都发生在两国之间，两国互为对方的最大贸易伙伴。印尼也是全球市场养殖对虾的最大供应国之一，在金枪鱼和罗非鱼出口方面也占据重要地位。

非洲水产品出口额增势迅猛，但2020年在全球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仍未超过5%。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出口产品主要为头足类和小型中上层鱼类，主要出口市场为欧盟和日本，也包括非洲国家。若干西非国家也向欧洲出口金枪鱼，主要为金枪鱼罐头。作为水产品进口国，非洲国家在全球市场上所占份额较小，2020年年进口额仅占全球总额的3.3%。非洲进口主要为单位价值低的小型中上层鱼类。但需要指出的是，非洲从贸易额上看为净出口国，从贸易量上看则为净进口国。考虑到很多粮食不安全国家都在非洲（粮农组织等，2021），贸易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要予以考虑。贸易可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粮食安全，可能最为直接的就是营养物转移。非洲国家大量进口单位价值低的中上层小鱼，这些鱼类营养丰富，尤其是微营养物含量较高。非洲国家出口金枪鱼、对虾和头足类等单位价值较高的品种，进口营养丰富的低价值品种；从营养视角来看，这种交易是利大于弊的。同时，出口创收利于增加就业，创造收入，对粮食安全也可能产生积极影响。收入水平提高意味着支付能力更高，可以更多地获取水产食品和营养，因此也有利于减少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粮农组织等，2021）。

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以及多边、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的缔结极大加速了国际贸易的发展。此类协定确定了两个或多个贸易伙伴之间的优惠贸易条件，减少或清除了包括关税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内的贸易壁垒，在促进国际贸易方面的重要作用与日俱增。在区域贸易协定的支撑下，区域间贸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增长（图53）。但需要指出的是，此种贸易往往并未充分体现在官方统计数据中，尤其是非洲以及亚洲和大洋洲部分国家。近几十年来，欧盟关税同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东南亚国家联盟、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南方共同市场等区域贸易协定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贸易也在这种总体趋势中受益。区域贸易协定通常并不局限于贸易条件，还可能包括渔业管理和可追溯性条款，有利于加强共享资源的制度监督，推动可持续渔业管理。

图53 2020年各区域水产品贸易流向（占总进口额比例）

这些地图中使用的名称和介绍的材料，并不意味着粮农组织对任何国家、领地、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定地位或其边界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虚线大致体现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实际控制线。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最终地位待定。苏丹与南苏丹之间的最终边界尚未划定。阿卜耶伊地区的最终地位待定。阿根廷政府和英国政府就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尚存争议。

注：不包括水生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龟类、藻类、海绵和珊瑚。由于部分贸易伙伴未指明，比例加总可能达不到100%。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一直以来，各国政府都运用关税政策通过贸易创收，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国际竞争，在出现贸易争端时将其用作针对他国的惩罚性措施。世界贸易组织将水产品归入工业品类别，也就是说要服从非农市场准入谈判。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惠国原则，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实施关税税率在0-30%之间，平均为14%（粮农组织，2017b）。约束性关税，即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特定类别的最高关税，在0到60%之间，平均为35%。这些数字表明，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进口实施关税总体而言处在较低水平，虽然部分国家重新加征关税，让人担心加工品和增值产品会出现关税升级。主要的高收入进口国，如欧盟、美国和日本，对来自符合普惠制条件国家的大部分进口产品适用削减关税或零关税，这也推动了新兴国家水产品出口的快速发展。相反，很多新兴国家仍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适用较高关税，反映出其国内推行的财政政策或保护性措施。对很多国家和产品来说，关税升级[29]仍是一个严峻挑战，特别是对于进入部分高收入市场和拓展区域贸易来说。

技术性贸易壁垒为非关税壁垒，包括给贸易伙伴带来额外负担的任何法规、要求或标准；这些壁垒可以包括强制性要求或法规，以及自愿性标准。产品标准、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进口许可程序和原产地规则，以及标签要求都是水产品可能遇到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易腐性水产品贸易也可能受到海关和清关程序的影响。世界贸易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承认，这些要求、标准和程序对于保护公众健康、确保产品质量以及保护环境不可或缺，但要确保非歧视性质。但实际操作中，若出口国缺乏应对这些壁垒所需的能力、基础设施、技术和知识，就会被《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拦在进口市场之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估测，加施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上的技术性措施平均而言是制成品的2.5倍。

可追溯性和渔获登记制度是食品安全法规合规以及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工作的核心内容。而让买方和消费者了解水产品来源于管理得当的渔业部门的生态标签和认证制度可能会给出口商增加额外的负担。因此，要确保加施于水产品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在支持市场准入与保护消费者和资源之间达成适当的平衡。围绕技术性贸易壁垒设计与评估开展国际合作，并通过简化程序、统一标准推动合规，是实现这种平衡的重要前提条件。粮农组织《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港口国措施协定》也致力于保护消费者和资源，允许各国在进口港实施贸易限制措施，以期避免源自于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产品上岸。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于2017年2月生效，目的是支持应对海关程序相关的一些挑战，加快商品的跨境流动、放行和清关。

水产品贸易的长期增长受到经济和人口基本面，以及贸易政策转变的影响；但从短期来看，贸易格局则由其他一些因素决定。首先，与总体贸易一样，水产品贸易对经济状况非常敏感。水产食品消费水平同收入呈正相关，也就是说经济衰退通常会带来水产品贸易收缩。其他重要的影响因素包括地缘政治变化、货币趋势、物流成本和延误，以及疾病暴发或气候事件等供给侧冲击。

例如，近年来，水产品贸易受到两种主要政治动态的影响。首先，2018年以来，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 — 中国和美国实施了新的关税安排，严重影响了龙虾和罗非鱼等交易量较大的多个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新的关税政策给现有供应商带来很大挑战，但新环境也为替代供应商创造了机遇。例如，作为美国高端市场的长期主要供应商，中国的罗非鱼产业成本显著提高，而此种局面却给拉丁美洲新兴的罗非鱼出口产业带来了竞争优势。

影响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贸易动态的另一个变化因素是英国脱欧。英国脱欧增加了新的海关检查程序、新的食品安全检查和文件提交规定以及新的产品标签程序。这些额外的行政负担自2021年初就让英国的水产品贸易商面临若干物流瓶颈，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显著。尽管在简化流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未来的贸易框架仍有很多不确定性。

新冠疫情给水产品国际贸易带来了多重挑战。这些影响及其原因和后果在“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危机”部分予以阐述。此外，据估测2020年全球水产品出口总额因疫情影响将下挫到1510亿美元，降幅为7.0%。实际上，自2018年达到峰值水平以来，水产品出口总额在2019年就已经下滑了2.1%。2020年，贸易量据估测将减少10.1%，所有区域均呈缩减趋势。随着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复产，国际市场开放，2021年贸易强势反弹。2021年，全球水产品总额比2020年增长12%。同时，受到水产养殖供应规划保守以及物流挑战持续存在影响，贸易量的增长则较为有限。2021年价格上涨。粮农组织鱼品价格指数[30]显示，2021年国际鱼品平均价格比2020年上涨7.2%，而2020年比2019年低7.2%（图54）。2022年头两个月的估测结果表明，价格比2021年同比增长19%。

图54 粮农组织鱼品价格指数

注：数据来源：欧洲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市场观察组织、亚太区域渔产品销售信息及技术咨询服务政府间组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渔业产品销售信息及咨询服务中心、中国鱼品销售信息及贸易咨询服务中心和挪威统计局。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主要贸易商品

参与贸易的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从品种、来源、产品形式、包装和保存方法等方面来看各不相同，给收集一致、准确的贸易统计数据带来挑战，而统计数据对于把握复杂的市场状况又不可或缺。贸易统计数据由参与贸易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海关与统计机构整理，采用商品统一分类和编码办法的编码和分类框架。该框架由世界海关组织维护。框架在最高汇总层面上为每个产品类别都设定了六位编码，所有报告机构应统一采用这套编码。各个国家和地区可在此基础上，对细分分类使用更长的编码。除收集数据供贸易分析师、研究机构、产业界、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参考使用，就长期贸易和市场趋势及结构提供宝贵的洞见外，商品统一分类和编码办法也是关税立法的基础。为提高商品统一分类和编码办法统计数据的功效，粮农组织分别于2012年和2017年与世界海关组织共同修订了商品统一分类和编码办法的编码和分类，目的是更好地反映国际水产品贸易的内在特点。然而，进一步细分对于区分贸易统计数据中的野生和养殖水生动物仍是十分必要的。除生产过程外，水产养殖与捕捞渔业有很多根本性的不同，包括商业和产业结构、投入品、风险因素、环境影响以及基础设施要求。每种差异都会影响全球贸易的动态和发展。

水产品贸易量（鲜重当量）中近90%为保鲜产品，其中绝大多数为冷冻产品；然而，随着鲜活水产品需求扩大，包装和物流技术不断进步，鲜活产品在贸易总量中的占比也在逐年提高。1976年，鲜活产品在水产品贸易总量（鲜重当量）中占比为5.8%，而2020年为11.1%。空运促进了高端鲜活水产品出口市场的发展，例如养殖鲑鱼，或捕捞底栖有鳍鱼。新冠疫情暴发后，各国采取封控措施，食品服务业停业，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也发生转变，这一趋势暂时逆转。但疫情暴发早期阶段出现的金枪鱼罐头等产品需求激增势头现在已经开始减弱，预计将回归长期趋势。

图55显示了2020年各重点品种组水产品的国际贸易总额。2020年，有鳍鱼出口额占全球水产品（不包括藻类）出口总额的66.5%，随后为甲壳类（22.8%），以及软体类和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10.7%）。自2013年以来，鲑科鱼类一直是最重要的贸易商品，2020年贸易额约占全球总额的18%。同年另一个出口大组为对虾和明虾，约占全球总额的16%，随后为金枪鱼、狐鲣、旗鱼（9.7%），鳕鱼、无须鳕和黑线鳕（9.6%），鱿鱼、墨鱼和章鱼（6.8%）。下文简要分析了部分重点品种组的近期发展走势。

图55 2020年世界水产品出口额中主要品种组所占比例

注：不包括水生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龟类、藻类、海绵和珊瑚。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鲑鱼和鳟鱼

鲑鱼，特别是养殖大西洋鲑，近几十年来一直是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贸易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鲑鱼用途广泛，价值较高，适于大规模养殖，在全球市场上竞争优势明显。在几乎所有区域，鲑鱼需求的增速都快于其他鱼品类别；大西洋鲑养殖已经成为利润最丰厚、技术最发达的产业。鲑鱼产业引领着大规模国际营销活动的筹资、协调和执行，顺利完成了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空运将新鲜渔品运送到外国市场。2020年，鲑鱼出口额为2760亿美元，主要出口国为挪威和智利。2020年，鲑鱼和鳟鱼出口额占到所有水产品出口总额的18.4%，而1976年这一比例仅为5.1%。挪威的主要出口市场是欧盟，而智利主要是向美国和巴西出口大西洋鲑，向日本出口养殖银大麻哈鱼。俄罗斯联邦和美国船队在北太平洋捕捞的若干野生太平洋品种也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贸易。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各种冲击以及各种物流困难，鲑鱼价格起初有所下滑，但贸易一直保持着较强的韧性，表明内在需求强劲，且该部门面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很强。

对虾

对虾和明虾一直以来都是贸易量最大的水产品之一。目前，对虾生产主要是拉丁美洲以及东亚和东南亚的集约式养殖作业，面向北美、欧洲和日本等高收入市场供货。美国和日本市场的主要品种是印度、印尼、泰国和越南等主产国生产的暖水品种。欧盟从亚洲和拉丁美洲进口暖水虾，而冷水品种则主要来自格陵兰岛的捕捞渔业。目前，中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对虾市场上的份额不断扩大，而成熟的传统市场上人均消费增长潜力较为有限。近年来，对虾和明虾出口量增势迅猛，但在全球水产品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却保持相对稳定。1976年，对虾和明虾出口额为12亿美元，占全球水产品出口总额的15.4%；2020年，对虾和明虾出口额为247亿美元，占比为16.4%。

底层鱼和其他白肉鱼

白肉鱼品种众多，包括野生和养殖，如鳕鱼、鲻鱼、石斑鱼、阿拉斯加狭鳕、罗非鱼、尼罗河鲈以及巴沙鱼（Pangasius）。这些品种口味和肉质相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替代。挪威、欧盟、冰岛、俄罗斯联邦和美国的船队是全球野生捕捞底层鱼的主要力量。截至目前，欧盟是野生底层鱼的最大进口市场；而中国作为原材料加工国和转口国在全球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底层鱼和其他白肉鱼约占水产品出口总额的17%，但很大数量的底层鱼和其他白肉鱼在贸易统计中却并未明确归入此类，而是被计入了杂项水产类别。中国南方省份罗非鱼养殖业发达，现已成为最大的罗非鱼出口国。同时，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其他供应国不断增加面向美国的出口，压缩了中国的出口份额。中国虽然仍为罗非鱼的最大来源国，但美国对中国罗非鱼加施进口关税，加之新冠疫情导致物流受阻，以及重点生产地区调整土地用途，中国的主要地位预计还将继续削弱。越南是巴沙鱼生产和出口大国。传统上，最重要的巴沙鱼出口市场为美国；但近年来，中国已经跃居成为越南的最大出口市场。

金枪鱼

2020年，全球金枪鱼、狐鲣、旗鱼出口额为146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水产品出口总额的9.7%。这一比例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保持相对稳定，而金枪鱼在市场上受青睐的程度也是长盛不衰。金枪鱼贸易由两大类商品组成；第一类是加工金枪鱼和金枪鱼罐头，第二类是高品质新鲜金枪鱼，主要面向寿司和鱼生市场。蓝鳍金枪鱼和大目金枪鱼通常用于制作寿司和鱼生，而鲣鱼、长鳍金枪鱼和黄鳍金枪鱼则主要用作加工品原料。泰国的金枪鱼加工产业发达，原材料在泰国港口直接上岸。泰国在国际金枪鱼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是泰国加工金枪鱼的主要出口市场。此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也有一些其他国家发展金枪鱼加工业，但规模逊于泰国；厄瓜多尔向欧盟市场出口大量加工金枪鱼，并为欧洲加工商供应原料。主要市场的关税制度及免税进口配额安排是加工品市场金枪鱼贸易的重要限制因素，一直以来都是贸易谈判的核心问题。寿司和鱼生市场由日本主导，货源主要来自于中国台湾省和韩国船队捕捞的整只金枪鱼和金枪鱼腹，以及泰国的再出口。

头足类

头足类为软体类的一个类别，包括章鱼、鱿鱼和墨鱼。头足类产品几乎全部为野生捕捞，主要来源国包括中国、印度、摩洛哥和秘鲁。头足类产品最重要的进口市场为中国、欧盟（尤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日本以及韩国。章鱼是餐厅的热门食材。近年来，随着夏威夷鱼沙拉和西班牙餐前小食需求旺盛，章鱼的热度也跟着水涨船高。鱿鱼和墨鱼也可以作为菜肴的配料，在零售市场较为常见，多以腌制和加工形式出现。2020年，头足类出口额为102亿美元，相当于水产品出口总额的6.8%。头足类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逐年提高，但由于管理不善，供货面临风险，故近年来价格陡升。

双壳类

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双壳软体类品种为扇贝、蚌类、牡蛎和贻贝。目前，绝大多数食用双壳软体类为养殖品种，主产国包括若干欧洲国家、北美、中国和智利。欧盟、美国、中国和韩国占据了进口市场的大多份额。多年来，双壳类需求较为稳定，消费者将其视作健康可持续的食品选择。2020年，全球双壳软体类出口额为43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水产品出口总额的2.8%。

小型中上层鱼类以及鱼粉和鱼油

鲭鱼、鲱鱼、沙丁鱼和鳀鱼等小型中上层鱼类在全球捕捞渔业产量中占有较大比例。欧盟、中国、摩洛哥、挪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俄罗斯联邦和日本都报告了较大的捕捞量和出口量。尽管单位价值低，但这些品种出口额在2020年仍占据了全球出口总额的6.7%。小型中上层鱼群可能会经过多个专属经济区，特定区域的生产效率高度依赖气候条件，因而供应和价格起伏很大。最重要的市场分布在不同地区，包括中国、埃及、欧盟、日本、尼日利亚和美国。小型中上层鱼类也用于生产面向出口的鱼粉和鱼油。鳀鱼，尤其是秘鲁鳀鱼，通常用作这些产品的原料。鱼粉的多数需求都来自于中国等水产养殖大国。

其他产品

2020年水产品出口额为1510亿美元，其中不包括海藻和藻类（58%）、非食用鱼副产品（33%）以及海绵和珊瑚（9%）创造的19亿美元出口额。藻类贸易由1976年的6500万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11亿美元，主要出口国为中国、印尼和韩国，主要进口国包括中国、日本和美国。得益于鱼粉和鱼副产品衍生的其他产品产量不断增长（见“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利用和加工”），非食用鱼副产品贸易也急剧增长，由1976年的800万美元增至2020年的7.15亿美元。

1 请注意，本2022年版《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首次包含了术语表，反映出随着该部门在粮食安全、人类营养和贸易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术语也在不断增加。

2 在第1部分世界回顾中，除非特别说明，水生动物（不包括水生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和藻类的生产、利用、消费和贸易情况，是分别进行数据分析的。主报告的术语表中给出了涵盖的详细物种范围和排除在外的具体部门。

3 “藻类”、“表观消费量”、“水产食品”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4 “藻类”、“水产品”、“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5 剩余的6%为海淡水洄游类。

6 “藻类”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7 见《2020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第11页插文1（粮农组织，2020a）。

8 有关粮农组织主要捕捞区域详情参见www.fao.org/fishery/en/area/search

9 “水产食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10 “藻类”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11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12“水产食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13 评估方法见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技术文件第569号（粮农组织，2011a）。

14 以支持渔业管理为主要目的，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对地中海和黑海的重点商业种群状况进行了区域评估。该评估基于对管理单位（重点物种与感兴趣的地理分区的组合）的分析性科学评估，涵盖约50%的渔获量。该评估还表明，2018年，被评估的重点商业种群中有很大一部分（75%）被认为超出可持续捕捞限度，与2020年版《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中提出的结果一致，但也表明这一比例自2014年以来下降了约10%（粮农组织，2020）。

15 “藻类”“水产食品”“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16 经过加工指用干燥、盐渍、盐水浸泡、发酵、烟熏等方法处理过。

17 世界银行将世界上各经济体分成四个收入组别：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详情参见https://datatopics.worldbank.or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the-world-by-income-and-region.html

18 “水产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19 粮食损失和浪费指食品数量或质量下降。质量下降通常会导致营养价值、经济价值或食品安全受损（粮农组织，2017a）。粮食浪费是粮食损失的一种。它会出现在食品供应的全链条中，是初级生产者、零售商、餐饮服务商和消费者决策和行动的结果。渔业中“浪费”的一个实例就是“丢弃物”，即捕捞上来的水生物种被弃置海中。要了解有关水产品价值链中粮食损失和浪费相关信息，可参阅关于此专题的粮农组织的专门网页（粮农组织，2020b）。

20 “藻类”、“表观消费量”、“水产食品”、“水产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21 2019年消费数据应视作初步数据。数值可能与粮农组织《2020年渔业和水产养殖统计年鉴》中食物平衡表部分以及FishStatJ工作空间将在2022年末发布的数据略有不同。最新数据可登录：www.fao.org/fishery/en/statistics

22 本节中报告的所有水产食品消费统计均为表观消费量。

23 水生动物消费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

24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25 “藻类”、“水产品”、“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26 水生动物和藻类以及其他水产品的贸易情况，是分别进行数据分析的。

27 2020年贸易数据应视作初步数据，因为其中所涉信息截止到2022年3月。数值可能与粮农组织《2020年渔业和水产养殖统计年鉴》中贸易分以及FishStatJ工作空间将在2022年末发布的数据略有不同。最新数据可在粮农组织网站查询：www.fao.org/fishery/en/statistics

28 年均增速以年际不变增速表示。

29 关税升级是指对半加工品征收比原材料更高的进口关税。通常，制成品适用的关税更高。这种做法意在保护本国加工业，打击原材料来源国发展加工业的积极性（基于世贸组织术语）。

30 粮农组织鱼品价格指数基于主要品种组的若干价格数据计算得出。计算基期，即2014-2016年，平均价格指数为100。

第2部分
努力实现蓝色转型

科特迪瓦

在粮农组织FISH4ACP计划下的Padiegnan村，人工鱼塘边饲喂罗非鱼。

©粮农组织/Sia Kambou

蓝色转型：[1]水产食品系统转型愿景

自2014年起，中度至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一直呈上升趋势，并因新冠疫情进一步
加重。当前，超过8亿人面临饥饿，24亿人很难获得充足食物。随着我们进入实现“全球
目标”的“行动十年”，[2]要想在不耗竭自然资源的前提下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我们面临的挑战变得愈发严峻。在此背景下，水产食品[1]系统备受关注，因为它具有潜力可以满足人类对营养食物的大部分需求。

水产食品能提供易获取、经济上可负担的动物蛋白和微量元素，在确保民众，尤其是沿海弱势群体的粮食和营养安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作为人类身体发育和认知发展必不可少的高营养食物的来源，其核心作用一直在不断增强（联合国营养机制，2021），尽管目前仅有不到半数的公共卫生营养政策将水产食品消费列为关键目标（Koehn等，2021）。此外，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已经在支撑着第一产业5850万个工作机会，包括非全日制和季节性工作，以及6亿人的生计，而且对出口国和地区而言，水产品[1]贸易也是重要商品和收入的重要来源。

遗憾的是，水产食品的生产和流通仍存在问题。在制定战略打造健康、可持续、公平的粮食系统时，一般而言，并未充分考虑到过度捕捞、生境退化、资源及市场准入获取不平等等问题带来的严重长期影响。2021年，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渔委）一致通过了《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宣言》（粮农组织，2021b）。《宣言》强调了自1995年《可持续渔业行为守则》通过以来，该部门在抗击贫困和饥饿的斗争中所做出的贡献。

有关通过合理的管理措施或扩大可持续水产养殖活动使健康的渔业资源得到恢复的成功经验仍在不断涌现。我们对气候变化以及其他自然和人为冲击所产生的影响的了解也在不断增加，这也可能有助于确保水产食品系统能够提供服务并扩大此类服务。为此，渔委2021年通过的《宣言》确定了进一步实现渔业和水产养殖转型的重点领域，从而为该部门提出了一个21世纪愿景，让全球各地的成功经验能够得到分享和推广，使水产食品系统从一个已知问题变为一个公认的解决方案，推动粮食和营养安全以及环境和社会福祉。

蓝色转型是一个愿景和一个进程，让粮农组织、其成员国和伙伴方能够利用现有的和新涌现的知识、工具和做法，保障水产（包括海洋和内陆）食品系统为人人享有粮食安全、营养以及可负担的健康膳食做出最大贡献。

我们为何需要蓝色转型？

近几十年，政策制定、公共和私有部门的创新以及消费的不断增加已经在推动水产食品系统发生巨变。在《可持续渔业行为守则》通过后的25年里，捕捞渔业产量一直保持稳定，而水产养殖产量则增长了250%，满足了对水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量和消费量，达到年人均20.5公斤（其增速是世界人口增长率的两倍）。水产食品进入全球和区域供应链，意味着当前的捕捞和水产养殖贸易额比1995年高200%，低收入国家的水产品净贸易额（出口额减去进口额）高于所有其他食品的净贸易额总和。

蓝色转型是有针对性的行动，旨在推广创新做法，加大水产食品系统对粮食安全和营养以及可负担健康膳食的贡献。要想实现各项蓝色转型目标，就必须采取全盘性、适应性方法，考虑到全球和地方粮食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并为多利益相关方干预行动提供支持，以便保障和巩固生计，促进惠益的公平分配，为充分利用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打好基础。

通过蓝色转型，水产食品系统能：

- ▸支持以环境、社会、经济各方面可持续的方式，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充足的水产食品；

- ▸确保人人都能获取安全、营养的水产食品，尤其是弱势群体，同时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

- ▸确保水产食品系统能有助于提升依赖水产食品系统的社区人们的权利和收入，实现公平生计；

- ▸加强水产食品系统的韧性，而韧性则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类和环境动态变化的影响，包括气候变化的影响。

蓝色转型目标

蓝色转型有三大核心目标：

1. 可持续水产养殖的扩大和集约化 — 支持全球粮食安全目标和满足全球对富含营养的水产食品的需求，同时实现惠益公平分配。

2. 有效管理所有类型渔业 — 保障种群健康，保障生计。

3. 升级价值链 — 保障水产食品系统的社会、经济、环境活力，保障营养成效。

今后十年，水产养殖业必须可持续扩大生产，以满足全球对水产食品的需求，特别是在粮食缺乏地区同时创造新的收入和就业机会，或稳定现有收入和就业机会。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改善规划、法律和体制框架及政策来提升水产养殖治理水平。粮农组织及其伙伴方必须迫切关注创新技术和最佳做法的开发和转让，以便开展高效、有韧性、可持续的活动。几乎所有区域都需要实现水产养殖业的持续转型，但最需要的是面临粮食不安全的区域；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全球增产35-40%，具体增幅取决于不同国家和区域背景。

有效管理所有类型渔业是蓝色转型必不可少的一个目标。只要有了有效管理，渔业资源就能得到恢复，并不断提升可持续性。为实现这一目标，粮农组织及其伙伴方必须采用和共享有效的渔业管理体系，使生态系统恢复到健康、高产的状态，同时在不超越生态系统极限的前提下管理已开发资源。实现这一目标的行动包括加强全球定期收集、分析、评价数据的能力，为决策提供支持，并考虑权衡取舍，尤其在数据有限、能力薄弱的区域。这一目标还有助于巩固社会成效，开展能促进公平生计的行动和举措，同时加强共同管理制度，保障小规模生产者对资源和服务的获取。

通过升级价值链，公共和私有部门各行动方，包括消费者，就能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加强透明度，加大进入可获利市场的机会，并采用新的数字工具。水产食品价值链各行动方正在不断采用这些做法，而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则大幅扩大了这些做法的应用。升级后的价值链还创造了更多价值，利用该部门的产能挖掘出更多财富，生产出更多食物。以包容性方式推动健康膳食也很重要，需要通过相关计划和举措来提高消费者认识，增加健康、安全、营养的水产食品的可供量，包括在粮食和营养安全水平较低的地区。

努力实现蓝色转型

第2部分“努力实现蓝色转型”讨论过去25年里一直在推动部门转型的新知识、新工具、新做法以及现有知识、工具和做法，目的是展示那些已经实现蓝色转型所期望成果的范例。具体介绍蓝色转型如何支持粮农组织各成员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努力推动水产食品系统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最大贡献。粮农组织预测，如果水产食品系统得到适当支持，到2050年就能以可持续方式使人均水产品消费量增加25%。粮农组织决心与各成员国、伙伴方及利益相关方一道，实施蓝色转型，为预计将于2050年达到100亿的世界人口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本部分将为如何使这些互动关系得以成功发挥作用开启一扇小小的窗口。

可持续水产养殖生产的集约化和扩大

目标和具体指标

不可否认，水产养殖已确立了自身在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关键作用，缩小了水产食品[3]的供需缺口。通过提高生产率、现代化和集约化程度以及增加在经济和地理方面获得养殖水产品[3]的机会，该部门对生计和就业的积极影响预计将增强。到2030年，水产食品产量预计将进一步增长15%（经合组织和粮农组织，2021），普遍认为这一增长将主要来自水产养殖。这种增长决不能以水生生态系统健康、污染增加、动物福利、生物多样性或社会平等为代价。这需要新的、可持续的、公平的水产养殖发展战略。

因此，水产养殖的发展必须成为重中之重，尤其是在该部门的增长潜力基本上仍未得到开发的区域。蓝色转型[3]由粮农组织在发布2021年渔委《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宣言》（粮农组织，2021b）之后发起，是粮农组织在其《2022-2031年战略框架》下的一个重点计划领域。同样，《上海宣言》强调了水产养殖的关键作用，反映了全球水产养殖大会（全球水产养殖大会，2021）的成果，此次大会由粮农组织、亚太区域水产养殖中心网和中国农业农村部举办。这些及时的宣言认识到有必要加大力度，充分利用机遇，同时解决水产养殖面临的突出发展挑战，以可持续的方式充分发挥其潜力。

蓝色转型的目的是：1）促进可持续水产养殖系统的开发和应用；2）确保水产养殖被纳入国家、区域及全球发展战略和粮食政策；3）确保水产养殖生产满足对水产食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并改善包容性生计；4）提高所有层面的能力，开发和采用创新技术和管理措施，使水产养殖业更具效率和韧性。

本节批判性地分析了需要应对的一些根本挑战，以便实现蓝色转型在水产养殖生产系统、治理框架、创新和能力建设需求方面的承诺（插文8）。

插文8 亚洲水产养殖的转型

2021年，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区域的水产养殖产量共占全球总量的88%，其中不包括水生植物，小型企业的贡献率超过80%，需要在全球粮食系统政策制定和转型中引起及时关注。

近几十年来，亚洲水产养殖在研究、技术、生物安全、空间规划、数字化、教育和培训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促成亚洲水产养殖增长的原因在于政府支持基础设施发展的政策、强大的商业联系以及利益相关者与合作伙伴的建设性合作。然而，从该区域未受管制的发展、不可持续的集约化和薄弱的监管政策等例子中也可以吸取教训，未来仍然面临挑战。亚洲水产养殖必须迎接挑战，在自然资源受限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背景下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还必须适应气候变化的压力，提高系统抵御能力。人口变化意味着水114产养殖需要通过吸引新一代具备技能的高技术素养青年来解决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和人口流向城市的问题。

亚洲水产养殖业转型的重点领域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平衡社会效益与生态可持续性将是亚洲水产养殖转型的一项关键挑战。目前许多创新只针对高价值品种，但为了确保公平和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创新也必须包括低营养和低价格的水生物种。水产养殖专家往往专注于技术，但在亚洲需要额外关注价值链和社会经济层面，如最弱势群体的保险或社会保护。亚洲的水产养殖转型可归纳为九个重点主题（见表）。

粮农组织在亚洲建立了水产养殖区域技术平台，以展示一些有助于亚洲水产养殖转型和推动全球水产养殖蓝色转型的创新。[1]

[1] 更多详情参见：www.fao.org/asiapacific/perspectives/rtp-aquaculture/en

更好的生产系统

扩大可持续水产养殖需要进一步的技术创新、政策支持和整个价值链的激励措施。这包括水资源使用权、优化承载力、确定和分配水产养殖区、简化与良好环保措施和监测有关的许可程序、提供训练有素的熟练劳动力、生产优质种苗和饲料、实行化学品和抗生素使用监管以及实施严格的生物安全规范。以下是粮农组织目前为确保蓝色转型和更好水产养殖生产系统而开展的特定政策和技术工作实例。

《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

根据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水产养殖分委员会（渔委水产养殖分委会）第九届会议的要求，自2017年起，粮农组织通过全球和区域磋商进程，致力于确定支持可持续水产养殖的成功举措，并将其汇编为《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在此过程中，政策和科学发展、技术创新以及不同区域、国家和背景下的经验教训被考虑在内。对现有的国家和国际准则进行了审查，以确定差距并确保信息是最新的，同时认识到个别国家的具体制约因素、需求和期望。《准则》旨在帮助各国改进《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特别是第9款（水产养殖发展）的实施，同时使该部门能够有效参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并共同建设可持续水产养殖的未来。

此外，为满足渔委成员的要求，为支持可持续水产养殖发展提供实际指导，在为编写《准则》而产生的大量信息和专家报告的基础上，渔委水产养殖分委员会秘书处编写了文件《促进水产养殖转型，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更大贡献：指导决策者和从业者的关键相互关联行动》。这是一份实用指南，供政策制定者和水产养殖从业者使用，涵盖了整个水产养殖价值链的养殖前、养成和收获后活动。希望制作一份动态文件，供各国根据其具体需求和优先重点而进行调整。应定期对其进行更新，以反映科学发展、技术创新和经验教训。《准则》和实用指南预计将提交渔委水产养殖分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供粮农组织成员审查和进一步指导。

育种计划中的遗传改良

养殖品种的遗传改良是提高水产养殖生产效率和减少其环境足迹的有力手段（Houston等，2020），例如通过减少每单位产量的饲料、土地和水资源需求。在多个分类群中，水产养殖品种往往有两个关键特征：高水平的种内遗传多样性和高繁殖力。这些特征使得高选择强度得以应用，为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性状产生主要遗传增益（粮农组织，2019a）。然而，水产养殖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食品行业，远远落后于其他粮食生产部门（畜牧业和种植业），在这些部门中，遗传学研究被定期纳入育种计划和种苗供应系统，推动了数千个改良动植物品种的开发和生产。多种因素阻碍了遗传工具在水产养殖种苗供应系统中更为广泛的应用，，如：对传统和新一代（分子）技术的特性、风险和效益的理解不足；由于缺乏基础设施、投资和/或人力资源，总体应用能力有限；缺乏有科学依据的、管理良好的长期选育计划；缺乏更广泛的私营部门参与。制定国家和区域苗种供应战略和政策的首要任务是应对这些挑战。以选育为重点，加快水产养殖品种遗传改良的开发和利用，是粮农组织制定的粮农水生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的四个重点领域之一（插文9）。

插文9 粮农水生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

2019年，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遗传委）要求粮农组织制定一项全球行动计划，以保护、可持续利用和开发粮农水生遗传资源，从而应对首次全球粮农水生遗传资源状况评估中确定的需求和挑战。[1]全球行动计划是一个框架，旨在通过合理和可持续地管理这一关键资源，优化粮农水生遗传资源在地方、国家和国际范围内对粮食安全和扶贫的贡献。全球行动计划应是自愿性和协作性的，并根据粮农组织成员的需求和重点来实施。

全球行动计划是在与粮农组织成员、遗传委、渔委及其相关附属机构磋商后制定的。最终版已提交2021年9月召开的遗传委第十八届例会并获得批准，随后于2021年12月由粮农组织理事会通过。

水生和陆地遗传资源具有不同的优先重点。根据全球评估所确定的粮农水生遗传资源具体特征，全球行动计划确定了四个重点领域（见图）。

每个重点领域都有一个长期目标和若干战略重点；每个战略重点包括一个目标和若干待采取的具体行动。总体而言，全球行动计划确定了21个战略重点和近100项相关行动。

虽然实施全球行动计划的主要责任在于各国，但粮农组织将发挥关键作用，在实施过程中提供技术支持，并将协调对其目标进展情况的监测。监测应主要基于可量化的指标，其中许多指标是通过AquaGRIS（粮农组织粮农水生遗传资源全球信息系统）生成的。[2]在该系统提供的最新信息的支持下，广泛实施全球行动计划中与国家相关的行动，可真正改变养殖物种的长期管理。当前，制定和通过这些方法、相关准则和工具正当其时，旨在推广关键的干预措施，确保对粮农水生遗传资源的保护、更可持续的利用和加快关键资源的开发。

粮农水生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重点领域

[1] 粮农组织。2019。《世界粮农水生遗传资源状况》。粮农组织粮农遗传资源委员会评估。罗马。www.fao.org/3/CA5256EN/CA5256EN.pdf

[2] 粮农组织。2021。水生遗传资源信息数据库。见：粮农组织。罗马。引自2022年3月30日。www.fao.org/fishery/aquagris/home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生物安全和疫病防治

水产养殖的集约化和水产品贸易的全球化导致传染病的暴发和复发，给社会带来了重大的经济和环境挑战。鉴于该部门依赖于进口（和当地生产的）种苗，且卫生认证、边境检查和其他基于风险的控制措施未能保护水生种群，有必要转变模式来管理水生动物卫生和生物安全。提高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渐进管理路径得到了渔委水产养殖分委会第十届会议的批准和欢迎（粮农组织，2019b），该路径是基于风险、协作性和渐进的，利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方法增强管理能力（插文10）。该路径以实证为基础，得到透明和持续审查的支持，可适应水产养殖系统、物种、生产范围和目标的多样性以及影响水产养殖生产的环境和人为变化（粮农组织，2020c）。

插文10 提高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渐进管理路径

“提高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渐进管理路径”是粮农组织与合作伙伴的一项开创性举措，始于2018年。这项举措是作为渐进防治路径方法的延伸而制定的，该方法已在国际上采用，以协助各国制定系统框架，规划和监测减少风险的战略，从而减少、消除和根除主要牲畜疫病和人畜共患病。这种循序渐进的方法使务实的疫病防治目标得以制定和实现。

渐进管理路径旨在利用基于风险的方法和公私伙伴关系，在现有框架、能力和适当工具的基础上提高水产养殖生物安全能力。就渐进管理路径而言，生物安全是指“通过企业、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战略方法，由公私部门共同承担责任，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管理病原体对水产养殖构成的风险。”[1]该方法包括四个阶段（见图），每个阶段具有目标、主要成果和指标。

各国无论处于产业发展的哪个阶段（领先或起步），都有机会灵活地启动渐进管理路径。例如，可适用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境：

- ▸情境1：没有国家级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战略，但存在水产养殖部门或处于水产养殖发展初级阶段。

- ▸情境2：制定了国家级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战略，并有一定程度的实施。

- ▸情境3：制定了先进的国家级生物安全战略，并已全面实施。

- ▸情境4：多个国家共享水体或跨界分水岭，制定了或正在制定区域或次区域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战略。

渐进管理路径的四阶段

渐进管理路径遵循基于风险、协作和渐进的原则，以及对流行病学三要素的充分了解，这三种要素显示出在使病原体在种群中得以传播、疫病在其中蔓延的适当环境中，病原体与易感水生种群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渐进管理路径可以指导各国通过区域、国家、地方部门和企业层面的基于风险、渐进和协作的进程，实现水产养殖和卫生管理系统的可持续生物安全。该方法可促进强有力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帮助改善水生动物卫生和生产，并支持预防或减少清单所列疫病的传播和影响。

渐进管理路径旨在实现灵活、适应和包容，以应对水产养殖部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该方法可由一个国家应用（以管理任何水产养殖部门的风险，无论物种、环境、生产系统、管理战略或经营规模如何），或由一个养殖场应用，以达到特定物种的某种水产养殖生物安全等级。

[1] 粮农组织。2020。《提高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渐进管理路径报告》：第一次技术工作组会议，2019年3月20-22日，罗马。《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报告》，第1322号。罗马。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b0582en

在价值链上采用“关键控制点思维”和“风险思维”对于识别危害、了解和管理从种源和养成作业到市场的每个生产阶段的风险非常重要。生物安全十点最佳做法提供了广泛的生物安全状况：了解物种、了解系统、了解病原体、了解污染途径、采购健康种苗、保持良好养殖方式、谨慎使用抗微生物药物、尊重食品安全要求、尊重环境和具备生物安全计划。

利益相关者参与（包括与小规模生产者）支持合作原则。渔业和兽医部门（包括水产养殖卫生和兽医专家）必须进行沟通并共同管理水生物种的健康。因此，通过积极参与和长期承诺，风险管理[4]自主权得到广泛分享。渐进管理路径的四个阶段使每个国家和（或）水产养殖部门能够评估其行业的风险和优先重点；各国可决定进展的幅度和速度。

2020年全球水产养殖大会的关键信息之一是这句古老的谚语：“预防胜于治疗。”专注于预防（包括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是一个成熟行业的标志。在一个压力较小和较健康的水生环境中，通过良好养殖方式和生物安全战略使用清洁种苗是基本行动。主动和预防性地实施生物安全措施比被动应对疫情的成本低得多，所有生产国都应将其纳入水产养殖发展进程。有效的生物安全、最佳养殖做法、良好的遗传和优质的营养对生产健康、有营养和具有抵御能力的养殖生物很重要（粮农组织，2020d）。

促进水产养殖扩大的良好治理

水产养殖的蓝色转型必须以适当的治理框架为基础。《守则》第9.1.1条强调了治理的重要性，要求各国“建立、维持和发展适当的法律和行政框架，促进负责任水产养殖的发展。”

良好的水产养殖治理对于提高该部门对实现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是必要的，可采取的措施包括生产更有营养的水产食品；创造就业和生计，以税收和外汇收入的形式增加公共财政收入；增加水产养殖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直接通过国内生产总值和间接通过对其他经济部门的影响）；通过减少对野生鱼类种群的压力和促进负责任地使用和保护自然资源，如土地、水资源、沿海生境和水生生物资源，支持更好的环境管理。

近几十年来，一些国家通过涵盖整个价值链的可预测、透明、公平和易于执行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实施了良好的水产养殖治理。鼓励最佳做法的经济激励措施，协助养殖者制定、支持和执行自律管理措施，并促进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生产系统，推动了良好的水产养殖治理（Hishamunda、Ridler和Martone，2014；粮农组织，2017c）。此外，进入利润丰厚的国际和国内市场也促使更多的养殖者遵守市场准入要求和标准，包括实施水产养殖认证计划（Curtis等，即将出版）。

尽管一些国家有所改善，但其他国家的水产养殖治理仍存在问题。公共和私营部门缺乏问责或问责有限、执法不力（存在法规的情况下）、规划不善（造成有关养殖地点的冲突，引发疫情和生态系统恶化）以及未能解决一些水产养殖系统的负面环境和公共福利影响，导致该行业形象受损和公众不信任。由于缺乏针对水产养殖的治理框架，这种情况更加严重。水产养殖治理手段往往是从渔业、农业、水资源、林业、环境、贸易或海洋事务等不同部门转化而来的零碎部件。政策法规零散且多机构共同治理，往往效率低下，很少执行或完全不执行，因此治理机制没有效力。此外，该部门的快速增长对各国制度和法律框架能否跟进发展提出了挑战，或者在一些辖区，由于该部门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不高，对水产养殖治理的关注十分有限。此外，养殖者为符合法规和要求（包括消费者标准）而承担的高额费用已成为治理问题，在一些情况下导致违规行为，特别是在小规模生产者中。

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如何制定强有力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将水产养殖视为一个独特的经济部门。合规是根本，因此规则和条例对养殖者和其他参与者而言必须是可执行和可负担的。同样，许可制度需要高效和透明，水产养殖必须被纳入资源利用和开发计划。此外，水产养殖产品的安全和质量必须符合国家、区域和全球标准。最后，必须改进水产养殖管理，促进扩展和可持续增长，同时防止有害影响（Curtis等，即将出版），并加强水产养殖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鉴于过去十年治理标准的改善（带来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提升）伴随着水产养殖产量增长率的下降，这些方面的考虑特别重要。[5]

如果水产养殖部门要提高自身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对贡献，必须进一步增加中小规模生产者对水产养殖生产可持续增长的重大贡献。应鼓励和扶持中小规模生产者强化和扩大生产。

水产养殖的集约化和规模化发展需要大量资金和投资（见“投资水产养殖，促进蓝色转型”）。治理应通过创造有利环境和推动对投资者和贷款机构有吸引力的激励措施来解决资金和投资的制约因素。水产养殖的扩展还需要额外的自然资源，主要是土地和水资源，这可能导致或加剧因竞争性使用而产生的环境和社会冲突。区划和综合沿海规划是竞争用户之间合作的有效工具，有助于避免或减少冲突，同时促使该部门实现增长。在可用于扩大内陆和海洋水产养殖的土地、淡水和沿海资源有限的国家，增长取决于技术创新，如岸上、再循环和近海养殖系统。多样化对于降低歉收风险和提高养殖场可持续性也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水产养殖生产者应利用数字化、信息通信技术以及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见“水产养殖数字化：治理和技术”）。

投资水产养殖，促进蓝色转型

充足和可持续的投资是支持和促进水产养殖发展、集约化和扩展的必要条件。只有对水产养殖价值链进行充分投资，才能释放该部门的潜力（水产网，2021），特别是在水产养殖不太发达的区域，如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和南亚。在水产养殖业较为成熟的区域（如东亚和东南亚），主要需要大量投资使水产养殖更加生态友好，并提高其对气候、生物和资金风险的抵御能力。

私人投资是提高养殖场产量和生产率以及改进收获后措施的关键，但需要易于获取的金融服务，包括银行贷款，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此类服务仍然有限且复杂。反复出现的问题包括缺乏抵押品、利率过高、（银行人士）认为水产养殖失败风险特别高的观念、（借款人）缺乏对申请贷款方式的了解以及（放款人）有关成功水产养殖企业的信息有限。政府需要解决上述和其他制约因素，以便投资者优化利润，银行尽量减少贷款风险。一些国家成功采用了“无抵押”战略（如团体贷款和村镇银行）、公私合作、替代抵押品（如有产权的土地，通常表明需要法律改革）和政府贷款担保。事实上，政府贷款担保以及激励性利率减少了高利率问题，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

为促进蓝色转型，对水产养殖扩展进行战略性、抗冲击、气候智能、可持续和经济上可行的投资，需要所有层面的有效和支持性治理机制。这些机制的一个关键部分是有效的政策和监管框架，其目的是为投资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的水产养殖创造有利环境，确保经济上的盈利性和效益的公平分配（见“促进水产养殖扩大的良好治理”）。海藻养殖体现了这种框架的重要性。该行业作为提供大量生态系统服务和社会经济效益的恢复性水产养殖（大自然保护协会，2021），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Cai等，2021）。然而，繁琐的、官僚作风的水产养殖活动许可程序常常会阻碍此类对自然有积极效应的水产养殖的投资，未能认识到海藻养殖活动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的真正价值。

对于水产食品系统的蓝色转型，需要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范围内提供金融和保险服务。创新的市场机制，如碳信用额度、氮信用额度、蓝色债券和绿色金融，对于帮助奖励蓝色投资、促进海藻养殖和其他恢复性水产养殖提供的环境效益和生态系统服务而言至关重要（Jones，2021）。为了向政府、非政府、私人和公共利益相关者提供信息、资源和获得金融服务的具体途径，粮农组织制定了一系列《蓝色金融指导说明》（粮农组织，2020d），涵盖了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保险、蓝色债券、混合融资、影响投资和小规模渔业小额信贷等主题。

虽然私人投资是全球水产养殖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Brummett、Cai和Marttin，2017），但公共投资可以帮助资源匮乏的农民启动他们在水产养殖方面的远大计划（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2018），对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如对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遗传资源改良、生物安全、技术创新和市场开发）的私人投资不足，至关重要。然而，缺乏指导公共投资的市场机制，导致公共投资的效率和效果受到影响。尽管全世界对水产养殖基础设施和服务进行了重大投资，以支持该部门的增长目标，但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需要往往得不到满足。一些基础设施，特别是市场和苗种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停止运作、一直闲置或从未运作，无法满足可持续水产养殖发展的具体需求。

从可持续水产养殖项目中创造财富需要全方位的资源和管理。除了关键的生物和环境方面，部门发展需要有利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获得基本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事实上，偏远地区的水产养殖（缺乏市场、道路和公共交通、通信网络、电力、饮用水、卫生设施和医疗保健），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必须避免资源利用冲突，因为有更多机会获得基础设施的社区/辖区也可能容易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特别是那些有更多机会获得资本的集团，这可能会导致成本和效益分配方面的问题。因此，旨在创造财富的投资规划和升级应包括与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磋商，明确投资者和投资对象，充分尊重当地社区的利益（Menezes、Eide和Raakjær，2011）（插文11）。

插文11 近海水产养殖

随着对沿海海域的竞争日益激烈，人们对在离海岸更远、更深的水域扩大近海水产养殖[1]的潜力越来越感兴趣，通常这里水流更强。[2]在挪威、土耳其和中国等水产养殖部门较为成熟的国家以及巴拿马和美国等水产养殖部门较不发达的国家，已经开始扩大近海商业水产养殖，以获取高价值的海洋鱼类和鲑科鱼类。近海养殖系统提供了实现更好规模经济的潜力。选址适当的养殖活动对水质、基质和生活在底层沉积物之上或内部的相关底栖生物的影响要小得多，也能降低捕捞活动的运营风险。然而，这需要仔细评估。

由于需要投入高额资本获取设备和充足的饲料，满足近海大量养殖的要求，对近海水产养殖的参与仍然有限。因此，适当的结构性融资对于支持该行业的增长是必要的。此外，与沿海或近岸水产养殖相比，技术在近海网箱养殖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降低了每吨产量的劳动力需求。这种情况减少了非熟练或半熟练工人的就业机会。然而，在富含营养的水体近海养殖非投饵型水产养殖品种，如海藻和双壳类，对中小规模经营者更加包容，因为不需要饲料支出，养殖设施的成本较低。

行业和监管机构应确保适当监测[3]和管理近海鱼类养殖的环境和社会影响。需要进一步分析，不仅要了解在更深水域作业规模增加的影响，还要改进相关影响的预测模型。还必须通过营养素或颗粒物吸收、碳吸收，或通过提供适当的近海养殖结构增加生物多样性，充分了解养殖非投饵型品种的益处。

扩大近海水产养殖可以增加对消费者的水产品供应并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可能降低市场价格，为实现全球粮食生产目标做出重大贡献。这还可以通过改善营养、降低对野生鱼类种群的压力和减少对陆地牲畜的依赖来支持日益增长的动物蛋白需求，提供广泛的社会效益。

[1] “近海”水产养殖是指在距海岸超过2公里、深度超过50米、浪高至少5米、风向多变、水流强劲的水域进行并且有远程作业要求的水产养殖活动。
了解完整定义参见：Lovatelli，A.，Aguilar-Manjarrez，J.和Soto, D.等。2013。《将海水养殖扩展到更远的海域：技术、环境、空间和治理挑战》。粮农组织技术研讨会，2010年3月22-25日，意大利Orbetello。罗马，粮农组织。www.fao.org/3/i3530e/i3530e00.htm

[2] Gentry，R.R.，Froehlich，H.E.，Grimm，D.，Kareiva，P.，Parke，M.，Rust，M.，Gaines，S.D.和Halpern，B.S.。2017。“了解全球海洋水产养殖潜力”。《自然生态学与进化》，1：1317-1324。https://doi.org/10.1038/s41559-017-0257-9
Kim，J.K.，Stekoll，M.和Yarish，C.。2019。“美国开放水域海藻养殖的机遇、挑战和未来方向”。《藻类学》，58（5）：446-461。https://doi.org/10.1080/00318884.2019.1625611

[3] Welch，A.W.，Knapp，A.N.，El Tourky，S.，Daughtery， Z.，Hitchcock，G.和Benett，D.。2019。“位于热带加勒比海的近海水下网箱养殖设施的营养足迹”。《世界水产养殖学会杂志》，50：299-316。https://doi.org/10.1111/jwas.12593

增强水产养殖和渔业基础设施抵御气候及其他自然和人为冲击的能力对蓝色转型越来越重要，无论是新设施还是升级现有设施，基础设施需要抵御风暴、潮汐、涌浪和洪水。长期而言，水产养殖和渔业基础设施（种苗生产设施、养殖塘、准入路径、市场等）的投资必须是强劲和可持续的；因此，为了支持决策过程，世界银行与粮农组织开发了渔业基础设施评估工具。该工具适用于加强和（或）恢复现有基础设施的投资（公共或私人），以及支持水产食品价值链的新投资，目前正在一些国家进行测试。

水产养殖创新做法

创新型水产饲料和投喂

近几十年来水产养殖的扩展以及作为全球蓝色转型行动一部分的任何进一步增长，都要以水产品营养的创新和膨化饲料的开发为基础。投饵型水产养殖在该部门产出中的份额仍然较大，且不断增长，凸显出饲料在该部门的关键作用（见“水产养殖产量”）。饲料成本在许多投饵型鱼类物种和甲壳类动物的养殖投入品中一直居于首位。此外，生命周期评估研究显示，水产饲料往往是与商业水产养殖活动相关的不良环境影响的主要促成因素。高价值的水产养殖品种（如鲑鱼、鲈鱼和虾）需要高蛋白饲料，传统上依赖从野生中上层资源提取的鱼粉和鱼油，这些资源对粮食安全也很重要。

到2050年，预计水产养殖将进一步扩展和集约化，当前产量差不多翻一番。为了维持这样的产量水平，将需要大量的饲料，其中包含可负担的蛋白质、必需氨基酸、添加剂、欧米伽-3脂肪酸、关键矿物质、维生素和能量来源。这需要开发额外的饲料原料，不管是目前使用但供给不足或其他可供使用的原料。

相当多的研究集中在用更便宜和环境影响可能较小的原料替代鱼粉和鱼油，如植物副产品、藻类（微藻和海藻）[6]、昆虫、鱼类和陆地动物副产品以及单细胞蛋白（包括来自细菌和酵母）。而且，在利用渔业和水产养殖副产品生产鱼粉以及利用农业蛋白源替代从野生中上层资源提取的鱼粉和鱼油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尽管这些新型替代原料给饲料供应链带来了挑战，但投饵型水产养殖部门未来的可持续性仍然密切依赖于采购新的和营养均衡的饲料成分，以减轻这些影响。

为了在经济和环境上可行，替代蛋白质来源需要满足若干标准：1）营养充足（即易于消化，且不会严重损害养殖品种的生理功能、生长和健康状况）；2）对养殖生物来说适口；3）可商业化、大规模、可持续生产；4）物理稳定；5）易于处理和储存；更重要的是，6）营养丰富，对环境和生命周期的影响较小。

投饵型水产养殖部门的发展需要开发额外的、具有成本效益的原料，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饲料需求，减少对传统来源海洋来源的依赖。随着需求增长，对饲料原料的竞争加剧，对饲料生产可持续性的认识也在加强。事实上，饲料原料生产商被越来越多地要求证明可持续性和可追溯性，包括通过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海洋管理委员会和Marin Trust的认证计划。

鉴于淡水供应有限、耕地数量下滑、缺乏磷酸盐等必需营养素，以及对目前使用的大部分植物蛋白资源（用于人类消费和陆地动物饲料）的激烈竞争，陆地作物产品不是唯一的答案。相反，至关重要的是开发替代的、非传统的蛋白质和油类来源（如海藻、藻类和微藻类、单细胞蛋白质、微生物和昆虫）以及食物残渣回收，以满足未来水产养殖的饲料需求（Glencross等，2021），促进水产养殖的可持续增长（Cottrell等，2020）。

在良好投喂实践方面，精准投喂和采用基于养殖水生动物生命阶段及其营养属性的配方饲料将进一步有助于降低饲料成本和减少浪费，从而确保转型水产养殖系统的能源和资源效率。而且，为满足未来水产食品全球需求，水产养殖部门还应改善鲤鱼和罗非鱼等物种的饲料，因为其在水产饲料中所占份额最大。

水产养殖数字化：治理和技术

随着数字技术（平台、软件和基础设施）的扩展，数字应用越来越多地运用在水产养殖中（尽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速度较慢），特别是用于改进商业规划和选址、养殖种群管理、环境监测、风险防范、生物安全和日常养殖活动的智能自动化。

数字技术可用于解决该部门所面临的许多生产挑战，建立预警体系，就影响生产设施的关键内生和外生事件向生产者发出预警。养殖场内的精确技术可减少饲料用量和浪费、改善水质、降低劳动力成本，从而提高养殖场的环境和经济可持续性。在养殖场外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如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获得水产养殖技术）、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和数字支付系统，缩短了供应链，降低了整个价值链的交易成本。

由于数字技术，水产养殖的空间规划和选址得到改善。例如，通过长期遥感提供卫星图像和获取海洋学、水文和气象数据（如水温、降水模式、盐度水平、风暴频率），结合使用数字成像无人机，不仅提高了规划质量和速度，而且使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7]得到更全面的应用。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促进了水产养殖潜力区域的确定和分配，特别是在共享水体中。

在水产养殖生产作业中运用数字技术（如传感器、机器人和摄像头），对养殖生物和养殖设施进行实时远距离监测，可显著提高劳动效率、投饵精确度、增氧、水质和病原体监测。这些技术进步使人们能够越来越迅速地应对不利养殖条件，由于有效地利用了投入品从而减少了因管理不善或人为错误造成的损失，进而降低了生产成本。

然而，技术和资金支持对于启动或推进上述技术是必不可少的，而有利的治理框架也是至关重要的。例如，用于互动讨论、规划、信息生成和传递、数据共享和认证的电子平台可以促进整个供应链的产品和信息流动，防止用户之间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冲突；然而，针对开发和管理此类平台的治理机制是最重要的。此外，协调国家和国际规则和标准是必要的，以便增加透明度、改善网络安全和缩小数字鸿沟。

多营养层次综合水产养殖

在多营养层次综合水产养殖系统中，投饵品种未食饲料和排泄废物的营养素成为不依赖投饵物种的食物，因此减少了向环境释放的营养素，同时提高了总体生产率。作为蓝色转型计划的一部分，该系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需要重要的设施和设备架构，将多个物种组合成一个综合系统（例如海藻养殖和双壳软体动物养殖与有鳍鱼网箱养殖相结合），并需要就生产和销售多种收成开展更多的管理活动。作为海上生物修复系统，该系统提供了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以应对投饵型海洋水产养殖向环境释放有机和无机废物的问题。

综合农业水产养殖系统，即两种或更多水产养殖和农业活动同时或相继进行，在东亚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自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出现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尽管规模较小。该系统包括畜鱼（例如养殖猪和鱼）、禽鱼（养殖鸭和鱼）和稻鱼/虾生产系统。这些系统通常是粗放型或半集约化型；将农业废弃物引入鱼类放养系统（通过施加粪肥或将牲畜圈养在池塘正上方），以强化水体施肥，促进作为鱼类食物的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的次生生长。另一方面，在综合灌溉水产养殖系统中，植物往往是主要收成，鱼类是次要收成，排放的富营养水有利于植物的生长。同样，在鱼菜共生系统（综合农业水产养殖系统的一种较新形式）中，蔬菜是主要的经济作物。这些系统带来了重要的环境优势：水资源以及溶解营养素的优化利用，否则这些营养素会在水产养殖系统的废水中流失。

所有综合生产系统在全球范围内仍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特别是在技术上可行的中小规模生产系统中，为创业者提供经济效益。有必要对现有资源高效利用而不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是采用这种生产系统的驱动力。

双壳类水产养殖

双壳类水产养殖可在“营养敏感型”水产食品系统（即提供多样化和营养全面的食物、促进可持续生计的社会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双壳类软体动物为健康和积极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均衡的生物可及营养素，同时养殖活动改善了沿海社区的生计。此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沿海水域双壳类水产养殖更广泛的生态系统效益，包括碳封存、营养修复和海岸保护等服务功能。

双壳类水产养殖分部门的发展潜力仍然很大，特别是在海洋环境中。双壳类软体动物养殖在美洲、欧洲、亚洲和大洋洲的确很重要。另一方面，在非洲，尽管双壳类水产养殖受到的关注正在稳步增加，但其产量仍然可以忽略不计，粮农组织项目的重点是转让养殖技术（如吉布提的蛤蜊养殖，摩洛哥的贻贝养殖）以及实现产品多样化和扩大当地消费（如塞内加尔的牡蛎养殖）。[8]几个世纪以来，非洲的沿海社区，特别是妇女，一直在收获野生双壳类产品。遗憾的是，许多地方的野生种群已被过度开发，水产养殖是减少野生种群压力和确保妇女和沿海社区生计的关键。

作为不依赖投饵养殖的品种，双壳类是水产养殖的理想选择：不需要人工饲料，投资负担和运行成本明显低于肉食性有鳍鱼类养殖作业。然而，软体动物养殖在全球层面的发展缓慢，部分原因是进入国际市场的卫生要求非常严格，需要监测收获水域和达到产品安全标准。此外，虽然双壳类水产养殖技术通常是可获得、可负担的，但贝苗的获取很复杂，生物安全要求通常非常严格，特别是在针对出口市场的情况下。

在过去20年里，全球有鳍鱼类产量几乎增长了两倍，而双壳类的养殖仅增长一倍；因此，通过蓝色转型举措实现增长的潜力巨大。太平洋牡蛎和菲律宾蛤仔在双壳类水产品产量中占主导地位，其次是扇贝和贻贝（见“水产养殖产量”）。对全球许多区域和品种来说，双壳类软体动物养殖对野生贝苗的依赖度仍然很高。近几十年来，苗种场的设计和技术在驯化、产卵、幼体培育和着床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幼体的存活率也有所提高。通过贝类幼体饲料的计算机辅助监测和计量，苗种场的浮游植物生产同样取得进展，再次提高了存活率和生长率。改良幼苗着床过程和材料的发展使养殖者能够根据自身具体需要生产种苗，而更好地处理材料使大规模着床和移殖取得进展，特别是牡蛎。此外，贝类养殖还受益于选育以及具有独特壳色的抗病和快速生长品系和品种的开发。双壳类水产养殖方面的进一步研究和技术开发为支持全世界可持续水产养殖的扩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前沿领域，重点关注防止有害藻华及其对渔业、水产养殖和食品安全的影响。

水产养殖能力发展、研究和伙伴关系

最近制定的《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草案还评估了能力建设作为确保有利环境和支持《准则》实施的关键部分的必要性（Jolly和Menezes，即将出版）。《准则》草案支持《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的水产养殖总体原则和规定，以及通过分部门蓝色转型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在2021年就水产养殖发展有利环境进行了评估，重点涉及与能力发展、推广和研究有关的方面，其结果表明：1）人员和机构能力、关键技术技能（在养殖者和推广/培训者层面）和财力资源需要大幅提升；2）需要进行推广教育，将技术信息传递给养殖社区，并涵盖经营者的需求；3）数字化水平较低，只有不到50%的教育工作者具备信息通信技术方面的能力；4）许多机构无法通过信息通信技术支持推广服务；5）小农养殖场对互联网的使用仍然有限；6）水产养殖业在没有充分了解来自研究的科学信息的情况下扩展。鉴于这些挑战，公共管理部门、研究机构、推广机构和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需要在未来十年显著改善。

涵盖推广的培训能力和服务因国家而异，包括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渠道。在亚洲、欧洲和美洲的重要水产养殖国家，已确立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水产养殖教育。在非洲，一些教育机构提供专门的水产养殖课程。但是，在全球范围内，招聘人员强调，毕业生需要特定学科知识和一系列通用技能，以高效执行（Pita等，2015）并领导蓝色转型。面临的挑战包括毕业生不足和（或）专业不能满足雇主的要求（蓝色地球咨询,2020；Engle,2021）。

职业培训仍是人力开发的一种重要机制。亚洲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对个人进行专业技能培训。欧盟的欧洲2020年智能、可持续、包容增长战略关注两个关键因素：学生流动和一项为各个行业吸引和留住青年人才的计划，包括水产养殖在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粮农组织与多个机构合作，包括马拉维的水产养殖和渔业科学卓越中心以及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大学、世界渔业中心、挪威发展合作署和当地政府，提供职业能力建设、推广服务和研究。

能力发展的规划和实施需要与国家多学科研究计划紧密相连，以提高该部门的竞争力、生产效率、经济可行性、长期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并在遗传学、营养、健康和技术开发方面取得进展。支持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建立功能性应用研究（Little、Newton和Beveridge，2016）联盟和开发系统也很重要。鼓励国有和私营水产养殖研究机构关注采纳和传播国际协议和最佳养殖方式，以及合理利用水资源和当地物种资源。研究应侧重于应用空间规划、育种和遗传学、饲料生产和数字技术应用，以提高养殖作业和管理的效率。为了帮助确定问题和设计研究解决方案，科学家应该利用农民和社区的实地和传统知识，而同时农民和社区将通过推广从结果和技术改进中受益。

国家水产养殖推广计划应继续推广经过验证的水产养殖模式和生产技术。水产养殖推广信息是动态的，应当不断发展并引发养殖者行为变化，从而加强可持续生产。在多数情况下，政府是推广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其他推广服务提供者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主要是设施、苗种和饲料供应商）、农民对农民的推广计划和自我教育（如考察和农民田间学校）（De,Saha和Radheyshyam，2013）（插文12）。

插文12 非洲水产养殖田间学校：对青年和妇女的影响

水产养殖田间学校方法是对创新性、参与性和互动性学习方法的调整，即所谓的农民田间学校，粮农组织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东南亚开发了这种方法。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非常成功的，并迅速扩展到亚洲、非洲、近东和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因此，对农民田间学校计划的需求正在增加，在一些国家，这种方法已在国家推广系统中制度化。

根据农民田间学校的原则，水产养殖部门拓展了这种方法，以提高青年和妇女在水产养殖方面的参与程度。水产养殖田间学校旨在赋予农村妇女、青年和弱势群体发言权，通过提高他们在水产养殖、创业和水产养殖企业管理方面的技能以及增加他们获得投入品和信贷措施等水产养殖服务和资源的机会，促进他们的社会和经济赋权。

粮农组织向对水产养殖田间学校方法感兴趣的政府提供技术援助，为其培训骨干培训师、培训师和协调员。随后，每个协调员培训25-30人的小组，指导妇女和青年在水产养殖决策方面的领导能力。受益社区选择参加水产养殖田间学校的小组成员。

在东非各国，出现了一种重要的溢出效应：许多非水产养殖田间学校成员见证了水产养殖的成功，对学校活动产生了兴趣，要求协助组建新的小组。在许多情况下，学习新的或改进的养殖活动的参与性方法取得了成效，参与者通过销售其产品获得了资金；因此，他们能够将额外的收入用于房屋修缮和建设、支付子女的学费等。在生产周期结束时，将会举办毕业典礼，向参与者颁发证书。水产养殖田间学校（或水产养殖者田间学校）在农村地区水产养殖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该方法的成功可促使进一步推广粮农组织在该部门的工作。

粮农组织与政府机构密切合作，继续实施各种受水产养殖田间学校启发的技术合作计划项目，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例如，在肯尼亚，全国范围内的目标为36个小组，最终形成了80个小组（约有2,000名直接受益者）。在布隆迪、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开展的一个分区域项目侧重于稻田养鱼；除了水稻和鱼类产量增加有助于改善营养状况之外，还会产生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

虽然差得还很远，但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正越来越缩小小农在获取信息和提高管理技能方面的差距（Trendov、Varas和Zeng，2019；Qiang等，2012）。非洲和亚洲的一些数字举措有助于推广服务（Costopoulou、Ntaliani和Karetsos，2016；Tsan等，2019）。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粮农组织正在建立区域水产养殖技术平台。这一线上学院（粮农组织，2020e）旨在提高水产养殖方法的可及性和包容性，促进全面的政策对话。许多政府还建立了水产生物安全监测数字平台（欧洲水产养殖技术和创新平台，2021），推出了关于养殖场管理和产品追溯的移动应用程序以及农民的合作平台，如虾农信息看板（g-nous，2020）。

伙伴关系对于蓝色转型的能力建设工作至关重要。近几十年来，政府间组织、国际金融机构、民间社会以及亚太、非洲、中东欧、美洲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区域水产养殖网络，在纳入和调整水产养殖能力建设计划方面取得了进展（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2015；Ahonen和Pirhonen，2018）。需要建立更多的伙伴关系，鼓励各国之间技术转让和交流（插文13）。

插文13 智能伙伴关系：危机时期强有力的规划和实施机制 — 莫桑比克项目实例

伙伴关系可以成为在危机期间实施项目和引入良好做法的宝贵工具。2020年6月，在新冠疫情高峰期，莫桑比克农村社区面临各种挑战，粮农组织响应了一个实地层面国家组织“社区发展基金会”（Fundação para o Desenvolvimento da Comunidade）的要求，以改进传统的自给型农业综合种养生产方式，建立抵御气候和健康相关冲击的生计。粮农组织-社区发展基金会伙伴关系促进了加强粮食生产和营养安全的改良方式，同时赋予妇女和青年权力。

项目活动包括：

- ▸在中小型企业层面重新引入传统农业耕作系统，以鱼类养殖为核心活动；

- ▸应用和采用综合鱼类养殖，强调高效利用现有资源、循环利用废弃物和节约能源，同时保持生态平衡；

- ▸实施针对青年和妇女的能力提升计划。

仅仅一年后，希来贝内历史遗址的“综合水产养殖项目”就为许多人提供了就业和在职培训机会；开展了研究和开发活动，包括在不同地区进行鱼类价值链评估；翻新了农场设施；生产了16吨鱼和相当数量的鸡和兔子；种植了8.5公顷的玉米、豆类和红薯；推进猪、鸭养殖。

该项目强调了三个方面的重要经验：

1. 强有力的伙伴关系需要所有合作伙伴致力于追求共同目标和分担风险，但基石是相互信任；

2. 利益相关者的伙伴关系，如粮农组织-社区发展基金会，有能力吸引双方的专业知识和资源，以问题为导向，将其转化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的机遇；

3. 在各方做出承诺并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任何部门都可以克服困难，取得成功，实现发展。水产养殖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青年和妇女加强自身在水产养殖和农业最佳做法方面的技能，提高了生计的抵御能力和多样性（莫桑比克希来贝内）。

©粮农组织/Telcinia Nhantumbo

详情参见: www.youtube.com/watch?v=XfrJEKLR3OE

改进渔业管理

目标和具体目标

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只剩下不到十年时间，必须依据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性这三条底线加速转型采取行动。蓝色转型[9]为改进渔业管理带来巨大机遇：

- ▸确保平等获取资源、服务、基础设施、体面劳动、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目标1、8、12、14）；

- ▸提供营养食物和生计机会，确保男女平等获取渔业资源，通过社会、经济、政治包容性，减少不平等现象（可持续发展目标2、5、10、14）；

- ▸可持续、高效利用内陆和海洋水生资源，推动负责任消费和生产（可持续发展目标12）。

为实现这些目标，渔业管理必须基于科学、因地制宜、基于包容透明跨学科政策、以公平的方式制定计划和行动。管理人员必须利用按照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参数确立的目标，并尽可能吸取当地知识来确定管理目标和规则，以便对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和评价，并对渔业管理的有效性进行监测。下面几节将讨论改善渔业所需的原则和转变，包括治理和政策改革、有效的管理协议、融入科技创新和强有力的社会保障系统。

加强治理和政策改革

国际社会已为可持续渔业确立了一个法律框架，承认该部门在粮食安全和营养、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以及人民福祉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与之相关的基本国际文书是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为所有海上活动，包括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和利用，确立了法律框架。

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社会提出了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的新方法，其中纳入了养护和环境、社会、经济等考量。在粮农组织主持下，已制订完成多份全球渔业管理文书。1995年通过的《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为水生生物资源的负责任、可持续管理和利用提供了详细的规定，同时给予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以应有的尊重（粮农组织，2021c）。此份自愿性《守则》可能是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后被援引最多、最受关注、传播最广泛、被采用最多的全球性渔业文书。《守则》框架内共有四项负责任渔业管理国际行动计划和六项国际准则，此外还针对以下事项制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两项粮农组织协定，即：1)公海船旗国责任（粮农组织《遵守协定》）；和2)港口国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责任（《港口国措施协定》）。

2021年，粮农组织成员国呼吁粮农组织制定《转运自愿准则》，确保渔获的所有流动都能得到充分监管、监测和管控，预防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活动所得被洗白后流入供应链（插文14）。《准则》将建立在船旗国对实施法规负有首要责任的基础上。

插文14 监管、监测和管控转运活动，降低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相关渔获流入市场的风险

转运，即将渔获从一条渔船转到另一条渔船或一条运输船上的行为，在所有区域普遍存在，目的是降低捕鱼作业成本，最大限度增加捕鱼机会。国际社会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就转运可能给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以及相关犯罪活动提供支持表示关切。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活动会破坏各国和各区域为可持续管理渔业和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做出的努力。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活动会扭曲竞争，使合法渔民处于不公平的弱势处境，并给沿海社区人民的福祉和粮食安全带来负面影响，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而言。

应渔委第33届会议（渔委，2018年7月）提出的呼吁，粮农组织就转运活动开展了一次深入研究[1]，并向渔委第34届会议提交了研究结果（2021年2月），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转运活动如果未能得到充分监管、监测和管控，可能会加大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相关渔获进入市场的风险，而对转运活动的分析表明，转运活动很可能会助长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相关渔获经洗白后流入市场。

渔委第34届会议对此项研究表示欢迎，并呼吁粮农组织着手起草有关转运的自愿准则。准则的目的是为制定有关转运的法规或对现有法规进行审议提供支持，以便将其纳入整体监管框架，确保通过有效的监测、控制和监督标准，促使遵守现有法规。粮农组织秘书处已在船旗国对实施转运相关法规负有首要责任的基础上起草了准则草案。当前草案提出了转运上报和上岸上报的规定，确保渔获的所有移动轨迹都能记录在案。

2021年10月召开了一次专家磋商会，来自各区域最顶尖的技术、业务、法律专家齐聚一堂，对准则草案进行审议。2022年计划召开一次技术磋商会，就转运自愿准则开展谈判，以便通过草案后，将其提交渔委第35届会议审议和通过。

[1] 粮农组织。2020。《转运：详解 — 为支持制定国际准则开展的深入研究》。罗马。https://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b2339en

粮农组织通过每两年开展一次的问卷调查，对《守则》及其相关文书的实施进展进行监测。从粮农组织各成员国的自主报告中可以看出《守则》各项主题的具体趋势，但由于每年填写问卷的成员数量各不相同，因此很难开展详细分析。虽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守则》及其相关文书的有效实施仍因预算和人力有限、政策和法律框架不完善、科学研究成果和信息不足等因素而受阻，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全球性文书和规范性进程是否能够取得成功，要取决于各区域的努力，这些文书和进程必须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得到适当的实施和付诸实践。《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的一项实施协定，其内容包含渔业管理原则，并侧重于区域渔业管理组织（RFMOs）和区域渔业咨询机构（RFABs）内部的区域性合作。以上两类机构被合称为区域渔业机构（RFBs）。区域渔业机构在渔业管理中发挥着核心作用，通过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就技术事项开展合作，确保围绕各种跨部门问题采用统一方法。有些区域渔业机构是在粮农组织的宪章框架内成立的，对不在粮农组织宪章框架内成立的区域渔业组织，粮农组织也为其提供支持，包括通过区域渔业机构秘书处网络提供支持，该网络致力于推动合作、磋商和经验共享。粮农组织为这些进程和发展变化提供支持和开展监督，并协助部分区域渔业咨询机构开展战略重新定位。

当前联合国各成员国正在开展谈判，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制定一份新的约束性国际文书，从而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生物多样性进行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粮农组织就与自身职责相关的事项提供渔业信息和指导意见，而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则在支持实施这些约束性国际文书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尤其是涉及基于区域的管理工具和环境评估工作。此外，世界贸易组织正在完成一项有关消除助长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捕捞能力过剩、过度捕捞的某些类型渔业补贴的新国际约束性文书的最后起草工作，而各区域渔业机构预计将在实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外，世界贸易组织第十二届部长会议上，通过了对渔业补贴的限制，特别针对捕捞过量种群和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世界贸易组织为支持新规则实施而设立的渔业供资机制中，粮农组织将发挥贡献技术专业知识的特别作用。

当前，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带来的挑战、持续存在的粮食不安全和贫困问题、不断变化的气候已促使国际社会进一步认识到区域性和国际性跨部门合作对于推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设定各项目标的重要性。新冠疫情的暴发已再次证实这一点，同时再次证明跨部门合作在应对全球渔业治理相关挑战中发挥的核心作用。在粮农组织、生物多样性公约组织秘书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共同支持下，目前正在努力加强各区域海洋组织和区域渔业机构之间的跨部门合作，以强化它们在支持地方、国家、区域各层面实施工作方面的互补作用。这些组织应进一步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包括通过有关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及相关事项的联合工作组开展合作。

加强管理和生产

生态系统考量

渔业生态系统方法由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于2003年采纳，作为指导渔业管理和发展的最主要框架，其中包含多项重要原则：

- ▸首先，所有类型的渔业都应该得到管理，为此，应对其进行评估。

- ▸其次，管理工作应谨慎，并根据每个渔业系统的具体特征因地制宜。

- ▸最后，渔业评估和管理工作都应该重视参与性，利用最佳现有知识，同时明确、均衡地涵盖渔业的生态、社会、环境各方面。

这些原则（同时有必要考虑生态系统多个组成部分的互动关系和相互依赖关系以及均衡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已经得到从事渔业管理工作的多数组织和论坛的广泛接受。然而，渔业生态系统方法的实施仍需要对渔业管理进行彻底改革，同时各区域和各国在考虑渔业的生态、社会、经济各方面时，也存在不均衡现象。

要按照渔业生态系统方法管理渔业，就必须确定一个生态系统中各相关组成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做到这一点对于高度发达的大规模渔业而言并不困难，但对于缺乏数据、涉及多物种的渔业而言，尤其是小规模渔业，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虽然渔业生态系统方法对信息的需求要远远大于“常规”渔业管理和评估，但新技能、新工具以及多学科方法能帮助我们开展完善的分析和管理。

管理成果可采用简单的指标（最好由利益相关方参与确定）加以衡量（插文15）。渔民和其他渔业相关方拥有大量知识和经验，能直接应用于渔业管理。负责任的实体应注重推动采用共管或公民科学等参与式合作方式和治理流程，以便通过开发相关方能力和减少冲突为相关方赋能，同时推动适应性管理。这是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实现（生态、社会、经济）可持续性的一种高效方式。

插文15 衡量管理的有效性

渔业管理是一个利用因地制宜的战略、法规、工具实现合理、以科学为依据的各项目标的系统，其中包括一个鼓励遵守各项要求并开展监测的系统，以确保管理工作能对原规划路径未曾预见的变化做出适应和调整。有效的管理系统能在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维持渔业资源的可持续生产以及它所依赖的生态系统功能和结构。如渔业得到有效管理，则渔业资源水平高于目标水平或正在恢复，确保渔业资源能够实现可持续生产。[1]

然而，评估和衡量管理有效性时，应不仅仅局限于衡量种群是否处于可持续水平这样的简单指标，而是应该评估系统的各主要组成要素是否设计合理、实施有效。虽然管理系统与其所管理的渔业类型一样多种多样，但有效的渔业管理都离不开四个基本流程：1)一个法律框架，借此获得管理渔业的合法授权；2)一种合理的体制安排；3)包容性、参与式决策进程；4)实施法规、监督法规有效性、确保问责的机制。在每个进程中，都需要根据渔业活动所在区域的实际情况（如社会经济、生态、文化背景），因地制宜采取行动和制定战略。

目前已经做出了多种努力，建立衡量渔业管理有效性的系统并予以实施，包括专属经济区的 管理有效性[2]、海洋健康指数中设立一项渔业管理有效性[3]以及渔业管理指数。[4]这些举措之间既有共性（如管理系统中被确定为关键要素的内容类似），又有差异（如有些只针对某些渔业资源，有些则为全国性），而且在能否生成有关管理系统在区域或全球层面的有效性的高层次信息方面也存在差异。然而，要想在地方层面衡量有效性，帮助各国家机构确定自身管理流程中的优缺点，就必须在国内做出具体努力，通过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方式，从多源头收集信息。同样重要的是，衡量管理有效性的任何系统都需要考虑渔业系统所处的不同背景。例如，已经设计出渔业生态系统方法实施监测工具来帮助各国监测渔业生态系统方法实施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成绩，同时发现不足和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加大力度改进国家渔业管理工作。[5]

要想在全球范围内改进渔业管理工作，就必须建立一个衡量渔业管理有效性的国家系统，其中既包含过程指标（即渔业管理的关键组成要素和步骤是否落实到位），也包含成果指标（即预期社会、经济、生态目标是否实现）。这些系统的有效实施将意味着需要加大力度改进数据和信息工作，加强包容性、问责和透明度，以便让各方实时了解渔业管理目标、指标、战略的实施效果如何。

[1] Hilborn, R.、Amoroso, R.O.、Anderson, C.M.、Baum, J.K.、Branch, T.A.、Costello, C.、de Moor, C.L.等。2020。“有效的渔业管理对改善鱼类种群状况至关重要。”《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第117(4)期：第2218-2224页。

[2] Mora, C.、Myers, R.A.、Coll, M.、Libralato, S.、Pitcher, T.J.、Sumaila, R.U.、Zeller, D.、Watson, R.、Gaston, K.J.和Worm, B.。2009。“世界海洋渔业的管理有效性”。《PLoS生物学》，第7(6)期: E1000131。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bio.1000131

[3] Halpern, B.S.、Longo, C.、Hardy, D.、McLeod, K.L.、Samhouri, J.F.、Katona, S.K.、Kleisner, K.等。2012。“评估全球海洋健康和惠益的一项指数”。《自然》，第488期：第615–620页。

[4] Melnychuk, M.C.、Peterson, E.、Elliott, M.和Hilborn, R.。2017。“渔业管理对目标物种状况的影响”。《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第114(1)期：第178–183页。

[5] 粮农组织。2021。《渔业生态系统方法实施监测工具 — 监测渔业生态系统方法管理实施情况的一项工具。用户手册》。罗马。https://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CB3669EN

权属、权利和共管

渔业资源和水生生态系统可实现多重社会目标，有助于改善人类福祉，促进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平等，同时确保维持这些服务的系统不会受到不可逆转的破坏。渔业生态系统方法能促使明确、均衡地考虑到与渔业资源和水生生态系统相关的各种生态、社会、经济目标，要求各类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和共同管理，对各项目标和管理决策进行优先排序。

《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10]和《粮食安全和扶贫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11]（《小规模渔业准则》）为实现渔业生态系统方法的三条底线提供支持。两项自愿准则都有助于澄清谁应该参与目标设定和管理决策工作以及如何和何时参与，不仅仅局限于渔业部门，还涉及在同一环境中运作的各部门。如此一来，涉及水生生物资源的个人、团体、实体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关系（利益网）就变得明晰，为开展建设性对话、合作和寻求共同解决方案开辟道路。

要合作，就势必需要做出权衡取舍，这意味着放弃某一部门的部分利益，以保障其他利益。但承认渔民及其社区对渔业及渔业相关资源拥有的权属以及获取权和使用权，有助于突出保障食物、收入、生计（包括捕鱼）等各种人类需求、更好地维持水生生态系统和提高产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内陆渔业

内陆渔业所处的环境均为多用途环境，而且内陆渔业往往被视为次要活动，排在生活用水、工业、水力发电和农业等活动之后，这些活动都会涉及对水的取用、储存、污染，或破坏和干扰自然水生生态系统。在这种背景下管理内陆渔业就是一项挑战，因为渔业主管部门通常不会对渔业部门以外的活动开展监管，相关机构可能涉及负责水资源、农业、林业、卫生、环境、旅游和其他用水活动的主管部委。

因此，必须在不同层级开展不同规模的合作，而且必须相互关联。可在中央层级设立一个机构间安排，解决涉及国家利益的跨部门问题，如粮食和营养安全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地方层级，则由一个由农民、渔民、林业工人以及地方主管部门共同组成的水资源管理委员会负责决定采取哪些行动来监管地方水资源以及成本收益的公平分配。

这种多层级全局管理方式有助于发现跨部门大规模、长期性问题以及有效的解决方案。它能减少冲突，尤其是各渔业子部门之间以及渔业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冲突，因为要减少冲突就需要清晰地说明内陆渔业对水资源和整个生态系统健康的作用以及背后的经济、环境、生态考量。渔业管理人员的作用就是代表这一部门从政府、捐助方、非政府组织以及私营部门那里争取支持和资金资源。

有效的监测和执行

指导负责任渔业管理的约束性和非约束性国际文书框架（见“加强治理和政策改革”）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取决于是否具备有效的监测、控制和监督以及有效的执行，强化国家层面机构间协调，增加信息交流。

要保障有效的监测、控制和监督，就需要营造遵守法规和严格执法的风气。为此，要进一步重视以下各项工作：落实监测、控制和监督计划和协议；定期开展能力建设和培训；利用风险分析[12]确定行动目标；共享有关监测、控制和监督以及执行的相关信息。需要协调行动，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本国的监测、控制和监督工作，同时通过粮农组织的全球能力发展门户网站实现协调（粮农组织，2021c）。

机构间合作和协调的必要性经常被忽视，尽管在国家层面不断发现这方面存在不足。应努力注重建立正规化机构间机制（粮农组织，即将出版），目的是：1)确定相关机构的职责和作用；2)确定整合后的资源、资产、信息情况；3)确定明晰的程序，促进低成本、高效率地落实指导负责任渔业管理的相关国际文书条款。

最后，虽然已认识到信息收集和交换工作对于有效的监测、控制和监督以及执行工作而言至关重要，但它依然常常被忽视。为了有效开展渔业管理，相关主管部门必须具备充足的信息来履行自身职责。但信息经常缺失，或信息的格式或涵盖时间段不符合要求。国际社会正在努力建立一个全球信息交换框架，消除因保密、数据专利权、数据安全、缺乏标准化、不及时等问题带来的障碍。目前主要的工作重点是开发国际性工具，如粮农组织全球渔船记录（粮农组织，2021e）和《港口国措施协定》全球信息交换系统（目前处于试点阶段），按要求升级或建立区域或国家系统，在这些系统与负责管理利用水生资源各部门的其他政府机构之间建立联系或协调好关系。

有助于改进渔业管理的最佳实践、创新和技术

技术进步对于监测、控制和监督养护和管理措施是否得到有效实施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对于各国主管部门而言，从个人移动设备到卫星，尖端科技正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取、成本越来越低，有助于在渔业管理方面迈出变革性的一大步。

捕捞技术方面的创新正在全球提升捕鱼船队的经济绩效和管理水平。然而，欧洲、北美和东亚的工业化和半工业化船队是最早采纳新技术的，而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渔业却在采纳创新技术方面行动缓慢。与捕捞船队和渔具相关的技术创新在《2020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粮农组织，2020a）中做了介绍，最近相关信息又有了更新（Van Anrooy等，2021）。有助于改进渔业管理的创新技术不仅仅包括全球定位系统、船舶监测系统、自动识别系统、电子日志和电子监测，还包括有助于提高捕捞效率、减少捕鱼对环境的影响、加强海上安全、改善渔工在渔船上的劳动条件、提高水产品[13]质量的其他技术。

采用渔业管理创新技术面临的挑战包括从纸质方法转向数字工具和方法（插文16）、报告及时性、有助于加强小规模渔船监测的具有高成本效益比的解决方案、远洋渔船和转运活动。目前正在寻求应对这些挑战的解决方案，新冠疫情的暴发加速了这些解决方案的采用。

插文16 面向小规模渔业的信息通信技术

《粮食安全和扶贫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小规模渔业准则》）指出：

各方应通过建立或利用适当的现有社区、国家、分区域和区域性平台和网络，促进信息，包括跨境水生资源信息的提供、流动和交流，包括纵向和横向的双向信息流动。考虑到[小规模渔业的]社会和文化方面，应采用适当的方法、工具和媒体与小规模渔业社区沟通，并帮助他们实现能力发展。[1]

同样，可持续发展目标9c呼吁大力加强信息通信技术的获取，到2020年实现最不发达国家全面低成本接入互联网。

数字化正在为小规模生产者，包括小规模渔业，提供高效的创新性工具，促使他们参与自然资源管理进程和价值链。如果信息通信技术由当地牵头或联手开发，能考虑到终端用户和边缘化群体的需求，或对现有网络和包容性技术起到加强作用，那么就能大大提升其产生的潜在积极影响。[2]毫无疑问，信息通信技术具有巨大潜力，能改善小规模渔业各行动方的生活，但要想消除数字鸿沟，面向小规模渔业的信息通信技术的开发就应遵守道德标准，具有透明度，并专门面向贫困、边缘化群体的需求。例如，在渔业监测系统中，共同产生和共同拥有数据有助于加强透明度和问责，还能让小规模渔业行动方在资源治理决策中发挥积极作用。然而，由于不同性别、个人、团体、社区或企业在获取信息方面存在不平等现象，开发信息通信技术时必须考虑如何为小规模渔业行动方带来增加值，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0（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确保不让任何人掉队。

[1] 粮农组织。2015。《粮食安全和扶贫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第11.8段。罗马。www.fao.org/3/i4356en/I4356EN.pdf

[2] 粮农组织和世界渔业中心。2020。《面向小规模渔业的信息通信技术 — 渔业利益相关方手册。为<粮食安全和扶贫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的实施提供支持》。曼谷。www.fao.org/3/cb2030en/CB2030EN.pdf)）。

意识到面前的挑战后，已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开发出多种创新性解决方案，不仅重视对所有地点捕捞活动的准确信息进行汇总，还确保所有相关方均能及时获取信息。一些解决方案利用高精尖卫星提供图像和近乎于实时的船只移动和识别信息。另一些解决方案则利用远程电子监测工具，利用船载摄像设备，收集有关商业化捕捞活动的独立、准确信息。出于同样的目的，人们还开发出新的电子记录和报告系统设备，并在利用人工智能协助分析新技术产生的海量渔业相关数据方面取得进展。无人机的使用是一种创新性的低成本解决方案，有助于加强对渔业的管控和监督能力。最后，由于获得及时、相关的信息对于开展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国际合作而言至关重要，因此全球信息共享工具，如粮农组织的全球记录和《港口国措施协定》的全球信息交换系统，正不断得到承认，被视为支持有效监测、控制和监督的重要工具。

改善生活：社会保护和体面劳动

社会保护和体面劳动已被多项国际文书[14]和粮农组织牵头组织的区域性磋商会列为优先重点事项。最近，粮农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已开始联手，通过执行国际标准[15]，推动渔业部门的安全和体面劳动，打造未来的渔业部门。然而，在国家层面，很多文书仍未得到充分采纳或落实。[16]渔业部门仍面临劳动法规执行不力、小规模渔业劳动者权利受到侵害、童工、难以获取社会保护等问题，包括缺乏有关渔工和社会登记的更新信息。

在《小规模渔业准则》第6条、专家建议、广泛磋商和关键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政策对话基础上，粮农组织呼吁各成员国通过以下措施加强渔业部门中的社会保护和体面劳动：

- ▸落实联合国《有关工商企业与人权的指导原则》（联合国，2011），具体措施为制定国家行动计划，包括在人权受到侵害时提供补救措施，将其作为一条基本标准，用于预防、减轻、补救与工商企业相关的人权受侵问题；

- ▸批准和落实2017年国际劳工组织《渔业工作公约》（第188号），以便改善渔船上的劳动和生活条件，推动落实其他渔业相关协定；

- ▸鼓励就劳工法规和渔工职业技能开展相关培训和能力建设，帮助渔民建立和加强自身的专业组织和工会，推动他们在本部门内外的政治参与；

- ▸改善渔民（尤其是小规模渔业劳动者）和渔工相关信息和登记工作，确保在设计社会保护计划时将渔业部门纳入其中，并确保渔民能够从这些计划中获益；

- ▸确保渔业政策与社会保护政策及计划之间的连贯一致性；

- ▸考虑到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和缺乏体面劳动之间的明确关联，考虑开展协调行动和合作，让国家和区域层面相关行政部门和组织参与解决这些不足问题。

如果涉及体面劳动和人权的社会保护计划和渔业管理能够遵循渔业生态系统方法框架内的渔业管理措施，那么社会保护计划和渔业管理就能对资源养护和渔民生计保护起到积极的作用。例如，对巴西的禁渔期间失业保险计划Seguro Defeso的影响评价结果表明，家庭从计划中获益越多，儿童的上学率就越高，受益人的住房质量就越高，青年大批辍学或失业的比例就越低。结果还表明，该计划降低了人们寻找替代性就业机会的必要性，而且在一些社区，从保险计划中获益的渔民违反禁渔期规定的可能性也更低（粮农组织，即将出版，b）。

为缺乏数据和能力有限的区域提供渔业管理方面的支持

可持续的捕捞渔业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目标，也是可持续发展目标14（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的一项主要具体目标，但各国采取必要行动的能力却相去甚远。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技术和制度能力上存在明显差距（Ye和Gutierrez, 2017），体现在渔业管理以下三个主要环节：1)数据信息的收集和处理；2)管理建议的评估和提出；3)管理措施的实施、监测和报告。

需要开展涵盖所有过程的能力发展活动。最重要的是，要根据财力、人力方面的局限性以及发展世界各地渔业所面临的复杂治理性挑战，采取因地制宜的方法。例如，采用主要针对发达国家的数据密集型复杂模型来确定渔获配额或船队能力的做法具有局限性，因为这对于世界各地多数渔业而言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内陆渔业和小规模渔业（Hilborn等, 2020）。幸运的是，过去50年渔业管理能力的发展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知道哪些过程对于提高各国开展有效渔业管理的能力最为重要（表15）。

表15 在数据和能力有限的背景下加强渔业管理能力所涉关键问题和解决方案

注：EAF为渔业生态系统方法。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几十年来，粮农组织一直积极支持各国加强自身的渔业管理能力，例如，就数据收集和抽样方法、在数据有限的前提下开展种群评估的方法、在渔业生态系统方法指导下设计管理计划、管理措施落实情况监测系统的实施等方面开展培训。这种支持还根据全球、区域性挑战以及受援国需求的变化不断演化，但仍需通过渔业管理、谈判技能、领导力和通信等方面的培训，为渔民和渔工组织提供更多支持，以确保成功开展共同管理（Gutierrez、Hilborn和Defeo, 2011）。此外，发展区域渔业机构的能力是一种极具成本效益的做法，有助于提升各国的技术和制度能力。

虽然单个项目或一次性干预措施能帮助各国提出短期解决方案，但能力发展计划应该着眼长期、持续性措施，以便促进必要知识的掌握，产生长期影响，实现有效管理。能力发展举措也面临其他外部障碍，如人员不稳定、政局动荡、资金短缺等。

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的创新

水产养殖的扩大和集约化以及渔业有效管理是蓝色转型[17]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为实现最终目标，即提升水产系统对确保粮食安全与营养、维持生计的贡献，水产价值链需要创新，以便更为有效、透明、快速响应、包容和公平。

具有竞争力的价值链

贸易和市场准入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17]的国际贸易能带来巨额创收，促进减贫和粮食安全，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相关价值链从业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小规模渔民和水产养殖者以及女性。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贸易经常面临一整套复杂的市场准入要求，其中一个原因是非关税措施、渔业补贴相关的扭曲现象以及关税升级等问题普遍存在。[18]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称，非关税措施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影响在数量和强度上都高于其他产品，给该产业满足监管要求带来更复杂的难度（Fugazzi, 2017）。

此外，关税升级大大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和小规模生产者开发价值链的可能性。对很多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而言，原材料和加工产品的进口税相差很大，尤其在很多传统进口国中，加工产品的高关税对增值活动和创造就业机会不利，还会使价值留存变得更有难度。

近几十年来，随着贸易协定在制定全球贸易流动规则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贸易协定的数量一直在不断增加。2000年正在生效的贸易协定共有82项，到2020年已增至310项。贸易协定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通过降低参与国的进口关税，创造特惠贸易的可能性。然而，贸易协定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具体规则越来越复杂难懂，所涉及的政策领域更多，且侧重于非关税措施，如贸易便利化、信息共享、互认标准和法规。有些新的贸易协定明确支持可持续性，将贸易优惠措施与涉及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渔业补贴、港口国措施和养护措施、渔获登记制度、减少兼捕和丢弃物等内容的新条款结合起来。

任何产品要想获得优惠，就必须符合原产地规则，证明它在某一参与国中生产或经过大幅度加工。为了考虑到确定野生捕捞的标准海域参数，很多贸易协定中可能包括更多要求，这可能会减少这些产品能够获得的优惠待遇。

在渔委鱼品贸易分委员会中，并通过GLOBEFISH鱼品销售信息计算机系统，粮农组织一直在推动创建一个包容性论坛，供各方就市场准入、非关税措施、特惠准入和国际贸易合规等开展辩论和获取信息。此外，粮农组织还继续开展特定研究和分析工作，开发知识产品，组织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活动，包括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开展合作，以减轻市场准入不对称问题。

损失和浪费

粮食损失和浪费是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中的一项重大关切问题。它可出现在价值链中从生产和捕捞到最终消费的不同环节。造成损失的根本原因和因素是水产品[19]极易变质的特性以及由基础设施不足和相关行动方缺乏知识和技能带来的价值链低效率问题。特定的社会文化、体制、经济背景也可能对此产生影响。

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能带来经济收益，同时给粮食和营养安全以及自然资源利用效率带来积极影响，还能减少渔业资源面临的压力和环境影响。

粮食损失和浪费很大程度上受收入水平的影响。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粮食损失和浪费主要出现在流通和消费环节，通常与协调不畅、消费者行为、审美和零售标准（如颜色和大小）、标签和超量购买有关。在低收入国家，粮食损失和浪费现象在消费层面几乎不存在，但会出现在生产、运输、加工、储存和销售环节（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2014）。特别是在最不发达国家，基础设施薄弱是导致粮食损失和浪费的最主要原因，包括缺少供电、饮用水、道路、冰、冷藏设施、腌制品储藏、冷藏运输条件。

要想设计适应性解决方案，就必须正确了解粮食损失和浪费的规模、影响和原因，同时了解不同行动方的作用。任何解决方案都应反映出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的复杂性以及不同环节之间的相互联系。因此，粮食损失和浪费相关解决方案往往要求在治理、技术、技能和知识、服务和基础设施、社会和性别平等、与市场的良好对接以及对市场的良好了解等方面采取行动，同时让公共和私有部门、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科研和学术界等参与其中。这些要求已在粮农组织《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自愿行为守则》中做了详细解释。[20]

所涉及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多种多样，因为必须采取多维度方法，既包含既有技术和创新技术，还考虑到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的动态变化属性。粮农组织实施的FISH4ACP项目（插文17）展示了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所能发挥的潜力。

插文17 FISH4ACP计划 — 挖掘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区域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的潜力

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正在许多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国家（ACP）中不断扩大。然而，不仅增长速度慢，而且不同区域和国家之间还存在巨大差异，收益也不一定能够真正到达依赖该产业保障生计和粮食安全的社区人民手中。此外，渔业和水产养殖不规范，也会给所处环境带来巨大压力。

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国家组织启动了名为FISH4ACP的大型计划，以便在12个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国家组织成员国中优化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自然生境、生物多样性和水生资源的破坏性影响，应对打造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时面临的深层次挑战。项目由粮农组织负责实施，资金来自欧盟和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

该计划一期（2020-2022年）于2020年启动，首先开展了一次价值链全面分析，评估受益国中部分渔业或水产养殖价值链的社会、环境、经济可持续性。一期还包括为今后几年的项目活动制定一份升级战略和行动计划，以便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确保同时实现经济收益与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包容性。

该计划具体侧重于：

- ▸帮助各行动方充分了解价值链以及改善价值链的方法和手段；

- ▸为中小微企业开辟新市场，加强商业和监管环境；

- ▸在价值链全程创造更好的劳动条件；

- ▸提高价值链的环境可持续性和抵御冲击的韧性；

- ▸帮助渔业和水产养殖企业吸引更多资金和投资。

2021年，FISH4ACP组织了一系列研讨会，讨论分析结果。主要利益相关方均参加了会议，包括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代表，目的是为制定升级和发展战略提供依据，以便为12个国家2022至2025年的项目活动提供指导。

利益相关方参与是项目的关键内容之一，确保各行动方从一开始就能直接参与战略讨论和决策过程，并为每个价值链建立一个多利益相关方平台，使项目可持续性和影响最大化。

如欲进一步了解FISH4ACP计划及其参与国，参见：

- ▸www.fao.org/in-action/fish-4-acp/en

- ▸www.fao.org/3/ca7966en/CA7966EN.pdf

食品安全

要想为不断增长的全球人口提供安全、营养的食物，高效、有效的食品监管体系对于保护消费者、促进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贸易十分重要。

很多国家的食品监管部门面临多重挑战，其背后的原因往往包括食品安全监管框架不完善、负责食品监管工作的主管部门之间缺乏协调、人力、设备、基础设施和可靠的监管技术等资源不足。此外，有时要想进入生产和加工地点也可能具有难度。目前正通过创新和数字解决方案来克服这些问题，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后。通过远程检验[21],确保食品安全已被证明是一种可靠的方法，可用于向运营商颁发必要的卫生证书。电子认证系统有助于提升供应链全程的可追溯性，减少时间延误，降低成本，通过加速整个过程减少食物浪费，通过引入电子防伪方法打击假冒行为，在贸易伙伴之间建立信任。为改进当前流程，食品法典委员会正在修订相关指南，以便将官方认证方法扩展为电子认证。此外，食品监管电子通报门户网站为主管部门提供了一种有效工具，用于交换有关发现严重风险时所采取措施的实时信息，帮助各国在面对健康威胁时以协调一致的方式更快速地采取行动。粮农组织正在“改进官方食品监管服务的数字解决方案”项目下探索潜在解决方案，侧重于加强各国建立和落实电子通报门户网站的能力，同时开展远程检验、支持就食品安全管理开展远程学习，扩大数据库，为不断开发风险分类框架和其他基于风险的决策工具提供支持。

数字解决方案，包括利用电子通报门户网站开展电子认证，有助于为资源优化提供支持，提供更有效、更高效的食品监管服务，应对各种危机，提高贸易伙伴之间的透明度。

通过细胞培养生产水产品，与其他用细胞培养方法生产的食品（如鸡肉、牛肉）一样，可能是水产食品[22]生产的一项“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Rubio等，2019）。食品安全和新型食品的质量问题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以确保应对消费者保护、公共卫生和贸易等具体问题。在这方面，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在联手合作，包括通过食品法典委员会开展合作，发现和评估与新型食品消费相关联的食品安全危害因素，以便为进一步管控危害奠定基础（食品法典委员会，2021）。

增值

消费者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价值的认识可能与其有形和无形特征相关。加工会改变产品形态或增加新的有形特征，因此使产品增值。然而，强化非有形特征，虽然不一定涉及生产流程，而是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相关，也是一种可行的增值方式。

近几十年来，消费者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源头表示出越来越多的关注。相关信息的提供，包括对健康的益处、生产方法的可持续性以及价值链中相关人员的生计可持续性等信息，有助于增加这种无形价值。产品信息可通过企业对企业（B2B）产品认证或企业对消费者（B2C）产品标签等做法进行交流。例如，新的电子商务方法就能帮助生产者，包括农村地区的生产者，直接与新客户或原有客户联系，对产品进行有效的宣传介绍。

全链条可追溯系统能通过提供有关产品全过程的知识，支持信息在价值链全程传送，如果得到有效利用，就可能提高产品在消费者眼中的价值。可追溯性电子系统，包括区块链技术，正在不断扩展，用于确保价值链全程的透明度、数据安全和完整性、数据快速传送。

时装业加大对水生资源的创新性利用（如利用鱼皮）给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带来了新的增值机遇。尽管面临着一些障碍，如对利用鱼产品制作的时装产品持怀疑态度，但已经有案例证明当地社区成功创办相关企业，为人们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同时证明这一增值机会可成为有创业头脑人士的可行选择。

“渔业休闲旅游”为渔民、水产养殖者以及他们的社区提供了创收机会，同时还能保护环境和当地的文化遗产。这类旅游包括出海捕鱼、娱乐性捕鱼、参观养鱼场和渔村、品尝当地食物、烹饪课程，甚至还包括由当地渔民提供民宿。由于往往拥有未受污染的自然美景，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具备大量发展“渔业休闲旅游”机会。

而且，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还可以通过积极的外部因素创造非市场价值，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广阔的效益。例如，提供调节服务，如改善水产养殖萃取方式有助于碳封存和营养修复（如海藻、双壳类软体动物），为其他生物提供生境，还有最后一点 — 提供文化服务，例如历史悠久的手工渔业具有公共、教育、标志性和精神效益。

与鱼类相关的时装产品、渔业休闲旅游和其他创新性创收机会给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带来了除传统机会以外新的价值最大化机遇。传统增值方法和创新增值方法相结合，为提高该部门的可持续性铺平了道路，包括改善小规模经营者及其社区的生计。利用可再生能源也可带来增值机会（插文18）。

插文18 可再生能源在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中的应用

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从生产到捕捞后加工、销售和流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源，尤其是对化石燃料能源。[1]

能源使用情况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不同环节存在巨大差别。能源是渔业和水产部门自身难以掌控的一项关键成本要素，会对利润和生计产生巨大影响。捕捞后加工活动、流通和贸易，无论在水产养殖业还是捕捞渔业中，不仅严重依赖于化石燃料和电力，还依赖木柴进行鱼品熏制加工。此外，冷链对于储存和预防易腐鱼品出现损失也十分重要。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基础设施不足和成本过高，获取可靠、可负担的能源是一项重大挑战，尤其在农村地区，这使得储存和加工环节[2]冷链严重受阻，造成水产品出现重大损失。

例如，非洲各经济体的能源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由于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几近翻倍。[2]虽然很多非洲国家是化石能源净进口国，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仍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拥有可再生能源资源，这些资源的开发有助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社会和健康效益，同时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太阳能在冷藏和冷冻储存方面的利用率在大幅提高。小型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成本往往与大型中央电网的成本持平或更低。[2]在技术进步和激励机制的支持下，太阳能成本在2010至2019年间下降了82%，而陆上风能的成本则下降了40%。在很多国家，目前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与其他能源持平，有时甚至是成本最低的新型发电方式。[3]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空间正在不断扩大，有必要在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所有环节推动其应用。然而，相关技术正处于不同成熟阶段，并非所有技术在所有国家和社区中都同样经济、适用。太阳能系统可用于为渔船发动机充电，为水产养殖设备（投饵机、泵、增氧机、安保照明）供电，为加工、制冰、冷藏、冷冻储存设施供电，包括在运输和零售环节。生物燃料可用于为水产养殖设备、售货车、水产品销售供电。很多发展中国家拥有的地热资源可为水产养殖水体加热或鱼品干燥提供热能，而微型水力发电系统则可为水产养殖提供清洁电力。[4]

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可为电网无法覆盖的偏远社区的捕鱼和水产养殖活动提供清洁能源和灵活的方案，同时带来增值机会，而这些社区原本一直苦于无法获得可靠的能源供应和支付高昂、多变的化石燃料成本。要想抓住这一机遇，就必须具备强烈的政治意愿和配套政策，鼓励投资建设基础设施，以便高效利用可再生能源。[3]

[1] 粮农组织。2015。《渔业部门的燃料和能源利用情况：方法、存量和战略含义》。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通告第C1080号。罗马。https://www.fao.org/3/i5092e/i5092e.pdf

[2] 粮农组织。2016。《能源获取如何影响粮食损失：简要概述》。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工作文件第65号。罗马。https://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86761a85-0e35-4b89-b2ac-691be59c714a/

[3]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20。《非洲的可再生能源转型。科特迪瓦、加纳、南方、摩洛哥和卢旺达国别研究》。阿布扎比，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德国埃施伯恩，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4] 微型水轮机可成为非常高效、方便的小型可再生电力来源，为电加热器供能，维持水池或水箱温度，替代养鱼场的柴油发电机。更多信息参见：粮农组织。（即将出版）。《可再生能源、捕捞后处理和小规模价值链：现状和前景》。罗马。

透明、负责任的价值链

可追溯性

可追溯性系统，包括与之相关的透明度问题，是打造透明、负责任的价值链不可缺少的重要协作活动。它对某个产品从源头到终端市场开展全程追踪，就产品是否遵守多项渔业法规提供相关信息（Hosch和Blaha,2017），同时提供有关食品安全和认证要求的相关信息（图56）。

图56 水产品价值链中的可追溯性：简要说明

1 注意仍然存在其他运输方式 — 陆运、水运和空运。

注：本图对价值链和相关可追溯性进行了抽象、简化说明，并未包含所有环节和相关服务。水产品的可追溯性及价值链是一个非常综合、全球化和复杂的系统。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然而，由于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贸易的全球化特征，加上相关价值链与生俱来的分散性，要想在政府和私营部门层面实施高效的可追溯性系统并非易事。例如，企业、政府，甚至消费者，都可能对可追溯性系统原则带来的好处缺乏信心或认识，或缺乏实施这一系统所需的技术和标准（Borit和Olsen, 2016）。

为克服这些困难，粮农组织于2018年11月举办了一次题为“可持续海产品价值链：可追溯性”的国际研讨会（粮农组织，2018a），会议提出了相关建议，包括确定和记录采用可追溯性系统的好处和激励机制，对成功案例进行报道（Borit和Olsen, 2020）。

由于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的互通互连性，各环节之间的合作对于健全的端到端可追溯性至关重要。当前多数系统都为分散性，属于单个公司内部系统，这在供应链中造成了信息空白，并降低了运作效率。因此供应链各伙伴方必须同意共享某些数据，同时提高互操作性（Blaha, 2017）。

为进一步促进合作，同时考虑到改变粮食体系的数字革命的影响，粮农组织在积极支持加强可追溯性系统，以便围绕有效性、效率和互操作性改进合规工作（Hosch和Blaha,2017）。[23]为此，粮农组织在有关端到端可追溯性：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中的关键追踪事件和关键数据元素指南草案制订框架下，举办了线上公开磋商会（粮农组织，2021f）和区域磋商会。

渔获登记制度

渔获登记制度是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一种重要工具。经过国家主管部门验证的渔获登记证书和贸易文件能确保相关产品有着合法来源，并伴随渔获物从渔场到达市场，证明渔获物符合所有相关要求。2017年，粮农组织各成员国通过了《渔获登记制度自愿准则》，以便推动制定新制度，统一新制度和现有制度。

为了与《渔获登记制度自愿准则》配套，粮农组织已开始着手制订指南（粮农组织，2022b），以便为各国主管部门提供支持，帮助他们了解和实施这一制度。指南特别注重统一现有国家监测、控制和监督工具以及产品跟踪系统并对其加以改进，以便满足有关合法源头登记的内部和外部要求。在指南制订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同制度之间的关键数据元素可能存在巨大差异，但渔获登记制度的相关证书（如证明渔船识别信息以及是否合法运营）往往是统一的。

指南建议，各国主管部门应考虑哪些关键数据元素必须在管辖区内得到验证，以证明产品符合法律要求。各国应鼓励各国主管部门考虑如何让现有验证制度或工具（如船只授权和捕捞许可证数据库或可追溯性审计）能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以便强化船旗国、港口国、市场国以及储存、加工或出口水产品的国家中的验证流程。还鼓励各国保证合法源头可追溯性，以避免未经认证的水产品被洗白，维护已认证供应链的完整性。

为确保实用性，在多国召开由渔业和海关主管部门参加的研讨会，对指南进行了讨论，以便完善该文件。粮农组织将继续在全球计划框架下，加大力度强化各国在渔获登记制度框架下汇总和共享合法源头相关数据的工作，为实施《港口国措施协定》以及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补充性国际文书、区域机制和工具提供支持。

社会责任

国际劳工组织称，捕鱼是三大最危险职业之一。要想减轻大批依赖渔业和水产养殖产业获取收入、生计手段或就业机会的人们所面临的风险，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中的体面劳动条件至关重要。不可持续的做法可能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不同环节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尤其对流动工人、女性和儿童等弱势群体而言。例如，在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活动中，流动工人更容易遭受现代奴隶、奴役、强制劳动和其他虐待行为的伤害。无法获得社会保护、社会保障或医疗服务、正规劳动关系缺失（即劳动合同）以及劳动条件不良等结构性问题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中长期存在。此外，环境问题，如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流失，也可能使社会问题变得愈加复杂，因为沿海社区往往是最容易受这些风险影响的群体。

涉及人权和劳工权利的国际文书（公约、准则等）有很多，目的是确保社会公平。然而，其复杂性和多样性给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各相关方带来了实施方面的挑战。此外，自2020年3月起，新冠疫情的暴发造成了供应链受阻，给本不乐观的就业条件带来了新的健康风险。很多雇主无力投入必要资源去提供防护设备，或重新调整工作场所，以便保持人员间的有效距离。贸易中断还导致销售收入下降，对雇员和雇主都造成影响，有时甚至导致破产以及破产带来的社会后果。

2019年，粮农组织开展了一次多利益相关方全球磋商活动，目的是制订有关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社会责任的实用指南，参与磋商活动的有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工会、区域机构、国际组织和学术界等各界代表。

指南涵盖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各环节，对现有相关国际文书和工具进行整合，其纳入一份自愿性、非约束性实用文件，为决策者提供帮助，同时应对不断复杂化的环境。指南在考虑该部门相关风险和发展时，将采用一种人权和劳工权利审查方式，推动社会公平。虽然该指南侧重于私营部门的责任，但它也涉及对支持和保障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中社会责任遵守情况感兴趣的其他相关方。

一体化、有韧性的价值链

蓝色渔港

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中很多行动方而言，渔港是一条重要的纽带（渔民、买方、卖方、服务供应商、公共和私营机构）。它从地方、区域、国家和全球角度，发挥着多重社会、经济、环境作用。渔港有助于推动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促进减少浪费和环境污染，推动水产品营养价值的保留，保证质量，为公平价格和增加出口提供激励。

粮农组织“蓝色渔港”倡议是一个创新性计划，旨在加强港口作为沿海城市和社区可持续发展推动力的作用，最大限度加强数据收集和实施工作，升级基础设施和服务，从而应对海洋和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国家和国际性挑战。

该倡议旨在充分利用渔港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中的战略性位置，促进社会经济积极、可持续增长，同时减轻对环境的影响。建设合理的基础设施以及如何管理和维护好渔港，是必须考虑的问题。此外，“蓝色渔港”倡议还有助于减贫和粮食安全，因为它能提高食品质量，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保护自然资源，巩固价值链，保障海洋相关部门内部的劳工权利和性别平等（图57）。

图57 粮农组织“蓝色渔港”倡议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这一倡议是在2018年渔业委员会第33届会议之后，通过包容、参与式方法启动的，目的是围绕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动员私营部门。在各场研讨会和专门会议期间，来自非洲、亚洲、美洲和欧洲各港口的政府和非政府代表齐聚一堂，分享经验、信息和最佳实践。粮农组织正与世界各地多个港口和渔业主管部门合作，并在区域组织和多边组织的支持下，启动一个伞形计划。计划旨在为各渔港提供支持，帮助他们设计和实施可持续蓝色转型战略，确保在社会、经济、环境各方面达成平衡。

“蓝色渔港”倡议已开始实施具体行动，包括能力建设、知识管理和技术援助，共有20个渔港主管部门、渔业部门管理机构参加，并与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

2021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和粮农组织共同为港口主管部门启动了一个能力建设计划，将海洋空间规划方法作为战略和业务流程的一部分，并展示良好实践。此外，还将开展全球渔港和上岸点绘图工作，借此寻求提高海洋价值链开发效率的可能性。

消费者模式

水产食品的产量和供应量过去十年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对可持续、多样化、经济实惠、高营养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为了打入这一市场，生产商和加工商必须将不断变化的需求和多种多样的消费者模式和行为纳入自身战略中。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供求状况近年来一直在不断变化，除了常规的价格和食品安全参数外，经济、环境、社会可持续性因素产生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大。

新冠疫情对消费者模式产生了进一步影响。在疫情暴发初期和后续几波疫情期间，家庭水产品消费量大幅减少，捕鱼活动被迫中止，鱼品市场被迫关闭。而在防疫措施被取消的地方和时段，传统上面向酒店、餐厅、餐饮业的品种则面临着供应和运输问题。疫情还导致消费者抢购囤积保质期较长的食品，如水产品罐头。

疫情期间人们居家和酒店业临时关闭使得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转而流向超市和其他消费流通场所。很多高价值品种被加工成面向家庭的食材，销售给那些原本不会消费此类品种或仅偶尔在餐厅消费此类品种的家庭群组。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网络销售和送货上门量有所增加。

随着非政府组织和消费者不断加大对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24]及贸易的社会和环境责任的关注，市场要求在不断变化。水产食品对于推动健康膳食也起着重要作用，详情参见插文19。

插文19 健康膳食和可持续粮食体系中的鱼及其他水产食品[1]

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提供的鱼及其他水产食品被视为优质动物蛋白以及欧米伽-3脂肪酸、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特殊微量元素的独特来源，这对人类从胚胎发育到婴幼儿期的身体和认知发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维持青少年期和成人期良好的营养和健康状况也同样重要。

为达到地球上每日人均消费28克鱼产品的健康膳食推荐量，[2]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需求量极大，2019年估计为年人均10.2公斤。考虑到当前可持续性方面的局限和供应方案，可通过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以及利用非目标物种、副产品和低营养级水产食品开发营养可口的创新型食品，增加水产食品的供应。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优先将这些水产食品用于供人类食用，并应探索用其他产品取代水产食品用作动物饲料。

无论从营养角度还是环保角度出发，均强烈建议尽量食用整条鱼，包括鱼头、鱼眼、鱼骨和鱼内脏，因为这些都是微量元素的重要来源。但罗非鱼、金枪鱼或三文鱼鱼片的利用率较低，鱼身仅30-70%可供食用，而其余部分则被丢弃。[3]现有的简单加工技术就可以将鱼头和鱼骨制成营养美味的食品。利用整条小鱼或加工后的副产品都有助于提高餐食的营养含量，同时还能降低成本，增加鱼品供应量，特别适用学校供餐计划。例如，金枪鱼骨粉被添加到加纳学校的传统餐食中，很受加纳学童的欢迎，[4]而在危地马拉，罗非鱼鱼头和鱼骨经过加工后被加入学校餐中，将鱼品的利用率从低水平的30%提高至80%以上[5]。

新冠疫情已使粮食不安全状况进一步加剧，并预计会产生长期影响，使食物不足发生率和发育迟缓发生率上升。[6]在恢复期，水产食品可发挥关键作用，与其他营养食品一起成为膳食结构中的一部分，推动人类和地球健康。

[1] 另见插文24,第170页。

[2] Willet, W.、Rockstrom, J.、Loken, B.、Springmann, M.、Lang, T.、Vermeulen, S.、Garnett, T.等。2019。“人类世的食物：EAT-柳叶刀可持续粮食系统健康膳食委员会”。《柳叶刀》，第393(10170)期：第447–492页。https://doi: 10.1016/S0140-6736(18)31788-4

[3] Olsen, R.L.、Toppe, J.和Karunasagar, I.。2014。“与鱼和贝类加工副产品利用相关的挑战与现实机遇”。《食品科学和技术趋势》，第36(2)期：第144–151页。

[4] Glover-Amengor, M.、Ottah Atikpo, M.A.、Abbey, L.D.、Hagan, L.、Ayin, J.和Toppe, J.。2012。“三种未得到充分利用的鱼类物种和金枪鱼骨的近似组分和消费者接受度”。《世界农村观察》，第4(2)期：第65–70页。www.sciencepub.net/rural/rural0402/011_9765rural0402_65_70.pdf

[5] 粮农组织。2018。“危地马拉学校膳食法优先关注儿童营养和家庭农业”。粮农组织。罗马。引自2022年3月17日。www.fao.org/guatemala/noticias/detail-events/en/c/1103375

[6]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2021。《2021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实现粮食体系转型，保障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确保人人可负担健康膳食》。罗马，粮农组织。https://doi.org/10.4060/cb4474en

2022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

国际年的宗旨

联合国指定特定的日、周、年和十年作为纪念活动或突出主题的时机，通过宣传和行动推动其发展目标。[25]2018年，联合国大会宣布2022年为“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并指定粮农组织为牵头机构，与联合国其他相关组织和机构合作庆祝国际年（联合国，2018）。

世界面临许多复杂的挑战，包括饥饿、营养不良和膳食相关疾病，不断增长的全球人口需要充足和健康的食物并且必须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以及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此外还有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其他重大问题，如新冠疫情。2022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强调了小规模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对粮食体系、生计、文化和环境的重要性。鉴于小规模手工渔民、水产养殖者和渔工生产了很大一部分水产食品，他们可以成为促进水生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的转型变革的关键力量，对粮食系统和营养安全产生积极的连锁反应。

该国际年的目标是：

- ▸提高全球对小规模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的认识和理解，并促进采取行动支持其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特别是在粮食安全和营养、消除贫困和利用自然资源方面；

- ▸推动小规模手工渔民、水产养殖者、渔工、政府和价值链上其他关键伙伴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并进一步加强他们在提高渔业和水产养殖可持续性方面的能力，促进其社会发展和福祉。

通过提高对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作用的认识，该国际年旨在加强科学与政策的相互作用，赋予利益相关者采取行动的权力，包括建立和加强伙伴关系。该国际年将展示小规模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的潜力和多样性，强调促进与渔民、水产养殖者和渔工的伙伴关系及合作以实现水生生物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益处。通过提高公众舆论和政府的认识，促进采纳具体的公共政策和计划，这些分部门及其社区可以保障其权利，并掌握以可持续方式运作的最佳做法。

该国际年还有助于进一步实施《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和相关文书，特别是《粮食安全和扶贫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小规模渔业准则》；粮农组织，2015a），以及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采取具体行动。该国际年也可以成为2021年渔业委员会《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宣言》和《上海宣言》的支持手段，这两个宣言都认识到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的重要性。由于该国际年恰好处于联合国家庭农业十年（2019-2028年）期间，两者将相互促进，为小规模手工渔民、水产养殖者和渔工带来更多的关注度。

2021年11月19日，2022国际年在全球范围内启动。[26]此后，世界各地举办了各种活动，如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的三个区域国际年委员会的线上联合启动仪式。乌干达和马拉维举行了国家启动仪式，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举行了地方启动仪式。该国际年包括世界各地许多不同的举措、活动、行动方和伙伴关系，以及数百个关于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的活动[27]，如会议和论坛、[28]期刊特刊、系列网络研讨会、竞赛和相关宣传材料（如信息图和日历），以便促进其目标的实现。通过利用伙伴关系与合作、不同的举措和行动方，该国际年的支持基础不断扩大。

2022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全球行动计划：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七个支柱

2022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全球行动计划（全球行动计划）围绕七个相互关联的支柱，应对小规模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的挑战和机遇，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全球行动计划涉及国家行政部门、渔民、水产养殖者、渔工、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私营企业、发展机构和政府间机构（图58）。

图58 2022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要点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21。《2022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全球行动计划》。罗马。www.fao.org/3/cb4875en/cb4875en.pdf

支柱1-环境可持续性：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促进小规模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的长期发展

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2（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和促进可持续农业）、6（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14（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15（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小规模渔业准则》第5章（小规模渔业和资源管理中的权属治理）和水生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插文9），2022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强调渔民、水产养殖者和渔工在确保负责任管理和可持续利用水生生物资源及其支持性生态系统方面的管理作用。

为验证有必要确保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从业人员获取自然资源的权利，可采取的活动包括：

- ▸收集案例研究，目的是向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提高对小规模渔业主体在可持续利用和保护方面作用的认识；[29]

- ▸编写关于小规模渔业社区环境管理作用的手册；

- ▸促进渔工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及其他小规模渔业和生物多样性领域相关组织的参与和合作，[30]这种参与可以促进平衡可持续资源利用与小规模渔民获取和使用权利的包容性进程（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b）；[31]

- ▸开发一个新的全球水生遗传资源信息系统AquaGRIS，该系统可以对小规模水产养殖所用水生资源的养殖类型进行特性鉴定和编目，并成为制定公平获取和惠益分享措施的基础；

- ▸编制养殖技术手册，以便采用最佳养殖方式，确保体面生计，同时实行环境友好型养殖。

支柱2-经济可持续性：支持小规模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包容性价值链

2022国际年强调小规模水产食品生产者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2（确保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方面的作用及其在经济表现、市场准入和社会及环境可持续性方面所面临的持续挑战。

提高价值链的生产率和竞争力，利用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的潜力促进可持续发展，同时确保经济改善与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包容齐头并进，这符合《小规模渔业准则》第7章（价值链、收获后和贸易），是粮农组织“发掘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的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潜力”计划的核心。

支柱3-社会可持续性：确保小规模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的社会包容和福祉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3要求各国实施适合本国的社会保护制度，可持续发展目标8要求人人获得体面工作，可持续发展目标10要求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这些都是与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从业人员高度相关的问题。社会保护政策和计划已被证明可以减少贫困和粮食不安全，刺激对渔业和农业生产的投资，促进体面工作，并对当地经济和社区产生积极影响。

新冠疫情凸显出社会保护在保障小规模渔民、水产养殖者和渔工的生计和尊严以及增强其总体抵御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粮农组织，2021g）。同样，为推进体面工作，粮农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携手塑造渔业部门的未来，并通过应用国际标准促进渔业的安全和体面工作（粮农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2020）。然而，在国家层面上，大多数国际文书没有得到充分执行，该部门仍在致力于解决劳动立法执行不力、小规模渔民权利受到侵犯、存在童工和难以获得社会保护等问题。

支柱4-治理：确保小规模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有效参与建设和加强有利政策环境

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0.3，[32]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有利环境，以确保机会均等和减少不平等现象，以及实现和平和包容的社会，促进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目标16）。

2022国际年强调，必须为决策、资源管理和市场参与确立有意义和透明的参与性进程，并确保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对自然资源和服务的保障获取权，特别是在对此类资源的竞争和权力不平衡正在加剧的情况下。

支柱5-性别平等和公平：认识到在小规模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中男女平等

需要谨记的是，性别平等不仅是一项人权，而且是实现可持续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关键因素。在整个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中，妇女占其主体的40%，发挥着各种各样的作用，但她们不成比例地承担着最不稳定和收入最低的职位，没有平等参与组织和决策过程，没有得到立法和政策的平等支持，也没有平等获得资源、市场、技术和服务并从中受益。

2022国际年支持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5（实现性别平等，为所有妇女和女童赋权）和《小规模渔业准则》第8章（性别平等）方面取得进展，努力确保通过性别平等赋予妇女权力，改善该部门的社会和经济表现，并通过培养妇女作为变革推动者的角色来加强小规模捕捞和养殖社区。

支柱6-粮食安全和营养：促进可持续粮食体系中小规模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对健康膳食的贡献

小规模渔业通过向约5亿人提供多样化的水产食品，对维持粮食安全和营养做出直接贡献，此外还提供了生计机会，从而为粮食安全和营养做出了间接贡献，如果将小规模水产养殖业也考虑进来则做出的贡献更大。

2022国际年旨在宣传小规模水产食品生产者对粮食体系和营养的贡献，因为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提供了约40%的全球渔获量，为近10亿妇女提供了约50%的欧米伽-3脂肪酸推荐摄入量（粮农组织、杜克大学和世界渔业中心，2022）。

支柱7-抵御能力：提高小规模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对环境退化、冲击、灾害和气候变化的预备和适应能力

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认识到，气候变化可能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以及小规模渔业和养殖社区所在的其他脆弱国家造成灾难性后果。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5[33]侧重于在与气候相关的极端事件和其他经济、社会和环境冲击和灾害背景下的抵御能力。抵御能力也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3.1（加强各国抵御和适应气候相关危害和自然灾害的能力）的核心特征。

2022国际年正在推进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促进实施《小规模渔业准则》中的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内容，鼓励为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社区开展认识提升和能力建设活动并创造就业机会，以此作为新冠疫情恢复规划和建设更美好家园的部分内容。Cook、Rosenbaum和Poulain（2021）编制了一份指南，帮助政策制定者、政府机构、发展伙伴和民间社会组织制定和实施渔业相关政策和计划，在人权背景下应对灾害风险和气候变化。同样，在线电子学习课程“渔业和水产养殖应急”[34]提供了类似的支持，并优先考虑身为小规模渔民和水产养殖者的男性和女性。[35]

阐明隐藏收获：小规模渔业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2022国际年的目标是提升全球认识、理解和行动，支持小规模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对可持续发展、粮食安全和营养、消除贫困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贡献，这需要形成坚实的证据，强调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的效益、相互作用和影响。

在筹备2022国际年的过程中，粮农组织、杜克大学和世界渔业中心进行了“阐明隐藏收获”研究（粮农组织、杜克大学和世界渔业中心，即将出版）。这项研究基于严格的多学科方法，收集和综合了有关小规模渔业的信息。800多名专家推动了58项国家和地域案例研究，涵盖了68%的全球海洋渔获量和62%的全球内陆渔获量。一系列主题研究涉及环境相互作用、气候变化的影响、认同感与土著人民以及小规模渔业等重要主题，而完整的研究结果则通过分析小规模渔业在环境、社会、经济和治理方面的贡献来对其进行全面审视，同时将性别问题视为一个跨领域主题。

主要结果（图59）包括：

- ▸小规模渔业渔获量估计为3700万吨，占内陆和海洋捕捞渔业总产量的40%。

- ▸在所有从事捕捞渔业的人员中，约90%经营小规模渔业，包括约2100万妇女。

- ▸将自给自足捕捞也考虑在内，约94%的捕捞业（就业和自给自足活动）为小规模渔业，包括约4500万妇女。

- ▸将家庭成员也考虑在内，4.92亿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小规模渔业。

- ▸不同鱼类的营养价值差异巨大，小鱼的营养特别丰富。小规模渔业有可能为全球9.87亿妇女提供50%的欧米伽-3脂肪酸每日推荐摄入量，为4.77亿妇女提供20%的钙、硒和锌每日推荐摄入量。

图59 小规模渔业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1 2013–17年的平均值从“阐明隐藏收获”项目58个国家和地区案例研究中推算得出。

2 从2016年78个国家家庭调查中推算得出，包括价值链各环节全职和兼职就业（数字已四舍五入）。

3 从“阐明隐藏收获”项目58个国家和领土案例研究中推算得出。

4 基于小规模渔业渔获物首次销售(2013-2017年)。

5 基于“阐明隐藏收获”项目对全球717个小规模渔业组织的调查。

6 由28名性别问题专家提供知识和分析方面的支持。

7 上岸量仅指渔民留下来供自己食用、销售或交易的鱼类，而渔获物包括所有捕捞到的鱼。

8 基于“阐明隐藏收获”项目组及合作伙伴开发的预测性养分模型。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杜克大学、世界渔业中心。资助方：瑞典国际开发署、挪威发展合作署、橡树基金会、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的鱼品生产体系研究项目。 www.fao.org/3/cb8233en/cb8233en.pdf

“阐明隐藏收获”研究数据收集和整理过程显示，政府对小规模渔业的数据收集存在很大差异，在许多情况下，缺乏支持有关这些渔业的政策制定和决策的信息。在收集数据的地方，分析和解读数据的能力并不一定存在或得到优先考虑。

国际年和“阐明隐藏收获”研究结果是小规模渔业数据收集和分析转型变革的触发因素。通过增强国内的持久能力，实现更好的数据收集、分析和传播以支持小规模渔业，监测渔业和相关生计的方式将更好地反映小规模渔业运作的独特情况，并帮助确保政策制定者对其进行适当解释说明。

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促进粮食系统和营养安全

众所周知，水产食品在提供必需脂肪酸以及更广泛的微量营养素和生物可用的动物蛋白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水产食品填补了发展中国家许多营养脆弱人群膳食中的微量营养素缺口，有助于降低与膳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如心脏和心血管疾病、高血压和高胆固醇、中风和糖尿病。食用水产食品可以提高母乳的营养含量，为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提供更多的膳食多样性，促进认知发展，并减少婴幼儿发育迟缓和严重急性营养不良。水产食品也是健康饮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健康饮食在青春期和成年期都很重要（联合国营养机制，2021）。

在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召开的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所强调的消除饥饿和保护地球的七个重点领域中，保护平等和权利、维持水产食品以及消除饥饿和改善膳食，[36]都与2022国际年高度相关。在这方面，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可以成为可持续和公平粮食系统的关键，为所有人提供营养（Short等，2021；Golden等，2021；联合国营养机制，2021）。

2022国际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用于展示与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有关的重要信息，并保护依赖性社区，平衡农业与渔业政策以实现对营养更加敏感的投资，优先考虑多样化的水产食品以支持公共卫生，从而确保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在可持续和公平粮食体系中的作用（联合国营养机制，2021；Short等，2021）。

推动实施《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的伙伴关系

《小规模渔业准则》提供了关于渔业管理和小规模渔民生计功能的全面建议，同时也认识到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之间的重要联系。除了解决资源获取、权属权利和渔业管理、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等问题外，该《准则》还涉及价值链上的社会和经济挑战与机遇。性别平等是一个跨领域问题，需要赋予妇女权力并使其作用受到更多关注是一个关键问题。这些相互关联的层面需要众多合作伙伴的跨部门合作，以确保政策一致性、信息和机构联系，实现预期结果和影响（图60）。

图60 2022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之前《小规模渔业准则》的应用情况

1 根据2014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在“谷歌学术”搜索《小规模渔业准则》的结果。

2 信息汇编自粮农组织的各种报告和2021年初进行的网页分析。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21。《小规模渔业准则》吸收和影响：影响途径。罗马。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CB7657EN

通过2022国际年，可以分享合作和伙伴关系如何成为确保可持续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关键的实例，不仅说明已经取得的成就，而且激发新的行动以推广成功经验（插文13）。学术界和研究伙伴、区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正在研究促进、连接、补充、记录和加强这项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政府的作用

粮农组织成员一直在为实施《小规模渔业准则》创造有利环境，包括为参与性、包容性和透明的政策制定和决策进程制定制度和法律框架。2022国际年使各国政府能够展示其对负责任渔业和水产养殖以及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承诺。

适当的立法和执法可为包容性、参与性渔业治理和资源利用及管理提供最有力的框架，因此，可以成为支持小规模渔民、水产养殖者、渔工及其社区并促进他们对宏观发展目标所做贡献的具体手段，这些目标包括逐步实现食物权、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利用资源。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诊断工具（环境法研究所，2020）和《小规模渔业准则》实施指南（粮农组织，2020）是现有的两份指导文件，涉及如何适当修正或更新立法，由相关电子学习课程提供支持。专门针对小规模渔业的粮农组织法律数据库（粮农组织，2022c）全新部分正在开发当中，旨在为此类改革进程提供信息并进行传播。

一些粮农组织成员采用了由政府、小规模渔业组织、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代表组成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国家小组领导的参与性进程，以制定支持《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实施的国家行动计划。例如，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塞内加尔已经启动了各自的国家行动计划，并具有一致的途径来实现更有保障的小规模渔业。一些国家正在进行磋商和评估，以推动此类进程，而另一些国家已经启动了侧重于《小规模渔业准则》具体方面的举措。据估计，约有50个国家正以各种方式实施《小规模渔业准则》，其中许多是在粮农组织的支持下或通过与其他项目、举措和组织的合作开展这项工作。

同行间伙伴关系：小规模渔业组织

渔民和渔工，特别是通过他们的组织，成为变革的主要驱动因素，在《小规模渔业准则》要求的自下而上和包容性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有关小规模渔业主体有效参与的一个关键概念是赋权：渔民和渔工（男性和女性、青年和弱势群体），需要有能力参与决策、获得准确信息和了解他们的权利。他们还需要代表他们的架构，并有空间通过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集体行动以适当的方式参与。例如，支持实施《小规模渔业准则》的《全球战略框架》包括一个由国际小规模渔业组织代表组成的全球咨询小组，最近关键区域的区域咨询小组对此进行了补充。同样，非洲联盟为渔民、水产养殖者和渔工代表建立非国家行动方平台的举措以及非洲妇女鱼品加工者和贸易商网络都是赋权成就的例子。同时，在非洲手工渔业专业组织联合会的努力下，关于2022国际年的具体行动计划得以制定。

这些全球和区域网络需要得到强有力的地方和国家代表的支持。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女性渔工协会于2019年启动，目前正在得到支持，建立地区级分会，以确保真正的自下而上的进程，赋予更多妇女参与讨论和发表意见的权利，例如，直接参与坦桑尼亚渔业法的审查。

学术界和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

研究机构和学术界的许多伙伴关系正在推进对小规模渔业的理解，为实施《小规模渔业准则》提供宝贵的意见。从2014年批准《小规模渔业准则》到2020年期间，约有1100篇已发表的文章和报告提及该准则。全球研究网络“不容忽视”仍然是一股推动力：其许多成员发表了《小规模渔业准则》实施工作相关内容，而不同的合作伙伴则积极参与实施和（或）为2022国际年的庆祝活动做出贡献（例如，通过在这一年当中举办五次“不容忽视”区域会议）。

非政府组织在支持《小规模渔业准则》的实施和促进信息、经验和良好做法共享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例如，环境保护基金与其伙伴合作，建立了小规模渔业资源和合作中心，为分享材料和参与提供一个在线空间。

全球和区域政府间组织和倡议（包括渔业领域以外的）可在全球和区域进程中反映和呼吁实施《小规模渔业准则》，从而认识到该分部门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生计和资源管理的积极贡献，并促进更加综合和跨领域的发展途径。

监测促变革

2022国际年标志着《小规模渔业准则》试点监测、评估和学习框架的启动，以评估准则目标和建议的实施进展（第13.4段），以及小规模渔业社区参与这些监测工作的情况（第13.5段）。

该监测、评估和学习框架不仅是为了监测《小规模渔业准则》的实施进展，突出相关差距和挑战，而且也是为了能够分享良好做法、确定机会、为未来的行动提供参考。该框架旨在作为一种参与性工具，推进可持续小规模渔业和《小规模渔业准则》的实施。这将有助于加快集体学习、继续建立伙伴关系、实现小规模手工渔业的潜力，同时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1 “水产食品”、“水产品”、“蓝色转型”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 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2 2019 年，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用十年时间大力采取行动，以便到 2030 年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即实现全球目标的“行动十年”。

3 “水产食品”、“水产品”、“蓝色转型”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4 “风险管理”的定义参见术语表。

5 从2001-2010年的5.9%到2011-2020年的4.3%。

6 “藻类”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7 “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定义参见术语表。

8 更多详情，参见“发掘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的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潜力”（FISH4ACP）计划：www.fao.org/in-action/fish-4-acp/en

9 “蓝色转型”定义参见术语表。

10 由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于2012年通过（粮农组织，2012a）。

11 由渔委于2014年通过（粮农组织，2015）。

12 “风险分析”定义参见术语表。

13 “水产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14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3：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社会保护底线的建议书，2012 (第202号);国际劳工组织《渔业劳工公约》，2007 (第188号);《小规模渔业准则》(粮农组织，2015a);渔委2021年《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宣言》(粮农组织，2021b)。

15 有英语、汉语、荷兰语、法语、印尼语和西班牙语版本：粮农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2020）。

16 国际劳工组织第188号公约的批准率极低，社会保护几乎没有扩大至渔业部门。

17 “蓝色转型”、“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18 关税升级指对半加工产品实施比原材料更高的进口关税，对成品实施的进口关税则更高。这种做法意在保护本国加工业，打击原材料来源国发展加工业的积极性（世界贸易组织术语 — 世界贸易组织，2021）。

19 “水产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20 由粮农组织制定的《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粮农组织，2021a）提出了一整套国际公认、可由各国自行调整的负责任做法指导原则和标准，以便有效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同时促进可持续、包容性农业和粮食系统，继而助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21 远程检验是一种视觉检验方法，在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到达现场时，让检验人员利用包括视频技术在内的视觉辅助工具，对物体和材料进行远程检验。

22 “水产食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23 互操作性指在不丢失数据含义的前提下上报和整合数据的能力（Steele和Orrell, 2017）。

24 “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定义参见术语表。

25 关于联合国目前所庆祝的国际年的完整清单，参见www.un.org/en/observances/international-years

26 参见www.fao.org/artisanal-fisheries-aquaculture-2022/home/en

27 关于2022国际年活动的完整清单，参见：www.fao.org/artisanal-fisheries-aquaculture-2022/events/events-list/en

28 “不容忽视”研究网络将组织五次区域会议来庆祝2022国际年。参见：http://toobigtoignore.net/opportunity/4-world-small-scale-fisheries-congress 2022年9月，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将为2022国际年举办一场粮农区域庆祝活动：“聚焦地中海和黑海区域小规模渔业部门的未来”。参见：www.fao.org/gfcm/activities/fisheries/small-scale-fisheries/ssfforum/en

29 这项工作正在由加拿大圣玛丽大学主办的“社区保护研究网络”开展。

30 国际支持渔工协会和非政府组织Crocevia呼吁针对小规模渔业社区，在《生物多样性公约手册》方面进行合作并参与相关活动（Rajagopalan，2021）。

31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b：向小规模手工渔民提供获取海洋资源和市场准入的机会。

32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0.3：确保机会均等，减少结果不平等现象，包括消除歧视性法律、政策和做法，并为此推动适当的立法、政策和行动。

33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5：到2030年，增强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抵御能力，降低其对气候相关极端事件和其他经济、社会、环境冲击和灾害的暴露程度和脆弱性。

34 该课程可从以下网址获得：https://elearning.fao.org/course/view.php?id=789

35 该课程将两套粮农组织指南、最佳做法和标准作为关键资源：Cattermoul、Brown和Poulain（编辑，2014）以及Brown和Poulain（编辑，2013）。

36 例如，通过学校供餐计划（von Braun等，2021）。

第3部分
蓝色转型助力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在基戈马地区的坦噶尼喀湖边将鲜黍鲱晒干 — FISH4ACP 计划有助于挖掘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的潜力。

© 粮农组织/Luis Tato

实现全球目标的“行动十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渔业和水产养殖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依然是各国、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制定战略打造一个公平、繁荣、可持续的世界时要考虑的一项重要依据。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相关具体目标和指标对于实现涵盖环境、经济、社会相关关切的包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要成功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有效的监测、审查和后续跟进工作。《2030年议程》设立了一个全球报告架构，汇总地方、国家、区域各层面的投入，并最终设立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是这一全球共同问责框架的基础。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于2016年3月确立了一个由230项指标组成的全球指标框架，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169个具体目标进行监测。这些指标体现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指导原则，按性别、年龄、收入、地理位置、职业和其他社会身份因素分类展示进展（高级别政治论坛，2022）。

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相互关联的本质使得它们从本质上看是相互不可分割的，在一个领域取得的进展会对另一个领域的进展起到支持和增强作用。因此，必须强调采用综合发展措施，相关指标所产生的结果必须放在一起评价，以便对不同发展途径的影响和利弊进行全面分析。本节将在相关指标的大背景下对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进行综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承认粮食和农业在抗击饥饿和粮食不安全、减轻贫困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粮农组织，2022d）。要想消除贫困和饥饿，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重视农村发展、能力建设以及对粮食生产体系的投资，包括渔业和水产养殖业。随着新冠疫情不断发展，所取得的进展依然十分有限，迫切需要采取变革性行动。在这方面，由于粮农组织的宗旨与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联，因此粮农组织的《2022-2031年战略框架》已完全与支持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充分挂钩。这在逻辑上与粮农组织作为21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的监管机构以及另5项指标的辅助机构的角色相吻合，这些指标涉及可持续发展目标1、2、5、6、12、14和15。

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是一种重要的全球粮食生产体系，而其相关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对实现能保障粮食安全、生计、人类尊严和自然资源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在可持续利用海洋生物资源方面，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司利用自身的全球领导力，就可持续发展目标14（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项下四项指标（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4.1、14.6.1、14.7.1和14.b.1）开展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14原则上涵盖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但目前已确定的指标多数涉及捕捞渔业。但要注意到，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b.1也涵盖水产养殖业。这四项指标下（均属于第I层级）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进展将在下文各节介绍（第161-169页）。

对水产养殖发展而言，几乎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都与此相关。但尽管如此，水产养殖业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没有一直得到明确或宣传。虽然淡水养殖与海洋捕捞业和海水养殖业相比已经并将继续为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Zhang等,2022），但它的贡献往往是隐含而不明确的，例如，在可持续发展目标2（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和促进可持续农业）项下就未明确提及，导致其很少在可持续性相关对话中出现。在上海最近召开的全球水产养殖大会上，与会者就加速推动可持续水产养殖发展和加大水产养殖对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提出了战略优先重点。这些优先重点包括具体目标和指标，值得各方关注，不仅要通过高级别政治论坛牵头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后续行动和审查框架加以关注，还要通过目前正由生物多样性公约组织制定的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加以关注（插文20）。

插文20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5与水生资源遗传多样性的关系

可持续发展目标2被公认为“零饥饿”目标，但它远不止于此，包含的是实现粮食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农业。鉴于生物多样性是我们粮食体系的基础，其有效管理对于我们未来的粮食安全而言就显得至关重要，而这一点已体现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5里：到2020年，保持种子、种植作物、养殖和驯养的动物及与之相关的野生物种的遗传多样性……促进获取及公正、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产生的惠益……。

虽然已经认识到，与陆地种植业相比，水产养殖业是一种新型食物生产方式，生物多样性对于水产食品和陆上食品生产系统而言同等重要。虽然水生遗传多样性未被明确排除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5的文字之外，但也未被纳入评估该项目标实现进展的过程，其主要原因是未能就此提出具体的指标。与具体目标2.5相关的指标仅涉及保护设施中保存的粮农动植物遗传资源数量以及家畜品种的风险状况。这些衡量指标通过有关动植物遗传资源的现有信息系统加以量化（粮农组织的系统为WIEWS[1]和DAD-IS[2]）。

正如2019年对粮农水生遗传资源开展首次全球评估时指出的那样，[3]目前可用于就保持粮农水生资源遗传多样性制定指标的信息完全缺失或极为有限。粮农组织正在通过开发粮农水生遗传资源全球信息系统AquaGRIS，来填补这一关键知识空白。已开发的原型[4]目前正在被转化为一个能完全运行的信息系统，有能力就粮农水生遗传资源的管理现状产生目前尚未界定的指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5，与21项其他具体目标一起，已于2020年失效，很遗憾相对进展极为有限。[5]由于水产食品在人类营养和粮食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必须将粮农水生遗传资源纳入目前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正在制定的生物多样性框架中。

[1] WIEWS（世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信息和早期预警系统）：www.fao.org/wiews/en

[2] DAD-IS（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www.fao.org/dad-is/en

[3] 粮农组织。2019。《全球粮农水生遗传资源状况》。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评估报告。罗马。https://doi.org/10.4060/CA5256EN

[4] 带有少量物种数据的AquaGRIS系统原型参见：www.fao.org/fishery/aquagris/home

[5] 更多详情参见：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20/progress-summary-for-SDG-targets

同样，内陆渔业和淡水养殖体系在提供粮食和营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未体现在当前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文本中，虽然它们与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密切相关，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目标2（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和促进可持续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6（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可持续发展目标12（确保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和可持续发展目标15（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必须充分认识到所有水产食品[2]生产系统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的贡献，尤其是要进一步将水产养殖业发展纳入各国政策。

可持续发展目标14项下有6项指标由粮农组织以外的其他监管机构负责。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负责其中3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1.1、14.2.1和14.5.1），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负责其中2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3.1和14.a.1）。从具备时间序列数据的指标可以看出，衡量环境退化的指标（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1.1和14.3.1）显示出恶化趋势，污染速度在加快。唯一一项取得明显进展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涉及海洋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5.1），证明在国家立法方面具备强有力的政治意愿。但在决定是否有必要禁止进入海域时，应充分考虑渔民和当地人民的需求，以便减轻对生计和食物供给的影响。粮农组织也在为这些指标做出贡献，详情参见插文21。

插文21 粮农组织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4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保护指标的贡献

可持续发展目标14（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共有七项具体目标（加上三项执行手段）专门涉及人类与海洋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多项目标直接涉及保护和环境健康的相关活动，但同时还涉及资源获取、市场准入和知识共享等方面的公平性问题。

要向消除、适应或减轻对海洋环境的已知影响迈出第一步，所需的知识目前已经具备。但很多情况下，仍需开展更多工作，记录每个问题的现状和面临的压力，并报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取得的进展。

除了专门侧重于渔业的工作外，粮农组织还在了解和最大限度减少海洋酸化和污染产生的影响、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有效的区域管理以及强化有关生物多样性和气候的各项全球协议的落实等方面做出贡献。这些行动对渔业管理起到了补充作用，并与有关贸易问题和加强治理的各项国际协议形成合力。

有关预防和减轻海洋污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1，大多数流入海洋的养分和塑料等固体废弃物都源自陆地。但粮农组织及其伙伴方正在确定干预措施，以便通过渔具标识等国际举措来减少水产系统中的废弃物，同时还在努力探索创新做法，以了解和减轻某些形式的塑料（即微塑料）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水生动物和人类健康的影响。

有关海洋酸化和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3），粮农组织支持各成员国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组织对变化速度、规模和范围以及温室气体污染对海洋和渔业变量的影响进行监测和报告。在管理相关层面为气候相关决策提供依据的能力目前仍是弱项，但目前在加强观测和共享数据和信息方面，相关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为改进海洋和沿海环境管理（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2），包括空间管理（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5），粮农组织在努力促使各方了解权属、获取权、使用权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最新确定的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将如何为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带来机遇，这些目标的交付时间节点是2030年。为实现环境目标，粮农组织提倡利用好手头一整套齐全的管理工具，包括渔业管理工具，同时将生物多样性考量纳入所有管理工作中，尽最大努力充分利用广泛的机构合作（如区域海洋公约和行动计划与区域渔业机构和大型海洋生态系统项目之间的合作）。

最后，就可持续发展目标14的生态保护指标看，粮农组织支持增加相关科学知识和发展研究能力（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a），以推动创新、包容、有效、有适应性的管理行动，去面对海洋和内陆水生系统所面临的日益加大的外部压力，这一点已体现在渔委2021年《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宣言》中。[1]

[1] 粮农组织。2021。渔委2021年《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宣言》。罗马。https://doi.org/10.4060/cb3767en

最后，联合国秘书处是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c.1的监管机构，该指标侧重于通过实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规定的国际法，加强海洋及相关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粮农组织为指标14.c.1部分数据内容提供了方法上的支持。但由于该项指标仅有2021年的数据，目前仍无法就趋势或进展做出评论。总之，目前要想确定被归类为第II层级的指标的现状很有难度。

有关与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除可持续发展目标14外）的进展状况，目前可以明显看到，《2030年议程》中确定的多项目标无望在限定时间内实现（联合国，2021a）。虽然在关键领域已取得进展，但在其他一些领域却出现了倒退。此外，新冠疫情已使得以往的良好趋势出现逆转，进一步拖累了各项具体目标的实现进度，使相对落后的各项指标进一步恶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等带来的潜在威胁，加上人类冲突带来的直接威胁，都要求我们采取果断行动，但疫情暴发和国际发展与合作多个领域缺乏进展，使问题变得愈加复杂。就可持续发展目标1（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而言，目前正在取得持续进展，全球贫困率已从2015年的9.9%降至2019年的8.2%，并预计于2030年降至6%。但2020年首次出现了上升，又有1.19亿人陷入极端贫困。就可持续发展目标2（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和促进可持续农业）而言，全球的粮食安全率自2014年起一直在持续恶化，2020年全世界有8.11亿人面临饥饿，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则出现严重恶化。未来预测表明，由于冲突、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面临的挑战会日益增多。疫情已直接导致收入减少、供应链中断、营养状况恶化，很多人因此陷入困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男性与女性之间在粮食安全方面的差距已从2019年的6%升至2020年的10%。

然而，我们也听到了好消息。当前的世界与本世纪初相比，已有了改善，更多人摆脱了贫困，更有机会获得受教育机会，儿童死亡率有所降低。人们更容易获得安全的饮用水，孕产妇死亡率正在降低（虽然下降速度仍较缓慢），艾滋病发生率继续降低。此外，新冠疫情向我们展示出各社区的巨大韧性，粮食供应链的劳动者在社会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得到了普遍赞赏。社会保护计划已大幅扩大，社会中很大一部分人已开始适应数字转型。更多人已认识到应采用更清洁的能源和技术。这些进步，加上通过国际合作在疫苗开发方面取得的成功，充分表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能重建出一个更美好、更强大的世界，实现《2030年议程》，让所有人都能拥有更加可持续的未来。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4.1 — 计算在生物可持续水平范围内的鱼类种群数量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4.1利用世界海洋捕捞渔业的丰度来衡量其可持续性（粮农组织，2022e）。此项指标自1974年起就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得到认可，一直由粮农组织在其《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两年度出版物中定期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4.1衡量鱼类种群的可持续性，是渔业生物可持续性的终极衡量指标，即渔业的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最终所依赖的最根本支柱。从该项指标的时间趋势看，可看到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4[3]方面取得了明显变化和进展，这有助于评价全球以往渔业政策和管理的有效性和效率。不同区域或不同国家之间的横向比较有助于发现尚未取得进展、值得加大关注的热点。

可持续发展目标14（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有一项具体目标是，到2020年，让100%的鱼类种群达到生物可持续水平。对此项全球指标的最新评估（见“渔业资源状况”）表明，2020年的具体目标未能实现（联合国统计司，2022a）。国际社会要看到此项目标未能实现的事实，并加大力度做出承诺，全力以赴。

按照《2030年议程》，各国决定将此项指标扩大到国家层面，同时在渔业委员会第34届会议（2021年2月）上提出合理的期望，即应该对《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中此项经典指标进行调整，以便更好地考虑到国家指标。实际上，粮农组织目前正在调整区域和全球指标估算方法（插文3）。该指标在国家层面的采纳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遇，让各国能在自身的政策框架中纳入一项工具，利用前后一致、可比较的方法对渔业资源状况进行监测。

2019-2020年，粮农组织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试点，以推动各国就此项指标进行统一、连贯的报告。在具有海岸线的164个国家里，98个国家（60%）表示对指标感兴趣，86个国家向粮农组织提交了可审核的（其中84个国家）数据，其数据质量可验证（插文22），数据最终于2022年3月向联合国统计司报告。在发布的结果里（联合国统计司，2022b），指标对30个国家的情况进行验证，通过了第一级和第二级质量保证。对29个仅通过首层质量认证的国家，指标已报告，但被标记为不可靠。最后，有25个国家未能通过首层质量认证，因此未能计算指标。首批报告工作表明，各国在确定种群现状方面面临各项挑战：渔业数据收集和管理工作中存在不足，包括相关机构之间缺乏协调；科学能力不足，难以有效开展种群评估；存在组织和内部沟通问题，导致各利益相关方就报告流程磋商不畅。

插文22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4.1国家指标的质量认证

对问卷的质量认证审核包括两个主要步骤：第一，对参与国所提供的信息的完整性和质量进行评估（质量认证1级或QA1）；第二，对所提供的数据和信息的可靠性、健全性和透明度进行评估（质量认证2级或QA2）。

收到一个国家上交的问卷后，首先要审核它是否符合要求，内容准确性如何，特别是涉及内容前后不一致、不完整或不清晰、遗漏必填项或与种群参考清单相关的问题。随后向各国返还反馈意见，让各国有机会根据手头现有的数据和人力资源，就此做出回应、编辑和最大限度改进问卷填写内容。

每份问卷随后将对照客观标准进行评估，对其是否符合监测指南进行评分，同时对支撑性实证能否对照现有其他信息评估报告内容的可靠性，给出评分（见图）。该评分代表国家报告工作的置信度，基于以下因素：1)是否具备种群参考清单的种群状况信息（即状况已知或未知）；2)方法的可靠性（即正式评估；灰色数据或渔获物趋势分析；或构成种群状况分类基础的黑色数据和定性评估/专家判断）；3)用于验证评估结果的参考源的存在和可用性；4)提供的种群层面的数据量和信息量。

QA1的结果随后可为接下来的QA2分析提供支持，QA2主要是检查输入信息是否与其他已知信息源保持一致，具体可包括：1)与向粮农组织公开或粮农组织可获取的种群评估报告进行对照，核查评估结果；或2)开展区域专家审查，验证种群参考清单，就所开展的评估提出指导意见（即评估的可靠性）或就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质量提出指导意见。QA2的结果还有助于区域专家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4.1监测和报告工作的相关能力开发活动指明方向。

验证时，每个种群最后都会在全球种群记录中获得一个专门标记，便于在未来报告工作中开展数据管理、质量认证和监测。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4.1质量认证流程

注：质量认证1级 (QA1)就是否符合要求（X轴）和支撑性实证（Y轴）等客观标准对各国提交的问卷进行评分。通过了质量认证2级的国家为蓝点，其他国家为空心圆。背景色梯级过渡表明从低分（红）到高分（绿）。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的确，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4.1相对比较复杂，各国的报告工作受到国家能力的限制。粮农组织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14项下多个指标的监管机构，正致力于支持各国加强自身在国家层面收集数据、开展评估和估算指标14.4.1的能力。为此，粮农组织首先投资于在缺少数据的情况下采用的评估方法，并为国家指标的报告工作开发方法（联合国统计司，2022c）。随后粮农组织采用了一整套能力发展工具并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已用多种语言推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4.1网络学习课程（粮农组织，2020f）；粮农组织开发了线上种群监测工具，让接受培训的人员实际操作在缺乏数据的情况下可用的相关方法；在2019年底至2022年初之间召开了八次区域性或基于语言的线下或线上能力开发讲习班，共有70多个国家和500多名人员参与。同时，粮农组织和各区域渔业机构还通过渔业和资源监测系统，强化了有关单个种群状况的现有信息的分发工作以及各层级信息和数据交流框架，目的是为指标14.4.1的监测提供支持，推动各区域渔业机构积极参与，逐步促进全球、区域指标和国家估计数之间的融合。

计划在2022年发放一份新问卷，此份问卷已按照各国的反馈意见和首轮问卷得到的经验教训做了改进。

可能的情况下，理想的做法是让各国报告本国指标和粮农组织评估区域指标这两项不同的流程实现融合，但这需要遵循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当前，由于质量问题，可持续渔业资源的当前区域和全球估计数无法从问卷中提交的各国数据中汇总而来，而这一问题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存在。随着粮农组织新修订的方法得到采纳（插文3），一旦粮农组织能在中长期收集到足够、可靠的国家估计数，各国报告的相关数据就能与区域渔业机构及其他来源的数据相互结合，用于调整区域估计数。这种做法预计有助于提高粮农组织数据的可靠性，并能鼓励更多国家报告数据，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数据得到了有效利用。因此，区域和全球估计数就有可能按不同国家分列，从而达到联合国统计司提出的要求。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6.1 — 评估为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活动而执行国际文书的程度

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活动一直是水生生态系统以及依靠水生资源获得营养和生计的渔民及人群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这是因为此类捕鱼活动会破坏各国和各区域为可持续管理渔业和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做出的努力（粮农组织，2022f）。

相关国际文书对于打击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十分重要。在这方面，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6.1衡量的是各国对五份主要文书的执行程度。各国于2018年4月由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通过了方法（联合国统计司，2022d），旨在提出一项有效、全球适用的进展衡量指标，同时最大限度减轻各国的报告负担。已将用于此项指标的问题纳入渔业委员会为监测《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及相关文书的实施情况时一直沿用的问卷。按照渔业委员会在第32届和第34届会议上提出的指导意见，只有经过相关国家验证的评分才被纳入向联合国统计司提交的材料中，并在后续分析过程中加以考虑。

2018年至2022年间，按该项指标衡量的打击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相关国际文书的平均执行程度在全世界均有所改善（联合国统计司，2022b；图61）。期间，全球指标总分从3分升至4分（满分5分）。根据各国有关指标14.6.1的报告，各国在落实为打击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而提出的措施方面已取得良好整体进展，近75%的国家2022年相关国际文书执行程度评分较高，而2018年的比例为70%。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因辖区水域面积大，要充分执行这些文书面临着特殊挑战，但它们的执行程度已从2018年和2020年的中等水平提升至2022年的高水平。对最不发达国家而言，要执行这些文书往往面临挑战，其执行程度从2018年的中等水平一直延续到2022年。从区域组别看，一些区域多年来一直存在波动，执行程度整体未呈现明显增长趋势。

图61 2018-2022年各区域在打击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相关国际文书落实程度方面的进展（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6.1）

1 2022年因报告数据的国家数量不足，无法为该区域组给出总分。

注：表中显示每组中各国的指标落实平均水平，从最低水平（1分）到最高水平（5分）。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有关指标14.6.1的全球数字以占粮农组织成员国总数约50%的国家的评分为基础综合得出，2018年除外，因为当时报告数字的国家比例达到了60%。虽然这些数字表明总体情况有所改善，但特定区域组别中提交报告的国家数量和具体构成不同，可能会影响该项指标，这也是为什么某些区域的评分多年来一直波动的原因。例如，表16显示，2018年至2022年间，报告了指标数据的国家数量在中亚和南亚（从7个减至2个）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从18个减至9个）出现大幅减少。为解决这一问题和对指标14.6.1相关进展进行更准确的趋势分析，有必要提高报告国家的数量。

表16 2018-2022年各区域粮农组织成员国就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6.1的报告率趋势

1 相关国家指那些已报告且指标适用于其具体国情的国家。

注：数字包含粮农组织准成员国。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7.1 — 衡量可持续渔业对各国经济的贡献

渔业支撑着世界各地几百万人民的生计，是重要的收入来源和粮食安全保障。只有确保渔业资源得到合理保护，才能使其继续为各国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7.1（可持续渔业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所有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将渔业增加值与区域种群的生物可持续性结合在一起，提出一项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指标，帮助各国更好地了解可持续渔业对各国经济的重要性（粮农组织，2022g）。2019年（联合国统计司，2022b），可持续渔业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中占比仅不足0.1%，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占比0.46%，在最不发达国家占比0.88%。这一比例在某些国家较高，如科摩罗，其可持续渔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已从2011年的4.5%升至2019的7%。

估计可持续渔业增加值的关键是种群的生物可持续性。对渔业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一直十分重要，有助于确保渔业能够持续实现经济增长，支持公平发展，在不牺牲子孙后代利益的前提下满足当今需求。

近年来，该部门的产量和增加值一直在不断增加，既带来了经济红利，又促进了持续经济增长（图62）。然而，这些经济红利只有通过对渔业资源的谨慎管理，才能延续到未来。有些区域的鱼类种群正面临巨大压力，如大洋洲（不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持续渔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1.54%）最高，平均可持续性水平在全面下降。这已导致东亚和东南亚等一些区域总体趋势恶化，可持续渔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从2011年的1.06%降至2019年的0.80%。

图62 2019年渔业和水产养殖对经济的贡献（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7.1）

注: GDP = 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当前用于估计指标14.7.1的方法是对该部门进行评估的国际基准方法（联合国统计司，2022e）。但要想更好地反映各国不同的国情，仍需要调整和平行指标。当前大多数国家的常规计算方法都以各区域种群现状作为基础，但随着可用于计算指标14.4.1（在生物可持续水平范围内的鱼类种群比例）的国家数据不断增加，对指标14.7.1的计算可得到进一步提升，侧重于影响种群可持续性的放大因素。此外，目前正在开展有关加强指标14.7.1报告工作的国家试点，同时调整该项指标，以便按人口中女性、自给自足型渔民和农村劳动者等不同群体，分类衡量国内生产总值和可持续渔业产值（插文23）。

插文23 通过能力建设行动，加强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7.1的报告工作和扩大其覆盖范围 — 各国范例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7.1（衡量可持续渔业对经济的贡献）的一个关键特点，是不给各国带来额外的报告负担。增加报告量往往是一件高成本的事情，需要各国政府认真权衡成本和潜在收益。为指标14.7.1开发的基准方法仅需要各国核算系统中涉及这些问题的现有信息，并确保信息尽量具有全球代表性。

粮农组织目前正在根据各国国情和需求，对各国是否有可能报告更多数据开展核实，以便调整指标方法相关的分析工作。粮农组织正在与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联手，在基里巴斯和萨摩亚开展试点。与很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一样，基里巴斯和萨摩亚一直以来渔业资源丰富，捕鱼对于人民的生计和经济福祉依然十分重要。收集必要的数据，包括人口信息、自给自足型渔业的经济价值以及该价值链各环节的增值情况，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渔业对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对不同人群生计的真实贡献。分析女性、农村人民以及该行业从业人员的贡献，有助于让所收集到的信息更好地为该行业和政策制定者服务。

鉴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收集和提供更多信息方面能力和所需成本各异，要想推广当前方法时，应避免一刀切。按照这些太平洋岛国的国情来调整指标14.7.1报告工作的相关经验教训，可成为其他国家的一种参照标准，他们面临类似风险且愿意进一步了解渔业对本国经济以及不同人群的贡献。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b.1 — 评估承认和保护小规模渔业市场准入权利的程度

2022年恰好证明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b强调保障小规模手工渔民获得海洋资源和市场准入权利的重要性。的确，2022年是“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为采用指标14.b.1，衡量在执行承认和保护小规模渔业权利的法律/监管/政策/制度框架方面取得进展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平台（联合国统计司，2022f）。

自2015年以来，多数区域已扩大了监管框架，支持小规模渔业，推动参与式决策过程（图63）。指标14.b.1的全球平均评分显示出上升趋势，各国报告的评分已从2018年的3分（满分5分）升至2020年的4分，再到2022年的5分（联合国统计司，2022b）。在区域层面，总分一直保持平稳或有所改善。但北非及西亚2022年的评分低于2020年。

图63 各区域承认和保护小规模渔业准入权的法律/监管/政策/体制框架的落实程度相关进展（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b.1）

1 2022年因报告数据的国家数量不足，无法为该区域组给出总分。

注：表中显示每组中各国的指标落实平均水平，从最低水平（1分）到最高水平（5分）。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虽然从这些数字上看到了总体向好的趋势，但同时也必须考虑报告率（表17）。在全球层面，做出报告的国家所占比例多年一直保持相对稳定，2022年和2020年为52%，2018年为63%（粮农组织，2022h）。从区域组别看，做出报告的国家数量和构成可能会影响该项指标，也是为什么多年来某些区域评分出现倒退或好转等波动的原因。2022年，中亚和南亚、北非和西亚、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分最缺乏区域代表性，因为这些区域做出报告的相关国家数量2018年至2022年分别从9个降至5个、10个降至7个、26个降至13个。因此，显然需要加倍努力，不可自满。

表17 2018-2022年各区域粮农组织成员国就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b.1的报告率趋势

1 相关国家指那些已报告且指标适用于其具体国情的国家。

注：数字包含粮农组织准成员。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指标14.b.1的评分取决于三项主要因素。首先要开发和采用有利的框架，这是一个基本前提要求。例如，要求立法对小规模渔业提供支持。粮农组织FAOLEX法律数据库中将于2022年推出有关小规模渔业的专栏，以便推动未来为支持小规模渔业开展法律和监管改革，同时还在网上为可持续小规模渔业相关立法提供指导（粮农组织，2020g,2022i）。有些国家，如佛得角，正在带头起草此类立法，并特意将《粮食安全和扶贫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小规模渔业准则》）纳入立法。

其次，要对支持小规模渔业的具体行动进行评估。一些国家正在采用一种战略方法，通过参与式方法制定国家行动计划来实施《小规模渔业准则》。例如，坦桑尼亚、纳米比亚、马达加斯加和马拉维都是如此（见“推动实施《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的伙伴关系”）。

最后，评分取决于如何衡量小规模渔业各行为方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情况。必须牢记，虽然可持续发展目标14仅提及海洋渔业，但内陆渔业同样也能从资源获取和市场准入的改善中获益。“阐明隐藏收获”研究项目（粮农组织、杜克大学、世界渔业中心，即将出版；另见“阐明隐藏收获：小规模渔业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在这方面有了新发现。该项研究强调指出，全球已达成共识，认为共同管理对于有效、公正的治理十分必要。该项研究开展的58个国家和领土案例分析显示，35—40%的海洋和内陆小规模渔业渔获量来自通过共同管理条款正式实施管理的海洋和内陆渔业系统。然而，这些海洋或内陆渔业系统中仅约五分之一的渔民将自己的有效参与程度评定为高。这证明，光靠有利环境仍不足以保证有意义的参与，还必须通过能力开发和包容性体制建设加以保证。

此外，“阐明隐藏收获”研究项目还发现，2013-2017年间，22个国家（占全球海洋捕捞产量的48%）的海洋小规模渔业渔获量平均近26%用于出口。同期，9个国家（占全球内陆捕捞产量的25%）的内陆小规模渔业渔获量平均仅有16%用于出口。这是第一次尝试评估小规模渔业对当下日益全球化世界的参与情况。

还有许多其他行动也在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b，如《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小规模渔业区域行动计划》（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2022）、为“非洲大陆非国家行动方渔业和水产养殖协调平台”提供的支持（非洲联盟非洲动物资源局，2021）、“2030年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知识管理平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22）。但各国仍要求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b和就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b.1进行报告的过程中获得充分支持。

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年）

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中的科学机遇

科学是加速粮食系统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进展的重要杠杆因素之一（联合国，2019），因为科学实证是创建可持续解决方案的必要条件。因此，科学与政策之间的密切关联至关重要，有助于设计解决方案和最终确保各种决策、协议和行动都以最适当的实证为基础。粮农组织最近推动的多项活动都专门提及科学并以科学为基础。渔业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2019年11月18–21日，罗马）旨在确定具体途径，在可持续原则的坚实基础上加强渔业生产、管理和贸易过程中科学和政策之间的相互联系，以提高实地成效。在研讨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类专家和与会者齐聚一堂（来自100多个国家约1000人与会），就在各层级通过强化基于科学的战略来推动协同合作和制定支持性政策开展公开对话，达成共识。经过讨论，会议提出了一整套基于科学的建议和主要行动，以促进打造可持续、公平、有韧性的水产食品[4]系统，同时提高可持续生产率，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为经济增长、提高生活水平、为妇女、青年、弱势群体赋权做出贡献（粮农组织，2020h）。

千禧年+20全球水产养殖业大会是针对全球水产养殖召开的十年发展和以科学为导向的系列会议中的第四次会议。大会吸引了来自100多个国家和不同部门的1700多名代表参会。大会提出了有助于可持续水产养殖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政策和技术创新、科学发现、投资机遇以及合作领域。会上介绍了九份科学专题回顾、六份区域性回顾、一份全球综合报告，还展示了100多份学术海报。会议的一项关键成果《上海宣言》全面反映了从专题回顾和大会中得出的基于科学的信息，简要提出了一项共同愿景和关键优先事项，同时呼吁采取行动实现可持续水产养殖。

随着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水产食品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不断增加有关水产食品营养价值及其对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各项目标所做出贡献的科学知识（插文24）。以上各项活动所取得的成果以及与水产食品相关的新研究需求都告诉我们，应该采取重点行动，体现科学为“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年）所做的贡献，最终达到加强渔业和水产养殖业长期可持续性的目的。

插文24 让水产食品在2030年及之后滋养各国[1]

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科学小组将水产食品可持续发展作为加速向更健康、更可持续、更公平、更具韧性的粮食体系转型所需的七大科学重点之一。水产食品还可作为一组解决方案，助力实现特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为寻求粮食体系转型潜在解决方案做出贡献。

2021年，涉及水产食品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发挥的作用共有两项重要科学举措，即：联合国营养机制讨论文件“水产食品在可持续健康膳食中的作用”[2]以及“蓝色食品评估”有关利用水产食品滋养各国的同行评审论文。[3]它们介绍了当前的广泛实证，并提出相关建议，为政策、投资、研究提供方向，以便让水产食品更好地为改善全球粮食和营养安全状况做出贡献。

从养活变为滋养，国际话语中的这一转变很有必要，充分承认了水产食品作为“超级食物”[4]带来的益处。但仍需进一步认识各种水产食品（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为提供多种生物可利用的微量元素（如钙、铁、锌、维生素B12、维生素A）、必需脂肪酸和蛋白质所做出的贡献。此外，还需要开展研究，开发出适用于出生后前1000天（婴幼儿）的多样化、文化上可接受、经济上可负担、方便的水产食品产品，以促使水产食品为加强妇女健康和营养以及婴幼儿的认知、发育、成长做出贡献。

有关水产食品的消费方式、多样化程度和充足度、环境足迹、可持续生产系统的分类数据依然极度缺乏，在粮食体系转型中阻碍了水产食品的话语体现、对其进行了解并融入转型。必须优先重视开展多学科研究，了解有关水产食品在粮食和营养安全、环境韧性、可持续性等方面给不同人群带来的益处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益处，特别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在制定科学议程来推动水产食品作为超级食物对滋养各国所起的作用时，需要采用一种营养敏感型水产食品系统方法。这一方法需要在以下领域开展研究：

- ▸分析来自内陆和海洋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各种水产食品的营养构成和食品安全性；

- ▸开发创新技术，以减少损失和浪费；

- ▸开发综合生产体系，包含多种水产食品和富含营养的植物源食物；

- ▸为将多种水产食品纳入国家膳食指南提供科学依据。

此外，还应重视将海藻、海蜇、海参等低营养级水产食品纳入其中。

不断加剧的气候危机带来的干扰和风险对水产食品系统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新冠疫情进一步显示了这些系统的脆弱性，加重了对粮食和营养安全、收入、生计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小规模主体的影响。需要就不同类型主体（包括消费者和贫困弱势群体）所受干扰的大小和脆弱程度开展分析，确保水产食品系统的可持续性。

联合国宣布2022年为“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为加强科研和更好地认识各种水产食品作为超级食物为滋养各国发挥的作用提供了坚实的平台。

[1] 另见插文19,第146页。

[2] 联合国营养机制。2021。《水产食品在可持续健康膳食中的作用》。讨论文件。罗马，粮农组织。https://www.unnutrition.org/wp-content/uploads/FINAL-UN-Nutrition-Aquatic-foods-Paper_EN_.pdf

[3] Golden, C.D.、Koehn, J.Z.、Shepon, A.、Passarelli, S.、Free, C.M.、Viana, D.F.、Matthey, H.等。2021。“水产食品滋养各国”。《自然》，第598期：315–320。

[4] “超级食物”指对营养和健康有着独特益处的富含（微量）营养素的食物，必须在膳食中予以特别重视。

为推动各项科学进步的融合，同时认识到《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通过之后该部门所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挑战，渔委于2021年2月在第34届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宣言》（粮农组织，2021b）。《宣言》认识到，实施有效的渔业管理措施面临着复杂的挑战，这些挑战在不同区域各不相同且涉及多维度，同时因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变得更加复杂，往往还因数据缺乏无法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持。《宣言》认识到，有必要在现有最佳科学信息的基础上，通过创新、包容、有效、灵活的渔业管理措施去应对这些挑战。《宣言》还承认生态系统方法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认为它是一种有效框架，有助于将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目标与加强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决策所需的科学依据的必要性相互结合起来。这意味着需要利用最先进的信息通讯技术，如可互操作的渔业信息系统，为更好地监测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提供新机遇，同时产生全面、多学科的科学数据和信息，为管理政策提供依据，同时动员大批利益相关方参与其中（插文25）。同样重要的还包括推动国际科学合作、能力建设、教育和培训。最后，《宣言》还认识到水产养殖进一步增长的潜力以及采用能支持环境管理的创新措施的必要性，特别关注食物短缺区域。《宣言》为加强科学和政策之间的联系提出了战略性方向，以支持在渔委指导下开展渔业管理、在讨论渔业和水产养殖相关事务的全球主要论坛做出决策，进一步强化参与式、基于科学的解决方案。[5]

插文25 数字创新用于物种识别

技术创新正在改变有关现存水生物种信息和知识的收集、传播的方式，并为决策者提供可能。应用机器学习和依附网络的手持设备首次让渔民和普通大众掌握了分类学家和渔业科学家的技能。

创新技术为可持续发展带来科学突破，包括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有实际意义和潜在意义的海洋生物识别技术方面的进步。此类进步有助于加强物种识别，从而提高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相关数据的质量。

为宣传技术进步，并让在这一领域开展工作的创新者们相互建立联系，粮农组织举办了“人工智能打造数字蓝色星球”全球论坛，将来自海洋研究机构、大学、私营部门的数据科研人员和分析人员相互组织，交流知识、技能和想法。论坛探讨了有关如何通过人工智能识别几千种水生物种图像并利用这些图像确定水生生物的大小、数量和所处生命阶段。其他话题则侧重于如何在虚拟环境中使全球利益相关方联合起来，并为进一步开发和利用寻求解决方案。[1]

全球论坛后，又举办了一次网络研讨会，探讨利用静态图像和视频来记录深水鲨鱼和脆弱海洋生态系统中的渔获物情况，[2]表明先进的摄像技术能支持船载渔业观测仪，特别是用于对渔业研究人员很难识别的珍稀物种进行分类。

粮农组织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将从事物种识别数字创新工作的各方联系起来，同时推动将摄像系统与机器学习相结合，在全球各类渔业系统中加以应用。粮农组织通过就重要目标物种或兼捕物种的识别提供指导和技术建议，推动开展有针对性的干预活动，用于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的管理和保护。

[1] “人工智能打造数字蓝色星球”论坛于2021年6月28–30日在日本政府支持下举办。观看论坛所有发言：
粮农组织。2021。人工智能打造数字蓝色星球[视频]。引自2021年10月26日。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zp5NgJ2-dK72rgBePlkQoD1gMTjNEJHs
播放清单（按时间排列，按原议程排列）参见：
粮农组织。2021。人工智能打造数字蓝色星球论坛议程概览[网上]。引自2021年10月26日。www.fao.org/3/cb5356en/cb5356en.pdf

[2] 粮农组织于2021年8月31日在日本政府支持下举办了虚拟会议“通过科学观测仪，利用静态和视频摄像设备，记录深水鲨鱼和脆弱海洋生态系统指示性渔获物”。观看网络研讨会内容：
粮农组织。2021。通过科学观测仪，利用静态和视频摄像设备，记录深水鲨鱼和脆弱海洋生态系统指示性渔获物[视频]。引自2021年10月26日。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Use+of+still+and+video+cameras+to+record+deepwater+shark+and+VME+indicator+catches+by+scientific+observers

何为“海洋十年”？

联合国大会于2017年12月宣布将2021-2030年定为“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海洋十年”），体现各成员国对实现海洋可持续性的重视以及他们对科学在该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的信心。

“海洋十年”致力于推动“打造我们想要的海洋所需的科学”，以便“助力为可持续发展确定变革型海洋科学解决方案，将人类与海洋联系起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2021，第17页），同时努力确保海洋科学能为各国采取行动可持续管理海洋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充分支持。

“海洋十年”将依据一份计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2021）加以实施，该计划通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牵头的一轮参与性、包容性极高的过程完成制定，期间有1900多个利益相关方参与，包括成员国、专题专家、民间社会以及联合国机构代表等，所有参与方均为之做出了巨大贡献。

《实施计划》为转型行动提供了一个非规定性框架，以现有成果为基础，在各地、各部门、各学科和各代人中开展行动。计划侧重于应对十项挑战，代表“海洋十年”的最迫切优先重点，并努力团结“海洋年”的所有伙伴方开展集体行动，确保通过合作让“海洋十年”发挥更大作用。

“海洋十年”的挑战3与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尤为相关，因为它致力于创建知识，支持创新，寻求解决方案，以最大限度发挥海洋在不断变化的环境、社会、气候条件背景下为可持续养活世界人口所起的作用。

未来30年，世界人口将新增20亿。目前，海洋正为粮食安全和营养做出巨大贡献，并且有潜力在全球粮食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海洋十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去加强渔业科学和政策之间的联系，为创建所需的网络和伙伴关系提供支持，以便落实《2021年渔委宣言》中提出的各项建议。

粮农组织和“十年行动”

“海洋十年行动”是参与“海洋十年”的首要途径之一，这些行动属于实质性举措，将于今后十年在全球各地开展，以克服《海洋十年实施计划》中指出的各项挑战。行动将侧重于知识进步与应用，为开发各种解决方案提供支持，同时解决海洋科学能力方面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海洋十年行动”可由多方提出和落实，这些行动方包括但不限于研究机构、政府、联合国机构、政府间组织、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企业界、慈善基金和公司基金、非政府组织、教育界、社区团体和个人（如通过社区牵头的科学举措）（图64）。

图64 发现、连接、行动：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年）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正与各伙伴方合作实施有针对性的行动，确保通过发展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以及在不断变化的环境、社会、气候条件下为政策应对措施提供依据，让科学和创新为可持续养活世界人口和消除贫困做出贡献。由粮农组织牵头的两项“海洋十年”行动简要介绍如下。

渔业生态系统方法-南森计划

渔业生态系统方法-南森计划（粮农组织，2021h）是挪威[6]和粮农组织之间建立的一项长期伙伴关系。它建立在超过45年经验的基础上，目前与非洲和东南亚32个伙伴国、区域渔业组织和其他实体和机构开展合作。该计划通过在伙伴国中加强治理、推动科学、知识开发和能力发展来促使对海洋资源进行可持续利用，而这些都是“十年行动”的核心。与可持续发展原则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渔业生态系统方法的落实（粮农组织，2003），以便推动对可持续性的生态、社会、经济等方面

该计划旨在为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目标14（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同时促进性别平等，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5（实现性别平等，为所有妇女和女童赋权）等。

计划包含以下三个主要工作领域：

1. 提升渔业和海洋生态系统相关知识，利用其为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支持。

2. 通过为渔业生态系统方法在各国和各区域的实施提供专门支持，助力渔业可持续管理。

3. 通过组织特定研讨会和培训项目，发展伙伴国能力，以便提升他们管理渔业的知识储备。

该计划通过弗里乔夫·南森博士号科考船收集科学数据，这一点与“海洋十年”密切关联（粮农组织，2019c）。这是目前唯一一艘悬挂联合国旗的海洋科考船，专门从事国际发展工作。它通过在非洲和东南亚水域以及公海的科学考察，收集有关海洋生态系统的数据和信息，包括有关渔业资源、生物多样性、水产品营养特性、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的数据和信息。

在正常年份，科考船每年约花270天开展科考。2019年共有来自19个伙伴国的215位科学家参与科考，为跨国科研和发展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南森博士号科考船的科研重点依据该计划的《科学计划》（粮农组织，2020i）以及各国和各区域伙伴方自身的渔业管理重点确定。

该计划为国家和区域层面决策中对数据和知识的分析和利用提供支持，例如，通过与东南大西洋渔业组织、中东大西洋渔业委员会、西南印度洋渔业委员会和跨部门的本格拉洋流委员会等区域渔业机构建立伙伴关系。该计划为各国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制定、实施、监测符合渔业生态系统方法的渔业管理计划、政策和立法，并确定渔业管理周期。最后，加大力度处理性别问题，推动男性和女性平等参与渔业治理。

数字创新与渔业和生态系统科学监测手拉手计划

该计划（粮农组织，2021i）旨在开发出一份地图，利用开放数据和开放科学来描述生态系统（包括渔业），并尽力为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海洋十年”相关成果的监测提供支持。它建立在粮农组织的“手拉手”行动计划基础上，反过来又对“手拉手”行动计划起到增强作用，是一个基于实证、由国家牵头和主导的项目，旨在加速实现可持续乡村发展，从而消除贫困、饥饿和所有形式营养不良。“手拉手”行动计划优先重视那些国家能力和国际支持最有限或自然或人为危机等实际挑战最严重的国家。“手拉手”行动计划中包含先进的地理空间建模和分析工具，以确定最具前景的机遇，提高在世界贫困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的收入，减少他们面临的不平等现象和脆弱性（插文26）。

插文26 尼日利亚的“手拉手”空间多标准决策分析项目

粮农组织的“手拉手”行动计划为超过35个国家的项目提供支持。其中一个项目对尼日利亚非洲鲶鱼和尼罗罗非鱼的开发潜力开展评估。[1]该项研究属于采用多标准决策分析方法（MCDA）的水产养殖地理信息系统试点项目。

“手拉手”行动计划支持采用区划方法，确定该国哪些地区具备良好但很可能尚未得到利用的水产养殖潜力。项目还在粮农组织和本国各学科技术力量之间开展协调，包括通过召开圆桌会议帮助该国确定优先重点。多标准决策分析方法在粮农组织早些时候确定的建模方法基础上，利用地理信息系统，通过权衡各种因素，勾画出各种养殖系统，但不包括保护区或高度城市化地区、大面积水域和距离主路过远的地区，具体取决于不同养殖系统。

该项研究最终制作完成了一系列地图，展示哪些地区适合开展这两种鱼类的集约化养殖，并提出区域和州层面哪些地区可用于发展开放式非集约化池塘养鱼系统，以期为扶贫、改善营养和加强粮食安全做出重大贡献。

根据最优自然条件和城市市场交通便利状况，该项研究结果显示尼日利亚西南部、东南部和中北部地区具有巨大的集约化鱼类养殖系统发展潜力，但同时也突出强调，这些地区由于缺乏能源供给（或不稳定）以及交通基础设施薄弱等限制因素，可能对整个价值链产生影响。然而，该国从南到北有着巨大的太阳能发电潜力，可为中北部地区各地带来集约化生产机遇。但最有前景的仍是东南部各州。

对大面积水域集约化罗非鱼网箱养殖的建模研究表明，西南部、中部和北部具有尚未被开发的巨大水产养殖潜力，可望带来较高的投资回报（图A）。侧重于非集约化综合养殖系统的发展干预措施（图B）可为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具有良好前景，仅在北部和东北部干旱地区受限。虽然贫困是一个局限因素，但中部地带和北部及东北部部分地区都具备巨大潜力，可作为发展水产养殖的重点地区。

图A 模型分析得出的尼日利亚罗非鱼集约化网箱养殖（大型水体）适宜地点

注：地点分值是网格位置因子的算数加权和，取0至100之间的值，100对应罗非鱼集约化网箱养殖体系最为理想的地点。粉色为不适宜，蓝色为适宜。通过确定最为适宜的地点，最终形成了一个推荐短名单，包括了最适宜罗非鱼集约化网箱养殖的水坝或水库。

资料来源：整理自Ribeiro, N.。2021。“地理信息系统多标准决策分析 — 尼日利亚的淡水养鱼”的图16。罗马，粮农组织。内部文件。引自2022年4月13日。https://sdlc.review.fao.org/confluence/download/attachments/4752761/MCDA_NGA_FishFarming_V1.4.pdf?api=v2

图B 模型分析得出的尼日利亚开放式非集约化养殖系统（小型水体）适宜地点

1 SALB指二级行政区划边界 (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专家委员会: https://ggim.un.org)。

注：地点分值是网格位置因子的算数加权和，取0至100之间的值，100对应开放式非集约化养殖体系（池塘和其他小型水体）最为理想的地点。红色为不适宜，紫色为适宜。

资料来源：整理自Ribeiro, N.。2021。“地理信息系统多标准决策分析—尼日利亚的淡水养鱼”的图5。罗马，粮农组织。内部文件。引自2022年4月13日。https://sdlc.review.fao.org/confluence/download/attachments/4752761/MCDA_NGA_FishFarming_V1.4.pdf?api=v2

虽然“手拉手”行动计划的此项研究已展示了该国的潜力，但将更多标准综合在一起有助于对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例如，试点项目并未考虑到可能影响长期可持续性的环境因素。同样，健康和疾病监测与管理也可能随着该部门的发展变得更为重要，未来应该与从洪水风险到长期气候风险等环境指标一起被纳入考虑范围。

在未来，开展任何温水淡水养殖相关行动时，还应该认识到道德和文化多样性问题，同时考虑到所在国家之前存在的资源竞争问题。必须注意到，上文提及的模型仅在“手拉手”行动计划框架下提出工作方向，而非现成的解决方案。要想进一步加强研究结果的实用性，就应加大地方合作，对该方法进行补充，包括考虑价值链、社会经济状况和水产养殖情境等各种相关因素。

[1] Ribeiro, N.。2021。“地理信息系统多标准决策分析 — 尼日利亚的淡水养鱼”。见：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档案。引自2021年11月29日。https://sdlc.review.fao.org/confluence/display/GA/GIS+analysis+documentation

注：“手拉手”地理空间分析小组开发了位置分析和适应性评估模型，以支持参与国进行干预、设计和规划。小组还支持了“手拉手”地理空间平台上的数据出版和培训工作。

项目将充分利用“手拉手”行动计划的地理空间平台，帮助各方获取根据粮农组织以及“海洋十年”各伙伴方发布的部分数据汇总的渔业信息和专题环境地图（包括区域渔业机构管辖区地图目录、物种分布、种群数量和渔业情况）。它将允许各国和各区域渔业机构就渔业和生态系统的状态、影响和管理情况发布全面的开放数据，并支持对它们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海洋十年”各项成果的贡献进展进行监测。项目还将：1)促进合作，因为各国、各区域需要就开放数据的发布标准达成协议；2)帮助填平数字鸿沟，因为这将利用粮农组织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推动与西部和东部非洲沿海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共同设计渔业信息产品。

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

渔业和水产养殖与粮农组织-联合国环境署共同牵头的“生态系统恢复十年”

联合国大会于2019年3月将2021年至2030年确定为“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呼吁全球致力于振兴生态系统及其提供的服务。“生态系统恢复十年”期望让作为生态系统组成部分的各种生境和物种恢复健康，从而使社会环境系统在面临当前和未来的压力（如不断变化的全球气候、不断加剧的污染、生境退化和碎片化、市场压力）时，依然能保持生产能力和韧性。

生态系统恢复被认为将为实现消除贫困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各里约公约相关目标做出根本性贡献。2021年6月，联合国秘书长在世界环境日讲话中指出：

自然界的退化已在损害32亿人，即40%人类的福祉。幸运的是，地球具有韧性。可地球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还有时间扭转人类造成的损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启动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联合国，2021b）。

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受联合国大会指派，负责以包容、高效、节约的方式牵头落实十年相关活动。粮农组织和各伙伴方已开始着手帮助国际社会进一步明确十年活动想要取得的成果，努力为生态系统恢复工作制定一份务实愿景，更加注重让所有人参与并做出行动保护地球上的资源。

恢复可视为是扭转景观、湿地、海洋等生态系统退化的过程，使其重新发挥生态功能。换句话说，就是要确定政策和支持性行动，提高生态系统的生产能力，以满足社会需求，同时维持生态系统对所有生命发挥的功能。要想实现以上目标，既可以通过让遭到过度开发的生态系统实现自然重生，也可以通过采取积极干预措施，通过积极、适应性管理，推动自然恢复。

生态系统恢复需要超越传统的重新野化概念，通过政策和实践，再造原始荒野。它期望在人们生活、劳动、生产食物的地方改善生态系统，重新界定传统概念，倡导让人类与自然的其他组成部分加强相互之间的“合资企业”。这一点必须做到，因为人类对食物的需求正在不断增加，而之前人类在自然中留下的足迹已经无处不在（Plumptre等, 2021）。具有更丰富生物多样性、更健康的生态系统能带来更大惠益，也更有韧性应对变化。对水产系统而言，这意味着水域具备更大的生产能力，渔业产量更高，能储存的温室气体更多。在背后支撑此项工作的是粮农组织、联合国环境署、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生态系统管理委员会和国际恢复生态学学会（粮农组织等，2021）共同提出的、与人类需求和期望相吻合的一整套全新的十条指导原则。

粮农组织已认识到此项工作的规模之大，涵盖陆地、沿海、海洋生态系统，在某些地区甚至要努力扭转长期的负面生物多样性变化。要想落实政策框架并为实现恢复提供支持，粮农组织需要在多种多样水生生态系统中重新调整实现恢复所采用的方式。认识到陆地和海洋景观中的水生系统有着动态变化、相互关联的特性，因此粮农组织正在努力将各层级的多中心治理方法相互联系起来，将多行动方、多部门、辖区的多样化保护和可持续生产行动综合起来。之所以需要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当每个人，包括国际和国家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私营部门、学术界、民间社会，都能团结起来，共同落实可行、持续的解决方案来扭转生态系统服务丧失的趋势时，人类与自然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才能得到改善。

那么，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将如何帮助改善全人类与自然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从而使生态系统能够帮助人类应对当前最紧迫的挑战？粮农组织和各伙伴方的第一步实际行动就是为水产系统恢复确定切入点，使活动能够体现一系列连续的恢复活动（粮农组织等，2021，原则3）。“生态恢复十年”为在全球建立和连接各种网络和伙伴关系提供了一个契机，有助于加强恢复、科学、政策之间的联系。联合国各伙伴方将提供一个平台，帮助各方将已纳入规划的和正在进行的恢复管理工作相互联系起来，作为粮农组织为各国开展蓝色转型[7]提供支持的一部分（见“蓝色转型：水产食品系统转型愿景”）。通过协调一致、有效的恢复，让水产系统实现向更高产、更可持续的转型，到2030年将创造几百万个新岗位，同时每年创造7万亿美元以上的价值，助力消除贫困和饥饿（联合国，2021b）。

水产食品的生产往往需要更广泛地关注支撑生产的生态系统的恢复问题，其中包括红树林、海藻和珊瑚礁，同时还要关注陆地上集水区和湿地的恢复。另外，还有必要改善对水生生物资源的管理，因为它本身也是水产系统生物多样性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背景下，直接的恢复行动包括努力最大限度减轻人类活动的附带效应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产生的影响。直接行动包括恢复鱼类种群数量（插文27），减少捕捞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就水产养殖而言，它往往要对自然系统进行改造，使产量最大化，因此相关行动应侧重于恢复生态系统的结构和支持食物生产的功能，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影响、污染、浪费和水生动物疾病的出现。鉴于此，推动获取性养殖种类的养殖或采用多营养层次综合水产养殖等创新体系，都是有前途的解决方案（见“双壳类水产养殖”）。

插文27 重振渔业

渔业资源是地球上活体生物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海洋和淡水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鱼类是地球上占比最高的脊椎动物，超过所有其他类别脊椎动物，包括人类、家畜和野生哺乳动物。[1]

通过实施经过验证的渔业管理措施（如减少渔获量和努力量、对渔具进行监管、时间或空间监管、渔获配额的创新、包容方法和管理方向等），在地方和区域层面成功恢复了即将枯竭的鱼类种群。[2]此项工作还受益于污染防治措施和有助于恢复生态系统结构的行动，如作为鱼类孵化场的生境中生态系统结构的恢复。管理干预活动需要认真考虑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因地制宜制定解决方案。

粮农组织对渔业资源开展的全球评估（采用基础渔业科学对全球已报告的海洋鱼类渔获物中的约半数进行评估[3]）结果表明，鱼类种群的丰度和捕捞率趋势均在上升，达到预期目标水平。Hilborn等（2020）[4]评估了世界上882个鱼类种群（主要在美洲、欧洲、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秘鲁、智利、日本、俄罗斯、地中海和黑海、西北部非洲）后，报告称鱼类种群正在恢复，从平均数上看已扭转此前的下降趋势。研究表明，1995年前平均捕捞压力一直在增加，而生物量同时在减少，此后捕捞压力开始下降（图A）。

图A 人类压力变化时间线

注：人类对渔业造成的压力早在工业革命之前便已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达到峰值，随后趋缓（各区域差异极大）。其他压力，如污染和气候变化，则明显与此趋势不同。

资料来源：整理自Duarte, C.M.、Agusti, S.、Barbier, E.、Britten, G.L.、Castilla, J.C.、Gattuso, J.和Fulweiler, R.W.。2020。“海洋生物恢复”。《自然》，第580期:39–51。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0-2146-7

到2005年，大部分鱼类种群数量都在恢复，平均生物量开始增加（图B）。到2016年，平均看，评估的所有种群的生物量均高于全球可持续性标181准（最大可持续产量），捕捞压力低于最大可持续产量所对应的水平。但并非所评估的所有鱼类种群都是这种情况，仍需要进一步开展工作，加强对其中24%的种群的管理，而这部分种群在潜在渔获量中占比19%。Hilborn等 (2020)的研究估计，捕捞压力过大仍导致潜在产量下降约3-5%，需进一步开展恢复工作。

图B 利用时空模型预测全球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种群的相对生物量(B/BMSY) 和相对捕捞压力（F/FMSY）的趋势^1

1 BMSY = 最大可持续产量生物量；FMSY = 可持续产量的捕捞死亡率。

注：实线代表几何平均数，阴影部分代表95%有限总体校正置信区间。在所有种群均得到评估的年份，未考虑不确定性。

资料来源：整理自Hilborn, R.、Amoroso, R.O.、 Anderson, C.M.、Baum, J.K.、Branch, T.A.、Costello, C.和 de Moor, C.L.。2020。“有效的渔业管理对改善鱼类种群状况至关重要。”《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第117(4)期：2218-2224。www.pnas.org/content/117/4/2218

那么，到底多久才能让种群恢复到国际上商定的最大可持续产量水平？之前针对150多个遭到过度捕捞的种群进行的一项回顾研究[5]表明，十年时间足以让生物量已低于0.5的种群恢复到最大可持续产量所对应的水平，但生物量已接近崩溃的种群（低于0.2）则无法恢复，其恢复时间更长且变数更大。已恢复的鱼类种群丰度的提高则直接与立法调整和随后渔业管理措施的实施相关联。

然而，并非所有面临枯竭的鱼类种群都在恢复，世界上多数渔业管理强度不足的鱼类种群，国际社会仍难以获得其现状和趋势相关的信息，专家们建议迫切需要重振渔业。必须进一步加强这些地区的数据收集工作，更好地了解相关变化。

未来的重振工作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未经过评估的渔业（通常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主要是极为多样化的混合型渔业，它们支撑着世界上对渔业依赖性最强的群体。重振工作还面临其他压力，如需要取消有害补贴、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减少某些捕捞活动给生态系统带来的破坏性影响等。此外，还需要寻求资源，帮助渔民社区战胜贫困，寻求替代性就业机会。

一些地方需要获得渔业科学和管理工具，例如在南亚和东南亚以及东部非洲，需要在强有力的政策框架、渔业管理和生计多样化等方面加大投入，推动鱼类种群恢复。此类投入不仅是为了解决食物生产中公认的短板问题，还有助于应对生态系统服务缺失的问题，避免引发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担忧。

[1] Bar-On, Y.M.、Phillips, R.和 Milo, R.。 2018。“地球上的生物量分布”。《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第115(25)期：6506-6511。https://pnas.org/content/115/25/6506

[2] Birkenbach, A.M.、Kaczan, D.J.和Smith, M.D.。2017。“渔获配额有助于捕捞速度放缓”。《自然》，第544(7649)期：223–226。

[3] 粮农组织。2020。《2020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 可持续发展在行动》。罗马。https://www.fao.org/3/ca9229en/ca9229en.pdf

[4] Hilborn, R.、Amoroso, R.O.、 Anderson, C.M.、Baum, J.K.、Branch, T.A.、Costello, C.和 de Moor, C.L.。2020。“有效的渔业管理对改善鱼类种群状况至关重要。”《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第117(4)期：2218-2224。www.pnas.org/content/117/4/2218

[5] Neubauer, P.、Thorson, J.T.、Melnychuk, M.C.、Methot, R.和Blackhart, K.。 2018。“美国对种群评估的驱动因素和评估率”。《PLoS ONE》，第13(5)期: e0196483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6483

未来十年，粮农组织需要帮助各方提高认识，并支持决策者获取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7]相关水生生态系统恢复所需的科学信息和技术。这包括共享有关新技术进步的信息，促进合作，开展能力建设、教育和培训，确保在生态系统恢复相关的地方和陆地/海洋背景下，利用现有的最佳科学建议，为水产系统价值链的决策者提供依据（粮农组织等，2021，原则8）。

马耳他

各色鱼类在地中海某海洋保护区内畅游。

©粮农组织/Kurt Arrigo

渔业和水产养殖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随着《生物多样性公约》各缔约方开展合作，努力为实现他们的2050年愿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确定一份工作计划，社会环境系统的维护和恢复在2022年和未来十年正得到全球性关注。公约的三大目标，即1)保护生物多样性；2)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各组成部分；3)确保公平公正地共享遗传资源带来的惠益，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着很多共同之处。

从全球看，人口、预期寿命、人均收入在不断增加，而我们同时也看到生物多样性长期呈减少趋势。人口增长、城市化、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方式、污染、外来入侵物种的蔓延以及气候变化都在破坏生态系统提供维持生命的服务的能力。

《生物多样性公约》于1992年通过，一直在各项多边环境协定之间发挥着协调作用，通过推动落实相关政策和法规，支持各国了解和努力逆转生物多样性减少的趋势。此项工作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公约各缔约方仍未能实现为过去二十年设定的各项目标。2021年10月，193个缔约方重新调整了工作计划，最终确定了一套全新的2030年公约目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2020年后框架”）。[8]

“2020年后框架”的制定工作在公约各缔约方、学术界、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经过广泛磋商后启动，磋商确定了框架的格式和内容[9]，并简要提出未来十年人类与自然互动的目标。磋商阶段完成后，就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展开最终谈判，并在中国昆明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2022年8月29日–9月11日）上通过该框架。

我们期望“2020年后框架”将推动包括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在内的社会各部门打破原来的一切照常模式。生物多样性公约组织在确定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全球长期愿景时，面临着以下三方面挑战：

1. 将“2020年后框架”的采纳和落实扩大到传统社群之外，鼓励更多人参与，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挑战，寻求解决方案。

2. 使用于实施变革的资源与“2020年后框架”中提出的各项任务目标相匹配。

3. 将为期十年的行动转化为一个边做边学的实时进程，可衡量，不断提升目标，加大宣传力度！

在2021年5月21日举办的名为第15次缔约方大会：通往昆明之路，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网络研讨会上，联合国秘书长指出：

一个健康的地球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但生物多样性正以前所未有、令人震惊的速度不断丧失，而且压力仍在不断加大（联合国，2021c）。

那么，国际社会如何才能团结一致，在人类和自然其他组成部分之间建立起更好的关系呢？

对渔业和水产养殖而言，有必要了解水产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现状，并确定采取行动时所面临的关键挑战和机遇，以便维持或恢复生物多样性，使之维持其功能。生态系统的功能对于水产食品的生产至关重要，而这一生产又是支撑与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相关生计的基础。

生物多样性公约组织以往各框架的一个公认缺点是，未能充分推动生物多样性工作进入与其互动最多的地方所有部门的主流工作。为应对上文提及的问题1，渔业和水产养殖等生产性部门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使所有政策和行动都能加大对生物多样性的考虑。重要的是，“2020年后框架”的宣传口径必须强调一个事实，即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非与自然分离。在这种框架下，人类与生物多样性之间是一种对等的互惠关系，人类的可持续管理行动可为社会环境系统带来韧性，以抵御当前的人为和自然压力。2021年渔业委员会第34届会议（粮农组织，2021j）建议，将已谈判完成的生态系统方法框架加以提升，作为“2020年后框架”的一部分，最终确立一个更全面的架构，用于设计和实施水产系统的积极变革，为人类和自然其他组成部分造福。

为应对问题2，国际社会应寻求资金，以实现“2020年后框架”各项目标，作为对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投资。生物多样性公约组织可通过将生态系统服务的增加列为对社会的一项重大惠益，为此提供支持。这意味着要加强生物多样性恢复、经济效益和生计之间的联系。为应对资金筹措方面的挑战，《生物多样性公约》第21条提出，当为很多环境公约提供资金的全球环境基金已达到上限却未能提高上限时，要建立一个专用财务机制，为落实主流化提供支持。在政府层面，各国可进一步对有害的补贴和更积极的激励措施所产生的效果进行重新权衡，因为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有害影响的补贴所需的资金要比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工具所需的资金高五倍。[10]此外，还存在其他机遇，可扩大利用公私伙伴关系，为采取健全、持久、目标远大的方法提供资金，增加生态系统服务，或扭转生态系统服务丧失的势头。

为应对问题3，粮农组织已认识到，要扭转环境退化往往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要想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实现积极的管理变革，就必须将新的多样化知识纳入政策，确立和实施新的治理方式（Rice,2011）。要纠正以往的错误，通常就要在地方和中央管理方式中纳入多种变革措施，这需要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行动，而且往往需要结合开展。自然的保护和恢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地创新者开展的工作以及由从事水上或近水工作的当地人民在尊重当地生物文化条件的前提下提供实用、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因此，生物多样性公约组织需要一个包容、动态、灵活的流程，能适应实地实践人员在未来十年创造的新成果。这包括更多地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推动下开展工作，同时从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快速发展中获得支持。粮农组织支持渔业和水产养殖界开发和利用创新技术，这些技术已在2021年6月28–30日召开的有关人工智能的论坛和有关记录深水鲨鱼和脆弱海洋生态系统渔获物的网络研讨会上展示。[11]为了让“2020年后框架”在未来十年更具适应性，我们可从国际社会通过《巴黎协定》引入的五年审查流程应对气候问题的方式中吸取经验。生物多样性公约组织目前缺乏一个正式的审查流程来推动问责，以加强全球领导力，同时提升在生物多样性领域取得进展的目标。

针对脆弱物种和生境的恢复行动

粮农组织与从事确定受威胁物种特征和恢复这些物种相关工作的多边环境组织开展的工作

1975年生效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是一份多边条约，用于保护濒危动植物，避免其进入可能危及它们在野外生存的国际贸易。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12]是世界贸易中最常见的食品之一，且贸易量正在不断上升。《公约》三份附录中任何一份列出的物种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护。附录中目前共列出近2400个海洋物种[13]，在《公约》所列物种中占比低于10%，在其所列动物物种中占比约40%。

《公约》附录中所列水生物种的数量近几十年已大幅增加，其中多数列在附录II中，附录II负责监管因市场需求而有或可能有灭绝危险的国际贸易物种（Pavitt等，2021）。附录II列出的物种可合法进行跨境交易，但交易时必须由出口国提供贸易合法性和可持续性证明。自2003年起，附录II新增物种主要包括鲨鱼和魟鱼，还有一些软体动物和棘皮动物（图65）。

图65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所列海洋物种数量随着时间演变情况

资料来源：整理自Pavitt, A.、Malsch, K.、King, E.、Chevalier, A.、Kachelriess, D.、Vannuccini, S.和 Friedman, K.。2021。《<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和海洋：受商业化开发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所列海洋物种的贸易》。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技术文件第666号。罗马，粮农组织。https://doi.org/10.4060/cb2971en

粮农组织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组织将继续根据2006年签署的一份备忘录开展合作，包括承诺解决与列入附录和落实《公约》规定相关的科学和技术问题和推动各国开展能力建设以促进可持续贸易。

为了解哪些贸易物种要向《公约》报告、如何报告、多久报告一次，粮农组织和包括联合国环境署在内的各伙伴方对1990年至2016年《公约》各缔约方报告的直接出口交易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所报告的《公约》附录II所列海洋物种的贸易量增加了7倍（Pavitt等，2021）。粮农组织将继续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组织开展合作，探索如何成功地对《公约》所列物种的贸易进行管控，并就依然面临挑战的领域提出潜在的改进建议（Friedman等，2020,2018；粮农组织，2021k）。

《公约》各缔约方将在计划于2022年11月在巴拿马召开的缔约方大会上再次考虑将新的物种列入其附录。提议纳入考虑范围的水生物种可能主要是鲨鱼和魟鱼，但鳗鱼、海参、观赏鱼和其他物种类别也被纳入了考虑范围。有关提交给第19次缔约方大会的拟列入修正案物种的通知将在缔约方投票之前公示150天。

有关鲨鱼/海鸟的国家行动计划

粮农组织各项国际行动计划的实施以及国家行动计划的制定与解决有目的的鲨鱼捕捞以及海鸟和鲨鱼兼捕问题一直有着密切关联。各国可考虑按照《鲨鱼养护和管理国际行动计划》和《减少延绳钓渔业中误捕海鸟国际行动计划》制定本国的国家行动计划。

为支持各成员国制定和实施国家行动计划，粮农组织已建立一个数据库，定期更新各类渔业在鲨鱼、魟鱼和银鲛养护方面取得的进展（粮农组织，2020）。该数据库由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各区域渔业机构以及国家主管部门共同建立，为那些希望查找到有关鲨鱼管理和指导措施的人们提供“一站式服务”，其中包括约束性和非约束性养护和管理措施、行动计划以及各国法规。[14]

实现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过程中基于区域的渔业管理

当前，将有效的海洋保护措施纳入更全面、更注重协同合作的海洋管理战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这使得海洋保护工作成为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海洋保护区以及其他基于区域的管理工具在全球范围备受各方重视，因为它们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恢复海洋的生产能力，加强粮食安全。一些全球和区域协定已对在海洋和沿海地区采用基于区域的管理工具做出了界定，而很多国际进程也一再做出采用这些工具的承诺。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鼓励各国、各区域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14（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采取行动。具体目标14.5呼吁各国至少对10%的沿海和海洋区进行保护。同样，《2011-2020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中包括了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1，呼吁到2020年“通过有效、公平管理、有生态代表性、相互联系的保护区和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对至少……10%的沿海和海洋区”进行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2021），从而重点关注利用基于区域的管理方法来实现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为人类提供相关惠益的双重目标。世界各地对基于区域的管理工具的兴趣正在不断增大，《生物多样性公约》各缔约方目前正在就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开展谈判，其中包括一份有关扩大海洋保护区和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覆盖范围的拟议目标，旨在到2030年通过空间监管对30%的海洋实施管理（插文28）。

插文28 在渔业部门落实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 — 如何取得成功？

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在很多国际论坛上占据了中心位置，而随着各国努力协调各项国际公约提出的多重目标，它已成为越来越多出版物[1]的关注焦点。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给很多国家展示了真实可见的前景，因为此类措施为处理好渔业、水产养殖、生物多样性和其他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机遇，并有助于采取具体行动制定协调一致的管理战略和政策。此外，由于划区渔业管理的首要目标往往不仅涉及生物多样性相关关切，还往往与渔业可持续性相关，因此，符合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相关标准的管理就更有可能为物种、生态系统和捕鱼社区带来多重好处，同时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因此，与渔业相关的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与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发展有着特殊关联，还与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 可持续发展目标1（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可持续发展目标2（零饥饿）、可持续发展目标12（确保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可持续发展目标14（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和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实现相关。生物多样性公约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将于2022年初通过，其中提出了加强划区管理的目标，因此各国正在加深对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的认识，并努力探讨如何解读和应用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定义和标准，尤其在海洋环境和渔业部门中。

2021年2月，粮农组织各成员国在渔业委员会第34届会议上就这些挑战展开了讨论。他们认识到应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过程中，考虑采用多种有效的时间和划区管理工具，如保护区和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渔委还认识到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与支持实现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的相关性，并要求粮农组织制定和分发实用准则，支持各成员国确定和实施此类措施。[2]

为此，粮农组织目前已确定一项职责，就制定和实施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提供相关指导。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司与各伙伴方和成员国联手合作，正在牵头制定此份指南，并积极采取行动，帮助各国对渔业部门的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进行评估。在此背景下，粮农组织正致力于加强各国能力，使他们能够就渔业相关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进行报告，并记录渔业部门如何为实现基于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做出贡献。粮农组织将就在渔业部门采用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标准制定出具体指导意见，并协助各成员国和区域渔业机构评估和确定与渔业相关的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为此，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司将举办一系列有关渔业相关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的共同学习研讨会，为制定一份用于帮助渔业部门确定、确立和管理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的指导文件奠定基础，作为对现有非部门性指导文件的补充。

最后，各国和各区域渔业机构要积极动员起来，推动和支持确定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并就此做出报告，以便最大限度利用其潜力，推动实现新的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公约目标（成文时尚未确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14.5（到2020年，根据国内和国际法，并基于现有的最佳科学资料，保护至少10%的沿海和海洋区域）。部门性指南，如粮农组织正在制定的指南，将发挥关键作用，为各国和各区域渔业机构提供指导，帮助他们在不同部门顺利地应用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标准。

[1] 例如：
Gurney, G.G.、Darling, E.S.、Ahmadia, G.N.、Agostini, V.N.、Ban, N.C.、Blythe, J.、Claudet, J.等。2021。“生物多样性需要用尽所有工具：利用OECM措施”。《自然》，第595期：第646–649页。https://doi.org/10.1038/d41586-021-02041-4
Jonas, H.D.、Ahmadia, G.N.、Bingham, H.C.、Briggs, J.、Butchart, D.H.M.、Cariño, J.、Chassot, O.等。2021。“公平、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保护区范例”。《公园》，第27(1)期：第71–84页 https://doi.org/10.2305/IUCN.CH.2021.PARKS-27-1HJ.en

[2] 下文第17d段和第17 e段：
粮农组织。2021。《渔业委员会第34届会议报告》 (罗马，1–5 February 2021年2月1-5日)。粮农组织第42届大会，罗马，2021年6月14-18日。 C 2021/23。www.fao.org/3/ne907en/ne907en.pdf

2017年联合国海洋大会的“行动呼吁”进一步强化了这些目标，呼吁所有利益相关方“紧急采取行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包括支持“利用有效、合理的基于区域的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和其他综合、跨部门方法”（联合国大会，2017，第3–4页）。

粮农组织《深海渔业准则》 — 采取行动保护和恢复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

深海底层渔业对海床和脆弱物种可能产生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是全球海洋议程上的热门话题。2006年，联大第61/105号决议第83条呼吁对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指脆弱的固着底栖动物生态系统，如珊瑚礁、海绵和海鳃）进行保护，防止底层渔业对其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粮农组织于2008年通过了《公海深海渔业管理国际准则》，以推动对公海底层渔业开展基于区域的综合性管理措施。这完全改变了底层渔业的管理方式，并推动在北部和南部太平洋以及印度洋设立了新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到2015年，对多数大型公海底层渔业活动都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机制实施了管理。

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率先于2005年在大西洋东北部确定了脆弱海洋生态系统并禁止在此范围内开展底层渔业活动，其他区域渔业管理组织随后纷纷效仿（图66）。这是一系列基于区域的措施之一，目的是保护有生态代表性、相互联系的保护区。具体措施包括：

- ▸按照商定的管理措施，确定可开展捕鱼活动的底层捕捞区（绿色区域）；

- ▸就现有捕鱼区外的捕鱼活动制定严格的探查规程（橙色区域）；

- ▸封闭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区，禁止开展底层渔业（红色区域）；

- ▸采用相遇规程保护未被发现的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所有区域）。

图66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底层渔业管理区

注：RFMO为区域渔业管理组织；VME为脆弱海洋生态系统。

资料来源：脆弱海洋生态系统数据库：粮农组织，2021c。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见:粮农组织。罗马。引自2021年11月11日。www.fao.org/in-action/vulnerable-marine-ecosystems/en

这些规定确保至少30%的海洋面积通过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得到有效管理（目标1、3、4），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组织的“2020年后框架”草案提供直接支持，同时说明深海渔业在保护和维护全球生物多样性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事实上，多数区域渔业管理组织都对100%的区域制定了公海底层渔业措施，这些措施还得到其他措施的支撑，如针对小型中上层渔业和金枪鱼渔业的措施。因此，《深海渔业准则》（粮农组织，2009）鼓励采用基于区域的措施，允许在对生物多样性影响较低的地区开展底层渔业，但禁止在生物多样性较为脆弱的地区（如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捕鱼。因此，相关措施鼓励开展深海渔业，以提供营养、收入和就业机会，同时要消除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从而为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持。

内陆渔业

通过基于流域的管理方式，保障可持续内陆渔业

维系内陆渔业的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产卵场、苗种场和旱季避难所等关键生境的健康及这些生境之间的连通性以及水文状况的维护。虽然内陆水域面临着极大的捕捞压力，但内陆渔业产量下滑的主要原因往往来自渔业部门之外，例如不同部门之间对水资源的竞争、土地用途变化和污染。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确定哪些生态系统组成部分需要得到改善，对其进行绘图（考虑到鱼类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并实行恢复。恢复活动可包括重建沿河植被，重新规划河道，重新建立生境异质性，重新创建产卵场，将洪泛区或死水与河道重新连接，采取全流域措施维持环境流量（Valbo-Jørgensen、Marmulla和Welcomme, 2008）。

自然资源按部门管理的方法无法给内陆渔业带来好处，因为渔业主管部门很少有权限监管会影响渔业的其他水资源和土地利用活动，因而缺乏必要的工具保证其可持续性。保证水资源部门良好治理的机制往往比较薄弱，而采取会影响渔民等相对缺少权力的行动方的干预措施时，很少会征求他们的意见。在大型江河流域，可采用子流域方法，将流域分割成符合生态特征的单位，由适当的部门在适当的层面进行管理。对跨国流域而言，流域组织应权衡成本和收益，按照区域政策和国际文书引导发展（Valbo-Jørgensen、Marmulla和Welcomme, 2008）（插文29）。

插文29 内陆渔业

鉴于生境和环境已出现退化，导致内陆渔业受到破坏，因此我们有巨大的机遇通过生态系统恢复来振兴内陆渔业。生态系统恢复工作的需求和惠益几乎都是多方面的。内陆渔业系统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协作关系，还能提供其他重要的高价值服务，如调节水量和水质、减轻灾害风险、实现养分循环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对气候变化适应的兴趣也同样与对内陆渔业的兴趣密切相关，因为要想减轻灾害风险，就有必要保护和恢复内陆水生态系统。很多生态系统服务都可转化为货币价值，便于在各项服务之间开展比较，但评估对象还应包含非货币价值。内陆渔业所依赖的各类水生生态系统（如江河、湖泊、湿地）的单位面积平均价值要远远高于陆地生态系统。

对内陆渔业生态系统恢复状况进行回顾时，往往关注北美和欧洲，主要为休闲渔业，多数为鲑科物种，而几乎未关注粮食和营养方面的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对此类渔业而言已不再重要。这与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在那里我们需要在惠贫型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考虑更多因素，包括各类利益相关方的社会经济状况，无论是赢家还是输家。发展中国家的当地社区还往往严重依赖于内陆渔业，并与该项资源状况紧密关联，通常以此为生。这是一种对管理而言潜在的有利因素，有助于恢复措施的落实，但发达国家目前并不存在这种有利因素。最能体现内陆渔业在当地的意义的往往不仅仅是渔获物总量，还有它们为当地人民粮食和营养安全以及生计做出的贡献，这一贡献可能极大，为开展恢复工作提供极有说服力的理由。有无数实例表明，内陆渔业的生态系统恢复工作可成为一项极具成本效益比的投资，且很多情况下所需成本极低，尤其是基于社区的恢复工作。内陆渔业生态系统恢复的好处很快就会显现，很多实例表明当地渔获量一到两年就能增加一倍或两倍。考虑到这些因素后，我们就能认识到内陆渔业的生态系统恢复是一件肯定能带来效益的事情。

注：归纳整理自：Coates, D.。（即将出版）。《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系统恢复和供食用的内陆渔业生产 — “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面对的机遇》。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通函第1231号。罗马，粮农组织。

重新连通内陆水生生境，推动生物多样性和渔业

要恢复内陆渔业水生生态系统，就必须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满足鱼类的需求，也就是要提供上游生境（产卵）和下游生境（摄食和庇护），确保这些场所之间的连通性，并考虑水资源管理活动对水文事件发生时间的影响。应就这些因素达成一致意见，作为江河流域或集水区管理计划的一部分。世界上大江大河流域主河道上水坝数量不断增加及其给沿河社区带来的潜在影响近年已引起各方关注。然而，小型堰坝等其它用于储水或防洪的障碍物不断增加可减少下游洪水，阻止鱼类进入作为完成自身生命周期至关重要的季节性生境的生产性洪泛区，因此有必要重新建造这些小型设施或对其加强管理，以便增加多用途环境中的渔业资源、改善渔业生产（粮农组织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2017）。经验表明，改善内陆渔业的生态系统条件能为生物多样性带来极大互惠，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内陆渔业之间有着相互支持的作用（Phang等，2019）。

另外还需保持或恢复合理的年度水文规律，包括其在创建季节性洪泛区生境、触发迁徙、通过被动漂流使仔稚鱼四处分布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在与流域层面其他水资源用户谈判计算环境流量时，应考虑到鱼和渔业的这些要求。

为抓住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年）和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带来的机遇，需要采取的行动包括：

- ▸在相关政策和投资中，认识到内陆渔业对于实现粮食安全和可持续生计的重要性；

- ▸通过能推动以渔业为生的社区为环境可持续性做贡献的干预措施，充分利用内陆渔业和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目标之间的互补性；

- ▸重视针对内陆水生生态系统开展生态系统恢复相关投资，因为虽然它们以及它们的生物多样性退化和所受威胁最严重，但它们仍能提供重要的多重惠益，包括内陆渔业和粮食安全、水安全、气候变化适应。

通过技术与创新，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包括减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与养殖的水生多样性相关的风险及风险减轻

人们普遍认识到，要想满足未来对水产食品不断增加的需求，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展水产养殖生产，而这种发展必须采用可持续水产养殖最佳做法。有些水产养殖系统或做法可能给水产养殖活动所在的水产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带来巨大风险。最近一次对粮农水生遗传资源的全球评估（粮农组织，2019a）发现，养殖的粮农水生遗传资源和野生亲缘水生遗传资源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关联，而水产养殖可能会通过与逃逸生物的基因互动和刻意引入，或通过与鱼类和饲料生产相关的生境变化，给野生亲缘物种多样性带来威胁。来自非本地、培育的养殖品种的威胁最大（Lorenzen, Beveridge and Mangel, 2012）。全球评估还指出，有关水产养殖中粮农水生遗传资源性状的信息十分贫乏，对非本地、培育的养殖品种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了解也十分有限。Lucente等(2021)发现，养殖物种中有14%在野外受到威胁，包括一些成熟的水产养殖品种。引入的水生物种数据库（粮农组织，2021l）显示多数物种的引入是用于水产养殖，该数据库提供有关引入物种及其对环境影响的相关信息。然而，数据库未提供有关负面影响（如对环境的影响）和正面影响（如水产养殖带来的经济收益）相对规模的信息。

可用于减轻养殖品种对野生亲缘种影响的机制有很多，包括监管措施（如水产养殖区划）和物理防控行动（设置障碍，预防或最大限度减少养殖品种与野生资源之间的互动）或生物防控措施（如养殖场选址时考虑物种的容忍度或采用不育品种或单性鱼种）。

目前有多种关键措施可用于改变水产养殖中对遗传多样性的管理方式，同时减少水产养殖进一步扩大生产可能带来的风险。这些措施已被纳入粮农组织各成员国于2021年底通过的《粮农水生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更好地提供和获取有关水产养殖中水生多样性性状和利用的信息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可能带来的惠益和风险。为此，粮农组织正在开发一个粮农水生遗传资源全球信息系统AquaGRIS。[15]一旦输入有关养殖品种的各国数据，系统就能生成相关报告，为制定相关政策和战略提供支撑，以便有效应对水产养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利用非本地物种和培育的养殖品种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制定、宣传、采纳与负责任引入和交换粮农水生遗传资源相关的准则和政策时，还应注重减少不负责任引入所产生的影响。应该在适当的风险评估[16]和风险减轻基础上开展以上工作，同时注重非本地物种和培育的养殖品种，并将相关材料的转让协议纳入准则和政策。

一项具有变革性前景的技术创新是基因编辑，它可以让人们有选择性地培育出不育养殖品种。此项技术的广泛应用可大幅减少培育的养殖品种对所处环境的影响。然而，从近期看，对基因编辑技术在商业化生产系统中的应用依然存在争议，监管方面的压力也可能限制基因编辑技术在很多地区投入应用。

负责任捕捞技术

捕捞技术创新有助于提高效率和有效性，降低成本，节约能源，减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此类创新对于生态系统恢复和可持续发展目标14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以下具体目标：

-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1 — 预防和大幅减少各类海洋污染，包括海洋废弃物污染。

-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2 — 可持续管理和保护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以免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在国际海洋勘探理事会和粮农组织共同支持下，由来自全球各地的捕捞技术专家组成的捕捞技术和行为工作组定期就与渔具相关的捕捞技术和水生物种行为相关研究和做法开展讨论和审议，并提出管理准则，包括管理渔具对环境的影响。从捕捞技术和行为工作组的报告中可查阅到与减少捕鱼活动对海洋环境产生的影响、减少污染、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相关的最新研究和发展变化详情（国际海洋勘探理事会，2021）。

减少兼捕

自2021年出台《防止和减少捕捞渔业中海洋哺乳动物兼捕的准则》后，粮农组织一直通过技术咨询和广泛推广《准则》各联合国语言官方版本（粮农组织，2021m），继续为各国和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提供协助。《准则》面向与渔业中海洋哺乳动物兼捕问题相关的决策人员、规划人员、管理人员以及所有从事政策制定和实施以及开展技术干预工作的人员（粮农组织，2021n）。

为期五年（2015-2020年）的粮农组织-全球环境基金项目对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拖网渔业中兼捕的可持续管理改善了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六个国家虾拖网捕捞作业中对兼捕的管理。目前正在筹备项目的新阶段：项目三期。

制定和实施应对兼捕问题的措施将有助于实现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出的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愿景，特别是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4（《生物多样性公约》，2021）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6和12（《生物多样性公约》，2020）。

应对渔业部门中的污染

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的渔具正吸引着越来越多关注，因为它们会对环境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包括带来航行危险和相关安全问题。此类渔具会不断以不受控制的方式捕获水生动物（即“幽灵捕鱼”），对渔业资源造成破坏，可能对濒危物种和海底环境产生影响。

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的渔具已成为海洋塑料垃圾全球挑战中一个国际公认的问题，很多国际组织、活动和协定都以海洋废弃物为关注重点，世界各地围绕这一主题还有大量国家和地方层面的举措。在这一背景下，由独立科学家组成、由粮农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共同主持的联合国海洋环境保护科学问题联合专家组第43工作组已编写了一份报告，就海洋垃圾的海上源头所产生的影响规模提供最新信息并提高各方对该主题的认识，尤其是由海运和捕捞部门产生的海洋垃圾。该报告中有一个章节专门就减少海洋垃圾海上源头提供解决方案（联合国海洋环境保护科学问题联合专家组，2021）。第43工作组的职责范围目前正在调整，以便确保该领域最新科学成果和已发现的数据空白问题能在应对由捕捞和海运部门产生的海洋塑料垃圾问题时得到考虑。

渔委2021年《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宣言》重申减少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的渔具和海洋垃圾所产生影响的重要性。为填补第43工作组指出的数据空白，并使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的渔具相关数据收集工作标准化，粮农组织设计了调查问卷，并正在与各国和全球幽灵渔具倡议（全球幽灵渔具倡议，2021）等各伙伴方开展合作，开展调查和填补空白。收集到的数据将有助于各方全面了解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的渔具相关问题在各类渔业和地点的现状，为就幽灵捕鱼开展长期趋势分析和监测提供支持，并引导制定和采用适当的技术和其他缓解措施。

对渔具进行标识是普遍采用的做法，可便于识别渔具使用人和/或所有人，作为减少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的渔具和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一种重要工具。为协助各国实施《渔具标识自愿准则》（粮农组织，2019d），粮农组织正在编写一份技术手册和制定一个风险评估框架，帮助各国评估是否有必要建立一个渔具标识国家系统并确定相关要求。

此外，粮农组织正在为由挪威资助、与国际海事组织共同实施的（国际海事组织，2019b）的“全球海洋垃圾伙伴关系项目”（国际海事组织，2019a）提供支持。该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在国家层面落实《渔具标识自愿准则》以及国际海事组织为处理船舶和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的渔具造成的海洋塑料垃圾而制定的“行动计划”。通过这一项目，粮农组织将开发和测试改良渔具，旨在防止在世界渔业相关就业中占比90%的小规模渔业中出现幽灵捕鱼现象（粮农组织、杜克大学和世界渔业中心，即将出版）。

这些举措将共同协作，按照相关的《2030年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降低污染水平和减少塑料垃圾，为应对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做出贡献。

1 21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完整清单参见: www.fao.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indicators/en

2 “水产食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3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4：到2020年，有效规范捕捞活动，终止过度捕捞、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的捕捞活动以及破坏性捕捞做法，执行科学的管理计划，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鱼类种群至少恢复到其生态特征允许的能产生最高可持续产量水平。

4 “水产食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5 2021年渔委《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宣言》提出的承诺和优先重点清单参见：www.fao.org/3/cb3767en/cb3767en.pdf#page=10

6 该计划由挪威发展合作署提供资金，与挪威海洋研究所密切联手并在挪威卑尔根渔业局支持下加以实施。

7 “蓝色转型”、“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8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后文简称为“2020年后框架”。

9 各技术委员会（如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2019年11月；2021年5-6月）和三个开放工作组（肯尼亚，2019年8月；意大利，2020年2月；哥伦比亚，2021年8-9月）。

1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称，每年可能有害的补贴量为5000亿美元，而有积极效果的激励措施总量为780-910亿美元。

11 人工智能打造数字蓝色星球论坛在日本政府支持下举办。论坛所有发言可通过粮农组织YouTube账户在线观看：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zp5NgJ2-dK72rgBePlkQoD1gMTjNEJHs粮农组织通过科学观测仪，利用静态和视频摄像设备，记录深水鲨鱼和脆弱海洋生态系统指示性渔获物的虚拟研讨会于2021年8月31日在日本政府支持下举办。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Use+of+still+and+video+cameras+to+record+deepwater+shark+and+VME+indicator+catches+by+scientific+observers

12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13 参见物种+（《公约》，2021a）以及《公约》核对表（《公约》，2021b）。

14 可从以下网址免费下载：www.fao.org/ipoa-sharks/database-of-measures/en/

15 以下网址可查看包含部分物种的AquaGRIS系统原型：www.fao.org/fishery/aquagris/home

16 “风险评估”定义参见术语表。

第4部分
新出现的问题及前景

菲律宾

将捕获的圆舵鲣由船舱移入筐中，随后交给伊尼本地的一户鱼贩。渔民严格遵守政府对新冠疫情防控的要求，佩戴了口罩。

© 粮农组织/David Hogsholt

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危机

引言

2020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2019冠状病毒病全球大流行。自那时起，世界被一种已经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和数千万人患病的疾病所震撼。[1]在短短几周内，由于紧急实施了防止病毒传播的措施，世界经济遭受了急剧收缩。这导致高度依赖贸易的部门受到重大影响，包括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在区域层面，区域渔业机构报告，与监测、控制和监督捕捞活动、渔业和水产养殖研究和管理相关的活动受到了负面影响。大多数国家和区域经历了水产品产量、就业和价格的严重下滑。据报告，由于实体会议、培训课程和研讨会的推迟，渔业管理决策和能力建设方面出现困难（粮农组织，2021o）。中国、欧洲、日本和美国这四个主要的水产食品[2]市场，受到疫情严重打击。关闭边境（通过旅行限制和中断进口）影响了依靠水产品[2]出口获取外汇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粮农组织估计，有30亿人无法负担健康的膳食，若冲击使人们收入减少三分之一，则此类人数将再增加10亿（粮农组织，2020a）。事实上，疫情已经对生计、就业、粮食安全和营养构成了重大挑战。接种疫苗和疫情响应政策使全球经济在2021年出现复苏，水产品贸易和消费增加（粮农组织，2021p）。在新冠疫情的推动下，人们对家庭烹饪、食品配送服务和电子零售渠道的兴趣继续扩大（贸发会议，2022），但是考虑到仍需采取后续限制措施针对新型变异毒株，该部门将如何重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和面对未来，存在不确定性。

供应链中断及相关风险

由于封锁，整个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遭受严重破坏。诸如新冠疫情之类的外部冲击在过去从未如此迅猛，对全球消费者行为和贸易的影响前所未有。这场疫情揭示了水产食品系统在需求和供应两方面的脆弱性（粮农组织和世界渔业中心，2021）。在欧洲国家，在短期内，易腐食品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和（或）废弃，而在中期内，由于生产和运输能力下降，重新进货的能力受到限制。消费者从餐饮服务转向零售，导致餐饮服务产品供应过剩，而零售产品短缺，继而影响价格（Kent，2021）。在许多国家，至少在疫情出现的最初几个月，流动限制完全扰乱了渔业和水产养殖供应链，随后大家才逐渐认识到该部门必不可少，并采取了一些举措使其重新走上正轨。流动限制意味着基本生产投入品，如饲料和种苗，不能如期到达养殖场。中美洲的虾和罗非鱼养殖者见证了当地和国际市场需求下降75%。所有这些情况导致该行业陷入瘫痪，经历了过度养殖和不可预见的投饵和冷冻成本，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影响，导致一些生产单位停业（中美洲渔业和水产养殖组织以及中美洲一体化体系，2020）。

疫情对水产食品系统的影响有所不同，取决于物种、市场、消费者需求、劳动力结构以及政府和行业的适应能力（图67）。一般而言，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供应链特别容易受到新冠疫情限制措施的影响（粮农组织，2021q）。特别是在非洲和南亚，在新冠疫情之前，这些供应链已经受到冷藏和加工能力不足、运输基础设施较差、投入品市场脱节和（或）供应商资金不足的制约。相比之下，大规模纵向一体化供应链受到的影响一般较小，因其更有能力控制投入和产出的交付。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部门很容易受到涉及工人流动的限制规定以及投入品供应和运输中断的影响（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2021）。在南亚和东南亚，粮农组织与亚太区域渔产品销售信息及技术咨询服务政府间组织进行了一项调查，其初步结果显示，新冠疫情和封锁极大地影响了各国的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者。这些限制措施扰乱了供应链和市场，阻碍了商业运作，影响了就业，维持了某些不平等现象，如两性参与问题，并导致了家庭收入的波动以及政府税收和外汇的减少（粮农组织和亚太区域渔产品销售信息及技术咨询服务政府间组织，即将出版）。

图67 新冠疫情危机中出现的破坏、适应和纾困战略及经验教训的案例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经营者和市场正在缓慢恢复，但货运成本上升、新的边控程序、船运集装箱供应减少、大型国际港口的瓶颈和新型变异毒株风险等因素抑制了中期前景（粮农组织，2021p）。作为一个整体，水产食品系统设法适应并保持产品和供应的流动，但许多企业已经倒闭或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粮农组织和世界渔业中心，2021）。

工作、性别和粮食安全

疫情影响了工作、收入和相关购买力（粮农组织和世界渔业中心，2021；Béné等，2021）。全球五分之四的劳动者经历了部分或完全失业或居家办公（Tooze, 2021）。这加剧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无法获得充足食物的状况，使他们的粮食安全成为一个巨大而持久的问题。低收入国家对这种收入冲击格外脆弱，尤其令人担忧，在这些国家，许多人无法获得满足基本能量需求的膳食（粮农组织，2021q）。

多项研究一致认为，冲击对弱势和边缘化群体的影响尤为严重，新冠疫情也是如此。[3]低收入家庭、小规模经营者、妇女、婴幼儿、老人、残疾人、土著人民、难民、移民、流离失所者和少数民族在世界各地遭受疫情不利影响的风险更大。季节性移徙的小规模渔民和渔工受到旅行和住宿禁令的影响（Sowman等，2021）。船组人员的变化和岸上服务的减少影响了海员，包括受雇于远距离工业化渔船的移徙工人（Vandergeest、Marschke和MacDonnell, 2021）。许多加工、收获和销售行业从业人员失去了工作（Alam等，2022）。此外，在渔船上工作并从事收获后的处理、包装和加工，由于空间缩小和湿度问题，会导致工人之间病毒传播和疫情爆发风险增加（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2021）。

在受封锁影响最严重的部门中妇女的就业比例相对较高，导致妇女就业率的下降水平高于男子（粮农组织和世界渔业中心，2021）。Yuan等（2022）调查了中国水产养殖价值链上家庭生计受到的影响：由于工资降低和业务收入减少，家庭收入大幅下降（例如，所有鲶鱼种苗生产者的收入下降超过50%），30%-40%的被调查养殖者遇到了家庭经济困难；此外，由于学校停课，妇女面临着照顾和教育孩子的更大负担，并承受着维持家庭基本生活条件的额外压力。如果将一级和二级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考虑在内，妇女占劳动力的一半（粮农组织，2020a）。然而，尽管她们在整个价值链以及家庭生计和营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她们在行业中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此外，二级部门受疫情的打击尤其严重，而这正是大多数妇女工作的地方。另一方面，不可低估的是，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妇女也成为了变革的推动者和领导者（粮农组织，2020j，2021r；Misk和Gee，2020）。在许多情况下，妇女们团结起来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制定应对策略，她们利用自己的技能、知识和网络来制定创新的解决方案并相互支持（世界渔业中心，2021）。与全球层面的所有部门一样，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需要共同努力，防止疫情使实现性别平等的进程出现倒退（Turquet和Koissy-Kpein，2020）。为此，制定适当的性别敏感型缓解战略至关重要，这些战略针对经济和卫生问题，提高渔业和水产养殖从业人员的抵御能力（粮农组织，2020c）。

适应战略

整个世界和行业（不论规模大小）都没有为这种冲击做好准备。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企业已经设法进行调整和创新。一些小企业已经能够通过使用电子商务平台和改变业务运作来进行调整和实现生存（Stoll等，2021；Witteven，2021）。整个拉丁美洲的小规模渔业组织采取了创新方法，使其产品商业化。例如，他们在智利、秘鲁、巴拿马和尼加拉瓜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设立了临时销售点，小规模水产养殖者采用了电子商务和送货上门的方式宣传和销售他们的产品。直销已发展为应对其他市场关闭的新型和新兴市场。在马来西亚，在线鱼类配送中介机构MyFishman.com帮助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中小企业通过订购和配送服务进行鲜鱼销售，从而减少了传统市场以及与消费者的直接接触（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2021）。一些变化似乎将会持续下去，有迹象表明新冠疫情可能有利于行业整合（Simeon，2020）。

在南亚和东南亚，小规模渔民、水产养殖者和基于渔业的企业经营者以各种方式进行应对，采取的方式取决于限制措施的水平、政府支持（或缺乏支持）以及他们自身的抵御能力和创新。总体而言，他们的企业普遍经历了衰退。但是，通过家庭收入多样化或以其他农业活动替代、将经营成本精简至最低限度、接受在线营销和直接配送，抵御能力得到了强化。这种业务运作方式的转变正在为小规模渔民、水产养殖者和基于渔业的企业经营者带来新的机遇，使他们与消费者形成更加密切和直接的关系，能够探索新市场和新产品（粮农组织和亚太区域渔产品销售信息及技术咨询服务政府间组织，即将出版）。

区域渔业机构提供的缓解战略包括在监测、控制和监督活动中更多使用强化电子监测工具，制定专门的渔船登船检查程序，采用在线会议形式，制定在线决策程序，在线销售水产品，支持将鲜品加工为水产食品的增值过程（粮农组织，2021o）。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启动了国家供需平台，将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者与加工者和购买者联系起来，根据需求精简生产，将剩余产品进行冷冻和冷藏，并推动国内和国际贸易（Alam等，2022；FAO，2021s）。

政府支持措施

为了控制封锁和其他限制措施的经济影响，政府对家庭、企业和市场的支持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程度。各国的中央银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称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做出了回应，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干预措施来维持政府债务和银行稳定（Tooze, 2021）。

为应对疫情影响而采取的措施是多样和复杂的，反映出所处理问题的复杂性、优先次序以及各国的能力和资源。这些措施涉及健康、社会、经济、教育和环境等方面。根据Love等（2021），水产食品系统主体和机构应对措施的主要目的是：1）保护公众健康，包括渔业部门工人的健康；2）支持那些因疫情而致使企业、工作和收入受到影响的人群；3）维持对消费者的水产品供应。

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支持包括为小规模经营者提供软贷款和无息贷款、减免税收和许可费、提供燃料补贴以及暂时中止信贷义务。在英国，支持的形式包括收入支持、工作保留计划、反弹贷款和所得税递延；还有一些非国别措施，如苏格兰的海洋渔业困难基金、北爱尔兰的渔业支持和慈善机构（如海员慈善机构）的援助（Patience、Motova和Cooper，2021）。

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初步研究显示，政府的应对措施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调查结果指出，需要由适当法规支持的有针对性、重点突出的政府干预措施，提高两性参与程度，加强有关数字市场和在线平台潜力的教育和宣传，同时维护优质产品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维持小规模渔民、水产养殖者和基于渔业的企业经营者的生计，需要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合作（粮农组织和亚太区域渔产品销售信息及技术咨询服务政府间组织，即将出版）。

然而，在大多数国家，支持工作因公共资金有限而变得复杂。此外，支持弱势群体的财政和货币应对对策将对债务、偿债能力和更广泛的债务可持续性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疫情债务” — 疫情危机导致的超出预测的债务 — 增加了4.5%（Heitzig、Aloysius Uche和Senbet，2021）。这可能对水生生物资源的治理和管理产生严重影响。

社会保护

新冠疫情应对措施显示，存在有效社会保护体系的国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通过调整社会保护计划来应对疫情影响（粮农组织，2021g）。其他国家无法应对依赖水生生物资源的社区的需求，特别是在非正规性占主导的社区（粮农组织，2020l）。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的许多工人属于非正规就业，未被社会保护计划覆盖；他们没有在强制性社会保障计划中登记，工资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未签书面合同或从事个体经营。这些人包括小规模渔民、移徙渔工、少数民族、船员、收获者、拾遗者和小贩，尤其是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妇女（粮农组织，2021g）。

许多失业人员也无法获得收入支持。许多国家实施了新的计划，而另一些国家则横向或纵向扩大了现有计划，例如，扩大计划覆盖面、放宽准入要求、延长计划期限或引入特殊的现金补助。针对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的最常见干预措施是临时性社会救助措施，从一次性支付到持续三个月的无条件现金补助计划，包括实物粮食补助。不过，一些国家也通过费用减免和投入品（饵料、冰和燃料，以及水产养殖苗种供应和养殖场建设投入）补贴等方式向渔业部门提供资金支持，此外，还为增加就业和部门重建提供了技术支持（粮农组织，2021g）。

新近获得的经验教训

新冠疫情危机是长期的；其影响随着新型变异毒株的出现而逐渐显现出来。必须继续监测、评估和记录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受到的影响及其应对措施，以便为短期、中期和长期战略提供信息，并为新一轮疫情做好准备。

在吸取的经验教训中，新冠疫情凸显出市场的相互关联性：水产品供应链的一个或多个环节被扰乱，会产生跨地方、国家和国际边境的影响。市场混乱会导致通胀风险（Kent，2021）。建立具有抵御能力的水产食品系统的关键要素包括改进加工、实现供应来源和市场多样化、通过更稳健的食品运输网络和物流管理连通性、允许各类和外来供应商的混合（粮农组织，2021q）。

认识到渔业和水产养殖是许多国家粮食系统的重要部门和组成部分，至关重要的是保持供应链所有环节的顺畅运行，支持粮食安全、收入和就业，重点关注包括妇女和移徙工人在内的弱势群体所面临的具体挑战（粮农组织和世界渔业中心，2021）。

新冠疫情加剧了业已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中小企业、妇女和其他弱势群体（如非正规工人和移徙工人）越来越被边缘化，需要得到适当的保护。

这场疫情突出表明，需要通过全面和包容的国家社会保护体系来扩大社会保护覆盖面，该体系应能应对冲击并充分覆盖该部门。国家层面一系列主管部委之间的政策协调一致是至关重要的。社会保护计划应在整个设计、实施和评价阶段使用性别敏感型方法，因为这些计划会影响性别动态。社会保护计划可以提高家庭对冲击的适应能力，减少对其生计造成长期损害的消极应对策略。社会保护可以有助于改善福利和渔业管理。

政府颁布的经济支持措施取决于可得资源和能力。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考虑到新冠疫情发生之前的债务水平、偿债能力和债务可持续性，经济应对措施对国家债务具有重要影响。这可能对水生资源的治理和管理产生一定影响。有些人建议重新审视现有的制度机制已实现债务可持续性和债务重组（Heitzig、Aloysius Uche和Senbet，2021）。

关于新冠疫情和气候适应的新文献表明，由于各国正在优先考虑国民健康和经济复苏，疫情影响着《巴黎协定》关于“提高适应能力”、“增强抵御能力”和“降低气候变化脆弱性”的目标（联合国环境署，2021）。通过投资于支持蓝色经济复苏和提高适应能力的活动，将社会和环境因素（如低碳、气候抵御能力）纳入疫情恢复计划是至关重要的（联合国环境署，2021）。

此外，为多种已知或未知风险做准备也至关重要。新冠疫情加重了多种业已存在的压力（如鱼/贝类疫情、极端天气事件、长期资金制约），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需要通过综合风险管理[4]方法解决这些问题。研究哪些类型的措施和更广泛的干预措施在不同情况下起作用以及系统如何变化，并记录长期影响和新近获得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增强对新冠疫情的特定抵御能力以及对未来冲击或压力的普遍抵御能力（Love等，2021）。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场危机加快了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的数字化，促进了捕捞渔业的电子监测和执法，推进了绿色和清洁能源的使用，推动了本地市场的开发，促使水产养殖者更好地管理饲料等稀缺生产要素，并凸显出国内生产的重要性。

渔业和水产养殖适应气候变化

引言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第六次评估报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21）中重申全球变暖加速，强调变暖加剧已经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达成的《格拉斯哥气候公约》（《气候公约》，2021）（插文30）强调迫切需要采取基于海洋的行动，重申了水生生态系统在碳储存方面的巨大能力。基于以上认识，需要按照国际气候对话中逐步形成的发展思路，加强和加快渔业和水产养殖对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多年来，粮农组织适应性指导意见对与渔业和水产养殖有关的全球气候讨论给予了支持（Poulain、Himes-Cornell和Shelton，2018）；本节强调了促进可大力推动蓝色转型[5]的实地层面渔业和水产养殖适应行动的五项优先重点。

插文30 《格拉斯哥气候公约》要点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于2021年10月31日至11月13日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成果文件《格拉斯哥气候公约》[1]（《公约》）涉及七个行动领域的问题和挑战。《公约》对适应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强调了扩大适应行动的紧迫性。《公约》还敦促发达国家在2019年的基础上，到2025年大幅增加其共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适应资金。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新冠疫情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增加，目前适应资金缺口进一步扩大。

在减缓方面，《公约》认识到，要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必须迅速、深入和持续地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公约》要求各国在必要时重新审议和强化其国家自主贡献方面的2030年目标，以便在2022年底前与《巴黎协定》的温度目标保持一致。

解决损失和损害问题是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受到发展中国家的特别关注。《公约》敦促发达国家在现有的“圣地亚哥网络”下为技术援助提供资金。《公约》还设立了“格拉斯哥对话”，讨论对解决损失和损害问题活动的供资安排。

在《格拉斯哥气候公约》中，各国认识到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保护、养护和恢复自然和生态系统的关键作用。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特别关注海洋问题，呼吁《气候公约》的相关工作计划和下设机构考虑如何将基于海洋的行动纳入其现有职责和工作计划中且加以强化，并在现有的报告程序中对这些活动进行报告。各国同意加强基于海洋的行动，并在2022年继续举行年度海洋问题对话。

粮农组织积极参与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多项活动，确保渔业和水产养殖相关问题在《气候公约》下得到解决。粮农组织还利用此机会重申其承诺，将继续支持各国与联合国系统、海洋界和私营部门的伙伴合作，共同实现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可持续发展和气候抵御能力。

[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21。决定-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格拉斯哥气候公约》。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cop26_auv_2f_cover_decision.pdf

将气候变化纳入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的主流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对水生生态系统的影响，这要求在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中明确考虑气候压力因素，并在适应计划与管理或发展之间建立更好的联系。由此，该部门将受益于管理方法向灵活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方向转变，能够在发现气候影响时进行持续调整。通常，粮农组织指导意见从理论上说明的管理周期需要包括额外的反馈回路，以及时响应变化，缩短管理周期，以便适应不断变化的状况（图68）。

图68 显示额外反馈回路以应对气候变化动态性质的适应性管理周期

注：额外的反馈回路以红色虚线表示。

资料来源：整理自粮农组织。2003。《渔业管理2.渔业生态系统方法》。《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技术准则》。No.4，补编2。罗马。www.fao.org/3/y4470e/y4470e.pdf

如果使用基于风险的方法的环境监测系统包括当地和特定情况的间接指标，并且这些指标与已知对渔业和水产养殖具有重大影响的气候压力因素（如温度上升、降水模式变化、水中氧含量）有关，则可以引发有效的适应行动。总体而言，在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中进一步依赖基于风险的方法，可优化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风险减少措施，无论是在管理的规划阶段还是实施阶段。[6]此外，需要适当设计捕捞或养殖管理单位的空间和时间尺度，使其与相关气候变化缓解和适应措施相一致。

粮农组织开始分析在海洋渔业管理中成功引入灵活性的案例研究（Bahri等，编辑，2021）；然而，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工作，记录和借鉴应对淡水渔业或水产养殖管理制度中气候变化影响的实例，以确保持续的生产力和抵御力（插文31）。

插文31 通过改进沿海管理促进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

沿海渔业是数百万人的食物和生计的重要提供者。然而，沿海地区的海洋生物多样性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气候变化是危及水生物种和威胁沿海生态系统（包括红树林）的主要挑战之一。

在萨桑德拉（科特迪瓦）和萨卢姆三角洲（塞内加尔），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阿比让公约》正在与当地社区开展合作，通过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的“西非沿海渔业倡议”项目，实现与改善渔业治理和价值链相关的可持续红树林管理。

2021年，该项目实施了红树林恢复，协助自然再生和保障活动，试点规模为700公顷，在此过程中采用了参与性和包容性方法，使当地社区和非政府组织参与进来。

该项目还支持萨卢姆三角洲沿海虾类管理计划的运作，并开展了社区能力建设，重点关注女性牡蛎加工者以及通过各种媒体以当地语言进行宣传。

这些干预措施正在带来多重效益。它们正在增强渔业社区生计对气候相关风险和灾害的抵御能力，并有助于碳封存，同时解决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问题。

注：更多详情：www.fao.org/in-action/coastal-fisheries-initiative/en

制定和实施变革性适应计划

渔民和水产养殖者已经通过生计多样化、适应环境变化以及改进捕捞和养殖技术来适应气候变化，但必须在制度和管理系统方面进行更迅速的变革，以促进自主适应[7]和避免适应不良。这需要在国家、地区和地方层面制定变革性适应计划；这些计划必须促成中长期的自主适应，以便使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向未来过渡时能够更好抵御气候变化。针对这一需求，粮农组织发布了准则（Brugere和De Young，2020），旨在促使负责渔业和水产养殖治理的部委和机构的政策制定者积极参与本国适应规划进程，并推动此进程认可、促进和纳入该部门。其他利益相关者也可利用这些准则，了解如何在地区和地方层面参与和启动适应规划。

虽然变革性适应计划需要囊括各种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的需求，但如果该部门要继续为实现全球减贫和粮食安全目标做出贡献，就必须特别关注最弱势群体。因此，适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必须遵循包容性和参与性方法，并考虑到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小规模捕捞和养殖社区的需求和利益。例如，作为粮农组织FishAdapt项目的一部分，在缅甸制定了120个基于社区的综合管理计划，以帮助提高当地渔业和水产养殖社区及其生计对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

采用基于气候信息的空间管理方法

空间管理方法为针对当前和未来气候风险和机会来规划、调整和缓解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框架。如果没有合理的空间管理和规划，随着海洋变暖和酸化，物种的地理分布和生境将会改变，疫病的爆发和传播模式将会变化，内陆水域或海洋使用者之间的社会冲突将会恶化，还可能发生许多其他气候引起的变化。

空间规划和管理提供了以解决方案为重点的途径，可据此将空间数据和模型用于更好地了解和预测气候变化如何影响渔业和水产养殖，并深入了解不同地点的差异性，以便采用适当的基于地区的适应战略。在卫星遥感、航空测量、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等空间技术的支持下，养殖场和地区管理层面的良好空间规划和最佳管理措施可以降低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脆弱性并促进适应。例如，在智利，由环境部开发的ARClim项目提出的水产养殖气候变化风险图正在被用于生成基于科学的有害藻华预警，以降低养殖鲑鱼的死亡率（图69）。

图69 气候变化预测下有害藻华导致鲑鱼生物量损失的风险图

注：多边形代表沿纬度（Y）和经度（X）轴的鲑鱼养殖特许地区（加勒比国家联盟）。地图A至C中的颜色代表风险组成部分的分数：暴露程度（E）、危害（H）和敏感性（S）。每个组成部分的分值从1（最低）到5（最高）不等。地图D代表风险值，估算方法为R=（E×H×S）/125。分母125指的是最大可能值（5×5×5），因此风险在0（最低风险）和1（最高风险）之间变化。

资料来源：整理自Soto，D.，León-Muñoz，J.，Garreaud，R.，Quiñones，R.A.和Morey，F.。2021。“科学预警可以有助于减少有害藻华导致的养殖鲑鱼死亡”。《海洋政策》，132：104705。https://doi.org/10.1016/j.marpol.2021.104705

基于气候信息的渔业和水产养殖空间管理机制可能需要治理框架的适应性转变，为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定制方法，并在设计和实施创新性气候变化缓解和适应战略的过程中整合当地科学和知识，如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此外，重要的是开发多样化的空间数据库，充分说明环境的生态和社会经济特征；加强海洋学和气候观测系统，提供当地实时信息；发展国家和区域能力，实行预警模型和指标，为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对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影响提供支持。

纳入公平和人权考虑

公平的概念应始终是气候讨论的核心。气候变化可能对那些对气候危机作用最小的群体造成最大的伤害，如小规模捕捞和养殖社区，特别是那些生活在低收入国家和岛屿的群体。归根结底，公平也是有关人权的。气候变化可能影响人们的食物权、饮用水权、教育权、健康权和住房权，对个人、团体和弱势群体，如妇女、儿童、老人、土著人民、少数民族、移徙者和贫困人口，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

《确保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2021年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宣言》以及《巴黎协定》认识到公平和人权的重要性。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的气候变化适应必须在过程和结果中纳入公平和人权考虑。关键的过程考虑因素包括透明度、参与度、诉诸司法和不歧视。关键的结果考虑因素包括生命权以及食物权、住房权、水权和生计权等支持性权利。适应规划过程需要使弱势社区参与进来并赋予其权利，包括小规模渔民和水产养殖者。各国应评估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的脆弱性，并根据公平和人权考虑采取行动。这要求各国积极主动，为未来（无论是极端事件还是缓发性事件）做好准备，确保获得具有抵御能力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包括卫生服务）。

投资于创新

气候变化对渔业和水产养殖提出了新的挑战，敦促该部门通过技术、政策和市场转型的协同组合进行创新。在这方面，粮农组织就设计和实施新型互操作性信息系统和预警系统提供了支持，前者对国家层面的渔业、水产养殖和气候变化数据进行系统化和整合，为用户和决策者提供信息，后者有助于减少事故和死亡以及在与气候有关的极端事件中提供人道主义支持。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最近在智利巩固一个业已运行的框架（智利渔业发展研究院，2021），在马拉维马隆贝湖采用社交媒体技术促进实时信息和加强合规（粮农组织，2019），以及在缅甸加强对气候变化影响的监测和评估，为政策和规划提供信息并支持渔业和水产养殖社区（粮农组织，2021）。

在世界其他区域也运用了类似的创新方法。例如，菲律宾的ISDApp[8]将收集到的本地化天气数据转换为简化的天气预报，并以短信形式将其发送至渔民注册的手机号码，即使没有智能手机也可以实现，而新西兰的Moana项目[9]则支持将传统知识和渔业部门数据与尖端的海洋传感和先进的数值模拟相结合，提供可靠的海洋预报系统，支持海洋产业。

渔业和水产养殖造成的全球碳排放较少。尽管如此，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上仍存在去碳化机会，通过减少鱼类废物和损失提高其效率，包括针对小规模渔民和水产养殖者。去碳化技术已经存在；然而，由于成本较高，获取和推广仍是一项挑战。需要创新的资金计划和多管齐下的方法，确保创业者和当地社区（包括妇女和青年）获得信贷以及激励政策，支持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中采用清洁技术和能源，并以显著的创新方法促进其利益。

结论

各国对渔业和水产养殖适应气候变化的情况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根据粮农组织关于国家自主贡献的最新报告，作为《巴黎协定》承诺的一部分，各国提交了85个新的或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7月31日），有77个（81%）含有适应内容，其中62个提及渔业和水产养殖的适应情况，包括海洋和沿海地区管理（Crumpler等，2021）。上述五项优先重点可以为各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提供非常有意义的指导，最终促进实现《巴黎协定》的长期适应目标。

随着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决定正式强化了《气候公约》讨论中的海洋空间，渔业和水产养殖必须扩大其对全球行动的贡献，分享与该部门相关的适应和缓解方案，同时逐步填补国际气候讨论中对淡水渔业和水产养殖关注不足的重要缺口。

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中努力实现性别平等

男性和女性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中的充分、平等参与和受益（即性别平等）对于实现可持续性和包容性至关重要（粮农组织，2020m）。

虽然女性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的劳动大军中占半数，发挥着关键作用，但她们却主要在非正规、低薪酬、最不稳定、技能要求最低的部门就业。在水产养殖业，女性在初级生产部门的劳动力中占比28%；在渔业中占比18%；估计占价值链收获前和收获后环节的50%。除了在农村经济中发挥支柱作用外（粮农组织，2020m），女性对家庭粮食安全和营养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还负责家务和照料家人。女性发挥的作用多数情况下受到她们所处环境中的社会、文化、经济因素影响，且往往面临着性别限制，阻碍她们发挥能动性（即她们做决定和采取行动的能力），使她们无法因自身在该部门发挥作用而充分获得收益。

性别不仅仅指男性和女性（即生理性别，或区分男/女/跨性别的生物特征），而是指随背景和时间而异的社会建构。它指与男性或女性相关联的社会属性和机遇。因此，性别指某一特定社会在特定时间点赋予男性和女性各自合适的角色、行为、活动和属性。此外，它还指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以及男性和女性内部的关系，并决定着特定背景下对女性或男性的预期、许可和评价。

这些性别预期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女性和男性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各环节的参与方式和获益程度。要想了解男女发挥的作用和获益情况，其中一项关键细节就是了解交叉性概念。必须认识到，不同社会维度（不仅有性别，还有阶级、年龄、种族、民族、种姓、宗教信仰、性取向）之间的交叉作用，即决定身份认同的多重因素，不仅会导致女性和男性之间出现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的不平等现象，也会导致女性和男性内部出现不平等现象。

分析时必须考虑到交叉性，以便以此为依据，确定个人的社会地位及相对权力或受压迫程度和脆弱性，这有助于确定他们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中所起的作用（Williams等编, 2012）。如无法了解这些交叉作用，就可能导致无意中排斥最弱势群体，给渔业和水产养殖群体带来不平等现象加重和加剧的风险（Ferguson,2021）。

正如女性并非是一个同质化的群体一样，女性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中发挥的作用也是千差万别，从采集贝类和海藻、小规模捕捞和修补渔网，到加工和销售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10]（插文32）。然而，重男轻女的性别动态变化和通过性别角色产生的控制力却一直保持不变（粮农组织，2017d）。女性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背负三重劳动负担，并经常面临性别暴力（Siles等, 2019），同时还往往：

- ▸难以获得信息、推广和金融服务、基础设施、社会保护和体面就业；

- ▸难以获得物理资源和资本；

- ▸无法参与决策和担任领导职务；

- ▸从自身参与的活动中获益较少，权利和特权较少；

- ▸对市场、定价和价值链内部的互动关系缺乏掌控。

插文32 女性创业活动的成功案例

菲律宾的水产养殖项目:支持小规模水产养殖企业家：菲律宾妇女协会案例

在菲律宾，宾马利农村进步俱乐部（BRIC）是一个专门从事遮目鱼养殖和加工的小规模妇女协会，已成为相关价值链和当地经济中一个关键行动方。协会为女性创造机会，帮助她们组织起来，在水产养殖部门有效开展由女性牵头的创业活动。粮农组织对这一案例进行了推广，为举办一次有关水产养殖价值链开发和参与的培训会提供支持：通过展示这一协会所开展的活动和组织方式，强调如何通过类似的协会在经济上为女性赋权，借此推动社区发展，取得良好的创业实效。女性的知识和技能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既有助于为有效完成各项任务奠定坚实的基础，又能利用优质原材料生产出优质加工产品。从创业角度看，她们在努力利用自己的烹饪技能，对养殖鱼进行增值加工，使产品多样化，提高效率和收益率，同时还努力减少食物浪费。通过这一方式，女性获得了赋权：她们的领导能力有所提高，为家庭带来更多收入，同时还推动在当地设立了一家水产养殖企业，从长远看有助于实现性别平等。

肯尼亚的海藻项目：支持在肯尼亚采用生态系统方法开展海水养殖（TCP/KEN/3502）：自助小组

2015年，应肯尼亚政府提出的技术援助请求，粮农组织实施了一个项目，为小规模养殖户赋能和提供培训，帮助他们生产海藻、贻贝、牡蛎、螃蟹和遮目鱼。季布尤尼妇女海藻养殖小组是从粮农组织该项目中受益的五个团组中的其中一个，她们用高架子搭起晒架，将收获的海藻铺在晒架上安全地晒干。项目旨在促进减少收获后损失，提高产品质量，以便在市场上卖出好价钱。项目还帮助一家收购干海藻的跨国公司与妇女海藻养殖小组建立联系。在项目周期结束时，该养殖小组共有52名成员，并向肯尼亚政府注册为自助小组。

Tima Mwalimu Jasho的故事引起了强烈反响。她是一位海藻养殖户，利用自己的一部分积蓄建造了一间一居室房子用于出租，因为她在接受粮农组织在肯尼亚举办的有关海藻养殖的培训后，售出41吨海藻，获得1.3万多美元的收入。她说：“我们一直很穷，完全不知道我们就守着能帮助我们实现未来的宝贝。”

小组的成员们接受了项目提供的有关海藻最佳商务管理规范和有关价值链的培训后，从海藻养殖中获得的收益有了大幅提高。小组将未经加工的海藻卖给买家，同时还生产多种增值产品，包括榨汁、饼干、蛋糕、蔬菜色拉、汤料块、液体皂和其他化妆品，获取更高收入。出售新鲜海藻和增值产品获得的收入逐步提高了社区人民的生活水准，而项目受益人多数为女性，她们从此有钱购买餐桌上的食物，修建新房，送子女接受教育，为自家购买更好的建筑材料。

虽然项目已于2017年结束，但它所产生的效益依然明显。妇女海藻养殖小组的试点活动非常成功，该小组已从一个自助小组发展成为一个合作社，即季布尤尼海藻养殖者协会，注册为一个储蓄信用合作社。

性别歧视不仅对女性产生直接影响，还会因降低生产率和效率、减少创新机会和女性创业机会，给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带来巨大破坏。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实现性别平等变得更为紧迫，因为疫情本身就是不平等的载体和体现，使该部门原本存在的歧视现象进一步加剧。当学校被关闭、卫生体系因防疫而不堪重负时，妇女和女童作为照料者不得不承担更多的无报酬照料和家务劳动。更糟的是，妇女和女童在获取医疗服务以及性卫生和生育卫生服务时往往面临各种限制。此外，人们已观察到，家庭暴力和性别暴力、性虐待和性剥削等现象在世界各地均有所增加。女性因为传统上主要从事收获后活动，包括水产品[11]加工、鲜鱼贩卖、储存、包装和销售等下游活动，因而在风险面前极为脆弱。她们的脆弱性又因必须继续从事这些活动以维持收入和养活家人而进一步加剧（Misk和Gee, 2020）。

渔业和水产养殖中的性别主流化

粮农组织的性别平等政策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在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实现男女平等，消除饥饿和贫困”（粮农组织，2015b）。简而言之，性别平等就是女性和男性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享有平等权利和机会的状态，同时可利用粮农组织的性别主流化工具，为实现性别平等提供支持。因此，必须评估所有领域、所有层级任何已规划的行动，包括立法、政策或计划，可能对女性和男性产生的影响。这有助于让女性和男性的关切和经历都能成为所有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相关政策和计划的设计、实施、监测和评价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从而使女性和男性平等获益，终止不平等现象。其终极目标是实现性别平等。这一目标已被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5“实现性别平等，为所有妇女和女童赋权”，成为一项明确的独立目标和跨部门议题，同时也能推动在各方面实现性别敏感型可持续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一再强调，如果在实施和监测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时不能将性别视角系统化纳入其中，就一定无法取得进展，《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就无法实现（联合国妇女署，2021）。

《粮食安全和扶贫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就性别平等做出了明确承诺，成为首份直接提及性别问题的渔业相关文书（水产养殖和渔业中的性别问题组，2018）。2018年,《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平等机会宣言》明确呼吁通过保障妇女的平等机会，改善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工作的女性的现状（Venugopalan, 2018）。第二年，粮农组织主办了渔业可持续性国际研讨会（粮农组织，2019f），突出强调女性在该部门所发挥的作用，并强调有必要加强和充分认识这一作用，优先重视实现性别平等。2021年出台了一份根本性宣言：渔委《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宣言》（见“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中的科学机遇”；粮农组织，2021b）。

渔委《宣言》承认女性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关键行动方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发挥着重要作用。《宣言》中包含粮农组织各成员国做出的坚定承诺，即“通过基于性别的政策，推动妇女充分进入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并享有平等机会，从而确保为妇女赋权。”由千禧年+20全球水产养殖业大会参会者通过的《上海宣言》倡导在水产养殖发展过程中保障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目前正在制定的《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旨在引导粮农组织各成员国和所有利益相关方通过对话、政策进程和行动，实现可持续、公平的水产养殖发展。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已被作为一个主题模块和跨部门问题纳入其中，反映出有必要有针对性地应对这些问题，并将其纳入水产养殖各方面主流工作（粮农组织，2022）。

改变性别观念的方法

改变性别观念的方法是一类工具，能揭示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背后的深层原因以及不平等和歧视程度，随后通过在个人和社会层面解决权力不平衡问题消除这些深层原因。此类方法是为妇女和女童赋权的有力工具，也是在渔业和水产养殖社区中实现深层变革的有力工具。然而，必须强调，这些变革需要缓慢的过程，只有得到男性以及整个家庭和社区的参与和支持时才能实现。这一方法代表着适应渔业和水产养殖领域实际情况的努力方向，有助于该部门通过实现性别平等，充分发挥自身潜力。

女性作为变革促进者

粮农组织开展有关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中性别主流化工作时，采用的是改变性别观念的方法，并遵循粮农组织性别战略中提出的四大目标（粮农组织，2020）：

- ▸女性和男性在农村机构和组织制定相关立法框架、政策和计划时拥有平等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 ▸女性和男性对自然资源和生产性资源拥有平等的权利，能平等获取和掌控这些资源，为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做出贡献并从中获益。

- ▸女性和男性在服务、市场和体面劳动方面能享有平等权利和获得权，同时能平等享有由此带来的收入和收益。

- ▸通过帮助女性获得技术、措施和基础设施的使用权，同时推动公平分配责任（包括在家庭层面），减轻女性的劳动负担。

此项工作旨在发挥世界各地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女性的潜力和能力，同时认识到她们作为变革促进者在实现蓝色转型[12]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正如粮农组织总干事曾指出：

妇女和女童可以在疫情应对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这对于农业粮食体系转型的意义尤为重大。我们都需要共同努力以点燃变革所需的火种，实现妇女和女童赋权，尤其要为农村地区的妇女和女童赋权（粮农组织，2021u）。

渔业和水产养殖预测

说明：本报告撰写之际（2022年3月），乌克兰冲突使得全球价值链和贸易又增加了一重不确定性。能源和投入品（包括水产养殖饲料）价格已经开始显现飙升势头。运营成本升高势必会带来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13]价格上涨。航班取消和/或航线更改给货运能力带来压力，进一步扰乱供应链，带来更多的交付延误。乌克兰冲突还有可能产生深远的地缘政治格局改变，影响美国、欧洲、中国、俄罗斯联邦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这种变化给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下文预测仅在最保守的层面上考虑了战争的潜在影响。随着影响评估结果逐渐清晰，预测数据未来还会进一步调整。

本节介绍了运用粮农组织2010年开发的鱼品模型（粮农组织，2012b，第186-193页）所做的中期展望，旨在探讨渔业和水产养殖的未来可能发展。鱼品模型与每年用于编制十年农业预测的Aglink-Cosimo模式有所关联，但并未归入后者。十年农业预测由经合组织与粮农组织联合编写，每年发布在《经合组织-粮农组织农业展望》（经合组织和粮农组织，2021b）。粮农组织鱼品模型运用一整套宏观经济假设和选定价格来编制农业预测数据。本节介绍的渔业和水产养殖数据来源于粮农组织针对2021-2030年开展的特别分析。

本节中的预测数据展望了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13]、利用、贸易[14]、价格以及可能影响未来供需的其他重要问题。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数据仅是根据一套特定假设做出的情境分析结果，就渔业和水产养殖的未来发展提出见解。这些假设包括：未来的宏观经济环境；国际贸易规则和关税；事件发生频率及其对资源的影响；是否会出现其他严重事件，例如海啸、热带风暴（气旋、飓风和台风）、洪水以及新发水生物种疾病；更加完善的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措施，包括捕捞限制；以及是否会出现市场冲击。鉴于中国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中的重要地位，假设中考虑到了中国“十三五”（2016-2020年）和“十四五”（2021-2025年）期间制定政策的延续性，继续发展可持续、环境友好型的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粮农组织，2018b；插文31）。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未来将取决于全球、区域和本地相关的很多因素。人口和经济增长、城镇化、技术发展和膳食多样化，预计将推动食品需求持续扩大，尤其是对动物产品（包括水产食品[13]）的需求。

产量

基于所做假设，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不包括藻类[13]）预计将继续增长，2030年达到2.02亿吨（图70），比2020年提高14%，绝对数量增加2400万吨（表18）。尽管总量持续增加，但增长速度和增长的绝对水平预计将低于2010-2020年（年均增速为23%，增量为3300万吨）。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的大部分增长都将来自于水产养殖部门，2027年产出可能首次突破1亿吨。水产养殖产量预计到2030年将增至1.06亿吨，与2020年相比，增幅为22%，近1900万吨。养殖品种在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包括食品和非食品用途）中的占比预计将由2020年的49%提高至2030年的53%（图71）。

表18 2030年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预测

1 塞浦路斯同时计入亚洲和欧盟。

2 2020年总数中还有1030吨的产量国别不详，该数据未计入其他任何总数。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图70 1980-2030年世界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图71 1980-2030年世界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未来十年间，水产养殖产量的年均增速与过去十年相比将减缓至半，由2010-2020年的4.2%下降至2020-2030年的2.0%（图72）。增速放缓背后有多种原因[15]，包括：更大范围地推行和实施环保法规；水资源和适于生产的地理位置选择减少；集约化养殖带来水生动物疫病频发；水产养殖生产率提高速度放慢。特别是，中国的政策转变预计将对总体增速放缓产生显著影响。自2016年起，中国在推动水产养殖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型的同时，积极引入利于保护生态的技术创新，实现生产与环境的更好协调。政策转变初期，产能有所下滑，但随后便进入了更快的增长期。中国到2030年仍将保持全球生产大国的地位，但2020-2030年的水产养殖产量预计增速为21%，仅为2010-2020年（40%）的一半。2020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在全球总产中占比为57%，预计到2030年将略微下降至56%；但同期，水产养殖对中国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的贡献将从79%提高至82%。中国水产养殖增速放慢带来的影响预计在一定程度上可被其他国家产量增加弥补。

图72 1980-2030年世界水产养殖年均增长率

1 2020年代含2030年。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预计各大洲的水产养殖产量都将持续增加，但不同国家和不同区域品种与产品的增长情况不一（图73）。预计水产养殖在美洲（比2020年增长29%）、非洲（增长23%）和亚洲（增长22%）增势最为迅猛。非洲水产养殖产量增长将得益于近年来养殖能力不断增强；此外，随着经济发展，本地需求扩大，国家也出台政策鼓励水产养殖发展。尽管增势喜人，但非洲水产养殖总体产量仍较为有限，到2030年仅为280万吨，主要来自于埃及（190万吨）。亚洲国家将继续主导水产养殖部门（在2030年保持全球水产养殖总量88%的占比），2030年产量增长的88%以上也将来自于亚洲国家。

图73 水产养殖对各区域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的贡献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所有养殖品种组都将继续增长，但不同群组之间增速不均，各个品种的数量重要性也会随之改变。总的来说，由于鱼粉预期价格走高，供应减少，因而膳食中鱼粉和鱼油占比较大的品种增速较慢。

与2019年和2020年小幅下滑的情况相比，捕捞渔业在未来几十年预计将有所回升，展望期结束时全球捕捞渔业产量将达到9600万吨，比2020年增加500万吨，总体增幅为6%。未来十年会有一些波动，这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南美捕捞量下降，尤其是鳀鱼，导致未来十年全球捕捞渔业产量总体下滑2%左右[16]。捕捞渔业产量总体增加受到多重因素驱动，包括：1）得益于资源管理改进，部分种群逐步恢复，捕捞产量也随之增加；2）在捕捞不足的少数几个国家中，或是因为出现了新的捕捞机遇，或是因为放松了渔业管理措施，国内捕捞产量有所增长；3）受到立法驱动，或因食品及非食品用途水产品种的市场价格走高，渔获物利用得以改进，丢弃物、浪费和损失有所减少。中国预计仍将保持生产大国的地位，但随着中国的环保政策在未来十年持续发力，捕捞渔业产量预计将保持在2020年的水平。在捕捞渔业方面，中国的政策将通过控制许可、减少渔民和渔船数量以及控制产出等方式，逐步减少国内捕捞产量。其他目标包括：推动渔具、渔船和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持续减少燃料补贴；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通过增殖放流、人工鱼礁和季节性禁捕等方式恢复国内种群数量。但在中国的政策方案中，国内捕捞量的预期减少将由远洋渔船捕捞产量增加予以补偿。2030年，鱼粉和鱼油产量将分别比2020年增长11%和13%，但用于生产鱼粉和鱼油的捕捞资源在捕捞产量中的占比会略有下滑（2030年为17%，2020年为18%）。鱼粉和鱼油产量预期增长是因为2030年捕捞渔业总体产量会高于2020年，此外鱼品加工业中鱼废料和鱼副产品生产的鱼粉和鱼油产量也将有所增加（图74）。2020年至2030年间，源自鱼废料的鱼粉产量占比将由27%提高至29%，鱼油产量占比将由48%略降至47%。

图74 1990-2030年世界鱼粉产量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消费[17]

多数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将供人类消费，这一比例预计将持续提高，由2020年的89%上升至2030年的90%。总体而言，2030年可供人类消费的水产食品数量预计将比2020年增加2400万吨，达到1.82亿吨，增幅为15%，低于2010-2020年的水平（23%）。增速放缓主要是因为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增量缩减，水产食品名义价格走高，人口增速放慢，部分国家（尤其是高收入国家）需求饱和，水产食品增长乏力（2020-2030年年均增速为0.3%）。

总体而言，全球水产食品消费增长由若干因素拉动，包括收入水平提高和城镇化进程带来的需求扩大，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提高，以及收获后方法和配送渠道的完善扩大了水产品[18]销售范围。需求还会收到膳食趋势改变拉动，人类消费的食品类型更加丰富，更加注重健康和营养，而水产食品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需求增长将主要来自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预计将占2030年消费增量的82%，会消费73%供人类消费的水产食品（2020年为72%）。2030年，全球可供人类消费的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中约有72%将被亚洲国家消费，消费数量最低的是大洋洲。2030年，预计各大洲水产食品消费总量均将有所增长，其中非洲和大洋洲增速最快（均为26%），随后为美洲（17%）、亚洲（15%）和欧洲（6%）。

2030年人均水产食品表观消费量预计将达到21.4公斤，高于2020年20.2公斤的水平；但人均水产食品表观消费量的增速将由2010-2020年的1%下滑至2020-2030年的0.6%。除非洲外，人均水产食品消费量在各个区域均将呈上升趋势。预期增速最快的为大洋洲（12%），随后为美洲（9%）、亚洲（7%）和欧洲（6%）。尽管总体呈上升趋势，各个国家之间和内部鱼类消费的数量和品种趋势也都不尽相同。2030年，供人类消费的水产食品中约有59%预计将来自于水产养殖，高于2020年56%的水平（图75）。

图75 水产养殖日益重要的作用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在非洲，人均水产食品消费量预计将从2020年的9.9公斤略有下滑到2030年的约9.8公斤。撒哈拉以南非洲下滑趋势更为明显（同一时期由8.6公斤下滑至8.4公斤）。尽管由于产量和进口双增导致水产食品供应总量扩大，但这种增长仍然赶不上非洲人口增长的速度。埃及是个例外，本已相当可观的水产养殖产量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2030年产量比2020年增长20%）。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水产食品消费量的预期下滑引发了食品安全关切，因为这一区域营养不良问题严峻（粮农组织等，2021），且在很多非洲国家鱼类蛋白都在动物蛋白摄入中占有较大比例（见“水产食品消费”）。这种下滑趋势可能也会削弱对水产品依赖程度较高国家的能力，令其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中营养目标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1和2.2的能力。

贸易

水产品贸易在展望期间将持续扩大，但较上个十年增速放慢，这背后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增长减慢，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价格走高（会对水产品种的总体需求和消费造成影响），一些生产和出口大国国内需求更加强劲，例如中国预计将增加面向国内市场的水产养殖产量。贸易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食品供给和食品安全方面。据测算，2030年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出口量将占总产量的36%左右（不包括欧盟内部贸易则为31%），包括各类供人类消费的产品，或不可食用产品。水产养殖在水产食品国际贸易中占比将逐步提高。从数量上看，中国仍将是最大的水产食品出口国，随后为越南和挪威。水产食品出口增长主要来自于亚洲，2020年新增出口量将有约52%来自于亚洲。亚洲在供人类消费鱼品贸易总量中的占比将由2020年的47%提高到2030年的48%。高收入国家仍将高度依赖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2030年，欧盟、日本和美国水产食品合计进口量占全球进口总量中的比例将为39%，略低于2020年（40%）。

鱼粉和鱼油贸易预计将分别增长9%和7%。秘鲁和中国仍将作为主要的鱼油出口国，挪威和欧盟是主要进口国，特别是用于鲑鱼养殖。秘鲁预计仍将是鱼粉的主要出口国，之后为欧盟和智利，而中国是主要进口国。

价格

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在下个十年将进入名义价格走高的阶段。出现这一趋势的原因包括包括需求侧收入增加、人口增长，以及肉类价格上涨；而从供给侧来看，捕捞渔业产量增长疲软，水产养殖产量增速放缓，很多重要投入品面临成本压力，例如饲料、能源和鱼油。此外，中国渔业和水产养殖增速放缓也会刺激中国价格走高，与全球价格出现碰撞。贸易产品平均价格增幅最大（2030年比2020年增长33%），随后为水产养殖产品（增长29%），最后为捕捞产品价格（19%，不包括鱼类的非食品用途）。养殖品种价格上涨的另一个推动因素是鱼粉和鱼油价格走高；在全球需求强劲的背景下，鱼粉和鱼油价格预计将分别上涨11%和1%。饲料价格高企也将影响水产养殖的品种构成，转向饲料需求少、价格低或完全不用饲料的品种。生产端价格上涨，加之水产食品需求扩大，将刺激水产品国际贸易平均价格在2030年比2020年上涨18%。

从实际价格来看，除养殖产品和贸易水产品外，所有价格在预测期内均会略有下调，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从单个品种来看，供给或需求波动会带来更大的价格起伏。此外，水产养殖预计会在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供应中占有更大比例，故而将对水产品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价格构成产生更大影响。鱼粉和鱼油价格预计将会显著下调。然而，这两种产品的价格已经处在历史高位 — 自2005年开始强势走高，鱼粉价格一路上扬，到2030年将比2005年高出28%。鱼油的价格趋势更为突出，2030年实际价格预计将比2005年的观测价格高出70%。若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则所有这些价格数据表明将捕捞渔业和鱼品废弃物制成鱼粉和鱼油在预测期内仍将带来可观的利润。

主要预测结果概述

通过分析总结出2030年之前的以下主要趋势：

- ▸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量、消费量和贸易量均将保持上升势头，但增速将逐步放缓。

- ▸因资源管理得当的区域产量增加，全球捕捞产量有望实现一定程度的增长。

- ▸水产养殖产量尽管增速放缓，仍是填补供需缺口的主要来源。

- ▸水产食品供应在各个区域都将有所扩大；人均消费量在非洲预计会有小幅下滑，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引发粮食安全关切。

- ▸水产品贸易增速预计将慢于过去十年，但渔业和水产养殖出口量在总产量中的占比预期将保持稳定。

- ▸名义价格将持续上涨，但实际价格则会下调，水产养殖和贸易产品除外。

- ▸中国将在“十三五”（2016-2020年）和“十四五”（2021-2025年）期间实施的渔业和水产养殖改革新政预计将给全球市场带来显著冲击，价格、产出和消费都将受到影响。

主要不确定性

本节所做预测（参见插文33）建立在一系列经济、政策和环境假设之上。若实际情况偏离任一假设，都会造成渔业和水产养殖预测结果出现偏差。短期来看，新冠疫情及其对全球价值链的相关影响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贸易仍在恢复当中；此外，俄乌冲突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持续冲突会影响到贸易、价格、物流、生产、投资、经济增长和生计等方方面面，由此产生的粮食安全震荡波及的范围远远不止乌克兰，对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也会造成巨大冲击。（插文34）

插文33 到2050年渔业和水产养殖的潜在情境

粮农组织近期对2050年前的情况进行了初步预测[1]，提出了渔业和水产养殖的三种可行情境，供考虑和采取行动。预测以《经合组织-粮农组织农业展望》中粮农组织鱼品模型结果等多个行业增长期望值为基础。[2]

照常

该情境遵循的趋势路径与经合组织-粮农组织2030年前情况预测得出的趋势路径相似，捕捞渔业略有增长（主要因为改进了管理），水产养殖大幅增长（尽管与前几十年相比增速放缓）。该情境表明，海洋和内陆捕捞渔业之所以有所增长，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内陆渔业完善了报告制度。由于技术进步，到2050年，海洋捕捞渔业不直接用于人类消费的比例应该在2030年基础上有所下降。

悲观

这一情境预测水产养殖规模扩大会遭遇几次失败，且不可持续做法继续存在，造成很多新养殖场情况恶化，导致水产养殖增长有限且捕捞渔业小幅下降。海洋和内陆捕捞渔业的资源基础到2050年前将会持续恶化。悲观情境还预测2050年产量将减少9.6%，符合“典型浓度路径”8.5（“照常”）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预测[3]。海洋捕捞渔业不直接用于人类消费的比例应该与2031年预测水平相似，没有受到进一步技术创新的推动。

乐观

该情境预测会有一些积极成果，水产养殖将得以可持续发展和扩大规模。水产养殖增速不高但相当可观，表明产量增加且反映出海水养殖投资大增。海洋捕捞渔业也有望取得多项积极成果，增速直奔海洋可持续产量估值上限，到2050年实现9550万吨的宏伟目标。内陆捕捞渔业产量预计将增至1350万吨，反映出数据收集系统的进步与管理措施的实施，而目前很多流域还做不到这一点。此外，捕捞渔业（海洋及内陆）2050年产量将下降4.05%，符合“典型浓度路径”2.6（“大幅减缓”）对捕捞渔业所受气候变化影响的预测[3]。因在减损和减少浪费方面的技术改进，不直接用于人类消费的海洋捕捞渔业比例预计会有所下降。

2050年三种不同情境下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和利用量预测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消费方面，“照常”情境下，水产食品人均表观消费量将从2020年的20.2公斤增至2050年的22.3公斤，从而增加水产品对解决饥饿与营养不良问题的贡献。按照乐观情境的预测，通过创新和集约化水产养殖发展，以及对全球所有捕捞渔业进行强力有效管理，理论上人均消费量有可能增加到25.5公斤。另一方面，当前过度捕捞模式未能改变，水产养殖增长有限，很有可能造成人均消费量到2050年降至18.5公斤，重返2012年前水平，对粮食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膳食更为依赖水产品的国家。

2020与2050年三种情境下的生产量和消费量

注：BAU=照常。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以上预测结果参见表格。

以上预测的本质不在于预测未来，而是提供边界条件，方便采取适当行动实现粮食和营养安全（见图）。粮农组织认为“照常”情境试图将粮农组织鱼品模型估计的中期趋势外推至2050年，因而最为合理。粮农组织模型使用了一系列宏观经济假设和部分价格，因而不仅是增长预测，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假设的不确定性增加，需要定期调整。悲观和乐观情景则是为了方便人们了解各种预期可能性。这一系列情境为对话创造了条件，承认当下未必能够较好预测未来，但未来决策将会对水产品对粮食安全与营养状况的贡献产生重大定量影响。到2050年，全球人口可能达到97亿，届时该行业仍将是养活这些人口的重要部门，如能采取正确的政策决定，该行业可以做出更大贡献。

[1] 联合国营养小组。2021年。《水产品在可持续健康膳食中的贡献》。讨论文件。罗马。www.unnutrition.org/wp-content/uploads/FINAL-UN-Nutrition-Aquatic-foods-Paper_EN_.pdf

[2] 经合组织及粮农组织。2020年。第8章：鱼品。引自：《经合组织-粮农组织2020-2029年农业展望》。巴黎，经合组织出版社。引自2022年4月20日。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4dd9b3d0-en.pdf?expires=1650400376&id=id&accname=guest&checksum=512B2A7A9D84422B9E01EEA8FB9E4E67

[3] Barange, M., Bahri, T., Beveridge, M.C.M., Cochrane, K.L., Funge-Smith, S. & Poulain, F., eds.2018年。《气候变化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影响：现有知识、适应和减缓方案综述》。粮农组织渔业及水产养殖技术文件，第627号。罗马，粮农组织。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I9705EN

插文34 乌克兰：冲突对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的初步影响

背景

冲突发生前，乌克兰的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量约为8.72万吨，其中2.67万吨来自内陆水域捕捞，4.19万吨来自海洋捕捞，1.86万吨来自养殖。乌克兰渔船的作业区域涉及乌克兰及其邻国在黑海和亚速海的专属经济区以及远海，远海作业海域主要是大西洋和太平洋南极海。2020年，乌克兰在黑海和亚速海的总渔获量约为2.08万吨，作业渔船1300艘。

乌克兰有4000多家注册养鱼场，大多是小规模经营，主要为人工鱼塘养殖的鲤鱼，以及鲶鱼、梭鱼和鲑鱼。海洋水产养殖方面，2014年以来未有经营活动，因为该国的四家贝类养殖场和一家大菱鲆苗种场位于目前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

乌克兰水产食品人均年消费量约为12-13公斤，主要从欧洲国家进口。近年来，水产品进口额虽然波动较大，但不断增长，2021年达到峰值，突破10亿美元。同年，乌克兰鱼产品出口额为6600万美元。进口产品包括鲑科鱼、鲭鱼、鲱鱼和无须鳕，其中近三分之一（31%）来自挪威。另一方面，出口产品主要是鲑鱼和鳕鱼片，其中一半以上销往几个欧洲国家。

影响

根据乌克兰国家渔业局提供的信息，由于持续不断的冲突及渔民面临的相关风险，沿海所有上岸点和港口都已关闭，海洋捕捞活动已经停止。内陆捕捞受到严重影响，现有捕捞活动不超过能力的30%。部分地区（如切尔尼戈夫、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的捕捞活动已经完全停止，另一些地区的河口、水库和湖泊则仍在进行捕捞作业。

同样，由于苗种、饲料和其他服务的供应受阻、基础设施受损、需求低迷，乌克兰的水产养殖也受到严重影响。据粮农组织初步估计，如果冲突持续下去，2022年初级产业承受的经济损失至少达到7000万美元，如果计入收获后价值，很可能还要增加三倍，此外还要加上6600万美元出口额的净损失。由于基础设施受到严重影响，乌克兰各港口的所有商业航运目前都已停止，严重影响了乌克兰的进出口贸易，进口的停滞给水产食品的消费带来了严重冲击。

在乌克兰以外，邻国在黑海水域的海洋捕捞也受到严重影响。许多渔业研究调查以及监测、控制和监督活动也被迫中止或彻底停滞。

总而言之，乌克兰冲突正在严重干扰全球的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市场。俄罗斯渔业（2020年为第五大捕捞渔业生产国）高度依赖出口。2021年，俄罗斯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出口额从2020年的49亿美元增至61亿美元。目前出口受到严重干扰，而且出口额和出口目的地会受到什么影响还有待观察。本来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就认为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的投资风险较大，随着世界经济面临越来越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水产食品主产国的投入品和经营成本也在不断上升，该部门获取投资的机会正在不断恶化。

此外，未来十年，环境、资源、宏观经济条件、国际贸易规则和关税以及市场特点等方面都可能出现显著变化，影响中期的生产、市场和贸易格局。气候波动和变化，包括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和程度，预计将会给水产品的供应、加工和贸易带来显著影响，各个区域所受影响程度不同，但各国面对风险更为脆弱。以下因素会进一步加剧风险：1）治理不善导致环境恶化、生境破坏，造成资源压力，过度捕捞，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疾病暴发以及逃逸品种和非本地品种入侵；2）场地和水资源获取与供应，以及信贷、苗种和专业知识获取等相关的水产养殖问题。这些风险可通过多项措施减缓，包括通过重点突出、行之有效的治理机制推动严格的渔业管理制度，负责任的水产养殖发展，以及技术、创新和研究进步。从长期来看，实施改进措施和适当管理政策会给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带来积极影响，正如粮农组织2050年高速发展愿景中描述的一样。此外，食品安全、质量和可追溯标准以及产品合法性等市场准入要求将继续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国际贸易进行约束。

1 在撰写本报告时（2022年6月7日），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达529,410,287例，死亡病例达6,296,771例（世界卫生组织，2022）。

2 “水产食品”、“水产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3 欲知详情：https://data.unwomen.org/features/covid-19-and-gender-what-do-we-know-what-do-we-need-know

4 “风险管理”定义参见术语表。

5 “蓝色转型”定义参见术语表。

6 参见Aguilar-Manjarrez、Soto和Brummett（2017）的水产养殖发展实例。

7 自主适应是指私营部门行动方在没有公共机构干预的情况下自然采取的举措；由自然系统的生态变化和人类系统的市场或福利变化引发，被称为自发性适应（Klein和Maciver，1999）。

8 更多信息：www.isdapp.ph

9 更多信息：www.moanaproject.org

10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11 “水产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12 “蓝色转型”定义参见术语表。

13 “藻类”、“水产食品”、“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14 本节的渔业和水产养殖预测，关于产量、利用量、消费量和贸易量的统计分析仅涵盖水生动物（不包括水生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术语表中给出了涵盖的详细物种范围和排除在外的具体部门。

15 需要指出的是，增速放慢并不等同于产量减少。增速为百分比形式，通常基数较小时增速更大，随着基数规模的扩大，增速也将逐渐放慢。

16 预测中假设天气和生产条件正常，但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除外。基于近年来的趋势，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每五年将面临强度更大的厄尔尼诺现象。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具体年份未必准确，但这些数据能够反映出对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的可能总体影响。这种气候现象将减少受影响地区鳀鱼和其他小型中上层鱼类制成的鱼粉和鱼油产量，进而波及水产养殖的价格和投入品成本。

17 如“水产食品消费”一节所述，消费以鲜重当量表示，具体指水产食品的表观消费量（“表观消费量”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18 “水产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术语表

近几十年来，随着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不断发展，在粮食安全、人类营养和贸易中的作用不断增强，该部门的相关术语也日益增多。因此，使用这些词汇时需要更加精准和确切，以保证《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连贯一致。

编制本术语表，源于粮农组织决定审查、修订、阐释一些需要澄清的具体术语。这些术语由粮农组织或其他组织的权威来源进行定义，并考虑到数据收集和整理的单一性，因为这往往意味着会存在一些不符合标准定义的用法。

“常用定义”侧重于从直观和常识的角度给出相关术语的含义。在必要处给出解释性说明，详细说明该术语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中的应用情况。 “ 《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主要解释报告和统计分析中与标准定义不一致的情况。

例如：“鱼品”一词在之前的版本中广泛用于“鱼品生产”、“鱼品贸易”或“鱼品消费”等各类情境中，泛指所有种类的水生动物。然而，在不断发展、文化多元的全球背景下，“鱼品”一词可能具有误导性，或缺乏代表性。本术语表考虑到了这些细微之处。

参考文献

1. Aguilar-Manjarrez, J., Soto, D. & Brummett, R. 2017. Aquaculture zoning, site selection and area management under the ecosystem approach to aquaculture. Full document. Rome, FAO. 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958ece24-3675-4f9c-ae1c-7269ff0e791c

2. Ahonen, H. & Pirhonen, J. 2018. An overview of aquaculture education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recirculating aquaculture systems (RAS). Finland, 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 www.luke.fi/wp-content/uploads/2018/03/uaculture_education_Nordic_countries.pdf

3. Alam, G.M.M., Sarker, M.N.I., Gatto, M., Bhandari, H. & Naziri, D. 2022. Impacts of COVID-19 on the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secto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ways forward. Sustainability, 2022, 14(3): 1071. https://doi.org/10.3390/su14031071

4. Aquatic Network. 2021. Investments and funding sources. In: Aquatic Network – Resources for Aquaculture & Aquaponics. Cited 22 November 2021. www.aquanet.com/investments

5. AU-IBAR (African Union InterAfrican Bureau for Animal Resources). 2021. African Continental Non-State Actors Coordination Platform in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established and elects new bureau members. In: AU-IBAR News. Cited 16 March 2022. www.au-ibar.org/au-ibar-news/african-continental-non-state-actors-coordination-platform-fisheries-and-aquaculture

6. Bahri, T., Vasconcellos, M., Welch, D.J., Johnson, J., Perry, R.I., Ma, X. & Sharma, R., eds. 2021. Adaptive management of fisheries in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FAO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Technical Paper No. 667. Rome, FAO. https://doi.org/10.4060/cb3095en

7. Béné, C., Bakker, D., Chavarro, M.J., Even, B., Melo, J. & Sonneveld, A. 2021. Global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s of COVID-19 on food security. Global Food Security, 31: 100575. Cited 17 December 2021.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211912421000833

8. Blaha, F. 2017. Barriers to large-scale interoperability of traceability technology in seafood. In: Francisco Blaha. Cited 22 November 2021. www.franciscoblaha.info/blog/2017/10/24/barriers-to-large-scale-interoperability-of-traceability-technology-in-seafood

9. Blue Earth Consultants. 2020. Workforce development in aquaculture and fisheries: landscape analysis of ocean-related career pathways for leadership and career development, pp. 1–24.

10. Borit, M. & Olsen, P. 2016. Seafood traceability systems: Gap analysis of inconsistencies in standards and norms. FAO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Circular No. 1123. Rome, FAO. www.fao.org/3/i5944e/i5944e.pdf

11. Borit, M. & Olsen, P. 2020. Beyond regulatory compliance: Seafood traceability benefits and success cases. FAO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Circular No. 1197. Rome, FAO. www.fao.org/3/ca9550en/CA9550EN.pdf

12. Brown, D. & Poulain, F., eds. 2013. Guidelines for the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sector on damage and needs assessments in emergencies. Rome, FAO. 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657b2fb3-d9c9-53a6-8b9e-5d6ffead59c2

13. Brugere, C. & De Young, C. 2020. Addressing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in National Adaptation Plans. Supplement to the UNFCCC NAP Technical Guidelines. Rome, FAO. https://doi.org/10.4060/ca2215en

14. Brummett, R., Cai, J. & Marttin, F. 2017. Financing African aquaculture for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FAO Aquaculture Newsletter, 57: 32–33. www.fao.org/3/i7851e/i7851e.pdf#page=32

15. Cai, J., Lovatelli, A., Aguilar-Manjarrez, J., Cornish, L., Dabbadie, L., Desrochers, A., Diffey, S. et al. 2021. Seaweeds and microalgae: an overview for unlocking their potential in global aquaculture development. FAO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Circular No. 1229. Rome, FAO. https://doi.org/10.4060/cb5670en

16. Cattermoul, B., Brown, D. & Poulain, F., eds. 2014.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emergency response guidance. Rome, FAO. www.fao.org/3/i3432e/i3432e.pdf

17. CBD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2020.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 In: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Montreal. Cited 2 November 2021. www.cbd.int/sp/targets/#GoalA

18. CBD. 2021. Aichi Target 11. In: CBD. Cited 11 November 2021. www.cbd.int/aichi-targets/target/11

19. CITE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2021a. Species+. Cited 2 November 2021. www.speciesplus.net

20. CITES. 2021b. Checklist of CITES Species. Cited 2 November 2021. https://checklist.cites.org/#/en

21.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1997. Report of the Twenty-Second Session of the Joint FAO/WHO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Appendix II - Amendments to the Procedural Manual of the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Definitions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Codex Alimentarius definitions of risk analysis terms related to food safety. Rome, FAO and WHO. www.fao.org/3/v5979e/v5979e0k.htm

22.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2021. Information on activities of FAO and WHO relevant to the work of CCFFP. CX/FFP 21/35/3. Joint FAO/WHO Food Standards Programme, Code Committee on Fish and Fishery Products, Thirty-fifth Session, 20 September – 25 October 2021. Rome, FAO and WHO. 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en/?lnk=1&url=https%253A%252F%252Fworkspace.fao.org%252Fsites%252Fcodex%252FMeetings%252FCX-722-35%252FWD%252Ffp35_03e.pdf

23. Cook, K., Rosenbaum, K.L. & Poulain, F. 2021. Building resilience to climate change and disaster risks for small-scale fisheries communities. A human-rights-based approach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apter 9 of the Voluntary Guidelines for Securing Sustainable Small-Scale Fisheries in the Context of Food Security and Poverty Eradication. Rome, FAO. https://doi.org/10.4060/cb7616en

24. Coppola, D., Lauritano, C., Palma Esposito, F., Riccio, G., Rizzo, C. & de Pascale, D. 2021. Fish waste: From problem to valuable resource. Marine Drugs, 19(2): 1–39. https://doi.org/10.3390/md19020116

25. Costopoulou, C., Ntaliani M. & Karetsos, S. 2016. Studying mobile apps for agriculture. IOSR Journal of Mobile Computing & Application, 3(6): 44–99.

26. Cottrell, R.S., Blanchard, J.L., Halpern, B.S., Metian, M. & Froehlich, H.E. 2020. Global adoption of novel aquaculture feeds could substantially reduce forage fish demand by 2030. Nature Food, 1: 301–308. Cited 10 February 2022. www.nature.com/articles/s43016-020-0078-x?proof=t

27. Crumpler, K., Abi Khalil, R., Tanganelli, E., Rai, N., Roffredi, L., Meybeck, A., Umulisa, V., Wolf, J. & Bernoux, M. 2021. 2021 (Interim) Global update report: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in the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Working Paper No. 91. Rome, FAO. https://doi.org/10.4060/cb7442en

28. Curtis, J., Nyandat, B. Yang, Z., Ridler, N., Menezes, A., Matias, F., Zhang, Z. & Murekezi, P. (forthcoming). Dynamics of aquaculture governance (2010-2020).

29. De, H.K., Saha, G.K. & Radheyshyam. 2013. Aquaculture field school to promote farmer-to-farmer extension. Journal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6(2): 77–85.

30. Di Cintio, A., Labanchi, L., Spagnolo, M., Musella, G., Romeo, T., Garozzo, V., Di Genio, S. et al. 2022. Fishing capacity in Southern Italy: An insight into the status and trends of the Campanian fishing fleet. Regional Studies in Marine Science, 49: 102102. https://doi.org/10.1016/j.rsma.2021.102102

31. EATIP (European Aquacultur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latform). 2021. Digitalisation in aquaculture – From vision to action. In: EATIP Forum. Liège, Belgium. Cited 22 November 2021. http://eatip.eu/?p=4854

32. ECLAC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22. Regional Knowledge Management Platform. In: 2030 Agenda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ited 16 March 2022. https://agenda2030lac.org/en/sdg/14-life-below-water

33. Engle, C.R. 2021. The workforce needed to support future growth of aquaculture. Journal of the World Aquaculture Society, 52(4): 768–771.

34. FAO. 2003. Fisheries Management 2. The ecosystem approach to fisheries. FAO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Responsible Fisheries. No. 4, Suppl. 2. Rome. www.fao.org/in-action/globefish/publications/details-publication/en/c/346126

35. FAO. 2009.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Deep-sea Fisheries in the High Seas. Rome. www.fao.org/3/i0816t/i0816t00.htm

36. FAO. 2010. Aquaculture development. 4. Ecosystem approach to aquaculture. FAO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Responsible Fisheries. No. 5, Suppl. 4. Rome. www.fao.org/3/i1750e/i1750e.pdf

37. FAO. 2011a. Review of the state of world marine fishery resources. FAO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Technical Paper No. 569. Rome. www.fao.org/3/i2389e/i2389e00.htm

38. FAO. 2011b. Global food losses and food waste – Extent, causes and prevention. Rome. www.fao.org/3/mb060e/mb060e.pdf

39. FAO. 2012a. Voluntary Guidelines on the Responsible Governance of Tenure of Land, Fisheries and Forests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Food Security. Rome. www.fao.org/3/i2801e/i2801e.pdf

40. FAO. 2012b. The State of World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2012. Rome. www.fao.org/3/a-i2727e.pdf

41. FAO. 2015a. Voluntary Guidelines for Securing Sustainable Small-Scale Fisheries in the Context of Food Security and Poverty Eradication. Rome. www.fao.org/3/i4356en/I4356EN.pdf

42. FAO. 2015b.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in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Rome. www.fao.org/3/i6623e/i6623e.pdf

43. FAO. 2016. The biosecurity approach: A review and evaluation of its application by FAO, internationally and in various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Convention. Rome. www.ippc.int/static/media/files/irss/2016/09/09/Review_of_biosecurity_approaches_FINAL_report.pdf

44. FAO. 2017a. Global initiative on food loss and waste. Rome. www.fao.org/3/i7657e/i7657e.pdf

45. FAO. 2017b. Trade Policy Briefs. FAO support to the WTO negotiations at the 11th Ministerial Conference in Buenos Aires. No. 28. Rome.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MC11_01_FAO_en.pdf

46. FAO. 2017c. Aquaculture development. 7. Aquaculture governance and sector development. FAO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Responsible Fisheries No. 5 Suppl. 7. Rome. www.fao.org/3/i7797e/i7797e.pdf

47. FAO. 2017d. Towards gender-equitable small-scale fisheries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 A handbook. In suppor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Voluntary Guidelines for Securing Sustainable Small-Scale Fisheries in the Context of Food Security and Poverty Eradication. Rome. www.fao.org/3/i7419e/i7419e.pdf

48. FAO. 2018a.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Sustainable Seafood Value Chain: Traceability. In: GLOBEFISH –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on World Fish Trade. Rome. Cited 22 November 2021. www.fao.org/in-action/globefish/news-events/details-events/en/c/1174288

49. FAO. 2018b. The State of World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2018. Mee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Rome. www.fao.org/3/i9540en/i9540en.pdf

50. FAO. 2019a.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Aquatic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FAO Commission on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Assessments. Rome. www.fao.org/3/CA5256EN/CA5256EN.pdf

51. FAO. 2019b. COFI Sub-Committee on Aquaculture 10th Session Documents. In: Report of the Tenth Session of the Sub-Committee on Aquaculture, Trondheim, Norway, 23–27 August 2019. Rome. Cited 20 December 2021. www.fao.org/about/meetings/cofi-sub-committee-on-aquaculture/cofi-aq10-documents/en

52. FAO. 2019c. Fishery and oceanographic research Vessel – The R/V Dr Fridtjof Nansen. Rome. www.fao.org/3/ca3274en/ca3274en.pdf

53. FAO. 2019d. Voluntary Guidelines on the Marking of Fishing Gear. Rome. www.fao.org/documents/card/es/c/CA3546T

54. FAO. 2019e. Building resilience to climate change in the Malawian fishery sector. www.fao.org/3/ca5030en/CA5030EN.pdf

55. FAO. 2019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isheries Sustainability. Key messages. In: FAO. Rome. Cited 8 November 2021. www.fao.org/about/meetings/sustainable-fisheries-symposium/key-messages/en

56. FAO. 2020a. The State of World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2020. Sustainability in action. Rome. https://doi.org/10.4060/ca9229en

57. FAO. 2020b. Food loss and waste in fish value chains. In: FAO. Rome. Cited 30 March 2022. www.fao.org/flw-in-fish-value-chains/en

58. FAO. 2020c. Progress towards development of the progressive management pathway for improving aquaculture biosecurity (PMP/AB): Highlights of 2019 activities. FAO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Circular No. 1211. Rome. 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b0560en

59. FAO. 2020d. Blue finance guidance notes. Microfinance for small-scale fisheries. Rome. www.fao.org/3/ca8645en/CA8645EN.pdf

60. FAO. 2020e. Climate-smart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In: FAO elearning Academy. Rome. Cited 22 November 2021. https://elearning.fao.org/course/view.php?id=579

61. FAO. 2020f. SDG Indicator 14.4.1 – Fish stocks sustainability. In: FAO elearning Academy. Cited 5 March 2022. https://elearning.fao.org/course/view.php?id=502

62. FAO. 2020g. Legislating for Sustainable Small-Scale Fisheries – A guide and considerations for implementing aspects of the Voluntary Guidelines for Securing Sustainable Small-Scale Fisheries in the Context of Food Security and Poverty Eradication in National Legislation. Rome. www.fao.org/3/cb0885en/CB0885EN.pdf

63. FAO. 2020h.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isheries Sustainability: strengthening the science-policy nexus. FAO Headquarters, 18–21 November 2019. FAO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Proceedings No. 65. Rome. https://doi.org/10.4060/ca9165en

64. FAO. 2020i. The EAF-Nansen Programme Science Plan – Support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cosystem approach to fisheries (EAF) management considering climate and pollution impacts (2017-2021). Rome. www.fao.org/3/cb2432en/CB2432EN.pdf

65. FAO. 2020j. The effect of COVID-19 on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in Asia. Bangkok. https://doi.org/10.4060/ca9545en

66. FAO. 2020k. Adding a gender lens into FAO’s response to COVID-19 – Programme guidance. Rome. www.fao.org/3/ca9299EN.pdf

67. FAO. 2020l. Social protection and COVID-19 response in rural areas. Rome. 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a8561en

68. FAO. 2020m. FAO Policy on Gender Equality 2020-2030. Rome. www.fao.org/3/cb1583en/cb1583en.pdf

69. FAO. 2021a. Voluntary Code of Conduct for Food Loss and Waste Reduction. Rome. www.fao.org/3/nf393en/nf393en.pdf

70. FAO. 2021b. 2021 COFI Declaration for Sustainable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Rome. https://doi.org/10.4060/cb3767en

71. FAO. 2021c.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Responsible Fisheries: Trends over the last 25 years. Rome. www.fao.org/3/cb2990en/CB2990EN.pdf

72. FAO. 2021d. Capacity Development Portal Application. In: FAO. Rome. Cited 15 November 2021. www.fao.org/iuu-fishing/capacity-development/en

73. FAO. 2021e. Global Record of Fishing Vessels, Refrigerated Transport Vessels and Supply Vessels. In: FAO. Rome. Cited 2 December 2021. www.fao.org/global-record/en

74. FAO. 2021f. Advancing end-to-end seafood traceability: Online public consultation. In: GLOBEFISH –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on World Fish Trade. Rome. Cited 22 November 2021. www.fao.org/in-action/globefish/news-events/details-news/en/c/1379471

75. FAO. 2021g. The role of social protection in the recovery from COVID-19 impacts in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Rome. https://doi.org/10.4060/cb3385en

76. FAO. 2021h. The EAF-Nansen Programme – Support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cosystem Approach to Fisheries (EAF) management, considering climate and pollution impacts. In: 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Ocean Scie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ited 1 November 2021. www.oceandecade.org/actions/the-eaf-nansen-programme-supporting-the-application-of-the-ecosystem-approach-to-fisheries-eaf-management-considering-climate-and-pollution-impacts

77. FAO. 2021i. Digital innovation Hand-in-Hand with fisheries and ecosystems scientific monitoring. In: 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Ocean Scie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ited 1 November 2021. www.oceandecade.org/actions/digital-innovation-hand-in-hand-with-fisheries-and-ecosystems-scientific-monitoring

78. FAO. 2021j. Report of the 34th Session of the Committee on Fisheries (1–5 February 2021). Forty-second Session of the FAO Conference, Rome, 14–18 June 2021. C 2021/23. Cited 2 November 2021. www.fao.org/3/ne907en/ne907en.pdf

79. FAO. 2021k. Better data collection in shark fisheries – Learning from practice. FAO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Circular No. 1227. Rome. 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b5378en

80. FAO. 2021l. Database on introductions of aquatic species (DIAS). In: FAO. Rome. Cited 2 November 2021. www.fao.org/fishery/dias/en

81. FAO. 2021m. Fishing operations. Guidelines to prevent and reduce bycatch of marine mammals in capture fisheries. FAO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Responsible Fisheries No. 1 Suppl. 4. Rome. https://doi.org/10.4060/cb2887en

82. FAO. 2021n. Responsible fishing practices for sustainable fisheries. In: FAO. Rome. www.fao.org/responsible-fishing/resources/en

83. FAO. 2021o.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 A global assess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fishery bodies: Second assessment – November 2020. Rome. https://doi.org/10.4060/cb5269en

84. FAO. 2021p. Food Outlook – Biannual Report on Global Food Markets. Food Outlook. November 2021. Rome. https://doi.org/10.4060/cb7491en

85. FAO. 2021q.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21. Making agrifood systems more resilient to shocks and stresses. Rome. https://doi.org/10.4060/cb4476en

86. FAO. 2021r.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Fishing for gender equality. In: General Fisheries Commission for the Mediterranean – GFCM. Rome. Cited 17 December 2021. www.fao.org/gfcm/news/detail/en/c/1379247

87. FAO. 2021s.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food systems. Possible responses. Information paper, November 2020. Rome. www.fao.org/3/cb2537en/CB2537EN.pdf

88. FAO. 2021t. FishAdapt. Strengthening the adaptive capacity and resilience of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dependent livelihoods in Myanmar. In: FAO. Rome. Cited 17 December 2021. www.fao.org/in-action/fishadapt/en

89. FAO. 2021u. Empowering women and girls is crucial to ensure sustainable food security in the aftermath of COVID-19, say UN food agency heads ahead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In: FAO. Rome. Cited 16 November 2021. www.fao.org/news/story/en/item/1379059/icode

90. FAO. 2022a. Fishery and Aquaculture Country Profiles. China. Country Profile Fact Sheets. In: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Division. Rome. Cited 1 March 2022. www.fao.org/fishery/en/facp/chn?lang=en

91. FAO. 2022b. Understanding and implementing catch documentation schemes – A guide for national authorities. FAO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Responsible Fisheries No. 14. Rome. https://doi.org/10.4060/cb8243en

92. FAO. 2022c. FAOLEX Database. In: FAO. Rome. Cited 9 February 2022. www.fao.org/faolex/en

93. FAO. 2022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 FAO. Cited 16 March 2022. www.fao.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overview/en

94. FAO. 2022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 Indicator 14.4.1. In: FAO. Cited 1 May 2022. www.fao.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indicators/1441/en

95. FAO. 2022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 Indicator 14.6.1. In: FAO. Cited 1 May 2022. www.fao.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indicators/14.6.1/en

96. FAO. 2022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 Indicator 14.7.1. In: FAO. Cited 1 May 2022. www.fao.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indicators/1471/en

97. FAO. 2022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 Indicator 14.b.1. In: FAO. Cited 1 May 2022. www.fao.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indicators/14b1/en

98. FAO. 2022i. A policy and legal diagnostic tool for sustainable small-scale fisheries – In suppor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Voluntary Guidelines for Securing Sustainable Small-Scale Fisheries in the Context of Food Security and Poverty Eradication. Rome. https://doi.org/10.4060/cb8234en

99. FAO. (forthcoming, a). Guidelines on developing a mechanism for interagency cooperation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on Port State Measures. Rome.

100. FAO. (forthcoming, b).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unemployment insurance on the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of small-scale fishers. Rome.

101. FAO Committee on Fisheries. 2015. Research and Education for Aquaculture Development. Eighth Session of the Sub-Committee on Aquaculture of the Committee on Fisheries, Brasilia, Brazil, 5–9 October 2015. Cited 22 November 2021. www.fao.org/fi/static-media/MeetingDocuments/COFI_AQ/2015/8Rev1e.pdf

102. FAO, Duke University & WorldFish. 2022. The contributions of small-scale fisherie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ome, FAO. https://www.fao.org/3/cb8233en/cb8233en.pdf

103. FAO, Duke University & WorldFish. (forthcoming). Illuminating Hidden Harvests: Report of key findings into the contributions of small-scale fisherie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ome, FAO, Durham, USA, Duke University, and Penang, Malaysia, WorldFish.

104. FAO, IFAD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UNICEF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WFP (World Food Programme) &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1. 2021.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2021. Transforming food systems for food security, improved nutrition and affordable healthy diets for all. Rome, FAO. https://doi.org/10.4060/cb4474en

105. FAO, IMO (l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 ILO (l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20. 2020. Joining forces to shape the fishery sector of tomorrow – Promoting safety and decent work in fisheries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Rome. 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b0627en

106. FAO & INFOFISH. (forthcoming). Resilience and seizing opportunities: Small-scale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businesses that thrived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Bangkok, FAO.

107. FAO & IUCN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2017. Identification of spatial priorities for the re-opening of wetlands to maintain the water flow required for ecological functioning, biological connectivity and habitat maintenance. Xe Champhone Ramsar Site, Lao PDR, CAWA Project, December 2017. Rome, FAO. www.fao.org/3/I8804EN/i8804en.pdf

108. FAO, UNEP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IUCN, CEM (Commission on Ecosystem Management) & SER (Society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2021. Principles for ecosystem restoration to guide the United Nations Decade 2021-2030. Rome. www.fao.org/3/cb6591en/cb6591en.pdf

109. FAO & WHO. 2020. Code of Practice for Fish and Fishery Products. Rome. https://doi.org/10.4060/cb0658en

110. FAO & WorldFish. 2021. Aquatic food systems under COVID-19. Rome. 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CB5398EN

111. Ferguson, C. 2021. A rising tide does not lift all boats: Intersectional analysis reveals inequitable impacts of the seafood trade in fishing communities. 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 8: 625389. https://doi.org/10.3389/fmars.2021.625389

112. Fitzgerald, C., Gallagher, E., Tasdemir, D. & Hayes, M. 2011. Heart health peptides from macroalgae and their potential use in functional food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2011; 59(13): 6829-6836. https://doi.org/10.1021/jf201114d

113. Friedman, K., Gabriel, S., Abe, O., Adnan Nuruddin, A., Ali, A., Bidin Raja Hassan, R., Cadrin, S.X. et al. 2018.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CITES listing of sharks and rays in Southeast Asian fisheries. Fish and Fisheries, 19(4): 662–676. https://doi.org/10.1111/faf.12281

114. Friedman, K., Braccini, M., Bjerregaard-Walsh, M., Bonfil, R., Bradshaw, C.J.A., Brouwer, S., Campbell, I. et al. 2020. Informing CITES Parties: Strengthening science-based decision-making when listing marine species. Fish and Fisheries, 21(1): 13–31. https://doi.org/10.1111/faf.12411

115. Fugazza, M. 2017. Fish trade and policy: A primer on Non-Tariff Measures. UNCTAD Research Paper No. 7. Geneva,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ser-rp-2017d7_en.pdf

116. GAF (Gender in Aquaculture and Fisheries Section). 2018. GAF7: Expanding the Horizons. Book of Abstracts, 7th Global Conference on Gender in Aquaculture and Fisheries, 18–21 October, Bangkok. Malaysia, GAF of the Asian Fisheries Society. www.genderaquafish.org/wp-content/uploads/2019/01/gaf7_book-of-abstracts.pdf

117. GCA (Global Conference on Aquaculture). 2021. 2020 Global Conference on Aquaculture – Aquaculture for Foo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2–25 September, Shanghai, China. Cited 10 December 2021. www.aquaculture2020.org

118. GESAMP (United Nations Joint Group of Experts on the Scientific Aspects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21. Sea-based sources of marine litter. GESAMP Working Group 43. Reports and Studies No. 108. London, IMO. www.gesamp.org/site/assets/files/2213/rs108e.pdf

119. GFCM (General Fisheries Commission for the Mediterranean). 2022. Advancing the RPOA-SSF in the context of the GCFM 2030 Strategy. In: FAO. Cited 16 March 2022. www.fao.org/gfcm/meetings/hl-event-rpoa-ssf/en

120. GGGI (Global Ghost Gear Initiative). 2021. Protecting our oceans and the life within them. In: GGGI. Cited 2 November 2021. www.ghostgear.org

121. Glencross, B., Fracalossi, D., Hua, K., Izquierdo, M., Ma, K., Overland, M., Robb, D. et al. 2021. Harvesting the benefits of nutritional research to address global challenges in the 21st century. FAO Global Conference on Aquaculture 2020: Feeds and Feeding Session, 22–25 September 2021, Shanghai, China. https://aquaculture2020.org/uploads/gca-tr4-aquaculture-feeds-and-feeding.pdf

122. g-nous. 2020. Fishalytics – Precision Aquaculture. In: g-nous. Bari, Italy. Cited 22 November 2021. https://g-nous.com/work/27/fishalytics-precision-aquaculture

123. Golden, C.D., Koehn, J.Z., Thilsted, S.H., Shepon, A., Passarelli, S., Free, C.M, Viana, D.F et al. 2021. Aquatic foods to nourish nations. Nature, 598: 315–320.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1-03917-1

124. Gutierrez, N.L., Hilborn, R. & Defeo, O. 2011. Leadership, social capital and incentives promote successful fisheries. Nature, 470: 386–389.

125. Heitzig, C., Aloysius Uche, O. & Senbet, L. 2021. Sub-Saharan Africa’s debt problem: Mapping the pandemic’s effect and the way forward. In: Brookings. Cited 17 December 2021. www.brookings.edu/research/sub-saharan-africas-debt-problem-mapping-the-pandemics-effect-and-the-way-forward

126. Hilborn, R., Amoroso, R.O, Anderson, C.M., Baum, J.K., Branch, T.A., Costello, C., de Moor, C.L. et al. 2020. Effective fisheries management instrumental in improving fish stock statu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7(4): 2218-2224. https://doi.org/10.1073/pnas.1909726116

127. Hishamunda, N., Ridler, N. & Martone, E. 2014. Policy and governance in aquaculture: lessons learned and way forward. FAO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Technical Paper No. 577. Rome, FAO. www.fao.org/fi/oldsite/eims_search/1_dett.asp?calling=simple_s_result&lang=en&pub_id=306252

128. HLPE (High-Level Panel of Experts on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2014. Food losses and waste in the context of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A report by the High Level Panel of Experts on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of the Committee on World Food Security. Rome, FAO. www.fao.org/3/i3901e/i3901e.pdf

129. HLPF (United Nations High-level Political Forum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2. High-level Political Forum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United Nations. Cited 16 March 2022.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hlpf

130. Hosch, G. & Blaha, F. 2017. Seafood traceability for fisheries compliance: Country-level support for catch documentation schemes. FAO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Technical Paper No. 619. Rome, FAO. www.fao.org/3/i8183en/i8183en.pdf

131. Houston, R.D., Bean, T.P., Macqueen, D.J., Gundappa, M.K., Ye. H.J., Jenkins, T.L., Selly, S.L.C. et al. 2020. Harnessing genomics to fast-track genetic improvement in aquaculture.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21: 389–409. https://doi.org/10.1038/s41576-020-0227-y

132. Hua, K., Cobcroft, J.M., Cole, A., Condon, K., Jerry, D.R., Mangott, A., Praeger, C. et al. 2019. The future of aquatic protein: Implications for protein sources in aquaculture diets. One Earth, 1(3): 316–329. www.cell.com/one-earth/pdf/S2590-3322(19)30132-0.pdf

133. ICES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ea). 2021. ICES-FAO Working Group on Fishing Technology and Fish Behaviour. ICES Scientific Reports, 3(27). https://doi.org/10.17895/ices.pub.8022

134. IFAD. 2018. Development of Kenya’s aquaculture sector could reduce rural poverty and tackle chronic malnutrition and food insecurity. In: IFAD. Cited 22 November 2021. www.ifad.org/en/web/latest/-/news/development-of-kenya-s-aquaculture-sector-could-reduce-rural-poverty-and-tackle-chronic-malnutrition-and-food-insecurity

135. IFFO (Marine Ingredients Organisation). 2021. By-product. In: IFFO. Cited 30 March 2022. www.iffo.com/product

136. IFOP (Institute of Fisheries Development). 2021. Sistema de información interoperable para seguimiento del cambio climático. In: IFOP. Cited 30 December 2021. www.ifop.cl/red-de-monitoreo-cambio-climatico

137. IFPRI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2021. Smallholder and agrifood SME resilience to shocks: Lessons from COVID-19 for the UN Food System Summit. In: IFPRI Blog. Cited 17 December 2021. www.ifpri.org/blog/smallholder-and-agrifood-sme-resilience-shocks-lessons-covid-19-un-food-system-summit

138. IMO. 2019a. Marine litter. In: IMO. Cited 2 November 2021. www.imo.org/en/OurWork/PartnershipsProjects/Pages/GloLitter-Partnerships-Project-.aspx

139. IMO. 2019b. GloLitter Partnerships Project. In: IMO. Cited 2 November 2021. www.imo.org/en/MediaCentre/HotTopics/Pages/marinelitter-default.aspx

140. IOC-UNESCO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2021. The 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Ocean Scie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1-2030) Implementation Plan. Paris. Paris, UNESCO. Cited 3 November 2021. www.oceandecade.org/wp-content/uploads//2021/09/337567-Ocean%20Decade%20Implementation%20Plan%20-%20Full%20Document

141. 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21. AR6 Climate Change 2021: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Working Group I Report. In: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Cited 17 December 2021. www.ipcc.ch/report/ar6/wg1

142. Jolly, C. & Menezes, A. (forthcoming). Capacity building. In: FAO. Guidelines for sustainable aquaculture. Rome.

143. Jones, N. 2021. Why the market for “blue carbon” credits may be poised to take off. In: Yale Environment 360. Yale School of the Environment. Cited 22 November 2021. https://e360.yale.edu/features/why-the-market-for-blue-carbon-credits-may-be-poised-to-take-off

144. Kent, K. 2021. Impacts of COVID-19 on the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food systems with a focus on Europ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XXV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Fisheries Economists (EAFE) 5–6 October 2021.

145. Klein, R.J.T. & Maciver, D.C. 1999. Adaptation to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change: Methodological issues.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for Global Change, 4: 189–199. https://doi.org/10.1023/A:1009690729283

146. Koehn, J.Z., Allison, E.H., Villeda, K., Chen, Z., Nixon, M., Crigler, E., Zhao et al. 2021. Fishing for health: Do the world’s national policies for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align with those for nutrition? Fish and Fisheries, 00: 1–18. https://doi.org/10.1111/faf.12603

147. Little, D.C., Newton, R. & Beveridge, M. 2016. Aquaculture: a rapidly growing and significant source of sustainable food? Status, transitions and potential. Proceedings of the Nutrition Society, 75(3): 274–286.

148. Lorenzen, K., Beveridge, M.C.M. & Mangel, M. 2012. Cultured fish: integrative biology and management of domestication and interactions with wild fish. Biological Review, 87(3): 639–660. https://doi.org/10.1111/j.1469-185X.2011.00215.x

149. Love, D.C., Allison, E.H., Asche, F., Belton, B., Cottrell, R.S., Froehlich, H.E., Gephart, J.A. et al. 2021. Emerging COVID-19 impacts, responses, and lessons for building resilience in the seafood system. Global Food Security, 28: 100494. https://doi.org/10.1016/j.gfs.2021.100494

150. Lucente, D., Sims, S., Lei, G. & Mair, G. 2021. Conservation of farmed aquatic species: an opportunity we must not miss! FAO Aquaculture News, 63: 51–53. www.fao.org/3/cb4850en/cb4850en.pdf#page=51

151. Menezes, A., Eide, A. & Raakjær, J. 2011. From poverty to wealth cre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rtisanal fisheries in Mozambique. In: S. Jentoft & A. Eide, eds. Poverty mosaics: Realities and prospects in small-scale fisheries, pp. 407–425. Springer.

152. Misk, R. & Gee, J. 2020. Women as agents of change in the response to COVID-19. FAO Aquaculture Newsletter, 62: 50–52. www.fao.org/3/cb1550en/CB1550EN.pdf

153.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FAO. 2021a. OECD-FAO Agricultural Outlook 2021-2030. Paris, OECD Publishing. https://doi.org/10.1787/19428846-en

154. OECD & FAO. 2021b. OECD-FAO Agricultural Outlook. Cited 25 March 2022. www.agri-outlook.org/about

155. OSPESCA (Central American Organization of the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Sector) & SICA (Central American Integration System). 2020. Informe Ejecutivo sobre el estado actual del sector pesquero y acuícola en la región del SICA, ocasionada por la pandemia del COVID-19. San Salvador, El Salvador.

156. Patience, N., Motova, A. & Cooper, J. 2021. Covid-19 impacts on the UK catching sector in 2020. Seafish Report No. SR757. Edinburgh, UK, Seafish Industry Authority. www.seafish.org/document/?id=cb60c1ea-4078-4f73-a440-567ac92d812d

157. Pavitt, A., Malsch, K., King, E., Chevalier, A., Kachelriess, D., Vannuccini, S. & Friedman, K. 2021. CITES and the sea: Trade in commercially exploited CITES-listed marine species. FAO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Technical Paper, No. 666. Rome, FAO. https://doi.org/10.4060/cb2971en

158. Phang, S.C., Cooperman, M., Lynch, A.J., Steel, E.A., Elliott, V., Murchie, K.J., Cooke, S.J., Dowd, S. & Cowx, I.G. 2019. Fishing for conservation of freshwater tropical fishes in the Anthropocene. Aquatic Conservation Marine and Freshwater Ecosystems, 29(7): 1039-1051. https://doi.org/10.1002/aqc.3080

159. Pita, C., Eleftheriou, M., Fernández-Borras, J., Gonçalves, S., Mente, E. & Santos, M.B., Seixas, S. & Pierce, G.J. 2015. Generic skills’ needs for graduate employment in the aquaculture, fisheries and related sectors in Europe. Aquaculture International, 23: 767–786.

160. Plumptre, A.J., Baisero, D., Belote, R.T., Vázquez-Domínguez, E., Faurby, S., Jędrzejewski, W. & Kiara, H. et al. 2021. Where might we find ecologically intact communities? Frontiers in Forests and Global Change, 4: 626635. https://doi.org/10.3389/ffgc.2021.626635

161. Poulain, F., Himes-Cornell, A. & Shelton, C. 2018. Methods and tools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In: M. Barange, T. Bahri, C.M. Beveridge, K.L. Cochrane, S. Funge-Smith & F. Poulain, eds.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 Synthesis of current knowledge,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options. FAO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Technical Paper No. 627, pp. 535–566. Rome, FAO. www.fao.org/3/i9705en/i9705en.pdf

162. Qiang, C.Z., Kuek, S.C., Dymond, A. & Esselaar, S. 2012. Mobile applications for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163. Rajagopalan, R. 2021. Handbook on Conven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for small-scale fishing communities.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Collective in Support of Fisherworkers (ICSF). www.foodsovereignty.org/handbook-on-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cbd-for-small-scale-fishing-communities

164. Rice, J. 2011. Managing fisheries well: delivering the promises of an ecosystem approach. Fish and Fisheries, 12(2): 209–231. https://doi.org/10.1111/j.1467-2979.2011.00416.x

165. Rousseau, Y., Watson, R.A., Blanchard, J.L. & Fulton, E.A. 2019. Evolution of global marine fishing fleets and the response of fished resourc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6(25): 12238-12243. https://doi.org/10.1073/pnas.1820344116

166. Rubio, N., Datar, I. Stachura, Kaplan, D. & Krueger, K. 2019. Cell-based fish: A novel approach to seafood production and an opportunity for cellular agriculture. 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3: 43. https://doi.org/10.3389/fsufs.2019.00043

167. Short, R.E., Gelcich, S., Little, D.C., Micheli, F., Allison, E.H., Basurto, X., Belton, B. et al. 2021. Harnessing the diversity of small-scale actors is key to the future of aquatic food systems. Nature Food, 2: 733–741 [online]. [Cited 20 January 2022]. https://doi.org/10.1038/s43016-021-00363-0

168. Siles, J,. Prebble, M., Wen, J. Hart, C. & Schuttenberg, H. 2019. Advancing gender in the environment: Gender in fisheries – A sea of opportunities. Washington, DC, IUCN and USAID.

169. Simeon, L.M. 2020. Government sees further growth in agriculture, fishery industries. The Philippine Star, 7 August 2020. www.philstar.com/business/2020/08/07/2033411/government-sees-further-growth-agriculture-fishery-industries

170. Sowman, M., Sunde, J., Pereira, T., Snow, B., Mbatha, P. & James, A. 2021. Unmasking governance failures: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small-scale fishing communities in South Africa. Marine Policy, 133: 104713. https://dx.doi.org/10.1016%2Fj.marpol.2021.104713

171. Steele, L & Orrell, T. 2017. The frontiers of data interoperabilit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oined-Up Data Standards project, Publish What You Fund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Cited 10 December 2021. www.publishwhatyoufund.org/wp-content/uploads/2017/11/JUDS_Report_Web_061117.pdf

172. Stoll, J.S, Harrison, H.L, De Sousa, E., Callaway, D., Collier, M., Harell, K., Jones, B. et al. 2021. Alternative seafood networks during Covid-19: Implications for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ility. 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5:614368. Cited 10 February 2022. 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sufs.2021.614368/full

173. The Nature Conservancy. 2021. Global Principles of Restorative Aquaculture. Arlington, VA. www.nature.org/content/dam/tnc/nature/en/documents/TNC_PrinciplesofRestorativeAquaculture.pdf

174. Thiao, D. & Bunting, S.W. 2022. Socio-economic and biological impacts of the fish-based feed industry for sub-Saharan Africa. FAO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Circular No. 1236. Rome, FAO, Worldfish and University of Greenwich. https://doi.org/10.4060/cb7990en

175. Tooze, A. 2021. Shutdown: How Covid shook the world’s economy. Allen Lane, London.

176. Toppe, J., Olsen, R.L., Peñarubia, O.R. & James, D.G. 2018. Produ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fish silage. A manual on how to turn fish waste into profit and a valuable feed ingredient or fertilizer. Rome, FAO. www.fao.org/3/i9606en/I9606EN.pdf

177. Trendov, N.M., Varas, S. & Zeng, M.T. 2019. Digital technologies in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Briefing Paper. Rome, FAO. www.fao.org/3/ca4887en/ca4887en.pdf

178. Tsan, M., Totapally, S., Hailu, M. & Addon, B. 2019. The digitalisation of African agriculture. Report 2018-2019. Wageningen, Netherlands, Technical Centre fo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Cooperation (CTA).

179. Turquet, L. & Koissy-Kpein, S. 2020. COVID-19 and gender: What do we know; what do we need to know? In: UNWomen. Cited 18 January 2022. https://data.unwomen.org/features/covid-19-and-gender-what-do-we-know-what-do-we-need-know

180. UNCTA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22. Impact and implications of COVID-19 for the ocean economy and trade strategy. Case studies from Barbados, Belize and Costa Rica. Geneva, UN.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itcted2021d4_en.pdf

181. UNEP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21. The gathering storm – Adapting to climate change in a post-pandemic world. Adaptation Gap Report 2021. Nairobi.

182. UNFCCC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2021. Decision -/CP.26 Glasgow Climate Pact.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cop26_auv_2f_cover_decision.pdf

183. UNGA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2017. Our ocean, our future: call for action. Resolution 71/312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6 July 2017.

184. United Nations. 2011.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New York. 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en.pdf

185. United Nations. 2018. Sustainable fisheries, including through the 1995 Agree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f 10 December 1982 relating to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traddling Fish Stocks and Highly Migratory Fish Stocks, and related instruments. A/RES/72/72. New York, USA. https://undocs.org/A/RES/72/72

186. United Nations. 2019. The future is now – Science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New York.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4797GSDR_report_2019.pdf

187. United Nations. 2021a.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21. New York. 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21/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Report-2021.pdf

188. United Nations. 2021b. Secretary-General’s message on World Environment Day. I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Cited 10 November 2021. www.un.org/sg/en/content/sg/statement/2021-06-05/secretary-generals-message-world-environment-day-scroll-down-for-french-version

189. United Nations. 2021c. Secretary-General’s remarks to Webinar entitled, “COP15: Road to Kunming, Building a Shared Future for All Life on Earth”. I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Cited 10 November 2021. www.un.org/sg/en/content/sg/statement/2021-05-21/secretary-generals-remarks-webinar-entitled-cop15-road-kunming-building-shared-future-for-all-life-earth-delivered

190. UN Nutrition. 2021. 2021.The role of aquatic foods in sustainable healthy diets. Discussion Paper. www.unnutrition.org/wp-content/uploads/FINAL-UN-Nutrition-Aquatic-foods-Paper_EN_.pdf

191. UNSD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2022a.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20. Progress summary for SDG targets with a 2020 deadline. I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Cited 8 March 2022. 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20/progress-summary-for-SDG-targets

192. UNSD. 2022b. SDG Indicators Database. I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Cited 1 May 2022. https://unstats.un.org/sdgs/dataportal

193. UNSD. 2022c. SDG Indicators: Metadata repository. I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Cited 1 May 2022.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Text=&Goal=14&Target=14.4

194. UNSD. 2022d. SDG Indicators: Metadata repository. I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Cited 1 May 2022.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Text=&Goal=14&Target=14.6

195. UNSD. 2022e. SDG Indicators: Metadata repository. I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Cited 1 May 2022.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Text=&Goal=14&Target=14.7

196. UNSD. 2022f. SDG Indicators: Metadata repository. I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Cited 1 May 2022.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Text=&Goal=14&Target=14.b

197. UN Women. 2021. Turning promises into action: Gender equality in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w York. www.unwomen.org/en/digital-library/sdg-report

198. Van Anrooy, R., Carvalho, N., Kitts, A., Mukherjee, R., Van Eijs, S., Japp, D. & Ndao, S. 2021. Review of the techno-economic performance of the main global fishing fleets. FAO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Technical Paper No. 654. Rome. https://doi.org/10.4060/cb4900en

199. Vandergeest, P, Marschke, M & MacDonnell, M. 2021. Seafarers in fishing: A year into the COVID-19 pandemic. Marine Policy, 134: 104796. Cited 17 December 2021. https://doi.org/10.1016/j.marpol.2021.104796

200. Venugopalan, N. 2018. The Santiago de Compostela Declaration: Promoting equal opportunities in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Yemaya Newsletter, 58. www.icsf.net/images/yemaya/pdf/english/issue_58/2321_art_Yemaya_58_Milestones.pdf

201. Von Braun, J., Afsana, K., Fresco, L.O. & Hassan, M. 2021. Food systems: seven priorities to end hunger and protect the planet. Nature, 597: 28–30. https://media.nature.com/original/magazine-assets/d41586-021-02331-x/d41586-021-02331-x.pdf

202.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2. WHO Coronavirus (COVID-19) Dashboard. Cited 7 June 2022. https://covid19.who.int

203. Wijaya, A. & Junianto. 2021. Review Article: Fish bone collagen. Asian Journal of Fisheries and Aquatic Research, 11(6): 33–39. https://doi.org/10.9734/ajfar/2021/v11i630222

204. Williams, M.J., Porter, M., Choo, P.S., Kusakabe, K., Vuki, V., Gopal, N. & Bondad-Reantaso, M., eds. 2012. Gender in aquaculture and fisheries: Moving the agenda forward. Asian Fisheries Science (Special Issue) 25S.

205. Witteveen, A. 2021. COVID-19 analysis impacts on the UK seafood processing sector. In: Seafish. Cited 18 January 2022. www.seafish.org/document/?id=E0754230-EDAA-4700-A283-BE421FE6ABB4

206. WorldFish. 2021. African women join forces to overcome COVID-19 challenges in aquatic food systems. In: WorldFish. Cited 17 December 2021. www.worldfishcenter.org/story/african-women-join-forces-overcome-covid-19-challenges-aquatic-food-systems

207.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1995. 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Geneva. www.wto.org/english/docs_e/legal_e/15-sps.pdf

208. WTO. 2021. Glossary. In: WTO. Geneva. Cited 22 November 2021. www.wto.org/english/thewto_e/thewto_e.htm

209. WTO. 2022. Statistics on merchandise trade. In: WTO. Geneva. Cited 21 April 2022. 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merch_trade_stat_e.htm

210. Ye, Y., Cochrane, K., Bianchi, G., Willmann, R., Majkowski, J., Tandstad, M. & Carocci, F. 2013. Rebuilding global fisheries: the World Summit Goal, costs and benefits. Fish and Fisheries, 14(2): 174–185.

211. Ye, Y. & Gutierrez, N.L. 2017. Ending fishery overexploitation by expanding from local successes to globalized solutions. Nature Ecology and Evolution, 1: 0179. https://doi.org/10.1038/s41559-017-0179

212. Yuan, Y., Yuan, Y.M., Dai, Y., Miao, W. & Yuan, X. 2022.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n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aquaculture in China: A case study on farmed tilapia and channel catfish sector. FAO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Circular No. 1243. Rome, FAO. https://doi.org/10.4060/cb7868en

213. Zhang, W., Belton, B., Edwards, P., Henriksson, P.J.G., Little, D.C., Newton, R. & Troell, M. 2022. Aquaculture will continue to depend more on land than sea. Nature, 603: E2–E4. Cited 25 March 2022.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1-043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