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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2018年。《2018年粮食及农业状况：移徙、农业及农村发展》。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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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2-5-130974-2
E-ISBN 978-92-5-130976-6 (MOBI)
© 粮农组织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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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 ©粮农组织/Simon Maina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一名以森林为生的母亲携其幼儿正途经灌木丛。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大约30％的城乡女性移民最终返回农村地区。

目 录

前 言

方 法

致 谢

缩略语
《2018年粮食及农业状况》

核心信息

内容提要

第1章
农村移徙与发展：奠定基础

主要信息

移徙：社会演进的缩影

不断变化背景下的移徙

移徙概念和驱动力：从完全自愿到完全被迫移徙

农村在发展与移徙关系中扮演何种角色？

农村地区结构转型、城乡联系和人口动态

诸多移徙挑战 — 国家概况及农村移徙驱动力

地域发展方法可使农村移徙最大程度惠及经济转型

本报告的目标

第2章
农村移徙趋势与形式

主要信息

国际移民人数大幅增加，但占总人口比例增幅不大

国际和国内农村移徙关系密切

国内移徙比国际移徙更为普遍

许多移徙者是难民或国内流离失所者

结 论

第3章
农村移徙驱动力：决定和制约因素及移徙者特点

主要信息

移徙驱动力概念框架

宏观因素刺激农村移徙

居间条件性因素也会影响农村移徙规模

谁是移徙者以及移徙者与非移徙者有何差异？

长期危机导致大规模流离失所并改变移徙体系

结论和政策影响

第4章
移徙对农业和农村地区的影响

主要信息

移徙影响途径

农村移徙对原籍社区的影响显著，但好坏参半

农村移徙对农村社区和更广泛的经济具有间接影响

长期危机导致的被迫移徙破坏了农村生计，但也为收容社区带来了潜在益处

移民在维持发达目的地国家的农业和农村生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结论和政策影响

第5章
移徙与经济转型：综合性政策举措

主要信息

与农村移徙相关的政策目标及挑战：宏观视角

针对农村移徙相关政策领域制定优先重点

提升移徙的发展潜力

结 论

统计附件

参考文献

表、图及插文

表

1  若干国家季节性移徙者占国际和国内农村移徙者比例

2  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各收容区域难民数量

3  2008-2014年南非农村-城镇移徙者和农村非移徙者相较以前就业状态变化百分比

4  2016年经合组织脆弱性框架五个维度

图

1  通常在胁迫因素和自由意愿组合作用下做出移徙决定

2  本报告中移民流示意图

3  根据随发展、治理和农村人口情况变化的农村移徙驱动力的国家概况分类

4  2015年若干国家在基于农村移徙驱动力的国家概况分类中所处位置

5  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按来源地和目的地划分的国际移徙者

6  2015年来自若干区域和分区域向外移徙者的目的地

7  若干国家来自农村地区的国际移民比例以及农村人口占国家人口的比例

8  若干国家按性别划分的农村向外移徙目的地

9  2013年按国家收入组和国内移徙者/非移徙者划分的今后12个月计划移民国外的人口比例

10  2013年按农村和城镇以及国家收入组划分的今后12个月计划移民国外的国内移徙者比例

11  2013年按国家收入组划分的向农村和城镇地区移徙的五年国内移徙者比例

12  31个国家根据居住地和当前所在地确定移徙或留守的人口比例

13  若干国家根据幼年居住地和当前所在地确定移徙或留守的人口比例

14  31个国家相对于幼年居住地的留守、移徙一次和移徙不止一次的国家人口比例（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

15  农村和城镇之间、城镇地区内部和农村地区内部移徙比例

16  按性别划分的返回农村地区的农村-城镇移徙者比例

17  2000-2016年因冲突导致的全球流离失所趋势

18  2016年按当地、全球及部分区域划分的难民人口分布情况

19  移徙驱动力与实际和潜在移徙者之间的关系

20  按移徙类型和国家划分的移徙前移徙者信息来源

21  若干国家国内和国际移徙者年龄组比例（国家和农村层面）

22  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农村移徙者群体相对于农村留守者的教育水平

23  若干国家按性别划分的从农村地区向外移徙原因

24  移徙的影响途径

25  农村和城市地区接收国际汇款的家庭所占比例

26  先前由男性和女性移徙者承担的家庭活动

27  现金汇款在家庭中的使用情况

28  接收国际汇款的农村家庭所占比例，按农业参与程度划分

29  中国的农场工作小时数和从事农业的农村家庭所占比例，按不同轮次的调查划分

30  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按脆弱程度划分，2002-2015年

插文

1  参与经济转型

2  发展是否会减少国际移徙？

3  推力和拉力因素：李氏人口移徙模型及其他

4  本报告中使用的主要移徙术语

5  人口动态、农田占有量及农村移徙

6  用于分析移徙和农村转型的潜在数据来源

7  衡量国内移徙的挑战

8  印度国内移民流

9  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基本概念及法律影响

10  国际移徙：少数潜在移徙者打算移徙

11  实证证据表明资源有限或无资源者移徙概率最低

12  治理不善、环境退化和农村移徙的关系：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实例

13  确定移徙的因果关系：现有证据的局限性

14  男性的向外移徙以及女性在农业中日益增强的作用

15  通过移徙稳定粮食安全并增加蛋白质消费量：孟加拉国的饥荒季

16  移徙对孟加拉国农村劳动力和粮食市场的影响

17  通过为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农业和农业企业提供相应赠款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

18  基于营地的难民对周边社区的经济效益

19  使难民在美国从事农业

20  限制移民对高收入国家有利吗？

21  增进移徙在人类发展方面成果的政策—联合国发展署的提议

22  柬埔寨：冲突之后振兴农村地区

23  协调促进季节性国际移徙

24  摩尔多瓦利用返乡移徙者的人力和资金资源促进农业发展

25  如何解决农业移徙研究方面的数据缺口问题？

前 言

今天，在国际和国内政策讨论中，很少有其他问题能像移徙一样，如此吸引眼球、如此饱受争议。跨境移民和难民数量不断增加且日益引发关切，使国际移徙吸引了大部分注意力并成为国际政策议程的首要议题。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明确承认移徙的重要性及其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0.7呼吁推动有序、安全和负责任移徙。在旨在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0的大背景下发出这一呼吁意义重大。这也就是明确承认移徙的积极作用及其在减少不平等方面扮演的角色。此外，2016年9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难民和移民问题纽约宣言》，启动了安全、有序和正常移徙以及难民两项全球契约编制进程，标志着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令人遗憾的是，有关移徙的讨论大多专注移徙的消极方面。人们往往忽视移徙现象的复杂性，没有充分认识移徙带来的机遇。联合国秘书长在题为《使移徙惠及所有人》的报告中承认“关于移徙的排外性政治言论”普遍存在，呼吁本着尊重和现实的精神来讨论移徙问题。他还提请注意移徙作为“经济增长、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引擎”的作用。联合国秘书长指出，根本挑战是实现移徙惠益最大化，同时确保移徙永远不是绝望之举。

为了就移徙问题开展更为现实和冷静的讨论，需要真正认识移徙：什么是移徙？移徙规模多大？移徙受什么驱动？移徙有何影响？只有加深对移徙的认识，才能实施最佳政策，应对移徙的挑战和机遇。本报告恰恰旨在从粮农组织视角推动加深对国内和国际移徙的认识。

首先，应了解移徙经历的多元性。移徙现象复杂且涉及方方面面，涵盖从自愿移徙（人们为寻找更好机会而选择移徙）到被迫移徙（人们为躲避冲突或灾难对生命造成的威胁而移徙）等多种情况。两者驱动力和影响各不相同，需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同的应对策略。介于两者之间，选择和胁迫对人们的移徙决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通常适用于缓慢发生的进程，如气候变化带来的递增影响，使人们在某个时点认为移徙是现有最佳选项。

此外，我注意到，人们主要关注国际移徙，但本报告重点指出，国际移徙只是全局的一部分，还应包括国内移徙，且国内移徙规模远远大于国际移徙。国内移徙通常发生在国际移徙之前，例如从农村到城市的国内移徙。另一个事实可能出乎许多人意料：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移徙与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移徙规模相当。另一点也可能让许多人惊讶：绝大多数国际难民（约85%）栖身发展中国家。

本报告重点关注占国内和国际移徙较大比重的农村移徙。农村移徙指离开或进入农村以及在农村地区之间的移徙，无论其是否跨越国境。在许多国家，尤其是欠发展国家和仍有大量农村人口的国家，农村-农村移徙规模超过了农村-城镇移徙。此外，大量国际难民（全球难民的至少30%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难民的80%以上）生活在收容国农村地区。因此，谋划发展时，必须首先认识农村移徙，包括其规模、特点、驱动力和影响。

农村移徙与农业和农村发展以及社会整体发展密切相关。古往今来，移徙一直是重要现象，推动从农村到城镇化水平更高社会的转型。与此同时，劳动力逐步从农业转移到通常位于城镇地区的生产率更高的制造业和建筑业，从而推动增加收入以及经济、社会和人类发展。今天，农村人口移居本国城市或国外的进程仍在许多国家继续。在许多高收入国家，该进程甚至发展到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力依赖移民劳动力维系的程度。

显然，我们必须认识到农村移徙现象对于移徙者本人和整个社会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既有惠益也有成本。对移徙者而言，移徙可能意味着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社会服务以及更有保障的生计。移徙也可能意味着孩子享受更优质的教育和营养。移徙也可能有益于留守的移徙者家人和家庭，例如通过汇款，且能够帮助家人和家庭实现收入来源多元化并改善条件。移徙通过新的生产性资源、技能和想法有助于增加收入和提升总体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幸的是，最贫困人口往往不能利用这些机会，这些人可能无力负担高昂的移徙费用。

我们不能忽视移徙的挑战和成本。对个体而言，移徙可能带来高昂的经济、社会和个人成本。移徙可能给家庭和来源地社区造成干扰，尤其是移徙可能导致流失通常最富活力的一部分劳动力，因为移徙者往往是较年轻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对移徙者或留守者而言，收益未必总能大于损失。

最后，太多人（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并非选择移徙而是别无选择而移徙，这一点不容忽视。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越来越多是移徙的最突出特点，需要国际社会坚定决心，解决导致流离失所的根源性问题，增强受灾害和冲突威胁的农村人口的抵御能力，支持收容国和社区应对时而大规模涌入的难民潮。

鉴于移徙问题极为复杂，难以制定或实施适当的政策响应。移徙驱动力、影响、成本和收益差异显著，取决于具体情况。不同国家所面对的农村移徙相关政策挑战相去甚远。一些国家是国际移徙目的地，另一些国家是国际移徙来源地，还有一些国家是中转国，许多国家同时扮演上述两种或三种角色。一些国家仍有大量农村人口，成为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的潜在来源地，而另一些国家已经经历了大规模农村向外移徙且目前基本实现了城镇化。一些国家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年基数大且不断增长，具备创造就业机会所需发展势头；另一些国家深陷低水平和低速增长泥潭，在解决人口压力和为农村青年提供机会方面举步维艰。

处于长期危机的国家面临严峻挑战，人们流离失所、生计遭到损害，更不必说生命和财产遭到实际威胁，而另一些国家则不得不应对时常大规模涌入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面临移徙相关重大挑战且在试图解决挑战时将制定不同的政策优先重点。

除危机局势造成的被迫移徙外，重要的是不应将移徙问题本身视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政策目标不应是制止或促进移徙，而应使移徙成为人们的一种选择而不是迫不得已，同时尽可能扩大移徙的积极影响，减少消极影响。这意味着，在许多情况下，应当促进移徙并帮助潜在移徙者克服可能面临的制约，利用移徙带来的机遇。同时，这还意味着为潜在农村移徙者提供有吸引力的其他机会，特别是要推动农村及周边地区发展。因此，《2017年粮食及农业状况》倡导的地域发展方法可发挥关键作用，即改善小城镇及周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及服务，加强小城镇及周边农村地区之间的联系，发掘农业和涉农产业潜力，促进当地和整体发展。

1947年，粮农组织第一次发布的《粮食及农业状况》，重点关注在多年世界大战后重建全球粮食系统。此后，全世界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商品和人员的进一步流动和思想的交流是相当重要的原因。回首过去，我不由得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可能会看不见所取得的长足进展。然而，要消除世界贫困和饥饿，还有许多工作尚待完成。过去和将来，移徙都是更大发展进程的必要部分。我希望，本报告会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如何将农村移徙相关挑战转化为机遇并尽可能增加移徙带来的好处，从而为消除贫困和饥饿贡献力量。

方 法

2017年9月18日在罗马粮农组织总部召开的启动研讨会标志着《2018年粮食及农业状况》编制工作开始，外部专家小组成员和粮农组织专家出席了启动研讨会。会后，顾问小组成立，代表粮农组织各相关技术部门并由粮农组织农业发展经济司副司长主持，协助报告起草进程。在2017年9月27日召开的研讨会上，研究和撰写团队以及顾问小组讨论了报告纲要。通过粮食安全和营养全球论坛组织的开放性在线磋商收到关于第一份注释纲要的意见建议。在2018年1月召开的研讨会上，向顾问小组提交了第一份草案全文。研究和撰写团队根据顾问小组评论意见修订纲要和草案。2月8-9日召开了第二次研讨会，顾问小组和外部专家小组共同参与草案讨论。根据研讨会意见建议对报告进行修订并提交粮农组织经济及社会发展部（经社部）管理团队。经修订的草案发送至粮农组织其他各司、粮农组织非洲、亚洲及太平洋、欧洲及中亚、拉丁美洲及加勒比、近东及北非区域办事处以及外部评议员征求评议意见。最终草案在吸收评议意见后，于2018年5月28日提交粮农组织总干事办公室。在报告起草过程中，研究和撰写团队参考了粮农组织和外部专家编写的背景文件。

致 谢

《2018年粮食及农业状况》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跨学科团队，在粮农组织农业发展经济司副司长Marco V. S‡nchez Cantillo与高级经济师、本出版物主编Andrea Cattaneo的领导下编写完成。经济及社会发展部（经社部）助理总干事Kostas Stamoulis提供总体指导。经社部管理团队也提供了指导。

《粮食及农业状况》研究和撰写团队

Raffaele Bertini、Thu Hien Dao、Elisenda Estruch、Julius Jackson、Theresa McMenomy、Andrew Park（顾问编辑）、Ahmad Sadiddin和Jakob Sk¿t。

背景文件、数据和报告章节

Solomon Asfaw（粮农组织）、Andrea Cattaneo（粮农组织）、S. Chandrasekhar（英迪拉·甘地发展研究所，印度）、Reza Daniels（开普敦大学，南非）、Anda David（法国开发署）、 Alan de Brauw（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Sylvie DŽmurger（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Tim Frankenberger（TANGO International）、Joan Hamory Hicks（俄克拉何马大学，美国）、 icholas Li（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Mariapia Mendola（米兰比科卡大学，意大利）、Bjšrn Nilsson（法国开发署），Michele Nori（欧洲大学学院，意大利）、Cecilia Poggi（萨塞克斯大学，英国）、Sherman Robinson（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Alwyn Young（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英国）以及Stefanija Veljanoska（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其他专家

Carlo Cafiero、Marinella Cirillo、Piero Conforti、Clara Aida Khalil、Svetlana Livinets、Marina Mastrorillo、Meghan Miller、Elise Polak、George Rapsomanikis和Mauricio Rosales。

粮农组织顾问小组

Shukri Ahmed、Rima Al Azar、Solomon Asfaw、Omar Benammour、Dominique Burgeon、Piero Conforti、Mariaeleonora Dandrea、Benjamin Davis、Ana Paula de la O Campos、Jessica Fanzo、Nicole Franz、Adriana Ignaciuk、Patrick Jacqueson、Sally James、Etienne Juvanon du Vachat、Guenter Hemrich、Panagiotis Karfakis、Svetlana Livinets、Erdgin Mane、Marina Mastrorillo、Patricia Mejias Moreno、Carlos Mielitz Netto、Giorgia Prati、Selvaraju Ramasamy、Cristina Rapone、George Rapsomanikis、Ahmed Raza、Clarissa Roncato Baldin、Mauricio Rosales、Luca Russo、Vanya Slavchevska、Stefanija Veljanoska和Natalia Winder Rossi。

外部专家小组

Claudia Ah Poe（粮食署）、Sandra Paola Alvarez（国际移民组织）、Aslihan Arslan（农发基金）、S. Chandrasekhar（英迪拉·甘地发展研究所，印度）、Luc Christiaensen（世界银行）、Anda David（法国开发署）、Alan de Brauw（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Sylvie DŽmurger（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Eva-Maria Egger（农发基金）、Jason Gagnon（经合组织）、Julie Litchfield（萨塞克斯大学，英国）、Robert E.B.Lucas（波士顿大学，美国）、Bruno Losch（法国国际发展农业研究中心）、Mariapia Mendola（米兰比科卡大学，意大利）、Cecilia Poggi（萨塞克斯大学，英国）、Donato Romano（佛罗伦萨大学，意大利）、Susanna Sandstršm（粮食署）、 onald Skeldon（萨塞克斯大学，英国）、Rob Vos（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和Raffaella Zucaro（农业研究和农业经济分析理事会）。

统计附件

附件由Raffaele Bertini、Marinella Cirillo、Theresa McMenomy、Meghan Miller和Ahmad Sadiddin编制。

行政支持

Paola Di Santo和Liliana Maldonado。

粮农组织交流办公室出版处（OCCP）提供了六种官方语言的编辑支持、设计和排版及制作协调服务。

缩略语

CRRF 难民问题全面响应框架

DHS 人口和健康调查

Eurostat 欧盟统计局

EWEA 早报警早行动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WP 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

HAFA Hmong美国农民协会

HDI 人类发展指数

IDPs 国内流离失所者

ILO 国际劳工组织

IOM 国际移民组织

IPUMS 综合公共利用微数据系列

LSMS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

MOOP 脱贫移徙研究计划联盟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SDG 可持续发展目标

SOFA 《粮食及农业状况》

UN 联合国

UN DESA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经社部）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

UNHCR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

UNRWA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

USAID 美国国际开发署

USD 美元

WFP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18年粮食及 农业状况》核心信息

1 移徙尽管可能带来挑战，却是经济、社会和人类发展的必要部分，也是减少国家内和国家间不平等的手段。

2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国将成为国际移徙的来源地、中转地或目的地，有时可能同时扮演上述三种角色。

3 从全球来看，国际移徙规模远远小于国内移徙：发展中国家超过10亿人在国内移徙。

4 国际和国内移民流有一些共性驱动力且构成一个综合系统：例如，在低收入国家，国内移徙者移居国外的可能性是非移徙者的五倍。

5 在城镇化率较高的发展中区域，各种形式的农村移徙至少占所有国内移徙的50%。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该比例超过75%。

6 农村向外移徙可成为收入多元化手段以及对水资源严重短缺等缓慢发生的环境应力的适应机制。然而，面对最严峻移徙制约的最贫困人口往往无法移徙。

7 农村地区容纳了大量因长期危机而流离失所者，带来进一步挑战和潜在负面影响。重视移徙者经济和社会融合的农村发展政策可减轻上述负担，使流离失所者和接纳社区双双受益。

8 在许多发达国家，移民可填补难以实现机械化的高价值农业活动的劳动力缺口，但移民融合问题对移民和接纳国而言都是挑战。实施劳工权利保护管理计划可有助于改善移民工作条件。

9 移徙与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的协调对于确保安全、有序和正常移徙不可或缺。政策不应旨在减少或加速移民流，而应着眼于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最大化，同时使移徙者和社会承担的成本最小化。

10 农村移徙相关政策优先重点取决于不断变化的国情：处于长期危机的国家、面临农村青年就业挑战的国家、处于经济和人口转型的国家、需要移民劳工的发达国家，应确定不同的农村移徙政策优先重点。

内容提要

移徙是社会演进的一部分

移徙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内容，与社会演进相伴而行。人类迁移一直是经济、社会和人类发展进程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的转型，人们不可避免地在国家内和国家间迁移，以寻求更好的机会。事实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将移徙视为减少国家内和国家间不平等的手段之一。

上世纪，国际移民流发生巨大变化。二十世纪初，欧洲是移民主要来源地，人们从欧洲流向美洲、澳大拉西亚和中亚。中国南方是另一个移民来源地，大量移民进入东南亚。今天，欧洲主要是非洲、亚洲和美洲移民目的地，也是大规模内部移民流所在地。流向北美的移民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随着亚洲发展水平提高，日本、韩国和马来西亚等国摇身一变成为目的地国。近东富油国家也是如此。

看待国际移徙的上述转变不能离开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与此同时，人类社会经历了最势不可挡的转型之一：从农村主导过渡到日益城镇化的社会；期间，国内移徙尤其是从农村到城镇的移徙发挥了主要作用。从全球来看，国内移徙较国际移徙更为普遍，也是经济发展进程的必要组成部分。

今天，国际移徙引发人们极大关切和关注。1990年到2015年，国际移民数量从1.53亿增加到2.48亿。其中高达2500万人是因冲突和危机而背井离乡的难民。有鉴于此，高收入目的地国日益将国际移徙视为主要挑战。然而，为客观合理地加以分析，应注意到，1990年至2015年，国际移民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仅从2.9%增加至3.3%。此外，移徙有多个轨迹，不仅是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

2015年数据显示，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移动的国际移民（占国际移民总存量的38%）较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国际移民（35%）数量多。尤其是，发生在区域间和分区域间的移徙是主要国际移徙模式。分区域移徙在西非和西亚尤为重要，而在同一大洲内的移徙在南亚和中非占主导。此外，曝光度最高的移民（国际难民）几乎完全由发展中国家接纳（占难民存量的85%）。

经济转型以农村移徙为中心

离开或进入农村以及在农村地区之间移徙是国际和国内移徙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从生产力较低的经济部门再分配至生产力更高的部门是经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农村人口外流是经济体结构转型进程的一环；期间，农业相对于其他部门在创造收入和就业方面的重要性逐渐弱化。该进程导致一些农村地区劳动力需求减少，而另一些农村地区劳动力需求增加。一方面，农业经济向工业和服务业经济转型导致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向城市，包括跨境流动。国家移民来源地一系列证据显示，很大比例的国际移民来自农村。另一方面，在该进程中，农村也成为许多国际移民的目的地，通常（但不仅）是在需要移民满足农业劳动力需求的高收入目的地国。

本报告所述大规模国内移民流表明，劳动力资源再分配推动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和发展。尽管如此，国内移徙仍将与国际移徙密切相关，因为潜在移民尤其被收入和总体发展水平更高国家的机会所吸引。这虽然有助于改进国际移民前景，但也涉及一些负面因素。尽管移民可能带来汇款及其他福利，但移民主要是被转移出各自国家或来源地的一种生产性资源。

不同形式的农村移徙在经济结构转型进程中发挥不同作用。尤其是，移徙持续时间可对来源地和目的地产生不同影响。循环移徙是指在来源地与一个或多个目的地之间往复移动。季节性移徙在农村地区也较常见，季节性移徙是指发生在特定季节且与农业生产周期相联系的短期移徙。发生在农村地区之间的移徙仍是处于较早发展阶段国家的一种重要现象。这些国家农村地区人口趋势（尤其是农村青年数量越来越多的现状）将继续成为农村移徙主要驱动力且将构成重大挑战，对于面临日益严峻人口压力的地区尤其如此。

并非所有农村移徙都与结构转型进程相关。许多移徙者是难民或国内流离失所者，给来源地和目的地带来挑战。过去十年，世界因武装冲突或突发气候事件导致的危机数量急剧增加，造成大量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2016年，全世界有6600万人因迫害、冲突、普遍暴力和人权受到侵犯而被迫流离失所，其中4000万人为国内流离失所者（IDP），其余为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十个难民中约有九个由发展中国家接纳，但农村人口往往受影响最为严重。从全球来看，至少三分之一难民生活在农村地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该比例超过80%。

国内移徙以人们迁离和移居农村地区为特征，但也与国际移徙相关联

总体而言，国内移徙比国际移徙更普遍且在各国呈现不同规律。尽管由于数据欠缺、国内移徙定义不同，难以对全球情况进行综合估计，但估计显示，2005年国内终身（曾在出生地以外的其他地区生活）移徙者数量是国际终身移民数量的四倍。该估计是基于主要行政单位，如将更小行政单位之间的移动计算在内，则国内终身移徙者数量将进一步增加。根据一项十分保守的估计，仅发展中国家国内终身移徙者存量（包括在更小行政单位之间的移动）就超过10亿人。

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人口和健康调查所做跨国评价，来自农村地区的超过一半人口曾至少在国内移徙一次。农村-城镇移民流规模大于城镇-农村移民流，说明农村-城镇净移徙是常态。然而，农村-农村移徙者比例大于农村-城镇移徙者比例。农村-农村移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等以农村为主导的社会尤为重要，而农村-城镇和城镇-城镇移徙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近东及北非等城镇化水平更高的社会最为普遍。农村和城镇人口的较大比重曾不止一次移徙（占多数国家总人口的15-25%）。一定比例的农村-城镇移徙者在某个时间点返回农村地区。上述回归移徙尤其常见于处于较早发展阶段的国家。

国内移徙通常与国际移徙相关联，两者往往分步骤完成。例如，某移徙者可能最初在国内迁移，然后移居国外，反之亦然。国际和国内移徙的相互作用对于了解移徙动态至关重要。数据显示，曾进行国内移徙的人移居国外的可能性更大。确实，从所有国家收入组看，过去五年曾进行国内移徙的人中计划移居国外的人口比例高于过去五年未进行国内移徙的人。

移徙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取决于国家国情及发展路径

农村移徙形式各异，对移民和社会而言，挑战与机遇并存。各国无论发展水平、治理能力、农村资源占有量和农村人口结构如何都存在农村移徙现象。本报告针对农村移徙情况对各国进行大致分类，以反映不同的移徙挑战和驱动力。尽管某些国家可能具备两个或多个类别的特征，仍将各国大致分为以下五种情况：

1.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

2.在脆弱背景下面临农村青年就业挑战的国家；

3.具备为青年创造就业所需发展势头的国家；

4.具备经济发展势头、较高城镇化水平和经历人口转型的转型国家；

5.发展水平较高的理想目的地。

本报告阐述各类国家所面临的特有挑战和机遇以及应如何对不同的政策领域进行优先排序。在长期冲突和持续危机等脆弱背景下，人们可能出于安全考虑被迫移徙，这给来源地和目的地带来巨大挑战。有些国家面临农村青年就业挑战，农村青年人口基数大且/或不断增加，不具备吸收劳动力市场新生力量的发展势头。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情况就属于这种情况，城镇化推进的同时，制造业或现代服务业并未实现相当增长，人们离开生产率低下的农业，主要进入生产率低下的非正规服务业（通常在城镇地区）。雪上加霜的是，据预测，未来十年，两区域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将面临农村青年人口大幅增加的挑战。具备发展势头的国家尽管同样拥有众多农村青年人口，但可创造就业并将其转化为人口红利。转型国家在成为理想目的地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成为具有吸引力的国际移徙目的地。

对最后一类国家（理想目的地）而言，国际移民数量不断增加日益成为首要政策问题。政策制定者认为，出路显然是要促进来源国发展以遏制移民流。尽管来源国发展这一目标本身是可取的，但应指出，没有证据显示，国家内部发展一定会减少中短期国际向外移徙，事实上，情况可能恰恰相反。证据表明，对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而言，发展和收入增加最初将提高向外移徙水平；仅当国家达到中高收入时，向外移徙水平才趋于下降。该进程通常会持续数十年。因此，应将发展本身视为可取目标，而不仅是遏制向外移徙的手段。

对多数类型国家（当然包括居间类型国家）而言，其发展类型将决定哪种农村-城镇联系关系到移民流和移徙模式。地域发展方法关注上述联系，有助于解决某些挑战。改进大都市和小城镇地域规划方法、完善连接性基础设施，可在农村周边地区创造机会，从而减缓人口流向不堪重负的大城市或其他国家的速度。如当地缺少就业，则对仓储、冷藏和批发市场等粮食系统连接性基础设施投资，可在农业和非农经济部门创造就业机会，从而在潜在移徙者决定离开前满足其需要。如农村人口被城镇中心更繁华条件所吸引，则对该地区小城镇及农村周边的教育、卫生、通信和娱乐设施等“集群”服务进行投资，也可减缓人口流向不堪重负的更大城市的速度。

了解移徙驱动力是制定战略以实现生计提升和包容性经济转型的关键

移徙驱动力是指可能在不同层面发挥作用的促成和延续移民流的力量。在自愿移徙情况下，来源地与潜在目的地的条件差异会刺激移徙，即移徙宏观因素，包括在就业机会、教育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差异等。然而，移徙决定也受一系列可能制约或促进移动的居间条件性因素影响。制约因素包括旅行距离和费用以及法律制约，促进因素可包括社会关系网或招募机构。移徙决定最终是人的能动性发挥作用的结果且取决于意向移徙者及其家庭的特征，即移徙微观因素；例如，移徙者普遍较非移徙者更为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且掌控更多资金资源。各国不同性别在移动制约和资源获取方面的差异也会导致做出不同的移徙决策。

机会不平等会刺激移徙。农村移徙主要受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获取方面的差异驱动。农业与制造业、服务业等其他经济部门的生产率差异及相应的收入差距是农村-城镇移徙的驱动力之一。一般而言，农村与城镇之间和不同农村地区之间在生产率、工资和就业机会方面的差异，分别是农村-城镇移徙和农村-农村移徙的驱动力。此外，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欠缺往往是移徙动因之一。环境差异会影响农村移民流，如通过影响农业生产率等实现。人口因素尤其当与有限的自然资源等其他驱动力相互作用时，也是移徙主要驱动力。在农村青年人数众多的国家，除非在农村或周边地区创造足够就业，否则耕地不足很可能促使大量青年到城市或其他国家寻找机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近东及北非，土地资源短缺预计将会加剧，而在土地资源已然极度稀缺的南亚，情势预计将不及前者严重。

了解影响移徙的条件性因素是确定潜在干预措施的关键。各类因素都可能制约农村移徙。许多人因无力负担移徙尤其是远距离移徙费用而放弃移徙。上述费用既包括资金，也包括心理、社会和文化成本。然而，移徙也可成为农村家庭有用的风险管理策略，因为移徙可减轻其对不确定的农业收入的依赖并实现生计来源多元化。移徙者在目的地的社会关系网可促进农村移徙：社会关系网可帮助移徙者减少社会和文化成本、为移徙者提供必要信息。正规和非正规招募机构也可帮助移徙者找到工作并办理官僚手续。

法律框架和公共政策可通过一系列渠道鼓励或抑制移徙。从法律角度看，土地权利薄弱可能打消潜在移徙者离开农村的积极性。同样，劳工法（如确定最低工资）和反歧视法可能影响移徙及目的地选择。从政策看，最重要的农业政策应是推广机械化、提升农业生产率，这通常会释放农业劳动力进入其他部门。为弥补减少的农业劳动力，通过推动农业地区发展（旨在壮大农村地区粮食系统、创造非农就业），在居住地附近为人们提供创收和生计多元化机会，可减少农村人口外流。然而，这些政策由于提高农村收入水平从而帮助许多意向移徙者克服资金制约也可能增加移徙。

因此，社会和就业政策尽管影响移徙，但影响可能因地因时而异。享受社会保护以受益人身在农村地区为条件时，则可能打消人们的移徙念头。此外，如受益人因资金不足无法负担移徙费用而受到制约，则无条件的现金转账可帮助克服制约，使移徙者得以迁徙。对面临资金或流动性制约的家庭而言，信贷政策也会影响移徙。

移徙可对农村地区产生一系列影响

不同形式的移徙可影响来源地和目的地。农村移徙尤其是向外移徙，可对农村发展、粮食安全和营养以及贫困产生深远影响。移徙影响主要通过三个渠道传递。首先，一个人离开的事实本身对留守家庭（因为损失劳动力且导致家庭构成发生变化）以及农村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其次，移徙者汇款可影响来源地农村社区消费模式和生计。再次，可能存在非货币转移（称为“社会”汇款），如移徙者带回或传播的想法、技能和新的社会模式。农村向外移徙可在不同层面产生影响。除直接影响留守家庭外，农村向外移徙还会在更大范围内产生连锁效应，影响来源地农村社区及整个社会。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或消极或积极，取决于移徙形式、移徙者特征及移徙背景。

移徙会对留守家庭产生或好或坏的重大影响。如无法填补劳动力缺口，则如何应对减少的家庭劳动力是农业家庭所需面对的挑战。家庭劳动力损失可对家庭农业和非农生产水平产生负面影响，可能促使农业家庭转而从事劳动力密集型较低的作物生产和活动。同时，移民汇款可帮助手头紧张的家庭投资新技术。汇款可推动收入多元化、提供风险保障、鼓励家庭采用回报率更高的农业生产技术或从事非农经营活动。移徙对留守家庭的最终影响取决于损失家庭劳动力的消极影响与收到汇款的积极影响相抵消后的净影响。实际净影响因时因地而异。

移徙还可能导致家庭内部不同性别和不同代际劳动力分工发生变化。通常，男性向外移徙会相应增加女性承担的农业工作量，但也会潜在提高女性决策权。然而，农业“女性化”现象并不普遍，在许多社会中，女性向外移徙较男性向外移徙更为常见。农村人口外流，除影响生产活动外，通常可改善留守家庭成员粮食安全、营养和健康状况，还可使家庭更多投资子女教育、积累财富并投资资产。

农村移徙的间接影响可能不限于留守家庭范围而遍及社区及整个社会。向外移徙可能对整个农村社区产生积极影响，因为向外移徙推高当地工资、汇款用于购买当地商品并投资于当地经济活动，从而增加了收入和就业。上述溢出效应的影响很可能比对留守家庭的直接影响还要大。移徙者通过货币汇款以及参与社区发展项目，还可为更大范围的农村社区发展贡献力量。返乡移徙者通过其通常较高的经济绩效还可为当地社区做出积极贡献。

在国家层面，移徙可推动各区域和各国更大范围的经济发展以及经济体结构转型，从而提高收入水平。因向外移徙导致的劳动力短缺可刺激改良农业技术。同样，向外移徙可推动土地整合，扩大农业经济规模。将劳动力从农业转移至其他高收入非农部门可助推国家生产率提升。国际移民社区在所在社区与来源国之间创建贸易联系，可促进贸易。然而，流入的汇款（如相对GDP较高）也可能对出口（包括农产品出口）产生负面影响，带来因外汇大幅升值而侵蚀出口竞争力的风险。

因长期危机而被迫移徙，干扰农村生计并威胁来源地和目的地粮食安全及营养。人口大规模流离失所及由此带来的资产损失会严重影响包括农村发展在内的经济发展，来源国或来源地、收容国（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和收容社区都无法幸免。在多数长期危机中，大多数人口为农村人口且主要以农业、畜牧业、渔业和水产养殖为生。长期危机破坏来源地社区粮食系统和农村生计，影响从生产到销售的整个食品价值链。然而，难以厘清移徙本身造成的影响和导致人们迁移的危机造成的影响。

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大量涌入会给收容国和收容社区带来严峻挑战，导致当地粮食市场供应紧张，使基本服务捉襟见肘。尽管如此，证据显示，让难民融入当地经济可实现双赢。妥善管理涌入的流离失所者、难民填补劳动力缺口、推动知识传播、刺激对当地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可对当地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移民在支持发达目的地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方面大有可为。对许多农村人口锐减的发达国家而言，国际移民可填补农业劳动力缺口、为农村发展做出贡献。例如，在北美和欧洲，外来劳动力是农业生产主力军。然而，劳工权利保护和移民工作条件通常较差。在许多农村地区，农业劳动力通常从事非正规就业，收入低于法定工资且遭受剥削。为移民农业劳工提供体面工作条件可确保移民及其收容国获得积极的移徙体验。

使移徙惠及所有人

移徙是一种多维度现象，因此与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目标密切相关。联合国秘书长在《使移徙惠及所有人》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时常对照可持续发展目标，提醒自己移徙与消除贫困和抗击不平等（包括性别不平等）的大目标之间的关联。

政策务必要利用农村移徙的好处并减少负面影响。世界（国家内和国家间）机会分布极为不均，势必继续驱动国内和国际移徙。农村移徙仍将是国内和国际移徙的重要组成部分。机会不同还意味着移徙可能推动经济、社会和人类发展。逐渐将劳动力从生产率低下的就业（通常位于农村地区）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部门（主要位于城镇地区），可产生巨大的经济收益潜力。然而，移徙也会对移徙者本人、目的地、目的地社区、来源地、来源地社区产生成本。

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是实现农村移徙利益最大化并尽可能减少负面影响。移徙必须尽可能是移徙者基于真实和知情选择做出的自愿决定。就农村移徙而言，这需要创造具有吸引力的农村生计机会，消除农村移徙制约，促进决定移徙者正规移徙，通过培训和技能提升发展农村地区人力资本，帮助意向移徙者利用机会。此外，需要防范导致被迫移徙的危机，限制对移徙者和收容社区造成的负面影响。

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面临不同的农村移徙挑战。不同政策通过影响农业、农村发展、粮食安全和贫困进而影响农村移徙。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面临的挑战各异；不同类别的国家有各自的政策优先重点，尽管若干政策优先重点为多个类别国家所通用。

具备发展势头的国家，尽管拥有大量农村青年，但可能需要着力增加整个农业价值链上的就业机会，同时鼓励发展区域城镇中心，在居住地附近为农村居民提供机会。支持农村地区人力资本发展将使农村青年为利用新机会做好准备。提供其他地方机会有关信息并为意向移徙者提供帮助也可促进移徙。

在脆弱背景下面临农村青年就业挑战的国家，不具备在农村地区吸纳劳动力市场新生力量的发展势头，需要发展农村生计并在农村地区为青年提供选择，同时支持人口外流重点地区提高生产能力。度过危机后，这些国家需要为返乡者和来源地社区提供支持。

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通常处于长期危机中，必须着力满足移民和收容社区的需要，同时采取防范措施。农业务必成为优先重点，因为农村地区往往受影响最为严重且许多难民栖身农村。

转型国家，处于中等发展水平、城镇化进程已经起步、因出生率下降而经历人口转型。转型国家将需要实施前文所述若干就业促进政策。然而，转型国家可能需要尤其重视扫除农村移徙障碍、增加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在人口锐减无法逆转前，在农村地区发展教育和服务。

理想目的地必须解决移徙者融合不佳和社会凝聚力不足的挑战，因为这可能对移民取得成功造成制约，从而限制移民所作贡献。这些国家需要保护移民权利并推动社会和经济融合。与来源国签订国际合作文书，如推动暂时性或季节性移徙的双边协定，可推动上述进程。

国情随时间而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只扮演收容国、过境国或目的国一个角色，各国往往同时扮演两个或三个角色。正如欧洲国家在长期扮演移徙来源地角色后成为移徙目的地，新兴国家随着发展水平提升很可能成为区域中心并接受更多移民；鉴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口迅速增加、发达国家吸纳能力有限且区域内移徙发挥重要作用，上述情况更有可能发生。随着发展中国家之间收入差距拉大，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将吸引来自欠发展邻国的移民，这将对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产生影响。

提升移徙促进发展的潜力

通过汇款等方式提升移徙者对农村原籍地发展所作贡献至关重要。实施若干政策有助于实现上述目标，包括推动汇款便利化、减少汇款费用、提供配套资金等鼓励将汇款用于农村地区投资。促进国内和国际循环及季节性移徙可提高农村地区收入水平。打造有利的营商和投资环境以及支持移徙者融入当地劳动力市场，也可扩大返乡移徙者对农村地区所作贡献。最后，确保不同部门、不同行为体、各级政府及各国制定协调一致的移徙政策并开展合作至关重要。为此，关于移徙和难民的全球契约可发挥关键作用。

农村移徙将继续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针对移徙及整个农村发展制定明晰和连贯政策尤为关键，是确保发展进程造福移徙者、来源地和目的地并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第1章

农村移徙 与发展： 奠定基础

主要信息

1 人类移动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一部分且推动着社区和社会进步。

2 思考农村移徙问题不能脱离农村发展、人口动态和治理背景，因为这些因素刺激移徙并影响移徙决定。

3 移徙决定涉及从自愿移徙（为了寻找机会）到被迫移徙和流离失所（通常为了躲避冲突和危机）的一系列情形。

4 移徙的利与弊将取决于潜在移徙者身处上述何种情形以及各部门、地区和国家的机会分布情况。

5 各国都应根据具体情况和发展目标在考虑移徙利与弊的同时对不同政策领域进行优先排序。

6 农村移徙分析受数据相对匮乏的制约。应在普查和移徙调查中开展综合数据收集工作，以便获得关于国内和国际移徙的一致和可比数据。

移徙：社会演进的 缩影

移徙并不是一种新现象。各种形式的人口移动一直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内容。移徙往往是冲突和暴力的起因和/或结果。自然灾害、不利气候和天气事件以及自然资源制约也会引起大规模移徙。但移徙也有固有的积极方面。人类移动始终是经济、社会和人类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且推动着社区和社会进步。联合国秘书长在题为《使移徙惠及所有人》的联大报告中指出：“移徙是经济增长、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引擎。每年，移徙使数百万人得以寻找新机会ÉÓ。[1]为此，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目标10，将移徙作为确保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不平等现象的途径之一。

随着各经济体经历转型，人们为寻求更好的机会而进行国内和跨国移动不可避免。人口移动往往是由于全世界范围内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长期存在显著的不平等现象。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全球收入和机会分配情况有所改观，但不平等问题再次抬头。[2]受不平等驱使的移徙可为减少不平等提供机会。但移徙也意味着挑战。例如，外来移民既可能被积极地看待为新生劳动力，也可能被视为多余的社会负担，具体情况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在抵达目的地后尽快为社会经济体系所接纳。移徙对于移徙者（尤其是在移徙不同阶段面临脆弱性）及其留守家庭而言也是一项挑战。

离开或进入农村以及在农村地区之间移徙都是经济体结构转型的组成部分；在此进程中，农业在创造收入和就业方面的相对作用逐渐弱化，劳动力进入其他经济部门（见插文1）。从农村地区向外移徙（即移徙至另一个社区、地区或国家）也可给来源地带来好处：返乡移徙者进行知识、技能和技术转移，或移徙者向原籍地汇款。这可提升人力资本、支持农业和非农活动的发展并提高冲击抵御能力。然而，如果人口外流过快，则可能因劳动力、技能和知识损失，有时因缺少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而导致农业产量和生产率下降。

显然，移民在国内和国际移动，在农业内外寻找更好的机会。原籍国和目的国结构转型的性质及节奏，通过在不同地点和部门配置和重新配置资源及技术，影响人们脱离农业的趋势。

不断变化背景下的移徙

上世纪，国际移民流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初，欧洲是移民主要来源地，人们流向美洲、澳大拉西亚和中亚。另一支重要的移民流是从中国南方流入东南亚。今天的欧洲主要是非洲、亚洲和美洲移民的目的地，也是大规模内部移民流的所在地；而流向北美的移民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随着亚洲提高发展水平，日本、马来西亚和大韩民国等国摇身一变成为目的国。近东富油国家也是如此。

应在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理解国际移徙的转变。与此同时，人类历史也经历了最势不可挡的转型之一：从农村主导过渡到日益城镇化的社会；期间，内部移徙，尤其是从农村到城镇的移徙，功不可没。[4]

为掌握不同移徙现象的相对规模，2015年，在出生国以外国家居住的人口数量超过2.44亿，[5]约有6500万被迫流离失所者，包括2100多万难民，300万寻求庇护者以及4000多万国内流离失所者。[6]更多人（2005年约为7.63亿人，超过当年世界人口的11%）曾在本国主要行政单位之间迁徙。[7]如将在各个主要行政单位内部的次要行政单位之间移徙的情况考虑在内，则在城乡内部和城乡之间移徙的人口规模将更大。考虑到国际和国内移徙者之和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之高，则移徙毫无疑问在经济体系演变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城乡之间、不同农村地区之间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大规模人员流动产生了重大社会、文化和政治影响，尤其是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变革。

过去，从农业经济向工业和服务业经济的转型曾带来从农村到城镇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在东亚和东南亚，由于农业生产率大幅提升，自20世纪60年代起，农村-城镇移徙已导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70%下降到约50%。向外移徙的主要驱动力是制造业和相关服务业增速更快且收入更高。各行各业生产力普遍提高，为农村和结构转型注入了积极动能；这在引发农村-城镇移徙的同时，也大幅降低了整体贫困水平。[9]

而在其他背景下，农村-城镇移徙并未伴随相对强劲的工业化进程。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许多国家，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移徙者主要进入零售和服务等生产率低下的非正规部门，而不是工业部门。9-11城镇地区产业发展落后及相关就业机会不足制约了进一步农村-城镇移徙，进城者更可能加入日益壮大的城镇贫民行列。[9]因此，农村-农村移徙往往成为这两个区域的主导移徙形式。

工业发展落后在近东和北非尤其是埃及和摩洛哥等农业基础较大的国家产生了相似的结果。同样，离开农业的人们并没有进入工业，而是进入了生产率低下的非正规服务业或公共部门，通常继续兼职务农。12-14尽管这有助于农村家庭应对农场就业的季节性问题，但并没有将劳动力完全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也未产生劳动生产率增益。因此，家庭收入增幅通常有限且脆弱。

未来数十年，非洲将尤其面临青年人口数量大幅增加以及为新增人口创造就业的挑战。2015-2030年，非洲和亚洲人口之和预计将从56亿增加至66亿。同期，全球15-24岁人口预计将新增约1-13亿。[15]几乎全部增幅将出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尤其是农村地区。随着青年人口井喷式增长，许多低收入国家面临为数百万劳动力市场新生力量提供体面就业的挑战。尽管教育机会和优质服务也是重要驱动力，但移徙通常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和收入机会。[9]离开农业但无法在当地非农经济中找到工作的工人必须另谋出路，导致季节性或永久性移徙。

今天，全球日益关注移徙的起因和影响以及移徙发生方式。多数注意力投向国际移徙，目的国日益将国际移徙视为主要挑战，而较少考虑到其潜在好处。政策制定者认为解决办法在于在原籍国创造发展机遇以遏制移民流。但通过发展减少移徙的预期可能并不现实，至少在中短期如此（插文2）。相反，重要的是将发展本身作为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10“协助人们进行有序、安全、正常和负责任的移徙和流动，包括执行规划有序和管理完善的移徙政策”，体现了兼顾移徙利与弊的更综合方法。2016年9月1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难民和移民问题纽约宣言》[i]也表达了相似关切，同时启动了关于安全、有序和正常移徙全球契约的政府间谈判以及全球难民契约编制进程。

除目标10外，可持续发展目标包含若干移徙相关的具体目标和指标，涉及医疗专业人员向外移徙、留学奖学金、流动工人权利、人口贩运、汇款以及按移徙状况分列国家数据等。同时，由于移徙具有多面性，移徙与治理的方方面面相互影响，因此移徙关乎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在《使移徙惠及所有人》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时时对标可持续发展目标，提醒自己移徙与消除贫困和抗击不平等（包括性别不平等）的大目标之间的关联。

移徙概念和驱动力：从完全自愿到完全被迫移徙

移徙难以界定，因为时间和距离维度对于移徙概念十分关键。关于必须移动多远距离或多长时间才能算作移徙没有一致意见。持续时间和距离是界定和衡量移徙的最重要指标。两者之一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移徙估计。

国际移民组织（IOM）将移徙描述为“个体或群体跨越国界或在一国之内的移动。移徙指人口移动，涵盖任何形式的人口移动，无论长短、构成和起因；移徙包括难民、流离失所者、经济移徙者、为其他目的（包括家庭团聚）移动者的移徙。”[19]

而“移徙者”包含更多细微的含义。根据国际移民组织术语，“联合国对移徙者的定义是在外国居住时间超过一年的个人，无论起因（自愿或非自愿）和移徙方式（常规或非常规）”。[19]该定义有两大缺陷：一是忽视了国内移徙者（距离维度）；二是未承认短期或季节性移民流（时间维度）[19]（见第2章插文7）。最后，就移徙而言，正如国际移民组织所述，“没有普遍接受的‘移徙者’定义”。“移徙者一词通常被理解为涵盖为追求‘个人便利’在不受外部强制性因素干预的情况下有关个人自由做出移徙决定的全部情况；因此，移徙者适用于为提升物质或社会条件并改善本人或其家庭前景而移居另一个国家或区域的个人和家庭成员。”[19]

本报告中，如移徙是自由决定的结果，则称之为“自愿移徙”，以区别“被迫移徙”，后者通常因冲突、自然灾害和人为危机导致的人类流离失所造成。国际移民组织将被迫移徙定义为：“存在一定胁迫因素的移徙运动，包括因自然或人为原因生命和生计受到威胁（如难民、国内流离失所者以及因自然或环境灾害、化学或核灾难、饥荒或发展项目流离失所者的移动）”。[20]但这并不意味着被迫移徙和“自愿”移徙之间有泾渭分明的界限。

人们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决定移徙。其决定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做出，有些完全出于经济考虑，有些则不是。在正常条件下，移徙是为了寻求更优越的就业机会、回报更丰厚的工作和/或更充分、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如教育或医疗）。但在极端脆弱情况下，包括持续冲突和长期危机中，人们可能主要为了寻求安全和保障而移动。现实中，移徙决定复杂且往往在各种制约下做出抉择。例如，当生计受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等缓发事件威胁时，被迫和自愿移民之间的区分可能并不明确。“生存移徙”一词有时指因极端经济困难条件诱发的移徙。重点是在现实生活中移徙决定复杂且取决于诸多因素。最好将移徙决定视为沿“连续谱”排列，其中选择与胁迫交织，至于两者谁占上风则视具体情况而定。

图1显示介于完全自愿移徙和完全被迫移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的移徙决定“连续谱”。完全被迫移徙通常以流离失所的形式出现（通常在短距离内），以应对自然或人为灾害或武装冲突对生命造成的直接威胁。在多数情况下，流离失所最初是暂时的。然而，取决于灾难/冲突的规模及持续时间，暂时性流离失所可能会演变成长期流离失所或永久性移徙，通常在抵达最终目的地前需要辗转多地。此外，完全自愿移徙是指在没有任何胁迫因素的情况下完全根据自由意愿做出的移徙决定，尽管该决定可能仍然受到诸多制约。根据著名的李氏人口移徙模型，完全被迫移徙/流离失所可视为完全由原籍地的推力所驱动，而完全自愿移徙则完全受目的地的拉力所驱动（插文3）。但在多数情况下，移徙决定是根据权重不同的胁迫因素和自由决定的组合做出。在一系列其他变量中，移徙决定可能取决于当地情况以及当事人的社会经济条件。移徙驱动因素综合概念框架参见第3章。

尤其是，长期危机是发生移徙的最具挑战性的情况。长期危机由一系列反复出现的原因引起，如社会政治因素、自然危害、长期粮食危机、生计和粮食系统崩溃、机构能力不足以应对由此造成的严重破坏等。若干因素可影响长期危机背景下的移徙或流离失所，包括冲突、治理不善、环境条件和自然资源制约以及严峻的粮食不安全形势。长期危机加剧脆弱性并致使人们失去从事粮食和农业生产所需资源，被迫迁徙。

其中，促成移徙（包括永久移徙或季节性移徙）决定的关键因素是粮食不安全。移徙通常是家庭管理贫困和粮食不安全风险及实现收入多样化的策略。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气候因素和季节性可造成农业产量、收入和就业波动，而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机会有限。近期粮农组织与其他技术性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深入探讨了国际和国内移徙中的粮食安全问题。[21]

农村在发展与移徙关系中扮演何种角色？

尽管全世界的大部分注意力投向国际移徙，但不能一叶障目，移徙既包括国际移徙（区域内或区域间移徙），也包括国内移徙。两者截然不同，却相互联系。两类移徙的驱动力和影响通常类似，尽管可能规模不同。此外，分步移徙进程可能涉及国内和国际移徙；例如：首先在国内迁往更大城市，然后迁往国外。

本报告重点关注农村移徙，即进入农村、离开农村或在农村之间移徙，无论移徙的目的地、原籍地或持续时间。进入农村、离开农村或在农村之间移徙是国内（一国之内）和国际（两国之间）移徙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驱动因素具有复杂性，农村移徙进程通常呈现不同形式且涉及多个方面。农村移徙可为永久或暂时移徙，通常移徙者为了寻找就业在城乡之间季节性移动。农村移徙可能处于从自由到被迫移徙的移徙决定谱的不同节点，也可能是在不同农村地区之间移动。这些农村移民流与双向关系中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密切相关：农业和农村发展影响移徙，但同时也受移徙影响（不同移徙类型和形式术语清单参见插文4）。

一方面，移徙受农村地区以及农业、渔业和林业条件影响。这些条件与结构转型进程相关，也支撑着结构转型。从农村地区向外移徙的关键驱动力包括农村贫困、脆弱性和粮食不安全以及缺少就业和创收活动，尤其加之人口迅速增长。世界多数贫困、脆弱和粮食不安全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且高度依赖农业生产、渔业和林业相关生计维持自给。移徙的另一个驱动力是不平等，城镇地区提供更优越的就业、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机会。因环境退化导致自然资源枯竭也可成为移徙主要驱动力。气候变化由于威胁日渐升级且可能对农业和农村地区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造成重大负面影响，已日益成为潜在大规模移民流的驱动力。最后，自然和人为灾难（以冲突形式出现）通常是农村移徙的有力驱动力。

此外，移徙本身也可对农村地区产生重大影响，为原籍地、中转地和目的地带来挑战和机遇。移徙影响劳动力供给和留守人口构成。尽管移徙可能减轻原籍地劳动力市场压力并推动农业更高效地分配劳动力和提高报酬，但原籍地农村地区面临丧失青壮劳动力的风险，且必须从源头应对家庭增加的脆弱性。在中低收入中转和目的国农村地区，移徙和被迫长期流离失所使当地主管部门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受到挑战，加剧了自然资源负担并增加了农业和渔业生计压力。然而，移徙也有利于原籍地农业和农村发展：外出者对来源地的汇款有助于克服信贷和保险不足问题，推动农业、其他农村经济活动和人力资源投资。汇款也是一种非正规社会保护干预手段。此外，移民组织和返乡移徙者可通过资本投资、技能和技术转移、知识以及改进社会网络为农村地区提供帮助。

本报告考察了农村移徙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重点关注国内和国际移徙。这一重点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证研究为支撑，显示潜在移徙者考虑的目的地通常既有国内也有国外目的地且可能因经济周期而异。[24]国内和国际移徙也可能互为补充而非替代。移徙可能分步完成，包括国内移动，而国内移动可在国际移动之前或之后发生。[25]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农村-城镇移徙往往让位于横跨非洲大陆以及进入其他大陆的动态移民流。[11]同样，从墨西哥到美国的移徙也通常分步完成。26、27

还应注意到，一般而言，国际移民流很大比例在南南区域和国家之间发生。许多移民流在经历结构转型和城镇化的国家之间进行；在这些国家，农业和农村地区在人口占比和对GDP的贡献方面举足轻重。

本报告认为，国内和国外移徙驱动力相似且构成一个综合系统，仅关注其中之一会使解读有失偏颇并误导政策干预措施。例如：国内农村-城镇移徙可能导致一国农村地区出现真空，进而由来自另一个国家的国际移民所填补。这反过来又可能在原籍国特定农村地区留下真空，进而诱发跨农村地区的国内移徙。又或者当国内进入城市的移民来源枯竭，则国际移徙可取代国内移徙，发达国家即遵循这一移徙路径。这说明单纯的国内或国际移徙措施可能不会带来预期政策结果，除非将其他维度考虑在内。

图2通过图表形式展示本报告研究重点，对移民原籍国和目的国之间的国际前线加以区分。该图说明国内和国际移民流如何相互联系以及如果希望了解完整移徙进程为何不能忽视农村移徙。如亚洲文献所述，存在国内移徙发展成国际移徙的情况，但也同样有在此前没有国内移徙的情况下直接从农村地区移徙至国外的情况。[4]移民也可能在多个国家中转直至抵达最终目的国。

尽管国内和国际移徙存在关联，但两者在数据和分析方面存在重大差距。尽管国际移民流相对有据可查，但关于进入和离开农村地区的移徙（国家内和国家间）数据更难以获取。介于这两类移徙之间的情况尤其如此：极少有关于国际移民农村或城镇原籍地的信息。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应在普查和移徙调查时开展综合数据收集工作，同时收集国内和国际移徙信息，并确保移徙数据一致且可比。[28]对个体和群体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移动情况开展追踪研究对于填补数据缺口尤为有益。

使农村移徙实证分析复杂化的另一项数据挑战是针对“农村”和“城镇”地区没有通用定义。各国用于统计和其他目的的定义差异悬殊，跨国比较成为难题。ii

鉴于上述农村移徙形式的挑战，本报告旨在：

介绍国际移民流主要趋势和问题以及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农村地区造成的影响；

进一步阐明发展中世界不同区域国内农村移徙情况；而且，

尽可能确定国内和国际移徙的关联及其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关系。

农村地区结构转型、城乡联系和人口动态

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人口移动是经济体发展和结构调整进程的一部分，而农业在创收和就业方面的相对作用逐渐减弱。经济活动在各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以及由此产生的农业劳动力占比的下降通常伴随着劳动力从农村地区到城镇地区的移动，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区域流动人口比重不断增加。

今天，全球城镇人口规模约为39亿，相当于世界人口的54%。到2050年，该比例预计将达到66%，而1950年仅为30%。在区域之间存在重大差异的城镇化趋势体现了三个因素在不同背景下发挥不同作用：城镇的自然增长、农村地区重新划入城镇地区、农村-城镇净移徙。三者中，农村-城镇移徙为城镇化所做贡献很可能远远小于另外两者。据近期报告估计，60%的城镇人口增长来自自然增长，另外20%来自住区重新归类。[29]尽管如此，农村-城镇移徙仍是重要现象，且其速度和方向可影响城镇化方式。农村地区人口动态仍将是农村移徙的主要驱动力（见插文5）。

诸多移徙挑战—国家概况及农村移徙驱动力

图3汇总了农村移徙涉及的发展问题及相关挑战，按农村移徙驱动力列明国家概况分类。概况使用两个维度旨在展示驱动一国（国内和国外）农村移徙的主要进程：1）经济发展和治理水平；2）每公顷农业土地的农村青年密度，近似于农业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吸纳能力。基本前提是人口、治理和经济条件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情况下是国内和国际农村移徙的驱动力。

为估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该分类借鉴了综合人类发展指数（HDI）。该全球指数综合了出生时预期寿命、平均和预期教育年限以及人均国民总收入，以反映个体过上长期和健康生活、获得知识和达到体面生活水平的能力。[32]在国家概况分类中纳入人类发展指数不仅可以了解各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而且可以获悉结构转型状况。这些因素很可能与国内和国际移徙都存在相关性。

每公顷农业土地上农村青年密度旨在体现农村地区人口压力程度（尤其是为农村青年创造就业的需求）且这些地区很可能形成移民流。应将该指标与人类发展指数结合看待，因为人类发展指数或许可以反映一国解决为农村青年创造就业的能力问题。确实，人类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很可能在结构转型进程中更为领先且更有能力创造非农就业机会。

每公顷土地农村青年密度更高可成为国内移徙而不是国际移徙的主要驱动力。但必须牢记（参见第2章），从农村到城镇的国内移徙往往发生在国际移徙之前，且国内移徙者更有可能进行国际移徙，尤其是在国内迁居城镇地区的移徙者。此外，在确定是否主要为国内或更多为国际移徙时，或许也应考虑国家规模。确实，在所有其他要素相同的情况下，国家越小，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移徙。

这两项指标只能大致代表影响农村移徙且决定各国所面临主要移徙挑战的一系列广泛要素。尽管难以对各国加以明确分类，因为某些国家可能具备两个或多个类别的相关特征，但使用两个维度确定了以下五种大致概况：

i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

ii.在脆弱背景下面临农村青年就业挑战的国家；

iii.具备发展势头、有能力吸纳青年劳动力市场新生力量的国家；

iv.具备经济发展势头、较高城镇化水平和经历人口转型的转型国家；

v.发展水平较高的理想目的地。

然而，最好通过动态视角理解该分类中使用的两个国家分类维度，因国家而异的中间因素（政策、地理位置、法律框架等）可能带来一系列挑战，致使各类别中农村移徙驱动力发挥作用的规模和时间跨度也因国家而异。这意味着这两个维度对农村移徙的触发和居间效果可能对同一类别的国家产生不同影响。

另如图4所示，上述五种概况可基本得出以下观点。

许多目前属于理想目的地类别的国家曾经是主要移民来源地，但目前成为国际移徙主要目的地。iii其中一些国家目前农村地区青年人数少，通常需要外来人口以满足农业劳动力需求和/或需要大力投资机械化。国内净农村-城镇移徙水平低，因为农村地区大多面临人口锐减问题，通勤和循环移动比例很高。这些国家的外流人口主要是高技能工人（通常移居其他发达国家）或经历较长时间移徙后返回原籍国的人口。该类别包括加拿大、智利、韩国、俄罗斯联邦、美国、多数欧洲国家以及近东富油国。

转型国是指在经济发展和治理方面取得进展的国家。这体现在出生率和城镇化率上，导致每公顷农业土地青年人减少。国内移徙呈多元化格局，以城镇-城镇移徙为主导。该类别国家举例包括：阿尔及利亚、巴西、中国、哥伦比亚、加纳、墨西哥、摩洛哥、秘鲁、泰国、突尼斯、土耳其、南非、乌兹别克斯坦和赞比亚。上述许多国家既是国际移徙来源国，也是目的国。如当前趋势继续，某些国家将很快加入“理想”目的国行列。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在马来西亚、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国发生，这几个国家目前处于理想目的地边缘。

发展势头类别包括在农村地区拥有大量青年人，同时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镇地区具备为青年人创造就业的适度经济发展势头的国家。净农村-城镇移徙水平通常为正值，但农村-农村移徙规模大，至少在农业基础较大的国家如此。该类别包括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和越南等。目前这些国家是移民主要来源国，且随着经济增长加速，该势头可能更为迅猛（见插文2）。

在脆弱背景下面临农村青年就业挑战且同时不具备吸纳劳动力市场新生力量的发展势头的国家主要为非洲国家（贝宁、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塞内加尔、乌干达），海地除外。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等国介于该类别与发展势头类别之间。此处国内移徙主要为农村-农村移徙，且季节性移徙水平较高。由于极端贫困和粮食不安全发生率高，生存移徙也很常见。

最后，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国家类别，其移徙更可能受冲突（或冲突后不安全局势）而不是资源压力或经济激励机制驱动，包括阿富汗、乍得、马里、尼日尔、南苏丹、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也门等。在这些国家，移民流通常始于国内流离失所（取决于冲突强度和持续时间），频度增加，或许形成大规模国际人口外流。

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根据收入水平和增长率进行的国家分类相比，[36]本报告建议的分类旨在更有针对性地聚焦农村移徙的驱动力和挑战。因此，该分类采用了一系列更宽泛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该分类中多数“转型国”属于经合组织“高速和持续增长”类别，而经合组织该类别中的一些国家已毕业并进入“理想国家”行列，而其他国家仍处于“发展势头”类别。

地域发展方法可使农村移徙最大程度惠及经济转型

如上文所述，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人员移动是农业和农村发展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且关系着经济体结构调整；其中，农业在创收和就业方面的相对作用逐渐减弱。移徙主要受结构和农村转型进程影响，但移民流本身也会以多种方式对农村地区产生影响。

移徙速度和规模及发生情况取决于原籍地和目的地社会经济条件、不同部门政策以及移民流管理。在功能完善的要素市场中，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的劳动力回报最终将大致均衡，因为特定地区或部门的增长将吸引其他部门的劳动力。然而，如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农业和农村发展滞后或不可持续，且其他部门发展速度和势头不足以吸纳“过剩”农村劳动力，则存在加剧农村贫困并诱发生存移徙的风险。

过去的结构转型在某些情况下导致农村人口大规模外流，并带来利与弊。未来的转型在城镇地区经济潜力方面或将有所不同，表现在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工业化水平较低，同时人口不断增长。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城镇移徙一定会减少。如农村就业创造不能跟上农村人口增长步伐，则移徙压力将会增加。但移徙者在城镇地区摆脱贫困的手段可能也会减少：在这种情况下，移徙的好处似乎有限。

关注城乡联系及其经济潜力的地域发展方法可有助于解决该两难处境。由于它与大都市和小城镇的地域规划以及区域基础设施网络建设规划携手并进，因此能够解决农村人口外流的驱动因素。例如，有些地方缺乏当地就业岗位，那么针对仓库、冷库和批发市场等粮食系统连接性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够创造农业和非农经济就业。而在有些地方，农村人口被城市中心的繁华条件所吸引，那么对于小城镇（更均匀分布于某地区及农村周边地区）的教育、卫生、通信和娱乐设施等“集群”服务进行投资，能够抑制人口流向不堪重负的大中城市的速度。[9]

通常在农村及周边城镇缺少机会以及大都市偏见反对在城乡之间以及不同地域之间平等配置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支出的情况下，会出现大规模农村人口外流。以下非经济因素也可能导致大规模移徙：冲突和政治不稳定、粮食不安全、无法充分获取土地和信贷、自然资源枯竭和退化以及气候变化影响等，其中若干因素可能同时起作用。

《2017年粮食及农业状况》[9]提出，改善小城镇及周边农村地区基本基础设施及服务并加强互联互通是确保更包容转型的关键。此外，这些干预措施应与采取科学合理和积极响应的治理架构的机构改革齐头并进。应确保针对自然资源管理采取最佳实践且保障透明度和问责制。如实现包容性转型，则农村人口外流虽将继续，但将更多是因偏爱城镇生活方式等拉力吸引而做出的选择，而不是迫于农村地区缺少经济机会。在许多情况下，这可能是向农业更具活力且劳动力需求（以及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其他农村地区迁移的国内移徙。

《2017年粮食及农业状况》所述城乡谱提供了一般性框架，以供重新思考农村地区推力因素与吸引农村人口进入城镇中心的拉力因素之间的关系。《状况》建议，农村-城镇移徙不太可能是从农村腹地一跃进入超大城市，而更多是逐步过渡。农村腹地人口可能首先进入交通较为便利的村庄，然后进入小城镇；小城镇可能是进入更大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要来源。例如，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卡盖拉区的农村-城镇流动人口生活史记录显示，二级城镇处于半自给农业和资本主义大城市之间的中间地带，介于距离近且熟知与距离更远且一无所知之间。[37]直接来自农村地区的国际移徙并不常见，因为人们可能因距离和移居国外所需的资金而面临更多制约。[9]但是也有例外，如非洲某些地区农业季节性工人的跨境移动。

本报告的目标

本报告旨在为移徙讨论做贡献，重点关注各种形式的农村移徙。必须在2016年9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难民和移民问题纽约宣言》、安全、有序和正常移徙全球契约的编制以及难民相关问题背景下审视该目标。本报告尽管与联合国秘书长题为《使移徙惠及所有人》1的报告相契合，但将关注范围缩小至农村移徙和农村发展，同时涉及国际和国内移徙。尤其是，秘书长在报告中做出的四项基本考虑中的两项对于本版《粮食及农业状况》所采取的方法至关重要：

“（a）面前的基本挑战是实现移徙好处最大化，而不是执迷于将风险降至最低水平；大量明确证据显示，尽管移徙带来许多实质问题，但移徙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对移徙者和东道社区均有好处，主旨任务是扩大移徙为所有人提供的机会；

[…]“（d）移徙绝不应成为绝望之举：当移徙者做出知情和自愿选择并通过合法手段移居国外时，移徙才能惠及所有人，然而，近年来我们看到太多移徙者面对原籍国无法承受的压力而大量移居国外。我们应利用所掌握的一切发展、治理和政治工具防止和缓解促成大规模人员移动的人为和自然力量，但是我们还应认识到我们有义务照顾因绝望而移徙者。”

鉴于上述考虑，本报告旨在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理解农村移徙与农业和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总体政策目标不应是遏制或加速移民流，而是最大程度地使农村移徙为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并尽可能降低成本。本报告分析农村移民流（国内和国际）以及其决定因素和影响。本报告考察农村地区（更具体到农业）影响移徙决定的相关要素并分析农业和农村发展与移徙之间的关系。本报告通篇特别聚焦被迫移徙相关问题，尤其是在长期危机的情况下。最后，本报告阐述如何通过政策设计利用农村移徙为发展带来的好处以及值得关注的主要政策领域。

为此，本报告结构如下：第2章回顾现有农村移徙趋势相关证据。第3章概述农村移徙驱动力，第4章分析移徙对农村地区和农业的影响。第5章为报告结论部分，提出此前章节分析的主要影响，讨论如何通过政策使农村移徙为发展带来最大好处。

i    《难民和移民问题纽约宣言》，联合国大会第71/1号决议。

ii   讨论参见粮农组织，2017，第15页。9

iii  明显的例外情况以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为代表。

第2章

农村移徙趋势与形式

主要信息

1 今天，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移徙最受关注，但其规模不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移徙。约85%的国际难民由发展中国家接纳，其中至少三分之一（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超过80%）处于农村地区。

2 从全球来看，国际移徙远远少于国内移徙，但两者相互关联；通常，国内移徙发生在国际移徙之前。

3 伴随着经济转型，超过10亿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进行内部迁移；农村-城镇移徙和农村-农村移徙是该进程的一部分。

4 国内农村移徙不完全是永久移居城市地区：有时高达30%或以上的农村-城镇移民会返回农村地区。农村地区之间的移徙也是国内移徙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处于欠发达阶段的国家尤其如此。

5 农村发展通过为农村人口增加机会，帮助社区对长期危机做出事先预备和事后应对，会对农村移徙产生影响。

如第1章所述，国际社会日益重视移徙问题，且侧重国际移徙。然而，从经济社会发展角度看，国际移徙是更大范围进程的一部分，该进程还涉及国内人员流动，包括进入农村地区、离开农村地区或在农村地区之间流动。本章审议现有证据，评估移民流趋势和方式，探讨移民流规模和特点，侧重农村移徙（现有数据来源见插文6）。此外，本章试图从新的视角阐述国内农村移徙的各个方面：农村-农村、城镇-农村和农村-城镇移徙。本章还试图分享国际和国内移民流与农村地区关联的新观点。由于国际移徙数据往往不涉及国际移民来源地信息，因此这仍然是一个难点。

国际移民人数大幅增加，但占总人口比例增幅不大

人们日益关注国际移徙，部分是由于感觉到移民流急剧增加。根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事务部（UN DESA），国际移民存量从1990年的1.53亿人增加到2015年的2.48亿；25年间，增幅61%，其中发达区域增幅为70%，发展中区域增幅为53%。[1]

尽管绝对数量大幅增加，但国际移民存量占世界人口的百分比增幅则小得多：从1990年的2.9%增加到2015年的仅3.3%。然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移徙者占总人口比例变化路径存在差异。发展中国家由于总人口增速高，过去三十年，移徙者占总人口比例始终稳定在1.7-1.8%。发达国家移徙者比例从1990年的7.2%增加到2015年的11.2%。[1]

区域间和区域内移徙

国际移徙通常指人们沿一个主导方向移动，即从发展中国家移向发达国家。但该认识忽视了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大规模人员流动。确实，2015年2.48亿移徙者总存量中，大部分（57%）是在发达国家，尽管很大比例（43%）将发展中区域作为目的地。分别按来源地和目的地（发达区域和发展中区域）对移徙者存量比例进行细分显示，2015年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移徙的移民数量占国际移民总量的38%，而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移民数量占国际移民总量的35%。因此，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移民流大于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移民流且在过去十年增幅更大（图5）。

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事务部报告，鉴于区域内国际移徙规模及与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的相关性，区域内国际移徙是国际移徙的主要形式。在许多区域，人员在同一区域或同一大洲内各国之间的合法移动通常受过去数十年确立的政治经济协定所推动。

区域协定影响着发达区域内的移动，如欧盟（成员组织）的逐步扩大及其内部人员的自由流动。2016年底，2040万欧盟公民在其原籍国以外的欧盟成员国境内生活。[2]这或许至少能部分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移民存量的增幅（图5）。此外，苏联解体导致的边境变化使国内移徙者重新归类为国际移徙者，从而改变了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移徙者存量记录。

在发达和发展中区域，同一区域或甚至同一分区域内国家之间的移徙较为常见。1、3根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事务部数据，在同一区域内移动的国际移民比例至少为国际移民总数的一半。[1]图6显示，2015年，在同一分区域内（深蓝色）、在同一大洲内（橙色）或向世界其他地方（浅蓝色）移徙的国际移民数量，箭头大小代表国际移徙者存量规模。各类迁移的普遍性由环状图表的扇形体显示。西非和西亚区域内移徙比例最大（分别为66%和57%）。同一大洲内的移徙在波利尼西亚（72%）和美拉尼西亚（61%）占主导，在南亚（45%）和中非（35%）的比例也很高。

2015年，约3300万非洲人在原籍国以外生活，这些国际移民中超过一半曾在非洲内部移徙。[3]北非人主要进行跨国迁移，而撒哈拉以南非洲人主要在非洲内部向邻国迁移或在其所在区域内迁移。此外，还存在在分区域内更小地理区域的移徙体系；四大体系为：塞内加尔-马里；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几内亚湾、萨赫勒/苏丹。[3]

来自北非和拉丁美洲各分区域的多数移民似乎均迁徙至世界其他地方。对北非而言，目的地因国家而异：大量移民从埃及流向海湾国家（西非的一部分），[4]而来自突尼斯和摩洛哥的国际移民将欧洲作为主要目的地。[5]在拉美分区域，受南方共同市场居住协议驱动，南美洲区域内人员流动最为强劲。根据协议，签署国公民可在集团内另一个国家临时居住，可在接纳国申请永久居留权，享有平等权利以及公民、社会、文化和经济自由。[6]

亚洲也有区域移徙体系，如孟加拉种植园工人迁往马来西亚，[7]印度-尼泊尔体系[8]以及苏联解体后以俄罗斯联邦和哈萨克斯坦为中心的移徙形式。[9]后者无法从图6中明显看出，因为图中使用的联合国分类系统中，俄罗斯联邦是欧洲的一部分；因此，从中亚国家进入俄罗斯联邦的移徙者显示为进入另一个大陆。

很大比例的国际移民来自农村地区

本报告重点关注农村移徙，将其定义为离开农村、进入农村以及农村地区之间的人员流动。尽管具备国际移徙国别数据，但关于农村移徙精确水平的数据（国内或国际）都很缺乏。通过少数近期国家普查或高移徙国家全国代表性调查数据得以估计农村地区国际移民占国际移民总量的比例。如对照同一国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可了解从农村和城镇地区向外移徙的相对倾向性（图7）。

如图7所示，在所有情况下，很大比例的国际移民来自农村地区。在多数情况下，来自农村地区的国际移民比例都与来源国农村居民（占总人口）比例非常相似。这说明从广义上讲，从农村和城镇地区向国外移徙的倾向性较为相似。存在某些例外情况，如南亚的孟加拉国和尼泊尔；两国来自农村地区的国际移民比例远低于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说明农村人口（相对于总人口）移居国外的倾向性较低。此外，调查并未显示这些国际移民此前是否经历过国内移徙。因此，无法确定从城镇地区移居国外的移民中多大比例最初来自农村地区，即下一节阐述的分步骤移徙。

农村地区也是许多国际移民目的地，尽管缺少全球数据，但通过针对农业或食品加工业外国劳工的国别案例研究可了解移民流相关情况。例如，2013-2014年国家农业劳工调查显示，美国高价值种植业所有雇佣工人中的四分之三不在美国出生。[11]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2016年，约2.7万其他欧盟国家国民从事农业工作，占联合王国农业部门全部从业人员的8%。另有11.6万欧盟国民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食品加工业工作，占该部门所有就业人数的33%。此外，每年夏天约有7.5万临时性移民工人从事农业工作。[12]如第1章所述，这些目的地在农村移徙驱动力方面属于国家概况中的“理想目的地”类别。

季节性移徙对于农村移徙者并不鲜见，包括跨境移徙。例如，农业劳动力季节性移徙贯穿整个非洲历史。13-19殖民时期以前，游牧民、农场工人、水手和商人不仅在本国内循环、季节性和短期移徙，也频繁跨境移徙。[20]在旱季，向森林进行季节性移徙对于半干旱地区最为重要和普遍。[13]定居性农民也曾为在农闲时节寻找补充收入而移徙，从更干旱的内地迁往西非（科特迪瓦、加纳、几内亚和塞内加尔）种植园（可可和咖啡）以及东非沿海农场（如乌干达的棉花和咖啡；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畜牧业）。[21]今天，季节性移民流仍在继续，该趋势在世界许多区域都在抬头。[22]尤其是，在许多中等和高收入国家，填补季节性农场人手空缺的国际移民比例正在扩大。[23]

脱贫移徙联盟关于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和津巴布韦农村移徙者的数据（将季节性移徙界定为不足12个月的临时性或短期迁移）显示，季节性移徙的平均期限为5-7个月。根据该定义，来自孟加拉国17%的国际移民为季节性移徙者，而埃塞俄比亚该比例为16%，津巴布韦为39%（表1）。津巴布韦比例相对较大可能是由于靠近新兴经济体南非。来自孟加拉国和赞比亚农村地区的国际季节性移民多数为男性，而来自埃塞俄比亚农村地区的国际季节性移民性别构成更为均衡。国际季节性移徙通常通过高技能或低技能职业临时性签证工作安排进行，国家间协定提供了正式渠道。[24]

国际和国内农村移徙关系密切

国际和国内移徙通常可视为单一进程的一部分。移徙者可能最初在国内移动，然后移居国外，两者顺序也可能颠倒。国际和国内移徙可互为替代或补充，取决于具体情况，尤其是各类移徙的利弊及风险。下一节比较国际和国内移徙规模，尤其是来自农村地区的移徙。

脱贫移徙联盟针对部分国家的数据显示，不同国家，有时同一国家不同性别，在农村移徙目的地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图8）。孟加拉国多数国内移徙（尤其是男性移徙）目的地是首都；而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和津巴布韦的国内移徙目的地主要是首都以外的其他地方。在印度尼西亚和津巴布韦，国际移徙尤为重要，但目的地主要是同一大陆的其他国家。对孟加拉国尤其是埃塞俄比亚而言，近东是国际移民主要目的地。性别会影响移徙，尽管具体性别规律因国家而异。例如，脱贫移徙联盟显示，不同性别目的地呈现明显差异，孟加拉国男性国际移民比例明显更高，而埃塞俄比亚女性国际移民比例更高（图8）。

如第1章所述，分步移徙通常为贯穿城乡连续体的一系列移动：从小村庄到二级镇再到城市，可能为从原籍国移居其他国家做准备。当然，并非所有移民都遵照该路径，但从农村地区迁往他国之前通常都要在本国内从农村地区移居城镇地区，且这类分步移徙较为常见。

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数据，将国内移徙者与国际移徙意向挂钩，可一定程度上说明分步移徙情况。图9显示，计划在今后12个月进行国际移徙的回复者占在过去五年已经进行国内移徙的人（“移徙者”）以及在过去五年未进行国内移徙的人（在该对比中称为“非移徙者”）的比例。在所有收入组中，与“非移徙者”相比，“移徙者”中计划移徙的人比例更高。低收入国家中该差异尤其显著；在低收入国家，国内移徙者进行国际移徙的可能性是国内非移徙者的五倍。

图10显示过去五年已进行国内移徙的人中计划移居国外者的农村和城镇来源地细分。除高收入国家外，与农村地区相比，城镇地区中计划在今后12个月移居国外的国内移徙者比例较高。但该差异仅在低收入国家十分显著。城乡在收入和获取服务方面存在差距且城镇地区能够更便捷地获取国外机会相关信息，可刺激农村地区潜在国际移徙者首先迁往城镇中心。

国内移徙比国际移徙更为普遍

国内移徙估计

上文探讨了国际和国内移徙的关联，本节详细剖析国内移民流。国内移徙比国际移徙更为普遍。然而，各国在数据收集做法方面的差异（包括在所收集数据类型、数据收集间隔以及界定移徙的地理单位方面的差异）增加了跨国比较的难度（插文7）。下文通过部分国家现有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国内农村移徙的主导趋势和形式。

不同的方法和标准导致国内移徙估计结果存在较大差异。针对各国内主要区域（通常为一级行政单位）之间的移动，2005年，Bell和Charles-Edwards估计，2.29亿人在同一国家当前的居住地不同于五年前（即五年移徙者）。这相当于占有关人口iv的3.7%，即3.7%的移徙强度。[26]Bell和Charles-Edwards还估计，7.63亿人在同一国家当前的居住地不同于出生地（终身移徙），相当于11.7%的移徙强度。

地理边界同等重要，某个体一旦跨越该地理边界则成为移徙者。国际移徙中，该标准显而易见，但涉及国内移徙时，则会出现不同选项。根据Bell和Charles-Edwards估计，考虑到主要行政单位，2005年国内终身移徙者总数量为同年1.905亿国际终身移徙者总存量的四倍（根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事务部数据）。但如将更小行政单位之间的迁移考虑在内，则该数字会大得多。例如，2004年，如仅考虑主要行政单位，则摩洛哥五年国内移徙约占4.1%，但如将更小行政单位之间的迁移考虑在内，则该比例增加到7.2%。[5]

Cattaneo和Robinson[29]使用32个国家人口和健康调查数据开展的分析显示，终身移徙强度超过50%（女性58%，男性56%）；相比之下，Bell和Edwards估计，终身移徙者占12%。这一更大的移徙强度涵盖农村和城镇地区内部和之间的所有迁移，包括农村-农村和城镇-城镇移徙。[29]尽管由于样本有限，无法将人口和健康调查估计与Bell和Charles-Edwards数据直接比较，但非洲和拉丁美洲（分别有20个和6个国家）的覆盖面足以试着加以对比。根据Bell和Charles-Edwards估计，非洲终身移徙强度为13%，拉丁美洲及加勒比为20%；使用人口和健康调查数据记录的上述区域的最低终身移徙强度分别为32%和36%。

两区域的国家平均值超过50%。Cattaneo and Robinson[29]使用的样本不包括中国和印度。然而，Chandrasekhar报告，2011年居住在印度农村和城镇地区的移徙者数量为2.71亿和1.83亿。[30]DŽmurger报告，2010年，中国约有2.25亿国内移徙者。[31]加上非洲和拉丁美洲（来自Cattaneo和Robinson）的估计值，且亚洲区域仅计算中国、印度、菲律宾和越南，则可得出发展中世界仅部分国家共计就有13亿国内移徙者的保守估计。

利用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v]数据可估算出世界范围内较大样本国家（138个）五年国内移徙情况，且有可能按农村和城镇目的地对移民流进行细分。但这些数据并未显示移民是否来自农村或城镇地区。2013年，全球五年国内移徙强度约为10%，其中6%进入城镇地区，其余4%进入农村地区（图11）。这相当于总计超过6.65亿人，几乎是上文Bell和Charles-Edwards估计值的三倍。目前高收入国家移徙强度最高，而其他国家移徙强度随国家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

暂时性或循环移徙是农村地区一种尤为重要的现象。移徙目的地可能是有劳动力需求的其他农村地区或城市。例如，农业临时工通常在农忙时节移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传统合同方组织和推动此类移动，通常效率极其低下且工人条件普遍较差。[23]尽管季节性和暂时性移动对于农村人口生计至关重要，但鲜有调查涵盖这方面，因此要想全面或系统地了解季节性和暂时性移徙情况十分困难。[32]迄今为止，欧盟统计局是季节性移徙可比数据的唯一来源，欧盟统计局在欧盟成员国中收集季节性移民信息。尽管季节性或循环移徙看似规模大且不断增加，但在区域或全球层面对相关情况仍缺少系统性跟踪。

例如，暂时性移徙在印度贫困和无地农村人口中十分常见，这些人在有限时间内流动到城镇中心和其他农村地区在建筑行业中寻找就业机会。事实上，如将短期移徙界定期限确定为15天至6个月，则短期移徙者数量高于同年永久移徙者数量。[30]约有1000万印度农村家庭每年至少有一名短期移徙者，这些家庭大多集中于按照国家标准测算贫困率较高的区域。[30]在南非，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通常在工作区域内或周边暂时性迁徙，如在商业化农场从事季节性工作。[3]上文表1脱贫移徙联盟针对部分国家的数据显示，孟加拉国季节性移徙者占国内移徙者的47%，埃塞俄比亚17%，津巴布韦38%。这些移徙者主要为男性，但埃塞俄比亚女性偏多。2013年塞内加尔移动电话网络数据显示，季节性移徙主要根据农耕日历进行。在5-7月种植季和10-12月收获季，记录的移民流密度很高。[33]

国内农村移徙形式估计

对国内移徙中进入、离开农村和城镇地区或在农村和城镇地区之间的移民流加以量化的难度不亚于国际移徙。如上文所述，估计因不同国家对移徙以及农村和城镇地区所做不同定义而异。[34]为克服数据不足问题，某些研究试图利用人口和人口统计数据间接估算农村-城镇移徙情况。例如，de Brauw、Mueller和Lee估计，1990-200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农村-城镇净移徙水平非常低，并指出存在城镇-农村移徙。[35]只能针对净流动进行上述间接估计，因为逆向流动已做抵消。

在Young之后，[36]Cattaneo和Robinson利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人口和健康调查数据展示各类国内移民流规律。[29]人口和健康调查数据由既不系统也不完全相同的深入且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家庭调查构成。人口和健康调查关注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和健康情况，也涵盖大量移徙数据。该调查最初仅涵盖女性，更新后也涵盖男性。数据包括：

1.调查回复者在12岁之前及调查时居住在哪类区域（首都、市、镇或村）；

2.现居住地是否与12岁时居住地相同，如已搬迁，则说明来自何地（首都、市、镇或村）。

使用与Young相同的方法将各区域再次分类为农村或城镇（将首都、市和镇作为城镇，将乡作为农村）并仅考虑同时提出上述两个问题的国家和调查，共获得31个调查/国家样本（每个国家一个样本）。通过该样本，对四类国内移徙进行评估：农村-农村、农村-城镇、城镇-农村及城镇-城镇。[29]

在所考虑国家中，50%以上的人口（占女性的58%，占男性的56%）曾至少在国内迁移一次。图12显示所有男性和女性人口中不同类型移徙发生率。蓝色指在12岁前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口比例。在农村地区度过童年的人群进一步细分为始终居住在农村原籍地（深蓝）、曾经从一个农村地区移徙至另一个农村地区（中蓝）以及曾经从一个农村地区移徙至一个城镇地区（浅蓝）三部分。同样，图中橙色部分代表在12岁之前生活在城镇地区的人群。这部分人群进一步细分为始终居住在城镇原籍地（深橙色）、曾经从一个城镇地区移徙至另一个城镇地区（中橙色）以及曾经从一个城镇地区移徙至一个农村地区（淡橙色）三部分。

男性和女性均呈现出一些鲜明特征。来自农村地区的人口中超过一半曾经有某种形式的移徙经历。在农村地区之间移徙的人口比例（22%的男性，26%的女性）大于从农村地区到城镇地区（16%的男性，17%的女性）移徙的人口比例。但人口中农村-城镇移徙者比例大于城镇-农村移徙者比例（8%的男性，6%的女性）。农村-城镇净移民流约占人口的10%，男性和女性都是如此。

但各国移徙规律差异显著。在所有样本国家中，农村-城镇净移徙为正，尽管与Lucas的结果一致；[34]Lucas认为，农村-农村移徙在以农村为主导的社会（如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尤为重要，且农村-农村移徙多于农村-城镇移徙。这些国家大多属于分类中两种“脆弱情况”之一，一些国家也处于“发展势头”类别（如图13中布基纳法索和孟加拉国的情况）。此外，城镇-城镇移徙以及农村-农村移徙在高度城镇化国家发挥更重要作用，如拉丁美洲及加勒比、近东及北非国家（如图所示巴西和摩洛哥），这些国家更接近“转型国”或“理想目的地”类别。

在性别对移徙规律影响方面，各国也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图13中布基纳法索和孟加拉国不同性别的移徙规律差异明显，巴西则并非如此。总体而言，南亚和某些（但远不是全部）非洲国家的性别规律差异巨大。在上述情况下，女性中农村-农村移徙情况较男性更为普遍（另见插文8印度国内移民流）。同时，在某些其他国家，各类移徙形式往往以妇女为主。哈萨克斯坦情况即是如此，当地农村-农村移徙相对较低：2016年仅为国内移徙的18%；相比之下，农村-城镇移徙占44%，城镇-农村移徙占22%，城镇-城镇移徙占16%。所有这些国内移民流均以女性为主；2016年，女性占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移民的67%。[37]尽管移徙中的性别差异并不一定出现在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但显然随着发展和城镇化水平提高，移徙中的性别差异往往缩小，可能得益于男性和女性能够更广泛和更平等地进入劳动力市场且信息更为透明。

由于上文所述各类移徙者涉及的时间跨度很大（从未满12岁到调查时点，所调查人员平均年龄约为35岁），因此掩盖了多次移动的可能性。确实，许多人可能移徙不止一次，且经历中间移徙步骤并最终到达现居住地。分别估计移徙一次和不止一次的移徙者比例可了解分步移徙发生率（图14）。与此前图表相同，蓝色表示在12岁前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口，橙色表示12岁前居住在城镇地区的人口。

Cattaneo和Robinson根据样本并利用计量经济学分析估计得出，全球33%的男性始终在农村原籍地（深蓝）、22%来自农村地区并曾经移徙一次（中蓝）、16%来自农村地区并移徙不止一次。城镇地区相对比例为11%（深橙色）、11%（中橙色）和7%（淡橙色）。总之23%的男性（16+7）曾不止一次移徙。来自农村和城镇地区的女性比例略小（15%和5%）。从各国情况来看，报告自幼年起至少移徙一次的人口比例相对一致。在三分之二国家中，至少移徙一次的人口比例为15-25%；在所有国家中，至少移徙一次的人口比例介于1/10至1/3之间。[29]

针对在结构转型方面更先进的国家（如图3和4所示，“转型国”以及归类为具有“发展势头”的国家），从未搬离幼年居住地的人口比例略低，介于人口的30-40%（如巴西、秘鲁和菲律宾）。对这类国家，如“终身”非移徙者比例高于40%，则往往是由于更大比例城镇人口选择不移徙，尼加拉瓜和哈萨克斯坦便是如此。

特定个体或家庭可能多次移徙。vi通过考虑同一个体或家庭多次移徙的情况，或许可以计算涉及农村地区（作为来源地或目的地）的移徙比例。在汇总数据中，所考虑国家男性和女性近80%的迁移涉及农村地区（图15）。但区域间存在差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涉及农村移徙（各类）的国内移动最低比例高于75%，在城镇化率更高的其他发展中区域，农村移徙至少占各类国内移徙的50%。[29]

涉及农村移徙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回归移徙。在移徙不止一次的人口中，一定数量的人返回原籍地。人口和健康调查数据无法估计多少人返回原籍地。然而，人口和健康调查数据可了解某人是否在幼年后从农村地区进入城镇地区（或反之），然后决定回到农村（或城镇）地区，尽管该地可能不是其原籍地（图16）。此类“回归”移徙规模可能非常大，尤其是在处于相对初级发展阶段的国家（如图16/A所示撒哈拉以南非洲许多国家）。来自农村地区的移徙者比来自城镇地区的移徙者进行回归移徙的比例往往更高。在性别差异方面，男性向农村地区的回归移徙高于女性（海地、哈萨克斯坦、菲律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是仅有的例外）。随着国家转型进入更发达阶段，向农村地区的回归移徙水平（占农村-城镇移徙者的比例）下降到约10%或更低（孟加拉国、巴西、哈萨克斯坦、尼加拉瓜、菲律宾、越南），秘鲁除外（男性为21%，女性为17%）。

回归移徙方面存在性别差异。例如，在布基纳法索，从农村进入城镇地区的男性移徙者有53%后来返回农村地区。女性比例为34%。这分别对应男性和女性总人口的6.5%和3.4%。布基纳法索在回归移徙发生率方面处于该连续谱的较高一端。然而，对许多国家而言，返回农村地区的男性移徙者占早期从农村到城镇地区移徙者的25-45%（埃塞俄比亚、马拉维、马里、尼泊尔、尼日利亚、多哥和赞比亚）。这些国家返回农村地区的男性比例较高可能有多种解释。数据可能记录循环移徙，即家庭留在农村地区，而男性成员往返于原籍地农村与城镇之间。或者，这些人可能由于城镇地区机会有限而返回农村，或运用获得的技能在农村开展经济活动。

许多移徙者是难民或国内流离失所者

根据第1章分类（图3和4），大量移徙都是由脆弱背景下的危机形势引发。过去十年，由于急性气候事件和/或武装冲突，世界危机数量陡增，对不同移徙形式造成重大影响。自2010年起，国内冲突数量急剧增加，非国家性内部冲突增加125%，而国家作为冲突一方的内部冲突增加60%。[40]许多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及区域均受到上述危机影响，导致难民、寻求庇护者和国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增加（插文9）。该现象本身值得分析，但就本报告而言，最引人注目的是，很大比例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出现在农村地区。

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2016年，全世界有6560万人因迫害、冲突、普遍暴力和人权受到侵犯被迫流离失所。其中，4030万人为国内流离失所者，2250万人为难民，280万人为寻求庇护者。[44]2016年，因冲突和迫害新增流离失所者达到1030万人。儿童占难民人口的一半。[44]2011年前，世界因冲突而流离失所者数量相对稳定。2011-2016年，流离失所者（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数量急剧增加（较2011年增加50%以上），与此同时，近东（尤其是伊拉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也门）进入政治不稳定和武装冲突升级的新时期（图17）。

在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中，长期流离失所（流离失所至少三年）问题日益严峻。1978-2014年数据显示，80%以上的难民危机持续十年或更久，其中五分之二持续20年或更久。2014年底，所有难民中的三分之二即1290万人陷入长期流离失所，由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新难民涌入，长期流离失所者在难民总数中占比略有下降。2014年监测的因冲突致流离失所的三分之二国家中，至少50%的国内流离失所者已背井离乡长达三年以上。[48]

农村人口在导致被迫流离失所的危机局势中往往受影响最为严重。然而，由于数据限制，当前流离失所情况估计无法揭示多少难民或国内流离失所者被迫离开农村地区。尽管如此，许多受冲突和长期危机影响的国家以农村为主，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第3章将做进一步阐述。对于处于长期危机的国家，农村人口平均占总人口的62%，尽管有时可能超过80%。[40]

过去十年国际难民数量攀升

国际难民占国际移民的很大比例。根据联合国数据，国际难民人数在1990年至2005年下降后再次上升并于2015年达到2530万人（表2），相当于国际移民总数的10%。近年来，发达和发展中区域接受的难民数量均呈上升趋势。然而，发达国家接纳的难民人数远低于发展中国家（2015年分别为360万人和2170万人，分别为14.3%和85.7%）；2005-2015年，发展中区域难民人数翻了一番。过去十年，难民人数增加主要由于，分别从2012年和2013年开始，来自近东及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难民人数持续增加。世界上超过一半的难民仅来自三个国家：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富汗和南苏丹。[44]

接纳难民的前十个国家是土耳其、巴基斯坦、黎巴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约旦、德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肯尼亚。[44]显然，发展中国家在接纳流离失所者方面承受的负担最重。2016年底，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接纳了全世界所有难民中的28%，这些难民主要来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44]黎巴嫩接纳了超过100万难民，这些难民主要来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少数来自伊拉克。[44]这意味着在黎巴嫩，每六个人中就有一名难民。

关于难民是否来自农村或城镇无法获得数据，但可获得定居点位置信息，尽管存在信息缺口。根据难民署数据，2016年，全球至少三分之一难民身处农村地区（图18）。然而，该平均值掩盖了区域间的巨大差距。在近东及北非，84%的难民在城镇地区重新定居；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84%的难民生活在农村地区。

国内流离失所者人数远远高于难民人数

尽管全球关注难民和国际移民，但国内流离失所者人数远远超过难民人数（图17）。2017年底，4000万人因武装冲突和普遍暴力而流离失所。[49]其中，1180万人为2017年新增流离失所者，几乎是2016年690万新增流离失所者的两倍。多数因冲突和普遍暴力导致的新增流离失所发生在近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2017年新增流离失所者最多，分别为290万人和220万人。就流离失所者总数而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排名最前（超过670万人），哥伦比亚次之（超过650万人）。[49]

对因灾难导致的国内流离失所者而言，长期背井离乡是个大问题，但只有新近流离失所者的估计数。由于难以收集相关数据，因自然灾害流离失所者总数仍不得而知。然而，由于只是偶尔对持续发生的事件进行报告，如特定灾难的纪念活动，因而形成了灾难后流离失所只是暂时现象的错误认识。[41]2008年至2017年间，突发自然危害导致的新近流离失所者要比冲突造成的多。2017年因灾害导致的流离失所中，近1800万人因天气相关危害流离失所，70万人因地理危害流离失所。[49]从1970年到2014年，因灾害导致流离失所的可能性增加了60%，且鉴于预期发生的气候变化，该几率将继续增加。[50]低收入国家通常面对最严重的因灾致流离失所风险，其中南亚、东南亚和太平洋的五个国家风险最高，因为这些国家脆弱沿海人口比例更大，且投资以减少灾害风险以及为国内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的能力更弱。[49]

无论是因冲突还是自然灾害流离失所，国内流离失所者目的地可能因众多因素而异。然而，由于在上述困难条件下追踪人们移动轨迹的难度较大，有关此类目的地的数据有限且在许多情况下无法获得。据粮农组织研究报告，2016年，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农村地区接纳了约200万国内流离失所者，占当年国内流离失所者总数的三分之一。[51]

结 论

本章所述移徙趋势和形式表明，迁移情况比国际聚光灯下所展现的更加微妙和复杂。本章对最常见的移徙观念提出质疑，提出新证据以揭示国内移徙强度和重要性以及国内和国际移徙的关联。如前所述，农村地区既是来源地又是目的地，在国内和国际移徙中均占据重要位置。

第一个主要误解是认为国际移徙主要是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自2010年起，从发展中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移徙超过了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移徙。此外，数据显示在世界大部分区域，区域内移徙举足轻重。因此，发展中区域各类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将对今后国际移徙趋势产生影响。就移民流规模而言，如第1章所示，实证证据往往显示，迄今为止，随着经济的发展，最初向外移徙水平提高，仅在国家达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后，向外移徙水平下降。因此，发展对今后国际移徙模式的影响将取决于各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所处阶段。与以往相同，目的地很可能发生变化。国家随着发展可能成为接收移民的理想目的地和区域中心。展望未来，不应忽视具有经济势头的转型国作为移民目的地发挥的作用。

国内移徙是经济转型的一项主要内容，而人们往往忽视国内移徙，尤其是进入和离开农村地区的移徙。本章利用人口和健康调查，显示在31个发展中国家样本中，近40%的人口在国内移徙，且移徙涉及农村地区（农村-农村、农村-城镇、城镇-农村移徙）。这些迁移活动在经济转型时期是一项资产，前提是劳动力流动性足够强，能够满足各地需求。农村-农村与农村-城镇移徙的相对重要性随国家发展水平而变；随着国家取得发展、城镇化水平提高和经济活动逐步多元化，农村-城镇移徙的重要性也相应提高。另一项需要考虑的内容是回归移徙。在一些国家，30%或更多（具体比例因性别而异）农村-城镇移徙者返回农村；随着国家发展，回归移徙者人数减少。

过去的农村移徙形式可在今后数十年为政策制定者提供重要参考。农村地区人口压力仍将是一项挑战，也将成为某些区域移徙的潜在驱动力，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当地农村人口预计将继续急剧增加）和南亚（未来数十年南亚农村总人口预计不会大幅减少）。对上述区域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而言，上述农村人口趋势对经济发展和就业创造构成巨大挑战，而经济发展和就业创造是到2030年实现消除饥饿与贫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在农村发展和就业创造（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方面取得的进展，将无疑对今后农村向外移徙形式产生重大影响。

正如本章所阐述的，国内和国际移徙并不孤立。当然，个人可能决定直接从出生地移居国外，例如，其在目的地有现成的支持关系网。但数据似乎表明，移徙往往分步进行。在对国际迁移投资前，第一步可能是在国内迁移，如从农村进入城镇。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所有收入群体中，曾在国内移徙的个人更倾向于移居国外（图9）。在国内移徙者中，在除高收入国家组以外的所有国家中，更多居住在城镇的国内移徙者（与居住在农村的国内移徙者相比）计划移居国外（图10）。上述关联性对于移民流和各国经济发展路径至关重要，因为其影响国境内外人力资源分配以及来自移居国外者的汇款。

本章探讨了冲突和自然灾害（两者均在增加）等危机局势如何引发高水平被迫移徙（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在某些情况下，移徙由环境退化等缓发危机引起。据世界银行预计，到2050年，缓慢发生的气候变化影响可能迫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超过1.43亿人在国内迁移。[52]目前无法预测危机局势将如何影响今后移徙模式。人们日益担忧，冲突、资源短缺和气候变化加剧将增加今后国内和国际移民流。

农村和城镇在逐渐转变，这是一个不断进行且预计将持续的过程，不认清这一点就无法认识移徙趋势和规律。多数经济发展辩论将农村和城镇两元分割，且大多针对两者提出孤立的议程和优先重点。这将无法全面了解在农村-城镇连续体中发生的日益复杂的地区和人员互动。这也无法体现不断变化的城镇化格局；得益于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的发展，主要通过小城市和村镇发挥更大作用，城镇化趋势逐渐模糊了城乡分界。这意味着此前农村和城镇之间较长期的移徙日益被农村-城镇连续体内的人员流动所取代。由于交通网络改善，两地往返者越来越多，季节性移徙日益普遍。这些不断变化的模式要求人们更加细微地认识整个农村-城镇连续谱的多样性，以便进行更均衡、更全面的空间规划和政策制定，从而有效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农村发展。[53]

上述问题总结了未来数十年可能出现的情景。为阐述相关情景的不同维度，以下各章考察农村移徙驱动力以及移徙对来源地和目的地的影响。

iv  换言之，处于风险的人口占2005年中人口的95%。

v   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是一项针对15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高度发达国家城镇及农村居民个体的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年度调查。

vi  根据数据，只能估计某人是否移徙一次或不止一次。因此，图15未充分计算三次及以上的个体移动。如移徙三次及以上的个体主要在城镇地区之间移动，这可能使本估计出现偏差。但是，由于移徙三次及以上的人口将仅为移徙不止一次的20-22%人口中的一小部分，该偏差应该有限且不会影响农村移徙相对于完全城镇-城镇移徙的规模。

第3章

农村移徙驱动力： 决定和制约因素 及移徙者特点

主要信息

1 机会不平等驱动农村移徙，而造成机会不平等的部分原因通常是经济结构转型。

2 自然资源制约和环境因素，往往与人口压力共同作用，也会驱动农村移徙。

3 与非移徙者相比，移徙者往往更年轻且教育程度更高。不同国家在农村移徙方面通常存在明显性别特征，尽管该特征往往随国家发展而淡化。

4 由于基础设施薄弱且金融手段和信息欠缺，农村人口在移徙方面往往受到更多制约，最贫困人口移徙可能性最低。

5 面对缓发环境压力，从农村向外移徙可能是一种风险管理或适应策略，尽管最贫困人口一般无法采取该策略。

6 长期危机影响移徙驱动力，主要通过恶化来源地条件以及通过新移民关系网和人道主义干预促进移徙实现。

如第1章所述，地区、区域和大洲之内及之间的移徙一直是人类社会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社区向更为工业化经济体和城镇化社会转型的重要因素。历史上，农业技术发展使人力资源逐步释放成为可能。受主要在城镇地区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所吸引，大量人口选择移徙以寻找新机遇。持续农村-城镇移徙进程是推动经济发展的要素之一。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移徙不是选择，而是迫于现实条件；现实条件使人们无法在居住地维系生计。贫困和粮食不安全（通常因武装冲突或其他危机引起）以及遭遇自然灾害或不利环境条件仍然是大规模移民流的驱动力。

本章从更广泛的经济差异到移徙者个体及其家庭的人口统计学等方面，探讨农村移徙的不同动机或“驱动力”。本章还探讨尽管原籍地条件不断恶化但可能阻碍人们移徙的制约因素以及长期危机对移徙决定的影响。

移徙驱动力概念框架

移徙驱动力可定义为产生和延续移民流的力量。[1]根据李氏推拉模型及其进一步延伸，尤其是Van Hear、Bakewell和Long所阐述内容，[1]本节建立用以解释农村移徙驱动力的综合框架。对意向移徙者而言，一些属于外在驱动力，涉及刺激移徙以及推动或制约人们迁移的结构性和机构性因素。在此情况下，驱动力构成人们决定去留的条件。[1]

移徙也受人的能动性（做出并践行自主自由选择的能力）、信息处理方式和社会经验及改善生活条件或应对生活挑战的能力（即使受到胁迫）所驱动。1、2受年龄、性别、财富和教育等社会经济特点影响而形成的上述个体和集体能力[3]，体现人们可在多大程度上发挥能动性并对来源地和/或其他地方新出现的机会加以利用。

本节提出和探讨的框架以著名的李氏推拉模型为基础。但本节强调，在意向移徙者决策过程中，推拉因素并不孤立地发挥作用，除非人们处于极端条件中（插文3）。因此，移徙刺激来自于来源地与潜在目的地的条件差异。例如，来源地缺少就业机会，但仅当潜在目的地有就业机会时，才会推动人们移徙。这同样适用于环境、教育设施及其他服务质量的差异。驱动农村-城镇移徙的潜在重要因素包括农村和城镇在以下方面的差异：贫困、粮食安全、生产率、就业机会、气候相关事件影响、进入资本市场等市场（基础设施）、服务和教育。

上述差异（以下称为宏观因素）可能决定移徙意愿，移徙决定还受一系列可能制约或促进移徙的居间条件性因素影响。一个主要制约因素是目的地与来源地之间的距离以及移徙费用；通常旅途距离越远费用越高。这往往有利于相近地点之间的移徙，对于无法承担国际或长途移徙费用的贫困家庭尤其如此。移徙也可能面临物理或法律制约，法律制约一般会限制跨国迁移。其他条件性因素可能促进移徙，如来源地有招募机构或在目的地有社会关系网。这可能有助于克服官僚程序和障碍，提供信息并帮助寻找住房和工作等。条件性因素还可能推动仅在宏观因素作用下原本不会移徙的人移徙。例如：机构和市场失灵导致农村地区无法获取信贷，这可能说服一些家庭将一名家庭成员送到城市打工，通过汇款支持农场投资。

上述两类移徙驱动力对行为体而言主要属于外部因素。但移徙决定最终由个体或家庭做出，因此取决于个人因素，以下称为微观因素。任何两个潜在移民都不可能以同样方式感知宏观因素或与条件性因素相互作用，因为他们拥有特有的个人、家庭甚至社区能力。因此，年龄、性别、教育及其他因素均发挥作用，当移徙决定由整个家庭集体做出时，家庭特点也非常重要，如家庭中青年人数量及性别和权力分配。此外，某个家庭成员此前移徙情况可能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进一步移徙决策。

宏观因素的影响可能因不同社会群体的性别、年龄、财富、语言和个人考虑而异。例如：在小镇新建一所大学可能使更多农村人口进入小镇，主要是移徙意愿普遍高于老年人的青年人[1]。教育程度更高的人们也更愿意移徙，主要迁移至需要技能劳动力的正规就业机会增加的地区。

图19显示该框架以及宏观因素、居间条件性因素和微观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并影响去留决策。图左侧，一系列宏观因素（来源地和潜在目的地条件差异）形成自愿移徙刺激。居间条件性因素发挥作用，增加或减少上述刺激和/或移徙能力，即促进或制约人们移动，因此决定移徙资金费用以及社会、文化和生理成本。最后，移徙决定是基于人们与外部因素的互动以及个人和家庭特点，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财富、就业状况、家庭构成、家庭内权利分配及个人偏好。

因此，自愿移徙受移徙刺激、成本和潜在移徙者特点相互作用所驱动。尽管宏观因素与居间条件性因素相结合决定潜在移徙者池，即将移徙视为选项之一，但个人和家庭特点（微观因素）决定谁最终克服制约移徙和/或利用促进因素。正因如此，如插文10所示，实际移徙者远远少于潜在移徙者。

图19左下方分别将三类驱动力与相关人口比例挂钩。一定比例人口（显示为深蓝色）因宏观因素而感受到移徙刺激。另外一定比例人口（显示为浅蓝色）由于受居间条件性因素促进或至少不受制约而能够移徙。鉴于来源地和目的地条件差异，该比例人口可能与感觉到移徙刺激的一定比例人口部分重叠，因为一些人可能仅仅被农村信贷市场失灵等条件性因素诱导而移徙。最后，其中一部分人原本能够移徙且基于个人或家庭特点考虑而实际决定移徙。该比例人口（显示为绿色）是实际移徙者。但应强调，个人和家庭特点同时影响移徙决定以及人们看待移徙机会和制约的方式（详见插文10）。

图19右侧显示该概念框架内长期危机的影响。尽管基本框架仍然有效，因自然灾害或武装冲突引发的长期危机属于在宏观、居间和微观三个层面对驱动力产生影响的外部冲击。图3和4国别概况中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国家则属于这种情况。除面临直接物理威胁外，处于此类境况中的人们仍然将宏观因素（来源地与潜在目的地之间的差距）视为移徙刺激，但随着危机减少来源地机会并恶化相关服务，差距也急剧扩大。同时，危机会改变现有居间条件性因素并催生新因素。例如：可能会建立新的移民网络，且由于人道主义机构的努力以及成立危机应对部门等，跨境移动可能更为便利。最后，当面临长期危机时，同一个体和家庭的考虑及其对将移徙作为生计策略的可能接受程度也会变化。由于危机对三个层面驱动力的影响，潜在移民人数增加并最终导致人口外流。

然而，应强调，图19所示各层级移徙驱动力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共同发挥作用，构成“驱动力复合体”，影响特定背景下人口流动的具体形式和结构。在上述情况下，各驱动力的共同作用超过了单个驱动力作用之和。[1]

以下三节讨论各类驱动力的理论基础和实证证据：宏观因素、居间条件性因素和微观因素，即个人和家庭特点。讨论重点关注农村地区，揭示相关驱动力如何对农业或农村人口发挥不同作用。第四节重点关注长期危机对其他移徙驱动力及由此引发的移民流（尤其是来自农村地区移民流）的影响。

宏观因素刺激农村 移徙

图19所述宏观因素对移徙构成根本刺激，包括各类因素之间的差异。针对农村移徙，关键因素是农业与其他部门在就业机会方面的差异以及农事活动的季节性。其他类别包括社会服务可供性，如（但不限于）教育和医疗设施；农村地区社会服务质量往往不及城镇地区。人口密度和构成以及自然资源禀赋差异由于会显著影响农村生计也属于宏观因素。

农村移徙主要受工资和就业机会差异驱动

国内农村-城镇移徙主要受大的结构转型进程内的经济差异驱动。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门（如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产力差异及相应收入和就业差距诱发农村-城镇移徙，导致城镇化率提高，农业在GDP和就业中占比下降。[5]

从历史上看，非农部门快速增长的发展路径会带来从农村到城镇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例如：在中国，城乡之间显著的收入差距是农民工进城的主要刺激。6、7根据2007年对中国广州农民工开展的深度访谈，促使人们离开农业进入城市的主要刺激因素是非农与农业活动之间较大的工资差额。[8]

农村与城镇中心就业机会分配不均也是农民工进城的有力刺激因素。南非国民收入动态调查数据显示，与留在农村相比，迁往城镇中心可大幅增加就业机会（见表3）。2008年仍然留在农村地区的经济上不活跃或失业者（农村非移徙者）中，仅分别有27%和41%的人在2014年就业。而移居城镇中心者的就业比例要高得多，2014年分别有59%和76%的人就业。同样，2008年就业的农村非移徙者中共计40%在2014年处于经济不活跃或失业状态，而移徙者该比例仅为21%。

发展中国家不同部门之间劳动力回报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随着总体生产率提升和收入增加，劳动力和资源从低生产率活动流入其他更高回报的活动是增长的重要驱动力。[9]纵观各国，农业回报始终低于其他部门。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城乡之间的回报差异往往是国内移徙的最有力刺激因素。例如，在亚洲，随着绿色革命时期农业生产率增长解放了劳动力，随后工业化城镇地区取得发展，促使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从农村地区大量涌入城市。[10]

然而，在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近东及北非区域许多国家，城镇化率提高并未伴随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和相关服务业的持续增长。[14]因此，非农部门发展不足以跟上人口增长或社会需要的步伐，因此尽管农业和农村劳动力回报不及其他部门，但农村-城镇移徙进程仍然缓慢。世界若干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即是如此，如埃及、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许多国家。15、17

尽管如此，由于农村地区缺少机会，农村向外移徙现象很可能继续加速。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处于脆弱就业状态（即自营工作者或为家庭贡献劳动力）的农村青年比例介于赞比亚的68.1%和贝宁的93.7%之间。[18]这是农村经济中青年因农业部门缺少有报酬的就业或创业机会而最有可能移居城镇的原因之一。[14]这些国家的发展路径也提高了来自农村地区的生存移徙水平（图1）；在上述情况下，离开农业的农村人口多数进入生产率低下的非正规服务业，且面临加入不断壮大的城镇贫民行列的风险。

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是国际移徙的主要动力。证据显示，2002-2006年，由于平均工资差额增加100个百分点，从墨西哥到美国的移民概率增加了2.5个百分点。[19]在厄瓜多尔，一项关于国际移徙驱动力的研究发现，收入差额会显著影响个体移徙决定。例如，1999-2005年，美国预期收入增加10%导致从厄瓜多尔移民美国的概率提高了17%。[20]

公共和社会服务差距也是农村人口外流的驱动力

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社会服务不足往往是移徙动因之一。交通服务、加工和仓储设施通常薄弱，农村社区和农业家庭与投入品和产出品市场至少部分处于脱节状态。道路、学校和医院等优质社会基础设施占有率往往较低。例如：在泰国，无法充分利用区或府一级社会和物理基础设施是农村人口外流的有力驱动力。[21]在埃及和加纳农村地区，长期缺少优质教育机构是农村人口外流驱动力之一。[22]在塞内加尔，Herrera和Sahn发现，获取农村初等教育可减少农村人口移居城镇中心的可能性。Herrera和Sahn还发现，国内移徙者主要来自难以享受就近学校和医院资源的区域。[23]

教育机会的差异也会驱动国际移徙。据估计，2007年，近280万学生出国留学，该数字自1994年起每年增加5.5%左右。[24]对某些文化而言，向城镇地区或国外移徙是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表现，如在佛得角[25]和墨西哥。[26]在墨西哥瓦哈卡州，Cohen指出，受社会文化和经济原因影响，移徙是许多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方式。19、26

环境差异主要通过影响农业生产率影响移民流

从一个农村地区到发展水平更高或生产率更高的另一个农村地区的移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较为常见，因为其相关费用通常低于国际或农村-城镇移徙且在教育和技能方面所需投入更少。[27]在加纳，从北方到布朗阿哈福地区的移徙是更多地获取肥沃土地和推动粮食安全的成熟策略。在针对来自北方Dagara区域203名移徙者的调查中，多数回复者表示其因作物单产水平低、粮食安全问题和肥沃土地稀缺而离开家园。在203个回复者中，48个回复者强调，饥饿和粮食短缺是移徙的主要起因。[28]

近期研究发现，气温与农村向外移徙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研究显示，气温每升高1℃，国际移徙者数量增加5%，但仅来自依赖农业的国家。[29]这表明环境差异可能通过影响农业生产率而驱动移徙。在此方面，在南非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气候变异往往会减少农业就业人口比例，从而推动区域间移徙。[30]同样，在印度开展的一项移徙研究显示，稻米（小麦）单产每下降1%，国内各邦之间的国内移徙率增加近2%（1%）。[31]

一项地理参考研究综述认为，干旱、降水变异和极端天气事件主要通过影响农业生产和生产率而影响移徙。[32]这同样适用于持续高温，尽管后者与移徙关系更为紧密。[32]另一项近期研究显示，与其他环境应力相比，干旱和水资源短缺所影响的人群规模最大。研究发现，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二（约40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受严重水资源短缺影响。[33]

农业收入季节性也是各种形式国内移徙的刺激因素。循环、暂时性和季节性移徙是全球普遍现象。这些移民流可能是游牧民和农业临时工的农村-农村移徙或者通常是移徙者从事建筑业工作的农村-城镇移徙（印度多数短期移徙者则属于此类情况）。[16]适应目标种群自然移动以及来源国和目的国管理安排的移徙渔民也进行循环和季节性移徙。[34]

近期世界银行重点关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占发展中世界人口的55%）的报告发现，气候变化将加剧上述三个区域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方面的差距。据估计，上述差距到2050年可能推动数以千万计的人口离开家园。据预测，如不采取具体气候和发展行动，超过1.43亿人（约占三区域人口的2.8%）将在国家内移动，从水资源供给不足和作物生产率低下的不宜居区域以及受海平面上升和风暴潮影响的区域向外移徙。[35]

人口差异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并影响移民流

人口密度高或人口增速快等区域人口特点主要通过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影响移徙。较高的青年比例和暗淡的就业前景加剧了自然资源压力，气候变化可能使上述情形进一步恶化。因此，不仅是人口规模触发向外迁徙，而是人口规模和特点以及自然资源占有量和就业机会共同触发向外迁徙。[36]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为适应2010-2035年间预计出现的快速人口增长，平均每年将需要创造1800万新就业岗位。[37]

因此，人口差异与国内和国际农村移徙其他驱动力的相互作用，与在脆弱背景下面临农村就业挑战的国家（图3）十分相关，撒哈拉以南非洲许多国家则属于这种情况。这也关系到具有发展势头的国家，这些国家多数位于面临巨大自然资源压力的亚洲（图3）。人口差异对于从多数中亚国家（人口迅速增长）到俄罗斯联邦和哈萨克斯坦（两国都在经历人口负增长）的移徙也至关重要。[38]这对于俄罗斯联邦尤其如此，到2030年，俄罗斯联邦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将减少1800万（20%）。38、39

农田和自然资源匮乏通常是决定人口差异如何影响青年移徙倾向的决定性因素。[40]在有土地的情况下，土地继承前景可能减少年轻人从农村外流并刺激其从事农业工作。例如：埃塞俄比亚农村地区证据表明，土地继承预期可大幅降低国内和国际青年移徙可能性。[41]此外，随着土地碎片化继续（至少在家庭农场内），[14]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将会增加且可能促使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移徙。在中亚，由于土地、水和能源资源有限，粗放式农业增长无法长期维系，而到2025年该区域各国人均农业土地预计将平均减少19%。此外，旨在刺激农业生产率的经济政策减少了农村就业机会，该情况导致国内和国际移徙率高居不下，预计该趋势今后仍将继续。[42]

居间条件性因素也会影响农村移徙规模

移徙成本可能非常高，许多人无法承受。主要成本是资金，包括旅途以及在目的地重新安置的费用。费用随旅途距离增加而增加，因此国际移徙费用更高。然而，移徙也涉及社会和文化费用：移徙者与来源地社会关系网的联系变得薄弱，移徙者可能需要努力适应目的地新的文化习俗。目的地国与来源国通用语言不同的国际移徙尤其涉及上述成本。

此外，可能存在与文化和法律因素相重叠的间接社会经济成本。许多发展中国家土地财产权普遍薄弱，增加了移徙后丧失土地的风险。[43]此外，还存在丢失非正规农村习俗制度的风险，如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殡葬习俗[44]和印度基于种姓的关系网，[45]这些习俗制度是农村的非正规保险。

如图19所示，潜在移徙者克服上述成本的能力取决于个人和家庭特点以及居间条件性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制约或促进移徙，因此增加或减少移徙刺激或能力。在某些情况下，上述因素可能甚至推动仅在宏观因素作用下不见得移徙的人们移徙（例如，由于相关区域农业生产高度不确定，多数发展中国家缺失至关重要的农产品保险市场）。共同条件性因素举例包括：法律框架；盛行习俗和传统；潜在目的地具备或不具备社会关系网；来源国和目的地国之间的距离；来源国和目的地国之间的文化差异程度；资本市场等要素市场表现。下一节讨论这些因素如何共同决定移徙的资金、社会、文化和生理费用。

法律框架和公共政策可鼓励或减少农村移徙

国家或有针对性的政策及法律框架可对移徙决策产生直接影响。一些国家对内部移动的法律限制（如中国户口登记制度）阻碍农村-城镇移徙。[6]据我们所知，国际移徙主要通过法律框架和双边协议加以限制和规范。但上述协议如能承认两国共同利益，则反而可以促进国际移徙。考虑到农业工作季节性，某些发达国家利用双边协议从发展中国家招募农业工人，在农忙时节填补劳动力缺口，这种现象常见于西班牙和意大利。[46]

此外，公共政策可能通过一系列渠道间接影响农村移徙。最明显的例子是旨在通过机械化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政策。农业机械通常能够节约劳动力，被替代的工人则在其他部门寻找就业，因此可能增加农村-城镇移徙。另一个例子是涉及农业地区规划的农村发展政策，旨在扩大农业系统并在农村地区创造非农就业。这可能为人们提供在住所附近增加收入和实现生计多元化的机会，减少农村人口外流。[14]同时，这些提高农村收入的政策通过帮助意向移徙者克服资金制约增加移徙。农业补贴政策效果不尽相同。例如，亚美尼亚研究结果显示，与没有接受农业补贴的家庭相比，接受农业补贴的家庭其成员打算向外迁徙的可能性更低。另外，在格鲁吉亚，农业补助券似乎增加了向外迁徙的可能性，因为这笔额外资金使移徙在经济上更为可行。[47]

土地相关政策对农村移徙的影响也可能各有不同。在格鲁吉亚，从农业土地改革中获益的家庭收到汇款的可能性较低，说明获取土地可能增加了收入并减少了汇款必要性。同时，拥有政府颁发的官方土地所有权证明的家庭其一名成员打算有向外移徙的可能性较大。这与其他研究结论相一致，说明有保障的土地财产权可推动向外移徙。[47]

文献还显示，社会和就业政策影响移徙，具体取决于当地和国家情况。48-50例如，社会保护政策直接和间接影响农村移徙，具体取决于社会保护政策的资格标准。[51]如享受社会保护的条件是受益人本人在场，则可增加移徙机会成本，[52]同时减少移徙刺激。[53]另一方面，如受益人因资金无法负担移徙费用而受到制约，则以无条件现金转账形式的社会保护可帮助克服该障碍。50、54

信贷政策也会影响移徙决定，例如家庭面临资金或流动性制约。在孟加拉国农村地区的一项研究中，政府在农闲时节一次性向家庭支付8.50美元以鼓励短期外出打工。[55]该激励政策促使22%的家庭派出季节性移徙者，从而大幅提升了这些家庭的粮食安全水平。这项政策取消后，因激励政策而已经移徙者的季节性移徙水平仍高出8-10个百分点。因此，旨在帮助家庭克服某类移徙制约的公共干预措施也可改善福祉。

社会关系网和招募机构可促进农村移徙

移徙者在目的地的社会关系网在刺激农村移徙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关系网理论强调目的地移民社区或关系网在促进及（有时）维持移徙方面的作用。[56]随着关系网扩大，农村地区潜在移徙者更有可能在找工作和住房时获得信息和帮助，从而降低移徙成本和风险。关系网还能影响移徙观点并鼓励他人移徙。[57]墨西哥农村地区证据显示，作为家庭关系网一部分的家庭移徙率更高：平均3%的家庭报告至少有一名永久移徙成员，而作为大家庭关系网一份子的家庭，该比例上升至16%。这同样适用于季节性移徙：平均仅19%的家庭报告至少有一名季节性移徙者，但有大家庭关系网的家庭，该比例高达44%。[58]不同社会关系网甚至可能导致移徙类型不尽相同。关于吉尔吉斯斯坦农村地区国际移民的研究，探讨了季节性移徙和永久移徙这两类网络对决定移徙概率的影响。结论认为，两类关系网在鼓励“本类”移徙的同时，也会牺牲他类移徙。[59]

关系网帮助移徙者降低移徙的社会和文化成本，形成移徙者聚居地，即移徙者大多来自特定区域并在特定目的区域定居。[17]例如，来自摩洛哥三个地区的国际移民往往在法国、西班牙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特定地区重新定居。[60]

意向移民者也可通过招募代理获得信息，尽管这往往需要付费。关于初级信息来源的现有数据显示，无论国内或国际移徙，不同国家和移徙目的地的情况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参见图20，数据来自脱贫移徙联盟。一般而言，很大比例农村移徙者在移徙前会获得有关目的地的信息；多数国家以非正规信息来源（家人和朋友）为主，国内移徙者尤其如此。招募代理或雇主（正规来源）在国际移徙中发挥更大作用，尤其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国际移徙，印度尼西亚信息主要来自正规渠道（主要是代理）。然而，在所有四个国家（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和津巴布韦），显然，与国际移徙相比，社会关系网（家人和朋友）对国内移徙发挥更重要作用。[48]

在有招募机构的情况下，招募机构的作用也延伸至订立合同，这是向移徙又迈近了一步。例如，得益于摩洛哥国家就业促进和资格局管理的招募计划，西班牙成为来自摩洛哥的循环移徙的主要目的地国。根据这项计划，89%的移徙者进入西班牙，其中75%（主要是携带孩子的年轻农村妇女）从事农业工作。[61]发展中国家国内循环移徙也主要靠非正规招募代理推动。例如，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所谓的传统合同方从各农村地区汇集农业临时工（主要为女性）并根据劳动力旺季将其输送到不同地点。62、63

移徙可成为风险管理策略

如上文所述，移徙费用可能很高。除移徙和在目的地重新安置的直接费用外，移徙费用还包括因失去来源地社会关系网产生的隐性长期费用。然而，移徙也可成为重要的风险管理策略，通常农业家庭通过移徙实现收入来源多元化并对冲收入不确定和粮食不安全风险。

由于气候因素和季节性，农业受产量、收入和就业波动影响。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机会往往有限。[64]将一名或多名家庭成员送往城市非农部门工作，可减少家庭极端贫困和粮食不安全风险，帮助家庭尤其是贫困家庭应对可能的不利冲击。在农村信贷市场运作失灵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实证文献包含若干将移徙作为风险管理策略的实例。在埃塞俄比亚南部锡达马地区，担心粮食供给、粮食质量/数量和吃不上饭的家庭，更有可能将成年成员送到其他地方打工。[65]此外，无成员移徙家庭因无力供养家庭而派一名成员出去的倾向性是周边有成员移徙家庭的四倍。[66]同样，证据显示，泰国资源禀赋较少的农村家庭最有可能送较年轻家庭成员到大曼谷地区打工。[21]

谁是移徙者以及 移徙者与非移徙者 有何差异？

若要了解移徙现象，则不仅要看移徙规模，还要看移徙者特点。在同样宏观因素和相似条件性因素作用下，个人和家庭特点不同的人们可能对移徙持不同态度（如图19所示）。这些差异对于了解为何有些人决定移徙而有些人决定不移徙至关重要。

尽管国际移徙受国家法律框架限制和/或双边协定规制，但全世界的国内移徙并非如此，极少数情况除外（如中国户口登记制度）。在多数国家，农村人口可以在本国境内自由移动和重新定居。如本章上一节所述，发展中国家不同部门劳动力回报的显著差异应推动工人从生产率低下的农业进入工业和服务业；[9]这是国内农村-城镇移徙的最有力刺激。人们离开农业后在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就业，而节约劳动力技术的采用也提高了继续务农者的劳动生产率。因此，部门间生产率差距趋于缩小。

然而，发展经济学文献证据明确指出，发展中国家农业与非农部门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劳动生产率差距。67、68如上文所述，该差距可归因为妨碍意向移徙者对其它地方的机会加以利用的制约因素。但也有观点认为，至少一部分差距是对离开农业和农村地区移徙者加以选择的结果，即更倾向于选择更有能力或更适宜承担移徙风险的移徙者。69、70

本节讨论移徙者特点及其与留守者的差异。移徙者是否是劳动力技能与城镇需求相匹配的最佳人选？农村留守者是否更适宜从事农村工作？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移徙者家庭有哪些特点？上述及其他问题仍有待于开展实证研究，答案将因当地、文化和社会经济背景而异。

移徙者普遍较非移徙者更年轻且受教育程度更高

在多数情况（发达和发展中条件）下可总结出一致结果，即年龄和教育影响移徙。通常，人们在25-29岁时移徙概率达到峰值。此外，在各年龄组，移徙概率随受教育程度提高而提高。关于上述规律是否适用于各类移徙（如暂时性、循环、回归或永久移徙）所知甚少。但有证据显示，短期移徙与当前人力资本（年龄和教育）关系不大，而更多与婚姻、教育、土地、住所、资本或退休投资等储蓄目标策略相关。[71]

布基纳法索、加纳、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乌干达国内和国际向外移徙数据显示，青年始终是移徙主力军；在所有五个国家，青年占比超过55%，加纳该比例达到70%，全国和农村比例差异不大（图21）。

在农村经济体中，证据显示青年是最有可能从农村迁移到城镇的群体，主要由于农业部门欠缺有收益的就业和创业机会。撒哈拉以南非洲八国农村地区调查显示，四分之三（75.4%）就业青年处于脆弱就业状态vii，其中45.6%从事农业工作，29.8%从事非农工作。如仅考虑农业从业者，则处于脆弱就业状态的农村青年比例介于赞比亚的68.1%和贝宁的93.7%之间。[18]如上文所述，耕地紧缺是造成农村青年外流的因素之一。[40]然而，埃塞俄比亚证据显示，在有土地的情况下，土地继承前景可能促使青年务农并劝阻其移徙。[41]

至于教育水平，移徙者本人及其家庭的受教育程度往往高于非移徙家庭。[74]若干研究指出，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尤其是青年）会影响农村人口外迁至城市或其他国家。在中国，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是青年离开农业在城市寻求更高收入就业的强有力驱动力。[8]埃塞俄比亚、加纳、马拉维和马里证据显示，农村移徙者尽管学业表现不及城镇同龄人，但就读年限往往长于非移徙者。[75]

在利用来自65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和健康调查数据编写的著名文章中，Young指出，农村-城镇移徙者平均教育水平高于农村非移徙者，但低于城镇居民。Young还指出，反之亦然，即城镇-农村移徙者教育水平低于城镇非移徙者，但高于农村居民。Young将这些结果归因为人力技能在农村和城镇地区之间的分配和再分配。[69]

Young的结论得到针对印度尼西亚和肯尼亚一项案例研究证实；在这两个国家，农村-城镇移徙者受教育程度高于农村居民（在农村内部移徙或从未移徙的农村居民）。例如：印度尼西亚和肯尼亚分别有13%和4-6%的农村-城镇移徙者拥有大学学位，而农村居民中该比例分别为5-7%和1-2%（图22）。该案例研究还显示，在这两个国家，城镇-农村移徙者（图22中未显示）受教育程度高于农村居民，但低于城镇居民，城镇居民包括城镇-城镇移徙者或从未移徙的城镇居民。[70]

有趣的是，从未移徙的农村居民与农村-农村移徙者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表明即使是在农村地区之间的移徙似乎也需要更高技能；比较从未移徙的城镇居民与城镇-城镇移徙者也能发现相似的结果。[70]分性别看，尽管农村居民中男性和女性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的差异可忽略不计，但在农村-城镇移徙者中，该差异十分明显。

根据埃塞俄比亚调查结果，至少接受过一定中等教育的家庭产生一名移徙者的可能性是未接受过教育或仅接受过初等教育家庭的2.5倍。同样，长期移徙者有3.7倍的可能性接受过部分或全部中等教育。然而，教育似乎对于短期移徙决策作用不大。[66]进一步证据显示，教育程度更高的个人更可能移民国外。[76]因此，国际劳动力移徙似乎有两个显著特征：（i）正相关选择，即个人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向外移徙，（ii）正相关分拣，即移徙者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在高技能高回报的目的地国定居。[77]简言之，移徙者教育程度普遍高于非移徙者，尽管教育和技能在移徙进程中的重要性可能因移徙类别、持续时间和目的地要素而存在显著差异，这些要素共同影响基于技能的移徙者选择。尽管教育和技能与国内农村-农村移徙（以季节性和循环移徙形式频繁发生）相关性较低，但当居住地变化涉及就业部门调整时，教育和技能则变得尤为重要。

农村移徙中仍存在性别差异

妇女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移徙，妇女目前约占国际移民存量的一半。[78]但具体情况因区域而异，男性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国际移民的大多数，介于东非的60%到西非的80%之间。情况也因年龄而异：在西非，未满15岁的男孩极少移徙，而女孩经常移徙，通常从事女佣工作。[75]

尽管全球层面针对国内移徙不具备分性别的可比估计，但国家层面估计显示，男女移徙倾向通常存在差异，尽管不同背景情况不一。例如：在加纳，国内移徙者占人口的50%以上；女性占比略低于一半，但妇女和女童越来越多地独立移徙，通常从农村进入城镇。[79]在塞内加尔，农村女性向其他农村地区移徙的可能性较男性高6.4%，尽管在向城镇地区移徙方面不存在性别差异。然而，女性向城镇地区移徙的可能性随其父亲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提高，或许表明父亲支持女儿在城镇中心接受教育。[23]

各国不同的社会传统导致在获取资源（如土地）和移动性制约方面存在不同形式的性别差异，这可能造成移徙决定因性别而异。例如，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部地区，年轻女性在不取酬的情况下为其不能继承的家庭农场劳作；这些女性越来越多地在远离来源地的城镇中心寻找收入机会。此外，年轻男性往往移动较短距离和较短时间，然后在农忙时节返乡。[80]在许多其他农村社会，女性移动本身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因此移徙者主要是男性。例如：在塔吉克斯坦，国内农村-城镇劳动力移徙和国际移徙以男性为主，男性约占移徙劳动力的80%。[81]传统决策制度通常限制女性移动，尤其是，农村地区多代家庭中的年轻女性通常不得参与决策。[82]

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和津巴布韦移徙决策证据显示，就业是移徙主要原因（图23），所有四国因就业移徙占比超过70%，印度尼西亚该比例达到98%。然而，移徙女性和男性比例存在显著差异：为就业而移徙的男性比例更高，为家庭原因移徙的女性比例更高。这不包括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女性和男性比例接近，或许说明随着国家发展并日益城镇化，性别差异趋于淡化。确实，在图23的四个国家中，2015年，印度尼西亚城镇人口比例最高（为54%，而孟加拉国为35%，津巴布韦为36%，埃塞俄比亚仅为20%）。[83]

因家庭原因移徙也频繁出现并成为某些国家妇女移徙的最普遍形式。根据1998年加纳生活水平测量调查，近60%的农村-城镇移徙是出于家庭相关原因，包括最初因经济原因决定移徙者的受抚养人。[84]在农村社会，如图23所示，在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和津巴布韦，女性因家庭原因移徙较男性更为普遍。这或许部分说明为何女性农村-城镇移徙者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于男性，印度尼西亚和肯尼亚就属于这种情况（图22）。在以农村人口为主（65%）的印度，所有女性中三分之二为婚姻移徙，近2000万女性每年因婚姻移徙。[85]在布基纳法索，在1970-1998年，近80%的女性因家庭原因移徙（65%为婚姻移徙），而仅14%的女性出于经济动机移徙。[86]塞内加尔比例类似。[87]

法律框架和文化背景差异以及性别歧视使男性和女性长期面临机会差异。这将影响男性和女性就业偏好及移徙决定。上述性别不平等对移徙规律的影响可能在未来数十年对农村社区产生显著的社会和经济影响。[88]

最贫困人口面对更强移徙刺激和更大移徙制约

越来越多证据显示，移徙与收入[89]以及财富/贫困和消费水平等其他衡量要素之间呈非线性关系。移徙主要受经济因素驱动，因此贫困人口可能感受到最强的移徙刺激。然而，由于缺少支付移徙费用的资金，贫困人口的经济地位使其在开展移徙方面承受巨大痛苦。相反，富裕家庭能够负担相关费用，但鉴于其财富水平，其感受到的移徙刺激可能不同于贫困家庭。

分析墨西哥移徙情况的研究聚焦国际移徙费用且发现只有中产阶级既有移徙手段也有移徙刺激。因此，移徙概率与财富水平的关系呈倒U型。[90]一端是缺少移徙经济刺激的富裕阶层；另一端是可能最需要通过移徙脱离贫困和提升粮食安全水平但缺乏移徙手段的穷人。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数据的实证证据确认了移徙费用对贫困人口流动性的制约效果（见插文11）。因此国际移徙以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群为主不足为奇：这些人贫困几率低，尤其是多维度贫困几率低。

贫困和缺少资金也会对国内移徙产生制约效果。在关于印度六个村庄移徙、贫困与农村地区闭塞程度关系的研究中，作者发现，在移徙发生率最高的偏远村庄，移徙涉及除最贫困和最富裕家庭外的所有人。[92]如上文所述，这解释了为何穷人受生活所迫通常仅进行短距离和短时间的“生存移徙”。例如，在马里1983-85年严重干旱时期，随着农村贫困形势恶化，来自农村地区的永久移徙水平下降，循环和短距离移徙水平上升（尤其是女性和儿童）。上述移徙模式变化是由于严重的流动制约使人们无法负担永久和长距离移徙费用，陷入严重贫困陷阱和极端粮食不安全境地。[93]印度证据还显示，主要是最贫困人口进行短期移徙。Chandrasekhar、Das和Sharma分析显示，拥有一名短期移徙者的家庭人均月消费支出低于没有短期移徙者的家庭，表明短期移徙者来自消费水平最低的家庭群体。[94]

长期危机导致大规模流离失所并改变移徙体系

自愿移徙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发生，受人们在别处寻找更好的经济机会并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驱动。一旦胁迫因素发挥作用，移徙的自愿性就会下降。如第1章图1所示，随着胁迫因素增加，农村生计的脆弱性也会增加。收入压力、贫困、粮食不安全、自然危害和环境退化等推力因素，促使农村人口在不同时期内短距离或长距离迁移，以寻求更好的生计。在极端情况下，人们因冲突、国家脆弱、政治动荡或环境灾难而被迫迁移，以逃避不安全局势。人们可能由于暴力、冲突和战争（如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富汗）等使安全遭遇直接、强烈风险或威胁，或者由于地震和洪水等突发自然灾害，而被迫离开家园。[95]上述事件如大规模长时间爆发则会引发长期危机。在长期危机中，干旱和其他气候冲击往往会恶化冲突，加剧对农村粮食安全和生计的影响。气候事件与其他自然、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共同作用，可能影响生活在脆弱环境中的人们。本节讨论长期危机驱动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如何改变常规移徙体系，进而改变移民流和移徙模式。

脆弱性、长期危机及对移徙驱动力的影响

“脆弱国家”一词通常用以描述机构薄弱且冲突应对能力欠缺的国家；其引申义还指这些国家抵御冲击和应力的潜力。该概念还反映了现有暴力、潜在政治不稳定和总体较高的冲突风险。[96]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所有国家和社会都沿该脆弱性连续谱分布。[97]

2016年经合组织脆弱性框架分析了五个维度的脆弱性，即经济、环境、政治、安全和社会（表4）。针对各维度，框架审视了风险的积累和组合以及国家、系统和/或社区管理、吸收或缓解风险影响的能力。结果显示，超过16亿人（占世界人口的22%）生活在人口增长居世界之首的脆弱环境中。[97]

极端脆弱可导致长期危机，其特点是所处条件和环境使很大一部分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极易受到死亡、疾病和生计破坏的影响。在上述环境中，治理通常十分薄弱，国家应对和减轻人口所面临威胁或提供适当保护的能力有限。98-100

2017年，19个国家被联合国《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确定为处于长期危机状态。这19个国家几乎都经历过暴力冲突：死亡率上升，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数量增加，基础设施、住房、经济、生计和文化遭到破坏。然而，多数长期危机还具有以下特点：治理非常薄弱、地方机构崩溃、受影响人口健康状况不佳、自然灾害发生率提高。[100]自然灾害和长期危机经常重叠出现，使形势雪上加霜。[101]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最贫困和最脆弱人口往往受到最严重影响。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估计，到2030年，人口增长率高和经济增长疲软可能意味着穷人将占生活在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境况中总人口的一半或更多。viii

长期危机触发的移徙可包括因缓发冲击和应力造成的人口流离失所（如降雨量多变/低或干旱，以及可能偶尔表现为局部暴力的长期内乱），或因强烈和突发自然灾害导致的流离失所，如加上治理不善可导致长期影响。这包括不会立即危及生命但足以对人们长期福祉构成风险的情况。如留守风险超过移徙风险，家庭可能迫于无奈而移徙。这种移徙（有时称为“生存移徙”[103]）与因立即的尤其是暴力性威胁而导致的被迫移徙相比，可能不那么紧迫或发生速度较慢。

如上文所述和图19所示，长期危机通过影响三个层面的一般移徙驱动力而影响移徙：宏观因素、居间条件性因素和微观因素。长期危机通过显著拉大来源地与潜在目的地条件的差距增加移徙刺激，并与人道主义行动和移民关系网发展等居间条件性因素相互作用。不仅如此，长期危机在微观因素层面改变个人和家庭愿意接受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程度。因此，与正常情况相比，寻求安全和生存的人们往往会接受更高程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简言之，在长期危机以及面临资产、生计甚至一些家庭成员损失（或潜在损失）以致所剩无几的情况下，许多人决定铤而走险，作为国内流离失所者或寻求庇护者，走上移徙之路。

冲突、环境因素和治理不善是长期危机主要决定因素

长期危机往往受相互交织和彼此依存的多种因素及条件驱动。武装冲突、环境因素（包括自然资源和环境退化、自然灾害、极易受气候不利冲击和气候变化影响）以及治理不善是长期危机和移徙的最重要起因，影响程度视具体情况而异。

冲突和战争，尤其是长期冲突，是当前全球人口流离失所的主要驱动因素。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大规模武装冲突已造成近1200万人流离失所：600多万国内流离失所者和550万难民在国内或跨越国际边境寻求栖身之所。[104] 2016年全球和平指数显示，过去十年世界变得不那么太平。[105]自2010年起，国家冲突增加了60%，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冲突增加了125%。[100]

环境退化和自然灾害（尤其是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与流离失所/移徙之间的关系复杂且尚未被充分认知。自20世纪80年代起，环境退化和自然灾害作为冲突和移徙驱动力所发挥作用一直是热点话题，106、107但近期学者和政府更加关注该问题，因为全球政策制定者日益将其视为安全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安全化”[108]使该主题再度成为焦点，且人们将爆发叙利亚冲突部分归因于2007-2009年极端干旱。[109]

文献提出并讨论了气候变化导致冲突的不同路径。气候-移徙-冲突路径获得政策制定者和媒体的更多关注，[110]尽管某些学者提出质疑。气候-移徙-冲突路径认为，气候变异和气候变化可能给环境和人类系统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然而，尽管气候事件可能导致人口流离失所，但关于气候变化影响移徙的具体方式意见不一。此外，当前围绕移徙和冲突问题的文献日益表明，气候变化和气候相关移徙在没有其他重要政治和经济因素作用下将不会引发冲突。111-113因此认为气候变化本身不一定引发冲突，[109]尽管几乎普遍认为，气候变化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有可能激化或催化冲突。110、113

针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具体案例，学术界分析了2007-2009年干旱情况且经常以此为例支撑气候变化很可能诱发或激化冲突的论点。114、115然而，也有一些人指出，干旱袭击了整个近东区域，但只有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随后发生人道主义危机，说明该国治理不善且缺少管理风险和应对冲击的机制116-118 （插文12）。

突发自然灾害对流离失所/移徙的影响最为直接。地震、火山爆发、热带风暴、洪水和干旱都可能因造成经济破坏或丧失家园而导致突发大规模流离失所。[121]因突发事件导致的人类流离失所最容易识别，因为潜在的环境气候事件显而易见。在上述情况下，人们必须逃命，但是否返回则取决于事件强度和当地适应能力。如灾后社会、经济和物理恢复迅速有效，则人们大多返回家园。但如果灾后恢复无效或缓慢，则事态演变为长期危机，非自愿流离失所发展成长期或永久移徙。[122]

此外，海平面上升、沿海侵蚀、荒漠化或农业生产力下降等缓发但长期环境变化也可能演变为长期危机并导致大量农村人口外流。[123]事实上，据估计，大量人口由于环境逐渐退化导致生计模式和生产系统严重受损而向外迁徙。

对环境退化或气候变化导致的长期或永久移徙缺乏可靠估计。这可能是因为单次自然灾害（如地震、山体滑坡或洪水）造成的流离失所往往是暂时的。但在经济资源有限和治理薄弱的情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属于这种情况），上述事件可能使人们的生计遭受短期内不可逆转的重创，引发长期危机和移徙。例如，在哥伦比亚和巴基斯坦2010年洪水后流离失所的人多数在2014年底仍处于流离失所状态。2010年海地地震造成近15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2015年62600人仍然在国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生活，[124]截至2018年，约20%的海地人口仍然需要人道主义援助。[125]

冲突和自然灾害导致的多数流离失所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往往尤为脆弱，因为其经济主要依赖气候敏感部门，如种植业和畜牧业，且这些国家往往在人力资本、资金资源、机构抵御能力或技术进步方面适应能力较差。[126]

如第2章所述，2016年冲突造成6500多万人流离失所：其中4030万是国内流离失所者，2250万是难民，280万人正在寻求庇护。[104]这些数字表明，多数移徙者被迫背井离乡后主要作为国内流离失所者在家园附近活动。世界粮食计划署调查显示，约旦、土耳其和黎巴嫩多数叙利亚难民跨越国境前已在本国境内多次流离失所。[127]即使被迫跨越国境逃离，难民大多留在邻国，要么由于他们愿意留在习俗和文化与原籍地更接近的地方，要么因为他们无力承担长途国际移徙费用。

根据难民署，目前，全球长期难民状况平均持续约26年，[128]2014年报告称50多个国家有人在国内流离失所状态生活超过10年。[129]受冲突和长期危机影响的许多国家以农村为主，农村人口占总人口一半以上且通常在冲突中首当其冲受到影响。[100]反过来，高度贫困、缺乏获取自然资源的手段或对其获取存在争议以及粮食不安全可助长冲突。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处于粮食不安全境况且无法摆脱贫困，自我强化的下行螺旋就会出现且通常会引发抗议和暴力。穷人的境况很可能继续：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到2030年，生活在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国家的全球贫困人口比例预计将达到46%。[102]

结论和政策影响

本章展示农村移徙以及农村和结构转型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相互补充。将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更高生产率部门有助于增加收入和GDP。国家内和国家间移徙是该进程的一部分。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及整个农村地区）与其他经济部门（如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仍存在较大生产率差距。这表明，通过将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其他部门，主要通过农村向外移徙，可在收入和整个经济生产率方面取得巨大收益。

理论和实证文献对生产率差距提供了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强调，存在妨碍潜在移徙者通过移徙利用更好机会的障碍。另一种解释认为，差距是由根据移徙者特点进行的劳动力选择造成。换言之，实际移徙的劳动者由于在能力、技能、教育程度和承担风险能力方面的个人特点而更具生产力。实证证据似乎表明，关于生产率差距，两种解释均说得通。两种解释呼吁采取政策干预措施，在概念框架内解决不同层面的移徙驱动力（图19）。然而，如果目标是将移徙转化为有效的发展手段，则在两个层面均应采取干预措施。

如生产率差距是由移徙障碍引起，则呼吁采取政策干预措施解决图19中所列居间条件性因素。这可能需要减少移徙限制或成本，包括显性限制或成本，如中国的户口制度，或隐性限制或成本，如连接城镇地区的道路不畅、通信基础设施欠缺或土地确权不明朗。这可能还需要推动移徙者克服移徙资金成本，如通过可携带社会保护计划。另一个政策领域可着眼于加强促进因素，如通过建立机制（包括招募机构）传播各地机会信息。

如差距由劳动力选择引起，则呼吁采取政策干预措施，解决在个人和家庭层面发挥作用的微观因素。这将包括对改善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力回报。主要建议包括改善学校教育以及采取提升其他类型人力资本的措施，如开展软技能培训。

上述政策影响针对基本上自愿的移徙，而被迫移徙则带来更广泛和更棘手的政策挑战。然而，上述各类政策干预措施也有助于加强农村家庭抵御能力和应对危机带来挑战的能力。上文强调良好治理和促进可持续农业做法的政策对于管理长期危机和应对相关后果以及最初防范长期危机的发生具有决定性作用。

尽管进行了上述讨论，农村发展政策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这些政策如关注农村地区创收活动，则会对移徙产生影响，因为其影响生计和就业机会方面的城乡差异（图19所示宏观因素）。这将使潜在农村移徙者能够根据来源地和目的地机会做出更有吸引力的选择。然而，重要的是，应认识到移徙通常是由于感觉到被剥夺且造成剥夺的原因与现居住地有关。这可能不完全是经济上被剥夺，而是关系到社会服务和总体生活质量。这意味着应将农业农村发展政策纳入考虑到整个地域发展的更全面方法。地域发展方法[14]，通过促进小城镇发展改变城乡面貌，可发挥关键作用，促进结构转型和劳动力从农业向其他部门转移。因此，地域发展方法通过促进通勤式两地往返而减少农村向外移徙的必要性，使农村转型顺畅且具有包容性。此外，在需要时，地域发展方法可降低农村居民移徙成本，造福农村居民和整个经济。

vii   本研究中，脆弱就业是指作为自营工作者或不取酬家庭雇员在小规模、未注册家庭经营中工作。

viii  世界银行集团估计，到2030年，生活在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境况中的全球人口中穷人比例将达到46%，而经合组织的估计值为60%。估计值不同是由于世界银行集团和经合组织使用不同的脆弱性和暴力定义。世界银行估计见世界银行，2017年。102经合组织估计见经合组织，2016年。[97]

第4章

移徙对农业和 农村地区的影响

主要信息

1 虽然农村的向外移徙导致家庭劳动力流失，但其对农业生产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家庭劳动力对农场劳动的重要性以及汇款的支出方式。

2 向外移徙带来的汇款使得农村家庭能够实现其收入来源和生计的多样化，并且可以提供抵御风险的重要保障。

3 劳动力流动和移徙者汇款可以对儿童营养和教育、住房、农业或非农活动投资产生重大影响，并具有无数潜在的间接影响。

4 被迫移徙对农村原籍地和收容国及社区的潜在挑战和负面影响可以转化为使流离失所者和收容地区同时受益的发展成果。

5 发达国家受益于从事难以机械化的高价值农业活动的移徙者，但在其工作条件和劳动保护方面往往需要改进。

农村移徙，特别是向外移徙，会对农村发展、粮食安全和营养、贫困产生深远影响，涉及农业生产、农村家庭和更广泛的农村经济。移徙者的原籍地和目的地均显现出移徙的影响。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了解这些影响非常重要，尤其是考虑到移徙的影响往往是受到热议的主题。对移徙的负面看法通常带来明确或含蓄地试图阻碍或减少移徙的政策。然而，这些政策可能会在劳动力分配方面对需求最为迫切的国家和市场产生限制作用。

一系列重要文献强调了移徙对移徙者的有益影响，[1]以及对当地社区和整体经济产生的益处。同时，部分发展经济学文献也探讨了移徙对留守家庭成员和社区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这些影响在被迫移徙的情况下尤为突出，而被迫移徙目前处于上升趋势，由1997年的3390万人增至2016年的6560万人。[2]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在于当代危机和冲突的长期性以及不断加剧的脆弱性，其中包括气候相关事件的频率和强度。

本章分析了有关移徙对农村地区影响的实证证据。首先着眼于移徙影响农村原籍地的途径以及可预期的不同类型的影响。然后分析了有关移徙在家庭层面的影响以及对农村社区和宏观经济的更广泛影响的证据。接着讨论了脆弱性和长期危机对农村地区的影响及其如何与农村移徙、农业和农村生计、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相互影响。最后拓宽讨论范围，探讨了国际移徙对目的地国家的影响，特别是对农业部门和农村地区的影响。

移徙影响途径

移徙对农村社区的影响各不相同，取决于移徙的类型（如短期或长期，国内或国际，自愿或被迫）以及发生背景。这些影响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实现（如图24所示），这些途径与原籍地尤为相关，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与目的地相关。第一种途径涉及移徙者流动本身，即人们由一个地区迁移至另一个地区。这可以改变原籍地家庭的结构和组成，包括家庭劳动力供给，并更广泛地影响农村劳动力市场（在目的地也是如此）。第二种途径涉及资金转移，或移徙者寄回家中的汇款。最后，可能会有非货币转移，通常被称为“社会汇款”：移徙者由目的地带回或传播至家中和家乡社区的想法、技能和社会模式。3、4

在实践中通常很难明确每种途径对观察到的影响所作出的独特贡献，并且根据经验确定和衡量移徙产生的影响也带来特殊挑战（插文13）。因此，相关研究常常从广义上分析移徙的影响，而不能将其归于任何确切原因。ix在长期危机情况下，无论是冲突、自然灾害还是两者共同导致的，移徙大多是非自愿的，人口的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相关的资产损失可能严重影响农村发展，不仅在人们逃离的国家，而且在其收容国也同样如此。在这些情况下，虽然图24说明的三种主要途径仍然有效，但区分移徙本身与危机的影响可能极为困难。

移徙可以对农业以及农业和农村家庭产生不同类型的影响。如果在个人移徙之后农场劳动力无法得到补充，家庭可能会选择退出劳动密集型活动或租出部分土地。有关种植何种作物和采用何种投入品或技术的决策也可能由移徙者转向其他家庭成员。从长远来看，移徙者可以寄回汇款，使得家庭能够投资于家庭农场（以提高生产率或调整农作系统）或家庭企业；这些企业可能与农业有关，也可能无关。汇款也可用于非农投资，从而使家庭实现收入多元化或完全脱离农业。然而在长期危机情况下，汇款可能主要用于生存目的，例如购买粮食或生产粮食的物品，通常用于家庭消费。

如图25所示，在选定的国家中，农村和城市人口的很大一部分都接收国际汇款。在大部分情况下，此类人群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更高。根据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信息，在全球层面约40%的国际汇款被寄回农村地区。[6]另一方面，农村家庭或许更有可能接收国内汇款，尽管这些汇款通常没有得到详细记录。

汇款也为家庭提供了在其他领域进行投资的机会。家庭可以将其用于营养改善（特别是儿童）、子女教育和（或）住房、耐用品或生产性资产方面的投资。改善儿童营养可能是长期危机或脆弱情况下的优先重点，在这些情况下贫困及粮食不安全发生率较高。另一方面，投资选择取决于替代投资的预期收益。如果农村投资环境有利，移徙可以促进生产性投资。这种情况更可能发生于转型国家（见图3中的分类），尽管在作出共同努力的前提下具有发展势头的国家或许也能够吸引投资（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点的优先重点在第五章进行了更详细阐述）。最后，如第3章所述，移徙为家庭提供了一种针对收入风险的非正规保险。移徙者收入与农业收入之间的相关性可能远低于当地非农雇佣劳动与农业收入之间的相关性，尤其是特定移徙者与其原籍地距离较远的情况下。8、9

总之，移徙可以对农业或农业家庭产生各种积极或消极影响，这取决于具体情况。虽然基于积极激励措施的自愿移徙可以通过增加收入为移徙者带来收益，通过改善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劳动力分配为整体经济带来收益，但可能会有成本，特别是在原籍社区。其中一些成本可能由公众承担，而个人或企业将获益匪浅。因此，政策制定者接受移徙并找到削减相关成本的方法十分重要。

农村移徙对原籍社区的影响显著，但好坏参半

移徙可以通过汇款和劳动力动态的变化影响家庭农业和非农生产

移徙对家庭农场和非农生产的影响通过图24所示的三种途径实现：

i.家庭成员的移徙减少了留在家庭农场工作的成员数量。这也改变了家庭的年龄、性别和技能构成，因此可能对农业活动产生影响；

ii.汇款可用于增加家庭消费、扩大农业生产、重塑农作系统和（或）在非农部门开办企业，从而通过多样化增强生计抵御能力；

iii.移徙者可能带着关于新的现代农作方式的知识以及关于农业之外的创收活动的信息返回家乡。

如果家庭劳动力无法由其他家庭成员、雇佣劳动力或资本服务取代，那么应对家庭劳动力减少的问题对家庭而言可能具有挑战性。壮劳力的流失还可能影响留守家中的女性、儿童和老人的工作量，对生产率造成各种影响。例如，女性在农业生产过程各个环节中的参与可能增加（插文14）。加纳北部的一项研究表明，移徙造成的劳动力流失往往使家庭陷入贫困，[10]而在中国，因移徙而失去劳动力的农村家庭的农业生产率低于没有移徙者的农村家庭。[11]由于家庭劳动力短缺，农田经常耕种不足或遭到废弃。[12]证据还显示，移徙造成的劳动力流失对主要收入来自农业的农村家庭造成更大影响。13-15

当一名家庭成员离开后，必然要重新调整男性和女性家庭成员在包括农业劳动在内的各种活动上花费的时间。“移徙脱贫研究计划联盟”有关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数据提供了先前由移徙者承担的家庭活动的相关证据（图26）。显然，各个国家和不同性别之间任务的差别很大。在孟加拉国和埃塞俄比亚，从事农场或企业工作的男性移徙者比例最高。女性移徙者的这一比例明显较小，她们主要从事家居维护（孟加拉国）和清洁或烹饪（埃塞俄比亚）。

移徙还可能导致家庭内部代际之间劳动分工的改变。农村-城市的移徙者主要是年轻人，这会将农场工作的负担转给留守的老龄农民。在中国，年轻人的移徙造成家中留守人口（老人和孩子）的农业工作量增加，但也带来一些农活的机械化。26、20对于一些家庭，移徙者汇款可以使他们选择雇佣更多的劳动力来应对增加的工作量。例如，在泰国东北部，汇款使家庭能够通过雇佣家庭以外的劳动者来克服劳动力制约因素。[27]厄瓜多尔的农村地区[28]和摩洛哥的托德拉峡谷[23]（Todgha valley）也出现了类似结果。在孟加拉国，雇佣劳动力的能力据称防止了移徙者原籍地农业生产的衰退。[29]

在某些情况下，移徙可能导致家庭收回投资和脱离农业。以阿尔巴尼亚为例，家庭中有一名移徙者与农业领域的劳动力和非劳动力投入品分配呈负相关。[31]移徙者家庭还可能选择将家庭生产由劳动密集型的活动转向更为土地和资本密集型的活动。在越南，有证据表明有季节性移徙者的家庭正在从劳动密集型作物（具体而言为水稻）转向其他土地密集型作物。[32]在北非（突尼斯和摩洛哥）开展的调查显示，移徙可以促进根据新的社会经济和农业生态环境重组农业系统：投资于树木和牲畜似乎更适合更加女性化的农业劳动力以及气候模式的变化。33、34

汇款对家庭农场和非农生产可能产生各种影响。例如，汇款可以通过提高留守劳动者的“保留工资”[x]抑制劳动力供给，这转化为对工作的抑制因素。在马里的卡伊区，移徙者家庭往往放弃创收活动，几乎完全依赖汇款。[35]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斯里兰卡。[36]亚美尼亚的农村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结果，当家庭接收来自国外的汇款时，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程度都有所下降。[37]但是在格鲁吉亚的农村地区，仅有女性劳动力供给的比例有所下降。[38]

另一方面，汇款也可被用作抵御收入风险的保险。这可以鼓励家庭采用高回报的农业生产技术或开办非农企业。例如，在厄瓜多尔的农村地区，移徙者家庭与非移徙者家庭相比在肥料方面的花费更多并且更有可能养牛更多。[28]在斯里兰卡，农村的汇款接收者家庭与非移徙者家庭相比往往更好地利用农业投入品（种子和肥料），并且受益于更好的设备（如农场存储设施和收获后设备、拖拉机、饲料切碎机、管井和水泵）。[36]

来自移徙的汇款还可以帮助家庭克服信贷约束，从而投资于新技术或支付开办非农企业所涉及的固定成本。39、40例如，在孟加拉国的农村地区，国际汇款与采纳高产作物品种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41]在菲律宾，接收较高金额汇款的家庭更有可能开办资本密集型家庭企业。[42]在某些情况下，汇款还可以产生性别敏感型影响。例如，在亚美尼亚的农村地区，在家庭接收汇款或有返乡移徙者的情况下，女性似乎更多地从事个体经营。[37]

值得注意的是，汇款的作用因接收者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而不同。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增加的村级移徙促使较富有家庭的生产性投资水平提高，但较贫困家庭并非如此。[43]这表明在某些情况下，汇款率可能太低而无法产生足够的投资资金，一些非洲国家的国内移徙者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44]来自移徙脱贫研究计划联盟调查的五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农村移徙者家庭的农业支出仅占汇款使用总量的一小部分（图27）。在所有情况下，专门用于日常消费的汇款比例最高（30-40%）。农业仅在埃塞俄比亚占较大比例（12%），而在其他国家的比例都低于4%，在津巴布韦接近于零。

最终，移徙对家庭农业生产的影响可见于家庭劳动力的流失与接收汇款的积极影响之间的净效应。例如，在尼泊尔出现负的净效应，在该国移徙导致劳动力短缺，而接收汇款的农业家庭并未进行投资以提高农业生产率。[45]在其他情况下，移徙对劳动力供给的负效应可以被汇款的再投资予以抵消。[46]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收益较低的粮食作物生产方面的家庭劳动力流失可能通过投资于资本密集型和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生产所产生的收益得到平衡。[47]来自中国的进一步证据表明，汇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劳动力流失的效应，通过促进玉米生产直接和间接地推动家庭收入的增加。11、48在厄瓜多尔南部安第斯山脉的玉米种植方面出现了类似的结果。[49]同样，Taylor和Lopez-Feldman的调查结果显示，汇款对墨西哥农村地区的土地生产率产生了正效应。[50]

除汇款之外，移徙者还可以带来非货币转移，如可以提高农村产量的农业改良技术的相关知识。例如，据来自牙买加的访谈和焦点小组参与者报告，移徙者促使农场工人采用了某些类型的设备以及用于种植作物的温室和水培技术。[51]在布基纳法索，与没有返乡移徙者的家庭相比，返乡移徙者家庭更有可能在过去的12个月里进行农业资产支出。[15]

正如本章所见，移徙对农村生计和经济活动的具体影响是多样的，并且视具体情况而定。具体影响取决于移徙类型、移徙者和留守者、社区发展水平以及移徙影响评估所针对的时期。在埃塞俄比亚的农村地区，平均而言移徙对农村生活水平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其收益分布不均；有移徙者的较贫困家庭实际上经历了生活水平的下降。[52]在孟加拉国的农村地区，参与代价更高的跨境移徙的家庭更有可能使用现代农业技术，从而实现更好的生产率。然而，较贫困的家庭无力承担国际移徙的准入成本，必须依靠净收益较低的国内移徙。[41]

利用来自中国的证据，Croll和Ping确定了移徙能够补充创收活动、补贴农业投资成本或替代乡村农业的一系列条件。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移徙在较富有的区域可以补充农业和非农活动，在中等收入区域可以补贴农业和非农活动，在贫困和偏远区域可以替代农业。[53]同样，最近一项关于移徙对中国农村生计的情境效应的研究所得出结论是，效应取决于农村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土地资源和农业依赖程度的具体配置以及研究所针对的时期。[54]然而，有关移徙对农村家庭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与作用于这些影响的情境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55、58

农村地区的向外移徙可以促使粮食安全和营养得到改善

农村的向外移徙可能给那些留在农村地区的人们带来粮食安全和营养挑战。壮劳力的短缺可能会降低生产率并最终加剧粮食不安全，这种情况在津巴布韦有所记载。[59]家庭动态的变化可能会打乱照料家庭成员的安排，这可能对其健康和福祉造成消极影响。但是，季节性或长期移徙也可以帮助家庭支持基础生活消费，[60]这会促使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得到改善。

来自孟加拉国的证据显示，在饥荒季期间，季节性移徙可以稳定粮食安全并增加蛋白质消费量（见插文15）。[61]同样，在越南，短期移徙通过增加人均食品支出和卡路里消耗量改善家庭粮食安全状况。[62]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年轻家庭成员面向邻国泰国的长期移徙在帮助家庭满足消费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63]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结果，印度的一项研究表明，汇款可以提高家庭的购买力，并对家庭粮食安全作出积极贡献，[64]而在马拉维北部和中部地区，家庭“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表”显示，有移徙者成员的家庭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的可能性更小。65、xi

儿童营养和健康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影响。从危地马拉到美国的移徙与儿童身高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同时移徙与发育迟缓发生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67]在萨尔瓦多，虽然2008年粮食危机期间儿童发育迟缓的发生率有所上升，但是在国际移徙者家庭的儿童当中发生率则较低。[68]在塔吉克斯坦，移徙似乎对儿童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即身体发育状况得到改善。[69]此外，在向外移徙特别涉及男性的某些情况下，留守的女性可能会在保健、看护和家庭内部食物分配等方面获得更大的决策权，使她们能够改善家中幼儿的营养状况。[70]

然而，上述向外移徙的潜在益处可能会被其在家庭和儿童保育安排方面可能造成的严重破坏所抵消。71-73家庭动态的这些变化可能会对留守的配偶和年迈的父母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在中国的农村地区，与配偶或成年子女未移徙的人相比，配偶已移徙的已婚人士和移徙者的年迈父母在身体健康方面状况较差。74、75四个亚洲国家（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的研究发现，移徙者家庭中的成年人更有可能报告抑郁症状，但是他们也发现接收汇款有助于减轻心理保健成本。76-78

农村的向外移徙影响儿童和青年的教育和就业期望

来自移徙的汇款使得家庭能够投资改善子女的教育。此外，子女的教育期望可能受到移徙者成功案例的影响，包括他们在更发达的社会生活时所接受的教育的重要性。在萨尔瓦多，整个20世纪90年代期间，经过80年代与战争相关的大规模移民之后，农村地区来自接收汇款家庭的个人离开学校的可能性较低，无论汇款金额多少。[79]在菲律宾，Theoharides发现国际移徙每年增加1%会使中学入学率提高3.5%。[80]在埃及，汇款已被证明对大学男生和年轻女生及男生的出勤率具有很大的积极影响。[81]

但是，移徙也可能对进一步投资于教育的决策产生负面影响。通过研究移徙对墨西哥农村地区教育程度的整体影响，McKenzie和Rapoport发现，来自于移徙者家庭会降低12-18岁中学男生及16-18岁高中女生的入学率。[82]中国、[83]突尼斯和罗马尼亚也出现了类似的结果。[84]

移徙可能会影响年轻人从事农业工作的期望：移徙者汇款与青年对教育、移徙和农业就业的期望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通过有关孟加拉国移徙者密集村庄的青年的定性数据，Rashid和Sikder发现家中有移徙者会促使青年高度重视教育和移徙，并因此脱离农业。[85]但是，正如西非的一些民族志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当地习俗也在发挥作用，促使青年将农业和移徙视为其未来的一部分。86、87Gaibazzi指出，在冈比亚上河区流域（移徙密集的农村地区）的索宁克人中，年轻男性接受训练，以体现被移徙动态强化的农业精神，从而使他们能够同时追寻农业和移徙生计。[86]这些例子表明，青年就业期望的主题需要更多的定性和定量研究，以确定其对农村移徙和农业的重要性。

汇款使得农村家庭能够积累财富并投资于资产

促成一名家庭成员移徙的成本最初可能会减少家庭财富和资产，但是投资回报预计将抵消这笔初始成本。在缺乏足够社会保险的情况下，移徙因此成为农村家庭收入多样化策略的组成部分。在菲律宾，国际汇款在发生负面收入冲击时发挥社会保险的作用：家庭收入减少量中约60%由海外汇款流入补偿。[88]在印度，Rosenzweig和Stark还发现了将女儿远嫁以减轻收入风险的隐含策略。[89]

如来自中国、[43]埃及、[90]尼日利亚、[91]马拉维、[92]和菲律宾[93]的证据所示，来自移徙的汇款主要被用于改善家庭的耐用资产，如住房、车辆、电视机和收音机。在对18项关于发展中国家国内移徙的研究进行系统综述后，Housen、Hopkins和Earnest揭示了大量证据，表明国内汇款对来源家庭生计的积极影响，即降低家庭贫困程度并增加住房和教育方面的家庭投资。[56]来自亚洲国家的证据证实了这些发现，显示出汇款有助于确保粮食安全、减少贫困、为子女提供更多的教育、缓解农业信贷约束、购买农业投入品、偿还债务等。19、94在埃及，Adams发现，将汇款包含在家庭收入内时贫困家庭的数量会减少9.8%；[95]这一点得到Arouri和Nguyen的进一步证明，他们的结论是国际移徙帮助移徙者家庭增加了财富指数。[90]最后，在加纳，接收汇款的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较低，并将较少的钱用于食品，更多的钱用于教育、住房或保健。[96]

农村移徙对农村社区和更广泛的经济具有间接影响

向外移徙的积极影响可以扩散至整个农村社区

家庭是地方、区域和国家经济的组成部分。来自移徙的汇款对家庭福祉和生计产生直接影响，但这些影响还可以通过当地市场联系扩散至原籍社区的其他成员。移徙的溢出效应包括工资和价格的变化、投资带来的动态效应以及劳动力、商品和服务供给与需求方面的响应。这些间接效应可能远大于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通常关注的直接效应。[97]

移徙效应扩散至农村社区的关键渠道是当地的劳动力、食品和其他当地生产的商品及服务市场，对这些商品及服务的需求可能因汇款而有所增加。然而，说明和衡量农村环境下确切的市场工资和价格效应是一项复杂的任务，仅有少数实证研究如此尝试。

Akram、Chowdhury和Mobarak的论文介绍了一项试验，其中提出了一个明确的例子，说明了孟加拉国季节性移徙的村级工资效应（见插文16）。[98]这项试验为无地劳动者进行季节性移徙提供了激励措施，因为他们的工资可以在市场上得到准确计量。研究结果表明，移徙增加了原籍村庄的男性农业工资，尽管村庄的农业价格保持不变。

农村返乡移徙者通常展现出较高的经济绩效，这使他们的原籍社区从中受益。在中国，在家乡以外的地方工作过的返乡移徙者可能会带回积累的人力、社会和财务资本，使他们能够开办自己的企业。暂住于城市为移徙者提供了在城市积累资金、获得管理经验、建立商业联系的机会，而这些商业联系可转化为他们返乡后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本。99-101例如，中国的返乡移徙者对生产性农业资产的投资是非移徙者的两倍。[102]通过试点计划或其他举措，也可以鼓励将汇款投入农业发展项目（见插文17中的例子）。

中国的返乡移徙者还更有可能从事非农工作，这可以推动农村发展，有助于振兴农村经济并减轻该国欠发达地区的贫困程度。100、101、103-105格鲁吉亚也出现了类似的结果，在该国有返乡移徙者的家庭中有8%在经营一家非农企业，而在无返乡移徙者的家庭中仅有2%。[38]在埃及，返乡移徙者在国外积累了储蓄和经验，这增加了他们成为创业者的机会。[106]然而，有证据显示，这主要涉及那些在城市地区获得了投资资本或技能的移徙者，而那些在移徙期间不太成功的移徙者则会返回原籍村庄。[107]

移徙者可以通过汇款和参与社区发展项目为改善农村社区作出贡献，尼日利亚东南部两个州的农村-城市移徙者正是如此。[108]墨西哥[109]和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例子。值得关注的是，Pizzi指出，移徙率较高的中国村庄更有可能获得公共饮用水，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移徙增加了村庄获得外部供水支持的机会。[110]移徙者的捐款也会影响原籍社区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规范。例如，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农村地区，移徙者家庭与非移徙者家庭相比更有可能向他人提供资助，并获得提供劳动的回报。[111]在莫桑比克，接收汇款的家庭更加致力于社区的合作安排。[112]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对于那些留在农村社区的个人，拥有移徙在外的亲戚和朋友与亲社会行为和积极的公民参与有着积极的联系。[113]

就收入不平等而言，移徙对原籍社区的影响是不明确的；具体影响取决于移徙者的特征和社区的发展水平。来自一些国家的家庭调查数据显示，在大部分国家，农业参与程度最高的家庭中接收汇款的家庭按比例而言较少（图28）。这可能表明移徙提供了一种脱离农业的途径，但也可能表明由于资金限制等原因，农业参与程度最高的家庭出现移徙的可能性最小。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无法获得移徙机会的最脆弱家庭也许会看到他们的相对地位恶化。例如，在尼加拉瓜的一个移徙率较高社区，汇款加剧了家庭之间的收入不平等。[114]同样，在摩洛哥的托德拉绿洲峡谷（Todgha Oasis valley），国际移徙者家庭所购买的农业用地面积是非移徙者家庭的两倍。[115]

与此相反，Zhu和Luo在中国发现的证据表明，移徙减少了农村不平等，因为较贫困家庭从中受益的程度大于富有家庭。[116]他们强调，移徙为在农业领域几乎没有比较优势的家庭提供了实现收入来源多样性的机会。在研究村级移徙对中国农村大量家庭的影响时，de Brauw和Giles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43]他们采用了村级数据，以同时考虑到移徙对移徙者家庭的直接影响以及对村中其他家庭的间接影响。他们发现，村民移徙的增加促使原籍村庄的不平等程度显著下降，因为人均收入有所增长，特别是对较贫困家庭而言。其中部分原因在于移徙者家庭接收的汇款对收入的直接影响，主要来自于最贫困三分之一家庭，以及向外移徙对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向外移徙造成的当地劳动供给的减少导致工资上涨：由于将汇款投入当地生产活动创造了就业机会，劳动力（主要由较贫困家庭提供）需求的增长进一步推高了工资水平。

移徙可以提高整体生产率并促进贸易

移徙有助于区域和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并可以促进其经济产生积极的长期结构变化。农村的向外移徙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可以促进原籍地的农业机械化和技术改进。通过研究1927年美国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大洪灾所导致的向外移徙，Hornbeck和Naid说明了经济必须如何围绕劳动力短缺进行重组，而土地所有者因此增加了资本设备和机械。[117]作者表示，通过减少农业劳动力供给，农村的向外移徙有可能促进随后的农业发展。在中国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趋势，1993-2009年间，由于农村的向外移徙，无论是就从事农业的家庭所占比例还是农场工作小时数而言，中国农业的劳动力投入都大幅下降（图29）。[118]尽管如此，根据国家统计数据，同期农业产值实际增长了297%，而谷物产量增长了19.5%。同期农业设备使用的功率（以千瓦为单位）增长了175%。[119]这些统计数据表明，资本正开始取代中国农业中的劳动力。

农村地区的向外移徙可以推动国家层面的生产率增长，促使实现潜在的巨大经济收益，其原因在于劳动力被分配至非农部门的其他高收入活动。随之产生的劳动力短缺也可以促进劳动力节约型农业技术的采用，从而使劳动力进一步转向产生更高回报的活动。此外，汇款可以使农村家庭自身创办高回报的非农企业。Dinkelman等人对移徙者资本对马拉维农村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影响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接收较多汇款的地区对制造业或服务业的投资较多。与接收较少移徙者资本的其他地区相比，这些地区的城市化速度往往更快，而且更加繁荣。[92]

向外移徙可以通过减轻土地压力实现农业规模经济，从而带来更多的土地整合。此外，随着农业的资本密集型程度提高，生产率出现增长，从而实现在更大的土地上经营农业。例如，Boyer等人指出，1845-1852年爱尔兰大饥荒之后劳动者向新世界的大规模移民减轻了土地压力，使得实际农业工资长期增长。[120]此外，Adamapolous等人认为，中国对土地利用和土地权利的限制导致农业方面出现了更严重的土地分散以及更多的劳动力用量，两者均超过了最佳水平。[121]他们的分析表明，如果取消这些限制，劳动力将大量重新分配至非农活动中，同时每名工人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75%。

国际移徙侨民社区还可以促进原籍国与侨居国之间的贸易。特别是移徙者对原籍国产品的消费以及他们对两国市场行情的了解可以促进农产品的出口。对来自14个拉丁美洲国家的美国移民进行的调查显示，平均70%以上的移民购买原籍国的产品。[122]在萨尔瓦多，玉米面和红豆等传统食品的出口量至少占对美出口总量的10%。[123]从事农产品交易的企业在两国建立起来：萨尔瓦多的生产者在美国开设店铺，为移徙者社区提供服务，而移徙者在其原籍国设立出口导向型企业。[122]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移徙者对传统粮食作物（木薯和山药）的需求也已被证明促进了汤加的出口。[124]来自南亚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12个国家的侨民所提供的信息显示，在美国，移徙者在所谓的“怀旧商品”方面的平均支出约为每人每年750美元，年度总额可能达到200多亿美元。[125]移徙者从事的食品和手工产品贸易有助于原籍国融入国际价值链和全球市场。原籍国产品按照外国的安全标准进行生产，同时面向非侨民消费者进行营销。[126]

然而，向外移徙国家的出口也有可能受到负面影响，包括可能发生的农产品出口。这种情况尤其可能发生在汇款流入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而言相当大的国家，农产品出口水平较高的国家，以及无力在不引起实际汇率大幅升值的情况下吸收外汇流入（如以汇款的形式）的国家。有证据表明，在许多此类国家（例如在中美洲[127]），这种升值已导致非贸易商品的消费增加，同时对出口产生不利影响。

长期危机导致的被迫移徙破坏了农村生计，但也为收容社区带来了潜在益处

人们的大规模流离失所及其相关的资产损失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包括农村发展，无论是在人们逃离的国家，还是在收容国，情况都是如此。大多数流离失所危机持续多年。80%以上的难民危机持续了10年或更长时间，而五分之二的难民危机持续了20年或更长时间。在发生境内流离失所的国家，危机的持久性也十分显著：2014年，50多个国家被报告存在处于境内流离失所状态长达10年以上的人群。[128]

极度脆弱会导致人们生计的恶化：它限制了经济机会，减少了获得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机会，扼杀了投资机会，耗尽了家庭资产。[129]地方和国家经济会萎缩，使得谋生日益困难。长期危机破坏了家庭和社区的抵御能力，迫使人们采纳越来越消极的应对策略，其结果是危及他们的生计和粮食安全。[130]然而，了解这些短期和长期影响并不容易。如之前第三章所述，移徙本身的影响与起初导致人们移徙的危机的影响可能难以区分。

长期危机破坏了粮食系统和农村生计并威胁到粮食安全和营养

在大多数长期危机情况下，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因此主要依靠农业、畜牧业、渔业和其他自然资源维持生计。在极度脆弱的情况下，农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比世界其他地区高出二至四倍。2015年，在极度脆弱国家，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以上（图30）。同年，在处于长期危机中的国家，农业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131]在这些具有挑战性的情况下，移徙者（如国内流离失所者或难民）和非移徙者都依赖于获得土地和投入品等生产性资源，从而以农业为生。

长期危机对粮食系统的影响体现在整个食品价值链中，包括生产、收获、加工、运输、融资和销售。[130]它们通过延迟或阻碍作物种植以及摧毁田地、作物、牧场和果园扰乱了粮食生产。它们破坏了食品制备和储存设施以及灌溉基础设施和机械。最后，这些危机还扰乱了投入品供给和劳动力市场及可获得性，并最终可能因为人们被迫迁移而使农村地区的人口减少。

例如，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种植业和畜牧业受到当前冲突的严重影响，其损失估计达160亿美元。流离失所造成可从事畜牧或作物生产的农业工人数量减少。很多家庭将牲畜出售以赚取收入，其中用于支持移徙成本的与用于购买食品的数量相等。在非洲的牧区，长期危机正在对生计以及长期的牲畜迁徙和贸易路线产生深远影响。130、132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乌干达的冲突导致传统系统的崩溃，这些系统控制着寻找牧场和水源的畜群的流动，上述冲突还导致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冲突。降雨量连续数年低于平均水平、厄尔尼诺现象引发干旱、牲畜集中在越来越小的土地上（由于流动性受限）等因素造成严重的环境退化，包括土壤侵蚀、过度放牧、土壤肥力下降、毁林、灌木入侵。总体而言，结果是自给自足和抵御能力被削弱，使牧民生计的长期可行性面临巨大风险。

生活在发生冲突和长期危机的国家的食物不足人口比例几乎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出三倍。[133]此外，特别是在受到冲突和长期危机影响的背景下，营养不良xii的多种形式或负担可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社区、家庭和个人。例如，Grijalva-Eternod等人发现西撒哈拉难民家庭中营养不足和肥胖的发生率都很高。[134]近期的研究还显示，儿童可能同时遭受消瘦和发育迟缓，而这种并发现象在受到冲突或长期危机影响的国家往往更为普遍。[135]

难民给收容国带来挑战，但也提供了与当地社区进行有益经济互动的机会

难民和（或）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大量涌入会给收容国和社区带来严峻的政治和经济挑战。收容国和原籍国往往都在发展当中，通常只能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满足大量流离失所者的具体需求。如第2章所示，全球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难民在农村地区，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该比例超过80%。难民的流入会使人口膨胀，使基本社会服务、劳动力和住房市场、治理体系承受巨大压力。[129]对自然资源、工作和住房的竞争加剧会使可能本已脆弱或动荡的局势变得更不稳定。

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危机对黎巴嫩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136]例如，150万叙利亚难民当中有很多将大量未免疫的牲畜带入黎巴嫩境内。这对当地农业的潜在影响尤其令人担忧，因为畜牧业是黎巴嫩农村经济的支柱；这也可能对农村福祉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在与叙利亚接壤的地区。2015年，粮农组织支持黎巴嫩兽医部门实施为期两年的全面免疫行动，以控制跨境动物疫病的传播，该行动将叙利亚难民的牲畜涵盖在内。[137]

无论是通过人口涌入还是外流，被迫移徙往往会进一步影响市场。孟加拉国的科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非常容易受到粮食价格和粮食供应波动的影响，因此缅甸若开邦难民的大规模涌入成为主要的压力来源。138、139科克斯巴扎尔的家庭平均将月度预算的三分之二用于食品支出。随着2017年8月以来超过65万难民的到来，收容社区报告称主要粮食价格增长显著。在乍得湖流域，多年的叛乱活动导致人口流离失所、耕种面积减少和农业生产率下降、供应线被破坏和闭市。流离失所以及对作物、基础设施和生产性资产的掠夺和破坏损害了家庭资产和生计以及整体的粮食供应和获取。[139]

然而，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使难民参与当地经济可以获得益处。对涌入的流离失所者进行妥善管理可以促进收容国或社区的经济发展轨迹（插文18）。他们可以有助于填补劳动力短缺，推动知识共享，提高国内生产总值。[129]在乌干达，一项研究发现难民经济已融入当地经济中，吸引着外部商品、人员和资本并提高了内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140]在肯尼亚偏远的图尔卡纳地区，难民的存在产生了有利影响，[141]使得总体收入和就业都出现增长。

难民的重新安置方案

为难民寻求保护和重新安置的方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和具有挑战性。截至2018年，据估算有120万人口需要重新安置，包括那些长期生活在难民状况下的人，对他们的重新安置已经设想了几年。[143]目前正在实行的方案包括在第一收容国的就地安置、自愿遣返、在第三国重新安置。这三种方案都被视为具有持久性，因为它们承诺结束难民的痛苦并消除他们对国际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的依赖。

促进难民与收容社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所产生的有利影响已在上一节阐明。作为补充，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促进难民在收容国赚取收入的法律框架和政策的重要性。《难民问题全面响应框架》（CRRF）是2016年《纽约宣言》下的一项重要承诺，xiii呼吁采取更加全面、可预测和可持续的应对措施，使难民及其收容方同时受益，而不是通过纯粹的（往往资金不足的）人道主义视角应对难民流离失所问题。该框架的总体目标涉及四个方面：减轻收容大量难民的国家的压力，增强难民自力更生的能力，增加获得第三国解决方案的渠道，改善原籍国的状况以使难民能够安全和有尊严地回国。

在当前全球局势下难民的自愿遣返和就地安置机会越来越有限。因此，重新安置到第三国的方案对很多弱势难民而言变得至关重要，否则他们的保护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随着当前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第三国重新安置方案也显示出与收容大量难民的国家团结一致和责任分担。[143] 2016年，37个国家参与了联合国难民署的重新安置计划，接收了大约126300人，即不足1%的全世界难民人口。然而在2017年，重新安置的难民数量却减少近半，只有6.5万多人。重新安置需要的不仅仅是迁移至一个新的国家，还涉及使难民融入社会，以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和自力更生能力[144]（见插文19），同时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当地居民和难民自身均参与其中。[145]

2016年，返回原籍国的难民数量与前些年相比出现增长。[2]最引人注目的是，该数量增长了一倍多，由2015年的201400增至2016年的552200，达到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对于难民而言，可持续生计选择的存在是他们决定回国以及成功地重新融入原籍社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生计选择对整个社区同样有价值。在冲突后背景下（可能有大量返乡的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振兴农业部门和改善生计需要将人道主义、发展及和平建设援助结合起来，不仅要满足当前需求，还要确保回国是安全和有尊严的。同时，这有助于实现可持续的和平，鉴于冲突后局势的脆弱性，这一点尤其重要。所有内战当中近一半是由冲突后的反复引起的，[150]而且粮食不安全程度较高的国家在十年内重新陷入冲突的可能性比粮食不安全程度较低的国家高40%。[130]

移民在维持发达目的地国家的农业和农村生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发达国家的农村地区正在经历重大转变，涉及向更大城市的移徙以及人口日益老龄化的问题。年轻人往往拒绝从事农业工作。目前已出现逆城市化趋势，尽管其主要形式是以退休和便利设施主导的、仅面向特定景区的移徙。这给农村人口的世代更替带来挑战，威胁到农业、粮食系统和农村生活方式的可持续性。在这些情况下，外国移徙者的流入是维持农业活动和恢复农村生计的关键。151、152

在欧洲，有大量证据表明国际移徙者存在于农村地区和农业活动中，特别是高价值、劳动密集型作物产业和园艺价值链中。[153]外国农业工人的存在对南欧尤为重要（2013年在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葡萄牙的领取薪水的农业劳动力中约占三分之一），在该区域农业部门的作用仍然非常重要。154、155大部分移徙者来自东欧、北非和南亚。155、156他们的劳动投入应被视为补充性的，因为他们并不与本地工人竞争，而是填补农村劳动力市场的空白。这些移徙者使很多农场和农业企业得以生存，增强了欧洲联盟农业的抵御能力。[157]

外国劳动力也构成了加拿大和美国农业生产的支柱。在加拿大，移徙工人在帮助该国园艺产业在全球食品经济中进行竞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58]在美国，主要由墨西哥农业移徙工人大量减少所导致的农业劳动力短缺使美国农民遭受了重大损失。[159]在2005-2014年间，由于墨西哥的边境管制更加严格、出生率降低、经济日益强劲，移民到美国的墨西哥人越来越少。由于在美国约70%的农业工人为墨西哥人（在加利福尼亚州该数字为近90%），这种下降趋势已严重影响了该国的农场（插文20）。根据“美国新经济”，2002-2014年间墨西哥移民的减少造成了每年30亿美元的收入损失。美国农民采取提高工资、投资于机械、通过H-2A签证计划雇佣外国工人等措施应对劳动力短缺。自1986年以来，该计划使得努力寻找劳动力的农民能够暂时雇佣外籍工人，并为他们提供住房、食物和交通工具。虽然H-2A计划的申请费用高昂，但是在2016年，13.4万人获得了H-2A签证，而2011年为5.5万人。[159]

在发展中国家，外国工人往往也是农业劳动力的组成部分。收获季节的跨境流动有时在历史上根源于殖民时代，撒哈拉以南非洲正是这种情况。[164]在亚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的十个发展中国家，尽管越来越多的移民在服务部门和有偿就业领域工作，但在大部分国家农业雇佣的工人数量仍是最多的。[165]

尽管外国工人对高收入国家的农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保障其劳工权利和工作条件的监管计划仍然很少，执法力度也不足。在很多农村地区，一个被称为“农业无产阶级”或“农村不稳定型无产者”的新型社会阶层已出现。166、167这些劳动者经常从事非正规工作，获得的工资低于法定水平，成为被剥削的对象。168、169

结论和政策影响

移徙可以对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通过将劳动力从农业等生产率较低的部门重新分配至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可以实现潜在的巨大收益，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和劳动者收入的增长。国际移徙也可以对侨居社区产生有利影响，尤其是对高收入国家的农业和农村地区，在这些国家移民日益成为农业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就农村原籍地和目的地而言，移徙带来了某些挑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大量人口的到来或离开，这会对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增长以及家庭层面的劳动力动态产生影响。向外移徙对农村原籍地的影响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移徙者和留守家庭成员的特征、移徙者技能水平、移徙类型、所在地区的发展水平。

对农村家庭而言，从短期来看，向外移徙会导致劳动力减少、农业女性化可能增强，为女性同时带来负面（如工作负担加重）和积极（如决策权加强）影响。从长期来看，移徙者汇款和知识可以在儿童营养和教育、住房、农业或非农活动投资等方面对农村地区产生深远影响。然而，这些影响的证据以及它们之间的净效应是混合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情况。

移徙还可以对农村原籍社区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其中包括提高当地工资水平、改进农业技术、增加对当地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以及投资资金来源。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农村的向外移徙可能导致农村地区的人口减少，从而对农业生产率产生影响，并对公共服务的提供提出挑战。

被迫移徙带来特殊挑战，特别是在长期危机情况下。尽管可能难以分清向外移徙本身的影响与导致人们逃离的危机所产生的影响，但被迫移徙会严重破坏原籍地的粮食系统和农村生计。虽然使难民融入收容社区经济的行动可以实现互惠互利，但被迫移徙也会对收容国带来重大挑战。难民危机的持久性解决方案通常涉及在第一收容国的安置、在第三国的重新安置或自愿遣返。

在许多出现农村地区人口减少的发达国家，国际移民可以通过填补农业劳动力短缺促进农村收容社区的发展。反过来，农业有可能促进移民的经济和社会融合。另一方面，农业工作在本质上往往是季节性的，不稳定的。因此，为农业移徙工人提供体面的工作条件，特别是季节性工人，可以确保移徙经验对移徙者和收容国而言是积极的。

原籍地和目的地的政府政策和计划在确定移徙对这些地区的发展所产生的最终影响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移徙劳动力的监管政策，但促进在侨居社区的社会融合的计划对于确保互利情况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关键的政策挑战是促进移徙对增长和发展的积极贡献，同时尽量减少对原籍地区和社区的成本和负面影响。

ix   最近Romano和Traverso的一篇论文理清了国际移徙对孟加拉国家庭粮食和营养安全的各种影响途径，并提出了对每种途径的经验估计。[5]

x    保留工资指个人接受特定工作的最低工资。

xi   关于移徙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的进一步论述，可参见粮农组织与其他技术机构的联合报告。[66]

xii  营养不良表现为以下形式：营养不足（包括发育迟缓、消瘦和体重不足）、超重和肥胖、微量营养素缺乏。

xiii 2016年9月1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系列承诺，以加强对难民和移徙者的保护。这些承诺被称为《难民和移民问题纽约宣言》。

第5章

移徙与经济 转型：综合性 政策举措

主要信息

1 国际社会与各国依据农村移徙的具体国情与政策优先重点进一步开展工作，能够利用汇款及返乡投资促进农业与非农活动，同时推动对移民及返乡人员知识和技能的整合。

2 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农村移徙方面面临着不同挑战，因而具有不同的政策优先重点。

3 具备发展势头的国家可以重点关注通过增强农业价值链和推动区域城镇中心发展，创造就业机会。

4 对于青年就业面临挑战的国家而言，重点在于为农村居民创造体面的农业与非农就业机会，同时推动有序移徙。

5 在长期危机的情况下，充分满足收容社区与流离失所者需要的途径只能是通过整合人道主义和发展举措的战略，支持自力更生与抵御力。

6 对于处于发展中期水平并正在成为国际移徙者目的地的转型国家而言，国家发展战略需要优先突出城乡互联互通，以增加经济机遇并减少农村“生存型”外迁。

7 对农业工人存在需求的发达国家，应推动移民融入社会并确保其权利得到保护。政策一致性，尤其是移徙与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间的一致性对于通过安全、有序和正常移徙产生更大积极影响十分关键。

前述章节已说明，农村地区既是移民的主要来源地，也是常见的目的地。在某些情况下，移徙是逐步发生的，如首先在国家内部出现从农村向城市的国内移徙，随后产生向另一个国家的移徙。国内移徙通常比国际移徙更为普遍，主要涉及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但也会迁往其他农村地区。移徙也可能是循环的，移徙者跟随就业机会在不同地点和不同时间内定期流动。其中包括了季节性移徙，这是与农业生产周期相关的一种尤其重要的移徙形式。

无论是国家内部还是国家之间，全世界机遇分布的严重不平等势必继续推动境内和国际移徙，因为人们会努力寻求改善生计和生活条件。在机遇上存在的差异也意味着移徙很可能会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农村向城市的移徙一贯以来都是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今后也将如此。逐步将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就业岗位转移至其他部门（通常是城市地区）生产率较高的活动中，将为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潜力。然而，移徙也常常受到各项障碍的限制，从而阻碍了人们对其他地区所具有的机会加以利用。这不仅给潜在移徙者自身会带来损失，也会影响其家庭、社区和整个社会。

国内和国际移徙流动通常源于个人和家庭根据其对来源地和目的地机遇差异的认识所做的决定，其中考虑了移徙的成本以及各项潜在有利因素。然而，全世界有大量人口，包括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被迫非自愿地进行移徙，以躲避因冲突、政治动荡和自然灾害而导致的不安全和危险局势。在现实中，正如前文所强调的，自愿和被迫移徙间的差别并不明确。选择和强制的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同时持续存在，完全自愿和完全强迫移徙这两种极端情况则分属对立的两端。尤其是，诸如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各项危机进展缓慢，可能不会立即威胁生命，但是却能在某一刻导致人们因留在原地的风险高于移徙的风险而决定搬迁。

前述章节已经说明了移徙如何影响着来源地和目的地。源自农村的移徙可能对来源地产生重大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这些影响可体现在不同层面，从家庭到社区到国家。移徙也可能对作为目的地的农村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在因危机导致被迫移徙的情况下。

本最终章节介绍了前述章节所做分析和讨论的政策影响。在对基本政策目标和涉及农村就业与移徙的挑战进行讨论后，本章回应了如何设计政策以利用农村移徙所产生的发展惠益。基于根据农村移徙原因所做的国家分类（见第1章），本章列出了针对各类具体情况的政策战略。本章总结了对增强农村移徙发展潜力具有关键作用的一系列跨领域政策要点。

与农村移徙相关的政策目标及挑战：宏观视角

应强调，根据《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1]人员流动并不被视作“需要采取纠正措施的问题”。相反，该报告认同联合国秘书长在其《使移徙惠及所有人》报告中的看法，即强调移徙者的经济和社会潜力，移徙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联系，以及促进正常移徙，同时限制非正常移徙。[2]

农村移徙是包括国际和国内移徙在内的全局性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在2030年前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公共政策应发挥重要作用，增进农村移徙在人类发展方面的成果。《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所提出的一系列政策范畴与具体政策已在一般层面上触及了移徙问题（插文21）。在此基础上，今年的《粮食和农业状况》更具体地针对农村移徙推动政策制定。

正因为此，该报告未考虑将减少自愿性质的国内或国际移徙流动作为其政策目标。在此背景下，正如第1章所强调的，需要牢记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至少在中短期内未必会减少国际移徙。农业和农村发展本身是一项有益的目标，必须被视为国家层面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进程的组成部分，而移徙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第2章的结论显示，国际移徙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发展的类型。关键结论表明，在所有收入类别中，国内移徙者中计划进行国际移徙的人员占比显然高于非移徙者中有此计划的人员比重。这是可以理解的：由于在最初的移徙后，在来源地的社会纽带通常会削弱，因而更容易做出第二次移徙（包括国内或国际移徙）决定。这意味着一国内部的机遇不均等会导致国内移徙，从而可能形成更多的国际移徙。因此，推行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发展政策，即可能产生减少国内移徙的附加效应，从而可能相对于其他发展路径减少国际移徙。

报告也指出迫切需要应对不断恶化的被迫移徙问题。由于许多移徙者都是难民或国内流离失所者，这对于来源地和目的地而言都是一项突出挑战。保护被迫移徙者的生活非常重要，这项工作做得并不充分。保护和援助难民的人道主义工作需要伴以应对被迫移徙原因的措施，这需要完善政治、发展、人道主义与和平建设方面的合作。此外，决不能忽视农村，因为农村人口常常在危机期间会受到冲击。全球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难民身处农村地区，在撒哈拉南部非洲地区，这一比例超过了80%。因此，不以人道主义援助为局限需要专门针对吸收大量难民流入的农村地区制定发展战略（见插文18）。

农村移徙的总体目标必须在于确保移徙是移徙者及其家庭的自愿决定，是比较了不同选择方案和现实机遇后做出的知情选择，能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意味着尽可能减轻任何强制因素，使得不适合移徙的人不会因没有其他选择而被迫移徙。同时，这也意味着对于适合移徙者在利用移徙机遇时需减少其面临的限制因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项政策应克服一系列基本挑战，考虑到各国的具体优先重点、条件和可用资源：

1.为农村生计创造尽可能有吸引力和可持续的机遇（较为理想的是在潜在移徙者的来源地），同时对农村（以及相关二级城市和乡镇）的基础设施、机构和政策失灵之处予以修正，以减少推动农村移徙的推斥因素。

2.消除对农村移徙的限制因素，并通过提供信息服务克服信息鸿沟。

3.通过教育和培训机遇发展农村人力资本，消除性别相关限制因素，使得农村居民无论其性别都能利用移徙带来的机遇。

4.通过制定农业和相关领域的风险管理战略，管理气候变化对农业和农村产生的影响，包括开展投入以预防、减缓和应对极端天气事件的负面影响。

5.预防危机，尤其是长期危机；提升农业和农村抵御力，减少危机形势下移徙的需要；限制对移徙者及其收容社区的负面影响。

6.减缓移徙对农村来源地所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诸如生产劳动力流失，尤其是农忙时期缺乏农业劳动力；对于留守者造成更多负担；依赖汇款；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减少；产量损失。

7.增进移徙对农村来源地的积极影响，如促进移民及其协会对农村发展项目和农业企业的直接投资，以及增加机遇，令返乡人员，包括掌握技能和农业投资资本的人员实现有效回归。

这些要点针对的是第三章与图19概念框架中（1-5点）所列出的移徙驱动因素，以及第四章（6-7点）所述的移徙产生的影响。本章其余部分针对的是与上述挑战相关的政策领域，将其与第1章所列的国家分类（图3）对应，更具体地讨论将移徙作为农村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尽可能挖掘其对发展的影响。这些政策领域与农村移徙尤其相关，且属于粮农组织的职权范围。其中多数并未具体针对移徙问题，而是对应上文列出的多项挑战，能对移徙产生重要影响。

针对农村移徙相关政策领域制定优先重点

有多项政策能通过影响贫困、不平等状况、治理以及更普遍的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而影响农村移徙。政策目标必须确定优先顺序，以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最需要和最有效的领域。为了做到这一点，本节将依据第一章所列的分类方式，区分五种国家类型：（i）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国家、（ii）脆弱环境下农村青年就业面临挑战的国家、（iii）具备发展势头的国家、（iv）转型国家、（v）理想目的地。

下文列出了各类国家的政策优先重点。前提是不同类别的国家在继续沿着其经济发展道路向前推进时需要应对不同的优先重点，而这将影响其处理移徙问题的方式。这并不意味着针对某一类别国家所列出的政策对其他国家不具相关性，只是表明这些政策在其所对应国家类别中更有可能成为一项优先重点。首先讨论与农业基础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关性的政策。出于经济原因，农村移徙十分普遍。这些国家也是来自农村的国际移徙者的主要来源地。这一组别中包括三个类别：具备发展势头和脆弱环境下青年就业面临挑战的国家，之后将讨论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国家（作为农村移徙的极端案例）的优先重点。随后的讨论内容将包括针对转型国家和理想目的地的政策优先重点。

A. 具备发展势头的国家： 利用粮食系统促进创造农村就业机会

正如第1章所述，这一类别的国家在农村地区具有大量年轻人口，同时具备适当的经济势头为这些青年创造就业机会。这包括了大部分农村向城市移徙存在正向净流动，且农村之间移徙也具有重要作用的发展中国家。许多这类国家仍有着较大的农业基础。在此类背景下，各项政策可以通过农业和更广泛的粮食系统建立前向和后向联系而更有针对性地投入于创造非农就业。这是《2017年粮食及农业状况》的一项中心主题。这一关注重点也能让农村青年人口密度较高的国家获取人口红利，即利用这一特定人口状况造福本国。关注城乡联系的地域发展举措可能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完善大都市区、小城市和城镇的地域规划，同时改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可以通过在农村周边地区创造就业机会降低前往不堪重负的大城市或其他国家的移徙速度。

加强价值链与农业的联系并面向农村居民促进价值链就业机会

加强农业价值链将在农村和周边城市地区的初级农业产业外创造更多的就业和生计机会。随着农业在收入和创造就业方面的重要性降低，价值链其他环节的相对重要性通常会提升。此外，城市化的推进和膳食变化导致粮食系统出现了重大改变。对于工业化滞后的低收入国家而言，发展农业产业和加强城乡联系具有改善生计并为农村居民提供机遇的巨大潜力。为了发掘这一潜力，有必要促进与农业价值链相关的非农活动，并投资于必要的基础设施，令农民和农村居民与上述价值链有效对接。在缺乏当地就业岗位的地区，针对仓库、冷库和批发市场等粮食系统连接性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创造农业和非农经济就业。通过这种方式，潜在移徙者的需要可在其离开来源地之前得到满足。

这必须辅以教育和技能培养的有效提升，在农业初级产业之外提升农村居民，尤其是青年在价值链和粮食系统中的就业能力。有些地方的农村人口被城市中心的繁华条件所吸引，对于农村周边小城镇的教育、卫生、通信和娱乐设施等“集群”服务进行投资，能够抑制人口流向不堪重负的大中城市的速度。

促进区域城市中心（小城镇）的发展

加强农村与城市地区及小城镇的联系可以促进更具活力的经济增长。作为居间和农业产业发展点，小城镇可以推动非农经济增长，从而拓展农业部门以及农村其他经济活动的机遇。这一增长也能在农村周边的城市地区创造更多机遇，从而为更靠近来源地且对农村人口成本更低的长期和循环移徙提供各类选择。通过结合部门与地域发展举措，同时确保基础设施发展结构和城乡连续谱之间的政策干预措施保持均衡，可以加强城乡互联互通。另一个尤其重要的政策领域在于推动城乡连续谱之间的循环移徙，包括季节性移徙。

支持农村人力资本发展

农村人力资本发展十分关键，不仅对于农村本身很重要，还能为农村居民提供技能和能力，增强其在其他经济部门以及国际范围内的就业能力。这需要对农村教育进行投入，包括初等和中等教育，同时进一步通过培训和技能培养提高农村青年的就业能力。同样极为重要的是，消除一切可能阻止女性利用移徙和人员流动性增加所形成机遇的性别相关限制因素。

推动农村潜在移徙者的移徙

在农村青年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需要推动社交网络和职业介绍所简化移徙流程并降低其风险，让农村青年更好地了解其他地区所具有的机遇。为此，政府可向农村居民，尤其是青年，提供全面的就业信息，推动处于适当监管下的职业介绍所和组织帮助对接用工需求和劳动力供应，并向潜在移徙者提供信息和协助。各项推动循环和季节性移徙且涵盖城乡地区的国内和国际计划和安排可在此发挥重要作用。

B. 脆弱环境下的农村青年 就业挑战：为人口红利奠定基础

当前，世界上有22%的人口生活在脆弱环境中。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占比较高，且比重不断上升。尤其是，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在这种脆弱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下，青年在就业时面临着巨大困难：就业机会的增加速度低于人口增速，还有一些阻碍发展的根本性瓶颈问题。在人类发展指数中属于下游部分的国家通常都面临这种情况。这些国家中，农村贫困最为普遍，农业依然是经济的主要支柱。经历长期危机的国家也面临这类情况。由于危机的影响，这些国家长期面临着持久的脆弱性。离开低生产率农业部门的人往往进入低生产率的非正规服务业，通常是在城市地区，只能取得较低的经济回报。许多这类国家，尤其是撒哈拉南部非洲地区的青年人口估计会出现大幅增长，因而为青年创造就业机会的挑战只会越来越大。

在农村推进生计选择

为了确保农村移徙是立足于真实机遇所做出的知情决定，需要在农村提供有吸引力的生计选择。旨在强化农业并拓展农村发展的政策和计划可有助于确保改善供农村居民选择的经济选项，包括但不限于移徙；这将减少促进农村人口外迁的推斥因素。但是，应认识到，对移徙的确切影响可能难以预测，且可能根据所处国家和地点的具体情况而发生改变。

促进农村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工具箱广为人知，且无论是否涉及移徙问题的讨论，都得到粮农组织的强调。关键要素包括通过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确保农民能进入可售农产品和农资市场。这必须结合安全和有保障的财产与土地及自然资源的权属权利。与此同时，农村生产率的增长必须得到来自小农户也能获取的相关农业科研和推广的支持。农民和农村居民获取信贷和保险对于促进农村生计也具有根本性作用。社会保护计划可发挥关键作用，协助农民和农村居民应对冲击，并对生产性活动和人力资源进行投资。最后，落实旨在通过教育和培训推动农村地区青年就业、提升青年就业能力的政策对于移徙尤为重要。

针对农村发展采取地域性举措同样对这一类别的国家具有相关性。增强农业与更广泛粮食系统的前向与后向联系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并为小农户创造更广泛范围内的市场一体化机遇十分关键。此外，这可以带来非农就业机会并让不断扩展的粮食系统以及其他经济部门吸收农村青年。

支持人口外流的地区发展生产能力和生计

人口外流可能对农村，尤其是劳动力方面带来负面影响。移徙者往往来自农村和农业劳动力中最年轻且最具生产力的群体。因此，他们的离开可能影响农村的整体生产率，包括农业生产率。向外移徙的人群以男性为主，因而提高了农业的女性化程度。这将增加对女性的劳动需求，可能会因女性较少能获取生产性资源、市场和信贷而影响农业生产率。此外，由于女性通常已需要承担家务负担，因而其子女的营养、健康和教育也可能受到影响。

各项政策应积极协助农村社区应对人口外流的潜在负面影响。需要促进和推动对机械化的投资，改善投入品和人力节约技术，以及确保受影响的农业社区能获取满足其需要的推广与农业研发结果来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同样关键的是应对阻碍女性充分实现自身生产潜力的性别限制因素。此外，社会保护计划可以帮助家庭应对生产率下降及其他负面影响。

在这一方面，地域性的发展举措也具有相关性。乡镇（以及周边小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帮助当地提高吸引力，成为农民和农村居民购买投入品、出售产品以及获取更为一般性服务的参照地。这能为农村居民带来更广泛的机遇，他们可能由此会选择通勤的方式而非向外移徙至别处。

向返乡人员以及来源地社区提供支持

在冲突后环境下，恢复农业部门和改善生计需要沟通人道主义、发展与和平建设援助这三者间的联系（见插文22）。恢复与振兴举措应重点关注提高粮食产量，以及面向前战斗人员、返乡人员和留守人员的创收活动。因此，根本在于恢复农业和粮食生产系统，以及市场和相关基础设施。具有保障的土地权属和对自然资源的获取对于重建生计也很重要。确保对返乡人员和留守人员的社会保护，并重点关注女性和青年的措施能有力推动这项工作的展开。

C. 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在长期危机中满足移徙者和收容社区的需要，加强预防措施

如第2、第3章所述，极端脆弱的情况可导致长期危机。在过去十年中，由于气候事件或武装冲突，全世界危机数量急剧增加，国内冲突的数量自2010年以来大幅增多。2017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认为有19个国家处于长期危机中。毋庸讳言，应对与脆弱性和长期危机相关的被迫移徙问题涉及各类相互交织的优先重点：拯救生命、推动流离失所者和受到长期危机影响的人员实现自力更生，支持针对未来冲击的抵御力。可以确认，通过提供生计支持并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一些行动也将有助于预防冲突并应对被迫移徙的根本原因。

对接应急与发展计划，加强抵御力，协助各国和家庭针对冲突进行预防、预测、预备、应对与恢复

在长期危机形势下，必须加强家庭和社区层面的抵御力，使得人道主义援助能够结合针对最具需求人群的社会保护计划。同样也必须加强国内制度，以实现“从交付援助到消除需要的转变”。[7]在易受危机影响的国家构建抵御力需要采取全面、综合和协作式的举措，令家庭与个人降低风险，改善对自然灾害及人为危机的管理和恢复。这包括结合长期和短期举措，帮助身处危机之中和被迫逃亡的人群，以及收容社区。本地农业和粮食经济与市场的恢复可帮助弱势人群及家庭突破自给式农业并重新进入市场。这也可提升这些人群和家庭对未来经济、环境与政治冲击的抵御力，包括通过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使得上述人群和家庭能在安全的情况下保住自己的土地。

在收容难民的邻国加强生计与粮食安全

为与受冲突影响国家交界的地区提供支持可成为一项成本高效的措施用以恢复难民生计，同时为难民收容国带来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并在移徙者归国时为本国带去长期经济与社会效益。创造经济机遇并使移徙者获取劳动机会可带来深刻影响。就业机会及生计能够降低收容国家的财政压力与负担，并能帮助受冲突影响国家实现快速恢复和重建。

聚焦农业

农业是构建抵御力进程的根本性支柱。在满足被迫流离失所者及其收容社区的短期和长期需要时必须将农业视为一项优先重点。在出现巨大挑战时，农业依然是农村生计的支柱。对于生活在脆弱环境或从中逃离的人来说，维持粮食生产并重建农业部门是实现稳定与恢复的根本性条件。

系统性管理流离失所者和移徙者流入农村地区

如果受到有效管理，人口流入能对农村经济带来积极影响。移徙者和流离失所者可以填补劳动力缺口，促进知识传播并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对地方经济予以刺激，尤其是在出现长期流离失所的形势下，将有助于把移徙者纳入经济领域，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架构中。

增加对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的投入

当前的人道主义应急系统无法应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主要危机规模或范围，特别是多数危机中都存在暴力冲突。因此，对减缓冲突和建设和平的投入需要得到大幅提升。这包括对自然资源的获取和利用加强包容性治理机制和参与式进程。减少与资源利用相关的竞争或不公现象可以提高社会凝聚力并缓解紧张形势，包括流离失所者和收容社区间的紧张状况。

支持基于风险并能应对冲击的社会保护制度和早预警早行动（EWEA）系统

早预警早行动系统以及基于风险并能应对冲击的社会保护制度可以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和针对冲击与危机的早期应急工作，缓解危机与被迫移徙的部分根本性因素。社会保护制度不仅对于危机后的短期救济十分关键，也可对家庭层面防止资产耗竭和完善基础设施、灌溉系统、仓储空间及其他社区共享资产发挥重要作用。

D. 转型国家：确保顺利转型

处于发展中期的国家，在首都之外开展城市化的国家，以及因出生率较低而经历人口转型的国家不妨推行上文针对创造就业机会所提出的各项政策。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收入水平将不断提高，他们也应提升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包括鼓励采用通勤方式替代移徙，并采用地域性举措加强城乡联系。

消除对农村移徙的限制因素

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拓展和多样化以及就业机会的增加，从发展角度来看，为具有移徙意愿并希望利用其他地区机遇的人群消除限制因素将变得日益重要。这使得农村居民能在最符合其利益的情况下选择进行移徙。通常，上述限制因素在较不发达的情况下也同样突出，但是在发展的这一阶段中会变得尤其重要。

关键在于消除阻碍或遏止国内移徙的法律或行政障碍，包括要确保社会保护计划能够异地转移，从而不会构成限制移徙的不利因素。后者还能有助于为潜在移徙者克服财力上的限制。此外，保障财产和土地资源的权属权利能够确保潜在移徙者不会因担心在离开后会失去自身权利而打消移徙的想法。

在人口衰减固化之前发展农村教育和公共服务

随着城市中的机遇增多和人员流动性增加，农村向外移徙的规模将不断扩大，从而面临着人口衰减的风险。农村公共服务的缺口可成为加速这一进程的重要推斥因素。在农村或周边小乡镇发展公共服务可以有助于防止这些地区的人口出现过度和快速的衰减。为此，政府应在农村周边乡镇发展教育和卫生服务，通过建设适当的基础设施并促进农村居民的流动性推动小乡镇中对服务和设施的获取。

E. 作为理想目的地的发达 国家

许多国际移徙者都愿意在发达国家工作，以获得更高的平均收入增加汇回家乡的金额。与此同时，农业等部门缺乏特定工种的劳动力供应使得这些国家对移徙者形成了需求。在这一方面，公共政策可发挥互利作用，放宽移徙者融入进程，无缝填补劳动力缺口。融入不当可能给移徙者在侨居国取得成功所需的社会凝聚力带来重大挑战。因此，政策制定者应努力保护移民权利，并促进社会对移民的包容。

促进移民的社会和经济融入

移民对于目的地国家的积极影响可通过简化融入进程且强化包容性的公共政策实现最大化。语言培训是移民实现社会和经济融入的一项关键因素：若不掌握侨居国语言，有技能的移徙者将较难找到与其能力匹配的工作。另一项政策干预的关键领域在于信息系统，可通过拓展职业介绍所网络予以强化，协助匹配工人技能与恰当岗位。应避免限制劳动力流动性，让移民能够选择不同的雇主。还应允许移民成立企业并在这方面得到帮助。最后，还可通过普及和非歧视性地提供教育、社会保护及卫生服务，并且无论移民的移徙状况，都对其私人、社会和经济权利提供保护来促进移民融入。

推动国际合作

通过国际合作消除工作障碍可以推动改善劳动力分配，并有助于平复商业周期[8]。鉴于农业劳动的季节性，目的地国与来源国可采用双边协议来鼓励人员的循环流动，从而让移徙者有机会在两国间多次往返[9]。此类协议可确保落实移徙工人的标准化合同，涵盖各项基本权利，同时推动技能认证和异地认可，以及面向其来源国的技术转移（见插文23了解此类计划实例）。可通过消除工作障碍，并确保社会保护在国家间的可转移性促进区域人员流动。同样重要的是在收容大量难民的国家内对移徙者的经济和社会融入进行投入，通过重新定居协议和其他接收途径促进共同承担收容难民的负担。

提升移徙的发展潜力

除了应对移徙的各项驱动因素及相关政策领域外，另一项关键挑战在于通过增进移徙在发展方面的积极影响，包括对来源地的影响，实现移徙潜力最大化，同时减缓或尽量降低人口外流的负面影响。除了上文提及的相关政策领域外，下列内容也很重要：

促进移徙者对其来源地发展的贡献

加强移徙者与来源地的联系可对人口外流的农村形成显著积极影响。一些政策领域可促进提升对外移徙者的发展潜力，包括汇款便利化及降低成本，以及推动移徙者对农村的投资（如提供配套基金）。推动和促进循环移徙（包括季节性移徙）可有助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和投资水平。

推动国内和国际返乡移徙作为一项发展资源

返回农村的移徙者通常会带回人力资本和资金资源，可成为许多国家发展及经济多样化的重要来源。如第二章所述，高达30%前往城市的农村移徙者会返回农村。xiv返乡移徙者的发展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返乡后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和机构环境[20]。但是，对于国际返乡者而言，重新融入来源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可能会面临困难。了解他们返乡的原因将对确定如何利用返乡移徙者促进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在一些情况下，国际移徙者由于在母国缺乏投资和就业机会而不选择回国，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些人由于不了解现有机遇而不回国。这两个原因都可通过政策加以解决，因此应当为来源地创造有利的营商环境，包括鼓励移徙者返回或至少在来源地开展投资的法律框架（见插文24了解具体实例）。提供关于本地网络的信息可有助于返乡移徙者重新融入本地劳动力市场，而对返乡者技能加以利用的农村发展政策可确保这些人员得到充分利用。

形成农村移徙及其与经济转型联系的数据

可用于在农村转型环境下分析国内和国际移徙的现有数据并不充分，也并未在各国和区域间进行协调统一。特别是，按年龄、性别、籍贯和目的地划分，与移徙相关的社会经济条件数据有限。关于临时和季节性移徙（在许多农村地区是一个重要现象）及其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和包括童工在内的家庭成员劳动参与度也仅有少量信息。克服这些限制因素将在设计、实施和监测各项政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以支持农村向外移徙以及农村内部的移徙，并确保在农业和农村转型背景下能改善劳动力市场运行（如插文25所示）。

确保对移徙相关政策进行有效协调与合作

本章中列出的应对农村移徙挑战并落实各项政策需要多个层面的协调。移徙不仅仅受到发展和具体经济部门政策的驱动；还受到了两者间互动的驱使。人们是否会移徙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会这样做不仅取决于来源地的经济条件或发展情况，也在于潜在目的地的相关条件和发展水平。同样，影响移徙的政策取决于多个不同国家层面的主体、机构和组织。

因此，需要跨越部门、地理区域和不同主体保持政策一致性并进行政策及干预措施的有效协调。为此，需要将移徙问题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必须改善地区和国家层面各机构之间，以及政府和非政府主体之间的协调。最后，针对移徙相关问题加强国际合作，如通过来源国家与目的地国家签署协议等方式，对于投资于移徙者，尤其是农村移徙者的人力资本十分关键。

结 论

农村移徙将继续成为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正如本报告前述章节所示，农村移徙将体现出不同的形式并在不同环境下带来不一样的挑战。

农村之间的国内移徙与农村前往城市移徙的日渐增多将继续影响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的发展进程。移徙对于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经济部门向生产率较高部门的再分配过程发挥着关键作用。本报告所述的大规模国内移徙显示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再分配正在促进经济转型和发展，且可能继续发挥这一作用。

但是，国内移徙也将继续伴以国际移徙，因为潜在移徙者尤其会受到收入和整体发展水平更高国家中机遇的吸引。尽管这能有助于国际移徙者的前途及其个人发展，但是这一进程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实际上，在经济转型背景下，移徙者可被视为离开了来源地的生产性资源。同样，国际移徙者尽管能带来汇款和其他收益，但也是离开了来源国的资源。

欧洲国家过去长期是移徙的来源国，如今已变成了目的地国家。同样，新兴国家将可能随着自身发展成为区域中心并接收更多的移民。鉴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口快速增加，这一点将变得尤其突出。这些国家吸收增量人口的能力有限，因此区域内移徙将变得重要。随着发展中国家间的收入差距拉大，成功的国家将吸引来自较不发达邻国的移徙者。

对于这些国内和国际移徙进程的管理带来了重大挑战。多数发展中国家将难以制定和实施应对移徙问题的综合性战略。尽管可以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但是发展中国家有着不同的优先重点，在资金方面更为受限，且严重依赖非正规部门，因而可能无法提供必要的可持续经济机遇实现国内移徙者的融入，更遑论国际移徙者了。针对移徙和更广泛的经济发展制定清晰和连贯的政策，能对经济发展和移徙的成功发挥关键作用。

xiv 经合组织开展的一系列研究显示，各国返乡人员回归移徙家庭的比例在13-65%之间。

统计附件
统计附件说明

符号

表中使用了下列符号：

.. ＝ 无数据

0或0.0 ＝ 零或可忽略不计

空格 ＝ 不适用

表中数字因四舍五入或数据处理等原因可能与原始数据资料中的数字有出入。整数与小数之间用圆点（.）分开。

技术说明

表 A1

1995年和2015年来自原籍国、区域和大洲的国际外迁移民存量及其区域内、洲内和洲际外迁移民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7年。《国际移民存量趋势：2017年修订版》（联合国数据库，POP/DB/MIG/Stock/Rev.2017）。联合国经社部，纽约。人口司。

国际外迁移民存量是指居住在原籍国之外的外迁移民数量截至特定年份7月1日的估计数。

国际外迁移民存量占总人口比例是某特定国家、区域或大洲的国际外迁移民在该国家、区域或大洲总人口中所占比例。

区域内的外迁移民指的是，在特定国家或区域国际外迁移民存量总数中，流向该国所在区域的国际外迁移民总存量所占比例。

洲内的外迁移民指的是，在特定国家或区域的国际外迁移民存量总数中，流向该国所在大洲（该国所在区域的国家除外）的国际外迁移民总存量所占比例。

洲际外迁移民指的是，在特定国家或区域国际外迁移民存量总数中，流向其他大洲的国际外迁移民存量所占比例。

表 A2

1995年和2015年目的地国、区域和大陆的国际内迁移民存量及其区域内、洲内和洲际内迁移民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详情参见表A1。

国际内迁移民存量是指特定国家、区域或大洲拥有的内迁移民数量截至特定年份7月1日的估计数。

国际内迁移民存量占总人口比例是某特定国家、区域或大洲的国际内迁移民在该国、区域或大洲总人口中所占比例。

区域内的内迁移民指的是，在特定国家或区域国际内迁移民存量总数中，来自该国所在区域的国际内迁移民总存量所占比例。

洲内的内迁移民指的是，在特定国家或区域的国际内迁移民存量总数中，来自该国所在大洲（该国所在区域的国家除外）的国际内迁移民总存量所占比例。

洲际内迁移民指的是，在特定国家或区域国际内迁移民存量总数中，来自该国所在大洲以外的其他大洲的国际内迁移民总存量所占比例。

其他内迁移民指的是，在特定国家或区域国际内迁移民存量总数中，来源国、区域和大洲不详的国际内迁移民总存量所占比例。

表 A3

根据2015年农村移民驱动因素建立国家概况分类所使用的数据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18年。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在线统计数据库（网址：http://faostat.fao.org）

联合国经社部。2017年。《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网址：https://esa.un.org/unpd/wpp/）。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纽约。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2018年。人类发展数据（1990-2015年），在线统计数据库（网址：http://hdr.undp.org/en/data）

复合“人类发展指数”来自开发署数据库。指数综合了人类发展的三个维度：(1)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反映了过上长寿健康生活的能力；(2)平均受教育年数，反映了获取知识的能力；(3)人均国民总收入，反映了达到体面生活水平的能力。

的计算方法是，居住在农村地区的青年总数与农业用地总面积（以公顷计）之比。青年指的是15至29岁的个体，青年数据来自联合国经社部。由于缺少农村一级按年龄分类的人口数据，假定农村和城市地区的青年分布与国家人口分布相同。农业用地面积来自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是“耕地”、“永久性作物”和“永久性牧场”的面积总和。

表 A4

依据2013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数据库得出的国际移民和内部移民数据

资料来源：盖洛普¨。2018年。以下年份的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数据集：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和2017年。

迁往农村地区的内部移民是指宣称调查前五年内从该国境内某一农村或城市地区搬迁到另一个农村地区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

迁往城市地区的内部移民是指宣称调查前五年内从同一个国家境内某一农村或城市地区搬迁到另一个城市地区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

来自农村地区的潜在国际移民指的是宣称希望移民到另一个国家但不打算未来12个月内移民的农村人口占该国农村人口的比例。

来自城市地区的潜在国际移民指的是宣称希望移民到另一个国家但不打算未来12个月内移民的城市人口占该国城市人口的比例。

来自农村地区的计划国际移民的潜在移民洲际内迁移民指的是，在特定国家或区域国际内迁移民存量总数中指的是宣称希望移民到另一个国家且打算未来12个月内移民的农村人口占该国农村人口的比例。

来自城市地区的计划国际移民的潜在移民指的是宣称希望移民到另一个国家且打算未来12个月内移民的城市人口占该国城市人口的 比例。

表 A5

依据2013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数据库得出的内部移民与国际移民的联系

资料来源：见表A4。

计划国际移民的内部移民总数是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国际移民的五年内部移民（即宣称调查前五年内搬迁自国内另一个城市或地区的人口），在五年内部移民总数中所占比例。

计划国际移民的非移民总数是调查前五年内没有搬迁但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国际移民的人数在调查前五年内没有搬迁的总人数中所占比例。

计划国际移民的农村内部移民总数是宣称调查前五年内搬迁自国内另一个农村或城市地区并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国际移民的农村人口，在迁至农村地区的五年内部移民总数中所占比例。

计划国际移民的城市内部移民是宣称调查前五年内搬迁自国内另一个农村或城市地区并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国际移民的城市人口，在迁至城市地区的五年内部移民总数中所占 比例。

表 A6

2015和2016年接收国难民存量和比例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2017年。《国际移民存量趋势：2017年修订版》（联合国数据库，POP/DB/MIG/Stock/Rev.2017）。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纽约。人口司。

难民署。2017年。《2016年被迫流离失所的全球趋势》。日内瓦。

难民存量是联合国经社部估算的截至2015年7月1日接收国家、区域和大洲的难民和避难者数量。

难民占总人口的比例是接收国家、区域和大洲的难民和避难者数量在总人口中所占 比例。

难民占内迁移民总存量的比例是接收国家、区域和大洲的难民和避难者数量占其国际内迁移民总存量的比例（参见表A2技术说明中的定义可获取更多信息）。

按地点分类的难民分布指的是难民署提供的2016年居住在农村或城市地区的难民占总难民数量的比例。缺少地点信息时标为未知。

国家组与区域合计数

区域分组以及发展中区域和发达区域的划分与联合国统计司的UNSD M49分类相似。M49分类见网址： unstats.un.org/unsd/methods/m49/m49.htm

参考文献

第1章

1  UN General Assembly. 2017. Making migration work for al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A/72/643).

2  World Inequality Lab. 2018.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 Paris.

3  Poggi, C. 2018. Migration, its dynamics and aspirations: A review of Migrating out of Poverty. Backgroun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8: Migration,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Sussex. Unpublished.

4  Skeldon, R. 2006. Interlinkages between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region.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2(1): 15–30.

5  UN DESA. 2017.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The 2017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database, POP/DB/MIG/Stock/Rev.2017).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6  UNHCR. 2016. Global trends in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5. Geneva.

7  Bell, M. & Charles-Edwards, E. 2013.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s of internal migration. An update of global patterns and trends.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Technical Paper No 2013/1.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8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FAD). 2016. Rural Development Report 2016. Fostering inclusive rural transformation. Rome.

9  FAO. 2017.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7: Leveraging food systems for inclusive rural transformation. Rome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3/a-i7658e.pdf).

10  World Bank. 2007.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8. Agriculture for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11  Mercandalli, S. & Losch, B., eds. 2017. Rural Africa in motion. Dynamics and drivers of migration south of the Sahara. Rome, FAO and CIRAD. 60 pp.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3/I7951EN/i7951en.pdf).

12  Benjamin, N., Beegle, K., Recanatini, F. & Santini, M. 2014. Informal economy and the World Bank.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6888.

13  Angel-Urdinola, F. & Tanabe, K. 2012. Micro-determinants of informal employmen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Reg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4  Chen, M. & Harvey, J. 2017. The informal economy in Arab nation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aper for the Arab Watch Report on informal employment in MENA Region. Manchester, WIEGO Network.

15  UN DESA. 2015. Youth population trend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pulation Facts No. 2015/1. New York.

16  Clemens, M. 2014. Does development reduce migration?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8592. Forschungsinstitut zur Zukunft der Arbeit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IZA).

17  De Haas, H. 2010. Migration transition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quiry into the developmental driver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xford,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stitute (IMI), Oxford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QEH), University of Oxford.

18  Clemens, M. & Postel, H. 2018. Deterring emigration with foreign aid: An overview of evidence from low-income countrie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19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2011. Glossary on Migration. 2nd edi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Law. Geneva, Switzerland, IOM.

20  IOM. 2015. Key Migration Term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online]. [Cited 18 January 2018]. https://www.iom.int/key-migration-terms

21  FAO, IFAD, IOM & WFP. 2018. The Linkages between Migration, Agriculture, Food Security and Rural Development. Rome.

22  Lee, E.S. 1966. A theory of migration. Demography, 3(1): 47–57.

23  Van Hear, N., Bakewell, O. & Long, K. 2018. Push-pull plus: reconsidering the driver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4(6): 927–944.

24  Brown, S.K. & Bean, F.D. 2016. Conceptualizing migration: From internal/international to kinds of membership. In A. White, ed.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pp. 91–106. International Handbooks of Population. Springer, Dordrecht.

25  King, R. & Skeldon, R. 2010. ‘Mind the Gap!’ Integrat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6(10): 1619–1646.

26  Lozano-Ascencio, F., Roberts, B. & Bean, F. 1996.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Texas Population Research Center Paper No. 96-97-02.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and Texas Population Research Center.

27  Durand, J. & Massey, D.S., eds. 2004. Crossing the border: Research from the Mexican Migration Project.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356 pp.

28  Hugo, G.J. 2016.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Exploring the linkages.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2(7): 651–668.

29  UN-Habitat. 2013. 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2012/2013. Prosperity of cities. New York, Routledge.

30  UN DESA PD. 2017.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7 Revision, Key Findings and Advance Tables. Working Paper No. ESA/P/WP/248. New York.

31  World Bank. 2017. Health Nutrition and Population Statistics database (available at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reports.aspx?source=311).

32  UNDP. 2016.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6. Human Development for Everyone. New York.

33  FAO. 2018. FAOSTAT, Online statistical database (available at http://faostat.fao.org).

34  UNDP. 2018. Human Development Data (1990–2015), Online statistical database (available at http://hdr.undp.org/en/data).

35  FAO, IFAD, UNICEF, WFP & WHO. 2017. 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2017. Building resilience for peace and food security. Rome, FAO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3/a-I7695e.pdf).

36  OECD. 2016.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a Shifting World. Paris.

37  Ingelaere, B., Christiaensen, L., De Weerdt, J. & Kanbur, R. 2018. Why secondary towns can be important for poverty reduction – A migrant perspective. World Development, 105: 273–282.

第2章

1  UN DESA. 2017.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The 2017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database, POP/DB/MIG/Stock/Rev.2017). New York.

2  European Union. 2018. Mig:284ration and migrant population statistics. In: Eurostat - Statistics Explained [online]. [Cited 25 April 2018]. http://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Migration_and_migrant_population_statistics&oldid=331044

3  Mercandalli, S. & Losch, B., eds. 2017. Rural Africa in motion. Dynamics and drivers of migration South of the Sahara. Rome, FAO and CIRAD. 60 pp.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3/I7951EN/i7951en.pdf).

4  UNSD. 2018. Standard Country or Area Codes for Statistical Use. (online version of the Methodology: Standard country or area codes for statistical use (M49) available at https://unstats.un.org/unsd/methodology/m49). New York, Statistics Divi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UNSD).

5  David, A. & Nilsson, B. 2017. Migr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NENA countries. Backgroun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8: Migration,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Unpublished.

6  ILO. 2017. Good practice - MERCOSUR Residence Agreement. In: ILO Migrant Labour Branch [online]. [Cited 18 May 2018]. http://www.ilo.org/dyn/migpractice/migmain.showPractice?p_lang=en&p_practice_id=187

7  Khadria, B. 2005. Migration in South and South-West Asia. 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Policy Analysis and Research Programme of the 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Geneva.

8  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ESCAP). 2015. Asia-Pacific Migration Report 2015. Migrants’ Contributions to Development. Bangkok.

9  Brunarska, Z., Nestorowicz, J. & Markowski, S. 2014. Intra- vs. extra-regional migration in the post-Soviet space.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55(2): 133–155.

10  de Brauw, A. 2017. Rural Out-Migr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Backgroun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8: Migration,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IFPRI.

11  US Department of Labor. 2016. Findings from the National Agricultural Workers Survey (NAWS) 2013-2014. A demographic and employment profile of United States farmworkers. Research Report No. 12.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Labor,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Policy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by JBS International, Inc.

12  McGuinness, T. & Garton Grimwood, G. 2017. Migrant workers in agriculture. Briefing Paper No. 7987. London,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13  Byerlee, D. 1974.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Africa: Theory, policy and research implic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8(4): 543–566.

14  Adepoju, A. 1979. Migration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31(2): 207–25.

15  Baker, J. & Aina, T.A., eds. 1995. Internal non-metropolitan mig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in Africa. Uppsala, Sweden, Nordiska Afrikainstitutet.

16  Eicher, C.K. & Baker, D.C. 1982. Research 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 a critical survey.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7  Nkamleu, G.B. & Fox, L. 2006. Taking stock of research on regional migr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online]. [Cited 17 May 2018]. https://mpra.ub.uni-muenchen.de/15112/

18  Van der Geest, K. 2002. Internal migration and rural livelihoods in West Africa. Brighton, UK, University of Sussex. (MA dissertation)

19  Weiss, H. 2003. Migrations during times of drought and famine in early colonial northern Nigeria. Studia Orientalia Electronica, 95: 1–30.

20  Adedokun, O.A. 2003. The right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Nigeria. UNESCO Series of Country Reports on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UN Convention on Migrants. SHS/2003/MC/7.

21  Adepoju, A. 1988. An overview of rural migration and agricultural labour force structure in Africa. African Population Studies, 1988(1): 5–25.

22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ILO). 2016. Non-standard employment around the world: Understanding challenges, shaping prospects. ILO.

23  Martin, L.P. 2016. Migrant workers in commercial agriculture labour.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Sectoral Policies Department, Conditions of Work and Equality Department, ILO.

24  Poggi, C. 2018. Migration, its dynamics and aspirations: A review of Migrating out of Poverty. Backgroun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8: Migration,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Sussex. Unpublished.

25  Gallup®. 2018. Gallup World Poll dataset for the following years: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and 2017.

26  Bell, M. & Charles-Edwards, E. 2013.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s of internal migration. An update of global patterns and trends.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Technical Paper No 2013/1.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7  Srivastava, R. & Pandey, A. 2017.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South Asia. Drivers, Interlinkages and Policy Issues. Discussion Paper. New Delhi, UNESCO.

28  Rodríguez, J. 2008.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 inter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Paper presented at United Nations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urbanization, inter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21 January 2008, New York.

29  Cattaneo, A. & Robinson, S. 2018.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l migration: Moving in steps, returnee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Backgroun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8: Migration,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Rome; Washington, DC., FAO and IFPRI.

30  Chandrasekhar, S. 2017. Mobility of workers in rural India: Estimates, implications, and knowledge gaps. Backgroun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8: Migration,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dira Gandhi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Unpublished.

31  Démurger, S. 2018. Internal migration,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Backgroun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8: Migration,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Lyon, French National Centr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CNRS).

32  Suttie, D. & Vargas-Lundius, R. 2016. Migration and Transformative Pathways. A Rural Perspective. IFAD Research Series No. 02. Rome, IFAD.

33  Martin-Gutierrez, S., Borondo, J., Morales, A.J., Losada, J.C., Tarquis, A.M. & Benito, R.M. 2016. Agricultural activity shapes the mobility patterns in Senegal. In r. Jumar, J. Caverlee, H. Tong, eds. Proceedings of the 2016 IEEE/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Social Networks Analysis and Mining (ASONAM), pp. 634–641. Piscataway, USA,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34  Lucas, R.E.B. 2015. Internal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an overview. KNOMAD Working Paper 6. Global Knowledge Partnership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KNOMAD).

35  de Brauw, A., Mueller, V. & Lee, H.L. 2014. The role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sub-Saharan Africa. World Development, 63: 33–42.

36  Young, A. 2013. Inequality, the urban-rural gap, and migr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8(4): 1727–1785.

37  National Statistical Committee of the Kyrgyz Republic. 2017. Distribution of internal (interregional) migrants by flows in 2013–2016.

38  FAO. 2018. FAOSTAT Population Module, Online statistical database (available at http://faostat.fao.org).

39  Lusome, R. & Bhagat, R.B. 2006. Trends and patterns of internal migration in India, 1971–2001. p. 9.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Conference of Indi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Population (IASP), 7 June 2006, Thiruvananthapuram.

40  FAO, IFAD, UNICEF, WFP & WHO. 2017. 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2017. Building resilience for peace and food security. Rome, FAO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 3/a-I7695e.pdf).

41  IDMC. 2017. GRID 2016. Global report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Geneva, 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 (IDMC) and 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 (NRC).

42  Barnett, J.R. & Webber, M. 2010. Accommodating migration to promote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No. ID 1589284. Rochester, N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43  Piguet, E., Pécoud & de Guchteneire, P. 2011. Migr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An overview. Refugee Survey Quarterly, 30(3): 1–23.

44  UNHCR. 2017. Global trends in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Geneva.

45  UNHCR. 2016. Global trends in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5. Geneva.

46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s (UNRWA). 2017. UNRWA in Figures. Jerusalem (also available at https://www.unrwa.org/sites/default/files/content/resources/unrwa_in_figures_2017_english.pdf).

47  IDMC. 2018. Global Internal Displacement Database (GIDD). In: 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er (IDMC) [online]. [Cited 29 March 2018]. http://www.internal-displacement.org/database/displacement-data

48  Crawford, N., Cosgrave, J., Haysom, S. & Walicki, N. 2015. Protracted displacement: Uncertain paths to self-reliance in exile. London, ODI Humanitarian Policy Group.

49  IDMC. 2018. GRID 2018. Global report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Geneva, 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 (IDMC) and 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 (NRC).

50  IDMC. 2016. GRID 2015. Global report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Geneva, 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 (IDMC) and 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 (NRC).

51  FAO. 2017. Counting the cost. Agriculture in Syria after six years of crisis. Rome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3/b-i7081e.pdf).

52  Rigaud, K., de Sherbinin, A., Jones, B., Bergmann, J., Clement, V., Ober, K., Schewe, J., Adamo, S., McCusker, B., Heuser, S. & Midgley, A. 2018. Groundswell: Preparing for Internal Climate Migra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53  FAO. 2017.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7: Leveraging food systems for inclusive rural transformation. Rome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3/a-i7658e.pdf).

第3章

1  Van Hear, N., Bakewell, O. & Long, K. 2018. Push-pull plus: reconsidering the driver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4(6): 927–944.

2  Long, N., Arce, A., Frerks, G., Hilhorst, D. & Mulder, P. 2001. Reviews-Development sociology. Actor perspectives. Sociologia Ruralis, 41(4): 486–487.

3  Sen, A.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84 pp.

4  Gallup®. 2018. Gallup World Poll dataset for the following years: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and 2017.

5  Timmer, P. 2007.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hanging role of agricultur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Paper presented at Wendt Lectur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2007, Washington, DC.

6  Démurger, S. 2018. Internal migration,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Backgroun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8: Migration,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Lyon, French National Centr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CNRS).

7  Zhu, N. 2002. The impacts of income gaps on migration decisions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13(2–3): 213–230.

8  Hu, X. 2012. China’s ‘New Generation’ rural-urban migrants: Migration motivation and migration patterns. Washington, DC.,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9  McMillan, M. & Rodrik, D. 2011. Globalization, structur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No. 17143. Cambridge, US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

10  Black, R., Arnell, N.W., Adger, W.N., Thomas, D. & Geddes, A. 2013. Migration, immobility and displacement outcomes following extreme events.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27: S32–S43.

11  Southern Africa Labour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Unit (SALDRU). 2016. National Income Dynamics Study 2008, Wave 1 [dataset]. Version 6.1.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nids.uct.ac.za/). Cape Town, SALDRU & DataFirst.

12  SALDRU. 2016. National Income Dynamics Study 2014 - 2015, Wave 4 [dataset]. Version 1.1.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nids.uct.ac.za/). Cape Town & Pretoria, Southern Africa Labour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Unit, DataFirst & Department of Planning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13  Daniels, R., Andrew, P., Kekana, D. & Musundwa, S. 2013. Rural livelihoods in South Africa. SALDRU Working Paper Number 122/ NIDS Discussion Paper 2013/4. Cape Town, Southern Africa Labour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Unit (SALDRU),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14  FAO. 2017.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7: Leveraging food systems for inclusive rural transformation. Rome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3/a-i7658e.pdf).

15  de Brauw, A., Mueller, V. & Lee, H.L. 2014. The role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sub-Saharan Africa. World Development, 63: 33–42.

16  Chandrasekhar, S. 2017. Mobility of workers in rural India: Estimates, implications, and knowledge gaps. Backgroun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8: Migration,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dira Gandhi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Unpublished.

17  David, A. & Nilsson, B. 2017. Migr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NENA countries. Backgroun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8: Migration,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Unpublished.

18  Elder, S., de Haas, H., Principi, M. & Schewel, K. 2015. Youth and rural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25 school-to-work transition surveys. ILO.

19  Kaestner, R. & Malamud, O. 2014. Self-selectio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New evidence from Mexico.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6(1): 78–91.

20  Bertoli, S., Fernández-Huertas Moraga, J. & Ortega, F. 2013. Crossing the border: Self-selection, earnings and individual migration decision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1: 75–91.

21  Reda, M.A., Hohfeld, L., Jitsuchon, S. & Waibel, H. 2012.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employment quality: A case study from Thailand. No. ID 2094740. Rochester, N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also available at https://papers.ssrn.com/abstract=2094740).

22  Schoorl, J., Heering, L., Esveldt, I., Groenewold, G. & Van der Erf, R. 2000. Push and pull factor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comparative report.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3  Herrera, C. & Sahn, D.E. 2013. Determinants of internal migration among Senegalese youth. Cornell Food and Nutrition Policy Program Working Paper No. 245.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24  UNESCO. 2009. Global Education Digest 2009. Comparing Education Statistics Across the World. Montreal, UNESCO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25  Akesson, L. 2004. Making a life. Meanings of migration in Cape Verde. Sweden, University of Gothenberg,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26  Cohen, J. 2004. The culture of migration in southern Mexico.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7  Awumbila, M. 2014. Linkages between urbanization,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poverty outcomes in Africa.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5. Migrants and cities: New partnerships to manage mobility.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8  van der Geest, K. 2011. North-South migration in Ghana: What role for the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9: e69–e94.

29  Cai, R., Feng, S., Oppenheimer, M. & Pytlikova, M. 2016.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agricultural linkag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79: 135–151.

30  Mastrorillo, M., Licker, R., Bohra-Mishra, P., Fagiolo, G., D. Estes, L. & Oppenheimer, M. 2016. The influence of climate variability on internal migration flows in South Africa.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39: 155–169.

31  Viswanathan, B. & Kumar, K.S.K. 2015. Weather, agriculture and rural migration: evidence from state and district level migration in India.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4): 469–492.

32  Wrathall, D., Van Den Hoek, J., Walters, A. & Devenish, A. 2018. Water stress and human migration: a global, georeferenced review of empirical research. Rome, FAO;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Global Water Partnership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3/i8867en/I8867EN.pdf).

33  Mekonnen, M.M. & Hoekstra, A.Y. 2016. Four billion people facing severe water scarcity. Science Advances, 2(2): e1500323–e1500323.

34  Njock, J.C. & Westlund, L. 2010. Migr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global change: Experiences from fishing communities in West and Central Africa. Marine Policy, 34(4): 752–760.

35  Rigaud, K., de Sherbinin, A., Jones, B., Bergmann, J., Clement, V., Ober, K., Schewe, J., Adamo, S., McCusker, B., Heuser, S. & Midgley, A. 2018. Groundswell: Preparing for Internal Climate Migra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36  Plane, D.A. 1993. Demographic influences on migration. Regional Studies, 27(4): 375–383.

37  IMF. 2015.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Sub-Saharan Africa. Navigating headwinds. Worl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urveys. Washington, DC.

38  Abdurazakova, D. 2013. Social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in Central Asia.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 26(3): 29–54.

39  Zayonchkovskaya, Z. 2010. Interview by Rossiyskaya Gazeta, Federal issue No. 5220 (141).

40  Headey, D.D. & Jayne, T.S. 2014. Adaptation to land constraints: is Africa different? Food Policy, 48: 18–33.

41  Kosec, K., Ghebru, H., Holtemeyer, B., Mueller, V. & Schmidt, E. 2016. The Effect of Land Inheritance on Youth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Decisions: Evidence from Rural Ethiopia. Discussion paper 01594. Washington, DC., IFPRI.

42  ESCAP. 2013. Urbanization in Central Asia: Challenges, issues and prospects. Tashkent,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ESCAP).

43  Jacoby, H.G., Li, G. & Rozelle, S. 2002. Hazards of expropriation: Tenure insecurity and investment in rural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5): 1420–1447.

44  Dercon, S., De Weerdt, J., Bold, T. & Pankhurst, A. 2006. Group-based funeral insurance in Ethiopia and Tanzania. World Development, 34(4): 685–703.

45  Munshi, K. & Rosenzweig, M. 2016. Networks and misallocation: Insurance, migration, and the rural-urban wage gap.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1): 46–98.

46  Molinero-Gerbeau, Y. & Avallone, G. 2018. Migration and labour force needs in contemporary agriculture: what drives states to implement temporary programs? A comparison among the cases of Huelva, Lleida (Spain) and Piana del Sele (Italy). Quality of Life, XXIX(1): 3–22.

47  OECD. 2017. Interrelations between Public Policies,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Georgia. Paris, OECD Publishing.

48  Poggi, C. 2018. Migration, its dynamics and aspirations: A review of Migrating out of Poverty. Backgroun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8: Migration,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Sussex. Unpublished.

49  Kangasniemi, M., Knowles, M. & Karfakis, P. 2017. The role of social protection in inclusiv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Backgroun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7: Leveraging Food Systems for Rural Inclusive Transformation. Rome, FAO. Unpublished.

50  OECD. 2016.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a Shifting World. Paris.

51  Hagen-Zanker, J. & Himmelstine, C.L. 2013. 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 impact of social protection programmes on the decision to migrate?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2(1): 117–131.

52  Stecklov, G., Winters, P., Stampini, M. & Davis, B. 2005. Do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influence migration? A study using experimental data from the Mexican PROGRESA program. Demography, 42(4): 769–790.

53  Imbert, C. & Papp, J. 2014. Short-term migration and rural workfare programs: Evidence from India. Manuscript, 1.

54  Angelucci, M. 2015. Migration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Evidence from Mexico.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7(1): 224–228.

55  Bryan, G., Chowdhury, S. & Mobarak, A.M. 2014. Underinvestment in a profitable technology: The case of seasonal migration in Bangladesh. Econometrica, 82(5): 1671–1748.

56  Massey, D.S., Arango, J., Hugo, G., Kouaouci, A., Pellegrino, A. & Taylor, J.E. 1993.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31–466.

57  Akram, A.A., Chowdhury, S. & Mobarak, A.M. 2017. Effects of emigration on rural labor marke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3929. Cambridge, US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58  Angelucci, M., De, G.G., Rangel, M. & Rasul, I. 2009. Village economies and the structure of extended family networks. The B.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9(1).

59  Atamanov, A. & Berg, M. van den. 2012. Inter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and local rural activities in the Kyrgyz Republic: determinants and trade-offs. Central Asian Survey, 31(2): 119–136.

60  De Haas, H. 2008. The Complex Role of Migration in Shifting Rural Livelihoods. A Moroccan case study. In T. van Naerssen, E. Spaan & A. Zoomers, eds. Glob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pp. 21–42.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61  Haut Commissariat au Plan (HCP) – CERED. 2007. Les Marocains résidant à l’étranger – l’Enquête sur l’insertion socio-économique des MRE dans les pays d’accueil, analyse des résultats. Rabat.

62  Wattenbach, H. 2006. Farming systems of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Damascus, FAO Project GCP/SYR/006/ITA, the National Agricultural Policy Center (NAPC).

63  Forni, N. 2001. Land tenure systems: structural features and policies. FAO Project GCP/SYR/006/ITA, the National Agricultural Policy Centre (NAPC). Damascus.

64  Mutandwa, E., Taremwa, N.K., Uwimana, P., Gakwandi, C. & Mugisha, F. 2011. An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among rural youths in northern and western provinces of Rwanda. Rwanda Journal, 22(1): 55–95.

65  Regassa, N. & Stoecker, B.J. 2012. Household food insecurity and hunger among households in Sidama district, southern Ethiopia. Public Health Nutrition, 15(7): 1276–1283.

66  Tegegne, A.D. & Penker, M. 2016. Determinants of rural out-migration in Ethiopia: Who stays and who goes? Demographic Research, 35: 1011–1044.

67  Restuccia, D., Yang, D.T. & Zhu, X. 2008. Agriculture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 A quantitative cross-country analysi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5(2): 234–250.

68  Gollin, D., Lagakos, D. & Waugh, M.E. 2013.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ap.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2): 939–993.

69  Young, A. 2013. Inequality, the urban-rural gap, and migr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8(4): 1727–1785.

70  Hicks, J.H., Kleemans, M., Li, N.Y. & Miguel, E. 2017. Reevaluat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aps with longitudinal microdata. NBER Working Paper No. 23253. Cambridge, US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71  Lucas, R.E.B. 1997. Internal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M.R. Rosenzweig & O. Stark, eds. Handbook of Population and Family Economics, Volume 1, Part B, pp. 721–798. Amsterdam, Elsevier North Holland.

72  World Bank. 2017.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 survey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worldbank.org/en/topic/migrationremittancesdiasporaissues/brief/migration-remittances-data).

73  GLLS. 2017. Ghana Living Standard Survey 6th Wave In: [Cited 27 July 2017]. http://www.statsghana.gov.gh/glss6.html

74  UNDP. 2009.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Overcoming Barriers: Human Mobility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75  Mercandalli, S. & Losch, B., eds. 2017. Rural Africa in motion. Dynamics and drivers of migration south of the Sahara. Rome, FAO and CIRAD. 60 pp.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3/I7951EN/i7951en.pdf).

76  Docquier, F. & Marfouk, A. 2006.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by educational attainment, 1990–2000. In C. Ozden & M. Schiff, ed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the Brain Drain, pp. 151–200.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and Palgrave McMillan.

77  Grogger, J. & Hanson, G.H. 2011. Income maximization and the selection and sorting of international migrant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5(1): 42–57.

78  Global Forum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5. Contributions of women migrant workers to development: going beyond remittances. Paper presented as Background note prepared for the GFMD Third Thematic Meeting, 8 September 2015, Geneva.

79  Awumbila, M., Teye, J.K., Litchfield, J., Boakye-Yiadom, L., Deshingkar, P. & Quartey, P. 2015. Are migrant households better off than non-migrant households? Evidence from Ghana. Migrating out of Poverty Working Paper 28. Brighton, UK, Migrating out of Poverty Research Programme Consortium (RPC), University of Sussex.

80  Tacoli, C. & Mabala, R. 2010. Exploring mobility and mig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rural-urban linkages: why gender and generation matter.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22(2): 389–395.

81  FAO. 2016. National Gender Profile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Livelihoods – Tajikistan. Country Gender Assessment Series. Rome.

82  World Bank. 2013. Tajikistan Country Gender Assessment. Report No. 77920 –TJ. Washington, DC.

83  FAO. 2018. FAOSTAT Population Module, Online statistical database (available at http://faostat.fao.org).

84  Black, R., Kniveton, D. & Schmidt-Verkerk, K. 2013. Migr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Toward an integrated assessment of sensitivity. In T Faist and J. Schade, eds. Disentangling migr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Methodologies, political discourses and human rights, pp. 29–53. Springer.

85  Fulford, S. 2013. The puzzle of marriage migration in India. Boston College 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s No. 820. Boston, USA, Boston Colleg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86  Henry, S., Schoumaker, B. & Beauchemin, C. 2004. The impact of rainfall on the first out-migration: A multi-level event-history analysis in Burkina Faso.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25(5): 423–460.

87  Safir, A. 2009. Who leaves, who moves in? The impact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come shocks on migration in Senegal. PSE Working Paper No. 76. Paris, 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

88  Suttie, D. & Vargas-Lundius, R. 2016. Migration and Transformative Pathways. A Rural Perspective. IFAD Research Series No. 02. Rome, IFAD.

89  Clarke, R. & Eyal, K. 2014. Micr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spatial mobility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Longitudinal evidence from the National Income Dynamics Study. Development Southern Africa, 31(1): 168–194.

90  Mckenzie, D. & Rapoport, H. 2007. Network effects and the dynamics of migration and inequality: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Mexico.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4(1): 1–24.

91  Mendola, M. 2018. Determinants of migration inten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Global evidence from the Gallup World Poll. Backgroun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8: Migration,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Università of Milano Bicocca and IZA. Unpublished.

92  Deshingkar, P. 2010. Migration, remote rural areas and chronic poverty in India.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ODI) Working Paper 323 / 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re (CPRC) Working Paper 163. London, ODI..

93  Findley, S.E. 1994. Does drought increase migration? A study of migration from rural Mali during the 1983–1985 drought.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8(3): 539–553.

94  Chandrasekhar, S., Das, M. & Sharma, A. 2015. Short-term migration an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f households in rural India.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43(1): 105–122.

95  Wilkinson, E., Kirbyshire, A., Mayhew, L., Batra, P. & Milan, A. 2016. Climate-induced migration and displacement: Closing the policy gap. London, ODI.

96  Holleman, C., Jackson, J., Sánchez Cantillo, M. & Vos, R. 2017. Sowing the seeds of peace for food security – Disentangling the nexus between conflict, food security and peace. FAO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Technical Study 2. Rome, FAO. 95 pp.

97  OECD. 2016. States of Fragility 2016: Understanding Violence. Paris, OECD Publishing (also available at http://dx.doi.org/ 10.1787/9789264267213-en).

98  Harmer, A. & Macrae, J. 2004. Beyond the continuum: The changing role of aid policy in protracted crises. HPG Report 18. London, ODI.

99  FAO & WFP. 2010. The State of Food Insecurity in the World 2010. Addressing food insecurity in protracted crises. Rome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docrep/013/i1683e/i1683e.pdf).

100  FAO, IFAD, UNICEF, WFP & WHO. 2017. 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2017. Building resilience for peace and food security. Rome, FAO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3/a-I7695e.pdf).

101  FAO. 2018. The impact of disasters and crises on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 - 2017. Rome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3/I8656EN/i8656en.pdf).

102  World Bank. 2017. Fragility, Conflict and Violence. In: World Bank [online]. [Cited 17 May 2018]. http://www.worldbank.org/en/topic/fragilityconflictviolence/overview

103  Betts, A. 2013. Survival migration: Failed governance and the crisis of displacement.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04  UNHCR. 2017. Global trends in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Geneva.

105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IEP). 2016. Global Peace Index: Ten years of measuring peace. Sydney.

106  Brzoska, M. & Fröhlich, C. 2016. Climate change, migration and violent conflict: vulnerabilities, pathways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5(2): 190–210.

107  Mathews, J.T. 1989. Redefining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Spring 1989) [online]. [Cited 30 March 201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989-03-01/redefining-security

108  Scott, S. 2012. The securitization of climate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How close have we come and would full securitization enhance the efficacy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policy? Article on Climate Action Beyond the UNFCCC. Review of European,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21(3): 220–230.

109  Selby, J., Dahi, O.S., Fröhlich, C. & Hulme, M. 2017. Climate change and the Syrian civil war revisited. Political Geography, 60: 232–244.

110  Burrows, K. & Kinney, P.L. 2016. Exploring the climate change, migration and conflict nexu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3(4): 443.

111  Raleigh, C. & Urdal, H. 2007.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armed conflict. Political Geography, 26(6): 674–694.

112  Barnett, J. & Adger, W.N. 2007. Climate change, human security and violent conflict. Political Geography, 26(6): 639–655.

113  Salehyan, I. 2008. From climate change to conflict? No consensus ye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5(3): 315–326.

114  Gleick, P.H. 2014. Water, drought, climate change, and conflict in Syria. Weather, Climate, and Society, 6(3): 331–340.

115  Kelley, C.P., Mohtadi, S., Cane, M.A., Seager, R. & Kushnir, Y. 2015. Climate change in the Fertile Crescent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recent Syrian drough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2(11): 3241–3246.

116  Ababsa, M. 2013. Crise agraire, crise foncière et sécheresse en Syrie (2000-2011). Maghreb - Machrek, 215(1): 101.

117  Weinthal, E., Zawahri, N. & Sowers, J. 2015. Securitizing water, climate, and migration in Israel, Jordan, and Syria.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olitics, Law and Economics, 15(3): 293–307.

118  De Châtel, F. 2014. The role of drought and climate change in the Syrian uprising: Untangling the triggers of the revolutio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50(4): 521–535.

119  Sadiddin, A. 2013. An assessment of policy impact on agricultural water use in the northeast of Syria.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1): 74.

120  UN-OCHA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2010. Syria drought response plan 2009-2010. Mid-term review. New York.

121  IPCC. 2014. Climate Change 2014: Synthesis Report. R.K. Pachauri & L.A. Meyer, eds. Geneva,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s I, II and III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151 pp.

122  Warner, K. 2010.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migration: Governance challenge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3): 402–413.

123  Lilleør, H.B. & Van den Broeck, K. 2011. Economic drivers of migr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in LDC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1: S70–S81.

124  IDMC. 2016. GRID 2015. Global report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Geneva, 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 (IDMC) and 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 (NRC).

125  IDMC. 2018. GRID 2018. Global report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Geneva, 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 (IDMC) and 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 (NRC).

126  IOM. 2009. Compendium of IOM’s Activities in Migrati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 Geneva.

127  WFP. 2017. At the root of exodus. Food security,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ome.

128  UNHCR. 2016. Global trends in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5. Geneva.

129  Kälin, W. & Chapuisat, H. 2017. Breaking the impasse. Reducing protracted internal displacement as a collective outcome. OCHA Policy and Studies Serie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第4章

1  Young, A. 2013. Inequality, the urban-rural gap, and migr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8(4): 1727–1785.

2  UNHCR. 2017. Global trends in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Geneva.

3  Levitt, P. 1998. Social remittances: Migration driven local-level forms of cultural diffusion.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2(4): 926–948.

4  Levitt, P. & Lamba-Nieves, D. 2011. Social Remittances Revisited.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7(1): 1–22.

5  Romano, D. & Traverso, S. 2017. Disentangling 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n household food and nutrition security. Florence, DISEI -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Firenze.

6  IFAD. 2017. Sending money home: contributing to the SDGs, one family at a time. Rome,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FAD).

7  FAO. 2018. Rural Livelihoods Information System. Statistical database. Rome, FAO Statistics Division.

8  Stark, O. 1991. The migration of labo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9  de la Brière, B., Sadoulet, E., de Janvry, A. & Lambert, S. 2002. The roles of destination, gender, and household composition in explaining remittances: an analysis for the Dominican Sierr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8(2): 309–328.

10  Adaku, A.A. 2013. The effect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northern region of Ghana.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Applications, 02(04): 193–201.

11  Rozelle, S., Taylor, J.E. & de Brauw, A. 1999.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2): 287–291.

12  Qin, H. 2010. Rural-to-urban labor migration, household livelihoods, and the rural environment in Chongqing Municipality, Southwest China. Human Ecology, 38(5): 675–690.

13  Démurger, S. & Li, S. 2013.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rural employment patterns: Evidence from China. In C. Giulietti, K.Tatsiramos & K.F. Zimmermann, eds. Labor Market Issues in China, pp. 31–63. Research in Labor Economics, Volume 37. Bingley, UK,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14  Lacroix, T. 2011. Migration, rural development, poverty and food security.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of Oxford.

15  OECD. 2017. Interrelations between public policies,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ris, OECD Publishing.

16  FAO. 2017.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7: Leveraging food systems for inclusive rural transformation. Rome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3/a-i7658e.pdf).

17  FAO. 2011.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0-11. Women in agriculture. Closing the gender gap for development. Rome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3/a-i2050e.pdf).

18  Stanley, V. 2015. Women in agriculture: the impact of male out-migration on women’s agency, household welfare,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roup.

19  Paris, T., Rola-Rubzen, M.F., Luis, J., Chi, T., Wongsamun, C. & Villaneuva, D. 2010. The consequences of labour out-migration on income, rice productivity and gender roles: synthesis of findings in the Philippines, Thailand and Vietnam. Gender dimension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employment: Differentiated pathways out of poverty. Status, trends and gaps, pp. 185–196. Rome, FAO, IFAD & ILO.

20  Chang, H., Dong, X. & MacPhail, F. 2011. Labor migration and time use patterns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elderly in rural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39(12): 2199–2210.

21  TAJSTAT. 2015. Gender database. Online statistical database. (available at www.stat.tj) Accessed 5 April 2015. Agency on Statistics under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Tajikistan.

22  Mukhamedova, N. & Wegerich, K. 2018. The 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post-Soviet Tajikista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57: 128–139.

23  de Haas, H. & van Rooij, A. 2010. Migration as emancipation? The impact of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n the position of women left behind in rural Morocco.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38(1): 43–62.

24  Su, W., Eriksson, T., Zhang, L. & Bai, Y. 2016. Off-farm employment and time allocation in on-farm work in rural China from gender perspective. China Economic Review, 41: 34–45.

25  Slavchevska, V., Susan, K. & Taivalmaa, S. 2016. 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Transformations: What is the Evidenc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6  Sando, R.A. 1986. Doing the work of two generations: The impact of out-migration on the elderly in rural Taiwan.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1(2): 163–175.

27  Hull, J.R. 2007.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monetization of farm labor in subsistence sending areas.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6(4): 451–484.

28  Vasco, C. 2011.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atterns, labor relationships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 case of rural Ecuador. Kassel, Kassel University Press GmbH.

29  Hossain, I. 2011. A rapid situation assessment of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and their impact on food security,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akurgeon, Ramphal Centre, FAO.

30  Poggi, C. 2018. Migration, its dynamics and aspirations: A review of Migrating out of Poverty. Backgroun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8: Migration,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Sussex. Unpublished.

31  Miluka, J., Carletto, G., Davis, B. & Zezza, A. 2010. The vanishing farms?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n Albanian family farming.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6(1): 140–161.

32  de Brauw, A. 2010. Seasonal migration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Vietnam.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6(1): 114–139.

33  David, A. & Lenoël, A. 2016. International emigration and the labour market outcomes of women staying behind – The case of Morocco. AFD.

34  FAO RYM. 2018. Rural migration in Tunisia. Drivers and patterns of rural youth migration and its impact on food security and rural livelihoods in Tunisia. FAO Research Report. Rome, FAO &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Robert Schuman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Migration Policy Centre.

35  Azam, J.-P. & Gubert, F. 2006. Migrants’ remittances and the household in Africa: A review of evidence.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15(suppl_2): 426–462.

36  Samaratunga, P. & Jayaweera, R. 2011. Impact of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on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 Case of Sri Lanka. London, Ramphal Centre, FAO.

37  OECD. 2017. Interrelations between public policies,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rmenia. Paris, OECD Publishing.

38  OECD. 2017. Interrelations between public policies,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Georgia. Paris, OECD Publishing.

39  Banerjee, A., Breza, E., Duflo, E. & Kinnan, C. 2015. Do credit constraints limit entrepreneurship? Heterogeneity in the returns to microfinanc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40  Karlan, D., Osei, R., Osei-Akoto, I. & Udry, C. 2014. Agricultural decisions after relaxing credit and Risk Constraint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2): 597–652.

41  Mendola, M. 2008. Mig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rural households: Complements or substitut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5(1): 150–175.

42  Yang, D. 2008.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household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Philippine migrants’ exchange rate shocks*. The Economic Journal, 118(528): 591–630.

43  de Brauw, A. & Giles, J. 2008. Migrant labor markets and the welfare of rural household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Evidence from China.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32(1): 1–18.

44  de Brauw, A., Mueller, V. & Lee, H.L. 2014. The role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sub-Saharan Africa. World Development, 63: 33–42.

45  Tuladhar, R., Sapkota, C. & Adhikari, N. 2014. Effects of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 income on Nepal’s agriculture yield. Asian Development Bank.

46  Huy, H.T. & Nonneman, W. 2016. Economic effects of labor migration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f farm households in the Mekong River Delta region of Vietnam.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25(1): 3–21.

47  Li, L., Wang, C., Segarra, E. & Nan, Z. 2013.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small farming systems in Northwest China.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5(1): 5–23.

48  Taylor, J.E., Rozelle, S. & de Brauw, A. 2003. Migration and incomes in source communities: A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 perspective from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2(1): 75–101.

49  Gray, C.L. 2009. Rural out-migration and smallholder agriculture in the southern Ecuadorian Andes.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30(4–5): 193–217.

50  Taylor, J.E. & Lopez-Feldman, A. 2010. Does migration make rural households more productive? Evidence from Mexico.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6(1): 68–90.

51  Thomas-Hope, E. 2011. Jamaica Country Study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London, Ramphal Centre, FAO.

52  Abdelmoneim, Y. & Litchfield, J. 2016. Does migration improve living standards of migrant-sending households? Evidence from rural Ethiopia. Working Paper 41. Brighton, Migrating out of Poverty Research Programme Consortium, University of Sussex.

53  Croll, E.J. & Ping, H. 1997. Migration for and against agriculture in eight Chinese villages. The China Quarterly, 149: 128–146.

54  Qin, H. & Liao, T.F. 2016. Labor out-migration and agricultural change in rural Chin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47: 533–541.

55  de Haan, A. 1999. Livelihoods and poverty: The role of migration –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migration literature.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6(2): 1–47.

56  Housen, T., Hopkins, S. & Earnest, J. 2012. A systematic review on the impact of internal remittances on poverty and consump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9(5): 610–632.

57  Mendola, M. 2010. Rural out-mi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origin: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4(1): 102–122.

58  Adams JR, R.H. 2011. Evaluat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emittances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using household surveys: A literature review.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7(6): 809–828.

59  Tsiko. 2009. Impact of migration on food security in Chiredzi, Zimbabwe. Volens Africa.

60  Zezza, A., Carletto, C., Davis, B. & Winters, P. 2011.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on food and nutrition security. Food Policy, 36(1): 1–6.

61  Bryan, G., Chowdhury, S. & Mobarak, A.M. 2014. Underinvestment in a profitable technology: The case of seasonal migration in Bangladesh. Econometrica, 82(5): 1671–1748.

62  Nguyen, M.C. & Winters, P. 2011.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on food consumption patterns: The case of Vietnam. Food Policy, 36(1): 71–87.

63  Manivong, V., Cramb, R. & Newby, J. 2014. Rice and remittances: Crop intensification versus labour migration in southern Laos. Human Ecology, 42(3): 367–379.

64  Choithani, C. 2017. Understanding the linkages between migration and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in India. Geographical Research, 55(2): 192–205.

65  Kangmennaang, J., Bezner-Kerr, R. & Luginaah, I. 2018. Impact of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on household welfare among rural households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Malawi.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7(1): 55–71.

66  FAO, IFAD, IOM & WFP. 2018. The Linkages between Migration, Agriculture, Food Security and Rural Development. Rome.

67  Carletto, C., Covarrubias, K. & Maluccio, J.A. 2011. Migration and child growth in rural Guatemala. Food Policy, 36(1): 16–27.

68  de Brauw, A. 2011. Migration and child development during the food price crisis in El Salvador. Food Policy, 36(1): 28–40.

69  Azzarri, C. & Zezza, A. 2011.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nutritional outcomes in Tajikistan. Food Policy, 36(1): 54–70.

70  Ruel, M.T. & Alderman, H. 2013. Nutrition-sensitive interventions and programmes: how can they help to accelerate progress in improving maternal and child nutrition? The Lancet, 382(9891): 536–551.

71  Gibson, J., McKenzie, D. & Stillman, S. 2011. What happens to diet and child health when migration splits households? Evidence from a migration lottery program. Food Policy, 36(1): 7–15.

72  Chikaire, J.U., Anyoha, N.O. & Atoma, C.N. 2014. Effects of male labour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on women farmers left-behind in Imo State Nigeria. The 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Sciences, 1(1): 18–27.

73  de Brauw, A. & Mu, R. 2011. Migration and the overweight and underweight status of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Food Policy, 36(1): 88–100.

74  Chen, F., Liu, H., Vikram, K. & Guo, Y. 2015. For better or worse: The health implications of marriage separation due to migration in Rural China. Demography, 52(4): 1321–1343.

75  Song, Q. 2017. Aging, and separation from children: The health implications of adult migration for elderly parents in rural China. Demographic Research, 37: 1761–1792.

76  Lu, Y. 2012. Household migration,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social health: The perspective from migrant-sending area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74(2): 135–142.

77  Lu, Y., Hu, P. & Treiman, D.J. 2012. Migra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migrant-sending areas: findings from the survey of internal migration and health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57(4): 691–698.

78  Graham, E., Jordan, L.P. & Yeoh, B.S.A. 2015. Parental migration and the mental health of those who stay behind to care for children in South-East Asia.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32: 225–235.

79  Edwards, A.C. & Ureta, M. 2003.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schooling: evidence from El Salvador.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2(2): 429–461.

80  Theoharides, C. 2017. Manila to Malaysia, Quezon to Qatar: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ts effects on origin-country human capit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0216–7714R1.

81  Elbadawy, A. & Roushdy, R. 2010.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on child schooling and child work: The case of Egyp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82  McKenzie, D. & Rapoport, H. 2011. Can migration reduc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Evidence from Mexico.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4(4): 1331–1358.

83  de Brauw, A. & Giles, J. 2017. Migrant Opportunity and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Youth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52(1): 272–311.

84  Zuccotti, C., Geddes, A., Bacchi, A., Nori, M. & Stojanov, R. 2018. Rural Migration in Tunisia. Drivers and patterns of rural youth migration and its impact on food security and rural livelihoods in Tunisia. Rome, FAO.

85  Rashid, S.R. & Sikder, J.U. 2016. Choosing a life: Remittances and youth aspirations in Bangladeshi villages. Migrating out of Poverty RPC Working Paper No. 40. Brighton, Migrating out of Poverty Consortium, University of Sussex.

86  Gaibazzi, P. 2013. Cultivating hustlers: The agrarian ethos of Soninke migrati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9(2): 259–275.

87  Temudo, M. & Abrantes, M. 2015. The pen and the plough: Balanta Young Men in Guinea-Bissau.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6(3): 464–485.

88  Yang, D. & Choi, H. 2007. Are remittances insurance? Evidence from rainfall shocks in the Philippines.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1(2): 219–248.

89  Rosenzweig, M.R. & Stark, O. 1989. Consumption smoothing, migration, and marriage: Evidence from rural Indi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4): 905–926.

90  Arouri, M. & Nguyen, C.V. 2017. Do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ffect labor supply, non-farm diversification and welfare of households? Evidence from Egyp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6(1): 39–62.

91  Osili, U.O. 2004. Migrants and housing investment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Niger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2(4): 821–849.

92  Dinkelman, T., Kumchulesi, G. & Mariotti, M. 2017. Labor migratio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rural labor markets. Working Paper.

93  Quisumbing, A. & McNiven, S. 2010. Moving forward, looking back: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on assets, consumption, and credit constraints in the rural Philippines.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6(1): 91–113.

94  Du, Y., Park, A. & Wang, S. 2005. Migration and rural poverty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3(4): 688–709.

95  Adams, R.H. 1991. The economic uses and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emittances in rural Egyp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9(4): 695–722.

96  Adams, R.H. & Cuecuecha, A. 2013. The impact of remittances on investment and poverty in Ghana. World Development, 50: 24–40.

97  Taylor, J.E. & Dyer, G.A. 2009. Migration and the sending economy: A disaggregated rural economy-wide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5(6): 966–989.

98  Akram, A.A., Chowdhury, S. & Mobarak, A.M. 2017. Effects of emigration on rural labor marke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3929. Cambridge, US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99  Murphy, R. 2002. 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10 pp.

100  Ma, Z. 2002. Social-capital mobilization and income returns to entrepreneurship: The case of return migration in rural Chin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34(10): 1763–1784.

101  Démurger, S. & Xu, H. 2011. Return migrants: The rise of new entrepreneurs in Rural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39(10): 1847–1861.

102  Zhao, Y. 2002.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return migration: Recent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0(2): 376–394.

103  Chunyu, M.D., Liang, Z. & Wu, Y. 2013. Interprovincial return migration in China: 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determinants in Sichuan Province in the 1990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45(12): 2939–2958.

104  Ma, Z. 2001. Urban labour-force experience as a determinant of rural occupation change: evidence from recent urban-rural return migration in Chin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33(2): 237–255.

105  Murphy, R. 2000. Return migr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rural China: The experience of two counties in south Jiangxi.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9(24): 231–247.

106  Wahba, J. & Zenou, Y. 2012.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Migr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social capital.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42(5): 890–903.

107  Collyer, M. 2004. The development impact of 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on southern Mediterranean sending countries: Contrasting examples of Morocco and Egypt. Brighton, Sussex Centre for Migration Research.

108  Ajaero, C.K. & Onokala, P.C. 2013. The effects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on rural communities of southeastern Niger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earch.

109  Reichert, J. 1981. The migrant syndrome: Seasonal U.S. wage labor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entral Mexico. Human Organization, 40(1): 56–66.

110  Pizzi, E. 2017. Does labor migration improve access to public goods in source communities?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21.

111  Chakraborty, T., Mirkasimov, B. & Steiner, S. 2015. Transfer behavior in migrant sending communit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3(3): 690–705.

112  Gallego, J.M. & Mendola, M. 2013. Labour migration and social networks participation in southern Mozambique. Economica, 80(320): 721–759.

113  Nikolova, M., Roman, M. & Zimmermann, K.F. 2017. Left behind but doing good? Civic engagement in two post-socialist countr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5(3): 658–684.

114  Barham, B. & Boucher, S. 1998.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inequality: estimating the net effects of migration on income distribu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5(2): 307–331.

115  de Haas, H.G. 2003.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Morocco: The disparate socio-economic impacts of out-migration on the Todgha Oasis Valley. Nijmegen, Radboud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116  Zhu, N. & Luo, X. 2010.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on rural poverty and inequality: a case study in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s, 41(2): 191–204.

117  Hornbeck, R. & Naidu, S. 2014. When the levee breaks: Black mi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American Sou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3): 963–990.

118  de Brauw, A., Huang, J., Zhang, L. & Rozelle, S. 2013. The feminisation of agri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9(5): 689–704.

119  China Statistical Press. 2010.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Beijing.

120  Boyer, G.R., Hatton, T.J. & O’Rourke, K. 1994. The impact of emigration on real wages in Ireland, 1850-1914. In T.J. Hatton and J.G. Williamson, eds. Mig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market, 1850-1939, pp. 221-239, Routledge.

121  Adamopoulos, T., Brandt, L., Leight, J. & Restuccia, D. 2017. Misallocation, selection and productivity: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with panel data from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23039. Cambridge, US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22  Orozco, M., Lowell, B.L., Bump, M. & Fedewa, R. 2005. Transnational engagement, remittanc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123  Batres-Marquez, S.P., Jensen, H. & Brester, G. 2003. Salvadoran consumption of ethnic food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Food Distribution Research, 34(2): 1–16.

124  Rogers, T. & Morrison, J. 2010. Agriculture for Growth.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in the Pacific. Rome, FAO.

125  Debass, T. & Orozco, M. 2008. Digesting Nostalgic Trade: A Prequel to a Value Chain Approach. Paper presented at Linking Small Firms to Competitiveness Strategies Breakfast Seminar Series sponsored by the USAID Microenterprise Development office, 20 November 2008, Inter-American Dialogue, Washington, DC. [Cited 28 March 2018]. https://www.marketlinks.org/library/digesting-nostalgic-trade-prequel-value-chain-approach-screencast-and-presentation

126  Newland, K. & Taylor, C. 2010. Heritage tourism and nostalgia trade: A diaspora niche in the development landscape. Washington, DC., USAID Diasporas & Development Policy Project,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127  Sánchez Cantillo, M.V. 2009. Trade policy reform and poverty: Successes and failures in Central America. CEPAL Review 98: 65–82.

128  Kälin, W. & Chapuisat, H. 2017. Breaking the impasse. Reducing protracted internal displacement as a collective outcome. OCHA Policy and Studies Series. Rome, United Nations.

129  FAO. 2016. Migration and protracted crises. Addressing the root causes and building resilient agricultural livelihoods. Rome, FAO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3/a-i6101e.pdf)

130  FAO, IFAD, UNICEF, WFP & WHO. 2017. 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2017. Building resilience for peace and food security. Rome, FAO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3/a-I7695e.pdf)

131  OECD. 2016. States of Fragility 2016: Understanding Violence. Paris, OECD Publishing (also available at http://dx.doi.org/ 10.1787/9789264267213-en)

132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17. Herders against Farmers: Nigeria’s Expanding Deadly Conflict. In: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online). [Cited 25 January 2018]. https://www.crisisgroup.org/africa/west-africa/nigeria/252-herders-against-farmers-nigerias-expanding-deadly-conflict

133  FAO. 2016. Peace and food security. Investing in resilience to sustain rural livelihoods amid conflict. Rome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3/a-i5591e.pdf)

134  Grijalva-Eternod, C.S., Wells, J.C.K., Cortina-Borja, M., Salse-Ubach, N., Tondeur, M.C., Dolan, C., Meziani, C., Wilkinson, C., Spiegel, P. & Seal, A.J. 2012. The double burden of obesity and malnutrition in a protracted emergency setting: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Western Sahara refugees. PLOS Medicine, 9(10): e1001320.

135  Khara, T., Mwangome, M., Ngari, M. & Dolan, C. 2018. Children concurrently wasted and stunted: A meta-analysis of prevalence data of children 6–59 months from 84 countries. Maternal & Child Nutrition, 14(2): 1–7.

136  Cherri, Z., Arcos González, P. & Castro Delgado, R. 2016. The Lebanese–Syrian crisis: impact of influx of Syrian refugees to an already weak state. Risk Management and Healthcare Policy, 9: 165–172.

137  FAO. 2016. Emergency vaccination against transboundary animal diseases in Lebanon. Animal disease control to support resilient livelihoods in protracted crisis. Rome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 3/a-i5746e.pdf).

138  WFP. 2017. Refugee influx Emergency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REVA) – Summary Report. Cox’s Bazar, Bangladesh, December 2017. Rome.

139  FSIN. 2018. Global report of food crises 2018. Rome.

140  Betts, A., Bloom, L., Kaplan, J. & Omata, N. 2014. Refugee economies. Rethinking popular assumptions. Oxford, Humanitarian Innovation Project.

141  Sanghi, A., Onder, H. & Vemurui, V. 2016. ‘Yes’ in My Backyard? The Economics of Refugees and Their Social Dynamics in Kakuma, Keny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and UNHCR.

142  Taylor, J.E., Filipski, M.J., Alloush, M., Gupta, A., Rojas Valdes, R.I. & Gonzalez-Estrada, E. 2016. Economic impact of refuge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3(27): 7449–7453.

143  UNHCR. 2017. UNHCR Projected Global Resettlement Needs 2018. 23rd Annual Tripartite Consultations on Resettlement. Geneva, UNHCR Resettlement Service.

144  UNHCR. 2003. Framework for durable solutions for refugees and persons of concern. Geneva, UNHCR Core Group on Durable Solutions.

145  UNHCR. 2013. The Integration of Resettled Refugees. Essentials for establishing a resettlement programme and fundamentals for sustainable resettlement programs. Geneva, UNHCR Resettlement Service.

146  HAFA. 2018. Hmong American Farmers Association | Our Story [online]. [Cited 20 February 2018]. http://www.hmongfarmers.com/story/

147  Mohamud, Y. 2017. How Minnesota’s Hmong American farmers got organized. In: MinnPost [online]. [Cited 20 February 2018]. https://www.minnpost.com/community-sketchbook/2017/11/how-minnesotas-hmong-american-farmers-got-organized

148  ORR. 2017. Refugee Agricultural Partnership Program. In: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for Children & Families (ACF), Office of Refugee Resettlement (ORR) [online]. [Cited 20 February 2018]. https://www.acf.hhs.gov/orr/resource/refugee-agricultural-partnership-program

149  ORR. 2012. IRC’s New Roots: A Growing Partnership with RAPP. In: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for Children & Families (ACF), Office of Refugee Resettlement (ORR) [online]. [Cited 20 February 2018]. https://www.acf.hhs.gov/orr/resource/ircs-new-roots-a-growing-partnership-with-rapp

150  Collier, P., Hoeffler, A. & Söderbom, M. 2008. Post-Conflict Risk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5(4): 461–478.

151  Hugo, G. & Morén-Alegret, R. 2008.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o non-metropolitan areas of high income countries: editorial introduction.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4(6): 473–477.

152  Nori, M., Ragkos, A. & Farinella, D. 2017. Agro-Pastoralism as an asset for sustainable Mediterranean islands. In K. Jurcevic, L.K. Lipovcan & O. Ramljak, eds. Imaging the Mediterranean: challenges and perspectives. Vis, Croatia.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Ivo Pilar – VERN Group.

153  Frances, J., Barrientos, S. & Rogaly, B. 2005. Temporary workers in UK agriculture and horticulture: A study of employment practices in the agriculture and horticulture industries and co-located packhouse and primary food processing sectors. London, Precision Prospecting for th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DEFRA).

154  Caruso, F. & Corrado, A. 2015. Migrazioni e lavoro agricolo: un confronto tra Italia e Spagna in tempi di crisi. In M. Colucci & S. Gallo, eds. Tempo di cambiare. Rapporto 2015 sulle migrazioni interne in Italia, pp. 58-77. Rome, Donizelli.

155  Kasimis, C. 2005. Migrants in the rural economies of Greece and southern Europe. In: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online].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migrants-rural-economies-greece-and-southern-europe

156  Fonseca, M.L. 2008. New waves of immigration to small towns and rural areas in Portugal.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4(6): 525–535.

157  Nori, M. 2017. The shades of green: Migrants’ contribution to EU agriculture. Context, trends,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Florence, Migration Policy Centre.

158  Preibisch, K. 2010. Pick-your-own labor: Migrant workers and flexibility in Canadian agricultur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44(2): 404–441.

159  Anonymous. 2017. If America is overrun by low-skilled migrants… - The market for lemons. The Economist [online]. [Cited 16 January 2018]. https://www.economist.com/news/united-states/21725608-then-why-are-fruit-and-vegetables-rotting-fields-waiting-be-picked-if-america

160  Robinson, S., Hinojosa-Ojeda, R. & Thierfelder, K. 2017. NAFTA and immigration: Linked labor markets and the impact of policy changes on the U.S. economy.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161  Dramski, P. 2017. On the clock. How immigrants fill gaps in the labor market by working nontraditional hours. New York, New American Economy.

162  Peri, G. 2008. Immigration accounting: U.S. States: 1960–2006. CReAM Discussion Paper No 05/08. London, Centre for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Migration.

163  Peri, G. & Sparber, C. 2008. Task specialization, immigration, and wages. CReAM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0802. London, Centre for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Migration.

164  Mercandalli, S. & Losch, B., eds. 2017. Rural Africa in motion. Dynamics and drivers of migration south of the Sahara. Rome, FAO and CIRAD. 60 pp.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3/I7951EN/i7951en.pdf).

165  OECD. 2018. How Immigrants Contribut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nomies. Paris, OECD Publishing.

166  Papadopoulos, A. & Fratsea, L. 2017. Temporary migrant workers in Greek agriculture. Berlin, 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67  Lawrence, F. 2011. Spain’s salad growers are modern-day slaves, say charities. The Guardian, 7 February 2011 (also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1/feb/07/spain-salad-growers-slaves-charities).

168  Corrado, A. 2017. Migrant crop pickers in Italy and Spain. E-Paper. 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

169  Semprebon, M., Marzorati, R. & Garrapa, A.M. 2017. Governing agricultural migrant workers as an ‘emergency’: Converging approache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Italian rural town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5(6): 200–215.

第5章

1  UNDP. 2009.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Overcoming Barriers: Human Mobility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2  UN General Assembly. 2017. Making migration work for al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A/72/643).

3  FAO. 2017. Colombia Resilience Programme 2017-2020. FAO’s commitment to the Peace Agreement and resilience in Colombia. Rome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3/a-i7584e.pdf)

4  FAO. 2018. FAO Representation in Colombia raises its status [online]. [Cited 14 March 2018]. http://www.fao.org/americas/noticias/ver/pt/c/1105733/

5  FAO. 2017. FAO´s role in suppor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eace agreement in Colombia: advances and challenges. Paper presented at Side Event during the 40th Session of the FAO Conference, 5 July 2017, Rome, FAO Headquarters.

6  Zavala Gómez Del Campo, R. 2017. Suppor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rural reform promoting peace-building in Colombia. Paper presented at Side Event during the 40th Session of the FAO Conference, 5 July 2017, Rome, FAO Headquarters.

7  UN General Assembly. 2016. One Humanity, Shared Responsibility.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for the World Humanitarian Summit (A/70/709) [online]. [Cited 25 January 2018]. sgreport.worldhumanitariansummit.org/

8  OECD. 2016.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a Shifting World. Paris, OECD Publishing.

9  OECD. 2011. Tackling the Policy Challenges of Migration: Regulation,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Paris, OECD Publishing.

10  Karfakis, P. 2017. Structural change,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Rome, FAO. Mimeo.

11  Immigration New Zealand. 2018. About this visa : Limited Visa [online]. [Cited 4 May 2018]. https://www.immigration.govt.nz/new-zealand-visas/apply-for-a-visa/about-visa/limited-visa

12  Immigration New Zealand. 2018. Hire a candidate [online]. [Cited 4 May 2018]. https://www.immigration.govt.nz/employ-migrants/hire-a-candidate

13  Winters, L.A. 2016. New Zealand’s recognised seasonal employer scheme: An object lesson in policy making – But for whom? Migrating out of Poverty RPC Working Paper No. 34. Brighton, Migrating out of Poverty Consortium, University of Sussex.

14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7.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bout the Seasonal Worker Programme. In: Department of Jobs and Small Business [online]. [Cited 4 May 2018]. https://www.jobs.gov.au/frequently-asked-questions-about-seasonal-worker-programme

15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5. Hire a temporary foreign agricultural worker [online]. [Cited 4 May 2018]. https://www.canada.ca/en/employment-social-development/services/foreign-workers/agricultural/seasonal-agricultural.html

16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6. Agricultural workers – Work temporarily in Canada. In: aem [online]. [Cited 4 May 2018].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work-canada/permit/agricultural-workers-work-temporarily.html

17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5. Agreement for the Employment in Canada of Seasonal Agricultural Workers from Mexico - 2016 [online]. [Cited 4 May 2018]. https://www.canada.ca/en/employment-social-development/services/foreign-workers/agricultural/seasonal-agricultural/apply/mexico.html

18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4. Council adopts directive on third-country seasonal workers. Brussels. Press release 65.

19  European Union. 2014. Directive 2014/36/EU of 26 February 2014 on the Conditions of Entry and Stay of Third-Country Nationals for the Purpose of Employment as Seasonal Workers.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lso available at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14L0036&from=EN).

20  OECD. 2017. Interrelations between Public Policies,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ris, OECD Publishing.

21  IOM. 2017. Extended Migration Profile of the Republic of Moldova 2009-2014. Chisinau.

22  Martinez, M., Giraldo, P., Nizami, S., Castro, H., Hassan, S., Durakovic, N. & Zarul, A. 2015. PARE 1+1: Improving Moldova’s Remittance-Based Investment Program. Workshop in Development Practice Project Report. New York,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Columbia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