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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2-5-508536-9（印刷）

E-ISBN 978-92-5-508537-6 (PDF)

E-ISBN 978-92-5-508538-3 (MOBI)

© 粮农组织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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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前言

致谢

缩略语

内容提要

家庭农业中的创新

1.家庭农业中的创新

家庭农场与世界农业面临的挑战

家庭农场和农业创新体系

报告结构

2.家庭农业

何谓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有多普遍？

全球农场分布

家庭农场特点

家庭农场、市场一体化及创新

关键信息

3.生产率可持续提升面临的挑战

对生产率可持续提升的需要

家庭农业和生产率可持续提升

可持续农业创新的效益、代价与取舍

实现可持续生产的性别障碍

支持采用可持续性技术和方法

关键信息

4.农业研发促进家庭农场发展

公共农业研发的重要意义

不断变化的农业研发模式

投资提升国家研究能力

建立伙伴关系，加强公共研发的效能

促进面向家庭农场的研发

关键信息

5.面向家庭农场的农业推广和咨询服务

推广的趋势与模式

满足农民需要的推广与咨询服务

不同主体提供的咨询服务

面向家庭农场发展推广和咨询服务

关键信息

6.提升创新能力惠及家庭农场

创新能力建设

提升个人能力

提升组织能力

创建有利环境

衡量、学习和推广应用

关键信息

7.结论：促进家庭农业的创新

报告中的关键信息

统计附表

附表说明

表A1  农业生产单位数量和农业面积大小

表A2  按土地面积大小划分农业生产单位和农业面积所占比例

表A3  农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和变化率，1961-2012

参考文献

《粮食及农业状况》特别章节

表

1.实现可持续农业生产力增长的途径和工具

2.农业生产单位平均规模扩大或缩小的国家数量，按收入和区域分组， 1960-2000年

3.各国被调查的家庭农场数量、平均规模和最大规模

4.年均作物产量（2001-2012），按收入分组

5.2005年主要作物估计产量差距，按区域分组

6.年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变化率，按收入分组

7.若干非洲国家政府和捐助者用于农业技术推广和转让的支出

插文

1.诱发性农业技术创新

2.2014国际家庭农业年中家庭农业的定义

3.包容性商业模式

4.针对小型家庭农场应采取什么战略？

5.缩小单产差距带来的影响

6.消除农业生产率中的性别差异

7.生产率增长的来源

8.节约与增长：小农作物生产可持续集约化新范式

9.气候智能型农业促进粮食安全

10.促使农民采纳技术和实用方法的决定因素：非洲案例研究

11.农业研发的累积影响

12.对农业研究人员的投资

13.确保农业研发资金稳定的重要性

14.国际和区域对农业研发的投资

15.泰国生物技术领域公私伙伴关系

16.洪都拉斯参与式植物育种

17.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墨西哥培养技术转让专家

18.把握推广和咨询服务开支

19.农民田间学校

20.斯里兰卡合同农业和咨询服务支持

21.东部非洲奶业发展项目农民志愿培训师

22.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帮助乌干达农民更好地获取推广服务

23.推动秘鲁农业创新，提高竞争力

24.评估能力建设需求：热带农业平台

25.推动农业投资

26.非洲创新平台

27.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业创新

28.非洲农业创新经验

图

1.世界农场比例，按区域、收入群组和规模分类

2.世界范围内农场和农田面积分布情况，按土地规模分类

3.农场和农田面积的分布情况，按土地规模和收入群组分类

4.农业人口中贫困人口比率

5.75%的最小家庭农场的农业产量和经营的农业土地所占比例

6.若干作物单产，按农场规模分类

7.若干国家土地和劳动生产率，按农场规模分类

8.家庭收入平均比例，按来源和农场规模四等分分类

9.采用某些现代农业技术的农场比例，按农场规模分类

10.种子和肥料使用强度情况，按农场规模分类

11.销售农产品比例，按农场规模分类

12.名义和实际全球食品价格指数（1960-2012年）

13.全球作物单产年均变化率，按十年期和作物分类

14.全球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变化率，按十年期分类

15.农业研发公共支出年均增长率，按十年期和收入群组分类

16.农业研发公共支出，按收入群组分类

17.农业研发公共支出地理分布（2009年）

18.农业科研投资强度，按十年期和收入群组分类的平均数

19.农业溢入潜力与国内知识存量对比

20.若干国家最近年份通过农业推广获取信息的农场比例

21.通过农业推广获取信息的农场比例，按农场规模分类

22.不同层面的能力建设

前 言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挑战。 每个挑战都需要特定的应对方式。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饥荒威胁南 亚。而绿色革命便是破解半个世纪前世 界所面临的粮食危机的正确答案。

如今，我们很幸运，无需面临大规 模饥荒的前景 — 但是我们却走到了 一个十字路口。

世界上仍有8.42亿人陷于长期饥饿 之中，吃不饱饭，尽管事实上世界已经 不存在粮食短缺。一个令人尴尬的悖论 是，世界上超过70%的粮食不安全人口 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他们当 中很多人是低收入农业劳动者或生计型 生产者，难以满足其家庭的粮食需求。

放眼2050年，在养活全球人口方面 我们将面临更多挑战，届时人口预计 将突破90亿关口，人们会消费更多粮 食，可能也会吃得更好、更健康。与此 同时，农民以及全人类已经在面对气候 变化带来的新挑战。普遍存在的土地 和水资源退化，以及对环境的其他负面 影响，已经在向我们显示高度集约化 农业生产系统的局限性。

因此，现在要寻求的是真正具有可 持续性和包容性并能提高贫困人口粮食 获取的农作系统，从而满足世界未来的 粮食需求。没有任何一种形式能比家庭 农业更接近于可持续粮食生产模式。

因此，联合国宣布2014年为“国际 家庭农业年”正合时宜。这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机会突显家庭农业生产者在 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的重要 作用。他们包括小规模和中等规模农业 生产者、土著民族、传统社群、渔民、 牧民、森林居民、食物采集者等等。

为庆祝国际家庭农业年，《2014年 粮食及农业状况：家庭农业中的创新》 对家庭农业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这份报 告首次全面估计了全世界家庭农场的数 量 — 至少5亿个。这意味着每10个 农场中大约就有9个由家庭经营。更多 的分析显示家庭农场占世界农业土地的 一大部分，并生产全世界80%的粮食。

然而，虽然家庭农业生产者对世界 粮食安全至关重要，他们也被许多人视 为发展的障碍，并失去了政府的支持。 我们需要改变这种观念。家庭农业生产 者不是问题：相反，他们对于解决饥饿 问题至关重要。

但是，家庭农业生产者仅依靠其 自身所能做到的是有限的，公共部门的 作用是出台政策和创造有利环境，从而 能够帮助他们繁荣发展。这项工作必须 由政府主导，但也需要其他方面共同 参与，包括国际组织、区域机构、民间 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和研究机构。

家庭农场极为多样化，其生计类型 十分复杂，这意味着一刀切的建议是 不合时宜的。要支持家庭农场，每个 国家和每个区域均需因地制宜，在家庭 农业生产者内在能力和力量基础上， 找到最能响应家庭农业生产者特定需求 的解决方案。

然而，全世界家庭农业生产者的 需求有大致相似之处：在不过分增加 风险的前提下更好地获取可持续增产的 技术；能够响应其特定需求并尊重其 文化和传统的物资投入；对妇女和青年 农民给予特殊关注；强化生产者组织和 合作社；改善土地、水、信贷和市场 的供给；更好地参与价值链，包括确 保公平价格；加强家庭农业生产与当 地市场之间的联系以提高当地粮食生产 安全；提供公平的基本服务，包括教 育、卫生、清洁水源和环境卫生。

与此同时，给予家庭农业生产者的 支持必须能够支撑他们在推动农村社区 发展中发挥的作用。除增加当地粮食供 给，家庭农业生产者在创造就业、提高 收入、刺激当地经济发展并使之更加多 样化方面同样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培育这方面 潜力。这些方法包括，将家庭农业生产 与目标机构市场相联系，如学校供餐， 从而确保家庭农业生产者的市场销路和 收入，同时也为儿童提供营养膳食提供 了保证。家庭农业生产者在恢复传统作 物方面也具有优势，这些作物对于当地 粮食安全具有巨大价值，但却因为膳食 的商品化而被弃之一旁。

全球范围内有许多成功的经验， 这笔宝贵财富可以供其他国家参考，以 求带来必要的变革，发挥家庭农业生产 者的潜力。《2014年粮食及农业状况》 针对家庭农业生产者在不同情况下的 需求和机遇提供了相应的备选方案。

这些不同的备选方案有一个共同 特征：创新。家庭农业生产者需要在其 采用的系统中进行创新；政府需要创新 支持家庭农业的具体政策；生产者组织 需要创新以更好响应家庭农业生产者需 求；研究及推广机构需要创新，从主要 基于技术转让的研发驱动过程转变为 支持并回报家庭农业生产者自身创新的 方式。此外，无论形式如何，创新必须 具有包容性，要将家庭农业生产者纳入 知识创造、共享和使用过程，使之在整 个过程中占有主体地位，既分享利益， 也分担风险，确保创新真正适应当地 条件。

我们需要具有与绿色革命同样创新 性的推进方式，既响应当前需求，也要 考虑未来：我们不能用同一个工具应对 不同的挑战。

2014国际家庭农业年提醒我们要 采取行动重振这一关键部门。通过决定 庆祝家庭农业生产者，我们认可他们在 应对当今世界农业生产面临的三大挑战 中是理所当然的领导者：改善粮食生产 安全和营养，同时保护关键的自然资 源，并控制气候变化的程度。

如果能为家庭农业生产者提供其 所需和应得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就能够 携手共迎挑战。

若泽•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

粮农组织总干事

致 谢

《2014年世界粮食及农业状况》 是在粮农组织农业发展经济司（ESA） 司长Kostas Stamoulis、研究及推广科 （DDNR）科长Andrea Sonnino和农业发 展经济司高级经济学家兼总编辑Terri Raney的总体领导下，由农业发展经济 司和研究及推广科各位同仁编写。经济 及社会发展部助理总干事Jomo Kwame Sundaram也提供了指导。

研究和撰写小组由Jakob Skoet （ESA）和David Kahan（DDNR）任组长， 成员包括： 农业发展经济司Brian Carisma、Sarah Lowder、Sara McPhee Knowles和Terri Raney；研究及推广科 John Ruane和Julien de Meyer。

另有粮农组织其他同事为报告提 供了素材：农业发展经济司Aslihan Arslan、Solomon Asfaw、Panagiotis Karfakis、Leslie Lipper、Giulia Ponzini、George Rapsomanikis和 Saumya Singh；研究及推广科Magdalena Blum、Delgermaa Chuluunbaatar、 Steven LeGrand、Karin Nichterlein、 Ana Pizarro和Laura Vian；社会保护司 May Hani；统计司Adriana Neciu和 Jairo Castano；植物生产及保护司 Manuela Allara和Benjamin Graeub； 伙伴关系、宣传及能力发展办公室Nora Ourabah Haddad和Denis Herbel；粮农 组织驻秘鲁代表处John Preissing；粮 农组织驻老挝代表处Stephen Rudgard。

还有来自粮农组织各技术部门及区 域办事处的许多其他同事为本报告数个 版本草稿提供了专家审阅和意见，对他 们的贡献表示感谢。

外部背景文件和参考资料提供者 包括： 戈勒明哥发展研究公司Ian Christoplos；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 Keith Fuglie；独立顾问Silvia L. Saravia Matus；明尼苏达大学Philip G. Pardey；荷兰皇家热带研究所(KIT) Helena Posthumus。

本报告获益于许多国际专家的外部 审阅和意见，包括：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IFPRI）Nienke Beintema、José Falck-Zepeda和Keith Wiebe；农村咨 询服务全球论坛Kristin Davis；圭尔 夫大学Helen Hambly Odame；瓦赫宁根 大学Laurens Klerkx；世界银行Donald Larson；马凯雷雷大学Moses Makooma Tenywa；荷兰乐施会Gigi Manicad；非 洲生物企业家中心（CABE）Hannington Odame；农业发展研究国际合作中心 （CIRAD）Bernard Triomphe；中国 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贾相平。

感谢粮农组织农业创新体系和家 庭农业专家磋商会（2012年3月）参会 人员以及随后就该主题参与电子邮件 讨论（2012年6月－7月）的人员为本 研究所提供的最初指导和建议，该活动 由研究及推广科John Ruane组织安排。

荷兰皇家热带研究所Mariana Wongtschowski协助开展了技术审议研 讨会，讨论并审议了本报告完整初稿。

经济及社会发展部Michelle Kendrick负责出版和项目管理。Paola Landolfi 协助报告制作过程。整个 过程中，Paola Di Santo、Liliana Maldonado和Cecilia Agyeman-Anane 提供了行政支持，Marco Mariani安排 了信息技术支持。编辑工作由Jane Shaw完成。报告翻译和印刷服务由粮 农组织会议规划及文件处提供。平面 设计及版面设计服务由Flora Dicarlo 提供。

缩略语

CGIAR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

FFS

农民田间学校

G20

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GDP

国内生产总值

ICT

信息通讯技术

IFAD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

IFPRI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MAFAP

非洲粮食及农业政策监测计划

NGO

非政府组织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R&D

研究与开发

TAP

热带农业平台

内容提要

家庭农业中的创新

全世界有5亿多个家庭农场，经营 着世界上大部分农地，生产出世界上 大部分粮食。我们需要这些家庭农场来 保障全球粮食安全，管理和保护自然 环境，消除贫困、食物不足和营养不良 现象。然而，要想实现这些目标，家庭 农场必须提高自身的生产率和实现可持 续性，换言之，家庭农场需要创新， 需要在一个承认其所面临挑战的多样性 和复杂性的体系中实现创新。

《2014年粮食及农业状况：家庭农 业中的创新》着力分析家庭农场，并 分析创新在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减贫和 环境可持续性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报告提出，必须支持家庭农场创新， 推动生产可持续集约化和改善农村生计。 创新是农民不断改进生产和农场管理措 施的一个过程，包括栽种新的作物品 种，将传统措施与新科学知识相结合， 采用全新的综合生产和收获后方法，或 通过高回报的全新方式进入各类市场。 但创新不能仅仅依靠农民自身的行动。 公共部门必须与私有部门、民间社会 和农民及其组织一道，构建一个创新 体系， 在不同行为主体之间建立起 联系，提高农民的创新能力，并激发 他们的创新积极性。

家庭农场在规模、市场准入和农户 特征等方面千差万别，因而它们对创新 体系有着不同的要求。家庭农场的生计 方式相对复杂，包括以自然资源为基础 的多种活动，如种植作物、养殖家畜、 捕鱼、采集林产品等，还包括一些非农 活动，包括农业或非农企业和就业。 家庭农场靠家庭成员做出管理决策和提 供大部分劳动力，因此创新将涉及性别 和代际考虑。要想让政策更具成效，就 必须因地制宜考虑不同类型农户在其体 制和农业生态环境中面临的具体情况。 包容性研究体系、咨询服务、生产者组 织和合作社以及市场体制都十分重要。

为21世纪设计一个创新体系所面临 的挑战，要比绿色革命时代面临的挑战 更为复杂。体制框架也有所不同，原因 是公共部门在农业创新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不断缩小，而同时又涌现了许多新的 行为主体，如私人研究公司和咨询服务 公司以及民间社会组织。与此同时， 农民也面临着全球化、价值链重要性 提升、自然资源压力和气候变化等问题。

家庭农场 : 规模和分布*

世界上有超过5.7亿个农场。虽然 家庭农业这一说法较为模糊，但大多数 定义都涉及到农场的管理或所有权类 型以及劳动力供应。90%以上的农场由 某一个人或家庭经营，主要依赖家庭劳 动力。按照这些标准来判断，家庭农场 是世界上最普遍的农业形式。据估计， 家庭农场在全球范围内所占农地比例为 70-80%，而其粮食产值则超过80%。

全球绝大多数农场为小型或超小 型，而且在很多低收入国家，农场规 模仍在进一步缩小。在全球范围，规模 小于1公顷的农场占农场总数72%，但所 占农地比例仅为8%。规模为1到2公顷的 稍大农场占农场总数12%，占地比例为 4%，而规模为2到5公顷的农场占农场 总数10%，占地比例为7%。相反，全球 仅有1%的农场规模大于50公顷，但这 些为数不多的农场却占有全球65%的 农地。这些大型或超大型农场中有许多 也是由家庭所有和经营的农场。

全球层面农场规模的高度偏斜分布 表明，大型农场在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 家以及在以粗放型放牧为主要农业形式 的国家中占有主导地位。而在低收入 和中低收入国家，土地分配情况则相对 较为均衡。在这些国家中，95%以上的 农场规模小于5公顷。这些农场在低收 入国家占所有农田的比例为近四分之 三，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占近三分之二。 相比较而言，在按收入划分的这两个 国家组中，规模大于50公顷的农场所占 土地仅分别为2%和11%。

到底多大规模才算小农场，是小于 0.5公顷、1公顷，还是另有其他标准， 最终取决于各种农业生态和社会经济 条件，其经济可行性则取决于市场机遇 和政策选择。低于某一标准的小农场可 能难以维系一个家庭的生计。在这种 情形下，农业可能对家庭生计和粮食安 全做出重要贡献，但还需要通过非农就 业、补助或汇款等其他收入来源，才能 确保家庭过上体面的生活。另一方面，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中小型家庭 农场如能挖掘自身的生产潜力，获得市 场准入，提高创新能力，就将为全球 粮食安全和农村扶贫做出更大贡献。 依托农业创新体系，这些农场可能有助 于推动世界农业的转型。

家庭农场、粮食安全和贫困

在多数国家，中小型农场的农作物 每公顷单产往往高于大型农场，原因是 它们对资源的管理和对劳动力的使用更 为集约化。这意味着中小型农场在全国 粮食总产量中所占比例可能高于它们的 占地比例。

很多小型家庭农场对其他自然资源 的依赖程度也很高，尤其是森林、草地 和渔业。这些农场对资源的集约化利用 可能威胁到生产的可持续性。这些中小 型农场对全球自然资源管理、环境可持 续性和粮食安全起着关键作用。

虽然小型农场每公顷单产往往高 于大型农场，但它们的劳动力单产却 较低。低收入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或 劳动力单产）也远远低于高收入国家。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实现持续收入增长的 一个先决条件，因此促使低收入和中等 收入国家的农户提高自身劳动生产率 十分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农场收 入，逐步减轻农村贫困。

虽然在同一国家中，小型农场的 单产往往高于大型农场，但跨国比较 结果表明，较贫困国家的每公顷单产远 远低于较富裕国家，而小型农场在较 贫困国家中更为普遍。这一看似矛盾的 现象反映出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 低收入国家的产量水平通常远远低于较 富裕国家，同时也远远低于低收入国 家在合理、更普遍采用现有技术和管理 措施的情况下可能达到的产量水平。 着眼于提高发展中国家产量的各种创 新将产生巨大影响，有助于扩大农业 生产，提高农场收入，降低粮食价格， 从而通过帮助城乡人口获得价格平易近 人的粮食，最终实现减轻贫困和加强粮 食安全的目标。

要想挖掘劳动生产率和产量方面 的潜力，家庭农场就必须有能力实现 创新。提高农民生产率主要有两个相互 关联的途径：新技术、新管理措施的 开发、调整和应用；现有技术和措施的 推广应用。前者通过突破产量极限，加 大现有资源高效利用的潜力，后者则能 帮助农民将这一潜力变成现实。

为家庭农业打造创新体系

创新是指个人和群体采纳新理念、 新技术或新流程，而一旦获得成功，就 将在不同社区和不同社会中得到传播。 这一进程错综复杂，涉及众多因素，且 无法在真空中运作。它的推动有赖于一 个有效的创新体系。农业创新体系中 包括所有农民需要的有利经济和体制 大环境，还包括研究和咨询服务以及有 效的农业生产者组织。创新往往要在当 地知识和传统体系的基础上进行调整， 同时还需要正规研究体系为之提供新的 知识来源。

所有创新者，包括家庭农场经营者， 都需要一个根本动力，即能给自身带来 回报的市场准入。能让自己的产品（无论 是主粮或经济作物）进入市场，包括当地 市场，是推动创新的巨大力量。技术能 帮助农民生产出销路好的剩余产品， 从而进入市场。创新和市场相互依赖， 相互促进。实体性市场基础设施和体 制性市场基础设施是关键因素，它们能 帮助农民进入市场，销售自己的产品和 购买投入物。高效的生产者组织和合作 社也能发挥关键作用，在农民和投入物 及产出市场之间搭起桥梁。

由于家庭农场在规模、市场准入和 其他方面均存在巨大差异，普适性政策 措施很难满足它们的需求。为创新提供 公共支持时，应考虑到各国家庭农业经 营的具体结构和背景以及针对该部门的 政策目标。

一些家庭农场经营者经营的是大型 商业化实体，除了所有农民为保证挖掘 长期生产潜力所需要的农业科研和有利 环境外，他们对公共部门的要求不多， 当然他们也可能需要监管、支持和激励 措施，以便加强自身的可持续性。那些 极小型家庭农场主要作为净粮食购买 方参与市场活动。他们将粮食生产作为 自身生存策略的重要内容，但他们往往 面临着不利的政策环境，也缺少必要手 段，难以通过务农获得商业利益。很多 小型家庭农场要靠其他来源获得收入和 营养，如森林、草地、渔业和非农就业。 对他们而言，通过这些活动和其他生计 策略实现多样化和分散风险很有必要。 农业和农业创新虽然能够改善他们的 生活，但不大可能成为这一类农民脱贫 的主要手段。帮助这些农民摆脱贫困 需要做出更多努力，包括农村总体发展 政策和有效的社会保护。介于这两种极 端之间，还有几百万中小型家庭农场， 它们有潜力使自己成为具有经济可行性 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实体。这些农场中有 很多尚未与有效的创新体系实现良好 接轨，缺乏创新能力或创新积极性。

公共部门在为家庭农场推动农业创新 而努力时，必须注重提供包容性研究、 咨询服务、市场机构和私有部门通常 无法提供的基础设施。例如，有关对小 农而言极具重要性的作物、畜牧品种和 管理措施的相关应用型农业研究都属于 公共产品，应该成为工作重点。为生产 者组织和其他社区组织打造扶持性环境 也有助于促进家庭农场开展创新。

提高家庭农场的可持续生产率

对粮食的需求在不断增长，而土地 及水资源却正在变得日益稀缺和恶化。 气候变化将进一步加剧这些挑战。在今 后几十年里，农民需要利用现有农地生 产出更多粮食。多数作物的实际单产和 潜在单产之间仍存在差距，这表明， 通过提高家庭农场的生产率，增产仍有 很大空间。开发新技术和新措施，或克 服阻碍现有技术和措施更新调整的各种 障碍和局限，都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要想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消除 贫困，就意味着必须通过家庭农场的 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为农户提供 其他就业机会。

光靠增产是不够的。社会想要实现 长期繁荣，就必须实现可持续生产。 以往的投入密集型生产方式已无法应对 这一挑战。提高生产率必须通过可持续 集约化实现。这意味着必须保护和加强 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改善人民生活， 提高抵御能力，尤其是克服气候变化和 市场波动的能力。

世界必须依靠家庭农场来生产所需 的粮食，而且必须采用可持续的方式生 产粮食。为此，家庭农场经营者必须具 备所需的知识，得到经济、政策激励机 制，才能提供关键的环境服务，包括集 水区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碳固存。

克服可持续农业面临的障碍

小型家庭农场往往依赖于已经过 尝试、可信任的方法，因为任何一个 错误决定都可能危及整个种植季节， 但他们也乐于采纳自己认为能在其特定 情形下带来惠益的新技术和新措施。 然而，农民在采纳能将生产率的提高与 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相结合的创新措施 时，往往会面临一些障碍，主要包括 缺乏物质基础设施和营销基础设施、 金融和管理工具以及安全稳定的产权。

采取改进措施时，农民往往面临 高昂的启动成本和漫长的收益等待期。 这可能成为打击积极性的一个不利 因素，尤其是在缺乏稳定土地权和难以 获得信贷的情况下。在没有补偿或不 是由当地组织集体行动的情况下，农民 也不会开展高成本的公共产品相关活动 （如环境保护）。此外，经过改良的 农作措施和技术往往只在特定的农业 生态和社会背景下才有良好效果，如果 没有根据当地条件对措施和技术进行 调整，这就可能成为一个严重障碍。

当地机构，如生产者组织、合作社 和其他社区组织，都将在克服这些障碍 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当地机构的有 效运作以及它们与公共部门、私有部门 和农民之间的协调合作，都决定着小型 家庭农场是否能够按照自身需求和当地 条件采纳创新性、可持续改良措施。

农业研究与开发 — 注重家庭农场

对农业研究与开发的投资是提高农 业生产率、保护环境和消除贫困与饥饿 的重要条件。大量证据证明，对农业研 究与开发的公共投资能产生高额回报。 很多国家目前仍缺乏此类投资。私有部 门开展的研究正不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 在高收入国家，但不能取代公共研究。 农业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公共产 品，相关知识所产生的惠益无法由某个 私有公司独享，因而对私有部门缺乏吸 引力。农业研究与开发的回报往往在较 长时间后才能实现，况且研究是一个积 累过程，研究成果要随着时间的推移逐 渐积累。因此，公共部门对农业研究的 持续、长期投资是至关重要的。较短期 的创新型投资形式也能起到一定作用， 但要想长期保持核心研究能力，就需要 稳定的体制性投资。

所有国家都需要一定水平的国内研 究能力，因为引进的技术和措施往往都 需要根据当地农业生态条件进行一定程 度的调整。但各国需认真考虑哪种研究 战略才最适合本国的具体需求和能力。 有些国家，尤其是极度缺乏资金的那 些国家，难以开展有实力的国家研究计 划，因此可能要侧重于根据本国实情对 国际性研究成果进行调整。另一些国家 研究经费相对充裕，就可以将更多资源 用于基础研究。建立国际性伙伴关系， 并在应用面较广的国际层面研究和迎合 国内需求的国家层面研究之间进行认真 分工，是一项工作重点。此外，应该在 农业生态条件相近的具有大型公共研究 项目的大国与国家研究能力有限的国家 之间开展南南合作。

能满足具体农业生态和社会背景下 家庭农场需求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将 农民主导的创新和传统知识与正规研 究相结合，将有助于实现可持续生产 率。让家庭农场经营者参与研究计划的 制定，参与研究活动，都有助于使研究 活动更好地迎合他们的需求。这包括与 生产者组织密切合作，为研究人员和 研究机构提供激励机制，鼓励他们与 家庭农场和其中的妇女、青年等不同 成员开展互动，并开展根据他们的具体 情况与需求量身定做的研究活动。

推动包容性农村咨询服务

虽然需要对农业研究与开发进行投资， 以便加大可持续生产的潜力，但家庭农 场经营者之间分享技术知识和创新措施 可能更加重要，它有助于缩小发展中 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在农业生产率和 可持续性方面的现有差距。为应对这一 挑战，农业推广和咨询服务极为重要， 但问题是太多农民，尤其是妇女，根本 无法正常获得此类服务。现代推广工作 包括多种不同类型的咨询服务，服务提 供方来自公共、私有和非营利部门。 虽然推广服务的交付并没有标准模式， 但政府、私有企业、大学、非政府组织 和生产者组织都能针对不同目的、通过 不同方式成为服务提供方。强化各类服 务提供方是推动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

各国政府仍应在提供农业咨询服务 方面发挥有力作用。农业咨询服务同 研究一样，也能为社会带来各种惠益， 这些惠益（包括提高生产率和可持续性、 降低粮食价格、减轻贫困等）要大于 单个农民和商业化咨询服务提供方所获 取的价值，属于公共产品，因此公共 部门应该参与农业咨询服务的提供。 特别要指出，公共部门应在为小型家庭 农场提供服务方面发挥作用，尤其在偏 远地区，因为商业化服务提供方不会涉 足此类地区，而人们又急需获得有关适 用农作方法的中立意见和信息。其他领 域包括提供有关更可持续农作措施的咨 询服务，或有关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或增加碳固存实现气候变化适应和缓解 的咨询服务。公共部门还应负责确保私 有部门和民间社会提供的咨询服务具备 技术可行性和社会经济合理性。

要想让农村咨询服务切合实际和 产生必要影响，就必须考虑不同类型 家庭农场和家庭农场中不同家庭成员的 需求。让妇女和青年有效参与，确保他 们能够获得针对他们的具体需求和困 难的咨询服务，是保证服务有效性的 核心。参与式方法，如农民能够相互 学习的农民田间学校、互学互帮机制和 知识共享活动等，都是实现这些目标的 有效途径。还需要提供更多有关不同 推广模式经验及其有效性的相关信息与 实证。应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努力收集和 推广此类信息。

家庭农业中的创新能力建设

创新的先决条件是个人、集体、国家 和国际层面的创新能力。农业创新体系 中所有个体（农民、推广服务提供者、 研究人员等）的技能和能力必须通过各 级教育和培训得到提升。应特别注重 妇女和女孩在农业和农村生计策略中的 需求和作用，同时还应注重青年，他 们往往比年长的农民更具创新积极性， 代表着农业的未来。如果青年将农业视 为具有创新空间的未来职业，就能对该 行业的未来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

集体创新能力取决于体系内不同 个人和群体之间是否已建立起有效的网 络和伙伴关系。生产者组织和合作社 尤为重要。强有力、有效、具有包容性 的各类组织有助于帮助家庭农场进入投 入物和产出市场，并获得技术和信贷等 金融服务。它们将成为与国家研究机构 之间开展密切合作的载体，为成员提供 推广和咨询服务，在个体家庭农场和不 同信息提供方之间牵线搭桥，帮助小农 在决策过程中发表自身意见，与更大规 模、更具权势的大规模利益群体抗衡。 此外，依赖森林、草地和渔业等其他资 源的家庭农场经营者也能通过与这些行 业中的生产者组织建立联系获得好处。 将这些行业的生产者组织相互联系起来 还有助于进一步明晰权属权利，在政策 与服务提供方之间更好地开展协调。

在国家和国际层面，要通过完善的 治理和合理的经济政策、稳定安全的 产权、市场与其他基础设施以及有利的 监管框架，为创新提供有利环境和合 理的激励机制。各国政府必须为有效、 具有代表性的生产者组织提供支持， 确保它们能够参与决策过程。

报告要点

•  家庭农场是实现粮食安全和可持续 农村发展的解决方案中的一项组成 部分。世界粮食安全和环境可持续性取 决于五亿多个家庭农场，它们是多数 国家农业的支柱。家庭农场在世界农 场总数中所占比例超过十分之九， 是农村持续发展的一股推动力量。 它们是世界农业资源的守护人， 生产出的粮食占世界粮食总供应 量的80%以上，但它们中有很多却 面临贫困和粮食不安全。家庭农业 急需进行创新，以便帮助农民摆脱 贫困，帮助全世界实现粮食安全和 可持续农业。

•  家庭农场是一个极为多样化的群体， 创新体系必须考虑到这一多样化特点。 针对所有家庭农场的创新战略必须 考虑到农场的农业生态和社会经济 条件以及政府针对这一行业的政策 目标。公共部门在为中小型家庭农 场推动农业创新而努力时，必须确 保农业研究、咨询服务、市场体制 和基础设施能包容各方。有关对这 些农场而言极具重要性的作物、畜 牧品种和管理措施的相关应用型农 业研究都属于公共产品，应该成为 工作重点。为生产者组织和其他社 区组织提供扶持性环境有助于促进 家庭农场开展创新，中小型农场通 过创新可能推动世界农业的转型。

•  农业面临的挑战和农业创新的体制 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构建 的创新体系必须体现这一复杂性。当前 的农业创新战略不仅应该侧重于提 高单产，还应该努力实现更加复杂 的一系列目标，包括保护自然资源 和提高农村收入。创新战略还必须 考虑当今农业面临的复杂政策和体 制环境以及参与决策的更加多元化 的各行为主体。构建一个能推动和 协调所有行为主体活动的创新体系 是至关重要的。

•  应加大对农业研究与开发以及推广与咨 询服务的公共投资力度，而且应将重点 转向可持续集约化和缩小产量和劳动生 产率方面的差距。农业研究和咨询服务 会产生公共产品，包括提高生产率和 可持续性，降低粮食价格，减轻贫 困等，需要政府大力参与。研究与 开发工作应侧重于可持续集约化， 继续扩大生产范围但要保证方式的 可持续性，从系统层面着手，并吸 收传统知识。推广和咨询服务应 侧重于缩小产量差距，提高中小型 农场的劳动生产率。在生产者组织 之间建立伙伴关系有助于确保研发 和推广服务能具备包容性，迎合农 民的需求。

•  所有家庭农场都需要一个为创新服 务的有利环境， 包括完善的治理、 稳定的宏观经济条件、透明的法律 和监管体系、安全的产权、风险 管理工具和市场基础设施。更好地 进入本地或更大范围的投入物和 产出市场，包括通过由政府向家庭 农场采购，都将为创新提供巨大的 推动力，但偏远地区的农民和边缘 化群体往往面临严重障碍。此外， 可持续农作措施往往需要高昂的启 动成本，具有漫长的收益等待期， 因此可能需要得到合理的激励机 制，才能提供重要的环境服务。 有效的当地机构，包括农民组织， 加上社会保护计划，会有助于克服 这些障碍。

•  必须在多个层面提高家庭农业中的 创新能力。必须通过对教育和培训 的投资提高个体的创新能力。应 鼓励创建各种网络和联系，促使创 新体系中的农民、研究人员、咨询 服务提供方、价值链参与者等不同 行为主体共享信息，努力实现共同 目标。

•  有效、包容的生产者组织有助于为自 身成员的创新提供支持。生产者组 织能帮助其成员进入各类市场， 并与创新体系中的其他各方建立 联系。它们还有助于保证家庭农场 能在决策过程中发表自己的意见。

1.  家庭农业中的创新

家庭农场与世界农业面临的挑战

家庭农场对于保持长期全球粮食 安全至关重要。要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 和消除贫困及饥饿，必须鼓励家庭农场 更多开展创新并提高生产率，同时保护 自然资源和环境。

粮食和农产品的需求在增长，因为 世界人口在增长，预计到2050年世界 人口将增长到96亿，并且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的收入水平也在提高。为了满足 增长的消费需求，到2050年全球粮食 产量需在2005-2007年的基数上增长60% （Alexandratos和Bruinsma，2012）。然 而，增产这么多粮食将给土地、水资源 和生物多样性带来更大压力，而这些资 源已经不足并显示出令人担忧的退化迹 象。此外，气候变化可能会使生产更多 粮食变得更加困难，而农业自身也是温 室气体排放的一个主要来源。同时， 虽然许多国家的减贫工作取得了显著 进展，但严重的贫困现象仍普遍存在于 发展中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在 农村地区。

家庭农场对于应对所有这些挑战而 言处于核心地位。世界上每十个农场中 就有超过九个是家庭农场，这使得家庭 农场成为大多数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 农业生产形式。[1]全世界大多数农场面 积小于2公顷。在低收入和中下等收入 国家小于5公顷的农场经营着绝大部分 农用土地，生产相当大比例的粮食。

然而，许多这样的小规模和中等规 模农场获取的资源有限，生产率较低。 如果要让其帮助满足增长的粮食需求， 保护自然资源和抗击贫困，就不仅要生 产更多，而且要以可持续的方式生产。 在贫困水平高的农村地区，提高贫困 农民农业生产率可以显著帮助扶贫和 减少食物不足及营养不良。据世界银行 分析，农业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 给最贫困家庭带来的收入增长是其他 部门的增长给贫困家庭带来增长的至少 2.5倍（世界银行，2007c）。

小型家庭农场如果没有做好创新 准备并得到这方面支持，就难以提高 生产率和可持续性。鉴于家庭农业对于 粮食安全、自然资源保护及减贫至关 重要，推动家庭农业创新应当成为政治 家和政策制定者的一个优先重点。农民 广泛参与至关重要，包括小农、妇女和 弱势或边缘化人群。

家庭农业可持续生产率提高通过 两个基本途径实现（表1）：(i)通过 开发、调适和应用农业生产和农场管理 新技术和新方式；(ii)通过更多和更快 地采用现有技术和方式。前者通过突破 产量极限，扩大更高效利用资源的潜 力。后者则通过接近已有产量极限帮助 农民更多地将这一增长潜力变成现实。 这两个途径并不相互排斥，而是通常 齐头并进和相互强化。两个途径对于 家庭农业创新都很重要，并且可以通过 本报告中探讨的各种工具得到促进。

关于第一个途径，几千年来，农民 已经进行了试验、调适和创新来改进其 农作系统。后来，此类由农民主导的 创新得到了正规科学研究的补充，而这 极大地拓展了农业生产力极限，使农业 生产率和产量在过去几十年大幅提高。 由农民主导的改进和科学研究都很 重要，将两者结合起来可以确保农业 研究支持家庭农场中进行的创新。

第二个途径允许农民使用已有技术 并引入更高效和可持续的方式。这一 途径可以通过下列方式得到促进：解决 农民在引入改良方式方面受到的限制 （例如，有限的金融资源、风险、缺乏 保障的财产及权属权利）；为采用更 加可持续的方式提供激励措施。有效 的推广和农村咨询服务对于改良方式 的信息传播和分享发挥基础性作用。 通过培训和教育，帮助组建农民和当 地社区小组（例如农民组织），以及 创造支持创新的环境，可以更广泛地 提高创新能力。

家庭农场和农业创新体系

农民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创新。改变 可能涉及农产品（例如，新作物类型或 高产品种），生产过程（例如，免耕或 不同作物轮作）和/或农场组织和管理 （例如，新商业模式或与价值链互动的 方式，增加仓储能力）。在这些不同 领域的创新往往同时发生。

创新可能带来不同结果。它可能使 农民使用已有的资源和投入生产出更多 农产品降低生产成本。它可能使农民 扩大、改变可上市出售的产出物，或使之 多样化，增加其农场的利润。它还可能 使农民腾出一部分资源（例如劳动力） 用于其它经济活动。创新可以增强生产 可持续性和/或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 供给。两者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重要，因为自然资源压力越来越大， 越来越退化。

学术文献中对创新有许多定义。经济 领域的创新由Schumpeter （ 1939 ） 首次定义为向生产系统中引入一种新的 生产方式，新的投入，一种新的产品， 或已有产品的一种新的属性，或一种 新的组织结构。[2]他将创新和发明做了 明确区分：“在不存在任何应界定为 发明的情况下创新也是可能的，并且 发明并不一定带来创新”（Schumpeter， 1939）。Hayami和Ruttan（1971）也 论述了农业领域诱发性技术创新的概念 （插文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洲统计局 （2005）将创新界定为“在商业实践、 工作场所组织或对外关系中，实施一种 新的或显著改进的产品（产品或服务）， 或进程，一种新的市场营销方式，或 一种新的组织方式”，这清晰反映了 Schumpeter先前的定义。按照世界银行 （2010b）的说法，创新“意味着对一 个特定社会而言新的技术或实践方式。 它们不一定是全新的，但正在该经济体 或社会中推广。这一点很重要：没有 得到推广和使用的就不算创新。”这 一定义强调对已有知识的重组和使用是 创新。世界银行（2010）还指出创新的 社会效益：“创新往往涉及寻找对已有 问题新的解决方法，应当最终惠及很多 人，包括最贫困的人。”

粮农组织提出的一个操作定义专 门针对农业背景，重点关注创新对粮食 安全、可持续性和发展成果的影响：“农 业创新是这样一个过程，个人或组织将 原有或新的产品、过程和组织形式应 用于社会或经济领域，以提高有效性、 竞争力环境可持续性或应对冲击的 抵抗力，从而有助于实现粮食和营养安 全、经济发展和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 （粮农组织，2012a）。

该定义将创新描述为一个过程， 而不是孤立的事件，将其视为根本上是 创新性的，并旨在解决问题。创新不一 定涉及全新的知识或产品：以新的方式 利用原有的资源/要素投入也是创新。

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同的 途径和相关联的工具（表1）同时发挥 作用。农业创新涉及多重参与者，例如 农民、生产者组织和合作社、供给和 价值链上的私营公司、推广部门和国家 研究机构。此前，创新的主要关注点将 研究作为产生技术和知识的手段，将 推广作为传播研究成果的手段。近来， 其他创新来源也得到了日益增长的 关注。只有当技术和知识反映了真实 需求，并与农民自身的想法、实践和 经验结合起来应用，才能充分实现潜在 的利益。

因此，创新日益被认为发生在一个 个人和组织参与的网络中该网络促进了 互动和学习。创新体系作为一个分析性 概念的地位日益显著，它包括不同创新 来源和途径，以及创新过程中不同参与 者之间的关系。自2006年以来，世界 银行等机构推广了这一概念，作为在 加强研究体系之外加强农业创新的一个 工具（世界银行，2006）。世界银行将 创新体系界定为一个“组织、企业和个 人的网络，该网络重点关注在经济活 动中引入新产品、新过程和新的组织 形式，同时引入影响其行为和绩效的 机制和政策”（世界银行，2008b）。 创新体系概念承认技术转让的重要性， 但也同时考虑在不同参与者之间建立 联系和网络的社会和机构因素。

有必要设计一个农业创新体系， 这个体系应该能够应对当今的挑战， 承认家庭农业生产者的重要性，并支持 他们创新和实现可持续生产率提高。 世界农业面临的挑战比二十世纪四五十 年代的情况复杂得多，当时建立了一些 机构推动绿色革命，那是第一个有组织 的重要农业创新浪潮。自那时起，许多 这些机构 — 各种国际农业基金和 研究中心、国家农业研究和推广体系、 政府市场委员会、合作生产者小组以及 更广泛的支持创新的环境 — 已经发 生解体、供资不足或被允许偏离其核心 使命。今天，新的参与者登上了舞台， 包括私营农业研究和技术公司以及一系 列提供农业咨询服务的民间社会团体， 为农业创新形成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机构 背景。

不断发展城镇化、全球化以及对 高价值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也显著 改变了农业的全球背景。价值链越来越 重要，鉴于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保护 农业自然资源基础的压力越来越大。 创新体系必须使家庭农业生产者得以 应对这些不同的挑战。有必要：

•  通过以下方式，设计响应农民的 需求的创新体系：

-  使农民成为农业创新的主角， 而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

-  支持发展家庭农场参与其中的 组织、联系和网络；

•  促进集体和个人创新能力；

•  承认家庭农场以及不同家庭成员和 价值链需求的多样性，这需要提供 量身定制的政策和针对特定目标的 改革。

本报告重点关注推动家庭农场中的 农业创新。然而承认这种创新对于农村 发展和扶贫的局限性也很重要。推动 家庭农场中的创新是基于农业的扶贫 战略的一个核心部分，但对于许多小型 家庭农场来说需要更多的选择。这些 农场，特别是规模更小的农场，往往 已经有多样化的生计和收入来源；如果 它们要脱贫，农业不能作为其唯一甚至 不能作为其主要的收入来源。要在避免 带来不利社会后果的城市化率的同时 减少贫困，许多小型家庭农场必须能够 依靠其他收入来源来补充甚至取代农业 生产带来的收入。还需要充满活力的 农村经济体和一系列其他政策工具（例 如，社会保护和农村开发），但这超出 了本报告的范围。

报告结构

第2章讨论了家庭农业、其流行 情况、作用及创新能力。第3章讨论了 可持续生产率提高所面临的挑战，以及 妨碍农民采用更高效和更加可持续的 实践方式的障碍和抑制因素。第4章 讨论了农业研究的趋势和面临的问题， 以及确保研究工作对家庭农场的需求 做出响应的挑战。第5章讨论了推广和 咨询服务，以及如何使其更具包容性和 更能对需求作出响应。第6章讨论了 如何更广泛地促进创新能力。第7章总 结了报告的主要结论。

2.  家庭农业

按照最常用的定义，世界上至少 90%的农场是家庭农场。[3]家庭农场在 大多数国家是占主导地位的农业形式。 其规模从微型、生计型农场到大型、 商业化企业，在各种农业生态条件下生 产品种各异的粮食和经济作物。然而， 家庭农场巨大的差异性意味总体的政策 建议不太可能适用于所有类型，因此要 对广泛的家庭农业范畴内不同的农场 特征进行分析。本章简要梳理了世界 家庭农业状况，重点关注了较小规模的 家庭农场。

何谓家庭农场？

虽然对于家庭农场的构成并无一致 的意见，但许多定义都提到有关所有权 和管理、劳动力使用以及实体规模和 经济规模等因素。在对36个关于家庭 农场定义的研究中发现，几乎所有定义 都明确规定农场至少部分地由一名家庭 成员所有、经营和/或管理；许多定义 明确了所有者及其家庭贡献的劳动所占 的最低比例；许多定义设定了农场面积 或销售规模上限；有一些还设定了来自 非农活动的家庭收入所占比例的上限 （Garner和de la O Campos，2014）。 即使这么多定义也没能完全涵盖该术语 所包含的概念的多样性（插文2）。据 报告，至少有一个国家使用对家庭农场 的概念性定义来促进将非常小的生产 单位整合为较大的﹑经济上更可行的 农场（中国新闻杂志，2013）。

家庭农场有多普遍？

根据各种对家庭农场的定义中最 常见的要素，以及多轮国家农业普查 获取的数据，粮农组织在本报告中对全 世界农场的数量以及家庭农场的流行程 度作了一个粗略评估。在普查中最能够 替代农场的衡量指标是农业生产单位。[4] 全世界农业生产单位的总数估计为5.7 亿个。

如前一节提到的，大多数家庭农场 的定义要求农场部分或完全由某一个 人或其亲属所有、经营和/或管理。 关于农业经营者[5]法律地位的信息可以 在一系列农业普查中看到。在几乎所有 可以提供该信息的国家，[6]超过90%的 农场（ 往往接近100% ） 的经营者是 个人、一群个人或一个家庭，有的有正 式合同，有的没有。在其余的情况下， 经营者为某种实体，例如一家企业、 一个合作社或一个公共或宗教机构。

一些对家庭农场的定义还要求家庭 应提供大部分农场劳动力。对来说， 较少有农业普查提供劳动力供给方面的 信息；在提供信息的情况中，平均约 有一半家庭成员部分或全职参与农场 劳动。[7]相比之下，几乎在所有能够获 得长期雇工数量数据的国家中，家庭 农场平均长期雇工数量很低（远低于每 个农场1人）。[8]在农场上工作的家庭成 员与农场长期雇工数量的平均比例为 20比1。[9]

因此，能够取得的证据显示，正如 一般界定的那样，家庭农场在大多数 国家中占90%以上。全世界农场数量约 有5.7亿个，因而家庭农场的总数超过 5亿个。[10]

家庭农场使用了全世界大量农田， 并为世界粮食供给作出了可观的贡献。 然而，家庭农场所有的土地可能低于 农田总量的90%，因为非家庭农场往往 更大。由于缺乏数据，不可能对全球 比例做出精确评估，但在一份包括30个 国家的抽样调查中,[11]平均约75%的农田 由家庭或个人所有。[12]根据每个国家 家庭农场所有土地的比例和粮食产量 价值，估计在这些国家中家庭农场生产 了超过80%的粮食。[13]Graeub等人（即将 发表）使用了不同的方法，同样得出这 样的结论，即世界上有5亿多家庭农场， 它们生产出世界上大部分的粮食。

全球农场分布

全世界有5.7亿个农场，其中近75% 位于亚洲（图1）：59%位于中国和印 度（分别为35%和24%）；9%位于东亚 及太平洋其他国家；6%位于其他南亚 国家。世界农场中仅有9%位于撒哈拉以 南非洲，7%位于欧洲和中亚，4%位于拉 丁美洲及加勒比，4%位于高收入国家。 约47%的农场位于中上等收入国家， 包括中国，36%位于中下等收入国家， 包括印度。

无论以任何定义衡量，这些农场中 绝大多数属于小型农场。小型农场通常 根据实体大小确定。一般情况下，规 模小于1公顷或2公顷的农场被视为小型 农场。根据一项多国农业普查的大样本 数据显示，72%的农场小于1公顷，12%的 农场介于1公顷至2公顷之间（图1）。[14] 这与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食安全与 营养高级别专家组（高专组）得出的 有关农场规模分布的结论相似[15]（高专 组，2013）。假设这能够代表全世界农 场规模的分布情况，则可以估计全世界 有4亿个面积小于1公顷的农场，有4.75 亿个面积小于2公顷的农场。[16]

由于大量国家缺少数据，因此无法 估计全球或区域面积小于1公顷农场的 数量。然而，在许多国家，面积远远 小于1公顷（如不足0.5公顷）的农场 占较大比例。例如，印度[17]47%的农场 小于0.5公顷；孟加拉国[18]15%的农场小 于0.5公顷。在非洲，卢旺达[19]小于0.5 公顷的农场所占比例高达57%，埃塞 俄比亚[20]为44%，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21] 仅为13%，塞内加尔[22]仅为11%，莫桑 比克[23]仅为10%。在拉丁美洲，巴西[24] 该比例为6%，委内瑞拉[25]为2%。

尽管规模小于2公顷的农场占全球 农场总数的80%以上，但其所占农田 比例要小得多。农业普查数据显示， 规模大于50公顷的农场占有世界三分 之二的农田，而规模不超过2公顷的农 场仅占世界农田的12% （图2）。[26]然 而，这些数据主要反映出高收入和中上 收入国家的情况，特别是拉丁美洲。 低收入和中下等收入国家的情况则截然 不同。在这些国家，小型农场（不超过 两公顷）占有较大比例农田（图3）， 而如果将规模小于五公顷的中型农场 包括在内，该比例将更大。在中下等收 入国家，规模不超过两公顷的农场占有 超过30%的农田，规模不超过五公顷的 农场占有约60%的农田。在低收入 国家，规模不超过2公顷的农场占有约 为40%的农田，规模不超过5公顷的农场 占有约为70%的农田。小型农场在粮食 产量中所占比例可能更大，因为证据 显示，更小型农场每公顷单产往往高于 更大型农场（参见下文）。换言之， 至少在低收入和中下等收入国家，中小 型家庭农场为粮食安全做出了至关重要 的贡献。

不同国家在不同时间内农场规模的 分布取决于多种复杂因素，如历史、 体制、经济发展、非农部门发展、土 地和劳动力市场以及土地权属和财 产权相关政策（ Fan和Chan-Kang，2005；Eastwood、Lipton和Newell，2010；高专组，2013年）。农场规模往 往随农场发展而逐渐扩大（Eastwood， Lipton和Newell，2010年）。然而， 过去数十年，小型农场数量逐渐增加。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在多数低收入 和中等收入国家，即世界多数农场所在 地，农场平均规模逐渐缩小（表2）。 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和亚洲，许多 国家农村地区人口快速增长，导致土地 持有者数量增加，因此农场平均规模 普遍减小。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该 趋势不太明显，有些国家农场平均规模 增加，有些则减少。与此同时，几乎 所有高收入国家农场平均规模均有所 增加，因为随着农业人口减少，农场 逐渐整合。

更近期证据显示，非洲农场小型化 趋势仍在继续，而亚洲农场整合现象可 能已经开始（Masters等人，2013）。 中国农业普查显示，农场平均规模从 2000年的0.7公顷下降至2010年的0.6 公顷（Lowder、Skoet和Singh，2014）。 然而， 某些专家以不同信息来源为 依据， 指出该趋势已经或即将开始 逆转（Jia和Huang，2013；Nie和Fang，2013）。

家庭农场特点

在各个发展水平上，家庭农场都是 组织农业生产的主导方式，小型和中型 农场通常占土地和产量的大部分，特别 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整体上 家庭农场的普遍存在，以及更小型农场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广泛存在由 若干原因引起。家庭农业是农业主导 形式，因为雇佣家庭成员比雇佣工人更 具经济效益。对许多作物而言，进行大 规模种植需要大量雇佣劳动力；而雇佣 劳动力需要监管。监管成本往往高于规 模经济所产生的效益，使家庭农场成为 许多农业背景下的最佳解决方案。家庭 农场的规模也往往限制在家庭能够管理 而无需过多使用雇佣劳动力的范围内。

在发展中国家，家庭通常种植小块 土地，同时从事许多农场外活动。家庭 农场规模、生产模式以及投入、土地和 劳动力的使用取决于农业生态条件、 投入品和产出的相对价格、家庭规模以 及劳动力市场运行。在许多情况下， 劳动力市场受到制约，其他有偿就业 机会紧缺，因此，家庭劳动力相对充裕， 每公顷土地雇工数量增加。一般而言， 更小型农场倾向于过度使用劳动力。 因此，与更大型农场相比，更小型农场 土地生产率更高，但劳动生产率更低， 从而对人均收入造成负面影响。尽管 小型农场土地生产率更高，但其在整体 生产率方面面临不少限制。与更大型 农场相比，更小型家庭农场所使用的 农机具更为初级。此外，小型农场往往 商业化程度较低，进入投入品、产出、 信贷和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有限。

粮农组织开展的研究（ 另参见 Rapsomanikis，2014）利用家庭收入和 支出调查，考察了8个低收入和中下等 收入国家农户[27]的某些特点（表3）。 农业普查反映的是一国所有农场，而家庭 调查涵盖农户，但不一定代表一国所有 农场。家庭调查通常不包括非家庭所有 的农场（此类农场多数为大型农场）， 因此低估了大型农场的贡献。[28]调查 显示，所有8个国家的农户贫困发生率 普遍较高，很大比例的农户处于国家 贫困线以下（图4）。

家庭调查揭示了更小型家庭农场对 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尽管，调查并未 显示家庭农场产量在全国农业总产量 中所占比例，但7个国家的样本显示， 规模最小的75%的家庭农场[29]所生产的 粮食占家庭所生产粮食的大部分（图5）。[30] 由于这些更小型家庭农场使用的土地 不足家庭农场所使用农业土地总面积 的50%，因此，这些更小型家庭农场的 土地生产率高于更大型家庭农场。

土地和劳动生产率

人们早就认识到发展中世界农民 的工作效率高：他们利用所能获得的 激励和机遇， 以最富有成效的方式 对现有资源进行利用。Schultz（1964年） 强调， 印度Senapur 和危地马拉 Panajachel的农民高效地利用传统农业 方法：这些农民高效但贫困，因为贫穷 所以土地和资本有限。

在这之后，大量有关不同农场规模 土地生产率的文献显示存在“反向生产 率关系”现象，即许多国家更小型农场 的作物单产高于更大型农场（Larson等， 2013；Barrett、Bellemare和Hou， 2010）。[31]Larson等（2013年）指出，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一个抽样调 查中，每个国家小规模玉米种植者的 土地生产率都高于更大型农场，但每 公顷使用的劳动力也高于更大型农场。 粮农组织对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支持 “反向生产率”假说，因为，与更大型 家庭农场相比，更小型农场部分作物的 单产似乎更高（图6）。

土地生产率的更广义衡量指标即每 公顷农田的农业产值也显示，生产率 更高、规模更小的家庭农场与更大型 农场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而劳动生产 率的情况恰恰相反：在多数提供数据 的国家，与更大型农场相比，更小型 家庭农场劳动生产率更低。简言之， 与更大型家庭农场相比，更小型家庭 农场土地生产率更高， 劳动生产率 更低。劳动生产率低下意味着家庭收入 和消费水平更低。调查显示，与拥有更 大型农场的家庭相比，拥有更小型农场 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更低，贫困率更 高（Rapsomanikis，2014）。

劳动生产率低下往往反映出过度 使用农场劳动力（通常是免费家庭劳 动力）的情况，因为替代性就业和收 入来源有限，劳动力市场运转不良。 Karfakis、Ponzini和Rapsomanikis （2014）对肯尼亚家庭调查数据进行了 研究，发现肯尼亚玉米种植者普遍存在 劳动力过度使用和种子、化肥等投入 品使用不足的情况。[32]更小型农场过度 使用劳动力的情况更为严重，而更大 型农场投入物资使用不足的情况更为 严重。作者指出，这些不平衡是由于 无法充分获取自然资源，以及投入物 资、劳动力和土地市场运行不良。Ali 和Deininger（2014）在对卢旺达全国 数据的分析过程中，证实了“反向生产 率关系”，并指出劳动力市场不完善是 主要原因。

多收入来源

对多数农业家庭而言，农业只是 其若干收入来源之一（Rapsomanikis， 2014）。参与一系列广泛的农场外活动 既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利用现有家庭劳动 力，也是一种风险管理形式。与更大型 家庭农场相比，更小型家庭农场往往更 依赖农场外收入，这部分是由于其小块土 地通常无法产生足够收入。而农业往往 是更大型农场的主要收入来源（图8）。 在家庭调查涵盖的所有8个国家中， 农业收入所占比例随农场规模增加而增 加。例如，在孟加拉国，最小型农场 （ 第一个四等分） 该平均比例约为 20%，最大型农场该平均比例约为65% （第四个四等分）。

与更大型农场相比，由于依赖多种 收入来源，更小型农场更易受到缺少 足够替代就业机会和所能获得的工作 报酬偏低的严重影响。对最小型家庭 农场而言，脱离贫困不仅需要提高农场 劳动生产率，还需要通过农村发展、 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加强农场家庭 成员技能和能力，创造非农场就业机 会。获取替代就业来源可使农民实现收 入来源多样化，减少对农业的依赖。 这还可影响农场创新，如激励农民采用 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因此，更广泛的农 村发展以及实现经济多元化的可能性可 成为农业创新的主要驱动力。

利用现代农业技术

最小型农场劳动生产率低下可能不 仅反映出劳动力的过度使用，还反映出 农业技术的应用情况。在考察的许多国 家中，大型和小型农场对机械化技术 和良种的使用都非常有限，而更小型农 场的使用则更为有限（图9）。尽管机 械化水平较低反映出家庭劳动力充裕的 现状，但由此可以看出，通过推动现有 技术和农业生产方法的进一步使用来 提高农业生产率的空间较大。

各国在农资投入使用量方面也存 在较大差异。Rapsomanikis（2014） 指出，在家庭调查样本涵盖的许多国家 中，其农场（无论规模大小）的化肥 平均施用量远低于欧洲高收入国家。 然而，在几乎所有8个进行调查的国家， 更小型农场每公顷种子和化肥的使用 量都更多（图10）。这与劳动力情况 类似，并反映出多种因素，包括经济 选择、农业系统和农业生态条件的 差异。这显示出更小型家庭农场通过 使用更多劳动力和关键投入，努力从 小块土地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

市场准入

许多小型家庭农场种植粮食仅用于 自身消费，但这些农场通常有提高生产 率和产量的空间。为此，小型农场市 场准入至关重要。市场准入可能需要提 高专业化程度，或改进小农善于生产的 多元化产品的营销。在家庭调查涵盖的 多数国家中，与更大型农民相比，更小 型农民出售的农产品在其全部农产品中 所占比例平均更小（图11）。在某种程 度上，这反映出更大型农场能够生产出 更多可供销售的剩余产品，但也可能 反映出对农场产品的选择（如粮食作物 还是经济作物）。

家庭农场、市场一体化及创新

家庭农场要想实现创新并提高 生产率，就必须融入当地、国家或国际 市场。对农民而言，市场参与和技术应 用密切联系在一起（Barrett，2008）。 技术帮助农民生产出可供销售的剩余 产品，从而使农民进入市场，而获得 市场机会能够激励农民提高产量或改 变生产模式，提高产品附加值并进行 创新。因此，市场对农民所采纳的技术 和做法产生重大影响。

随着收入增长和经济自由化改变了 小型家庭农场的运营条件，市场参与和 创新的联系日益重要。发展中国家粮食 供应链变革持续了30多年，带来广泛整 合、快速的机构和组织变革以及采购系 统现代化（Reardon和Timmer，2012）。 人们需要高价值产品，小农参与价值链 和贸易也越来越重要。这将刺激人们 对小农产品的需求，激励创新，而市场 失灵和价格波动将成为阻碍家庭农民 投资的主要因素。食品安全和生态标签 相关监管政策也可能成为创新驱动力。 将小型农户纳入现代价值链可为农村家 庭提供市场和就业机会。政府应努力 建立必要监管手段，缩小家庭农民及 其组织与其他合同组织在经济和政治 权力方面的巨大差距。价值链中的私营 参与者和服务提供方通常为家庭农场 提供重要投入和服务，他们是重要的 创新来源。

包容性业务模式将贫困人口作为 生产者、雇员和消费者纳入价值链， 是一种将农民纳入现代价值链的成功方 法（插文3）。其他方法包括各级政府 （当地、地区和国家）向家庭农民采 购粮食。[33]公共采购计划不仅能保障脆 弱人口的粮食安全和家庭农民的收入， 还可加强集体行动，提高家庭农民的 营销能力，确保更大包容性。发展这些 市场联系，需要向小型食品加工者以及 小型零售商和批发商进行投资。

为进入商业化农业生产，农民不仅 需要关注技术创新，还需要在农场实行 企业化经营。这包括就生产什么、在哪 里、如何以及向谁销售做出管理决策。 农民还必须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在当地 或出口市场进行竞争，如何筹措投资 资金，投入多少资金用于产品细分， 如何组织农场生产以及如何与邻里共同 采取行动。因此，进入商业化农业生产 需要以咨询和企业服务为依托，发展 新型个人和集体决策技能。

对多数小农而言，从小规模自给型 农业过渡到创新性、商业化生产会面临 重重挑战。两类障碍将阻碍小型家庭 农场进入市场（Barrett，2008）。 一是无法获取生产性资产、融资和技术， 使农民无法生产出可供销售的剩余产品 并提高产品附加值；女性农民尤其容易 受到此类障碍的影响。通过投资于生产 性资产和创新等手段，使小型家庭农场 能够生产出可供销售的剩余产品，这是 提高小型家庭农场市场参与度的先决 条件。二是参与市场所产生的过多交易 成本，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农场；此类 障碍往往无法逾越。要克服这些障碍主 要依靠对实体性和体制性市场基础设 施进行公共投资。发展有效的生产者 组织和合作社也很重要，可通过规模 经济效益，在减少进入市场相关交易 成本方面产生决定性影响。

Larson等人（2013）讨论了小农 参与农业市场的决定性因素，重点关注 小规模生产者的多样性，并概括了如何 采取适当措施，推动加强市场参与。 他们指出，如果不同时加强小农与市场 的联系，提高小农生产率的努力取得 的成功将非常有限；而小农市场参与有 限并不一定是由于缺少商业定位，而是 由于在高风险环境中选择受到制约。 然而，小农千差万别且会对新的市场 机遇做出不同反应。将小农纳入市场 的重点是支持包容性市场发展，发展 农民组织，加强市场信息及其他支持性 服务，帮助小农管理风险。

总之，家庭农业创新与提高商业化 水平密切相关，而创新和商业化相互 依赖，相互促进。促进创新和加强家庭 农业创新能力的同时，还应改善市场 一体化。然而，重要的是，应承认并 非所有家庭农场都是一样的，也并非 所有家庭农场都具备农业创新和商业化 生产能力。某些家庭农场可能会发现， 通过非农活动能够更有效地增加收入， 改善生计。然而，这两个选择并非互相 排斥，因为某些农业家庭成员可转而 从事非农活动。为提高商业化水平而 进行的创新与农场家庭收入多元化可 同时进行，相互促进。

•  大型家庭农场，多数为大型商业 企业，尽管由家庭管理且主要使用 家庭劳动力；

•  小型或中型家庭农场：

-  已经面向市场，从事商业化生产 并生产出可供市场（当地、国家 或国际）销售的剩余产品；或者

-  如果获得正确的激励机制和进入 市场的机会，则有潜力成为市场 导向型、商业化农场；

•  自给或近自给型小农，产品主要用 于自身消费，不具备生产可供市场 销售的剩余产品的潜力， 或潜力 有限。

该分类较为笼统；农场的准确构成 以及不同类型农场的相对重要性在不 同国家之间存在差异。由于社会经济流 动性受公共政策和支持、进入市场以及 公共和私营投资等因素影响，该分类 还可能随时间发生变化。然而，在这 些笼统分类中，家庭农场的创新潜力 不同，对农业创新系统的需求也不同 （插文4）。

第一类大型农场在融入运行良好的 创新系统方面最为高效。它们最需要 的是有利的创新和生产环境、足够的 基础设施以及公共农业研究，以确保 长期生产潜力。它们可能还需要激励 机制，以确保其采取可持续做法并提供 关键环境服务。

第二类农民不太可能融入有效的 创新系统，但创新潜力巨大。在许多国 家，这些农民在土地和农场数量方面 可能占较大比例。推动此类农场进行 农业创新，将对粮食安全和减轻贫困产 生重大影响并将改变世界农业面貌。 生产者组织和合作社可发挥主要作用， 帮助这些农民与市场和价值链建立 联系，融入有效的创新系统。

第三类农民不具备生产可供销售 剩余产品的能力，或能力有限，也不太 可能融入有效的农业创新系统。对这些 农民而言，农业创新有助于改善生计， 提高粮食安全水平。但由于农场规模 太小且通常位置偏远，要想过上体面 生活，农业不可能成为唯一或主要的 支持方式。让相关研究、推广和创新 政策惠及数百万此类小农将需要较高 成本，因此，有必要加强社会创新和 沟通通讯技术以降低成本。这些农民 显然需要农场外和非农生计选择补充其 农场收入，还需要有效的社会保护， 帮助他们脱离贫困。整体农村发展可使 农民实现收入来源多元化，减少对小块 土地所产生收入的依赖，还可促使某些 人选择完全替代性的就业机会。[34]

最后，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家庭 农场的多样性意味着分析和一般性政策 建议不可能对整个类别具都有效，无论 是涉及创新还是其他领域。需要对该 广泛类别中不同类型的农场和农户加以 区分。同样重要的是，应牢记，鼓励 农业创新的政策存在局限性。惠及家庭 农场类别中所有农民不容易、不具有 成本效益、甚至是不可能的。在发展 创新能力的同时，尤其需要在更广泛 农村发展框架下，促进农业家庭及其 成员选择不同的生计策略。各国政府 将要根据特定政策目标、社会和平等 考量以及不同方案的成本，针对不同 农场类别制定各自战略。例如，对某些 政府而言，支持小规模农业可能非常 重要，从而避免农村人口向城市过快 迁徙；这些政府可选择重支持小型农场 创新。其他政府可能希望通过采取关 注更广泛农村发展的政策手段实现类似 目标。

关键信息

•  家庭农场对粮食安全、减轻贫困及 环境至关重要，但家庭农场必须 进行创新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

•  全世界有超过5亿个家庭农场。这些 家庭农场占世界农场的90%以上， 生产了世界上绝大部分粮食。

•  这些家庭农场在规模、生计策略、 农业创新能力等特点方面千差 万别。该多样性意味着创新战略的 设计必须反映不同社会经济和体制 背景下不同类型家庭农场的需要、 制约和能力：

-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面 积不超过5公顷的农场约占农场 总数的95%，占有约三分之二的 农业土地，生产国家粮食产量中 的大部分。甚至这些中小型家庭 农场也千差万x别，其所在国家 的情况亦是如此。

-  在中上收入国家，农场规模分 布极不平衡。少数大型农场控 制着大量土地；而70%的农场规 模不足5公顷，共同控制的土地 面积不足5%。在此背景下，创新 政策应认真思考农业在最小型 农场生计和粮食安全战略中发挥 的作用。

•  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小型和中型 家庭农场通常对资源的获取有限， 劳动生产率较低。同时，这些农场 通过可持续集约化生产实现增收和 增产的潜力巨大。

•  进入市场是家庭农场实现创新的 基本驱动力。使具有商业化生产 潜力的家庭农场更好地融入市场是 促进创新的关键。

•  除农业外，多数农业家庭，特别是 经营小型农场的农业家庭，高度 依赖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来源。 促进家庭农场创新的政策和计划 必须与促进整体农村发展的政策 同时推进，从而在农村地区为农业 家庭提供更多或替代的就业和创收 机会。

3.  生产率可持续提升面临的挑战

在自然资源基础日益受限的情况 下，以可持续方式提高农业生产率对于 加快减贫并为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提供 食物至关重要。农民需要在可利用的 土地上提高产量来满足对粮食不断增长 的需求。许多农民还需要提高劳动生 产率以减少农村贫困。农民还必须通过 创新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环境 上可持续的生产。本章将综述生产率 可持续提升所面对的挑战，并评估家庭 农户在采用更具可持续性的技术与农作 方法时所面临的机遇与障碍。

对生产率可持续提升的需要

历史上，农业生产率提升令粮食 产量大幅增加，超过了人口增长速度， 并让实际粮价长期走低。在过去半个 世纪内（1961-2011年），全球农业 产量增长了三倍以上，[35]而世界人口 增长水平为126%。全球谷物产量增加 近200%，种植面积仅增加8%。但是， 主要作物单产增幅下降以及最近发生的 国际粮价上涨事件令人们再次对农业 养活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的能力表示 担忧，更谈不上其在消除饥饿方面的 能力了(图12)。

关于最近粮价下跌趋势出现逆 转是否会长期化尚无定论。但是， 《2014-2023年经合组织-粮农组织农业 展望》（经合组织与粮农组织，2014） 预计，国际农产品价格短期下跌后将稳 定在2008年前的价格水平上。Von Lampe 等（2014） 通过10 个全球经济模型 对长期农业形势进行比较，不同模型 显示出全球农产品实际生产者价格在 2005至2050年间年均增幅将在−0.4%至 +0.7%之间。相比之下，二十世纪六十 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农产品价格年均 下降4%。在所有模型中，若纳入气候 变化效应，则相同时期内的价格增幅将 会加大（Nelson等，2014）。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和收入增长 将继续推高对农产品，尤其是高价值 农产品的需求。尽管增速放缓，世界 人口总数预计到2050年依将从目前的 72亿（联合国，2013）增至96亿。多数 新增人口将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 非洲和南亚这些营养不足发生率最高的 地区；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口总数预计将 翻番至18亿。亟需提高这些地区的农业 生产率和产量。

粮农组织预计,为了满足人口和收入 增长所带来的新增粮食需求，2050年的 农产品产量需要在2006年的基础上提高 60%（Alexandratos和Bruinsma，2012）。 日益稀缺的土地以和淡水资源预计将 面临更大压力，除了在非洲和南美部分 地区，几乎没有增加农业用地的空间。 多数理论上可用的额外土地并不适合 开展农业生产，或是在用于生产时将导 致极高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成本。因 此，提高产量必须通过提高单产和提高 作物生产集约度来实现（Alexandratos 和Bruinsma，2012）。

过去，通过不适用的管理方式或 人为选择以生态系统服务为代价来提高 农业生产率而实现的农业产量提高， 通常会破坏土地和水资源。如今，25%的 土地退化严重，另有8%的土地处于中度 退化状况（粮农组织，2011a）。农业 是最主要的用水大户，目前农业对世界 水资源的需求是不可持续。作物生产 用水效率低下耗竭含水层、降低河流 流量、引发野生动植物生态环境退化， 并导致灌溉土地盐碱化。到2025年， 预计将有18亿人生活在绝对缺水的国家 或区域，世界上三分之二人口将面临 用水压力（Viala，2008）。

生物多样性也处于高度风险之中。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5）结论 认为，过去50年内人类活动导致的生物 多样性损失速度比此前人类历史中的 任何时刻都更快。近75%的作物遗多样性 已经消失（Thomas等，2004）。毁林是 生物多样性的最大威胁。

气候变化的威胁不断加剧。农业将 遭受气候变化导致的，包括气温上升、 病虫害、水资源短缺、极端天气事件、 生物多样性损失与其他各类影响。作物 单产受到的负面冲击比正面影响更为 频繁，尽管某些地区的产量会上升， 但是作物总产量预计将继续受损（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4）。产量 差异也将不断加大。发展中国家由于 缺乏自我保护的经济和技术手段，在面 对气候变化时更为脆弱，相比发达国家 将遭受更为严重的后果。同时，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4； Padgham，2009）。同样需牢记的是， 目前的农业生产方式，本身也加剧了 气候变化。作物种植和家畜养殖占全球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3.5%，同时也是毁林 的重要驱动因素，从而额外导致了17%的 全球排放量（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2007）。

总而言之，生产率可持续提升至少 在三个方面至关重要：利用可用自然 资源生产更多粮食，满足不断增长的 需求；提高农民收入、降低粮食价格， 促进减贫；保护并改善自然资源基础， 减少并弥补对环境的不良影响。

高土地生产率满足对粮食的需求

在未来几十年中，必须在不会大幅 增加种植面积的前提下大量增加粮食 产量，但是近几十年全球层面小麦、 水稻和玉米等重要主粮作物的单产增幅 却远落后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水平(图13)。问题在于，单产增速能 否在未来几十年内与需求增幅相匹配。

同时，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作物 单产水平也存在巨大差异（表4）。 低收入国家的小麦和水稻单产水平目前 约为高收入国家的一半；玉米单产的 差距更大。这些差异表明，低收入和 中等收入国家通过采用改良技术和生产 方法，在提高作物单产方面具有显著 技术潜力。但是，除了技术和方法差距 外，单产差异可能还反映出农业生态 条件和作物种植集约程度的不同。

计算世界各区域主要作物的单产 差距时考虑到了这些因素，因而能更好 的表明不同国家和区域在提高单产方面 的技术潜力(表5),即目前单产水平与 现有农业生态条件下通过优化投入和 管理所能实现的单产水平间的差距。 以占潜在单产的百分比所表示的估计 单产差距，在多数发展中区域都超过 50%，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最高，达76%； 在东亚最低，为11%。降低单产差距能 大幅提高粮食安全、营养和收入水平 (插文5)。降低女性农民的单产差距 也能带来高水平回报(插文6)。

近年来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上涨以 及对今后价格将维持在高位的预测， 应能够通过提高投入品及土地和劳动力 等生产要素的利用水平以及采用新型技 术和生产方式来产生刺激，从而缩小 单产差距。家庭农场，尤其是小型家庭 农场，应对高粮价并增加产量的能 力取决于下列三大因素： 家庭获取 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等各项 资产的情况； 家庭农场与市场的联 系程度； 市场运转情况， 尤其是 与国际市场的整合程度（ 粮农组 织，2013e）。小型家庭农场的多样 性和差异性决定了这些因素对它们的 影响不尽相同。某些小农户可能通过 采用新型技术和生产方法，在现有地块 上实现集约化生产，也有小农户会增 加生产用土地数量；但是，一些小农 户由于远离市场，且/或不能参与市场 交易，因而无法得益于机遇改善。有效 的市场联系十分必要，能够激励小型 家庭农场努力缩小单产差距。

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减贫

如上一章所述，减缓农场贫困需要 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需奖励对 家庭农场的劳动力投入。农业劳动生产 率以人均实现的作物和家畜生产总价 值进行衡量。在全球范围内，农业劳动 生产率在二十年前呈下降趋势，但在过 去二十年内保持上升(图14)。这可能 部分反映出农民人均实际产出提高， 同时也部分反映了生产向更高价值作物 和家畜产品转移的趋势。

但是，低收入国家的劳动生产率 增速远低于高收入国家；因此，这两 类国家间的差距巨大(表6)。在2001－2012年期间，低收入国家农民人均 农业产值还不到高收入国家水平的3% （低收入国家年度人均农业产值为2004－2006年不变国际元500元，而高收入 国家为27000元）。因此，低收入国家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巨大。

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劳动生产 率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在于低收入国家 农村劳动力增长速度相对非农就业机会 增速较快。这些国家的农民在可用土地 上投入更多劳动力来提高每公顷土地 的产量(表6)。因此，低收入国家的 土地生产率增速远高于高收入国家， 代价则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在高收 入国家，产量增幅更为缓慢，但是农民 迅速脱离农业部门、节约人力的技术 得以采用，因此仍在务农的农民生产率 得到大幅提升。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对于减贫十分 重要，因为劳动生产率是农场收入的 关键决定因素。上述两类国家间不断 扩大的差距突显出利用创新促进劳动 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性。利用创新提高收 入和减贫具有高度优先性，在低收入 国家内尤其如此。鉴于低收入国家内 小型家庭农场数量众多，关注此类农场 对于大幅度减轻农村贫困至关重要。

低收入和中下等收入国家劳动生产 率增幅缓慢的部分原因在于农业家庭缺 乏替代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因此，加 快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不仅需要在家庭 农场实现创新，也需要促进其他部门的 经济增长、发展和就业。通过创新提高 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工作必须与创造 非农就业和发展机会的政策进行配合。

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和可持续性

自然资源越发有限，因而提高其利 用效率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 农业利用多种自然资源，并对自然资源 基础造成复杂影响。农业通常还提供 各类产出和服务，其中可包括宝贵的生 态系统服务。比如，除提供富含蛋白质 的食物外，混合农业系统内的家畜通常 还能消耗作物与粮食生产的废弃产品， 有助于控制虫害与杂草，其粪便可用于 施肥，并在犁地和运输时作为畜力进行 使用。反刍类家畜的一项重要功能在于 将荒地和半荒漠中人类无法消化的生物 质进行转化。

自然资源利用效率指用于实现一定 量产出时所投入的自然资源数量。包括 所使用的资源量（如土地公顷数或用 水升数），也包括自然资源储备质量 可能发生的退化情况（如土壤侵蚀、生 物多样性损失、养分流失）（Place和 Meybeck，2013）。鉴于农业生产和资源 利用的复杂性，通过单一标准衡量利用 效率的做法并不合适；在各种范围内， 不同标准可能与不同的资源和产出具有 相关性。生产单位粮食的温室气体排放 水平这一指标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全球 关切。在缺水地区，单位农产品用水 （ 数量和质量） 是一项关键指标。 Galli等（2012）表示，没有一项单一 指标可全面监测人类对环境的影响， 并认为应利用一整套针对生态、碳足迹 和水足迹影响的指标评估生产和消费对 环境的影响。

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可在各层面通过 各种方式得以改善，且需要开展持续和 专门的研究与创新。在农业生产层面， 选择恰当的产出和投入、改善投入品 应用管理， 包括在正确的时间使用 正确数量的投入品将对资源效率产生 直接影响。在作物生产层面，降低单产 差距将发挥关键作用，在资源约束越来 越大的情况下增加粮食产出。目前， 有技术能确保提高农业和森林管理的 可持续性、避免土地侵蚀和/或水污染。 然而，还需要大量的创新和知识分享， 并针对当地具体条件调整相关技术（联 合国，2011）；通常，恰当的方式方法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且包括大量知识。 因此，应促进研究人员、推广体系和 农民进行紧密互动，加强科学和传统 知识与经验的交流（Place和Meybeck， 2013）。

家庭农业和生产率可持续提升

家庭农场对于农业领域生产率可 持续提升发挥着中心作用。正如上一章 所述，在许多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和 中下等收入国家内，小型和中型家庭 农场占据多数农业用地，并且是国家 粮食生产的中坚力量。因此，这些农场 对于缩小生产率差距和确保生产可持续 性至关重要。但是，帮助家庭农场以 可持续方式提高产量、增加收入则是 一项重大挑战(插文7)。

面对气候变化，过时的投入密集型 农业或仅依赖传统生产方法都不能 解决未来的可持续性生产率提升问题。 未来，农业生产率提升必须以可持续 集约化为基础(插文8)。可持续农 业集约化方法是在提高相同面积土地 产出的同时，降低环境不良影响、提 高自然资本和促进环境服务流动的技 术（Pretty，2008；Pretty、Toulmin 和William，2011）。许多这类方法都 属于可持续土地管理的类别，诸如土壤 保持、改进用水管理、实现农业和农林 业多样化等。许多提升单产的传统技 术，如种子品种改良和改进矿物肥料等 也是重要的做法，若能更为注重这些 投入品的利用效率，则将更具价值。

发展中国家已经采用可持续技术和 方法，并大幅提高了生产率。这些技术 和方法包括少耕种植、作物轮作和间 种、集水和循环、高效用水作物种植、 农林业复合经营、有害生物综合防治 （联合国，2011）。其他技术则有望 改善作物对有害生物和极端天气抗性、 降低粮食污染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然而， 可能需要鼓励农民应用此类 方法。

一般而言，家庭农场是通常包括 森林、牧场或渔业在内的更大生产系统 的组成部分。粮食安全、营养、生物和 遗传多样性、水土保持和补充、授粉及 一系列创造收入的可能途径取决于这些 更为广阔的因素，必须在创新中予以 考虑。家庭农户对作物、家畜、渔业或 非农工作的决定，及其选择的生产方 法类型取决于具体的农业生态和市场 条件、得到的激励，以及诸如财富、 教育、年龄和性别在内的具体家庭情况。

为保障生计，农户会依据相对回报 或各项经济活动的效益，定期决定生产 性资源面向不同经济活动的分配情况。 分配资源和成果间的转换则受到众多 调节因素及所用技术的影响。为实现可 持续农业集约化，有必要考虑农业产 出，以及可能的环境副产品，诸如土壤 侵蚀或保护、温室气体排放等。生产率 可持续提升不仅包括资源向农产品的 转换，还包括农业系统产生的环境效益 或环境成本的高低。

可持续农业创新的效益、代价与 取舍

私营回报与公共效益

可持续农业集约化的一项主要问题 在于生产率提升与农民经济效益之间， 以及环境效益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是否 存在取舍。此类取舍频繁发生在农业 系统的现有治理体制下，而环境产品 通常在其中不受重视。比如，减少家畜 数量，或管理粪便以减少向水体或大气 中排放氮元素可能有益于环境，却很 可能增加农民的成本或减少其回报。

一旦缺乏对农民提供环境服务和 公共产品的补偿机制，或对农民农业生 产方法的负面环境影响进行处罚，那 么农民将完全依据其所采用的具体技术 和方法的自身成本与效益来进行决策。 如果农业系统要产生更多环境效益， 就需要拿出更多激励手段，因为农民通 常无法因此得到回报。农场管理决定中 纳入了确保环境效益的可用政策方案， 包括财务处罚和收费、监管方式、取消 可能在无意中鼓励不具可持续性方法的 不当激励措施，以及为环境服务付费 （粮农组织，2007）。

但是，私营回报和公共环境效益 间的取舍并不普遍；通过采用恰当的 方法，能够协调可持续性与提高产量间 的关系。Power（2012）认为，必须从 空间、时间和可逆性角度来评估产量和 其他生态系统服务（或损害）的权衡 取舍，改善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价方法 可能会提高实现双赢的可能性；但是， 恰当的管理方法对于实现生态系统服务 效益并减少农业造成的损害十分关键。

发展中国家进行的评估已经显示， 保护资源的农业生产方法能够改善 环境服务供应，并提高生产率（粮农 组织，2011c）。对57个贫困国家286个 农业发展项目研究结果显示，1260万 农民在改善用水效率、碳封存和减少 杀虫剂使用的同时提高了作物生产率； 作物单产平均提高了79%（Pretty等， 2006）。在另一项研究中，Pretty等 （2011）分析了撒哈拉以南非洲20个国 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头 十年引入可持续集约化方法的40项计 划。作者发现，在这些项目所涉及的 1280万公顷土地上，作物单产平均系数 提高2.15，但所用时间为3到10年。

气候变化的强度和范围会影响农业 系统，农业对造成的对温室气体的排放 导致在决定特定地区的最佳农业集约化 战略时，尤其需要考虑气候变化问题 以及国家发展和粮食安全目标。对适应 气候变化和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增加碳封存等手段对气候变化加以缓解 的考虑同样重要。粮农组织制定了一种 方法，专门考虑到多项目标间的权衡 取舍，以及体制、政策和投资以支持 创新和采用相关农业生产方法的需要 (插文9)。这一方法并不对具体技术 解决方案提供建议，但是为评估各类 气候变化的缓解和适应技术与方法， 以及国家发展和粮食安全目标提供了 工具这将让各国依据各自优先重点，做 出更明智决策。

短期成本与长期回报

相关成本与效益的产生时间也能对 农民决策以及采用可持续生产方法的能 力造成关键影响。通常，采用新的土地 利用和管理方法会因前期成本而导致 农场净收入暂时降低。哪怕新的方法能 在长期为农民带来重大回报，暂时性的 收入降低也会成为采用新方法的重要 阻碍因素。不能为长期效益而承担短期 成本往往是农民不采用回报更高的方 法的原因（Dasgupta和Maler，1995； McCarthy、Lipper和Branca，2011）。

即便可持续生产方法能产生大量、 私人、长期的回报， 各类成本也能 为农民采用这些方法构成严重障碍 （McCarthy、Lipper和Branca，2011）。 直接成本最为显著，包括投资成本， 如建造农场设施所需的设备、机械、 材料和劳动力支出；此外还包括作为 经常性支出的非固定成本与维护成本， 如种子、肥料或雇佣额外劳动力的 费用。

间接成本并不显著，但可能更为 重要。这涉及错失的机会、交易和风险 成本。机会成本指以其他活动为代价， 向某项活动分配资源时所失去的相关 收入。这类成本在采用可持续方法的 初始阶段可能十分高昂，并可持续存在 一定时间。比如，在很多情况下，即便 采用改良的方法最终会达到并超越过去 的产量水平，但也可能导致产量暂时 下降与收入损失。

交易成本包括获得信息、议价、 监督与执行的成本。为寻找和处理各类 技术和方法的有关信息而付出的成本可 能成为采用技术和方法的严重障碍。 通过有效的咨询服务和网络（包括有效 利用信息通讯技术）改善农民获取的 信息和咨询对于降低此类成本很关键。

风险成本通常涉及农民在采用各类 生产方法后，预期实现的长期效益大小 和变化的不确定性。采用任何新技术都 可视为一项风险，因为农民需要学习 新方法且通常无法获得保险。缺乏保障 的权属权利会提高与投资新技术和新 方法相关的风险。若效益需要一定时间 才能体现，则更是如此。

实现可持续生产的性别障碍

女性在实现创新和获取信息、投入 品与服务时，尤其面临着各项制约。 研究发现，女性广泛采用技术的速度 通常慢于男性，主要原因在于获取补充 投入和服务时面临着问题（Ragasa等， 2014），（Meinzen-Dick等，2014）。 此外，某些为提高生产率、增加价值 并节约劳动力、能源或成本而推广的 技术无法惠及女性或对其需要作出响 应。通常，女性的教育水平较低，获取 投入物资、信贷和信息的难度更高， 且女性拥有的地块比男性更小（粮农 组织，2011b）。在实施新生产方法 时，女性承担直接成本、机会成本或 交易成本的能力更弱。因而更可能选择 风险较低却也回报较低的活动（粮农 组织，2011b）。在许多国家内，男性 外迁以寻求实现家庭收入多样化的现象 突显出加强女性获取信息、资源和市场 的重要性。

社会文化规范和传统可能对女性 造成额外障碍，包括限制其移动性和 参与交易的能力。比如，女性通常缺乏 现金来支付运输费用或购买车辆，而 且女性独自长途外出时还会引发额外的 安全方面的担忧。在某些国家，限制 性的文化传统还限制了女性使用运输 设施（Starkey，2002；Ragasa等， 2014）。所有这些挑战都制约了女性的 创新能力。

推动技术采用的计划很少会应对 特定背景下女性所面临的具体限制因 素（Meinzen-Dick等，2011）。考虑 女性家务劳动的时间负担尤其重要。 潜在解决方案包括女性农民扩大参与 设计可持续性方法以及相关培训。减少 女性家务劳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并 加强对自身工作产出和收入控制力的 人力节约技术将对女性农民的福祉带 来巨大影响（Doss与Morris，2001； Ragasa等，2014）。受艾滋病毒/艾滋 病影响的家庭更需要人力节约技术， 因为这些家庭中的女性需要承担生产粮 食和照顾病患的双重负担。在女性因性 别规范而遭受不利条件的部门和地区， 支持采用可持续性农业生产方法的推广 及其他干预措施应努力克服性别歧视。

支持采用可持续性技术和方法

哪些因素决定了农民会采用以可 持续方式提升生产率的方法？应该 如何激励家庭农场的创新行为？来 自非洲的一些案例研究阐述了对这些 问题的若干答案(插文10)。

一项重要教训在于通过采用技术 和生产方法来实现小型家庭农场生产 率可持续提升并没有一项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做法。本地农业生态条件和 气候在选择和成功采用农业生产创新 举措时发挥着主要作用。家庭社会经 济条件也很重要。因此，技术和方法 需要契合并适用于本地条件以及所涉 农民的需要。实现农民和研究人员对 接可有助于确保开发有意义的方案。 向农民提供恰当方法和可用方案的信 息也很重要。需要有效的咨询服务和 网络，进行信息与经验共享，以便 农民做出明智选择。

获取市场机会是创新的关键驱动 因素。正如前一章所述，新增产出 的销售前景是农民进行创新的强大 动力。因此，农民出售产品的市场基 础设施和体制安排十分关键。

家庭资产基本上决定了农民采用 新技术的程度和所采用的具体方法。 较富有的农户更能承担投资回报期 较长的方法的初始成本，并更能承 受新方法所涉及的风险。因此，缺乏 应对风险的资金和保险尤其制约了 资产有限的小型家庭农场。有效的 社会保护能有助于提高农民的能力， 来面对应用生产率更高的新型可持续 性方法时所伴有的风险。权属保障也 很重要，能调动农民投资于改良方法 （De Soto，2002），尤其是在较长时 间后才可能显示出效益的方法。

对于若干类可持续性方法而言， 环境共同效益极为重要。缺乏补偿机制 或鼓励，农民可能不会广泛采用这 类方法。对于能产生本地公共产品的 活动而言，采用本地集体行动可能是 恰当的解决方案。

最后，性别是一项根本性问题， 部分原因在于男性农民在采用可持续 性和生产率更高的方法时所面临的一些限制因素会对女性造成更大制约。 女性农民还面临着特定的性别障碍， 进一步限制了她们实现创新和提高 生产率的能力。

相关机构，尤其是本地机构，在 解决多数上述问题，为小型家庭农场 创造合适条件，以进行创新并应用技 术和方法，通过可持续方式提高自 身生产率时，发挥着首要作用。本地 机构的有效运转，及其与公共和私营 部门的协调，若能将脆弱的家庭农户 包括在内，将能对小型家庭农场采用 改良方法的能力带来有力影响。生产 者组织在得到加强后，能在这方面发 挥尤其重要的作用。难点在于构建帮 助小型家庭农场引入创新型和可持续 性的农业生产方法的农业创新体系。

部分问题将在后续章节中讨论。 下两个章节分别讨论研究和推广的 问题，以及如何使之响应家庭农场的 需要。之后的一个章节将研究，在 个体和集体两个层面，通过构建有利 环境，促进家庭农场的创新能力更多 方法。

关键信息

•  必须提高农业生产率以满足不 断增长的粮食需求、增加农村收 入。但是，农业所依赖的土地、 水、生物多样性和其他自然资源 日益受到限制并不断退化，因此 各国还有必要保护和恢复自然 资源基础。

•  各国可能在提升农业生产率和 保护自然资源的目标间面临艰 难取舍。投入密集型的生产无法 应对可持续发展的挑战，而投入 水平较低的传统系统则无法应对 提升生产率的挑战。今后，生产 率的提升必须以可持续集约化为 基础，将更高的生产率与自然 资源保护和改良相结合。

•  在克服生产率可持续提升的挑战 时，家庭农场将发挥主要作用， 但是必须通过创新来予以实现， 同时必须提高生产的可持续性。

•  农民通常面临各种阻碍其创新 能力的障碍，包括新生产方法较 高的初期成本，以及难以获取投 入品、信息、市场和满足其需要 的技术。通常，女性农民面临的 此类限制更为严重。她们获得 的生产性资源更为有限，同时在 进行创新时还面临着巨大的社会 障碍。消除这一性别差距可令生 产率实现大幅可持续提升。

•  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必须协助农民克服通过创新实现 可持续集约化的障碍。保障产权 和权属权利、透明的决策制度和 良好的基础设施是推动家庭农场 进一步广泛采用改良方法的关键 要素。

•  可能需要通过激励机制来鼓励 农民采用能结合提高产量和环 境效益与服务的农业生产方法。 本地形成的知识需要以适应本 地农业生态和社会经济条件的科 研进行补充，使农民掌握生产率 可持续提升的适用方案。

•  生产者组织等本地机构能发挥 关键作用，推动家庭农民获取 市场、资本、信息和融资，并 协助其采用改良方法生产者组 织等本地机构能在推动家庭农民 获取市场、资本、信息和融资， 并协助其采用改良方法方面发 挥关键作用。女性有效参与此类 组织能有助于消除获取生产性 资源的性别差距。

4.  农业研发促进家庭农场发展

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农民一直 在不断地试验和创新。他们培育了很多 当代粮食系统中使用的作物和牲畜品 种。正式的农业科学研究历史相对较 短，但对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农业产量 的显著提高却发挥了很大作用。本地 本土知识 － 常常隐含在农民的实践 中 － 以及正式的科学研究都应融入 支持家庭农场可持续提高生产率和适应 变化的环境背景所需的综合创新体系。 推动研究体系中正式和非正式部分更加 紧密的合作有利于确保农业研发支持小 型家庭农场进行创新。

本章回顾了正式农业研发的主要 国际格局和趋势，并提出加强全球范围 研发活动的理由。文章分析了将国际 研究纳入国家研究体系的可能性，并 论述了将国家与国际、公共与私有、 正式和非正式研究活动相对优势进行 整合的新型伙伴关系。文中特别关注了 让研究活动针对家庭农场需求的方式。

公共农业研发的重要意义

农业研发需要持续不断的公共投入， 主要原因有三。首先，农业研究的产出 通常为公共产品，也就是说能给整个社 会创造好处，而不仅仅是对于研发者的 价值。因此，私营部门研究人员，包括 农民本身，往往会在具有公共产品属性 的农业研究上投入不足。第二，与很多 其他的科学分支一样，农业研究的成果 是逐步累积的，当前研究要建立在过去 成果的基础之上（插文11）。研究成果 不断积累对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发挥了决 定性作用（Pardey和Beddow，2013）。 第三，研究资金的投入到研究产生效益 之间往往有较大的时间差 — 通常是 数十年。取得科研成果，以及测试、调 整和广泛接纳新技术与新方法都需要时 间。因此，Pardey和Beintema（2001） 将正式农业研发方面的投资称为“慢 魔术”。

大量研究文献系统性地展示了农业 研发方面的公共投资回报率很高。这表 明，增加公共研发投资可以带来显著的 收益（Hurley、Pardey和Rao，2013； Mogues等，2012； Rao、Hurley和 Pardey，2012）。私营部门可在某些类 别的农业研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特别 是在公共产品属性不很突出的研究方 面；但只有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才倾向 于产生能够带来生产率长期持续提高所 需的结果，特别是在农业私营部门研究 激励因素较弱的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 国家。

不断变化的农业研发模式

公共投资

尽管农业公共研发具有重要意义， 1970－2000年公共支出的增速却有所 放缓，但过去十年中又有一定回升， 研究支出已经很高的高收入国家除外 （图15）。过去十年中，中上收入国家 的支出增速陡增，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农 业公共研发预算快速增长。

农业公共研发中越来越大的比例 集中于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中上收入 国家（图16）；相反，高收入国家的公 共研发增速略逊。2009年，全球农业公 共研发支出中有一半以上来自低收入和 中等收入国家，但多数都集中在少数几 个大国（图17）。例如，中国、印度和 巴西分别占全球支出的19%、7%和5%。 这三个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研发支出 加在一起占全球农业公共研发支出的 79%，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仅占21%。 低收入国家的农业研发支出尤低，2009 年仅占全球支出总额的2.1%，甚至还 低于1960年2.4%的份额。对农业研究人 员的费用支出是长期致力于公共研发的 一个重要指标（插文12）。

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投资对比

私营企业参与农业研发历史悠久。 尽管数据有限，但据测算私营部门支出 在农业研发支出中所占份额为35%-41% （Pardey和Beddow，2013）；但是，绝 大多数私营部门研究 － 大概89%-94% － 都发生在高收入国家。直到 不久以前，私营部门农业研发都集中于 企业可为市场开发专利产品的机械化工 行业；近几十年来，私营部门在生命科 学领域的投资不断增加，其中部分原因 是生物创新知识产权治理方式发生 变革，使私营企业获得投资回报变得更 加容易（Wright和Pardey，2006）。

Beintema等（2012）（基于Fuglie 等，2011）估计，私营部门在农业和 食品加工方面的研发投资从1994年的 129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182亿美元 （按2005年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 初级农业占投资总额不到一半，其份 额从51%跌至46%。发展中国家的私营 部门农业研发信息有限，但来自印度 （Pray和Nagarajan，2012）和中国 （Pal、Rahija和Beintema，2012） 的证据表明，私营部门农业研发不断 增长，在印度和中国农业研发支出总额 中所占份额分别为19%和16%（不包括 食品加工）。

尽管私营部门研究不断增长，公共 部门的积极参与仍非常必要。发展中 国家有诸多因素不利于刺激私营部门 农业研发，包括为小型偏远农场提供服 务成本较高，保护知识产权困难，监管 体系不可预测，以及价值链有待完善 （Pardey、Alston和Ruttan，2010）。 很多私营部门农业研究都建立在公共 研究基础之上，后者往往侧重于提供 基础科学发现，而非提供具体的商业化 应用（Pardey和Beddow，2013）。公共 研究对于高风险环境中的科学创新尤为 重要，也有利于维持集中度日益提高的 农业投入品物资市场的竞争性（Fuglie 等，2011）。

投资提升国家研究能力

在很多国家，农业研发的公共投资 相对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对减贫 的重要意义而言一直严重不足。评估 一国农业研究活动的一个通用指标是 农业研究强度（ARI），即国家公共 农业研发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自上 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农业研究强度在 中上收入国家大幅提高，在高收入国家 增势迅猛（图18），这主要是因为农业 在总体GDP中的份额相对下滑。在农业占 收入和就业更大比重的低收入和中下等 收入国家，进展情况乏善可陈。

高收入国家农业研究强度较高的 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知识经济的特点 更强，更加重视运用基础性和保持性研 究长期保持高水平的生产率（Beintema 等，2012）。另外，公共研究议程在较 高收入国家也更为宽泛，更加重视环境 和食品安全问题，而发展中国家更为 侧重应用性研究，目的是缩小生产率差 距，根据本地环境调整技术（Beintema 等，2012）。

农业研究强度的“适当”水平并无 一定之规。但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 事会（经社理事会）第2004/68号决议 “科技推动发展”建议，政府应将科技 方面的总体研发支出提高到至少占国家 GDP1%的水平。就农业来说，低收入和 中下等收入国家距此目标相差甚远，当 然，这一群体内各个国家的情况也有显 著差异。部分国家建立了管理完善、资 金充足的体系，而其他国家 — 包括 一些高度依赖农业的国家 — 研发支 出和能力水平较低且（或）不断下滑。

资助公共研发

长期以来，很多国家资助国家农业 研究体系的主要机制一直是政府拨款 （也称为核心供资）。这些拨款被用于 支持研究基础设施，支付人员薪资， 以及扶持战略性研究计划。但如今， 很多国家的核心供资仅涵盖薪资，不支 持用于升级研究设施或补偿研究成本的 新投资。受对传统供资机制的不满以及 农业研究总体效果欠佳的影响，其他供 资方式应运而生。

例如，特定类别的研究可直接委托 提供方开展。通过竞争性拨款计划，可 将资金分配给经竞争、透明方式遴选出 来的创新性、高品质且重点突出的研究 计划（Echeverría和Beintema，2009）。 该系统在发达国家运用广泛，自上世 纪九十年代起，部分发展中国家开始 推行，如在拉美，世行鼓励使用这套 系统（世界银行，2009）。

其他的新方式包括推动和拉动机 制。推动机制事前奖励潜在创新，而拉 动机制则在事后奖励成功创新。拉动机 制的模型包括奖励技术开发成就（如采 纳率高）的奖项和挑战基金，从而有效 刺激研究人员选择适当的项目，重点 开发家庭农业生产者希望使用的产品 （粮农组织和经合组织，2012）。

虽然如此，稳定的机构供资，包括 针对基础设施的供资，对长期的研究能 力至关重要（插文13）。以项目为基础 的供资有助于推动研究体系内的竞争， 但操作成本较高。竞争性赠款计划等 较新的研究供资机制可用于资助短期项 目，但应作为机构供资的补充而非取而 代之（Echeverría和Beintema，2009）。 一项针对巴西、哥伦比亚、尼加拉瓜和 秘鲁的竞争性拨款计划和农业研究的 评价表明，若用于补充公立部门参与相 对较强的研究，拨款就最有可能做出有 效持久的贡献，且为保证竞争力，研究 机构必须配置最低水平之上的预算和 必须数量的人员（世界银行，2009）。

这些新的研究供资机制可以成为 创新体系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政府面临 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在基础研究和应用 研究之间资金，以及稳定的机构供资与 绑定具体目标和使命的以项目或计划为 基础的供资之间寻找平衡。基础研究 需要最低数量的合格研究人员，因而 小国在配置有限的国家资金时可能会 更加青睐应用研究。

建立伙伴关系，加强公共研发的效能

各国在农业研究方面的资金和人力 资源都非常有限，因而必须战略性地 配置这些资源。国家、区域和国际研究 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可形成合力，作物、 畜牧、森林、渔业、自然资源和环境部 门的研究人员进行更好地协调与合作。 国家研究机构还应与农民建立有效联系， 包括小农户和女性，以便更好地响应本 地需求和适应本地情况。

国际伙伴关系

基础科学研究发现可由一地转至另 一地，可被视作全球性公共产品，而农 业应用研究的很多发现必须适应本地的 农业生态条件和文化偏好，因而是国家 或本地的公共产品。没有本地适应性研 究而仅是简单地从其他地方或国际研究 中心移植过来的技术价值不大；因而， 所有国家都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国内研究 能力（Herdt，2012）。多数国家依赖 国际和国内研究的结合。如何结合取决 于一国国内研究知识的积累和利用他人 开发的研究成果和技术的潜力（“溢入 效应”）。

为引导此类战略性选择，Pardey和 Beddow（2013）开发了系列指标，涵盖 一国积累的正式本国知识以及实现溢入 的潜力（图19）。生产性知识的国内积 累源自于过去的研究活动。在图19中， 生产性知识的公共储备（以2009年为 基础计算）代表1960－2009年的累计 研发支出，考虑到研发支出与对生产率 产生影响的时间差。[36]从其他国家获得 溢入的潜力取决于农业生态条件和产品 结构的相似性。

图19描绘了按收入进行分组，各国 本土知识储备与潜在溢入效应的关系。 在全球农业知识储备中所占份额较高的 国家（第一条轴）从其他地区农业知识 中获益的潜力较低 — 溢入潜力低 （第二条轴）。这些国家大都是能够专 注于国内研究和知识创造的高收入国家 或中等收入大国。相反，在全球知识 储备中占比较低的国家溢入潜力往往较 高，它们大多是小国和人均收入较低的 国家。它们将研究活动重点放在改造 他人开发的知识为本国农民所用并在此 方面可以做得不错。

这意味着，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是 该国提高生产率潜力的重要来源，特 别是作为弥补较低收入国家传统上农业 研发投资不足的一种方式。拥有较大公 立部门研究机构的国家 － 如巴西、 中国和印度 － 与面临相似农业生态 挑战但研究能力更为有限的国家的小型 国家农业研究机构在农业研究领域具有 扩大南南合作的潜力。这也强调了允许 国内能力有限的国家受益于国际研究成 果并重点进行适应性研究的国际研究活 动的重要意义（插文14）。

公私伙伴关系

近年来，涵盖政府、非政府组织和 私营部门的公私伙伴关系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这些新型制度安排可用于获 取更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分担风险， 解决研发面临的其他局限（插文15）。 文献资料中对于公私伙伴关系的定义 各异，但总的来说是指公共和私营机 构之间的协作关系， 双方共同规划 实施活动， 以提高效率， 实现共同 目标， 共享利益， 分担成本和风险 （Spielman、Hartwich和von Grebmer， 2007；Hartwich等，2008）。

但是，公共和私营部门目标不同： 公共部门组织根据他们的使命实现社 会利益最大化； 而私营部门追求的 则是利益最大化（Rausser、Simon和 Ameden，2000）。为确保合作双方能 够为研究的开展共担成本共享利益， 谈判必须侧重“界定目标，明确补充 性资产，以及分析针对不同伙伴方划分 市场的潜力”（Byerlee和Fischer， 2002）。克服文化差异是公私伙伴关系 的一个隐形成本，这也包括合作伙伴 之间维护关系、谈判协议和建立信任 的时间成本（Spielman、Hartwich和 von Grebmer，2007；Rausser、Simon 和Ameden，2000）。对私营部门而言， 丧失对知识产权的控制可能是最为关切 的事情。

公私伙伴关系中，从初始投资到 实现目标的时间间隔往往极长。考虑 到这一点以及公私伙伴关系安排相对 较新，目前尚没有多少研究记录其有效 性和影响。

促进面向家庭农场的研发

农民引领的创新和正式研发

农民一直在不断地试验、适应和创 新，以改进其耕作体系。使用本地资源 的本土知识是“本地创新”的一个主要 动力。本土知识适于本地环境，能够 应对地方层面上的具体限制、挑战和 机遇（Wettasinha、Wongtschowski和 Waters-Bayer，2008）。本地创新让 本地居民参与学习、发明和改造技术 与实践。创新型农民以现有的知识为 基础，并与社区内其他成员分享。了解 并支持农业创新与试验进程对于提高 可持续生产率非常重要，而可持续生 产率也有着很强的地方色彩（Röling 和Engel，1989；Long和Long，1992； Scoones和Thompson，1994）

小规模农民和社区已经显示出根据 本土知识引入生产性创新的强大实力。 这些创新包括开发种子品种、设计水 土保持方法，以及引入收割期后和增值 技术。农民开发并使用了一系列土地管 理措施来保持并加强土壤肥力和生产 力，包括农林兼作、少耕法、梯田、 等高种植、休耕、施绿肥以及地被植物 养护（Critchley、Reij和Willcocks， 1994）。具体措施和技术会因本地的 生物物理、社会和经济有所差别。

但是，推广复制这些技术是一个挑 战：农民引领的创新具有本地化特性， 局限于农民的知识和经验；本土知识在 整个社区也并非均匀分布；每个人仅 掌握社区知识的一部分。小规模农民鲜 少记录这些往往隐藏在他们实践之中的 知识。某些类型的知识可能与社区内各 种经济或文化角色绑定，其他社区成员 可能并不知晓。例如，针对东非开展的 研究表明，女性通常对本土树种数量和 用途具有丰富的知识，而很多此类知识 男性并不了解（Juma，1987）。

随着环境不断变化 — 土地压力、 新的市场机遇、土地退化 — 农民的 本土技能可能已经不再够用。由于土地 有限，人口不断增长，传统的耕种模式 可能不再站得住脚。尽管多数农民都在 进行某种形式的土地管理，不断变化的 生物物理状况还是催生了对新技术和 新方法的需求，农民对此可能缺少必要 的知识基础。正式研究有助于应对这一 挑战 — 开发抗逆品种；建立关于有 害生物生命周期、生物防控方法、用于 控制侵蚀的适当作物和固氮方式的知 识；以及设计更加复杂的物理水土保持 措施。

研究得到的当代农业技术和视角对 于为农民提供引导帮助他们应对生态关 切非常重要。例如，科学在减缓或适应 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长期 以来，植物育种者一直在应对气候相关 的逆境，而气候变化更加凸显了育种 新措施和新技术开发的重要意义，以便 应对干旱频次增多、温度升高、洪水 范围扩大、盐碱度水平提高以及有害 生物和疾病暴发模式转变等挑战。

换言之，本地知识和传统技术虽然 非常宝贵，但也无法取代当代研发； 本地知识和农民引领的创新与正式研究 必须相辅相成。了解传统农业操作以及 如何将其与新技术和新方法相结合可对 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同时也能缓解变 革相关的风险。针对小型家庭农场的 研究要考虑这些农场对森林、渔业、 草原和多元化生计系统的密切依存。 在品种和景观层面将科学与传统知识结 合会释放巨大的潜力。

加强正式研究体系和农民之间的 联系与合作能确保农民的优先重点得到 解决，增加农民参与研究工作的机会 并从中受益，并让研究人员从农民的 知识和创新中吸收给养（粮农组织， 2012c）。生产者组织可帮助促进建 立这些联系。研究人员和推广人员应 通过专业人员和农民之间的互动寻求 并鼓励农民及其组织参与开发并根据 本地耕种条件改造技术（Jiggins和de Zeeuw，1992；Reijntjes、Haverkort 和Waters-Bayer，1992；Haverkort、 Kamp和Waters-Bayer，1991）。

目前正在以新的方式开展研究， 以期通过协作为创新提供更好的支持 （Thornton和Lipper，2013）。国际 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的很多中心都采用了 新的种质开发和推广协作模式，融入了 不同类型的合作伙伴，如国际玉米小麦 改良中心（CIMMYT）的MasAgro项目。 该项目由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 伙伴关系，共同推进可持续农业。国际 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的其他中心，如国际 干燥地区农业研究中心（ICARDA）与国 家农业研究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合作， 运用参与式方法通过品种选育进行作物 改良。近期与私营部门组建的伙伴关系 使得很多改良技术得到采纳和推广， 否则这些成绩都将无法实现。在与国家 研究组织协作过程中，国际农业研究 磋商组织的部分中心与农民组织和非 政府组织直接合作，选育最有效用的 品种，然后生产出大量的优质种子提供 给农民；例如，国际半干旱热带作物研 究所（ICRISAT）正在为农民提供可以 购买的小包种子。

研究人员与家庭农业生产者建立伙伴 关系

传统上，推广系统的作用是通过技 术转让将研究与农民联系起来。但农民 并不总能获得适合他们特定环境和需求 的技术。新的推广模式旨在确保农民和 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双向交流（见第5章 关于新的推广方法的进一步论述）。 还有其他一些方法为研究人员和家庭农 民建立了更加密切的伙伴关系，如由非 政府组织发起、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 “推动本地创新计划（PROLINNOVA）”， 以及其他国际项目，如“非洲-欧洲 农业研发伙伴关系平台”。参与式方法 也可提供重要机遇，确保女性的需求和 限制被纳入技术开发（Ragasa等，2014）。

农业研究的多数参与式方法都重 点关注改造技术使其适应本地环境 （Farrington和Martin，1988）。很多 例证都描绘了在适应性研究不同阶段 让农民参与进来如何能够补充科学家的 工作（粮农组织，2005）。例证之一是 参与式植物育种（PPB），自上世纪八 十年代以来就一直在植物育种计划中纳 入农民的积极参与。根据目前的记录， 全球范围内至少有80个参与式育种计 划，涉及不同的机构和作物（情况概要 见粮农组织，2009）。参与式植物育种 计划让农民选择更适宜本地环境的种 质，从而培育出非常适应贫困农民耕种 的具有挑战性土地的品种（插文16） （Humphries等，2005）。

参与式植物育种计划可由正式部门 牵头，研究人员有义务完成可复制的 研究；或由农民牵头，由农民对改良 品种的需求驱动研究计划，不要求试验 可以复制（Humphries等，2005年）。 该计划由正式部门还是由农民牵头取决 于研究人员和农民的参与性质。参与可 以是合同性质的，即一方拥有决策权， 仅通过合同让另一方提供支持；也可以 是磋商、协作或合议性质，即双方合作 共同决策（Vernooy等，2009）。

参与式植物育种计划的影响评价 一直非常正面，表明：i)参与式植物 育种能够产出更加适应农民需求的作 物品种， 从而提高品种采纳水平； ii)该计划似乎不会降低育种计划的 成本效益比；iii)该计划加速了新品 种的开发以及在农民田间的引入种植 （Ashby，2009）。参与式植物育种计 划还可为农村社区带来其他好处，如通 过农民协会和其他网络加强社会资本， 以及为农民提供教育机会（Humphries 等，2005）。

影响评价鲜少有细化到性别的： 部分研究突出了对女性的积极影响以及 让女性加入参与式植物育种计划的好 处，而其他研究对参与式植物育种计划 的性别影响提出了质疑（Ragasa等， 2014）。有必要进行性别敏感的目标设 定和计划设计，支持促进女性参与， 缓解女性在流动、交通、时间负担和社 会局限方面面临的具体问题（Ragasa等， 2014）。

农民和研究人员的沟通与协作面临 一系列挑战。农民可能不清楚在研究中 对他们的期待是什么，可能无法清晰地 说明他们需要的工具、过程或产品。 研究体系可能没有能力倾听并包容家庭 农民各种不同的声音。科学家们可能 发现，与参加参与式研究活动相比， 发表科学论文和与其他科学家互动可能 更有利于推动他们在学术生涯中进步。 研究机构可能会优先考虑捐赠方提供 资金的研究领域。如果不能看到明确的 益处，研究人员和农民可能都不愿意 投入时间、精力和资金进行对话（粮农 组织，2012c）。

因而，可能需要开展协调或促进活 动，确保农民与研究人员进行合作。近 期的一个例子是西非的多元有机生产系 统（Syprobio - Systèmes de production biologique diversifiés）项目，该项目 需要投入时间和资金，通过包容性跨 学科方法克服此类挑战（粮农组织， 2012c）。参与式研究计划的其他例证 在粮农组织（2012d）中有记录描述。 将农民与研究人员联系起来的一个策 略是增加研究机构的“转化专家”人 数，让机构中的部分研究人员与推广人 员、生产者团体和农民大户更加密切地 合作，让研究与本地需求挂钩（插文17）。

此类协调机制可促进研究人员与家 庭农业生产者建立伙伴关系，但激励机 制也非常重要。此类激励机制包括奖励 研究人员在其研究领域产生实际影响而 非单纯学术成绩的政策和制度变革， 或将研究资金的提供与同农民合作挂钩 （世界银行，2012b）。

关键信息

•  公共农业研发对于推动农业生产率 可持续提高和减贫尤为有效。公 共农业研发的好处将体现在三个主 要方面：农业收入提高，农村就业 增加，以及消费者粮食价格下降。 大量实证确认公共农业研发投资 具有高额回报。

•  私营部门农业研发投资增长迅猛， 主要是在高收入国家，但在部分 较低收入国家也是如此。私营 部门农业研发重点关注具有商业 市场的产品，因而公共部门投资 对于确保在对私营部门具有较少 或不具商业利益的领域实现充足 的研究投资不可或缺，如发展中 国家小农户在边缘地区种植的 孤生作物，或可持续生产实践。

•  各国须保持，并在很多情况下 增加对农业研发支出，确保持续 的生产率提高和环境可持续性， 但公共资金的稳定对于保障农业 研发效果也非常重要。创新供 资机制可发挥推动作用，但稳定 的机构供资对于确保核心的长期 研究能力也必不可少。

•  可通过建立国家与国际研究机 构、私营与公共部门以及行业研究 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来加强农业 研发。需要开展基础科学研究以 加强可持续生产的综合长期潜力， 但由于此类研究成果具有国际公共 产品性质，国际公共研究机构开展 此类研究可能更为适合。需要开展 适应性研究，以便在不同国家具体 的农业生态条件下充分发掘这种 潜力。因而，资金资源有限的国家 可选择运用较大国家或国际机构的 研究成果，将本国的研究活动重点 放在适应性研究上。

•  拥有较大公共部门研究机构的国家 与面临相似农业生态挑战但研究能 力更为有限的国家的小型国家农业 研究机构在农业研究领域有着扩大 南南合作的潜力。

•  农民引领的创新和正式的研究互为 补充；将传统知识与正式研究相 结合可催生真正的创新方法，支持 家庭农场生产率可持续提高。农民 参与正式研发项目有助于确保最终 开发出的技术切合实际需求并建立 在他们的经验之上，但研究组织当 前面对的专业激励机制可能不鼓励 这种合作。生产者组织和其他形式 的集体行动可促进农民与研究人员 进行更好的沟通与协作。

•  政府有责任推动与小型家庭农场 特殊需求相关的研究，并确保伙伴 关系与协作行动得到适当的治理。

5.  面向家庭农场的农业推广和咨询服务[37]

农业推广和咨询服务对家庭农场实 现可持续的生产率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通过帮助农民更好地获得信息，咨询 服务有助于缩小实际单产和潜在单产 之间的差距， 提高农民的管理技术 （Anderson和Feder，2007），使农业 成为扶贫发展的引擎，赋予小型家庭农 场应对新挑战的能力，包括进入市场、 采用环境可持续性生产方式以及应对气 候变化（Birner等，2009）。然而， 有太多的家庭农场没有获取咨询服务的 固定渠道。

尽管过去几十年出现了更多的多元 化农业推广和咨询服务体系，除了传 统的公共部门服务提供者以外，私营 企业、生产者协会和民间社会也发挥 着更积极的作用（Sulaiman和Hall， 2002），但是政府仍然肩负着重要的 职责。同农业研究一样，农业咨询服务 带来的好处不仅局限于农民个人和商业 服务提供者获得的价值，而是具有更广 泛的社会效益，如提高生产力，增强 可持续性，降低粮食价格和减少贫困。 这些公共产品需要公共部门的参与， 例如向小型农场提供咨询服务，以及提 供相关服务支持可持续生产方式。公共 部门还有责任确保私有部门和民间社会 提供的咨询服务具备技术可行性和社会 经济合理性。本章主要讨论农业推广和 咨询服务的趋势与挑战及其对小型家庭 农场的影响。

推广的趋势与模式

研究显示，对于推广的投资就像 对于农业研发的投资一样能带来很高 回报率。在一份对推广计划的评估 中，Everson（2001）发现，在其考察 的81个推广计划中，尽管投资回报率存 在巨大差异，但有四分之三超过20%。 在一份对研发和推广回报率定量研究的 调查中，Alson等（2000）也发现农业 推广的回报高，但存在差别。

然而，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 随着结构调整政策的出台和过去的培训 与走访式推广的失败，许多政府逐步 撤出了对该领域的投资（Benson和 Jafry，2013）。培训与走访体系于二 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形成。1998年前， 世界银行在50多个国家推广了该体系， 包括实地推广人员的实地走访。实地 推广人员将研究机构的技术传授给农民 联系人或农民团体，由这些联系人或 团体将技术进一步推广到更大范围的 农业社区。培训与走访体系最初在一些 国家被认为取得了成功，但没能在要求 的规模上产生效果，而且产生高额的 经常性费用（Anderson和Feder，2007）。

最近，推广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Anderson，2008；Davis，2008）。 在多年的相对忽视之后，人们重新认 识到在农民中传播和分享农业知识的 重要性。今天的农业推广体系已经从 政府推动的技术转让机制转变成更广 泛、更多元的咨询服务体系，提供的 咨询范围更广，提供服务的主体更多样。

然而，关于支出情况以及对农民的 覆盖情况两个方面，目前在国际层面对 于农业推广的趋势和模式都很少有全面的 数据。在一些国家的公共推广数据缺乏 的同时，对众多非公共推广主体的活动 进行全面评估也问题重重（插文18）。

政府支出

在很多国家，推广服务的规模和 成本无法评估，即使公共推广也是如 此。对用于推广的公共支出所做的最近 一次全球估算是在1988年，计算得出 支出总额为50亿美元Swanson、Farner 和Bahal，1988）。尽管个别国家是 估算，但粮农组织牵头并与经合组织 协作开展的非洲粮食与农业政策监测 （MAFAP）计划（粮农组织，2014c） 提供的数据库是唯一一个可以让用户 分析农业推广支出的多国数据库。 到目前为止，MAFAP能够提供八个非洲 国家的近年估算数据：布基纳法索、 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马里、 莫桑比克、乌干达和坦桑尼亚。估算数 据显示，自2006/07年以来，除少数国 家外，在以上大部分国家中，政府对推 广的支出无论是名义的还是实际的都有 所上升。这一上升趋势部分反映了各国 政府实践了在《马普托宣言》中所做的 提高农业投入的承诺（表7）。

推 广

尽管向农民提供新方法、新技术 方面的信息十分重要，但是公共农业推 广与咨询服务覆盖的农民数量可能比人 们期望的要少。一些低收入和中等收 入国家农业普查得到的有限数据显示， 可能只有很少一部分农民与政府推广 人员有接触。[38]从一份包含十个可获得 数据国家的样本来看，没有一个国家 的比例超过25%，其中三个甚至低于10% （图20）。

同时，有迹象表明，小型农场与 农业推广人员接触的可能性低于大型 农场。一份包含九个国家家庭调查数 据的样本显示，获得推广信息的农场 比例一般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而上升 （图21），规模最小的农场获得此类信 息的可能性总是最小。这有可能是由 很多小型农场的贫困和覆盖小型农场的 成本造成的，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农业 收入只占很多小农家庭总收入的一小 部分所造成的（见第2章关于多收入来 源的小节）。

在印度， Adhiguru 、Birthal 和 Ganesh Kumar（2009）的报告显示， 在此前一年，只有40%的农民获得了某 些现代技术方面的信息。对于大型农 场，这一比例是54%，而小型农场则只有 38%。即便如此，最常见的信息来源是其 他比较进步的农民和投入品经销商，只有 6%的农民声称从政府的推广工作者那里 获得信息：大型农场是12%，小型农场 是5%。

虽然男性获得的推广服务有限， 但是女性农民获得的更少（ 粮农组 织，2011b）。男性农民和女性农民在 与推广人员接触的次数、推广人员走访 的农民中所占比例以及参加社区会议或 推广人员举行的会议等方面都存在差异 （Meinzen-Dick等，2011）。推广人员 通常与男性农民的接触多于女性农民， 部分原因往往是社会习俗限制了妇女与 男性推广人员的接触。无法接触到农户 中的妇女可能会严重限制这些妇女获得 推广服务的渠道。时间限制和教育水平 较低也阻碍了妇女参与某些类型的推广 活动，除非这些活动专门针对妇女。为 妇女提供的推广服务之少在很大程度上 反映了缺少适宜的政策，例如性别敏 感的推广服务人员配置政策（Ragasa 等，2014）。

Meinzen-Dick等（2011）评估了一 些改善对妇女的推广服务上比较成功的 战略。这些战略包括加强自助团体和妇 女协会，在协会和农民组织中采取积极 行动以及提高人们对妇女领导力和宣传 能力的认识。还有一些成功的方法旨在 聘用和培训女性推广人员。其他办法有 在公共管理和政治领域采取干预措施， 例如在地方理事会或委员会中为女性代 表保留一定席位，设置部门性别问题联 系人，或为员工进行性别敏感的培训等 （Meinzen-Dick等，2011）。

满足农民需要的推广与咨询服务

改变服务范式

农业咨询机构需要提供的服务范围 比过去大为拓宽。全球化、经济增长和 城市化推动了较为正式的市场渠道的建 立，在从农资供应商延伸到消费者的价 值链中，农民日益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消费者要求获得更多关于食品质量安全 的信息，私营部门的食品质量安全标准 也越来越严格。这对生产者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环境威胁与限制也要求农民 调整农业体系，以保持长期的生产力和 收入。农户收入来源的多元化是另外一 个因素，它拓宽了对咨询服务的需求， 要求涵盖更多的活动，让农户中的男 性、女性和年轻人等不同成员以不同的 方式参与。

因此，目前咨询涵盖的内容包括：

•  挑选作物和畜牧生产最适当的品种 组合；

•  扩大市场准入；

•  增加产品附加值， 改善就地加工 活动；

•  采用最高效的生产管理方式；

•  提高农户收入，改善农户福利；

•  改善自然资源的管理；

•  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威胁；

•  应对风险；

•  支持生产者组织与合作网络。

咨询服务必须考虑到农民需要的 多样性。农民的需要根据其社会经济条 件和家庭规模不同而不同。根据他们所 掌握资源的质量和位置的不同、获得其 他物质与经济资源（如信贷、投入品、 交通和市场）能力的不同以及技术和 管理能力的不同，农民所要求的咨询 种类也会有所不同。

需求响应式和参与式服务

为更有效地覆盖资源匮乏并被边缘 化的小农，所采取的办法有职能下放、 参与式方法和建立竞争性融资体系。

职能下放可以作为使政府提供的 服务更好地响应需求的重要方法，但 成本可能较高（Birner和Anderson， 2007）。公共农业推广职能下放方面被 充分记录的一个例子是印度农业技术 管理局（ATMA）的成立。该局是一个多利 益相关方论坛，鼓励公共机构、私营部 门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农业技术 管理局的特点包括利用农民利益团体、 由不同的提供者提供服务、自下而上的 制定计划和独立自主的推广体系。

参与式方法能使推广服务更以需求 为导向，更好的响应农民的需求。这种 方式有助于确保女性的需求和具体限制 也得到考虑，有助于消除妇女生产力 限制（粮农组织，2011b）。然而， 参与式方法若要在该领域取得成功，必须 明确注重性别问题（Ragasa等，2014）。 参与式方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农民 田间学校（FFS），这些活动以社区为 基础，注重观察和试验，现在在世界各 地多个国家都有开展（插文19）。

竞争性供资体系使农民能够进行 试验，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做法。农民 创新基金计划可由政府、非政府组织或 其他主体运作，向农民个人、农民群体 和其他地方利益相关方提供小额赠款或 贷款，供受资助方从事自己挑选的创新 性或商业项目。这类计划不仅涵盖新 技术（无论是农业的还是非农的）和新 商业模式，还包括机制方面，如成立农 民组织（PROLINNOVA，2012）。在对 创新赠款研究所做的一次大范围的评估 中，Ton等（2013）发现，虽然评估创 新赠款影响的研究不多，但这些研究普 遍发现此类赠款有积极影响。

不同主体提供的咨询服务

如今人们普遍认识到传统的公共 农业推广服务无法满足各种不同类型农 户和农村社区的多样化需求。在很多国 家，通过对公共部门推广服务的改革， 出现了混合型咨询体系。在这样的体系 中，服务提供者由各类主体组成，包 括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团体（Sulaiman 和Hall，2002）。一些政府一边继续为 推广服务提供资金，一边与私营企业、 非政府组织和农民组织签订合同，请它 们提供服务（Rivera和Zijp，2002）。 政府与私营部门的合资企业也得以成立。 这些各种各样的模式扩大了农民获取服 务时的选择范围，同时也被认为增强 了改善服务的动力（Kjær和Joughin， 2012）。

私营部门

咨询或商业服务可以由私营企业或 其他独立服务提供者来提供；许多由公 共部门资金支持的计划意图培育一系列 这样的服务提供者。例如，在尼泊尔， 政府建立了一个农业兽医系统，其任务 是供应投入物品和物资，支持作物生 产和畜牧生产，由政府颁发执照并提供 培训。从2003年起，瑞士发展与合作署 开展了一个类似的计划，以推动孟加 拉国西北部农业企业的发展（Kahan， 2011）。

可以提供咨询服务的还有向农民销 售投入物资和设备的企业或零售商， 或者农产品收购商。在这种情况下， 推广通常不是一项单独的活动，而是 作为对更加实在的商业服务的补充。 通常认为合同农业是一种潜在的向农民 提供专业知识的有效方式（插文20）。 收购商一般与农民团体或个人签订合 同。合同中明确数量、质量、交付计划 以及为产品支付的价格。农民通常以 赊购的形式获得农资物品，收购商则 提供推广服务，确保农民申请的物品正 确无误，质量达标（Tschirley、Minde 和Boughton，2009）。

由私营部门提供推广服务有利有 弊。这种做法有助于向不同的农民团体 提供范围更广的服务，但有可能涉及 利益冲突，比如私营服务提供商可能会 宣传某种具体的产品，而不是提供中立 的信息，农民和农民组织则无法检查和 验证信息的真伪。私营服务提供商或许 也没有理由关心他们所推荐的做法可能 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比如过度施用 农药或化肥带来的影响。私营部门有一 定的作用，但在农民教育水平通常较低 并且缺乏有效监管（包括环境监管）的 低收入国家，必须认识到由私营部门提 供服务可能存在的隐患。另一个问题是 私营部门不愿意向小型家庭农场及偏远 地区的农场提供服务，这部分服务只能 由公共部门进行。

非政府组织

在世界很多地方，尤其是在对私营 部门没有足够的商业吸引力的时候， 非营利或非政府组织在提供咨询服务方 面非常活跃（插文21）。在情况复杂 或易出现风险的农村地区，非政府组织 常常是推广服务的主要提供者（Davis 和Place ， 2003 ； Benson 和Jafry ， 2013），有时是直接提供推广服务， 有时是通过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 促进价值链的加强（Kahan，2007）。 非政府组织还开发了很多后来为公共部 门所采用的研究和推广方法（Amanor和 Farrington，1991）。

非政府组织在向农民提供推广服务 方面既有优势也有弱点（Davis等人，2003）。非政府组织倾向于采用以 需求为导向、客户为中心的参与式 方法；它们官僚主义较少，服务也往往 管理良好，较为高效，并且具有较高 的成本效益。但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 经常依靠捐赠方提供资金，在长期可持 续性上可能存在问题；计划持续时间 较短，地域覆盖范围有限。

农民团体

农民组织在农村咨询服务中也发挥 着重要作用。农民组织可以向其成员 提供服务，还可利用外部提供的服务 （Umali和Schwarts，1994）。农民团 体可以有不同的规模、不同的运营范围 和不同的构成。典型的农民团体或组 织包括村级自助团体；初级合作社；生 产者协会及其在地区或国家层面的联 合会；加工和出口组织；以及国家产业 团体。

农民对农民的推广主要依靠以团体 为平台的学习、相互走访、农民培训员 和农民推广员（世界银行，2007a）。 这种模式起源于政府服务较弱或缺失的 地区。它要求自学和团体合作，但有时 也依赖于外部协助。这方面的例子有志 愿农民培训员这种方式。在这种方式 下，接受过推广人员培训的农民为其他 农民提供培训，开辟示范田，与所在社 区分享改良农业技术的信息（Kipot和 Franzel，2014）（插文21）。

混合式体系

一些新的安排形式推动公共部门、 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团体的合作。即便 在政府资金和推广服务有保障的地方， 非国有的服务提供者也往往更加灵活高 效（Anderson，2008）。公共部门以多 种形式将农业推广服务外包，可能涉 及不同类型的公共机构、地方或国际非 政府组织、大学、推广咨询公司或农村 生产者组织。采取这些外包模式的国 家有马里、莫桑比克、乌干达和坦桑 尼亚等国家（Heemskerk、Nederlof和 Wennink，2008）。

公私伙伴关系（PPP）可以为科研 （见第4章）以及技术转让和咨询服务 提供支持。尽管公私伙伴关系模式被 认为大有前景，但其有效性的证据仍然 较少，部分原因是这种模式还是新生 事物。公私伙伴关系和其他形式的多方 合作也面临着挑战，例如怎样为建设 这样的伙伴关系提供激励。各合作伙伴 和利益相关方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 克服它们之间的文化差异和沟通障碍 （Spielman、Hartwich和von Grebmer， 2007）。强有力的治理框架和体制支持 机制也很重要，这将避免将受益范围仅 仅局限于有能力支付服务费用的农民。

乌干达的全国农业咨询服务 （NAADS）在公私合作推广服务方面积 累了一些有意义的经验。乌干达全国 农业咨询服务旨在提高农民对农业咨 询服务提出要求和进行控制的能力， 从而促进农业生产，增加市场供应。 在该计划下，公共推广顾问逐步退出， 由私营企业和参与计划的非政府组织 重新雇佣，或成为由农民付费的独立 咨询师。然而，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的一份分析发现，“乌干达全国农业 咨询服务计划是否有力地引导了参与者 创办新的企业或比未参与计划的同行 更多地采用新技术和先进做法”的证据 “似乎不太充分，与生产力提高和农业商 业化的联系薄弱”（Benin等，2011）。 此后的一项研究把乌干达全国农业咨询 服务计划取得成功有限的原因部分归结 为该计划采用的方式过于激进，并总结 道，对于复杂的大规模体制性改革计划 而言，逐渐达成共识的方式可能比全面 推进的改革效果更好，因为后一种方式 有可能忽略地方的知识经验，招致消极 抵制（Rwamigisa等，2013）。

信息及通信技术

现代通信技术正日渐成为直接的 面对面推广服务的补充，甚至将后者 完全取代。现代通信技术包括手机和 因特网，以及广播、录像和电视等较 为传统的大众媒体（Asenso-Okyere和 Mekonnen，2012）。信息通信技术在 向农民和农村企业家传播天气状况（本 地的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农资供应情 况、经销商、金融服务、市场价格和收 购商等信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方 面以手机最为突出。全球的手机使用正 在快速扩张。手机在生产、营销和管理 信息的大范围传播以及移动银行业务、 保险、信贷或补贴计划等方面拥有巨大 潜力（插文22）。

Asenso-Okyere和Mekonnen（2012） 分析了一系列针对信息通信技术在亚非 农业发展中使用情况的研究，发现有些 研究表明影响很小甚至没有，而其他 一些研究则发现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 改进了市场准入、农场收入、生产力 提高、作物多样性和环境保护等。

阻碍农民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原因 可能很多（Nagel，2010；Rodrigues 和Rodríguez，2013）,如不识字或年 纪较大的农民通常不太使用电脑和智能 手机，宽带和移动服务的价格较高， 无法获得网络连接或者网络质量差等 等。如果信息的内容和格式不符合农民 的需要，也会对推广产生限制（Burrell 和Oreglia ， 2013 ） 。Fafchamps和 Minten（2012）对印度通过手机短信 向农民提供市场和天气信息的好处进 行了研究，发现这种做法对于农民获取 价格、增加作物附加值、减少暴雨对作 物造成损失或改变作物品种及耕作方式 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面向家庭农场发展推广和咨询服务

政府在混合型推广体系中的作用

尽管私营农业咨询服务的重要性日 益增强，但无论是出于经济原因还是社 会原因，在很多国家，政府有必要继续 在给农民提供指导方面发挥作用这一点 仍然很明显。然而，同样明显的是， 不能再指望政府独自承担满足农民日益 复杂的需求的任务。关键在于在一个由 多个主体构成的混合型咨询服务体系框架 中准确地界定政府的职责（插文23）。

Birner等（2009）认为，不存在一 种能应对不同需要、目的和目标的独一 无二的最优推广咨询方法。正确的方式 取决于具体政策和基础设施环境、潜在 服务提供者的能力、采用的农作系统、 市场准入的程度以及当地社区的特性， 包括他们的合作意愿和能力。不同的条 件需要采用不同的方式，但推广服务若 要取得成功，必须足够灵活，适应当地 需要（Raabe，2008），包括性别因素和 女性农民的需要（Anderson，2008）。

政府必须认识到，在咨询服务中， 不同的主体应该发挥不同的作用，向 不同的农民群体提供不同的服务，这一 点很重要。政府必须支持并帮助私营部 门提供具有私人产品特性的咨询服务。 公共部门则负责为私人投资创造良好的 条件，如基础设施、教育和培训，以及 适当的激励政策和良好的治理。

政府的另一项重要职责是在多元化 的环境下对服务进行协调和监管，包 括推动农业、畜牧、森林和渔业部门 服务的统一。政府还有责任确保私营部 门和民间社会团体提供的咨询服务是科 学的，并且符合社会和经济情况。考虑 到私营部门通常很少有动力关心公益事 业，政府应承担适当的政策制定、分 析、质量控制和监管职能（Kidd等， 2000）。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考虑到 私人推广服务提供商推荐和宣传的做法 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在私营部门不太可能提供推广和 咨询服务的领域，政府也有直接提供这 些服务的责任。需要政府涉足的领域主 要有可持续性和环境方面的问题、动植 物疫病传播以及食品安全问题（Benson 和Jafry，2013）。粮食安全和消除贫 困等公众关注的问题也需要政府的积极 参与，以保证推广服务的提供。

对政府而言，一个关键问题是确保 小型家庭农业生产者也能获得服务， 尤其是在偏远地区。私人推广提供商更 倾向于服务大型商业化农场，而非小型 农场或偏远农户，因为覆盖这些农户的 成本可能较高，而且他们未必有能力 支付服务费用。很多农民可能没有意识 到推广和咨询的好处，因此即使有能力 也不愿意支付全部费用。

为保证小型家庭农场的咨询服务， 以及解决环境和可持续性问题，政府的 资金投入必须充足、目标明确并保持 稳定。但实际的服务可能由私营部门来 提供。哪种方式最好取决于服务的种类 和当地情况。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 间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非常重要，但不 能把这种新的伙伴关系安排作为解决一 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或者作为公共部门 撤出推广服务的途径。公共部门的参与 很重要，它能确保公共资金得到有效、 透明的使用，并能对私营部门的工作 进行监督管理。

在认识到政府资金投入重要性的同 时，政府也不可避免地要考虑覆盖的 农民数量和类型与相关成本之间的权衡 取舍。如果不对受益范围进行一定程度 的选择，向大量小农提供推广服务的费 用可能非常高昂。当公共资金资助的推 广服务主要是出于社会和公平考虑时， 政府还应该思考，作为一种扶贫手段， 向数量庞大的各类型农民提供服务的 成本效益是否优于其他方式。

然而不要忘了，出自政治经济学的 考虑和来自利益团体的压力往往倾向于 使公共支出和政策向城市居民而非农村 居民倾斜，向少量大规模农户而非数量 众多的小农倾斜（见粮农组织，2012b 的讨论）。政府有责任保证农村和小型 农场不被遗忘。显然，政府做出何种选 择取决于具体的国家和当地情况，以及 政府的农业和整体发展战略。

搜集证据，衡量影响，分享经验

没有哪种农业咨询服务类型是普遍 适用的。Birner（2009）鼓励有关各方 （公共部门、私营部门、民间社会） 着力打造一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方式。 这种方式包含现有战略的一些要素， 并根据实施咨询服务的实际环境进行 调整。

在设计有效的推广和咨询服务的 过程中，政府和其他主体面临的一个关 键问题是缺乏实证依据对它们的选择 进行指导。关于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 对咨询服务的投资或家庭农场对此类服 务的需求等方面的信息少之又少。对农 村推广服务的现状、效果和影响的研究 也非常有限。对于新方法应用案例的比 较或事后评价也非常缺少，不足以确定 这些方法在经济上是否可行，是否可被 完全或部分复制和维持。农业咨询服务 的经验往往较为零散。为了给公共政策 提供依据，必须对这些经验进行更好的 了解。

建立国家和国际论坛和机制，就农 业咨询服务及其影响的经验和证据进行 交流，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方 做出更好的决策。在国际层面，农村咨 询服务全球论坛（GFRAS）在这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该论坛的主要目的是在 全球政策对话中为咨询服务发声，促 进农村咨询服务投资的改进；支持发 展和集成有实际依据的方式与政策， 改善农村咨询服务的效果；通过促进交 流和联络推动农村咨询服务各主体和论 坛的建设。区域层面也有类似的机制， 例如农业咨询服务非洲论坛（FGRAS， 2014）。此外还有主题网络，如推广教 育与培训联盟。应鼓励更多此类活动的 发展，提高咨询服务的有效性和包容 性，更好地满足家庭农场的需要。

关键信息

•  农业技术推广和咨询服务具有重要 作用， 有助于缩小实际生产力和 潜在生产力之间的差距，促进可持 续农业生产方式的广泛采用，保护 自然资源， 提供重要的环境保护 服务。实证证据现实，政府在农业 推广上的投入能获得很高的回报。 鉴于很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存 在的巨大单产差距，政府可以考虑 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加强对这方面的 重视。

•  农业技术推广和咨询服务能为家庭 农业生产者提供信息，让他们在产 品结构、适当的技术和做法以及农 场管理等方面作选择时更有依据， 做出更好的选择。太多的农民缺少 从农业推广和咨询服务获得信息的 渠道。小农户比大农户获得此类 信息的渠道更少，从事农业的妇女 则比男性的渠道更少。

•  由各类不同的服务提供者提供不同 类型的推广和咨询服务或许能更好 的满足不同农民多样化的需求；不 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方法。 然而， 就像在农业研发中一样， 公共和私营推广与咨询服务渠道 尽管都很重要，但作用各不相同。 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职责必须进 行清晰界定并有效协调和监管， 促进公共部门和不同私营部门之间 的协作。公共部门还有责任确保 私有部门和民间社会提供的咨询 服务具备技术可行性和社会经济合 理性。

•  尽管私人咨询服务正在发展，但在 实际提供咨询服务的过程中，政府 仍然具有明确的职责。很多咨询服 务能产生重要的公共产品，例如降 低粮食价格、增强可持续性和减少 贫困，这都需要政府干预。政府对 小型家庭农场肩负着特别的责任， 因为这些农场的需求往往得不到私 营部门的满足。政府必须保障与环 境可持续性等公共产品有关的咨询 服务的供给。

•  生产者组织、合作社等以社区为基 础的组织在向小农提供服务和帮助 他们表达自身要求等方面能够发挥 关键作用。通过加强家庭农业组织 呼吁并提供服务的能力，能够促使 推广和咨询服务朝着更透明、更从 需求出发的方向发展。

•  需要有更多的证据证明哪种咨询服 务模式的效果最好，这方面的国家 信息和国际信息也有待完善。国家 和国际层面都应加强有效推广模式 信息的收集和分享。

6.  提升创新能力惠及家庭农场

前几章讨论了研究、推广和农村咨 询服务在支持家庭农场创新方面的作 用。更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加强创新体系 以惠及家庭农业生产者，助其提高生产 率和生产的可持续性，并改善其生计。 本章将考察如何在不同层次（个人、 集体以及通过有利环境）提升家庭农场 的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建设

加强创新能力意味着要向农业创新 体系中多种主体的技能学习和开发进行 投资。还需要有合适的激励措施，鼓励 人们应用这些技能、端正态度、采取正 确做法。创新能力可视为包含以下几项 要素的结合体：(i)科学、创业、管理 和其他方面的技能、知识与资源；(ii) 将不同来源的知识和不同领域社会经 济活动联系起来的伙伴关系、联盟和 网络；(iii)具有鼓励创新性质的日常 工作、组织文化和传统做法；(iv)持 续学习和有效使用知识的能力；(v)一 系列支持性政策和其他激励措施、管 理架构以及有利的政策进程（Hall和 Dijkman，2009）。

可以从三大方面开展创新能力建设 (图22)：

•  通过人力资本建设， 提升个人和 组织的技能、专业知识、能力和 信心；

•  改善有关组织、企业和家庭农场 确定和/或开发、调适和升级创新的 进程；

•  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建立联系、 沟通渠道和网络， 帮助个人和组 织获取并交流推动创新的新想法和 专业知识。

这三个方面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和粮农组织确定的能力建设 战略是一致的（经合组织，2006；粮农 组织，2010b）。能力建设需求和其他 干预措施因国家不同而不同，取决于各 国的具体情况。能力建设活动应当满足 受援国（而非捐助者）的需求，应当满 足国家创新体系中主要参与者，特别是 家庭农场的需求，这一点十分重要(插文24)。

重点关注青年

应当更加重视青年，他们对加速家 庭农业创新十分重要。青年更熟悉新 技术、受教育的时间更近、更为好奇， 他们在家庭和创新体系间发挥着重要的 桥梁作用。在农业食品体系其他领域 工作过的年轻人可能会接触到新想法和 新技术，这些想法和技术或许可以在自 家试用。年轻人还通常在确保信息新渠 道得到有效利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年轻人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农业仍有创新 的余地，常常决定他们是否会留在农业 部门。如果他们认为农业是富有活力 和有利可图的，就更可能接手自家的 农场。

年轻人拥有创新的技能和动力，但 得不到土地。土地分割可能导致年轻 人只能继承到小块土地，因此很多人 将农业视作最后选择、临时或兼职工 作。土地市场不活强化了土地获取上 现有的不平等，而发达的租赁市场可 将生产率提升约60%（Deininger、Jin 和Nagarajan，2009），因而为年轻人 提供了增收可能，否则他们不得不等 着从家人那里继承土地（Proctor和 Lucchesi，2012年）。

通过生产者组织或其他社区组织 开展的集体行动也为年轻人提供了机会 并从农业活动中谋得生计，即便他们 尚未继承到土地。部分年轻人利用生产 者组织作为基地提供如加工、收集或 运输等服务。而另一些教育程度更高 的年轻人则在非政府组织中谋得中层 管理职位。有研究指出，与集体行动 相关的社会网络活动一般都能使小农 经营对农村青年更有吸引力（Proctor 和Lucchesi，2012）。也有研究承认， 信息通讯技术正在改变年轻人在社会发 展中的作用（Shah和Jansen，2011）。

提升个人能力

教育和培训实际上是人力投资， 可能是提升创新技能和能力最重要的方 法，不论是对农民、服务提供者、研究 人员或政策制定者而言，都是如此。 农民需要接受更高等级的教育，以利用 基于信息通讯技术的新信息资源和技术 咨询，并对市场新机遇和环境改变做出 响应。推广人员不仅需要及时更新专业 知识以提供更好的咨询，还要有能力与 其他主体进行沟通和互动。学术界人 士需紧跟最新科学发展，能够解决家庭 农业生产者面临的与其研究领域相关的 挑战。

基础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中最根本 的，不仅是一项普遍的人权，也是提 高农业生产力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石。 改善农村地区基础教育会对农业生产 力产生巨大的正面影响（Reimers等， 2013）。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基础教 育可以极大地提升培训和推广的效 能：(i)提升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投入生 产率；(ii)降低获得和利用有关增产技 术等信息的成本；(iii)企业家精神和 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和技术进步 （Schultz，1964）。应当特别关注妇 女问题，因为性别差异普遍存在于各个 教育阶段，诸多文献均有论及。教育上 的性别差距已经不断缩小，特别是在拉 丁美洲，但是在南亚和撒哈拉南部非 洲仍有很大差距。采取积极措施提升女 童的入学率是为下一代妇女赋权，也创 造了大量有文化的农民，以及可能在创 新体系中发挥作用的妇女群体（Ragasa 等，2014）。农业生产中的童工问题会 限制儿童接受基础教育，进而限制了他 们作为未来创新者所需的人力资本发展 能力。

除了基础教育，农业大学、职业技 术学院和农民培训中心都在为实现本 部门现代化所需的人力资本建设上发挥 作用。农业教育和培训可以通过开发生 产者能力，提供研究与咨询服务的人力 资本，从而提升农业生产率。发展农业 教育和培训是将农业增长作为优先重点 的各国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例如 巴西、印度和马来西亚（世界银行， 2007a）。

虽然开发人力资源的重要性毋庸置 疑，但是一般而言农业教育部门却并 未获得充足投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高中和大学的农业培训已经陷入恶性循 环，因为投入低，导致教育质量下降， 进而导致入学率下降（Beintema等， 2012）。根据粮农组织的一份报告， “公共部门和捐助者往往并不重视培训 计划，虽然对培训存在需求，但是受训 者却不愿支付培训费用。人们将培训 视作一个‘黑洞’，消耗了大量资源， 但很少能看到发挥影响的证据。部分批 评是因为培训、技能提升和影响之间的 关联并不明显”（粮农组织，2008b）。

就培训内容开展的研究表明，失败 往往是因为课程设计和组织上的不足 （Kahan，2007）。针对咨询服务人员 的许多培训课程过于泛泛（使用标准 化的教学材料）、偏重理论且由供方 推动，培训老师的素质和培训课程的 教授质量往往不高。培训课程还常常 相互孤立，缺乏后续行动。如果要使 小型家庭农场上农业生产更以市场为 导向，则绝大多数农业教育和推广内容 都需要重新定位，覆盖农场管理、农业 企业发展、附加值和市场营销等新技术 领域（Kahan，2007年；Rivera，2011 年） 。有证据表明， 培训应当在很 大程度上基于经验、实用和问题导向 （Kilpatrick，2005；Kahan，2007）， 应当模拟农民在竞争更为激烈的农业环 境中所面临的挑战。

创新代理方面的培训是咨询服务人 员技能开发的一个重要内容，使其能 够帮助和促进惠及家庭农场的创新。 推广人员在过去的培训中常常将自己 视为“专家”，并不习惯帮助他人学习 和进行创新。在公共推广机构内部以及 在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农民主导的 咨询服务提供者之间，开发加强沟通、 对话和冲突管理方面的新技能（Leeuwis 和Van den Ban，2004）。

需要投资开发高等教育的新课程， 加强应对新问题和新挑战的能力， 同时确保学生能够获得专门的技能应对 制约家庭农业生产者生产力的问题。 除了在生物技术、食品安全、农业生物 多样性、农业企业和信息系统等前沿部 门拥有“硬”技能，还需要拥有沟通、 协调方面的“软”技能，这在多学科 和多利益相关方的工作环境下至关重要 （FARA，2005；Posthumus、Martin和 Chancellor，2012）。

为了提升教育的相关性和有效性， 在教育机构与农业部门以及更广的经 济领域的其他主体间建立更为紧密和 高效的关系，也很重要（世界银行， 2007b）。如果教育机构、国家推广体 系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联系更加 紧密，就可根据不同用户团体的需求 定制教育和研究议程（Davis、Ekboir 和Spielman，2008年）。针对非洲， Spielman和Birner（2008年）呼吁各国 改革农业教育培训，以加强农业组织 和专业人员的创新能力。作者认为，格 外重要的是，通过设计从战略上与不同 社会需求相匹配并与正式农业教育系统 之外的机构和个人相衔接的战略性教育 计划，使农业教育和培训机构的职能与 国家发展目标保持一致。这些改革还需 涵盖制定激励措施，在农业教育和培训 体系、其他知识来源、私营部门和农民 之间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Spielman和 Birner， 2008； Davis、 Ekboir和 Spielman， 2008）。

教育水平较低的人，例如技术学院 和农业学校的毕业生，他们的能力对 于向农业社区提供技术技能也很有价 值。这些层次农业教育的重要性常常被 低估，在强调附加值和市场营销的知 识型商业化农业中一直缺少技术熟练的 技术人员（世界银行，2010b）。

大部分推广人员的培训水平偏低对 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特定的 问题。但是，随着中等和高等农业学校 毕业生的增多，能够替换一部分高中教 育水平的老推广人员。亚洲、拉丁美洲 和近东的部分国家已经在经历这个过程 （粮农组织，1995）。

发展中国家农业教育和培训的主要 挑战可归纳为：机构能力不足；公共 和私营部门对农业教育的支持水平相对 偏低；在农业培训新领域（环境和自然 资源管理、生物技术、农业体系管理和 农业企业）拥有的资源和经验都十分有 限。建立一个富有成效的和在财务上可 持续的教育体系需要持续的政治支持， 向农业教育和培训投资，建立核心机构 网络（Eicher，2006）。在认识到创新 体系需要保持活力以便使教育和培训 供给符合需求的同时，创新体系内部人 力资本建设更需要长期坚持不懈（世界 银行，2007b）。

提升组织能力

小型家庭农业生产者通过生产者 组织和其他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开展 集体活动的能力，对于他们的创新能力 至关重要。这使得他们可以进入农资和 产品市场，参与价值链，并与创新体 系中的研究机构、私营和公共咨询服务 机构等其他主体有效合作。如果不能将 自己组织起来，家庭农业生产者将很难 对影响他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进程的 发挥影响力。

农民组织可以帮助农民获取知识 资源、投入物品和市场。但是，农民 组织对农业创新的贡献不一，取决于 各组织的宗旨、背景、资产和网络。 农民组织通常会对农业创新体系中所 谓的支持功能有所贡献，例如投入品 供应、信贷和储蓄计划以及农产品市 场营销。对研究和推广的贡献则不太 常见，不过农民组织可以发展向农业 创新体系中的其他主体要求服务的能 力（Heemskerk、Nederlof和Wennink， 2008；Wennink和Heemskerk，2006）。

粮农组织和农发基金（2012）对建 立创新性农村机构的良好做法进行了 一次审议，讨论了农村机构支持小农的 四大领域：加强对自然资源的获取和管 理；帮助进入农资和产品市场；改善对 信息和知识的获取；帮助小生产者参与 政策制定。所有这些对于小型家庭农场 成功创新都很重要。获取知识和信息的 集体行动可以帮助小农与服务提供者建 立联系，分享经验，接受培训，提升他 们的技术和管理能力。粮农组织和农发 基金（2012）对涉及生产者组织的不同 领域信息共享的成功安排进行了案例研 究。这些安排包括加强研究工作与小生 产者需求之间的联系，提升技术和管理 能力，推动使用通讯新技术。

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的农民组织、 自然资源管理团体和其他以社区为基础 的组织都存在着严重的性别偏见；偏见 不仅剥夺了妇女的权力，还削弱了这些 机构的效能（Pandolfelli、Meinzen-Dick和Dohrn，2008）。克服性别偏 见，让妇女担任重要岗位，需要理解男 性和女性在从事集体活动时不同的动机 和激励因素。需要采取积极措施，通过 鼓励妇女担任领导岗位，促进妇女有效 参与生产者组织与合作社。例如，印 度合作社通过三级收奶体系将成千上 万男性和女性的生产活动整合起来， 即便规模再小的生产者也可以参与其 中，从而推动了奶业的转型（Narayan 和Kapoor，2008）。事实证明对现有 “纯妇女”生产者组织的支持也很有价值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2012）。

生产者组织可以通过传播理念和 能力建设发挥重大影响，不过通常仅靠 外部力量是无法建立起有效的组织。 集体行为最好是从组织内部自发产生。 因项目或职能下放等压力而建立的生 产者组织很少可以持续。根据建立新型 委员会和新型平台的设计蓝图，由外部 激发的集体行为可能会最终损害社区原 有的社会资本（Vollan，2012）。

需要更好地理解如何营造集体行动 的文化，帮助创建以创新为导向的生产 者组织。除此之外，还应加强整个创新 体系的组织能力，而不仅仅是在农民层 面。创新能力建设需要公共部门（如研 究、推广、教育）和私营部门的所有主 体和组织都参与建设“学习型组织”。 作为创新体系的一部分，研发组织和 教育培训机构可能也需要引入和开发新 程序，促进知识管理和分享。

创建有利环境

虽然个人和组织能力建设十分重 要，但仅此也不足以推动创新。良好 运转的有利环境对于提高个人和组织 效能至关重要，它包括规范研究机构 和推广机构的职能和业务，以及与系统 内其他主体间互动的一系列政策和规 则。基础设施是有利创新环境的另一核 心部分，包括支持进入市场的基础设施 （例如道路和仓储设备）、能源和水资 源基础设施以及金融基础设施。有利环 境为社会创新创造必要的条件，对于 国际、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有效创新至 关重要（Rjalahti、Janssen和Pehu， 2008）。

《2012年粮食及农业状况：投资 农业创造更美好未来》（粮农组织， 2012b）讨论了为促进包括小农户在内 的私营部门投资农业所需的有利环境 (插文25)。讨论的内容基本上也同样 适用于农民创新，因此这里就不再赘述 了。后面几节将讨论对创新能力建设格 外重要的两个宽泛的问题：打造网络和 伙伴关系，以及支持农业创新的政策 框架需求。

创新网络和伙伴关系

越来越多的农场创新是在网络环境 中出现的，在网络中农民向其他农民、 农资供应商、贸易商、咨询服务提供者 学习，并与他们进行互动。创新并不是 孤立发生的。因此，其中一项挑战在于 确定有效的协调机制和体系，促进价值 链和创新体系不同主体间的互动与融 合。创新中介和创新平台是目前被广为 讨论和推广的两大体制。

创新是否成功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 帮助进行知识分享，这正是创新中介发 挥的作用。创新中介可以是个人也可以 是机构，能够克服潜在伙伴可以提供物 品信息不足的困难，因此可以将利益相 关方融合起来，在他们之间建立起网络 和联系（Klerkx和Gildemacher，2012）。 通常，创新中介的关键作用包括分析和 说明需求、组织网络以及促进互动。 创新中介可以来自公共部门、私营部门 或第三方如国内或国际非政府组织、 国际捐助机构、农民组织和产业组 织、研究和推广组织、第三方专业组 织、政府组织、信息通讯技术中介等 （Lkerkx、Hall和Leeuwis，2009）。

创新平台作为使农业创新体系发 挥作用的实用方式， 得到普遍推广 （Klerkx、Aarts和Leeuwis，2010； Nederlof、Wongtschowski和van der Lee，2011）。平台是帮助利益相关方 按照协调一致的方式进行互动的机制。 平台可以为信息交流、谈判、规划和 行动提供空间，可以把创新体系内不同 层面的利益相关方汇聚到一起，为了 共同目标而努力。在自然资源管理中， 当需要采取集体行动解决问题时，就会 引入创新平台作为解决方式（Adekunle 和Fatunabi，2012）；同样，创新平台 也被成功用于解决农业中的类似问题。

成员构成的多样性是平台成功的关 键因素。如Thiele等（2009）所指出 的，生产者组织并非一个平台，因为 其仅代表生产者，并且仅为生产者的利 益服务。同样，农民田间学校也不一定 是一个平台。虽然农民田间学校可能与 其他利益相关方发生联系，但通常并不 包含研究人员、贸易商等其他主体； 相反，田间学校关注点在于开发农民的 个人能力和组织能力。但是，如果参与 的农民团体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发生联系 以解决系统性问题，那么农民田间学校 就可以变成一个平台。

创新平台能够鼓励面对面的对话， 建立信任，为利益相关方开展合作与 创新提供空间。这些平台通常建在地 方层面，以提高某个特定价值链的效 能。在将私营部门纳入针对性创新进程 方面，平台可以特别有用。国家或区域 层面的平台往往会为农业发展设定日 程，帮助农民通过其代表参与政策制定 (插文26)。

政府可以支持这些网络和平台的 建设与运行，例如通过召集国家层面的 关键主体开会来影响区域的政治、政策 和经济实体。网络应当被设计成不仅提 供技术信息，还应帮助其他类型信息 （例如商业或管理信息）在各类主体间 流动。平台还要纳入私营部门，并将 其融入创新体系，这也很重要（经合 组织，2013）。

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同样需要加强 现有网络，建立新网络，以促进设计与 分享创新方面的合作与协调。全球农 业研究论坛（GFAR）、农业研究促发 展全球会议（GCARD）、农村咨询服务 全球论坛（GFRAS）以及热带农业平台 （TAP）都是利益相关方广泛参与的例 子。在全球层面建立公共部门主导的技 术分享体系以及国际研究和应用中心网 络，更好地传播提升可持续生产率的适 宜技术，这一点也很重要（联合国， 2011）。

促进创新的政策

各国政府在为农业部门确定清晰目 标和制定推动农业创新政策方面发挥主 导作用。可以为农业部门专门制定推动 农业创新的政策，也可纳入国家创新战 略的整体框架（Anandajayasekeram， 2011）。新兴经济体国家政府越来越 认识到单纯的部门方式是不够的， 应当将农业创新体系和相关政策纳入影 响所有部门的国家整体创新战略之中 （热带农业平台，2013）。除此之外， 与其他部门相比，农业部门的政治利益 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在整体战略中融入 推动农业创新的政策有助于克服变革的 阻力（粮农组织，2013f）。

国家创新政策就如何协调广泛政策 领域 — 科技、教育、经济、工业、 基础设施和税收等 — 广泛政策领域 提供指导，以便创造出一个鼓励创新的 环境（Roseboom，2012）。这些战略需 要考虑影响所有部门开展和应用创新的 能力的政策法规，另外需要支持创新的 激励和反激励系统。消除阻碍创新的 主要障碍需要确保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以及开放和运转良好的市场。还需要以 透明的方式制定适宜的规章制度，培养 人力资本。其他措施还包括有关卫生、 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政策。

政策连贯性对于改善支持家庭农业 的创新体系的表现必不可少。国家创新 政策需要明确各相关部委和体系内其 他利益相关方的角色定位，为各个部门 的公共投资设立优先重点。鉴于创新体 系中的主体越来越多且国际挑战越发 复杂，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 的协调至关重要。

经合组织部分国家设立了高级别创 新委员会，该委员会在确定优先重点和 日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总体政 策协调平台（例如芬兰与韩国就拥有此 类机构）。但是，需要严格界定委员会 的任务（Hazell和Hess，2010）。创新 委员会的构成，需要考虑有待完成的战 略任务，必须有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 和小农户的代表。在将创新战略纳入各 涉农部委的国家，有时会建立一个高 级别机构来协调有关部委的相关政策 （Roseboom，2012）。

监管环境可以通过制定标准、降 低风险、减少行政负担和应对市场失 灵，对家庭农业生产者的创新产生巨大 影响。监管失当会阻碍技术进步和技术 转移，给农民组织和其他类型组织带来 过高的交易成本。扶持家庭农业创新的 监管环境涵盖：市场进入，特别是在 市场较为薄弱之处；在土地市场和权属 保障缺失情况下的土地获取，尤其是之 际；与合同相关的法律，以鼓励合同 农业；知识产权；卫生和食品安全； 生物安全和环境法规；农民组织的合法 地位等（经合组织，2013）。

在对经同行评审的针对转基因作物 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及其影响的研究 进行的一项调查中，Raney（2006）得 出结论认为，在决定农民和其他主体 的经济收益水平和分配方面，机构要 素 — 例如国家农业研究能力、环 境和食品安全法规、知识产权和农业投 入品市场 — 的重要性至少与技术本 身的重要性是相当的。例如，在中国， 抗虫棉的成功应用正是依靠农业公共研 究体系的高度发展，事实证明推广抗虫 棉绝对有利于贫困人口，因为中小型农 场的增收比率是大型农场的两倍以上。 与之相比，在阿根廷，对抗虫棉知识产 权的严格保护和种子价格偏高限制了农 户的经济收益，进而限制了抗虫棉的应 用。但是，没有专利保护的转基因抗除 草剂大豆却得到广泛应用，估计全要素 生产率提高了10%。南非的例子凸显出 地方机构在作物新品种的应用上发挥着 重要作用；若干研究发现，有些地方的 合作社在提供技术咨询的同时将抗虫棉 种子赊账卖给农民，对小农户产生了积 极影响，有助于他们摆脱贫困。不过， 该做法之所以能成功仅仅是因为当地合 作社经营着本地区唯一一家轧花厂， 因此能够确保收回对农民的贷款；当本 地区出现另一家轧花厂后，合作社不再 能保证一定能收回贷款，从而停止将 抗虫棉种子赊账卖给农民。

政策、公共投资和监管环境对农产 品生产和进入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方式， 对促进私人投资进入农业研发，对推动 创新以及鼓励家庭农业生产者使用更为 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法，会产生巨大 影响（Roseboom，2012年）。通过强调 大型农场还是小型农场、关注商业化还 是粮食安全、关注男性主导还是女性 主导的农业企业，政策可以决定那些 利益相关方能从创新中获得最大收益。 例如，如果政策未能解决妇女在确保地 权上面临的挑战，则妇女就不太愿意向 更加集约化生产投资。这取决于各国政 府根据其发展目标和政策优先点做出 正确的选择(插文27)。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确保创新扶持 政策能够考虑并解决小型家庭农场的 关切。政策制定者通常并未充分意识到 家庭农业生产者所面临的挑战，或是家 庭农业生产者在农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方面的作用。人们已经认识到，精英 群体普遍和持续的影响力是改革研究和 推广体系面临的首要障碍（例如，参见 Poulton和Kanyinga，2013）。这一不 当影响部分可以归结于小农户在发表意 见方面的能力有限，以及/或未能确保 包含家庭农业生产者在内的广泛磋商 架构。因此，相对于小型家庭农场， 公共政策通常会向大型农场和商业化农 场倾斜。农村机构，特别是强有力的生 产者组织可以通过让家庭农业生产者更 多地参与到关乎其切身利益的政策、 计划和项目的制定和实施中，捍卫他们 的利益（Bienabe和Le Coq，2004年。 家庭农业生产者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 集体发声，确保政策制定和国家发展 规划能够考虑他们的关切。

在设计公共政策和公私部门对话中 纳入小型生产者组织，有助于确保政策 制定者听到农村人民的声音。参与式 机制可以展示大家的需求，向政府和公 共机构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有助于他们 设计恰当、有力的农业农村发展政策。 为了确保所有农民的声音都能被听到， 妇女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或缺的。

近年来，拉美、亚洲和非洲的农民 组织以及其他生产者组织建立了区域 网络，以增强他们的能力和影响国家和 区域政策制定。这些论坛包括：家庭农 场生产者组织联合会（COPROFAM）、 亚洲可持续农村发展农民协会（AFA）、 西非农民及农业生产者组织网络（ROPPA） 以及东非农民联合会（EAFF）。这些组 织使得家庭农业生产者能够通过与政府 和其他主体的各种磋商进程参与到政策 制定中。但是，家庭农业生产者还需要 加强其参与和影响政策对话和决策的 能力，创建对其需求更为有利的环境。

衡量、学习和推广应用

有关家庭农业生产者创新的良好做法 的许多例子都来自试点项目(插文28)。 但是，现有实证证据不足以显示良好做 法在何种程度上会影响小农户的生产率 和收入，以及进行复制和因地制宜加以 调整的潜力。原因之一在于创新进程 十分缓慢，因而其影响可能要在十年 或更久之后才能看到（Triomphe等， 2013）。除此之外，农业的多样性以及 发展的复杂性都对推广应用产生巨大 影响。在某一环境下获得成功，复制 到其他地方却并不一定会获得同样的 结果。创新是一个动态和不确定的过 程，无法预见（Klerkx和Gildemacher， 2012）或很容易地归功于单个主体或个 别行为（Ekboir，2003）。

农业的特性之一在于不同地区在农 业生态条件、生产以及市场机遇、服务、 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文化等方面存在 着巨大差异。不同地方参与创新进程 的利益相关方也千差万别，从外部获取 知识的渠道类型与层次也各有不同。 在某地获得成功的技术或机构变革进程 在别处就并不一定能成功，今天价值 链多边利益相关方共同采取的行动今天 还有效，也许明天就需要改变，这完全 取决于市场。

若要推广应用，研究人员、农民、 推广人员、发展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都 需要进行能力建设，还需要设计学习和 知识分享体系。同时，需要确定衡量能 力建设成果的指标。推广应用需要引入 监管和评价（M&E）系统，加工来自最 新、通常也是本地经验中的信息。监管 和评价可能会把重点放在定量指标上， 例如农民的采用率，或者农民在多大程 度上根据本地情况对技术进行适应调 整。不过，监管和评估还涉及对机构变 化进行定性评估，例如政策、政治承诺 和态度以及组织维度。

应对快速变化的各组织必须改进其 持续学习和创新的能力。各组织开展 集体学习同时需要两大要素的结合： 分享知识的能力以及深入浅出的能力。 只有这样，一个组织才能随着时间的推 移不断消化吸收和转移知识（Ekboir 等，2009）。这意味着需要重新审视监 管和评价的作用 — 传统上认为监管 和评价是为了确保更好问责 — 并向 创造知识和促进学习的体系迈进。鉴 于衡量影响在方法上面临的挑战，以 及对能力建设的关切，现在重点越来 越多地放在衡量成果和总结教训上， 以便改进创新进程（ Klerkx 和 Gildemancher，2012；Hall等，2003）。

然而，衡量创新能力本身就是一个 挑战。为追踪能力建设进展及其成果确 定合适的指标并非易事。鉴于创新计划 基于不同层面的复杂进程，涉及诸多 利益相关方，因此有必要建立机制定期 回顾整个学习、适应调整和反思进程 的表现，评价不同主体的活动、作用、 关系和效能。

衡量与学习系统需要对创新体系 不同利益相关方的不同需求作出响应， 如有外部供资，还要对相关捐助者和开 发机构的需求做出回应。改进体系设计 不仅需要将其分解以降低复杂性，为每 项干预措施都设立易于辨认的指标，还 需要确保这些部分能够组成前后一致的 整体。关键要素如下：(i)知识和教育 领域 — 研究和教育体系；(ii)商业 和企业领域 — 价值链利益相关方和 家庭农业生产者；(iii)桥梁机构——联 系上述两大领域、帮助知识和信息传播 的推广服务机构、政治渠道和利益相关 方平台（Spielman和Birner，2008）。 外部影响要素包括与其他经济部门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联系；科技方面 的基本政策；国际主体、知识来源和 市场；以及政治体系。

鉴于该挑战十分复杂，各国政府需 要牵头支持监管与评价系统，该系统促 成创新体系不同要素间获取和分享信息 与知识，因而对惠及家庭农场的动态 创新进程至关重要。

关键信息

•  创新能力建设应当以长期战略为 基础，该战略涵盖三大互相关联 的领域：个人创新能力、组织创 新能力和创建有利环境。

•  在个人层面，需要对人力资本和教 育给予更多投资，支持创新体系参 与者 — 包括家庭农业生产者、 服务提供者、贸易商和加工商、 研究者、政策制定者等 — 进行 创新能力建设。对青年和妇女给 予格外关注非常重要。需要对农 业教育培训投资，提供持续的政治 支持，以建立核心机构体系。

•  在组织层面，格外重要的是支持和 推动加强生产者组织和其他基于社 区的组织。有效和包容的生产者组 织可以为其成员的创新提供支持， 包括通过帮助与创新体系其他主 体 — 如研究人员、咨询服务提 供者和价值链等 — 建立联系。 需要特别强调生产者组织要将妇女 包括在内。

•  在体系层面，创新体系不同主体 之间的网络和联系可以促进信息 和知识的交换，促进合作以实现 共同目标。能够将不同参与者汇 聚到一起的个人或组织的创新中 介是有用的机制。创新平台也是 如此，可以为创新体系中不同主 体间进行信息分享、谈判、规划 和行动提供空间。

•  创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至关 重要。这意味着政策、激励措施 和管理机制必须能够改进创新体 系所有参与者应对变化的能力。 让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生产者组 织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中，可以 确保公共政策考虑到家庭农场的 需求。

•  有必要学习创新方面的经验和良好 做法，提升衡量提高创新能力的不 同努力及干预措施所产生影响的 能力。

7.  结论：促进家庭农业的创新

在未来几十年中，世界食物供给将 严重依赖5亿多户家庭农场，在大多数 国家它们都是农业的中坚力量。到2050 年，世界人口对粮食的需求将会增长 60%，[39]而增量中的相当一部分需要由 这些农户来生产。同时，在持续抗击 饥饿与贫困的过程中， 在保护自然 环境、阻止环境恶化以及对抗不断发展 的气候变化的工作中，家庭农场都必须 要发挥领导作用。

家庭农场对于应对21世纪世界所 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而言至关重要。 家庭农场的重要性一方面源自于其绝 对数量 — 世界上九成以上的农场 属于家庭农场 — 另一方面也源自于 其巨大的潜能，家庭农场能够可持续地 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并且创造更高的农村 收入。

发掘这种潜能关键在于创新。对于 很多小型农场而言，创新意味着脱离 基本自给自足的种粮模式而转向商业化 生产。这就需要采用新途径、新技术、 新做法，这些途径、技术和做法不仅能 够提高产量和效率，而且完全尊重自然 进程和生态系统。

然而，要想在农场开展创新，其他 社会层面就必须发生各种变化。最明显 的就是公共部门，适当的政策、资金 以及激励措施必须到位，同时还应采取 措施鼓励私营部门进行投资。政府政策 往往会倾向于大规模土地所有者与大型 农场，必须重新定位，以促进较小农户 开展创新。

要创新就必须具备完善的创新体 系，通过各类参与者和各个组成部分的 通力协作来创造有利的变革。创新的基 本要素包括完善的地方政府机构、高效 的农业咨询服务、多产的研发中心、高 效的生产者组织、合作社及其他基于社 区的组织，在最基础的层面，要有能够 提高学生创造与创新能力的教育体系。

家庭农场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的 粮食，并且占有着大面积的土地，在发 展中国家尤为如此。要想让家庭农场为 粮食生产和减贫作出更大的贡献并且日 渐成为环境守护者，我们就必须帮助它 们以尽可能最佳的方式应对挑战。

要使家庭农业作出所需改变，需要 的不仅仅是应用现代科技以及营销和 管理技能。发展可持续生产，促进与 自然和平共处，以及重新评价地方传统 知识与做法同样至关重要。

农业创新不能孤立地看。成功的创 新必然会提高农户的劳动生产率，从而 增加其收入，减少农村地区的贫困。 也可以通过为农户提供替代性和补充 性的就业和收入来源来提高劳动生产 率。作为促进家庭农业创新的有机组成 部分，必须探索适当的措施促进农村地 区更全面的发展，从而为农民及其他 家庭成员提供替代性生计。

家庭农场在各国、各社区之间及其 内部都十分多样，它们有着不同的潜能 和需求。这种多样性要求政策方案同样 具有多样性；农业创新体系和政府支持 必须能够满足不同类型家庭农场的不同 需求。部分家庭农场是大型商业企业， 可能已经融入运转良好的农业创新体 系。它们主要需要有利环境、良好的 基础设施以及公共农业研究以保障长期 的生产潜能。它们可能还需要适当的 激励因素和监管，以促使其采纳可持续 的做法，确保提供必要的环境保护服务 （例如减缓气候变化、流域保护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

部分小型和中型家庭农场已经以市 场为导向，供应当地、国内或者国际市 场；其他的只要获得适当的激励、进入 市场的通道和支持，也具有商业化的 潜力。比起较大型的农场，这些农场融 入农业创新体系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但是它们的创新潜力也许不容小觑。 帮助这些农民开展创新能够显著促进粮 食安全并且实现全球农业转型。需要 特别注意提升小型和中型农场的创新 能力，并将它们融入到响应其需求的创 新体系中。需要开展的工作包括帮助小 型和中型农场克服一些可能阻碍其采纳 改良做法的制约因素（金融限制、较高 的启动费用、产权缺乏保护等）。农场 还需要因地制宜、满足其需求的农业 研究和包容性咨询服务。在将小型和 中型农户整合到有效的创新体系之中这 方面，农民组织能够发挥核心作用。

商业潜能有限、自给自足的小型家 庭农场与具有商业潜能的小型和中型农 场面临着相似的创新约束，也具有很多 相同的需求。然而，大多数生计型农场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非农收入，不可 能仅靠农业来脱离贫困。覆盖大量的这 类农民并将其融入有效的农业创新体系 可能成本颇高，因此需要促进社会创新 并加强通信技术以降低成本。通过农民 组织采取集体行动能够帮助这些农民开 展农业创新，并改善其生计和提升粮食 安全水平。然而，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 而言，摆脱贫困需要超越农业和农业创 新的努力，包括农村全面发展政策以及 有效的社会保护。

政府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民制定 其战略，并需顾及社会和公平问题。 政府的一个明确的责任就是确保农村地 区和小型家庭农场不被“遗忘”，但是 扶持家庭农场的政策工具选择取决于国 情和政府的农村和总体发展战略以及 政策目标。

需要谨记，家庭农场里不止有作物 和动物，还有人。在家庭农场里，不同 的家庭成员与创新体系有着不同的联 系，可能也有着不同的需求。掌握并考 虑这些差异，尤其是基于性别的差异， 对于使创新体系更加有效而言至关重 要。有两个群体尤其重要：妇女和青 年。女性农民在生产力和创新能力方面 基本都会面临特定的约束。把性别视角 引入农业创新体系将能够提高其效能并 提升家庭农场的生产力。

年轻人的重要性在于他们通常具有 较年长家庭成员所缺乏的创新潜能， 而且他们也代表着农业的未来。尽管年 轻人在确保家庭融入创新体系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但是年轻一代却越来越多地 离开了农业。一定程度上，这是经济不 断发展的一种预期特点。然而，如果 年轻人能够把农业视为一种具有创新和 盈利潜能的产业，那就有可能促进农业 的发展与创新。

下面几段总结了促进家庭农业创新 以实现生产率可持续提升的一些关键 领域。

为技术与方法的采纳及可持续生产力提 升清除障碍和创造动力。农民已经准备采 纳他们认为有利又有条件运用的新技术 和新方法。然而，一些障碍使得农民难 以采纳创新进程，而且女性农民比男性 面临更多的障碍。

生产率可持续提升的障碍包括市场 基础设施缺失和产权与权属权利缺乏 保障。另一项巨大障碍是采纳改良方法 的前期费用，它们虽然符合长远利益， 但是费用可能较高，而且投资回报周期 可能较长。在缺乏土地权属保障和融资 信贷渠道的情况下，较长的投资回报期 尤其令人望而却步。如果创新活动和方 法能够创造减缓气候变化等公共产品， 也会产生巨大的成本，要想使农民参与 创新，除非为其提供适当的补偿或者 激励措施。适当的方法和技术往往都是 高度针对具体情况，因此，缺乏因地 制宜的方案也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障碍。

地方机构，包括生产者协会、合作 社及其他基于社区的组织，对于农民的 创新能力非常重要。这些机构在克服小 型家庭农场采纳改良方法过程中所面临 的一些障碍方面能够发挥关键作用。必 要时，必须强化地方机构，以便帮助小 农获取技术及管理信息、融资和市场。 地方机构的有效运行及其与公共、私营 部门以及小农（包括男性和女性）之间 的协调，对于帮助小型家庭农场采纳创 新方法而言至关重要，这种创新能够改 善小农自身的生活并且改良其社区。

投资于研发。投资于农业研发对于 维持和加速农业生产生产率增长是必不 可少的。私营部门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而且在很多国家已经在开展工作。然 而，鉴于很多研究工作具有公共产品的 性质，因此，需要公共部门作出投资于 研发的强有力承诺。这类投资回报较 高，但投资回报周期普遍较长，收益也 不确定，对于基础研究而言尤其如此。 公共部门作出长期承诺，持续、稳定地 为农业研究提供资金因此变得必不可 少。灵活性的短期项目或计划供资能够 发挥作用，但是还需要稳定的机构性供 资来源以保障长期的科研能力。

各国应根据其自身特定的需求与能 力认真构思最佳战略。所有国家都需要 一定水平的国内研究能力，但是，有些 国家资金来源和研究能力有限，不足以 维系强有力的国家科研计划，对于它们 而言，最有效的战略就是利用国际研究 和他国研究的成果，并将重点放在将这 些研究成果运用到本国实际中去。其他 资源更充足、不太可能利用他国研究成 果的国家则需为更加基础性的研究提供 资金。在面临相似的农业生态挑战的 国家之间，公共研究机构较大的国家和 国家农业研究机构较小的国家之间可以 开展农业研究方面的南南合作。还需要 在更具普适性的国际研究和针对国内需 求的国家研究之间开展国际合作并进行 细致的分工。

需要为家庭农场，尤其是小型家庭 农场，量身打造相关研究。农民牵头的 创新能够发挥主要作用，但是需要正式 研究进行补充。把科学研究与传统知识 相联系能使研究工作更为有效也更有意 义。各项机制和制度安排必须到位，以 促进参与式研究工作，使家庭农业生产 者参与其中，并且确保家庭农场及其组 织参与设定研究重点和制定研究方案。 女性农民的参与也至关重要。

发展农业推广和咨询服务。农业推广 和咨询服务对于促进技术和方法的获取 与知识共享非常重要，这些技术与方法 有助于家庭农业生产者生产率的可持续 增长。然而，很多家庭农场缺乏常规的 推广服务。现代推广服务的特色在于 由诸多公共、私营及非盈利性参与者 提供的各种咨询服务。政府必须帮助各 类参与者提供咨询服务，但是也有责任 确保由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所提供的 咨询服务在技术上合理，在社会经济方 面适当。

政府也有提供农业咨询服务的明确 职责。这种服务要求公共部门的参与，能 够创造重要的公共产品，例如 — 提 高生产率、提升可持续性、降低食品 价格、减贫等 — 要求公共部门的参 与。为服务提供商不容易覆盖到的小型 家庭农场提供服务对于减贫至关重要， 也是政府的一项明确责任。然而，政府 必须权衡好广泛覆盖小型或边远农场与 所涉及成本之间的关系；某些情况下， 其他农村减贫工具可能更具成本效益。 各国政府需要根据本国优先重点作出自 己的选择。政府还有必要参与咨询服务 供给以实现更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 或是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增加碳 固存来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

要保障农村咨询服务的相关性和影 响力就要解决不同家庭成员的需求。 使妇女参与并确保其获得咨询服务以应 对其特定需求与约束非常重要。农民田 间学校等参与式办法能够有助于使妇女 和其他家庭成员参与推广，但是可能需 要积极采取措施以确保妇女的参与。

提升创新能力。应该通过发展个人 与集体的创新能力并为积极变化营造有 利环境来提升创新能力。所需的干预行 动有些是特别针对农业的（例如农业 培训、发展生产者组织）；其他的则更 为普遍有益（例如普通教育），有助于 农户提高其农场生产率，增加非农收入 并使其多元化。

在个人的层面，必须通过促进各层 级的教育和培训来提升技能与能力。 必须特别关注女孩、妇女和年轻人群体。 帮助年轻人进入商业化农业的教育和 培训计划能够决定农业未来的发展。 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包括良好的治理和 经济政策、有保障的产权、完善的基础 设施，以及有利的监管框架。另一项 关键工作就是建立网络和伙伴关系， 使创新体系中包括家庭农业生产者在内的 不同参与者能够进行互动，分享知识与 经验，并且朝着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

一项关键内容在于建立并强化生产 者组织。强有力、有效并具包容性的生 产者组织对于家庭农场的创新能力会有 重要影响。生产者组织能够帮助农民 进入市场，激励农民开展创新；成为与 国家研究机构加强合作的桥梁；为其成 员提供推广与咨询服务，并作为个体 家庭农场与其他农村咨询服务提供者之 间的媒介；以及确保家庭农场能够在 政策辩论中发出声音并影响国家创新优 先重点。应当努力实现男女均有效的 参与，并且采取措施避免较大规模和更 具影响力的农民的精英掌控。

报告中的关键信息

《2014年粮食及农业状况：家庭农 业中的创新》提供了以下关键信息：

•  家庭农场是实现粮食安全和可持续 农村发展的解决方案中的一项组成 部分。世界粮食安全和环境可持续 性取决于5亿多个家庭农场，它们是 多数国家农业的支柱。家庭农场在 世界农场总数中所占比例超过十 分之九，是农村持续发展的一股 推动力量。它们是世界农业资源的 守护人，生产出的粮食占世界粮 食总供应量的80%以上，但它们中 有很多却面临贫困和粮食不安全。 家庭农业急需进行创新，以便帮助 农民摆脱贫困，帮助全世界实现粮 食安全和可持续农业。

•  家庭农场是一个极为多样化的群体， 创新体系必须考虑到这一多样化 特点。针对家庭农场的创新战略必 须考虑到农民的农业生态和社会经 济条件以及政府针对这一行业的政 策目标。公共部门促进中小型家庭 农场农业创新的工作应当重点提 供包容性农业研究、咨询服务、 市场体制和基础设施。有关对这些 农场而言极具重要性的作物、畜牧 品种和管理措施的相关应用型农业 研究都属于公共产品，应该成为 工作重点。为生产者组织和其它社 区组织提供扶持性环境有助于促进 家庭农场开展创新。通过创新， 这些中小型家庭农场能够推动世界 农业转型。

•  农业面临的挑战和农业创新的体制环 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必须 构建一个创新体系来应对这一复杂 性。当前的农业创新战略不仅应该 侧重于提高单产，还应该努力实 现更加复杂的一系列目标，包括 保护自然资源和提高农村收入。 创新战略还必须考虑当今农业面临 的复杂政策和体制环境以及参与 该行业决策的更加多元化的各行 为主体。构建一个能推动和协调所 有行为主体活动的创新体系是至关 重要的。

•  应加大对农业研究与开发以及推广与 咨询服务的公共投资力度，但应将 重点转向可持续集约化和缩小产量和 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农业研究 与咨询服务能够产生重要的公共 产品 — 如发展生产力、提高 可持续性、降低粮食价格、减贫 等 — 同时也要求政府加强参 与。研发应当注重可持续集约化， 继续突破生产极限，但应以更加 可持续的方式进行，从系统层面 着手，并吸收传统知识。推广和咨 询服务应侧重于缩小产量差距， 提高中小型农场的劳动生产率。 在生产者组织之间建立伙伴关系有 助于确保研发和推广服务能具备包 容性，适合农民的需求。

•  所有家庭农业生产者都需要一个有 利于创新的环境，其中包括良好的 治理、稳定的宏观经济条件、透明的 法律及监管机制、安全的产权、风险 管理工具以及市场基础设施。更好地 进入本地或更大范围的农资和产 出市场，包括通过由政府向家庭 农场采购，都将为创新提供巨大的 推动力，但偏远地区的农民和边 缘化群体往往面临严重障碍。此 外，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通常 启动费用较高而且投资回报周期 较长，可能需要适当的激励措施才 能提供重要的环境保护服务。有效 的当地机构，包括农民组织，有助 于克服这些障碍。社会保护计划与 对农业创新的支持措施相结合对此 也有所帮助。

•  必须在多层面提升家庭农业的创新能 力。必须通过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 来提高个体的创新能力。需要采取 激励措施建立起网络和联系，使创 新体系中的不同行为主体 — 包 括农民、科研人员、咨询服务提供 者、价值链等 — 共享信息并朝 着相同的目标共同努力。

•  有效、包容的生产者组织有助于为自 身成员的创新提供支持。生产者组织 能够帮助自身成员进入各类市场， 并与创新体系中的其他各方建立 联系。它们还有助于保证家庭农场 在决策过程中发表自己的意见。

* 注：由于缺乏涵盖所有国家的系统化可比数据，要 估计全球范围内农场数量、家庭农场数量以及土地 分配情况并非易事。此处的估计数是根据不同时段、 不同国家的农业普查数据得出的结果，目的在于体现 规模大小，而不是提供确切数字。

[1]请参阅第2章关于家庭农业概念的讨论。

[2]引自Phillips等人，2013。

[3]除非另作说明，本章前两节的分析是基于Lowder、 Skoet和Singh（2014）的一份背景文件。采用的 数据来自多轮粮农组织世界农业普查计划，尤其是 粮农组织（2013a）和粮农组织（2001）的普查。

[4]粮农组织对于农业生产单位的理论定义是“一个 在单一管理模式下的农业生产经济单位，包括所有 家畜和全部或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无论土地 的权属、法律形式或规模如何。单一管理可由某 一个人或家庭完成，也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人或 家庭、一个家族或部落、一个法人如公司、合作社 或政府机构完成”（粮农组织，2005a）。粮农组织 鼓励各国在开展农业普查时使用基于该理论定义的 操作定义。

[5]粮农组织将农业经营者界定为“对资源使用做 重大决定并对农业生产单位经营活动进行管理 控制的自然人或法人。农业经营者对农场负经济 和技术责任，可以直接承担一切责任，或将日常 工作管理方面的责任转交给受聘管理者。”（粮农 组织，2005a）

[6]有52个国家提供了农业经营者法律地位的数据。

[7]15个国家报告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劳动力比例 数据。

[8]65个国家报告了长期雇工数量数据。

[9]31个国家既报告了在农场上工作的家庭成员数量， 也报告了农场长期雇工数量的数据。

[10]由于数据局限，全世界家庭农场数字应被视为 一个估计数字。许多国家当前的农业统计无法获 取，这些国家农场正在发生分裂，因此，农场总数 可能超过5.7亿个。此外，在几乎所有提供数据的国 家中，90%是对家庭农场在农场总数中所占比例的一 个保守估计值。一方面，农业普查不提供季节农业 工人的数据，而他们往往是农场劳动力的一个重要 来源。视家庭农业定义中对非家庭劳动的比例所设 阈值情况，使用季节性雇工的精确数据可能会使一 些国家家庭农场比例的估计数值有所下降。

[11]这些国家的粮食产值占世界的35%。

[12]非加权平均比例为73%，加权平均比例为77%。

[13]该估计值以30个国家中个人或家庭（农业家庭） 所持有土地的比例为依据。假设每个国家中的家 庭农场所生产粮食的比例与其所持有土地的比例 相对应，这样，根据一国粮食总产值，可估计出该 国家庭农场所生产粮食的产值（以国际元计）。 将各国家庭农场粮食产值相加，除以30个国家粮食 总产值，得出79%的比例。然而，家庭农场往往比 非家庭农场小，且（如下文所述）各国小型农场 每公顷土地单产往往高于更大型农场。因此，家庭 农场粮食产量所占比例可能超过80%，尽管具体比例 无法量化。

[14]该样本涵盖111个国家。

[15]高专组报告考察了2000年农业普查结果，样本共 包括取样来自81个国家。

[16]世界5.7亿个农场分别乘以72%和84%。

[17]来自印度政府的数据（2012年）。

[18]来自孟加拉国政府的数据（2010年）。

[19]来自卢旺达政府的数据（2010年）。

[20]来自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数据（2008年）。

[21]来自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的数据（2010年）。

[22]来自塞内加尔政府的数据（2000年）。

[23]来自莫桑比克政府的数据（2011年）。

[24]来自巴西政府的数据（2009年）。

[25]来自委内瑞拉政府的数据（2008年）。

[26]这些数字来自包含106个国家的取样。从多数衡量 指标来看，这些普查数据可很好地代表全球农场的 情况；这些数字代表了约4.5亿个农场，占世界农 场总数的80%，占世界农业人口的85%，占世界农业 土地的60%（粮农组织，2014b）。

[27]这里，“户”和“家庭”可互换使用。

[28]对多数国家而言，根据现有农业普查报告，无法 确定有多少更大型农场被排除在家庭调查以外。 例如，在尼加拉瓜农业普查中，最大的农场规模分 组为200公顷及以上（粮农组织，2013a）；这些农 场占有30%的农田，每个农场平均规模约为475公顷（参见附件表A2）。由此可见，若干农场的规模超 过了家庭调查数据中所描述的农场规模（家庭调查 数据中农场最大规模为282公顷），这些更大型农场 对整体粮食和农业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

[29]本章其他部分使用农田四等分方法，按规模对 农场进行考察。每个四等份包含样本国家25%的 农场：第一个四等分包含最小型农场，第四个四等 分包含最大型农场。75%的最小型农场是位于前三个 四等分中的农场。

[30]其在国家粮食总产量中所占比例可能更小，取决 于有多少更大型农场未纳入样本。

[31]“反向生产率关系”是指国家内部农业生态和社 会经济条件具有可比性的情况。与低收入国家小型 农场相比，使用先进农业技术的高收入国家大型农 场的土地和劳动生产率均更高。

[32]过度使用劳动力体现在额外雇佣单位劳动力所获 得边际产出的价值低于该劳动力的成本。换言之， 农民让某些农场劳动力从事农场外活动可获得更多 收益。

[33]巴西经验介绍，参见Graziano da Silva、Del Grossi及de Franca，2010。

[34]Fan等（2013）将小型农场划分为类似的三大类： 商业化小农农场、具有创收潜力的自给型农场以及没 有创收潜力的自给型农场。作者认为，不同类型的农 场需要不同的战略，此外，还取决于所在国的发展阶 段。作者指出，对没有创收潜力的自给型农场而言， 主要干预领域是非农场就业相关教育和培训。

[35]以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农产品净产量指数为 依据，剔除了种子和饲料等中间产量。

[36]运用Alston、Beddow和Pardey（2010）报告的 结果。

[37]最初，推广主要是指对研究所得知识的传播， 着眼于增产。如今，人们对推广的理解更加宽泛， 包括更广的维度，例如协助、学习和对农民团体的 支持。现在更多的使用“咨询服务”这一说法来代 替推广（Davis，2008）。像很多文献一样，本报告 中使用的这两种说法可相互替换。

[38]在大部分国家，农业普查和家庭调查的数据仅包 含与公共推广人员的接触。

[39]与2005/2007年度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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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2-5-508536-9（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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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前言

致谢

缩略语

内容提要

家庭农业中的创新

1.     家庭农业中的创新

家庭农场与世界农业面临的挑战

家庭农场和农业创新体系

报告结构

2.     家庭农业

何谓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有多普遍？

全球农场分布

家庭农场特点

家庭农场、市场一体化及创新

关键信息

3.     生产率可持续提升面临的挑战

对生产率可持续提升的需要

家庭农业和生产率可持续提升

可持续农业创新的效益、代价与取舍

实现可持续生产的性别障碍

支持采用可持续性技术和方法

关键信息

4.     农业研发促进家庭农场发展

公共农业研发的重要意义

不断变化的农业研发模式

投资提升国家研究能力

建立伙伴关系，加强公共研发的效能

促进面向家庭农场的研发

关键信息

5.     面向家庭农场的农业推广和咨询服务

推广的趋势与模式

满足农民需要的推广与咨询服务

不同主体提供的咨询服务

面向家庭农场发展推广和咨询服务

关键信息

6.     提升创新能力惠及家庭农场

创新能力建设

提升个人能力

提升组织能力

创建有利环境

衡量、学习和推广应用

关键信息

7.     结论：促进家庭农业的创新

报告中的关键信息

统计附表

附表说明

表A1农业生产单位数量和农业面积大小

表A2按土地面积大小划分农业生产单位和农业面积所占比例

表A3农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和变化率，1961-2012

参考文献

《粮食及农业状况》特别章节

表

1.     实现可持续农业生产力增长的途径和工具

2.     农业生产单位平均规模扩大或缩小的国家数量，按收入和区域分组， 1960-2000年

3.     各国被调查的家庭农场数量、平均规模和最大规模

4.     年均作物产量（2001-2012），按收入分组

5.     2005年主要作物估计产量差距，按区域分组

6.     年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变化率，按收入分组

7.     若干非洲国家政府和捐助者用于农业技术推广和转让的支出

插文

1.     诱发性农业技术创新

2.     2014国际家庭农业年中家庭农业的定义

3.     包容性商业模式

4.     针对小型家庭农场应采取什么战略？

5.     缩小单产差距带来的影响

6.     消除农业生产率中的性别差异

7.     生产率增长的来源

8.     节约与增长：小农作物生产可持续集约化新范式

9.     气候智能型农业促进粮食安全

10.   促使农民采纳技术和实用方法的决定因素：非洲案例研究

11.   农业研发的累积影响

12.   对农业研究人员的投资

13.   确保农业研发资金稳定的重要性

14.   国际和区域对农业研发的投资

15.   泰国生物技术领域公私伙伴关系

16.   洪都拉斯参与式植物育种

17.   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墨西哥培养技术转让专家

18.   把握推广和咨询服务开支

19.   农民田间学校

20.   斯里兰卡合同农业和咨询服务支持

21.   东部非洲奶业发展项目农民志愿培训师

22.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帮助乌干达农民更好地获取推广服务

23.   推动秘鲁农业创新，提高竞争力

24.   评估能力建设需求：热带农业平台

25.   推动农业投资

26.   非洲创新平台

27.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业创新

28.   非洲农业创新经验

图

1.     世界农场比例，按区域、收入群组和规模分类

2.     世界范围内农场和农田面积分布情况，按土地规模分类

3.     农场和农田面积的分布情况，按土地规模和收入群组分类

4.     农业人口中贫困人口比率

5.     75%的最小家庭农场的农业产量和经营的农业土地所占比例

6.     若干作物单产，按农场规模分类

7.     若干国家土地和劳动生产率，按农场规模分类

8.     家庭收入平均比例，按来源和农场规模四等分分类

9.     采用某些现代农业技术的农场比例，按农场规模分类

10.   种子和肥料使用强度情况，按农场规模分类

11.   销售农产品比例，按农场规模分类

12.   名义和实际全球食品价格指数（1960-2012年）

13.   全球作物单产年均变化率，按十年期和作物分类

14.   全球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变化率，按十年期分类

15.   农业研发公共支出年均增长率，按十年期和收入群组分类

16.   农业研发公共支出，按收入群组分类

17.   农业研发公共支出地理分布（2009年）

18.   农业科研投资强度，按十年期和收入群组分类的平均数

19.   农业溢入潜力与国内知识存量对比

20.   若干国家最近年份通过农业推广获取信息的农场比例

21.   通过农业推广获取信息的农场比例，按农场规模分类

22.   不同层面的能力建设

附表说明

符号

表中使用了下列符号：

..＝没有资料

0或0.0＝无或可忽略不计

空白处＝不适用

表中数字因四舍五入或数据处理等原因可能与原始数据资料 中的数字有出入。整数与小数之间用圆点（.）分开。

技术说明

表A1. 农业生产单位数量和农业面积大小

资料来源：农场数量方面的数据由各作者根据粮农组织世界农业 普查计划的粮农组织（2013a）、粮农组织（2001）及其他资料整 理汇编。完整记录如下。农业面积数据来自粮农组织2014。

表A1中世界农业总面积是各区域农业面积的总和；该数据略 大于按收入分组计算所得的总面积，因为按区域分组包括了一些 按收入分组所未包含的国家与地区。

农业生产单位

农业普查所报告的农业生产单位仅包括种植业和畜牧业生 产；林业和渔业生产单位仅在现时从事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时才 被包括在内。农业生产单位是一个在单一管理模式下的农业生 产经济单位，包括所有家畜和全部或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 无论土地的权属、法律形式或规模如何。单一管理可由某一个 人或家庭完成，也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人或家庭、一个家族或 部落、一个法人如公司、合作社或政府机构完成农场的土地可以 包括一个或多个地块，可以位于一个或多个分隔的区域，也可以 处于一个或多个土地或行政区划，前提是这些地块共用该农场 相同的生产资料，例如劳动力、农场建筑、机械或者役畜等。 有少数国家农业生产单位数量未知，因而表A1中所显示的是其 农户数量。

农业面积

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FAOSTAT）所报告的农业面积是这 几类面积的总和：(a)可耕地、(b)永久作物和(c)永久牧地和 草场。“可耕地”指的是种植短期作物的土地（多季作物土地面 积只计算一次）、短期草地或牧场、商品菜园和厨房菜园用地， 以及临时休耕地（5年以下）。轮垦所产生的废弃地不包括在此 范围内。“永久作物”是指种植若干年内无需重新种植的长期 作物（例如可可和咖啡）所用土地；产花树木和灌木生长用地； 以及苗圃（林木苗圃除外，其应归入“林地”）。“永久草地与 牧场”是指生长草本饲料作物的永久用地（5年或以上），包括人 工和野生两种（天然草原或牧场）。

表A2. 按土地面积大小划分农业生产单位和农业面积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作者利用粮农组织世界农业普查计划1990年或2000年 普查的最新数据进行的汇编；如粮农组织（2001）和粮农组织 （2013a）资料所示。

表A2包含了可取得按土地面积大小分类农业生产单位数量 数据可知的106个国家，尽管并非所有国家均可提供按土地面积 大小分类农业面积的有关数据。图2包含了全部106个国家，在 全世界进行汇总，对于其中缺少按土地面积大小分类的农业面积 数据的国家，图中采用了估算数据。这些估算数据在表A2中没有 报告。详见Lowder、Skoet及Singh（2014）。图3中仅包含了表A2 中按土地面积大小分类农业生产单位和农业面积两项数据同时具 备的国家，以及2011年世界银行进行过收入分类的国家（见世界 银行[2012]）。

表A2、图2和图3中所报告的土地面积大小分类是各国农业普 查报告中最常使用的分类，部分国家因报告的土地面积分类有所 不同而作出了调整。例如，部分国家未报告小于1公顷的土地面 积类别；它们使用了较高的最低截止点。在这种情况下，所有面 积小于最低截止点的农场被归入了该国所报告的最小土地面积类 别，尽管部分农场土地面积可能不到1公顷。同样，部分国家未报 告大于50公顷的土地面积类别。在这种情况下，所有面积大于国 家最高截止点的农场被归入了该国所报告的最大土地面积类别， 尽管部分农场土地面积可能大于50公顷。

农业生产单位

农业生产单位是指各土地面积类别所包含的农业生产单位数 量所占比例；定义见表A1说明。

面积

面积是指各土地面积类别所包含的农业生产单位的面积 所占比例。一些国家未报告农业生产单位面积，表格则代之以部 分替代度量标准，例如农业面积、农用土地、耕地、农业使用 区域等。

农业生产单位面积提供的是最全面的农业生产单位大小数 据。它是指一个农业生产单位所管理与经营的所有土地，无论土 地的使用权如何。它包括农业经营者所拥有的土地加上租赁来的 土地再加上以其他权属形式经营的土地。“农业生产单位面积” 不应与“农业面积”相混淆，后者是农业生产单位经营面积的一 个子类别。

农业面积或农业土地包括农田、永久草场和牧场。

农田包括耕地加上永久作物用地。

已利用农业面积包括耕地、厨房菜园、永久草场和牧场以及 永久作物用地等。

详见原始资料，粮农组织（2001）、粮农组织（2013a）以 及粮农组织（2005）。

表A3. 农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和变化率，1961-2012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粮农组织（2014）和粮农组织（2008a）资料 计算。

表A3仅包括世界银行在2011年进行过收入分类的国家（见世 界银行[2012]）。

农业劳动生产率

农业产值除以农业经济活跃人口。农业产值是以2004－06 年不变国际元计算的净产值。净产值是由种植业和畜牧业物质总 产量乘以农场产品价格再减去农业中间消耗（例如种子和饲料） 所得。农业经济活跃人口（农业劳动力或农业工人）是指参与或 寻求从事农业、狩猎、捕鱼或林业的那部分经济活跃人口。

农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率

年均变化率是使用OLS回归方法估算所得；也就是，以十年 期间所有可得观测结果为常量，以时间为变量，对农业产值的 自然对数进行了回归分析。

区域和收入分组

国家系根据世界银行国家分类系统于2011年7月所建立的收 入和区域分组，按照字母顺序列出；见世界银行（2012a）文件中 的说明。世界银行未对以下7个地理实体进行收入分类：库克群 岛、法属圭亚那、瓜德罗普、马提尼克、瑙鲁、纽埃以及留尼汪。 因此，这些实体未计入按收入分组的总数或平均值，但是它们已 计入区域类总数或平均值。

国别说明

中国数据不包含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的数据。

只要有可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爱沙尼亚、 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 摩尔多瓦、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以及 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自1992年或1995年往后的数据均已列出。1992 年之前的数据列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项下（表中“苏 联”一栏）。

前南斯拉夫（表中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一项）的数据系指1992年之前的数据。

1992年之后各年份的观察数据已列于前南斯拉夫解体后形 成的各独立国家之下；这些国家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克罗地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 以及黑山。2006年之后分开为塞尔维亚和黑山提供了各自的观察 数据。

由前捷克斯洛伐克分裂出的国家－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 两国的数据尽可能分别列出。1993年之前的数字列于捷克斯洛 伐克项下。

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的数据尽量分别列出；厄立特里 亚和埃塞俄比亚1992年之前的数据大都合并列于埃塞俄比亚联邦 民主共和国项下。

也门项下数据系指1990年后的该国数据；此前各年份的数 据系指前也门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和前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合计 数据。

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观察数据尽可能分别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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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rke, L., 2009. Grameen Foundation launches mobile services tailored to the poor with Google and MTN Uganda. Grameen Foundation (retrieved 18 September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kiwanja.net/media/docs/Grameen-Foundation-AppLab-Release.pdf).

《粮食及农业状况》特别章节

自1957年以来，本报告还在每期中涵盖了一项或一项以上令人长期关注的特 别主题研究。以前各期中特别章节的主题如下：

1957

影响粮食消费趋势的各种因素

影响农业的某些体制因素的战后变化情况

1958

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粮食和农业发展情况

森林工业的发展及其对世界森林的影响

1959

各国在各种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农业收入和生活水平

从战后的经验看欠发达国家在农业发展方面的某些普遍问题

1960

农业发展规划

1961

土地改革和体制变化

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农业推广、教育和研究

1962

森林工业在解决经济欠发达问题中的作用

欠发达国家的畜牧业

1963

影响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各种基本因素

肥料使用：农业发展的先锋

1964

蛋白质营养：需要和前景

化学合成物及其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1966

农业和工业化

世界粮食经济中的大米

1967

对发展中国家农民的鼓励因素和抑制因素

渔业资源的管理

1968

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改良提高农业生产率

改善储存及其对世界粮食供应的贡献

1969

农业销售改进计划：从最近的经验中取得的一些教训

为促进林业发展而使机构体制现代化

1970

第二个发展十年开始时的农业

1971

水污染及其对水生资源和渔业的影响

1972

促进发展的教育和培训

加快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研究

1973

发展中国家农业方面的就业情况

1974

人口、粮食供应和农业发展

1975

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中期回顾和评价

1976

能源和农业

1977

自然资源状况和人类粮食及农业环境

1978

发展中地区的问题和战略

1979

林业和乡村发展

1980

实行管辖后新时代的海洋渔业

1981

发展中国家的乡村贫困和减轻贫困的方法

1982

畜牧生产：世界前景

1983

妇女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

1984

城市化、农业和粮食系统

1985

能源在农业生产中的利用

粮食和农业中的环境趋势

农产品销售和农业发展

1986

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

1987-88

发展中国家农业科学技术重点的转移

1989

可持续发展与自然资源管理

1990

结构调整与农业

1991

农业政策和问题：80 年代的教训和90 年代的前景

1992

海洋渔业和海洋法：变革的十年

1993

水资源政策和农业

1994

林业发展和政策难题

1995

农产品贸易：进入一个新时代？

1996

粮食安全：宏观经济方面的一些问题

1997

农产品加工业与经济发展

1998

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非农业收入

2000

世界粮食和农业：过去50 年的教训

2001

跨界植物虫害和动物疾病的经济影响

2002

地球首脑会议十年之后的农业与全球公共利益

2003-04

农业生物技术：是否满足贫困人口的需要？

2005

农业贸易与贫困：贸易能为穷人服务吗？

2006

粮食援助促进粮食安全？

2007

向农民支付环境服务费

2008

生物能源：前景、风险和机遇

2009

畜牧业协调发展

2010-11

农业中的女性：填性别鸿沟，促农业发展

2012

投资农业创造更美好未来

2013

通过粮食体系改善营养状况

Table of Contents

粮食及农业状况

目 录

前 言

致 谢

缩略语

内容提要

家庭农业中的创新

1. 家庭农业中的创新

家庭农场与世界农业面临的挑战

家庭农场和农业创新体系

报告结构

2. 家庭农业

何谓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有多普遍？

全球农场分布

家庭农场特点

家庭农场、市场一体化及创新

关键信息

3. 生产率可持续提升面临的挑战

对生产率可持续提升的需要

家庭农业和生产率可持续提升

可持续农业创新的效益、代价与取舍

实现可持续生产的性别障碍

支持采用可持续性技术和方法

关键信息

4. 农业研发促进家庭农场发展

公共农业研发的重要意义

不断变化的农业研发模式

投资提升国家研究能力

建立伙伴关系，加强公共研发的效能

促进面向家庭农场的研发

关键信息

5. 面向家庭农场的农业推广和咨询服务

推广的趋势与模式

满足农民需要的推广与咨询服务

不同主体提供的咨询服务

面向家庭农场发展推广和咨询服务

关键信息

6. 提升创新能力惠及家庭农场

创新能力建设

提升个人能力

提升组织能力

创建有利环境

衡量、学习和推广应用

关键信息

7. 结论：促进家庭农业的创新

报告中的关键信息

粮食及农业状况

目 录

统计附表

附表说明

表A1 农业生产单位数量和农业面积大小

表A2 按土地面积大小划分农业生产单位和农业面积所占比例

表A3 农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和变化率，1961-2012

《粮食及农业状况》特别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