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新域,聚合力

1985-2005

全球缓和政策为推动更全面的进步凝聚了政治意愿

FAO

自1985年起,一种“事在人为”的乐观精神再度焕发生机。对立政治阵营间的坚冰开始消融。埃塞俄比亚爆发饥荒的消息一经报道,立即牵动全球,国际社会迅速掀起声援与集体行动的浪潮。随着伦敦和费城“拯救生命”慈善演唱会大获成功,全球抗击饥饿事业首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成功“破圈”,深入大众意识。尽管后来有人批评这场活动背后的“慈善”心态夹带西式偏见,但它无疑是草根力量自主回应全球性挑战的一个分水岭。“民间社会”概念一度长期束于政治理论高阁,此刻开始逐步融入主流话语体系。民众崭新赋权意识的觉醒,正重塑着世界格局。非政府组织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

非洲男子立于金涛麦海,高举饱满麦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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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粮农组织面向非洲25国发起“非洲农业复兴计划”
©粮农组织/Jeanette Van Acker
城市装扮的男子把地图摊在汽车引擎盖上,与两名中非牧民一起“画地为栏”,规划放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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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共和国牧民牧场划界指导现场
©粮农组织/Roberto Faidutti

1989年“铁幕”的坠落,为这场时代巨变写下历史性注脚。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新生或重生的国家纷纷以主权成员国身份加入各类国际组织,粮农组织亦在其列。

欧洲单一市场率先成型,世界贸易组织随之诞生。自由化浪潮席卷全球。商业壁垒被逐一打破。然而,随着全球化贸易往来不断加深,食品安全问题同样走向全球化。英国牛群暴发的牛海绵状脑病(俗称“疯牛病”),与牛肉消费者罹患克雅氏病(退化性神经系统疾病)不无关联:这一事件令人深感不安,凸显人与动物实为休戚与共的健康共同体。依托粮农组织在牲畜疫病防治领域的专业积淀,食品法典委员会着手应对动物饲料这一棘手议题,这为保障人人享有安全、充足、营养食物的努力增添了新的复杂维度。

20世纪90年代中期,粮农组织凭借显著拓展的知识储备与日益精进的统计能力,无疑确立了作为高度专业化机构的领先地位。从创立伊始的权威规范发布者,到长期执牛耳的农业专业知识供给者,粮农组织必须主动调整角色定位,顺应去管制化时代潮流。农业领域的创新引领与标准制定权,如今已基本让渡于私营部门。即便是政府,特别是转型期国家政府,也愈发青睐智库和独立基金会,积极向其寻求政策建议;在危机接踵而至的时代背景下,快速实现公共与政治动员,更是成为全球非政府组织的强项。

尽管如此,联合国依然主导着全球发展议题的讨论框架。一种全新范式悄然成型,环境、人权和全球健康领域的多元议题实现交汇融合。粮农组织与各方伙伴同为这一新范式注入了强有力的“粮食安全”支撑要素。但在实践层面,发展格局依然呈现失衡态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发展”本身的内涵同样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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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流域管理项目现场农民
©粮农组织/Giuseppe Bizzarri

20世纪90年代,北美洲和欧洲凭借成熟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实现粮食产量跃升,远超粮农组织成立初期的预期。农业企业兼并导致过剩量产堆积如山,唯产量论畜禽饲育方式盛行,单作制广泛普及,超加工食品大行其道,无不印证彼时生产模式与供应链只求填满超市货架,却漠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或营养均衡。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土壤侵蚀日甚一日,荒漠前沿不断扩张,森林边界步步后退;野生生境持续萎缩;农业资金始终捉襟见肘,难以支撑基本发展需求;饥饿与营养不良仍在摧残亿万民众身心健康。

1996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莅临粮农组织总部,出席世界粮食首脑会议,沉痛指出贫富鸿沟的顽疾沉疴难愈,堪称“人类良知难以承受之殇”。次年,粮农组织发起“电视粮食”募捐活动,旨在通过民间筹资渠道,撬动百余个国家的农业项目发展(2007年,在项目发起十周年纪念之

1996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莅临粮农组织总部,出席世界粮食首脑会议,沉痛指出贫富鸿沟的顽疾沉疴难愈,堪称“人类良知难以承受之殇”。次年,粮农组织发起“电视粮食”募捐活动,旨在通过民间筹资渠道,撬动百余个国家的农业项目发展(2007年,在项目发起十周年纪念之 际,专项评价发现,项目已向农户直接投放逾1400万美元资金,但未能持续惠及最贫困国家或目标社区中最贫困农户;因此,评价建议将“电视粮食”项目纳入更广泛的宣传体系,以更系统的干预策略,根除饥饿问题的深层诱因。从这个角度看,这项审查可谓与当年对“拯救生命”演唱会的批评不谋而合:其心可嘉,却治标不治本)。

1996年《世界粮食安全罗马宣言》(节选)

我们重申,和平、稳定及有利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是必要的基础,可使各国能够充分重视粮食安全和消除贫困。民主、促进和保障包括发展权在内的普遍人权和基本自由,男女全面平等参与对实现人人享有可持续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追求粮食安全开始与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紧密交织之际,粮农组织果断加强高毒农药管控工作。与此同时,农业生产实践与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之间,正形成一系列潜在的矛盾交汇点。2001年,在粮农组织专为保护和促进生物多样性设立近二十年的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遗传委)主导下,历经数年谈判,《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应运而生。由此,植物育种者、农民、公立与私立科研机构之间首次确立遗传资源公平分享的规范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遗传委职能范畴逐步拓展,从最初的植物资源,广泛延伸到各类与粮食和农业相关的自然资源,动物和水生遗传资源也被纳入管辖范畴。

印度尼西亚农民赶着两头水牛犁过稻田,泥浪翻滚,水花四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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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稻田犁耕场景
©粮农组织/Roberto Faidutti
三人摇桨,剪影落在残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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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湖渔业资源日渐枯竭,负责任捕捞刻不容缓
©粮农组织/Ami Vitale

当世界迈入新千年之际,一系列更深远的时代命题与历史担当悄然浮现。其中主要包括: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依旧突出,大量证据表明,妇女和女童在粮食不安全处境中往往首当其冲(彼时粮农组织已启动第二轮《妇女参与发展》六年期行动计划);生物多样性丧失加剧,直接威胁贫困社区食物来源;土著人民深陷困境,常遭边缘化,独特的土著农业知识体系濒临失传;强有力的制度体系在遏制饥饿蔓延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发展中国家曾片面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并将其奉为发展捷径,却最终尝到粮食不安全带来的反噬之苦。后续研究表明,由于儿童营养不良制约儿童学习能力,缩短劳动者职业寿命,降低社会生产效率,并拖垮公共卫生体系,非洲国家每年因此蒙受的经济产出损失高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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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干达农村棕榈纤维编织现场
©粮农组织/Roberto Faidutti

简而言之,国际社会最终形成共识:欲治一疾,须解百症。人类发展事业,纵有千条线,终须一针眼。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系统的整合效能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唯有同步撬动所有战略支点,才能实现根本突破。发展也不能再沿循传统简单的“自上而下、由富到穷”的单向输出模式: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幅员辽阔的大国,往往积累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在这些案例中,不乏具有全球示范意义的卓越典范,无论是中国的农业技术体系,还是巴西的学校供餐计划,都已成为国际发展领域的重要参照(发展中国家间这种横向培训与信息共享机制,即“南南合作及三方合作”,在粮农组织框架内植根已久,自2019年起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粮农组织《2000–2015年战略框架》“全组织战略要素”(节选)

  • 拓展农村贫困人口发展机遇,激发农业、渔业、林业和畜牧业之间潜在协同效应,推动生计韧性、多元、可持续发展(…);
  • 推进地方机构体制与政策法律体系建设,保障女性与男性更公平获取自然资源及相关经济社会资源(…);
  • 提升公共与私营部门回应农村弱势群体多元化、差异化需求的效率效能(…);
  • 以自主发展、能力建设和赋权增能为基石,推行注重性别平等、广泛参与的可持续战略与方针,提高农村贫困人口以及地方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和农村社区组织的技能水平。

2000年,联合国正式通过八项千年发展目标,为人类发展拟定一份详尽的行动纲领。同年,粮农组织《战略框架》的措辞表述也体现出高度一致的精神内核 — 既高瞻远瞩,又精准务实;既胸怀远大抱负,又不忘细节把控。《战略框架》规划了更丰富的行动路径,亦吸纳了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私营部门与民间社会的角色作用得到明确肯定。此时,粮农组织已将焦点对准小农群体与社区实际关切,推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更加注重响应各方对于包容与问责的期待,少关注笼统的宏观数据,多聚焦特定的弱势群体。“保护”与“可持续性”开始进入一度由“集约化”与“生产率”主导的发展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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