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规模，建体系

尽管如此，私人资本投入仍然匮乏，技术获取门路依旧狭窄。因此，亟需出台大规模公共融资方案，较不发达国家更应如此。尽管当时绝大部分投资仍依赖国内资金注入，但在采购进口设备等一些燃眉之急上，国际与外来资金仍是救急的关键。

信贷规模急剧膨胀，但世界不少地区利率奇高，仍将无数小农户拒之门外（二战后十年间，印度约90%的农业信贷出自民间放债人，利率普遍居高不下）。20世纪50年代，南亚及东亚等全球多地推行一系列立法改革，提出将土地所有权转移给耕作者，并鼓励合并零散地块，从而破除阻碍土地高效利用的制度壁垒。地权正式登记工作全面推开。各国亦积极推进农业税收制度合理化改革。

日后被划入发展中国家行列的地区，相继完善水资源利用与管理机制，其中泰国与新获独立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成效尤为显著。其他国家也纷纷对国内水资源开展首次系统性普查。灌溉工程就此蓬勃兴起。

当时已实现农业集体化或正致力于此的苏联与中国，亦在水资源管理及其他农业领域取得积极进展。遗憾的是，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与冷战阴云已将战后初期弥足珍贵的合作精神消磨殆尽。由此，对立国家间的信息交流也日趋减少。与此同时，较贫困国家普遍缺乏综合报告能力。

即便存在数据缺口，全球大部分地区农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迹象依旧清晰可辨。20世纪50年代中期，农业机械的普及程度实现显著飞跃。登记在册的拖拉机数量呈三倍增长，腾出大片原本留作种植役畜饲料的土地进行开垦耕作。

植物育种技术同样迎来重大进展。欧洲部分地区种植的杂交玉米品种大幅拉高产量。发展中国家全面普及新型合成农药与选择性除草剂，基本作物生产水平迅猛提升。20世纪60年代，改良型高产水稻品种及新育成株系已在亚洲广泛普及。亚洲大陆从绿色革命中获益最广：三十余年间，高产水稻品种已占全部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二，同时近90%麦田已普遍种植现代改种品种。

自20世纪50年代起，畜群登记制度日趋系统化，同时人工授精技术广泛普及，畜牧养殖业发展随之显著受益。较贫困国家纷纷建立起国家兽医服务体系。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每公顷单畜产量均大幅跃升。

总体而言，粮农组织成立后十年间，全球粮食产量较战争结束时增长四分之一，人均产量亦同步提高。

即便如此，所获进展远非均衡无缺或充分到位，更非不可逆转。总体而言，尽管农业发展步伐稳健有力，但增速较之工业部门，难免相形见绌，而后者正是西方国家战后繁荣的主引擎。反观撒哈拉以南非洲，由于资本稀缺，土地所有权形式多属非正规，农业投入品基础薄弱，同时信贷与技术渠道不畅，未能充分享受绿色革命红利。此后数十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始终是全球发展援助的重点对象。

在粮农组织成立后的头二十年里，一场场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一次次撕开农业供应链的脆弱面纱，也无情暴露出全民温饱难题的根深蒂固，即便是借绿色革命扶摇而上的国家，也未能幸免于此。

1962年9月1日，伊朗（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北部布因扎赫拉地区遭遇强烈地震，逾1.2万人不幸遇难。这场地震，对人类而言无异于灭顶之灾，也让初生的人道援助机构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经历一次严峻考验。粮食署由联合国与粮农组织共同倡议设立，成立未及一年，即能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向灾区投送1500吨小麦、270吨食糖和27吨茶叶。此后数十年间，粮食署已壮大为全球最大的人道救援机构，足迹遍布全球半数国家，积极提供粮食援助。

自1945年起，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全球农业生产一路高歌猛进，脚步未曾停歇。然而，世界渐渐觉醒，增产固然是抵御饥荒的重要基石，但单凭饱满的粮仓，并不足以消除饥饿。实际上，在那段岁月里，消除饥饿的梦想看似近在咫尺，却永远差一步：罗斯福总统口中“免于匮乏的自由”，始终如同远在“山峦彼端”飘忽不定的愿景般难以企及：路径从不平坦，鲜少普惠众生，常被战火的残垣、不公的遗毒与漠视的重压层层阻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