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应对食品价格高通胀，实现零饥饿
2030年离我们越来越近，而受极端天气事件、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食品价格飞涨、乌克兰战争等地缘政治事件的拖累，世界离实现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推动可持续农业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目标2仍十分遥远。这些危机使全球饥饿和粮食不安全水平高于2015年前的水平，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尤为严重，同时也对与减贫和健康相关的其他发展目标构成威胁。虽然近年已看到复苏迹象，但持续通胀已拖累了进展，继续对购买力和健康膳食的获取造成不利影响。虽然全球食品价格已一定程度上趋向稳定，但很多国家的通胀水平依然高企。《2025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探讨食品价格通胀的原因和影响，分析对不同食物组别和膳食可负担性的影响，并介绍成功的政策干预措施，帮助各国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让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健康膳食。
世界各地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粮食安全指标：消除饥饿和确保粮食安全方面的最新数据和进展
采用食物不足发生率（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2.1.1）对世界饥饿状况的最新衡量结果显示，该指标近年已有所改善。食物不足发生率于2017年开始缓慢上升，随后在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后的2020年和2021年大幅上升。但最新评估结果表明，2022年至2024年已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估计2024年全球人口中有8.2%可能面临饥饿，低于2023年的8.5%和2022年的8.7%。估计2024年的饥饿人数为6.38亿至7.2亿（占全球人口比例为7.8%至8.8%）。按点估计数（6.73亿）计算，饥饿人数与2023年相比减少了1500万，与2022年相比减少了2200万。
全球层面取得进展的主要原因是东南亚、南亚（主要反映出印度新数据的影响）以及南美出现了大幅改善。亚洲的食物不足发生率从2022年的7.9%降至2024年的6.7%（3.23亿人）。拉丁美洲及加勒比也取得进展，最新估计数表明食物不足发生率自2020年达到6.1%的峰值后，2024年降至5.1%。
遗憾的是，这一积极趋势与非洲多数次区域以及西亚饥饿人数稳定增加形成了鲜明对比。非洲的食物不足发生率2024年超过了20%，而西亚则升至12.7%。
从目前预测看，到2030年世界上可能有5.12亿人长期食物不足，其中近60%集中在非洲，突显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零饥饿）的艰巨性。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2.1.2（即采用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衡量人口中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旨在跟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1这一大目标的实现进展，即确保所有人全年均能获取安全、营养、充足的食物。
在全球层面，粮食不安全发生率继2020年疫情后大幅上升之后，2021年以来一直呈极小幅下降。2023年至2024年，全球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小幅下降，从28.4%降至28.0%。据估计，世界上约有23亿人2024年面临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仍比疫情前的2019年多3.35亿，比《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启动时的2015年多6.83亿。
在区域层面，趋势存在显著差异，非洲的粮食不安全水平在上升，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在下降，亚洲已连续几年逐步下降，而在大洋洲和北美及欧洲，最新估计值表明继几年上升趋势后2023年至2024年出现了小幅下降。非洲的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58.9%）是全球平均值28%的两倍多，而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亚洲和大洋洲，该发生率低于全球平均值，分别为25.2%、23.3%和26.3%。
世界农村人口中2024年约有32.0%面临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而城郊地区的比例约为28.6%，城市地区约为23.9%。2024年与2022年相比，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仅在城市地区有所下降，从25.7%降至23.9%，而在农村和城郊地区则基本保持不变。
男性和女性之间长期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也很明显，在世界所有区域女性的粮食不安全水平均高于男性。全球层面的性别差距疫情后大幅扩大，特别是在2021年，随后连续两年有所缩小。但最新估计数表明，全球层面的性别差距在2023年至2024年间有所扩大。
健康膳食成本与可负担性
对健康膳食可负担性的监测工作十分重要，可为旨在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成效的政策提供依据，从而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1和2.2。健康膳食成本指每个国家获取健康膳食的最低估计成本，即能满足能量和大多数养分需求、由多样化本地可供食品组成的膳食结构。将健康膳食成本与国民收入分配状况相比较，就能估算出无力负担健康膳食的人口比例以及人口数量。
从全球看，健康膳食成本2017年以来一直在上升，2024年平均达到人均每日4.46购买力平价美元。2024年，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的健康膳食成本最高（5.16购买力平价美元），随后是亚洲（4.43购买力平价美元）、非洲（4.41购买力平价美元）、北美及欧洲（4.02购买力平价美元）和大洋洲（3.86购买力平价美元）。2023年至2024年，非洲的增幅在所有区域中最大。
同期，收入也在增长，缓解了成本上升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从全球看，2024年估计31.9%的人口（26亿）无力负担健康膳食，而2022年这一数字为33.5%（26.8亿），相当于两年内减少近8000万人。
然而，情况的改观程度在各区域并不均衡。近年来，亚洲无力负担健康膳食的人数显著减少，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北美及欧洲、大洋洲小幅减少。相反，非洲无力负担健康膳食的人数大幅增加，2024年超过10亿人。
不均衡现象在不同国家收入组别之间更为明显。低收入国家改观速度较慢，其无力负担健康膳食的人数2017年以来一直在稳定上升。2024年，低收入国家共有5.447亿人无力负担健康膳食，相当于总人口的72%。相反，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国家里无力负担健康膳食的人口比例和数量自2020年以来均有所下降。中等偏下收入国家里无力负担健康膳食的人数在2020年至2024年间有所下降，但主要原因是印度无力负担健康膳食的人数大幅减少。
获取食物的经济能力是粮食安全的关键内容。如果无力负担哪怕是最低成本的健康膳食，就很可能会面临某种程度的粮食不安全，从而影响膳食质量。而膳食不足反过来又会对营养成效产生重大影响。
营养状况：全球营养目标实现进展
消除营养不良是几乎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得以实现的基础。儿童营养状况各项指标中，仅发育迟缓一项有大幅改观，从2012年的26.4%降至2024年的23.2%。全球层面儿童超重水平无显著变化（2012年为5.3%，2024年为5.5%），儿童消瘦水平也同样无显著变化（2012年为7.4%，2024年为6.6%）。令人鼓舞的是，2012年至2024年儿童消瘦发生率在任何一个区域均未出现恶化，一些区域还出现了下降趋势，如西非（从8.2%降至6.5%）和中亚（从3.8%降至2.1%）。此外，全球儿童纯母乳喂养率大幅上升，从2012年的37.0%升至2023年的47.8%。然而，要想实现2030年各项目标，仍需加快速度在各项儿童营养指标上取得进展。
针对较大年龄组人群的两项营养指标均有所恶化。成人肥胖率从2012年的12.1%升至2022年的15.8%。最新数据表明，几乎所有区域2012年至2023年的15至49岁女性贫血发生率均未有改观或有所上升，全球贫血发生率从27.6%升至30.7%。
在具备可用数据评估儿童消瘦方面进展的国家中，半数以上（74/132）有望实现2030年目标。就儿童发育迟缓而言，35%的国家（56/160）有望实现目标；就儿童超重而言，21%的国家（34/162）有望实现目标。在所有儿童营养指标中，低出生体重一项有望实现目标的国家比例最低，仅为8%（12/158）。尽管过去十年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具备数据的国家中，仅19%（21/112）有望实现2030年纯母乳喂养目标。就15至49岁女性贫血和成人肥胖而言，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有望实现目标。
2025年3月，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正式将最低膳食多样性列为一项新指标，用于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2（到2030年消除一切形式营养不良）的相关进展。最低膳食多样性指标能反映两个营养脆弱群体的膳食多样性水平，即6至23月龄儿童最低膳食多样性（MDD-C）和15至49岁女性最低膳食多样性（MDD-W）。
从全球看，约三分之一（34%）的6至23月龄儿童和三分之二（65%）的15至49岁女性达到了最低膳食多样性指标。换句话说，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和约三分之二的6至23月龄儿童（更加令人担忧）的膳食多样性不达标，导致他们面临实现良好营养和健康所需的必需维生素及矿物质摄入不足的风险。
认识2021年至2023年食品价格高通胀问题：起因以及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
食品价格通胀：典型化事实
2020年年末以来，多数国家的国内食品零售价格出现大幅上涨，使消费者和政策制定者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年平均食品价格通胀率从2020年12月的5.8%升至2022年12月令人震惊的23.3%。对这些数字产生最大影响的是一些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如苏丹、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它们的年通胀率最高时曾超过350%。采用中位数可更准确地反映全球通胀水平：食品价格通胀率中位数从2020年12月的2.3%升至2023年1月的13.6%。
2020年以来，全球食品价格通胀速度已远超整体通胀速度，反映出农产品和食品市场的高波动性和所承受的持续压力。2020年初疫情刚刚暴发时，整体通胀水平保持在相对低位。食品价格通胀水平虽然当时仍处于低位，但已远高于整体通胀水平。2023年1月食品价格通胀率达到峰值时，比整体通胀率高出5.1个百分点（分别为13.6%和8.5%）。在整个2023年，这两项通胀率均保持在高位，但显露出下降趋势。
食品价格通胀问题在低收入国家尤为严重。多数家庭，甚至是以务农为生的家庭，都依赖从市场购买食品。从市场采购食品的做法使得各家各户很容易受价格飞涨的影响，继而加重粮食不安全和贫困，导致无力获取健康膳食。小农户和农业劳动力往往都是食品净购买方，因此食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负担通常会大于他们出售产品获得的收入。其结果是，食品价格上涨不仅给家庭预算带来压力，还会对农村生计构成挑战，阻碍减贫以及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进展。
为何会出现食品价格高通胀？
全球为应对疫情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政策响应，包括为避免经济崩溃采取了大规模财政和货币干预措施，同时也为后续的通胀埋下了种子。各国政府筹措了约17万亿美元作为财政支持，高收入国家将刺激资金的大部分用于保护就业、维持需求、稳定市场。这部分财政支持相当于两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0%。同时，各国央行下调了利率，开始大规模购买债券，并提供紧急流动性，以维持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这些做法缓解了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然而，随着供应链继续受阻，全球需求却大幅反弹，这种扩张性政策环境就导致了通胀率上升。各国央行最终只能改变方向，收紧货币政策，以遏制价格上涨。
乌克兰战争在多重极端天气事件的助推下，导致贸易路线中断，放大不确定性，加大疫情所造成的通胀压力，最终给食品市场带来了第二次严重全球冲击。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作为小麦、玉米、葵花籽油的主要出口国，2021年在全球卡路里总贸易量中占比约12%。黑海地区的敌对局势，再加上红海地区的动荡局势，阻止了粮食和化肥出口，特别是对那些依赖全球谷物市场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产生了影响。
这些地缘政治冲击与先前疫情造成的通胀影响交织在一起，最终在2020年触发了两波相互独立但又相互助推的农产品价格上涨潮。农产品和能源商品的涨价压力最初源自对供应链中断的惧怕心理、劳动力短缺以及疫情初始阶段采取的预防性贸易措施，将价格推高了约15个百分点。第一波上涨后，价格因全球需求暴跌出现了暂时性的缓解，但随后因各经济体重新开放，加上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产生效果，价格再次上涨。第二波上涨更为迅猛，在原有基础上再上涨18个百分点，起因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使重要贸易流动受到干扰，遏制了化肥出口。同时，能源市场因针对俄罗斯联邦的制裁以及贸易方式的改变而失去稳定性，导致价格大幅上涨，进而又因燃料和肥料价格上涨而将影响传导给农业。
农产品和能源价格是导致最近食品价格通胀的主要原因。2020年后食品和能源价格快速上涨直接导致了食品价格通胀率上升。2022年和2023年，食品价格远远超过了历史趋势。农产品和能源价格上涨所产生的外部影响在通胀高峰期对美利坚合众国和欧元区食品价格上涨的贡献率分别为14%和18%（美利坚合众国的通胀高点为2022年第三季度，欧元区则为2023年第一季度）。
宏观经济大环境加大了对食品价格通胀的影响。如果考虑到宏观经济大环境的最新发展变化带来的新增压力，如食品生产商和零售商的投入成本加大，那么商品价格动态变化的贡献率估计分别占美利坚合众国和欧元区食品价格通胀的47%和35%。这些数字突出说明2022年至2023年间农产品和能源商品价格上涨对食品零售价格的大幅传导影响。
然而，单凭商品价格驱动的通胀无法完全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涨价压力。美利坚合众国食品价格通胀率实际最高点为10.6%，欧元区为15.7%，说明还有其他导致通胀的因素，如劳动力成本上升、汇率波动以及供应链利润率的潜在增加。这些因素也对食品价格通胀做出了较大贡献。在美利坚合众国，53%的通胀来自与农产品和能源商品无关的市场，欧元区这一比例为65%。
食品价格通胀给粮食安全和营养成效带来压力
最近全球通胀率大幅上升对生活水平产生了不利影响。随着通胀压力加大，全球实际薪酬2022年下降了0.9%，印证了大规模经济冲击会导致通胀率上升并继而导致实际薪酬下降的事实。
实际薪酬的回升在不同国家之间极为不均衡，很多情况下食品价格通胀速度超过了收入增长速度。在一些国家，薪酬和食品价格同时上涨，一定程度上使食品调整后收入保持稳定。相反，另一些国家则面临实际薪酬持续下降。在埃及，食品价格因对进口的依赖性和外汇短缺而不断上涨，2022年中以来已大幅超过薪酬增长速度，影响了各家各户获取食物的能力。同样，在秘鲁，实际薪酬的增长未能跟上通胀速度：截至2023年底，食品价格与疫情前（2020年初）相比已上涨34.5%，而收入仅增长了6.6%。
食品价格通胀已成为导致所有收入组别粮食不安全水平上升的关键挑战，其中低收入国家观察到的涨幅最大。2019年至2024年，低收入国家年平均食品价格通胀率为11.4%，同时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上升6.7个百分点，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上升3.5个百分点。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食品价格通胀率虽然低于低收入国家，但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也出现了大幅上升。2019年至2024年，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年食品价格通胀率平均为7%，但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上升了5.6个百分点，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上升了1.6个百分点。这不仅可能反映出食品价格上涨造成的经济压力，也反映出持续冲突的影响（如黎巴嫩和缅甸）以及对更多人群造成影响的大范围经济脆弱性（如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
食品价格通胀会引发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上升，但不同背景下具体影响各异。食品价格上涨10%会导致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上升（3.5%）和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上升（1.8%）。各国具体国情，包括经济韧性、制度实力以及面临的外部冲击，都会影响其脆弱性。
食品价格上涨会对不平等背景下的粮食安全造成更严重的破坏，因为不平等背景下收入、性别和地域方面的结构性差距会放大冲击的影响以及加重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时面临的障碍。在不平等现象较严重的国家里，社会保护体系较为薄弱，财政空间有限，弱势群体较多，这些因素会导致弱势群体，尤其是女性和农村家庭，面临更大风险。性别相关障碍，如低薪酬、照护责任、难以获得资源等，会削弱女性应对通胀的能力，往往迫使她们在危机时减少自己的食物摄入量。解决这些相互关联的不平等问题十分重要，它有助于减轻食品价格波动所产生的影响，打造更包容、更有韧性的农业粮食体系。
最近的食品价格通胀加大了儿童消瘦的风险，突显价格冲击对营养造成的严重影响。食品价格上涨10%，会导致消瘦发生率上升2.7%至4.3%，五岁以下儿童重度消瘦发生率上升4.8%至6.1%。即便扣除必要服务（包括清洁水、卫生条件和医疗服务）获取因素后，影响依然存在。
2022年以来全球食品价格通胀率飙升可能已经导致急性营养不良问题加剧，让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大批儿童面临更大风险。2022年1月至2023年1月，全球食品价格上涨了13.6%，低收入国家的食品价格通胀率达到25.2%，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则达到11.8%。同期，65%以上的低收入国家和61%以上的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两类国家加在一起总人口超过15亿）面临着10%以上的食品价格通胀率。这些区域2022年还报告出现了最高水平的儿童消瘦率，低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儿童消瘦率分别高达6.4%和9.5%（见附件1A）。
高营养食品与其他食品相比较的通胀情况：有无差别？
从2011年、2017年、2021年的全球食品价格数据看，不同类别食品的成本间存在持续、稳定的差异。在所有国家，基础淀粉类主粮和油脂类是价格最低的膳食能量来源。相比之下，高营养食物组别，如动物源性食品、水果和蔬菜，一直是价格最高的食品。
超加工食品的价格一直低于其他加工程度的食品。越来越多的实证证明超加工食品对健康有害，它们往往包含极少量或完全不含健康食品，且含有大量饱和脂肪、反式脂肪和盐分，不含纤维、微量元素和其他生物活性物质。2021年，超加工食品的价格平均比未加工食品或微加工食品低47%，比加工食品低50%。
2021年至2023年间的食品价格通胀（一些国家一直持续至2024年）在不同类别食品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小麦、淀粉类块根、大米等基础淀粉类食品的价格上涨速度快于食品整体通胀速度，而油脂类的涨幅也很快。案例研究表明，墨西哥、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的食品价格通胀速度均快于整体通胀速度，其中主粮和食用油涨幅最大。这些价格的涨幅在2022年初至年中最为明显，因为期间作为小麦和油籽主要出口国的乌克兰爆发了战争，扰乱了全球谷物市场。
高营养食品，特别是蔬菜、水果和动物源性食品，通常溢价较高且价格波动幅度大，对膳食多样性构成更大的经济障碍。这几类食品的价格与基础淀粉类主粮相比一直较高，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食品支出中占比最高。
每个食物组别通常包含至少一种或两种属于营养膳食的低成本食品；但健康膳食的获取不仅受价格的影响，还受文化喜好和膳食习惯的影响。2023年中，健康膳食的成本在尼日利亚先跌后涨，在巴基斯坦因季节性原因上下波动，在墨西哥则稳定上涨。以上结果突出表明健康膳食的可负担性在不同国家可能有不同演化方式，即便各国都面临着类似的通胀压力。
各国如何渡过难关：财政、货币、贸易政策及其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
从救济到反思
要想应对食品价格飞涨问题，就必须采取一种全面的政策方法，在短期救济和长期韧性之间达成平衡。由供给或需求冲击、全球市场波动以及宏观经济不稳定造成的食品价格上涨会给粮食安全带来严重后果，特别是对低收入弱势群体而言。为缓解这些影响并防范未来危机，各国政府可采用的方法包括有针对性的财政干预手段、完善的社会保护体系、协调一致的宏观政策、结构性贸易改革以及对数据、基础设施和创新进行战略性投资等组合拳。下文详细介绍的各项措施将提供一份政策路线图，有助于应对当前各种压力，同时巩固基础，以打造更有韧性、更公平的农业粮食体系。
针对食品价格通胀制定有效应对措施
有针对性的财政措施能发挥关键作用，在食品价格通胀率高企时为弱势群体提供支持。应认真确保这些干预措施与各国的宏观经济和政策大环境保持一致。要确保长期可持续性，就必须为财政应对措施设定时限，同时还要有明确的退出战略，避免给预算带来永久性负担，制约未来的财政空间或使公共债务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
对食品等必需品实行减税，有助于为面临生活费用上涨的家庭提供及时救济。然而，采取此类措施时必须权衡保障公共收入可持续的必要性，特别是在财政能力有限的国家里。若实施免税政策，政府应监测好消费者是否真正从中受益，确保干预措施取得预期效果。
在通胀环境下加强社会保护
社会保护体系（通过现金或实物补助）不可或缺，有助于缓解食品价格危机对低收入国家产生的影响。然而，在高通胀环境下，这些补助措施的价值可能被削弱。因此，必须对计划进行调整，采用灵活机制调整补助数额和避免价格上涨，使其有效应对通胀压力。
有效的社会保护不仅需要充足的资金，还需要完善的设计和交付体系。瞄准机制应确保透明和有针对性，干预措施应与更广义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战略相配套。只有这样，社会保护才能做到既是安全网，又是食品价格上涨时的稳定器。
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协调
宏观经济稳定性对于应对食品价格通胀至关重要。完善的财政政策必须与可靠、透明的货币政策相互配套，才能锚定通胀预期，稳定国内市场，包括农业粮食体系。协调行动有助于预防出现货币大幅贬值，缓解金融波动，强化投资者信心。
改善结构性贸易政策应对措施
短期价格干预措施，如价格管制或补贴，可能会带来暂时性缓解，但往往会扭曲市场，无法长期保持有效性。相反，各国政府应采取一种稳定、协调、透明的战略来管理食品价格长期趋势，包括加强食品储备，提高市场透明度，投资于贸易相关基础设施。
出口限制能起到短期内缓解国内价格压力的作用，但往往会扰乱全球市场，损害生产者的长期积极性。政策制定者应将贸易措施与粮食安全和风险管理大目标联系起来，最大限度减轻不良影响。
维持战略性食品储备有助于缓解供给紧张问题和稳定价格，但这些机制必须谨慎设计。政策制定者应在粮食安全和营养目标与潜在财政和市场风险之间达成平衡。将食品储备纳入风险管理大框架有助于加强其有效性，减轻不良后果。
通过市场信息和投资提高韧性
加强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对于预防市场干扰和确保价格稳定性至关重要。透明、可靠、及时的数据有助于减少投机，支持小规模经营者参与市场，提高整体市场效率。在一个日益复杂化的全球农业粮食体系中，加强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是提高韧性的关键工具。
除了信息系统外，要想建立长期韧性，就必须对农业生产率、基础设施和创新进行投资。对研发、仓储和运输基础设施的投资尤为重要，有助于减少食品损失，改善供应链运转，缓解未来食品价格冲击。这些努力能为打造更包容、更可持续的农业粮食体系奠定基础。
趋势、政策和途径：轨迹分析
尽管各国面临着类似的全球涨价压力，但因食品价格通胀给粮食安全带来的影响却存在显著差异。2015年至2023年，各国国内食品价格通胀和粮食安全水平存在巨大差异，揭示了国家政策应对措施所发挥的作用。这种差异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机会，从中看到并认识到哪些干预措施能有效缓解食品价格通胀冲击、维护粮食安全。对153个国家的评估表明，即便是刚开始时粮食不安全水平相近的国家，最终的结果也各不相同。有些国家的粮食安全状况保持稳定或有所改善，而另一些国家则面临大幅恶化。
对10000多份政策记录以及35种不同政策工具的深入分析突显出粮食安全轨迹各不相同的国家在政策应对措施方面的显著差异。分析结果突显出因地制宜制定战略的重要性：在一种背景下能产生良好成效的干预措施在另一种背景下就可能效果不佳，甚至产生相反作用。认识这些背景差异并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十分重要，这样才能设计出既能立刻产生效果又能长期保持可持续性的政策应对措施。
面临中低水平和高水平粮食不安全的国家往往更大程度上依赖价格管制措施和农业生产补贴。在面临中低水平粮食不安全的国家里，我们观察到国家年份样本中超过25%采用了价格管制措施，而在面临高水平粮食不安全的国家里，该比例高达30%，均大幅高于粮食安全水平更稳定的国家。生产补贴在这些国家也更普遍。例如，当面临高水平粮食不安全的国家出现粮食安全状况恶化和小幅通胀时，近37.2%的国家会采用此类补贴。有趣的是，当面临中低水平粮食不安全的国家在高通胀情况下出现粮食安全状况改善时，仍会频繁采用补贴措施（23.2%），突显出有针对性的生产支持措施在抵消通胀压力方面的潜在有效性。
相比之下，面临低水平粮食不安全且情况稳定或有所改善的国家则更可能采用贸易政策工具战略性组合的方法。出口限制是粮食不安全基线水平较低国家最常用的措施，特别是那些粮食安全状况稳定或有所改善的国家。随着粮食不安全基线水平不断上升，出口限制措施的使用频率大幅下降。在面临高水平粮食不安全的国家里，粮食安全状况恶化且仅出现小幅通胀的国家往往会实施进口限制（37.2%）。但同类国家如粮食安全状况在恶化之后出现改观，即便出现严重通胀，也往往不会频繁采用进口限制措施（5.4%）。面临中低水平粮食不安全的国家也展示出类似趋势，降低进口关税的措施在粮食安全状况恶化的国家更常见（38.9%），而粮食安全状况有所改观的国家采用这类措施的比例较低（4.2%），说明贸易政策消极被动、未经协调会阻碍长期粮食安全状况的改善。
结语
最近出现的食品价格通胀压力再次证实世界农业粮食体系的韧性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1和2.2的重要性，即到2030年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一切形式营养不良的目标。虽然我们面临的挑战艰巨且前所未有，但我们也明确看到：全世界此次已做出了更有效的应对。饥饿和粮食不安全趋势已明显改观，说明全球为克服最近的困难而做出的努力已取得良好成效。然而，各区域趋势参差不齐，突出表明各国面临的挑战和可用的政策工具依然存在差异。
与2007年至2008年的食品价格飞涨等以往危机相比，2021年至2023年我们采取的全球性应对行动更协调、更节制、更有依据。各国政府避免采取大规模出口禁令，实施了更有针对性的临时性干预措施，便于维持农产品贸易流动和市场运作。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等举措起到了提高透明度、减少投机、鼓励采取更合理政策的作用。体制和社会保护体系较完善的国家做出了更快速的应对，对弱势群体提供了更有效的支持。虽然通胀给各家各户带来了沉重负担，特别是最贫困人群，但政策的改善和体制框架起到了缓解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