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城市化发展是大势所趋，随着收入、就业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推动着城乡连续体农业粮食体系各环节发生变革，涵盖从食品生产、加工、流通和采购到消费者行为的方方面面。
- ➔ 这些变革对于确保人人都能获得可负担的健康膳食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挑战包括：廉价、深加工的高能量食物越来越多，小农户被正规价值链排斥在外。但城市化也带来了机遇，可推动粮食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就业机会增加，并丰富营养食品的品类。
- ➔ 在推动农业粮食体系转型方面，大城市的核心作用受到了挑战。这是因为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全球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中小城市的城郊地区以及城镇，这些地区可成为加强城乡联系及价值链运作的重要节点。
- ➔ 此外，城郊和农村地区居民大比例采购食物行为趋于一致，而这些地区居住着全球近一半人口，市场之大足以大幅推动农业粮食体系转型。
- ➔ 城市化往往会促进膳食多样化，包括出现了乳品、鱼类、肉类、果蔬和豆类等食品消费量增加的现象，这些食品构成了健康膳食。
- ➔ 然而，存在的挑战包括：（1）在全世界几乎每个区域，果蔬的供应并不足以满足人们日常健康膳食需求；（2）城市化促进了方便、预制和快餐食品的普及，这类食品往往属于高能量食品，含有高脂、高糖和/或高盐，品类越来越丰富，价格也越来越低廉。
- ➔ 各地（包括农村地区在内）对果蔬等高价值作物和加工产品的需求日益旺盛，极大推动了食品价值链延伸化、正规化、综合化发展，从而创造了更多初级农业生产外就业创收机会，其中女性和青年受益匪浅。
- ➔ 供给侧的因素有食品加工、运输和销售方面的技术全球化，再加上人们对方便食品的需求日益增加，促进了超市、大型综合超市、食品外卖及其他便利零售渠道的大幅扩张。然而，这些因素也导致高能量、深加工食品的供应量增加，并变得越来越流行。
- ➔ 随着城乡地区联系日益紧密，农村生产者通常能够更好地获取农业投入品和服务，从而提高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然而，城郊地区小规模生产者也可能在城市扩张进程中丧失土地。
- ➔ 城市的可负担健康膳食获取渠道和粮食安全状况总体优于农村地区，但考虑到城市地区和城乡连续体的膳食可负担性和粮食安全在社会经济层面存在差异，不能一概而论。
城市化发展是大势所趋，随着收入上升、就业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推动着城乡连续体农业粮食体系各环节发生变革，涵盖从食品生 产、加工、流通和采购到消费者行为的方方面面。这些变化也可能导致城乡连续体各部分之间产生差异，对健康膳食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产生积极和消极影响，并进而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产生影响。
本章首先从城乡连续体的角度考察城市化的驱动因素、模式和动态。接着提出一个概念框架，用以理解城市化影响城乡连续体农业粮食体系的不同途径。最后概述城市化和农业粮食体系转型能够为可负担健康膳食的获取带来哪些挑战与机遇。
3.1 城市化驱动因素、模式和动态
城市化驱动因素
城市化是城市人口增长、城市扩张（即农村地区被划为城郊或城市）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结果，概念详见图16。城市化进程日新月异，因地而异，在各类因素的交织作用下推进，包括不同的经济形势（例如农业生产率提高 等）、政策选择、自然资源的可得性，以及冲突、极端气候条件或环境退化等外部胁迫。
图16 城市化的驱动因素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很多地方的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全球城市人口比例从1950年的30%增至2021年的57%，2050年有望达到68%。1在大多数区域，结构转型为城市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为此需着力推动经济转型，不再以农业为主，而是促进国民经济多元化，并在此过程中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地区流动。2
经济结构转型表现为，生产率（尤其是劳动力生产率）得到提高，通过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各部门的相对重要性发生了变化。3这导致了四个互相关联的过程：（1）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及就业中所占比例不断下降，就业机会逐渐从第一产业（即农业部门）向通常位于城市地区的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2）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3）现代产业和服务经济崛起；（4）人口转型，即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2, 4, 5, 6
随着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发生转变，出现了农业转型。农业转型是指农业生计出现包容性、可持续改善的过程，这是由以下变化导致的：（小农）农业生产率提高，可出售的剩余产品增加，农村地区的初级农业生产外就业机会增加，农村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获取渠道得以拓宽，影响政策的能力增强，这些变化都存在于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国家进程中。7在农业转型过程中，农村与城市的联系增强，农业及农村经济的其他活动与扩张到城市中心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联系起来。3非农部门的增长以及劳动力离开农业等变化，预计将逐渐导致土地集中和农场规模扩大。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对于这一过程来说是必要条件，将促进农村地区减贫，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得到整体改善。
城市化通常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但并非所有国家和区域都是如此。尽管城市人口比例高的国家往往比农村人口比例高的国家更富裕，但这种情况并非放之四海皆准。8图17显示，尽管可以看出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城市化水平（按城市人口比例计）之间存在着某种趋势，但两者之间并无一一对应的联系。例如，2019年，约旦的城市人口比例为91%，但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较低，约为购买力平价1万美元/年。同样，2019年，加蓬有9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购买力平价1.5万美元/年。小岛屿国家和地区（安提瓜和巴布达、圣基茨和尼维斯、阿鲁巴）以及内陆小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较高，考虑到这个因素，该国的城市化水平就低于预计水平。
图17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城市化水平
![注：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PPP表示购买力平价。 每个点表示一个国家/地区。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2023。 数据库。 参见： 世界银行。 [2023年5月23日引用]。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img/CC3017ZH_SOFI_fig17.jpg)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2023。 数据库。 参见： 世界银行。 [2023年5月23日引用]。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
20世纪末，在一些最贫穷国家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并没有同时出现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的现象。9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城市人口比例的增加并不一定表明经济增长快速。相反，城市化却导致一些“反常”的情况。首先，人口的总体增长致使城市和农村地区都出现了增长。在农业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农村人口的增长导致农村土地进一步细分，地块无法有效耕种，缺少生计机会。于是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而由于缺乏经济增长，城市的机会可能也十分有限，从而导致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其次，城市人口的增长还会使城市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及其他服务不堪重负。这种现象对于快速增长的城市地区来说尤其如此，在这些地区，投资跟不上城市扩张的步伐。
缺少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城市化还会恶化农村生活条件，包括造成贫困、失业或就业不足、基础设施欠缺、服务渠道不全和粮食不安全，以及/或环境退化。10, 11, 12在南亚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由于自给自足农业的生产率较低，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发展较快，导致结构转型滞后。3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并没有出现历史上在其他区域观察到的城市化与减贫同时发生的情况。13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居世界最高水平。然而，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农业和更广泛的经济部门却发展滞后。k 当时，该分区域的人均收入开始显著提高，超过了世界许多其他国家；然而，其经济转型的一些方面仍然表现出与其他区域由结构转型推动的城市化进程有着巨大的差异。15例如，大多数非洲国家都开始城市化，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村人口却继续增长，并且农业劳动力也并不一定转到初级农业生产外部门。15此外，该分区域的许多城市家庭都是中等规模的投资型农民，掌握着全国农业用地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并继续投资于此。
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可能促使农村人口迁往城市，因此同样会推动城市化。16, 17一般而言，在低收入的农村地区，人均收入越低，在农业、林业和渔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比例就越大。18这意味着，这些区域的人口更多地依靠自然资源为生，因而更易受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影响。19如果农林渔业和土地利用部门因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影响而衰落，则这些人口会被迫迁往城市地区，以寻求就业机会。20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扩大，未来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可能会进一步受到影响。
然而，迁移并不是对所有受影响人群来说都是既可能又理想的选择。有些最贫困、最弱势的人群（包括妇女、儿童、老人）会被困在农村地区，因缺乏资源或囿于社会习俗而行动受限。证据还表明，有些人会因为依恋故乡和执着于现有的生计模式而选择留在高风险地区。21迁往城市意味着机遇与风险并存，而对于那些留在农村生活的人来说，不管是否出于意愿，这一选择使他们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会对其今后的生计和粮食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在气候冲击频发的情况下，由于人们认为今后会出现风险，迁移模式会呈现周期性、先行性和固定性。例如，在孟加拉国，有证据显示，在受涌潮洪水影响和受河岸水土流失影响的农村家庭中，各有 22%和16%迁往城市地区。22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证据则显示，1960年至2000年期间，净迁移人口中有近50%（估计为500万人）是由于气温和降雨变化l 影响了农业生产，降低了农业收入和农村工资，因而从农村迁往城市。23
对于农村贫困家庭来说，让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到城市非农部门工作往往是十分重要的，可以减少陷入饥饿和极端贫困境地的风险，也有助于应对家庭可能面临的不利冲击。例如，在埃塞俄比亚南部锡达马地区，就有证据显示，担心粮食质量和数量下降的家庭，更有可能决定让家中的成年人到其他地方打工，以便为他们自己和家庭创造更好的生活。24在埃塞俄比亚，另有一些证据表明，无成员移徙家庭因无力供养家庭而派一名成员出去的倾向性是周边有成员移徙家庭的四倍。25
此外，往往由于灾害和/或冲突，农村居民被迫迁往城市，因而流离失所的现象日益普遍。流离失所的人群在城市越聚越多。 2019年，2600万难民中的61%26以及境内流离失所者中的三分之二都生活在城市。27
城市化模式和动态
随着城市不断扩张，以及在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道路和通信基础设施都在日益完善，城乡差异越来越模糊。在新一批城市居民中，很多人可能选择到城郊地区以及小城市和相互通路的小镇居住。城乡空间分割的格局日益弱化，城市乡村逐渐成为一个连续谱的两端，以城乡连续体（插文2）的形式，通过诸多结点相互联系，这对于农业粮食体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插文2城乡连续体详述
全球人口通常分为生活在城市中心和农村地区两类。这种分类法往往是因为数据有限和分类的可行性，比如各国的政府部门通常按面向农村和城市的职责划分。28, 29这种方法也往往会侧重城乡的二元分割，结论是农村地区一般落后于城市地区。30, 31然而，这种二元分割无论从科学还是政策方面来看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不同人群聚居区之间的关联程度日益增加。
各国并未对“城市”一词的定义达成一致，因此各国、各区域的“城市地区”并不总是有直接可比性的。32这一局限直接体现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事务部根据全球各地报告的数据编制的城市人口统计中，该统计报告根据各国或地区的标准界定城市。33这些标准并不统一，可能基于政治/行政层面、与人口密度和规模有关的结构和/或功能特点，或城市为居民提供的功能。34
近年来，为方便国际和区域统计比较，在制定城市和农村地区划分方法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35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于2020年3月批准了“城市化程度”分类法，该方法由若干欧盟和国际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世界银行、粮农组织、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和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共同制定。该方法按城市化程度，将一个国家的整个领土划分为城乡连续体36中的几个类别。这个分类系统包含三个大类 — 城市、城镇和半密集地区、农村。其中，农村和半密集地区又分为七个子类别，依据的是人口规模和密度，使用全球统一标准，从而确保全球可比性。37通过这种方法，创建了一个开放的地理空间数据集。这一正式的分类系统首次在本报告第2章中使用，该章比较了世界各国农村、城郊和城市人口之间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2.1.2（根据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确定的人口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方面的差异。
要考察城市化如何影响农业粮食体系，使用城乡连续体的更详细视角是很有用的。为此，第4章的国家案例研究分析使用了另一个全球公开的地理空间数据集 — 城乡辐射区地理空间数据集。这一最新的数据集根据全球人类住区层，对城乡连续体28, 38进行了全球范围的绘图。39同“城市化程度”分类法一样，该数据集根据人口规模和密度将城市中心展现为一个梯度，其中城市规模是用于衡量城市中心所提供服务和机会的广泛性的指标。但该数据集还增加了一个维度，即也用一个梯度来划分农村地区，使用到达不同规模城市中心的最短时间作为指标，衡量商品、服务和就业机会的获取成本（图A）。因此，城乡辐射区数据集将农村地区分为多个类别；例如，区分为距离城市中心1小时（黄色）和更远路程的地区。
城乡辐射区分类法从空间和功能两个维度展现了农村和城市中心之间的联系，提出了有关城乡联结度和世界各地城乡联系模式多样性的新见解。空间维度展现了人口的地理和地点分布（即人口位于什么地区，以及人口分布范围如何）。功能维度展现了这些地区在活动和目的方面如何相互联系（即农村地区对城市服务和机会的获取，以最近的城市中心的规模以及农村地区到达该城市中心所需出行时间表示）。这个分类方式与家庭普查数据结合，可用于更详细地分析城乡连续体的消费与生产情况（见第4章）。
图A 基于城乡辐射区数据集的城乡连续体
![注：该图展示了城乡辐射区数据集界定的城乡连续体，包括两个维度的梯度，以及对城乡连续体的更为普通的单一维度的概念呈现。 气泡大小大致表示人口规模，基于2015年有关全球城乡连续体人口分布的城乡辐射区数据集（见图19B）。 完整定义和介绍见附件4。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2021。 全球城乡辐射区网格 — 2021年。 参见： 粮农组织。 [2023年6月12日引用]。 https://data.apps.fao.org/?share=g-3c88219e20d55c7ce70c8b3b0459001a](../img/CC3017ZH_SOFI_box_fig2A.jpg)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2021。 全球城乡辐射区网格 — 2021年。 参见： 粮农组织。 [2023年6月12日引用]。 https://data.apps.fao.org/?share=g-3c88219e20d55c7ce70c8b3b0459001a
图18从概念上显示了两种不同的城市化模式及其主要影响（城市规模的定义参见插文3），这些影响最终决定了健康膳食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3城乡地区的联系程度对农业粮食体系有着重要影响，继而影响可负担健康膳食的可获得性，以及城乡初级生产者、加工者和销售者的生计。3
图18 城市化模式
插文3城乡辐射区对城市、城郊和农村地区的定义
各国对城市规模和类型的定义差异较大。制定了大量名称，用于显示规模和功能，如一线、二线或三线城市，这些名称表明一个城市在国内的地位。
“城郊”一词也没有标准定义，适用城市周围广泛的非正式和正式住区。41, 42 不过，一般而言，“城郊”指地理意义上的城市边缘，即城市正式边界之外的“城市外围”。这一地区通常被描述为介于城市与农村地区中间的交界处或过渡区。
为便于本报告第3、4、5章的讨论和分析，术语采用城乡辐射区中对城市、城郊和农村地区的定义。
基于城乡辐射区中城市地区的综合子类别，城市地区根据如下人口规模界定：
- 大城市： > 100万人；
- 中等城市：25-100万人；
- 小城市：5-25万人；
- 城镇：2-5万人。
此外，根据城乡辐射区的子类别，城郊和农村地区定义如下：
- 城郊地区包括城乡辐射区的三个子类别：距离大城市<1小时路程；距离中等城市<1小时路程；距离小城市<1小时路程。
- 农村地区也包括城乡辐射区的三个子类别：距离城镇<1小时路程；距离城市或城镇1-2小时路程；距离城市或城镇>2小时路程。
有关城乡辐射区分类法的更多详情见附件4。
农村的农业生计往往依赖于其与城郊和城市食品市场的联结程度，而城市则需要从周边的城郊和农村地区获取食物和生态系统服务。例如，在非洲许多地方，城市中心附近的农业大量生产蔬菜和水果等高价值又高度易腐的作物，因而往往十分繁荣。在这些地方，邻近市场的地理优势，既便于农民获得农业投入品，也便于他们出售收获后产品和服务。3, 40
不论城市增长是发生在大城市、中小城市或城镇，都会影响农村人口对服务、市场和投入品的获取（图18）。这是因为中小城市（也被称为“二线城市”）m在为不居住在大城市附近的农村人口提供农业投入和产出的市场机会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和设备可将不同城市中心之间以及城市中心与农村地区互相联结，这一点非常重要，可以促进通往诸如收集中心、（冷）藏设施、流通中心和加工中心等更为分散的收获前和收获后设施。45, 46
一些研究发现，在全国范围的减贫方面，中小城市的增长甚至可能比大城市的增长更重要。47, 48, 49大城市的人口增长似乎对减贫的作用较小，甚至有时还会增加贫困，同时降低城市的粮食安全水平。50因此，一些地方、国家和国际政策明确促进中小城市的增长。51
由于农村和城市地区处于一个连续谱的两端，因此城乡连续体框架至关重要，有助于把握城市化与农业粮食体系变革的联系，了解这些变革如何影响健康膳食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进而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有鉴于此，全球城乡辐射区数据集表明，可得服务和机会的广泛性及其对于农村地区的可及性，通常取决于附近城市中心的规模以及农村地区到达这些城市中心的出行时间（数据的详细描述和城乡辐射区数据集各类别的定义见插文2和附件4）。
图19A显示了世界各地城乡辐射区数据集各类别的全球分布，图19B显示了城乡辐射区数据集各类别按国家收入组和区域组划分的人口分布。城乡辐射区数据集的地图展现了服务获取方面的差异，其中有34亿人生活在城郊和农村地区（图19）（有关城乡辐射区数据集详情见插文3）。全球人口中约有四分之一生活在中小城市的城郊（距离城市中心不到1小时路程）和城镇，这使大城市在促进发展和农业粮食体系转型方面的核心作用受到挑战（图19B）。与大城市相比，居住在中小城市周围的人口数量成比例地增加，形成了更大的辐射区域，突显出中小城市的重要性（如图18所示）。类似地，在低收入国家，有64%的人口居住在小城市和城镇或其辐射区域（即城市中心周围的地区，其市场进入渠道、服务获取和就业机会均依赖城市中心的辐射）。总而言之，全球近半数人口（47%）生活在城郊地区（距离大中小城市或城镇1小时路程）n 和农村地区（距离城市中心1-2小时或以上路程）。城郊和农村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持续加深，居民大比例采购食物行为趋于一致（见第3.2节），因此城郊和农村市场显然有力推动了农业粮食体系转型。
图19 2015 年按城乡连续体（城乡辐射区）分列的全球地图和人口分布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