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评估更新之际，正值一个特殊特定的历史时刻。 COVID-19 疫情、后续经济复苏、乌克兰战争，以及粮食、农业投入品和能源价格飙升，均以不同方式对各区域造成不同影响。最新估算表明，全球饥饿形势不再恶化，但仍远高于疫情暴发前水平，各国严重进展不足，难以如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
往年报告强调，造成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主要驱动因素（如冲突、极端气候、经济放缓下行和不平等）日趋严峻，且往往交织叠加，阻碍了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这些威胁无疑将继续存在，各国需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应对各类不利因素的韧性。然而，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各项具体目标制定政策时，仍必须充分把握一些重大趋势。
城市化是大势所趋，于是成为今年报告关注的焦点。随着城市化不断推进，城乡地区联系日益紧密，空间差异日渐模糊。城乡连续体人口集聚模式不断演化，推动着全球农业粮食体系各环节的变革，这对于确保人人都能获得可负担的健康膳食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本报告首先介绍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最新状况，随后以城乡连续体的视角审视城市化的驱动因素、模式和动态，并以全新的视角分析城市化如何变革城乡连续体的食物供需。作为补充，本报告对部分国家展开进一步分析，探讨健康膳食的成本和可负担性差异，以及城乡连续体中粮食不安全状况和不同形式的营养不良差异。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本报告明确提出相关政策、投资和新兴技术，旨在应对城市化挑战、把握城市化机遇，确保城乡连续体人人获取可负担的健康膳食。
世界各地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粮食安全指标 — 消除饥饿和确保粮食安全方面的最新数据和进展
2022年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评估表明，世界各国仍努力从疫情中实现复苏，目前正竭力应对乌克兰战争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世界粮食和能源市场已因战争发生震荡。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的迹象与贫困和饥饿人数下降的预期鼓舞人心，却因粮食和能源价格飙升而蒙上阴影。
按照食物不足发生率（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2.1.1）衡量，2022年全球饥饿状况仍远高于疫情暴发前水平。2022年，全球约有9.2%的人口食物不足，高于2019年的7.9%。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食物不足发生率先于2020年飙涨，后于2021年放缓上升至9.3%，2021至2022年间已停止攀升。2022年，全世界估计有6.91至7.83亿饥饿人口。按中程数（约7.35亿）计算，2022年饥饿人口较疫情暴发之前的2019年增加1.22亿。
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至少有助于遏制全球层面饥饿状况恶化态势。然而，一方面是乌克兰战争和粮食、农业投入品和能源价格持续飙升，另一方面是冲突和天气事件等其他加剧粮食不安全的不利因素。这些因素的影响波及全球，而面对这股逆风逆流，经济复苏的积极影响发挥有限。
2021至2022年间，全球饥饿状况相对没有发生变化，这掩盖了各区域层面的巨大差异。虽然亚洲和拉丁美洲大多数次区域在减少饥饿方面取得了进展，但西亚、加勒比和非洲所有次区域的饥饿水平仍在攀升。非洲饥饿人口比例接近20%，远高于世界其他区域，而亚洲为8.5%，拉丁美洲及加勒比为6.5%，大洋洲为7.0%。
最新估算表明，到2030年，全世界将有近6亿人长期食物不足，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关于消除饥饿的具体目标方面，挑战之艰巨可想而知。与没有发生 COVID-19 疫情和乌克兰战争的情景下相比，食物不足人数增加了1.19 亿；与没有发生乌克兰战争的情景下相比，食物不足人数增加了2300万。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2.1不仅要求各国消除饥饿，还要求努力确保所有人全年都有安全、营养和充足的食物。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2.1.2，即基于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的人口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旨在跟踪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进展。
基于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的粮食不安全发生率最新估计数据确认，2022年全球在应对粮食不安全方面并未取得进展。2019至2020年间，全球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一度飙升，现已连续第二年保持不变，但仍远高于 COVID-19 疫情暴发前水平。2022年，约有29.6%的全球人口处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即无法获得充足食物，总人数多达24亿，比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增加3.91亿。
2021年至2022年，非洲、北美及欧洲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略有所上升，而亚洲则出现不显著下降。唯一取得可喜进展的区域是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并主要发生在南美，但加勒比次区域的粮食安全状况出现恶化。
使用“城市化程度（DEGURBA）”分类这一全新国际标准，经对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层面农村、城郊和城市人口粮食不安全状况进行比较，发现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升，全球粮食不安全状况持续向好。2022年，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影响农村地区33.3%的成年居民，城郊和城市地区受影响的比例则分别为28.8%和26.0%。
此外，最新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数据表明，性别不平等现象持续存在。在全世界各区域，成年女性粮食不安全状况比男性更普遍，但2021至2022年间，全球差距已大幅缩小。2022年，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成年女性比例为27.8%，男性为25.4%，处于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的女性比例为10.6%，男性为9.5%。
健康膳食成本和可负担性
今年，本报告调整分析方法后发现，2020年全球近32亿人无力负担健康膳食，2021年形势略有改观（减少5200万）。2019至2021年间，全球范围内健康膳食的成本上升了6.7%，仅2021年一年就上涨4.3%。2020至2021年间，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和大洋洲健康膳食的成本涨幅超过5%，而北美及欧洲仅出现小幅上涨。
在很多国家，面对跌宕反复的疫情，健康膳食成本上升的同时，可支配收入也出现了减 少。2020年，封锁措施、经济下行及其他疫情相关不利因素导致大量人口失业和收入减少，其中低收入家庭收入中食物支出比例较高，因此受影响最大。
2021年的形势略微向好，无力负担健康膳食人数较2020年减少5200万，但仍比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增加1.34亿。2021年，在无力负担健康膳食的人口中，南亚以及东非和西非人口居多。
营养状况：全球营养具体目标实现进展
营养是可持续发展目标2关注的具体问题，更是全部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问题。本节评估几项全球营养具体目标的实现进展，包括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消瘦和超重、纯母乳喂养以及低出生体重。暂无15至49岁女性贫血和成人肥胖的最新数据。
发育迟缓指身材相比同龄人过于矮小，不利于儿童体格和认知发育。此外，幼年出现发育迟缓和其他形式营养不足，今后可能引起超重并患上非传染性疾病。全球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稳步下降，从2000年约33.0% （2.042亿）降至2022年22.3%（1.481亿）。
儿童消瘦由营养摄入不足、营养吸收不佳、频繁或长期患病引起，可能危及生命。消瘦儿童面临生命危险，体格瘦弱，免疫功能受损，死亡风险较高。2000至2022年间，五岁以下儿童消瘦发生率从8.7%降至6.8%，消瘦儿童数量估计从5410万减至4500万。
超重或肥胖儿童面临短期乃至长期的健康影响，包括今后更容易患上非传染性疾病。在很多国家，儿童超重发生率持续增长，而由于运动量日益减少，加上深加工食物消费增 加，形势更趋严峻。2000至2022年间，全球五岁以下儿童超重发生率从5.3%（3300万）增至5.6%（3700万），增幅不大。
最新低出生体重估计数据表明，2020年低出生体重（低于2500克）新生儿比例为14.7% （1980万），与2000年的16.6%（2210万）相比降幅不大。出生体重低于2500克的婴儿死亡率高出适足出生体重婴儿约20倍，即使存活，也会面临长期的发育和健康影响。
最佳母乳喂养做法，包括六月龄内婴儿纯母乳喂养，对于确保儿童存活以及促进健康和认知发育至关重要。2012至2021年间，全球六月龄内婴儿纯母乳喂养率从37.0%（2430万）升至47.7%（3120万）。全球半数以上六月龄内婴儿未享受到纯母乳喂养的保护性功效。
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发育迟缓、消瘦和低出生体重负担最重，但纯母乳喂养婴儿比例最高。超重儿童以中等偏下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儿童居多。全球农村地区发育迟缓和消瘦发生率高于城市地区，城市地区超重现象则更为普遍。
以上分析结果有助于明确弱势人群，为决策和有效行动提供参考实证，从而促进制定具有针对性的适当政策和计划。良好的营养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必须成为施政的核心焦点，并得到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等主要利益相关方的支持。
城市化推动农业粮食体系转型，影响城乡连续体可负担健康膳食获取
城市化驱动因素、模式和动态
城市化是城市人口增长、城市扩张（即农村地区被划为城郊或城市）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结果。城市化进程日新月异，因地而异，在各类因素的交织作用下推进。
在全世界很多地区，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全球城市人口比例已从1950年的30%增至2021年的57%，2050年有望达到68%。在大多数区域，结构转型为城市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为此需着力推动经济转型，不再以农业为主，而是促进国民经济多元化，并在此过程中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地区流动。
城市化通常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但并非所有国家和区域都是如此。缺少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城市化还会恶化农村生活条件，包括造成贫困、失业或就业不足、基础设施欠 缺、服务渠道不全和粮食不安全。
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可能影响城乡人口流动，因此同样会推动城市化。在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影响下，依赖自然资源维生的人口可能会被迫迁往城市地区，以寻求就业机会。此外，被迫流离失所的农村居民迁往城市地区的现象日益普遍，往往是由于灾害和/或冲突。
随着城市不断扩张，以及农村地区道路和通信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城乡差异越来越模糊。在新一批城市居民中，很多人可能选择城郊地区以及小城市和相互通路的小镇居住。城乡空间分割的格局日益弱化，城市乡村逐渐成为一个连续谱的两端，以城乡连续体的形式，通过诸多结点相互联系。
全球近半数人口（47%）生活在城郊（距离大中小城市或城镇1小时或以内路程）和农村地区（距离城市中心 1-2 小时或以上路程）。城郊和农村地区互联互通持续加深，居民大比例采购食物行为趋于一致，因此城郊和农村市场显然有力推动了农业粮食体系转型。
城乡地区的联系程度对农业粮食体系起着重要影响，继而影响可负担健康膳食的可获得性，以及城乡初级生产者、加工者和销售者的生计。大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城市化发展会对农村人口获取服务、进入市场、购买生产资料产生不同影响。因此，城乡连续体这一概念至关重要，它有助于把握城市化与农业粮食体系变革的联系，了解这些变革如何影响健康膳食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进而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
城市化影响农业粮食体系，对确保可负担的健康膳食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城市化与收入增长、就业增加和生活方式改变等其他背景因素交织作用，推动着城乡连续体农业粮食体系各环节变革。在城市地区，食物需求的增长伴随着农业粮食体系食品生产、加工和流通量的增加，以及消费者行为的改变，这一现象同样见于城乡连续体。这些变化也会造成城乡连续体内的不均衡发展，对健康膳食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进而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也带来或好或坏的影响。
城市化推动农业粮食体系变革的一个最重要的途径是通过消费者行为和膳食的转变。平均收入的提高，以及生活方式和就业形势的改变，正在推动着膳食变迁，呈现出食品类型和数量的变化，逐渐从传统的谷物消费转向乳品、鱼类、肉类和果蔬。农村地区开始流行采购食物，普及之广，超出一般常识。农村地区膳食从以家庭自产食物为主，逐渐向市场采购食物转变。
然而，城市化也助长了加工食品和深加工食品的普及和消费，这些食品的价格日益低廉，获取和销售渠道也越来越便捷。男女生活方式和就业形势的改变以及通勤时间的增加，导致对方便、预制和快餐食品的需求不断扩大。此外，农村地区膳食正悄然发生转变，只是与城市和城郊地区相比，有所滞后、程度较低。
城市化也推动着中游和下游食品供应链的变革，由于消费者需求上升、农业粮食体系监管加强，这类价值链呈现出延伸化、正规化、综合化发展特点。重要的是，中游和下游活动日益丰富，创造了重要的农场外就业机会，可提供稳定可观的收入，从而提升健康膳食可负担性。
在供给侧因素与方便食品需求上升的综合推动下，使用现代食品技术的超市和大型综合超市迅猛发展。这类市场具有多种优势，例如减少浪费、加强卫生、减小季节性不利影响，从而增加了营养食品的获取渠道，但也供应着更多高能量和深加工食品。
城市化尤其增进了城乡地区互联互通，也推动着农业生产变革，从而对农业粮食体系产生影响。城市化往往会促进膳食多样化，但在全世界几乎每个地区，果蔬的供应尤其不足以满足人们的日常膳食需求。
随着城乡地区联系日益紧密，农村生产者也能更好获取农业投入品和服务，从而提升生产率，收入水平通常也会随之提高。然而，城市扩张也会导致土地用途变化。在一些国家，农民卖地可获高额补偿；而在另一些国家，农民被无偿剥夺农业用地，以致生计丧失，并可能引发土地权利纠纷。
与农村地区相比，城市地区食物供应更完善，平均购买力更强，卫生保健、教育及事关健康和营养的其他服务渠道更健全，因此可负担的健康膳食获取渠道普遍更完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更佳。然而，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因为农业粮食体系转型方式不尽相同，城市人口存在严重不平等，城市、城镇和农村辐射区空间和功能联系日益加深。
城乡连续体食物供需与健康膳食成本和可负担性的关系
掌握城乡连续体食物供需状况
城市化以及收入提高、与工作相关的时间机会成本增加、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促进了食物需求变化。这些因素与食品定价、影响和促销等供给侧因素又进而共同推动农业粮食体系变革，从而对食品的生产、供应和消费产生越来越大的复合效应。
最值得注意是，快速城市化正在导致食物需求上升和变化，推动着粮食供应模式的不断转变，尤其是在城市化率最高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到205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的食物消费总支出估计分别增长约2.5倍和1.7倍。
报告分析了一些国家整个城乡连续体的食物需求（定义为按市场价值计算的家庭食物消费价值），揭示出有趣的规律。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报告运用了最新的地理空间城乡辐射区（URCA）数据集，并结合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生活水平测量研究（LSMS）项目获得的地理参照数据。受到数据来源的限制，相关数据仅涵盖了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几内亚比绍、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多哥2018/19年期间，以及马拉维2019/20年期间。
鉴于随着食品消费、收入和就业水平的提高，预计饮食将更加多样化，报告根据食物预算（即家庭人均每日食物总消费的市场价值）将11个国家分为两组：高食物预算国家（人均每日2.3购买力平价美元）和低食物预算国家（人均每日1.6购买力平价美元）。
本报告分析中产生的最新实证颠覆了传统认知，揭示出重要的食物消费模式，包括城乡连续体膳食结构趋同。例如，按市场价值计算，包括在家中和外出就餐食物消费在内，11个国家的食物采购支出在食物消费总价值中占很大比例。
虽然城市地区食物采购支出比例颇高（78%-97%），但距离小城市或城镇 1-2 小时（平均为56%）和城市中心2小时以上（平均为52%）路程的农村家庭支出比例也相当高。调查发现，在被分析的大多数国家，农村家庭消费的食物“大多数”通过采购而来，这与农村家庭自给自足的传统形象大相径庭。
自产食物从来没有成为主要的食物来源，甚至是在农村地区。在高食物预算和低食物预算国家，农村地区自产食物平均仅占食物消费总价值的37%和33%。按市场价值计算，在11个非洲国家农村家庭消费的食物中，自产食物不占多数，因此健康膳食可负担性对于城乡连续体同样重要。
包括深加工食品在内，加工食品已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普及开来，并在非洲快速流行。在11个被研究的非洲国家，分析明确表明，加工食品已在城乡连续体普及开来。深加工食品仅占采购总支出的一小部分，在城市地区的消费也更高些，但分析结果强调，深加工食品已渗透到农村地区，甚至是距离城镇 1-2 小时或以上路程的地区。计量经济学分析表明，在11个非洲国家，家庭收入越高，农场外就业机会越多，深加工食物消费价值占比越高。
在11个非洲国家，通过各类食物消费价值占比审视家庭食物构成，明显可见城乡连续体膳食结构正发生着转变，其中动物源性食品和水果等价格更高的食物消费出现增长。计量经济学分析表明，城乡连续体动物源性食品消费价值占比主要取决于收入，果蔬消费价值占比则更多取决于易获得性和可获得性。
城乡连续体健康膳食成本和可负担性与粮食安全和营养
在11个被分析的非洲国家，城市地区的健康膳食成本远高于城郊地区（平均高出1.2倍），且城市规模越小，距离农村地区越近，成本就越低。动物源性食品成本高于其他食物类别，推高了城乡连续体健康膳食的成本，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和偏远农村地区。
在11个被分析的国家，对于高食物预算和低食物预算国家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健康膳食成本超过食物平均支出。居住在城郊和农村地区的低收入家庭的处境尤为不利，其需要将目前的食物支出增加一倍以上才能确保健康膳食。
虽然城郊地区健康膳食的成本低于城市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城郊人口更容易负担健康膳食。平均而言，城郊地区无力负担健康膳食的人口比例比城市地区高1.5倍，与农村地区相近。
基于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经对11个非洲国家中9个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分析，发现很多国家城市和城郊地区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与农村地区相近，某些情况下甚至略高，说明粮食不安全问题并非农村地区所独有。
由于数据有限，仅对11个国家中3个国家10类城乡辐射区的营养不良发生率进行估计。在这3个国家（贝宁、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城市规模越小，距离城市中心越远，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一般越高。
在这3个国家，五岁以下儿童消瘦发生率都低于发育迟缓发生率，但在整个城乡连续体，趋势不甚明显。然而，有迹象表明，在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一些城郊和农村地区消瘦发生率呈上升态势。同样，这3个国家的儿童超重发生率都较低，但在整个城乡连续体并未呈现明显趋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城市地区相比，城郊地区的超重发生率较低，而一些农村地区的超重发生率较高。
制定政策和对策，依托农业粮食体系转型，实现城乡连续体健康膳食
城乡连续体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加上农业粮食体系各部分之间互动日趋密切，对于健康膳食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这种互动也为实施一些政策和方案创造了切入点，从而助推农业粮食体系转型，实现可负担的健康膳食。
促进城乡连续体实现健康膳食的政策和投资
为发展更健康的食品销售渠道提供支持，是促进获取健康膳食的关键。实践证明，这样做可对提高膳食质量发挥积极影响。必须出台政策激励措施，鼓励商铺储备和销售更多新鲜和微加工食品，例如改造冷藏设施，同时出台土地用途规划和划区法规，推出税额抵免或纳税豁免举措，以及签订许可协议，从而优化健康食品销售网点，尤其是在城乡连续体。
全球城市和城郊地区估计有25亿人每天食用街头食品，对于没有资源、设施、时间在家做饭的低收入工人和家庭来说，这类食品尤其方便。然而，街头食品并不总能促进获得健康膳食。需填补多种基础设施和监管空白，提升街头食品的营养品质和安全性，例如，为食物制备提供质量合格的用水，为制备和消费食物提供清洁场所，为食品销售点工人提供卫生设施，对街头摊贩进行培训，以及开展消费者教育。
鉴于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城郊地区，与促进大城市增长带来的好处相比，投资于中小城市和城镇可以对当地人口的健康膳食产生更大的影响。解决中小城市和城镇面临的一些挑战，有助于农业粮食体系助推包容性农村发展，为中小型企业创造机会。
在整个城乡连续体，家庭在膳食中加入加工食品，为中小型企业扩展服务提供了推动力。加强中小型企业的效率和扩张，也能够提高营养食品生产水平，同时为消费者降低食物成本。
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包括修建优质农村道路和支路，帮助偏远农场和企业接通主干路网，对于释放中小城市和城镇及其辐射区的生产潜力至关重要。其他畅通农场（以小农场为主）与中小型企业联系的公共投资包括仓储、冷藏、可靠的电气化、数字工具和供水。
最后，由于全世界大多数地区人均每日的果蔬供应并不足以满足日常健康膳食需求，必须提高营养食品生产水平，并普遍支持食品生产多样化发展。
技术和创新：城市化背景下推动农业粮食体系转型的重要因素
在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站在战略的高度运用技术和创新，能够有力带动农业粮食体系转型。各国的需求和能力各异，虽然已有大量技术和创新问世，但没有哪项技术或创新能够“一招鲜吃遍天”，因此无法满足城乡连续体中所有情况下的所有需求。
这些技术和创新能否具备广阔的应用前景，不仅取决于采用情况和影响，还取决于研发的实施情况。1981至2016年间，全球农业研发公共投资翻了一番，其中中等收入大国投资增长颇为显著；但在中等偏下收入小国，与基础设施投资等一般性服务领域投资相比，投资力度仍然不足。
在城市化进程中，消费者越来越多地消费深加工食品，但不同的技术性和创新性食物环境解决方案有助于减少其消费。例如，行为科学作为重要创新，有助于政府、科学家和公众开展合作，立足实证共同研究方法，拓宽可负担的健康膳食获取渠道，提高消费者选择健康膳食的能力。
如上所述，城市化促进了包装和预制食品需求不断扩大。食品包装创新能够保持食品质量、安全和营养价值，满足消费者需求和偏好，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降低营养食品成本，尤其适用于进一步延伸的流通链。
最后，可运用多项技术和创新，提高农村、城郊和城市地区的生产力，缩小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生产力差距，特别是在气候危机和自然资源日益减少的情况下。例如，垂直农业仅需一小块土地，可在室内发展，因此可在城市和工业空间种植作物，并缩短供应链。
城乡连续体综合规划和治理机制
为确保政策、技术和创新推动转型，需建立适当的治理机制，在动员有关各方参与的同时，协调一致地应对和把握城市化给农业粮食体系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城市化给城乡连续体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具有多部门性，因此地方政府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促进制定和实施连贯一致的政策，向农业粮食体系以外领域延伸，跳脱常规的行政界域束缚。地方政府与当地有关各方保持密切接触，能够确保政策因地制宜，一方面发扬优势，另一方面应对瓶颈。
为简化城乡连续体治理，多个行政区划与多利益相关方平台和网络之间应根据地方情况签订协定，以此作为重要切入点。在这类机制中，粮食政策理事会作为地方政府咨询机构，可支持政策制定和实施，推动有关各方参与，并促进监测和评估政策实施进展、成效、效率和影响。
为制定和实施地方农业粮食体系政策、投资和法律，应对多种农业粮食体系挑战与机遇，需打破条块分割局面，弥补各政策领域间空白，推动系统性变革。
在构筑适当的有利环境方面，确保国家和地方层面政策连贯一致仍是关键挑战。因此，为实施这类政策和投资，国家和区域农业粮食体系政策需进行强有力的多级治理。建立国家网络，动员各级政府参与，似乎是启动这类多级治理机制的重要切入点。
结 语
2021至2022年间，全球饥饿状况并未加剧，但全世界很多地区饥饿形势每况愈下，人们仍在苦苦弥补 COVID-19 疫情造成的收入损失，受到粮食和能源价格攀升的沉重打击，生活和生计遭到冲突或极端天气的严重破坏。几项重要的儿童营养指标的实现进展可圈可点，部分区域有望到2030年如期实现部分营养具体目标。然而，很多国家超重和肥胖现象日益普遍，非传染性疾病负担有可能进一步加重。
城市化是今年报告聚焦的主题。到2050年，预计每十个人中就有近七人在城市生活，这一大趋势塑造着农业粮食体系，并因此影响着农业粮食体系的能力，事关能否为所有人提供可负担的健康膳食，以及助力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
本报告得到的一项重要结论是，唯以城乡连续体的视角，才能体会城市化对农业粮食体系的塑造作用；简单的城乡二元分割概念已不再适用于理解城市、城郊和农村地区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认识到城乡连续体互通加深，是现阶段掌握价值链运作的重要基础。如此一来，便能明确针对城市化给农业粮食体系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制定适当的政策、技术和投资对策。
为实施这类对策，农业粮食体系治理机制和制度需跳脱部门和行政界域束缚，注重发挥地方政府作用。地方政府在利用多级和多利益相关方机制方面发挥着尤其关键的作用，而正如本报告中实例所示，这类机制最终证明可有效实施重要政策和对策，确保所有人可获取和可负担健康膳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