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2004年农产品市场状况》是一种新的两年度出版物的第一期，旨在扩大粮农组织现有“…状况”系列报告。虽然该报告所提供的调查结果和结论依赖于粮农组织农产品和贸易专家的技术分析，但它不是一份技术报告。反之，它旨在以客观、透明和公开的方式来阐述农产品市场的问题，唤起更广泛公众的关注，其中包括政策制订者、农产品市场的观测者以及对农产品市场发展及其对发展中国家影响感兴趣的所有人们。
本报告的特定目标是提高人们关于农产品市场对发展中世界数十亿人口的生计和粮食安全以及数十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所产生影响的认识，这些国家出口收入的很大部分依赖农产品出口。
本报告分成四大部分，辅以若干表格，这些表格提供有关农产品价格及进出口比价现状和历史趋势的基本数据。
第一部分即“近期变化及长期趋势”，审议了农产品价格的趋势及波动情况，并据此讨论了现状和近期发展趋势。
第二部分着重讨论“粮食进口支出”，其讨论了发展中国家从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后，不断变化的粮食进口格局。这部分还审议了国际粮食价格变化情况对整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粮食进口支出的影响。
第三部分即“ 农产品出口收入”审视了农产品出口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重要性。这部分审议了日趋下降的农产品价格及价格波动情况对依赖农产品国家的潜在影响，并探讨了关税和补贴是如何阻碍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的增长。
第四部分也即最后部分探讨了“变化中的农产品贸易格局”，尤其着重于这些格局对发展中世界中依赖于农产品的农户和国家的潜在意义。本部分所涉及的问题包括由初级农产品贸易转向农业加工产品贸易、农产品贸易日益上升的重要性及其潜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贸易协议，以及随着农产品供应链日趋为少数几个跨国贸易、加工和运销公司所主导，市场日益集中的影响。
《2004年农产品市场状况》是由粮农组织商品及贸易司的一个小组编撰的，该小组是在exander Sarris和David Hallam的领导下并得到了粮农组织经济及社会部助理总干事Hartwigde Haen的全面指导。
第一部分“近期变化及长期趋势”的材料是由商品及贸易司的商品专家们提供的，这些专家为：Abdolreza Abbassian、Pedro Arias、Boubaker BenBelhassen、ConchaCalpe、Kaison Chang、Merritt Cluff、Michael Griffin、Ali Gurkan、DavidHallam、Pascal Liu、Shakib Mbabaali、Brian Moir、Nancy Morgan、Paul Pilkauskas、Adam Prakash、George Rapsomanikis、Shangnan Shui和Peter Thoenes。文中各种分析所依据的统计数据以及许多图表均是由该司以下的统计人员所编制：Gianni Borgianelli、Laura Cattaneo、Claudio Cerquiglini、Daniela Citti、Julie Claro、Dino Forzinetti、John Heine、Massimo Iafrate、Daniela Margheriti、PatriziaMasciana、Vincenzo Mazzucca、Marco Milo、Mauro Pace和BarbaraSenfter。
附件中提供数据的表格由Pedro Arias和Julie Claro汇编。
第二部分中有关“粮食进口支出”的材料由Ali Gurkan、Merritt Cluff、Adam Prakash和PieroConforti拟定。
第三部分有关“农产品出口收入”的内容由Pedro Arias、Shakib Mbabaali、George apsomanikis和David Hallam编撰。
第四部分中有关“变化中的农产品贸易模式”的材料由Nasredin Elamin、Hansdeep Khaira和Harmon Thomas提供。
上述所有人员均对于本报告的草稿进行了审议并提出修改意见。粮农组织经济及社会部的专家们对初稿也提出了有益意见，尤其是以下的专家：Jelle Bruinsma、Deep Ford、Ted Gillin、Haluk Kasnakoglu、Panos Konandreas、Ramesh Sharma、Prakash Shetty、Josef Schmidhuber、Jacob Skoet和Randy Stringer。
在Pedro Arias和Andrew Marx的协助下，David Hallam负责本报告的编辑工作。
农产品市场的长期发展趋势及短期冲击事关我们每一个人。它们不仅直接影响到我们衣食的价，也直接影响到以商品出口赖以为生的家庭、社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利益。虽不是十分直接但却十分无情的是，它们影响了农村社区生存能力和生活方式、人口向城区流动的速度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这些影响对于发展中世界的数十亿人民和许多赤贫国家尤为严重。估计发展中世界有25亿人口依赖农业为生。对于其中许多人而言，出售农产品或者就业于出口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业是其现金收入的唯一来源。有五十多个发展中国家，包括绝大多数的最不发达国家（LDCs）仅依赖于三种或者更少的农产品出口为生，其中主要是热带农产品，这些出口收入占其外汇收入的20%至90%之间。然而，许多最不发达国家同时也是净粮食进口国，其购买进口粮食的费用超过了他们在农产品市场上所赚取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以此弥补国内粮食产量的不足。对于这些人民和国家来说，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发展很可能意味着丰衣足食或是饥寒交迫。
价格下跌，市场扭曲
农产品的实际价格长期处于下跌趋势，但围绕着这一趋势价格也出现显著的上下波动。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后五年，发展中国家许多出口农产品的价格已经降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低水平。从1997年至2001年间，咖啡的价格急剧下降了70%。据估计，这威胁到依赖咖啡为生的2500万人口的生计，从而诱发了非洲和中美洲许多国家出现粮食紧急状况。另一方面，基本粮食的价格下降使得能够在较低的价格下，满足许多贫困的消费者，特别是城市地区的消费者的粮食需求，并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更富营养的膳食。
虽然最近数月农产品市场价格出现了反弹，但是引人注目的是，谷物的实际价格从总体上仍然保持其长期下降的趋势。许多农户和出口国家发现他们依旧受到其依赖性的制约，即生产并出口更多的粮食但收入却低于原先的收入。与此同时，粮食进口国家却从价格下降趋势中受益，但是他们却担忧国际粮食价格的波动和短期的上涨。
农产品实际价格长期下降和短期波动是由诸多原因所致。价格稳步下降趋势大多是属于结构性所致，它反映了主导市场的供求关系之基本影响：生产力的提高和许多新兴生产国的涌现导致了全球粮食供应量迅速上升，其速度快于需求上涨速度。
由于技术进步而导致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可能会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从中受益。前者受益于较低的成本和竞争力提高，而后者受益于较低的价格。但是，前者大多是处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较为发达地区中的生产者，他们始终能够利用生产力提高的优势来强化其在世界市场的地位。最不发达国家在世界农业贸易中的份额日趋下降，而这些国家对此的依赖性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粮食价格较低的主要受益者一直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以及发展中国家城市居民。但是，世界上贫穷和饥饿人口绝大多数是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并依赖农业为生，由于其所出售的产品价格下降他们在收入上的减少以及失业所造成的损失，往往明显大于从农产品价格下跌导致食品价格降低而给他们带来的益处。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政府严重扭曲农业市场的政策进一步恶化了供给过剩的问题。
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农产品进口上的关税也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的发展。对深加工出口产品征收较高关税而导致关税升级，这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出口获得较高附加值加工产品的机会，这些加工产品的价格显然要比基本农产品的价格更加稳定。
除了关税之外，发展中国家的农户还必须应对来自工业化国家具有高补贴和高度机械化生产者的竞争。发达国家对农民提供的生产者支持目前已经增加到每年2300亿美元，这几乎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提供援助金额的30倍。
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也阻碍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南-南贸易本可以迅速扩大，特别是在收入快速增长而消费水平仍然低下的情况下。但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税壁垒可能还要高于发达国家对进口产品所征收的关税。
在少数跨国公司控制下的市场力量日趋集中则是农产品市场发展的另一方面。例如，仅三个公司目前就控制了世界上近一半的咖啡焙烤业，30个最大的超级市场连锁店就控制了整个世界近三分之一的食品销售额。
这样的跨国企业帮助了一些小农户融入全球市场并有助于现代生产和销售技术的转化。然而，令人关注的是，市场的集中使得其他一些农户几乎丧失了市场的竞争能力：粮农组织有关粮食和农业伦理的杰著专家小组在四年前就提出了警告“少数人集中控制经济力量将导致严重的经济力量失衡”。
让农产品市场为所有人服务
最近数月，农产品价格出现了反弹的迹象。然而，这一价格反弹看来并不可靠，对于依赖农产品为生的发展中世界的农户和国家来说，长期前景并不乐观。另一方面，短期的基本粮食产品价格进一步上升将可能威胁许多低收入缺粮国的生计。
农产品价格仍然高度波动，而且在特定价格下农产品供应增长大于需求增长的趋势依然持续。发达国家高昂的关税和补贴仍然阻碍市场准入和抑制价格。虽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快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但发展中国家之间增加贸易的机会依然受到贸易壁垒的制约。某些农产品的贸易、加工和销售已经被少数跨国公司所控制，农民和出口国的市场力量相对有限。发展中国家生产者在其产品的最终价格上显然仅占有极小份额，这已经引起人们的关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生的农产品市场危机使得人们高度重视产生问题的所有领域，并也突出了采取新的方式来解决其中许多问题的必要性。
以价格波动为例。为解决这一问题，过去是努力通过调节库存储备或向那些因出口收入出现未预料下降的国家提供补偿，来强化直接稳定价格或税收的措施。在绝大部分地区由于诸多的原因，这些措施均未奏效。新的措施不再以阻止价格波动为目标，而是通过许多计划，例如基于市场的价格保险或者提前定价体系，帮助农民和消费者保护自己免受其害。
为了解决传统出口作物生产过剩的长期问题，必须努力将重点置于扩大需求并控制某些农产品的供应，还应着重减少依赖于这些农产品的农民和国家的易受害可能。多样化战略可使农民转向种植较高产值的作物，或者转向生产和销售附加值较高的产品，这样有助于减少供应和依赖性。
还必须采取行动来提高我们的认识，充分了解商品链日趋集中对竞争、价格以及农产品的生产者和出口商在最终零售价格中所占份额的影响。目前迫切需要对此进行认真的监测和更加深入的分析，同时积极支持出口国努力提高其集体市场力量。分析还必须着重了解世界基本粮食产品价格的日趋下降，以及不断变化的市场结构是如何影响城乡地区贫困人口的粮食安全。 随着《农产品市场状况》的创刊，粮农组织希望促进在所有这些领域上开展知情讨论并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本报告将每两年对农产品市场的重要趋势进行一次回顾，并阐明主要的政策问题和行动方案。
鉴于农产品对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所起到的极为重要作用，以及农产品对于世界上成百上千万最艰辛地工作也最易受害人们的极端重要性，增强人们的关注和协调一致的行动，是人们翘盼已久的期待。
粮农组织总干事
雅克·迪乌夫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至2001年，继诸多农产品价格长期地急剧下降至历史最低点之，过去两年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业已出现反弹，或者说至少是趋于平稳。
最近价格的回升反映了某些农产品的供应减少，对其他农产品的需求略为强劲，正如市场对长期的供过于求和价格下降做出的反应，价格下降是因为技术、消费者偏爱以及市场结构、政策和制度方面的变化所致。各种各样的短期因素也影响价格回升，其中包括美元兑换率下滑，而诸多商品一直是用美元来标价。
热带饮料和食糖价格回升乏力
在1997年至2001年间，咖啡价格下降近70%，在许多国家其价格的急剧下降至低于生产成本。这一急剧下降使得咖啡的价格低于三十年前的价格，即使是名义价格也是如此，并导致非洲和中美洲一些严重依赖咖啡出口的国家出现了粮食紧急情况。过去两年中，咖啡价格逐步回升，这是由于生产者特别是拉丁美洲的生产者通过减少供给来应对价格的下跌所致。
可可价格的走势与此相似但其回升略早些，是从2000年开始。但是，到了2003年年底，可可价格的回升开始出现了不稳，因为供应量又开始上升。由于欧盟颁布了放宽采用来自其他来源的脂肪来取代巧克力中的一些可可黄油的规定，来自“可可黄油替代产品”的竞争已使市场进一步疲软。
茶叶价格也一直处于压力之下，这是因为产量已经超出需求增长，在2003年已经达到了记录水平。
在2003/2004作物年份的下半年，创记录的产量和过多的库存仍持续地对食糖价格产生降价压力。
园艺产品价格对市场平衡仍然敏感
2003年，拉丁美洲增加了产品供应量加上需求增长缓慢，这迫使香蕉价格下跌。冷藏的浓缩橘汁也受到了类似的影响，不过由于产量下降而使新鲜果实的价格得以保持。虽然热带水果的需求出现显著增长，但其价格对市场的平衡仍然保持敏感。
纤维和原材料的价格出现反弹
大多数农业原材料的价格走势变化不太明显，单一产品的之间的差异较大。不过大多数产品价格普遍出现了相似的回升格局。
近来棉花、橡胶、黄麻、剑麻和蕉麻的价格均得益于较为强劲的需求增长而供应回升较为缓慢。另一方面，2003年皮革和皮毛的价格因需求疲软和供应量增加而出现下降。
谷物和油料作物价格出现上升
在2003年的下半年，大多数谷物的国际价格出现上涨，反映了市场的紧张状况。对于稻米而言，对印度和缅甸出口强加的限制加剧了市场紧张状况。至于小麦的情况，欧盟和独联体可出口量的减少刺激了价格上升。
从根本上支撑着粗粮价格的是：中国粗粮出口量的急剧下降，美国大豆库存量接近于历史上最低记录，大豆价格持续上扬。
油籽的情况稍有不同。过去几年，油籽价格从1999-2000年间的历史最低水平上开始稳步上升，生产者据此相应地急剧增加产量。价格的上涨主要是由于需求的稳定上升超过了供应的增长。
随着需求稳步上升和库存保持相对低的水平，油料产品的全球产量和价格在短期内有望继续上升。
奶制品价格坚挺但动物病害严重干扰了肉类市场
目前市场平衡状况同样有益于奶制品价格。近几个月来由于出口供应量的限制和进口需求持续不变，奶制品国际价格得以助长。预计在2004年间将继续保持较高的价格。
另一方面，肉类的国际市场继续受到动物疾病爆发的严重干扰。2004年上半年禽流感爆发或者发现牛海绵状脑病（疯牛病）的病例严重影响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肉类出口。禁止从疾病爆发国家进口家禽和牛肉导致了来自无病区域的产品价格上升。肉类出口量的限制也促使了其他动物蛋白产品的价格上扬。
一般而言，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平衡状况看来有所改善，农产品价格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持续急剧下降之后前景乐观。但是，尽管近来价格上涨，农产品价格总体上仍然接近于历史最低水平，与制成品价格相比它继续保持长期的下降趋势。
本报告随后部分将深入分析这一长期的下降趋势。有关农产品价格和贸易情况的最新信息，读者可以参见粮农组织网站上的商品及贸易司的网页，其网址为：http://www.fao.org/es/ESC/en/index.html?
长期趋势揭示了结构性变化
世界市场农产品价格的变化趋势是反映供求关系的晴雨表。价格达到峰值或急剧下降均突出反映了各种冲击对市场的作用结果。另一方面，农产品价格的长期趋势还反映了在技术、消费者偏好以及市场结构、政策和制度方面变化的影响。
过去四十年来农产品价格走势图揭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特征：
■与所有制成品的价格相比，农产品的实际价格一直呈明显下降，即使其名义价格上升时亦是如此。
■随着长期的下降趋势，实际价格上下波动相当严重。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价格波动和长期下降的趋势均不太明显。
过去的四十年来，农产品实际价格每年大约下降2%。这一长期下降趋势受到了若干因素的影响。
根据预测，与制成品相比，农产品价格可能会下降，因为技术的进步减少了成本，在特定的价格下将有可能扩大生产，其速度将超过人口的增长，也将大于因收入上升而导致需求增长的速度。
有些农产品的价格由于供大于求而下降，全球激烈的生产竞争、运输成本的下降和提高生产力的新技术以及取代某些农产品的合成物均加剧了价格的下降。在某些情况下，新出现的重要生产国也影响了市场的均衡：例如在1985年至2001年间，越南增加了咖啡出口，从不到1万吨上升至90万吨以上，从而成为世界第二大出口国，即使在1995至2001年间价格下跌情况下其仍然继续扩大生产。
一些发达国家的出口补贴和生产者补贴导致了许多生长在温带地区的农产品的世界价格下跌，其减少了出口农产品（例如棉花、食糖和大米）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
农产品实际价格的变化趋势揭示了显著的“断裂点”现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前，随着整个价格走势急剧下降的同时，价格普遍出现很大波动。自那时以来，价格波动和变化趋势均相当平稳。
农产品实际价格这一变化趋势，在某些程度上可以认为是由于制成品价格原先快速上扬的速度减缓所致，这些制成品吞噬了过去农产品出口收入的购买力。
许多全球性因素有助于减缓所有贸易产品名义价格的上升速度，这些因素包括贸易政策改革和制成品贸易增长，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快速增长的结果使得制成品的价格加快下跌。发展中国家扩大制成品的生产和贸易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在1980年至2000年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制成品出口中所占份额增加了近两倍，从11%上升至27%。
贸易自由化和科技进步降低了供应方对市场冲击的影响程度，从而在减缓价格波动上也发挥了作用。贸易自由化使得诸多国家广泛地进入世界农产品市场，减少了任何一个国家内供应状况的相对重要性，与此同时技术进步也减小了某些作物对气候变化的易受害性。近年来出现的价格低迷本身也制约了发生激烈波动的范围，至少在降价方面。
各种影响因农产品和国家而异
虽然在过去四十年来所有农产品的实际价格均持续下降，但下降的速度却因产品的不同而不同。原材料、热带饮料作物、油料作物和谷物的价格下降幅度最大。园艺产品、肉类和奶制品实际价格的下降幅度不大。有些发展中国家成功地利用这些趋势将其生产和贸易转向这些较高价值的产业。为了实现这些转变，这些国家减少了对某些产品的依赖性，这些产品的价格下跌较为激烈而且变化仍很不稳定。
一般而言，致力于这些转变都是那些较为发达和繁荣的发展中国家。除了最不发达国家外，发展中国家的园艺产品、肉类和奶制品在其农产品出口中的份额已经翻了一番多。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减少了其对热带饮料和工业原料作物的依赖性，将这些产品在农产品出口中的份额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55%以上减少至1999-2001年间的30%左右。但是，最不发达国家在其农产品出口收入中对这些产品的依赖性实际上是加大了，同期中已从55%上升至72%。
许多最不发达国家严重地依赖少数几种不仅价格急剧下降而且极不稳定的农产品，这样加大了其经济计划和发展的复杂程度。过去四十年里，热带饮料和工业原料作物的价格一直是最不稳定的，此类产品的价格大多都出现了最为急剧的长期下跌趋势。
总的来说，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农产品贸易的趋势水平变化最大，而发达国家的农产品贸易趋势水平的变化最小，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均为如此。
对于外汇收入严重依赖农产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分析上其提供的购买力要比现金价格更能说明问题。这种购买力反映了“易货”进出口比价，即出口货物价格和进口货物价格的比率。当这一比率降低，利用一定出口商品数量的收入来购买进口货物的数量也随之下降。
对于在整个贸易中农产品贸易所占份额很大的国家，农产品进出口比价的变化对于粮食的可进口量和粮食安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对于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的某些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和八十年初期农产品价格高涨期间，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价格的上升速度要大于其农产品（主要是粮食）出口价格上涨速度。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这一趋势发生了逆转。这些国家中大多数均因进出口比价恶化而损失惨重，该条件不仅包括农产品进出口之间的比率，也包括其出口的农产品与进口的制成品之间的比率。
就总体水平而言，在1961至2002年间全世界农业部门的进出口比价的升降均不大。但是，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分别进行分析，则发现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比价长期剧烈波动。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今，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比价情况显著恶化。例如，最不发达国家的农业进出口比价下降一半，从1986年的最高点降到2001年最低点。由于这些国家大多依赖农产品出口来资助粮食进口，因此农业进出口比价的下降对粮食安全构成了威胁。
另一方面，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农产品的进出口比价不存在长期趋势的问题，在过去40年期间仅出现很小波动。
农产品与制成品之间易货贸易进出口比价的变化
如果农产品进出口比价的情况恶化损害了收支平衡，增加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农产品和制成品进口之间的进出口比价下降的持续时间越长，损害越大。在1961至2001年间，与从发达国家购买制成品的价格相比，最不发达国家农产品的平均出售价格下降近70％。
初级商品与制成品之间实物交易的进出口比价持续下降，结果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收入转移至发达国家，大约在50年前经济学家Raul Prebisch和HansSinge就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们对这一现象进行如此解释：经济增长使得制成品需求的增长速度往往快于对初级商品的需求，生产力的发展往往快于对初级商品的增长，这样就驱使初级商品的价格低于制成品的价格。近来的一项研究表明，全世界农业生产力的增长速度比制造业快20%，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快100%。
大多数数据确实反映了易货贸易的进出口比价长期下降。然而，下降的速度各不相同，取决于所选择的时间段，这些数据的波动使得难以区别长期与短期变化趋势。虽然在整个时间中农产品和制成品的进出口比价的下降趋势十分明显，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至末期，该趋势的性质显然发生了变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未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进出口比价下降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虽然很难用统计数据来确定和量化长期的全球趋势，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的进出口比价出现显著下降是毫无疑问的。尤其是那些最不能够负担这一损失的国家，这一下降趋势最为明显。即使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期间，虽然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比价保持相对稳定，最不发达国家的这一比率仍然下降了25%。
增加生产和出口数量可以抵消农产品进出口交换比例的下降，从而保持或增加出口收入的实际价值。事实上，将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增加农产品出口数量的作用不仅限于抵消出口实际价格下降，例如在过去的二十年来，其出口收入的实际价值上升了近30%。换而言之，他们的 “农产品收入的进出口比价” 提高了。然而，在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其收入进出口比价的变化显著不同。对于最不发达国家而言，出口收入无法增加而进口价格的上升进一步降低了其购买力。最不发达国家农产品出口的实际收入同期下降了30%以上。在过去的40年里，他们收入的进出口比价下降了一半。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因进出口比价下降而遭受损失最为严重的地区。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这一状况的恶化使得整个非洲农产品出口的购买力严重下降。世界银行的估计数表明，在1970年至1997年间进出口比价的下降使得非洲非石油出口国的收入损失相当于他们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19%。出口数量的增长不足以弥补这一损失。
历经过去四十年来的变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农产品的净流动方向发生了逆转。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发展中国家每年的农产品贸易盈余约为70亿美元。然而，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这项盈余消失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大多数年份中，发展中国家是农产品净进口国。粮农组织预计这种农业贸易赤字可能还将明显加大。
对于最不发达国家而言，这种变化甚至更为明显。在同一时期，这些国家从农产品净出口国变为重要的进口国。截止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口超过其出口的一倍以上。
粮食进口迅速增长
过去的几十年间，全球粮食产品贸易迅速增长并且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1970年至2001年间，折合成热能计算，世界粮食进口总量增加了近60%。但在国家之间和农产品类别之间，粮食进口的增长情况存在显著的差异。
在这个时期中，发展中国家的粮食进口总值增加了115%。而粮食进口比例已经很高的发达国家增长了45%。对这些数据的深入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粮食进口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增长迅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增长相当缓慢，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再次加速增长。粮食进口数量以及进口粮食与人均可获得消费量的比例也均呈现相同增长模式。粮食进口的增加意味着该时期发展中国家的粮食贸易由10亿美元盈余变为超过110亿美元的赤字。而且，这种趋势仍将持续下去：根据粮农组织的预测，按1997-1999年的美元不变价值计算，至2030年发展中国家的净粮食进口贸易赤字预计将达到500亿美元。
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和饮食结构上差异甚大，但是特定农产品进口的演变方式却很相似。
在五种主要的粮食产品类别中（谷物、食用油、畜产品、食糖以及水果和蔬菜），谷物类产品曾在国际贸易占据统治地位。但目前，谷物类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农产品总进口中所占比例下跌至50%以下，在发达国家降至三分之一以下。虽然谷物进口的比例下降，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进口越来越多的高价值加工食品，特别是食用油、畜牧产品以及水果和蔬菜。 谷物贸易相对重要性的下降掩盖了不同作物之间不同的发展趋势。“优质”谷物（小麦和稻米）的比例急剧增长，但用于人类消费的粗粮贸易量大幅度下降。
长期以来食糖进口的相对重要性也降低了。伴随非甘蔗食糖和其它甜味剂的产量和使用增加，发达国家的食糖进口也减少了。
变化中的饮食与变化中的贸易
生产模式的变化，技术的进步以及国内政策和贸易政策的改变在决定国际贸易结构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然而，饮食和消费者偏爱以及日趋集中化的食品工业的需求，均促进了各种农产品贸易发生许多转变。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中蓬勃发展的快餐行业对这些转变产生了更进一步的影响。
收入增长、相对价格变化、城市化以及消费者偏爱变化均改变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饮食结构。当人们更富有，其饮食将会更加丰富并且包含更多昂贵的高价值食品。这些变化在世界农产品贸易的数量和构成中得到了体现。
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人们的食物开支及其收入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各不相同。对于后者，多数消费者已经能够买得起其偏爱的食物。因而当他们的收入提高，其饮食和食物购买力的变化相对较小。
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因为人们调整了其预算以购买较高价值的食品，收入提高对于饮食、继而对农产品和加工食品贸易产生了迅速而显著的影响。与之相似，食品实际价格的下跌使得贫困的消费者能在现有的收入水平上获得改善的饮食。
例如，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肉类消费量翻了一番还多。在同一时期，这些国家从出口量50万吨以上的肉类净出口国变为进口量超过120万吨的净进口国。粮农组织估计，在未来的30年中，发展中国家的人们饮食中的肉类、奶制品和食用油的数量将上升3 0 % 或更多。由于使用粗粮作为饲料，这些国家人均谷物利用的总量可能会继续增长，但人均谷物消费将不会增加。
除了收入的提高，迅速的城市化进程也导致了生活方式、食品偏爱以及农产品贸易结构的改变。随着城市居民的数量增加及其购买力的提高，他们不仅要求饮食品种丰富，而且要求食品的制备时间更短。增加高价值加工食品的进口即是为了满足这种需求。除了营养不足以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渐趋增多的营养过剩和肥胖问题。
根据联合国的估测，预期未来的三十年中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将增加70%。增加的大部分人数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非洲和亚洲。直到1985年，发展中国家几乎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到2020年，预期发展中国家60亿人口中的一半以上将生活在城市。其较高的收入和城市生活方式可能导致全球进口结构发生更多的变化，加速向高价值加工食品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许多粮食安全最为脆弱的国家增加粮食进口的幅度尤为显著。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粮食进口总值的年度增长率为5.6%，远远高于发达国家1.9%的年度增长率。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期间，个别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决定粮食进口增长速度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总体经济强劲增长的国家的粮食进口增长较快。农业部门快速增长的作用正好相反。人均农产品附加值增长越快，一般来说其粮食进口增长幅度越小。
上述作用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农民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增加种植、收获或放牧的规模，所以粮食生产对需求变化的反应相对较慢。国内生产的扩大还可能被国内粮食生产和分配系统固有的缺陷所阻碍。这类缺陷的例子包括生产力低下、将粮食送达城市消费者所需要的供给链和市场系统效率低下以及对进口产品缺乏竞争力，特别是后者可能从发达国家的补贴中获利。因而，当收入和需求迅速增长，进口可能比国内生产的增长更快。另一方面，农业部门较快的增长往往增加了国内粮食的可供应量，从而减少了对进口的需求。
对于经济增长缓慢且外汇收入有限的国家，粮食进口支出可能使其财政资源更加紧张。对粮食进口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收入（商品出口总值） 的比例进行分析，提供了衡量粮食进口“压力”水平的一种方法。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发展中国家平均粮食进口支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提高了一倍以上。对于最不发达国家这种增加最为显著，其粮食进口价值由国内生产总值的1%提高到4%以上。这意味着粮食进口支出总量的增长超过了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的增长水平，对经济资源形成了压力。
粮食进口总额与出口收入的比较，揭示了粮食支出可能对外汇产生的压力。这也揭示了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粮食安全最为脆弱的国家（最不发达国家）有限的外汇收入中用于进口粮食的平均支出比例日趋增大。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这些国家约4 3 % 的外汇收入用于商业性粮食进口，而其它发展中国家约为36%。从那时起，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比例增加到54%。而其它发展中国家下降到24%。
粮食进口与粮食援助
除了用于粮食进口的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和外汇收入的份额日趋上升，最不发达国家还是粮食援助的主要受援国。当深受粮食不足为害的国家所得到的粮食援助减少，预计商业性粮食进口即可能增加，而且各种数据往往证明了事实确实如此。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粮食援助的价值占粮食进口总值的比例提高，最不发达国家花费其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收入的较小部分用于商业性粮食进口。然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这种趋势已经逆转。与粮食进口总值相比，粮食援助的总值显著下降。显然，为弥补粮食援助的不足，最不发达国家使用了更多的国内资源来增加商业性粮食进口以维护其国家粮食安全。
粮食进口支出的变化是由进口粮食价格和数量的变化所致。进口价格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国际市场波动的结果。价格的上升降低了对进口粮食的需求，假如进口需求不变，则导致进口支出上升进口数量减少，从而给粮食安全带来了负面影响。当进口价格下降时，情况则正相反。进口数量的变化不但受到价格的影响，比如需求随价格变化有所调整，而且受到其它重要因素的影响，包括外部变化对国内生产和需求的影响。分析进口粮食价格和数量变化对最不发达国家粮食进口支出变化的影响，能够查明有关适宜政策，使其有利于降低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在国家一级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对重要粮食商品（小麦、稻米、粗粮、食糖、鸡肉、脱脂奶、大豆以及棕榈油）的一项抽样研究结果表明，商品价格和数量的变化决定了粮食进口支出的变化，不同商品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始终存在着差异。进口价格变化占进口费用的比例从35%左右至70%左右。对于基本粮食产品（诸如食糖、稻米、粗粮以及小麦），其价格变化的影响显著地（在统计意义上）低于那些价格和收入变化幅度较大的产品（诸如鸡肉和棕榈油）。这意味着最不发达国家主要粮食产品的进口支出更多地受国内生产变化的影响，这促进了对进口进行调整以满足国内基本粮食产品的消费需求。例如，假设大多数最不发达国家的基本粮食高度自给，其国内粮食生产所遭受的一次严重打击将导致进口需求的大幅度增长。假设最不发达国家的粮食安全消费需求维持不变，那么这种大幅度进口需求增长不会受到国际价格的很大影响。这些结果表明，从政策的角度来说，在降低粮食进口支出不稳定性的过程中，旨在解决基本粮食产品国内市场不稳定性的措施可能发挥相对较大的作用。
然而，在解决粮食进口支出所固有的不确定性上，应对国际价格波动效应的措施可能仍是其总体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口价格变化对最不发达国家的粮食进口支出产生重大影响。最不发达国家将其有限的外汇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粮食进口，对于国际粮食市场难以预料的价格峰值和波动特别脆弱。价格峰值被定义为不可预知的价格极度上扬，超过了可以预期的对价格和数量发展的正常反应。基本粮食产品的国际价格峰值可能带来外汇储备的严重紧张，尤其是国内粮食生产同时遭受不利打击的时候。
尽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许多基本粮食产品出现价格峰值次数已经减少，但是许多最不发达国家饱受了价格极度波动的危害，基本粮食产品中出现了很多次价格峰值，但这些国家为保障其人口的粮食安全必须进口基本粮食产品。
这些峰值的大多数是与影响世界范围粮食生产和市场的主要事件同步发生，例如1974-75年间的“全球粮食危机”。然而其它的峰值发生时间则与主要工业地区的重要政策决定相吻合，例如美国和欧盟国内支持政策的变化加剧了源自正常供求变化的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最不发达国家的粮食进口支出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其总体经济和出口收入的增长速度。最不发达国家的粮食进口支出也历经了非常大的波动，特别是关系到其总体经济增长和出口收入。毋庸置疑，高昂且无法预见的粮食进口支出，损害了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在国家一级上保障其粮食安全的能力。
由主要的政策决定而触发的市场急剧变化，看来已对这些易受害国家产生相当大的潜在破坏作用。对这些价格峰值及其与发达国家所采取的农业和贸易政策决定相关性的分析表明，在国际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中的有关政策，需要评估发达国家的农业和贸易政策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潜在影响，并要制定减轻这种影响的措施。除此之外，还应采取相应措施以减轻最不发达国家的易受害性，并通过解决世界价格短期波动问题，确保其从国际市场上获得稳定的粮食供应。
许多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出口收入依赖于少数农产品乃至单一农产品的出口。这种集中性使得这些国家极易受到于不利的市场和气候条件的危害。一次干旱或国际市场的价格下跌会很快地消耗掉其外汇储备，遏制其对基本进口的支付能力并使其陷入债务之中。
多达43个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总值2 0 %以上的收入依赖于单一农产品。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它们依赖食糖、咖啡、籽棉或香蕉的出口。这些国家大多深受普遍贫困之危害。43个国家的四分之三以上被归为最不发达国家，其年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900美元。
此外，最近的数据显示这些国家中仅有少数几个对农产品的依赖性有所降低。1986-88年至1997-99年间，其中有14个国家对单一农产品的依赖程度实际上增加了。仅7个国家成功地减少了对单一农产品的依赖性。在过去的20年中，这些国家所依赖的许多农产品的实际价格波动很大，总体价格显著下降（见第11页）。
出口收入的下降和波动严重破坏了这些国家的收入、投资和就业，使得其中的许多国家深陷债务泥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 M F）和世界银行将42个国家归到重债务穷国（HIPCs）之列。其中的37个国家依靠初级农产品获得一半以上的出口商品收入。全世界半数以上的可可和超过四分之一的咖啡是由重债务穷国生产的。
价格下跌的沉重代价
大多数农产品的实际价格都呈现下降趋势，并且其长期预测也不乐观。根据世界银行对2015年预测，虽然大多数农产品的实际价格都会高于目前水平，但是仍将低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水平。 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农产品价格的暴跌极具破坏性，将引发农村失业率的上升和出口收入的急剧下降。出口收入的减少危害了其支付进口粮食的能力，特别是对于那些粮食进口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很高的国家。 假如发展中国家有十种最重要（以出口价值计）出口农产品的价格提高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上涨水平，这些出口国在2002年要比实际收入多获得大约1120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全世界援助数量的一倍多。
价格波动的昂贵代价
尽管近二十年来价格波动的程度变小，但是许多农产品的价格仍极不稳定。干旱或大丰收可引发价格的高涨或下跌。事实上农产品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均会使价格波动迁延并加剧，尤其是对价格变化反应迟缓的多年生作物的供需变化。
库存减少而价格高涨时，农民会扩大种植，但无法缩短作物成熟收获所需要的时间。多年生作物需要几年的时间，例如咖啡或可可。假设需求并未因价格下跌而出现显著增加，进口国的供给会很快超过了需求，当农民最终提高了产量，价格已经下降了。这一结果就是价格短暂上扬之后将出现长期暴跌的模式。
总体而言，农业原材料和热带饮料价格的不稳定性往往高于温带产品。前者是发展中国家出口创汇的重要农产品。
价格的不断下跌和价格波动使发展中世界的农民和政府付出了沉重代价。农产品价格的急剧或持续的跌落使得债务难以偿还，短期的借贷变成为长期的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近期的一份出版物指出，重要的出口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下跌是15个重债务穷国的债务与出口比率出现危险恶化的主要原因。
因为出口提供了偿还债务所需的外汇，债务-出口的比率经常被用于衡量债务是否处在可承受的范围。该报告指出，有关国家依赖棉花、咖啡、腰果、鱼类以及铜的出口，所有这些产品的价格均呈现急剧下跌趋势。
通过提高生产力和降低成本，一些国家至少暂时成功地减轻了实际价格下跌对出口创收和收入的负面影响。然而，因降低成本革新的广泛使用加大了价格的下跌压力，而那些生产力未获提高的出口国（通常是最不发达国家）可能受到价格下跌和高于平均水平的成本的两面夹击。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水平的农业保护以及前者高水平的国内支持，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根据世贸组织农业协议，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启动了减少农业贸易壁垒的程序。但是农业保护的水平依然居高不下。
对于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国家，农业产品的平均边境关税为60%，而制成品的平均水平为5%。对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农产品， 估计美国的平均适用关税为12%，欧盟为20%，加拿大为17.5%，日本为22%（当然，这些平均值仅仅大体展示相对的关税范围，还受到产品和贸易流量中的国别构成的影响）。同时，一些发达国家专门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优惠贸易待遇，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扩大出口以及使其出口多样化的诸多机会。这些待遇日趋增多，包括对来自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口实行免税和免配额准入，比如欧盟的“除武器外全面免税”倡议。然
而，在多数情况下贸易优惠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关税也很高，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的扩大。
高昂关税的沉重打击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平均关税可能较低，但是其出口的许多农产品遭遇到显著高于平均水平的“ 关税高峰”，例如食糖和园艺产品。对于每一类农产品，发达国家设置了比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关税高峰和更高的平均关税高峰。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资料，发达国家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农产品设置了很多关税高峰，其中烟草高达350%，巧克力为277%，油籽为 171%，禽类为134%。
按粮农组织估计，如果发达国家的关税降低40-60%，发展中国家降低25-40%，并最大幅度地削减关税高峰，那么最不发达国家农产品出口值增长可高达18%。
关税升级限制了出口多样化
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还面临着关税升级，其中对精加工出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关税升级遍布于许多农产品链－将基本农产品转化为最终产品的加工步骤过程，例如将可可最终转化为巧克力。
粮农组织近来对16个农产品链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其中有12个深受关税升级之害，大部分是在加工的第一个阶段。该研究还发现，关税升级在农产品产业尤为明显（例如肉类、食糖、水果、咖啡、可可以及生皮） ， 而这些领域对许多最贫困的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
食品加工产业包括一些最高水平的关税升级和关税高峰。在很多情况下，完全加工食品的关税超过初级粮食产品关税的一倍以上。这被认为是限制发展中国家参与出口加工产品的一个原因。粮农组织最近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57%的农产品出口收入来自加工的农产品， 而发达国家则为68% 。然而，对于最不发达国家，农产品出口中加工产品的比例仅为20%。然而 关税升级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加工业投资，挫伤了降低对初级农产品的依赖性及使高附加值产品多样化的积极性。当然还有其它的一些原因阻碍了发展中国家转向附加价值农产品生产的垂直多样化发展，其中包括国内供应的限制以及由于国际市场日趋集中而导致的市场准入壁垒。
在目前的世界贸易组织农业谈判中，减少关税升级已被确认为最重要的市场准入议题之一。在所提交的45个谈判议题中，有13个呼吁实质性地减少关税升级，特别是对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的补贴
虽然关税普遍出现下降，但是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其它政策尚未得到充分改变。例如，虽然此类支持总量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减少了，但是某些发达国家的出口补贴和国内支持仍然很高，压低了世界市场的价格，侵蚀了尚无补贴的发展中国家生产者的市场份额和收入，使许多严重依赖农产品出口国家的外汇储备流失。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国家每年对农民的支持总量超过2000亿美元。对 诸如稻米、食糖、牛奶、小麦和肉类等产品的支持尤其高。如世界银行最近的评述所言“虽然官方出口补贴的数量可能较小且日趋萎缩，但由国内支持所产生的实际出口补贴却日趋增加”。显然，国内支持对世界市场农产品价格影响的程度，取决于所采取的支持形式以及对其进行“脱钩”的程度。
就棉花而言，尽管美国和欧盟没有出口补贴，但是各种形式的直接支持使得农民以少于生产成本的低价出口其生产的棉花。对于发展中世界的棉花生产者和棉花出口国来说，与发达国家高补贴的棉花出口进行竞争的代价很高（见插文）。与之相似，由于欧盟每年对甜菜农民的补贴总量超过22亿美元，其业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食糖出口者。欧盟出口的食糖价格比其生产成本低75%。
发展中国家的制约
发达国家的关税、补贴及其它贸易扭曲政策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份额和出口收入。但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政策、重点以及条件，也是导致其丧失竞争力以及不能实现多样化并转向更有利可图和波动性较小的出口领域的原因。
在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期间，许多发展中国家撤销了先前对农产品国内贸易和价格进行垄断控制的国家营销委员会。农民不再被强迫按远低于世界市场价值的定价出售其产品。例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加纳种植可可的农民仅能得到其产品出口价格的6%。现在他们可得到40%以上。取消了几乎等同于没收的农业税收，这恢复了农民增加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
但在很多情况下，营销委员会的撤销导致了机构的真空。农民通常是依靠该委员会获得信贷、肥料和其它投入物，以及获得推广和培训服务。由于该委员会已不存在，多数情况下政府和私立部门两者都没有起到这方面的作用。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小农都面临着无法获得信贷和投入物价格高涨的问题。市场基础设施和信息渠道的缺乏，导致他们易受价格波动的危害和遭受贸易公司的盘剥，这些私营公司常常取代了原先的国家垄断。与此同时，农业上的公共支出一直出现缩减。在很多国家，撤销营销委员会之后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下降了。
直面挑战与机遇
缺乏信贷、推广服务及可靠的市场信息，对农民的能力建设形成了威胁，从而使农民无力打破对传统初级农产品的依赖及转向多样化和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出口。近年来，在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传统农产品的价格出现徘徊或下降的同时，对水果、蔬菜和其它非传统农产品出口的需求增大。
转向新作物及新市场需要培训和投资。非传统农产品出口市场的新进入者也必须满足支配这些产品市场的超市和大型零售商确定的高质量标准和严格的交货时限要求。
发展中国家的小农户正面临着日趋边缘化的危险，除非他们进行调整以适应这些条件。例如，为了进入新鲜水果和蔬菜产业，小农户需要建立营销组织，发展通信系统以及获得培训和工具，以便交付经过了清洗、修整、切削、分级和标识的产品。
虽然一些小农户有效地完成了这种转变，但应对这些挑战难度很大。一般来说，只有较为富裕的农民和某些较为富裕的发展中国家在转向非传统农产品出口的多样化过程中取得了成。另一方面，最不发达国家的非传统农产品出口和农产品出口总值都在持续下降。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世界加工农产品贸易额增长远远快于初级农产品贸易额的增长。1981-2000年间，加工农产品出口的年增长率为6%，而初级农产品仅为3.3%。其结果是加工农产品在农业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从1981-1990年间的60%提高到1991-2000年间的66%。谷物、水果、蔬菜、豆类、热带饮料和禽类产品的加工制品的增长率尤为突出（高于6%的平均值）。
农产品贸易中初级农产品份额的下降是由诸多因素所致。在需求方面，全球收入增长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促使消费者将其收入的更大部分用于购买制成品和加工品。在供给方面，包装和加工技术的不断改进，较低的运输成本以及贸易壁垒的减少，愈加推动了加工农产品贸易的发展。与加工、包装、广告、经营和销售相关的高成本，势必使得初级农产品在加工产品的最终价值（价格）中所占比例下降。随着合成替代物的发展，其它经济领域对农业原材料的使用也逐渐减少。
尽管某些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加工农产品出口中的份额得以提高，但是发达国家获取了该领域迅速增加贸易的大部分。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仍然严重依赖初级农产品的出口。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加工农产品出口中的份额从1981-1999年间的27%下跌至1991-2000年间的25%。最不发达国家作为一整体，同期加工农产品出口的份额从非常小的0.7%下降至0.3%。
发展中国家失去了市场
发展中国家加工农产品出口份额的下降，在可可和咖啡这类产品上尤其明显。随着加工阶段的发展，位列世界出口前十位的可可生产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份额呈下降趋势。可可贸易总额中巧克力出口的比例从1975-80年间的22%提高至1998-2002年间的58%，而同一时期这些国家的巧克力出口份额从2.4%下降到2%。
与之相似，在1 9 7 5 - 8 0年间至1998-2002年间，前十位咖啡生产发展中国家的生咖啡出口比例一直保持在67%左右，而同期其焙烤咖啡出口比例从8.5%下跌至1.8%。进口国家的市场准入和市场进入壁垒限制了发展中国家扩大其加工产品出口的能力。特别是关税升级，其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多数加工农产品出口的市场准入壁垒。
若干研究结果表明，农产品链日益被少数几个拥有巨大市场势力的跨国企业和销售公司所控制，特别是那些高价值的作物及加工产品。
在扩大加工农产品的贸易过程中，国内的供给限制因素也制约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利用此机会的能力，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限制因素包括陈旧的技术；运输、贮存和销售基础设施不足；法律法规不完备以及不利于农业和出口的贸易和经济政策。
不制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向发达国家出口的关税和其它贸易壁垒已经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若干研究业已表明，从长期来说，减少发展中国家相互间的农业产品贸易壁垒亦会使发展中国家获益良多。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农产品贸易以每年8 .8 % 的速度迅速增长， 超过了向发达国家出口4.2%的增长。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农产品出口比例的增长超过三分之一，从31%提高到44%。
这种贸易增长大部分发生在发展中地区的相邻国家之间。拉丁美洲的区域内贸易增长最快，运往地区内其他国家的出口装运量的比例增加了90%以上。
区域贸易协议
区域贸易协议（RTAs）的增多为减少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壁垒，刺激相互贸易做出了贡献。在许多发展中地区，区域贸易协议被认为是促进贸易以及使贸易多样化的工具。事实的确如此，尤其是那些在区域内降低了农产品贸易关税和其它贸易壁垒的协议。粮农组织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区域贸易协议是拉丁美洲地区农产品贸易迅速增长的主要激发因素。
然而，一些较为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贸易协议却未导致农产品贸易的显著增长。其中很多是受到主要的结构性和政策性障碍的限制，包括运输和通讯设施不足以及市场和投资机会信息的贫乏。缺乏区域一级的标准化包装、分级和质量控制体系也妨碍了扩大贸易的努力。 以往的许多区域贸易协议故意地将大部分农产品贸易排除在外。农产品或粮食产品往往被划为“敏感”类，允许成员较为缓慢地降低关税并且将对这些产品的关税保持在较高比例或者完全排除。
近十年中达成的区域贸易协议在农业待遇上更加全面。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南方共同市场取消了几乎所有的农产品贸易壁垒。
区域贸易协议数量和规模的增长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区域贸易协议的数量增长迅猛。自世界贸易组织于1995年成立以来，形成了许多新的区域贸易协议，其数量与此前37年中产生的区域贸易协议数量相同。每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平均加入了五个区域贸易协议，而有些国家加入了十个或更多（见地图）。
区域贸易协议的结构也日趋复杂。许多区域贸易协议之间都有重叠。区域贸易协议网络涵盖一些大陆，甚至跨越了不同大陆。很多计划如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跨越了南北鸿沟，包括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但是，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对墨西哥农业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告诫提示，即区域贸易协议会有成功者也会有失败者，特别是当其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截然不同的国家在内的情况下（见插文）。
农产品链日趋被跨国贸易、加工和销售公司所控制，特别是那些高价值的作物和加工产品。例如，从农民到消费者的过程中，全世界近40%的咖啡贸易仅由四个公司所控制，而45%的加工仅由三个咖啡焙烤公司完成。
这些大公司日益主导了世界农产品市场，对于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施加了日趋增大的直接影响。正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所指出的，由于国内生产商外包、新供应商的发展以及现有供应商的提升所建立的经济联系，这种集中可带来巨大的利益。可靠的数量和一致的质量是跨国公司商业经营的关键所在，它们与供应商建立关系以便为此提供保障。这包括在产品研发、技术转让和培训方面的合作，农业合同以及财政援助。因而，对于某些生产商和供应商来说，这些变化提供了空前的发展机会。但是，如果没有外部援助以提高其效率和竞争力，许多小农和国内贸易商难以满足新的市场要求。
大公司日渐增强的主导地位可体现在三个层次上：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国际市场以及进口国家的零售市场。
大公司控制着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
在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特别是在许多营销委员会被取消之后，具有仓储和运输设施的大公司能够发挥其金融和后勤优势。目前，很多公司依照其明确的要求和价格直接从农民手中购买产品。那些能获得廉价金融服务和优良后勤服务的农民和贸易商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大型企业在上述两个方面都具有优势。
例如在肯尼亚，水果、蔬菜和切花的出口已成为第二大外汇来源。该产业每年赢利3亿美元，雇用7万多名工人。然而，随着出口规模的扩大，供应商的数量、小农生产所占份额以及国内中小规模出口商的装运量均随之下降了。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园艺出口出现繁荣之前， 小农生产了肯尼亚70%的出口水果和蔬菜。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40%的产品是由发达国家进口商所拥有或直接租借的农场生产，另外42%是由大型商业农场生产。在此有利可图的产业中，小农的份额萎缩至仅仅18%。在出口商中， 七家大公司控制了75%以上的市场。
国际贸易的集中化
在国际一级，少数垂直一体化公司日益加强了对农产品贸易的控制。伦敦的可可贸易公司数量从1980年的三十家减少至1999年的十家左右。与之相似，六个大型的巧克力制造商占据了世界销售量的50%。
前，少数垂直一体化公司控制了油籽和食用油的生产、销售和国际贸易。仅三个全球性公司就控制了欧洲80%和美国70%以上的大豆榨油市场。
谷物贸易、贮存、加工和制粉也被少数几个大公司所控制。在美国，三个或四个公司控制了60%的谷物终端加工设施，61%的面粉制作，81%的玉米出口以及49%的乙醇生产。
超市控制了零售业
在零售层面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超市发展迅猛。例如在拉丁美洲，超市提高了其在食品零售上所占份额，从1990年的不足20%发展到2000年的60%。世界范围内，名列前30位的连锁超市控制了近三分之一的食品零售。在国家一级，五个最大的零售商控制了欧盟和美国30-96%的食品零售。
超市在市场的主导地位使其对生产、销售和贸易拥有巨大的调控作用，包括将发展中国家供应商直接纳入其中。为简化运转，多数超市宁愿与有限的供应商合作，因为这些供应商具有满足其质量要求和交货时间安排的能力。
如在上面肯尼亚园艺的例子中所引述的，在扩大的贸易中仅是少数大型的商业生产商从中渔利。多数小规模的生产者则被排斥在外。
农民在产品最终价格所占份额
在这些产品出口所产生的最终收入中，农民和生产国所占份额显然很小，这已经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种植者的价格确实只占产品最终零售价格的一小部分，其范围从低至4%的籽棉到28%的可。
甚至对于几乎不需要任何加工的香蕉，国际贸易公司、经营商和零售商仍得到零售价格的88%，生产国所得低于12%，而种植工人仅仅获得近2%。
然而，不了解市场和销售的成本结构就很难判断“适宜的”农民份额究竟是多少。最终产品中较大的附加值成分也将必然会减少此份额。更为重要的是返回到农民手中的绝对值。需要对农产品价值链进行更详尽的分析以确定利润是否具竞争力。
依赖于农产品出口的农民和国家，不得不面对国际市场上农产品实际价格的长期下跌趋势和短期的波动。实际价格的长期下跌趋势反映了生产力和产量的增长趋势超过了需求的增长。价格波动反映了外在因素例如气候的影响。这些问题被市场扭曲所激化，这些扭曲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关税和补贴，发展中国家的关税以及大型跨国企业在某些农产品供应链上的市场力量。这些扭曲也限制了部分生产者和出口国进入有利可图的市场，阻碍了其力图获取最终产品价格 中更大份额的努力。
产量增长超过需求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主要农产品出口产品的平均产量提高了几乎三分之一。同时，新的重要生产国进入了若干农产品的市场，例如越南的咖啡生产。
生产力的提高和新生产者的增加促进了供给的迅猛增长，但农产品的需求增长缓慢，即使在价格下跌和消费者收入提高的情况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级农产品贸易的增长低于制成品增长率的三分之一。
国际农产品价格的波动会使长期价格趋势变得模糊不清，其本应导致对对市场供求进行调整。此外，在供给方面，价格发生变化时农民无法迅速提高或降低生产规模，尤其是涉及到多年生作物的情况。因此，即使面临价格下跌，生产仍保持原来的水平，从而恶化了市场平衡问题。在需求方面，较低的价格一般不会明显刺激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增加其对食品和其它基于农产品的产品的购买。许多基于农产品的产品被认为是必需品，无论价格变化与否都必须购买。零售中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在任何情况下都难以察觉，因为基础农产品价格往往只占加工产品最终零售价格的一小部分。发展中国家加工的程度可能较低，作为对世界价格下跌的反应，其对基础产品的需求可能增加较快。但是，在这类国家中许多国家采取的一系列的政策干预可能使得其国内市场价格不能反映世界市场趋势。
应对供应过剩问题
二十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有关国家试图通过国际农产品协议（ICAs）来稳定价格从而解决农产品价格问题。国际农产品协议依赖于出口配额协议或库存管理，但一般认为其在保持稳定、有利的价格方面业已失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多数国家放弃了国际农产品协议或将注意力转至信息交流和提高市场透明度上。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农产品价格的崩溃使得通过“生产国单方协议” 控制供给的方式再度受到关注。例如，咖啡生产国成立了一个试图抑制出口和提高价格的联盟。但是，事实证明在成员中维持纪律相当困难，特别是在面对来自非成员“免费搭车者”的进攻性竞争的情况下。
维持协调一致的市场干预很困难，这刺激了对价格保险、提前定价体系及其它计划的兴趣，以便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进行管理。虽然这些措施颇有希望，但尚需建立其广泛应用的制度性措施。
长远来看，消除某些农产品供应过剩的最佳途径是减少高度保护性生产和高成本的销售，同时通过在贫穷国家减轻贫困和提高收入以增加需求。对于发达国家这意味着将土地和劳动力从过度补贴的农产品生产中撤出，使生产者转向其它的就业和收入来源。在没有关税、补贴和其它扭曲措施的市场上，首先退出的应是那些生产成本高的生产者。对于某些产品诸如棉花、食糖、奶制品和稻米，受益者是那些拥有丰厚补贴的欧盟和美国的农民，而非最不发达国家中那些竭力以较低成本生产高品质产品的农民。然而，消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农业支持，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最不发达国家出口的增长。立即从中受益者可能主要是非补贴的发达国家出口商和一些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
出口多样化是发展中国家生产者摆脱对某些农产品出口的依赖性的途径之一，这些农产品已经是供大于求了。但是，其必需具备的前提是农民具有广泛的替代选择，包括高价值的作物，将基本农产品加工为具附加值的产品以及非农业活动。此外，多样化需要获得信贷、培训以及农民为利用这些机会所需要的其它资源。
一些发展中国家已成功地变为水果、蔬菜及其它非传统产品的出口国。然而，对大多数国家而言，仅是具有较完备基础设施的国家中的大规模商业化农民能够从中获益。小农以及最不发达国家是难以筹集必要的投资资源并获得培训，而这些资源和培训是转向新作物和满足高质量标准及严格的交货时限所必需的。建设有助于小农参与该发展进程的制度性结构，认识是当前所面对的挑战之一。
将基础农产品加工成具附加值的产品，是生产者使其出口多样化和提高在最终产品价值中所占份额的另一个途径。基础农产品和消费者产品之间的价值差异会很大。但是，这种垂直多样化的机会常常为关税升级和市场准入壁垒所阻挡，前者主要存在于发达国家， 后者来自集中的市场结构。
从需求方解决供应过剩问题的方案
通过采取旨在推动消费国家需求的措施，也可从市场的需求方来解决供应过剩问题。
事实证明，一般的促销活动在刺激某些商品的需求方面是有效的。一般的促销活动不同于为特定产品和品牌所做的广告，它旨在提高一种商品的总需求，例如香蕉或茶叶。一项将香蕉作为能量来源的长期推销活动，帮助英国将香蕉消费量提高了两倍，使香蕉成为该国最受欢迎的鲜食水果。
类似的一般促销活动可推动其它农产品的消费者需求。但是，如果没有细致的分析和计划，加工者和零售商可能获得由此而来的大部分利益，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仅得到少许或者一无所获。如何为此类计划寻找机构经理人并向他们提供资助以便将免费搭车者问题减到最小的方法，也将是我们所面对的挑战之一。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环境问题以及社会公平的关注也创造了另一个专门机会。与传统农民相比，出售经过认证的有机和“公平贸易”产品的农民往往享有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和较高的价格。虽然目前经认证食品的市场份额尚小，但是这些产品的销售一直在稳步而迅速地增长。在增强其市场地位和获得信贷方面，认证也给农民带来了更多的利益。
尽管有这些好处，但是当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农户试图利用社会和环境认证时仍会面对很多障碍。向有机农业的转变需要投资和培训。至少在一开始，还可能会出现生产成本上升并且降低产量。
虽然农民的投资可以通过向质优价高的市场的销售而得到补偿，但认证过程本身可能是昂贵的，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小农，因为这些国家缺乏本地认证机构而必须依靠外国机构。对生产记录和可追溯性的广泛要求也给小规模农户带来严重的问题。结果是某些认证项目往往有利于大型的商业化农场。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中，目前专门用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小规模生产者的公平贸易体系是极为有限。
消除市场扭曲
国家政策和市场的集中加剧了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供应过剩问题。发达国家的高农业关税和生产者补贴限制了市场准入，压低了农产品价格。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市场成长最快，但一般也是加以高度保护的。
在大多情况下，国内支持使发达国家的农民与市场力量隔离，即使当价格很低时仍鼓励其扩大生产，允许其以实际上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口。欧盟和美国是世界上棉花、小麦、玉米、脱脂奶粉以及食糖的最大出口国。这些农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其在非扭曲市场的流行价格，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低于生产成本。
由于世界市场价格被限定在这些人为导致的低水平上，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深受失掉市场份额及本地市场不公平竞争之为害。补贴也扭曲了一些生产国的成本结构，激励了低效率的生产者扩大生产。供应过剩的负担被转嫁到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身上，即使其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进行生产。与此同时，因为取消关税和补贴将导致更高的粮食价格和进口支出，贸易自由化可能给进口粮食的发展中国家带来负面影响。
少数强大的企业对农产品价值链的控制还可能驱动农产品价格的下跌，侵蚀最终产品价格中属于生产者的份额。当市场聚拢大量相互竞争的供应商对抗少数大规模买主时，这些买主有可能获得确定价格的最大影响力。当这些买主还与加工者和零售商在垂直一体化产品链上发生关系时，他们处于有利位置，能够得到最终产品中属于贸易者、加工者和零售商的那部分价值中较大的份额。另一方面，还必须认识到，假如食品工业大多都出现了规模化的实体经济，大型跨国公司和小规模生产者的联合则由可能提供一种使最不发达国家的贫穷农村生产者免于边缘化的途径。
诸多研究表明，当农产品价格上升，较高的价格很快被传递到消费者。但是当农产品价格下跌，零售价格很少随之下降。例如，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以来，甚至在咖啡价格急剧下跌的时候，全球咖啡零售销售额仍提高了一倍以上。咖啡出口国从这些销售中得到的份额从35%左右下降至10%以下。
行动议程
解决供应过剩问题和消除市场扭曲将需要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的一系列行动。
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必须将重点置于减少发达国家农产品关税、生产者支持和出口补贴，消除损害发展中国家加工产品出口的关税升级。同时，为了鼓励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并允许其消费者从下降的世界价格中获益，发展中国家应降低关税。必须对最不发达国家给予特别关注，其中许多国家还严重依赖农产品出口和粮食进口。为帮助发展中国家利用农产品市场，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
■开展能力建设以便利用贸易机会和有效地参与贸易谈判；
■解决低收入经济体的贸易优惠逐渐丧失问题，以及对于在目前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失去这些优惠所带来的损失提供可能的补偿；
■筹集资源以支持一般的促销运动、转向非传统农产品出口的多样化发展以及通过出口加工产品增加价值；
■制定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的计划，帮助农民利用保险来应对可能损害其作物或国际市场上破坏性价格的打击。气候保险、提前定价体系和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保险是拟定计划的组成部分，旨在应对农产品市场固有的波动；
■完善向生产者和贸易商提供信息的渠道，包括有关与超市签订合同的机会以及对有机农业和公平贸易认证技术要求；
■制定国际计划，以增加向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资源流动，提高农业的竞争力，发展能提供就业和收入替代来源的非农业部门；
■支持生产者旨在进行商业化组织的合作社和其它行动，以便加强其在强大跨国企业所控制的市场上的影响力；
■确保农民能够获得信息、培训、信贷及其它所需要的资源，以有助于其转向高价值作物、加工或其它获得收入的活动；
■加大投资以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粮食生产能力，增强其对进口粮食的竞争力。
《2004年农产品市场状况》主要依据由粮农组织商品及贸易司(ESC)所提 供的数据及分析，以及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所提供的统计资料。本书各部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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