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的农业扩张缺乏私人资本,获得技术的渠道又十分有限,这就要求建立广泛的公共融资机制,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尽管大部分投资都来自国内,但在一些急需领域,比如购买进口设备方面,来自国际和外国的资金至关重要。
印度尼西亚当地工人在修建一条70公里的运河。这是政府实施的一项用于灌溉6000公顷土地的项目,并得到了粮农组织专家的支持。 ©粮农组织/E. SCHWAB

信贷大幅增长,即便是在贷款利率过高导致许多小农无法企及的国家也是如此(战争结束的10年后,印度农业贷款的90%仍由放高利贷者提供,利率一般都很高)。到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在南亚和东亚,一系列立法改革将土地所有权转让给种植者,并鼓励合并零散的所有权,从而消除了土地有效利用的体制障碍。在实行所有权证正式登记方面也获得了巨大进步,许多国家还规范了农业税收制度。
在后来被称为发展中世界的一些国家,水的利用和控制得到了改善,在这方面取得的进步最为显著的是墨西哥、泰国、新独立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许多其他国家对水资源进行了第一轮系统性的调查。灌溉系统也开始投入应用。
在苏联和中国,农业集体化或已完成,或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也在水资源管理和农业的其他方面报告了进展。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和冷战已将二战刚结束时形成的合作精神消磨殆尽。在此过程中,敌对势力之间的信息交流逐渐减少。同时,较贫穷的国家在报告方面综合能力不足。
第一个25年
尽管存在数据缺口,但有证据表明全球大部分地区在农业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农业机械普及率出现了巨大飞跃。登记的拖拉机数量增长了三倍,从而释放了大量原来用于种植役畜饲料的土地,用于种植粮食。
加纳Akesombo的伏尔塔河大坝建成后,工人在两个新移民村之间进行道路建设。 ©粮食署/粮农组织/Peyton Johnson

植物育种也经历了充分发展。在一些欧洲国家,杂交玉米使单产得到大幅增长。发展中国家使用了新型合成农药和选择性除草剂后,基本作物的生产率也得到迅速提高。到20世纪60年代,亚洲各国都普遍使用改良的高产水稻品种和新品系。整个亚洲大陆从绿色革命中获得了最丰厚的回报,在近30年内,高产水稻品种在所有作物中的占比提高到三分之二,近90%的麦田种上了现代小麦品种。
一名粮农组织专家采用从耕地中滤出盐的方法,在突尼斯进行水稻种植实验。 ©粮农组织

20世纪50年代以来,畜牧业得益于更系统化的畜群登记和人工授精的广泛使用。较贫穷的国家设立了国家兽医服务机构,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在每公顷每头动物单产方面取得了巨幅增长。
一名粮农组织喀拉库尔绵羊专家在阿富汗为喀拉库尔羔羊拍摄照片,作为选育过程的一部分。学生在一旁观看。 ©粮农组织

总体而言,在粮农组织成立后的10年里,全球粮食产量比二战结束后增加了四分之一,在人均方面也有所增长。
即便如此,所取得的进步也远远不均衡、不充分,而且也并非不会发生逆转。总体上,尽管农业获得了切实增长,但与工业领域的增长幅度相比显得相形见绌,而工业增长是西方国家战后蓬勃发展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撒哈拉以南非洲并没有很好地利用绿色革命的机遇,而是受制于一系列问题:资本短缺、土地所有权不规范、农业投入仍处于初级水平、获得信贷和技术的渠道有限。在此后的数十年里,该区域一直是国际发展努力的重点。
在粮农组织成立后的最初25年里,农业供应链脆弱不堪,在确保人们普遍获得食物方面也存在长期难以攻克的难题(即便对那些大大得益于绿色革命的国家而言也是如此),而这些困难很大程度上也与各种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造成的突发性灾难不无关系。
1962年9月1日在伊朗北部布因扎赫拉地区发生的强烈地震导致1.2万人死亡。这次事件从人类角度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而对新成立的人道主义机构 — 世界粮食计划署来说则是一次压力测试。这个由联合国和粮农组织共同成立还不到一年的机构在地震发生后,迅速筹集了1500吨小麦、270吨糖和27吨茶叶。此后数十年间,粮食署发展为成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组织,为世界半数国家提供粮食援助。
修复和翻新在1962年伊朗地震中严重损坏的旧灌溉水坝。村民要求政府和粮农组织提供财政援助和技术咨询。 ©粮农组织/J. Krosschell

在1945至1970年间,农业生产一直在不间断地增长。然而,人们也意识到,尽管粮食增加对预防饥饿至关重要,但即便有充足的粮食,单此一项也不足以消除饥饿。实际上,在此期间,消除饥饿一直可望而不可及。换言之,罗斯福总统的第四个自由一直处于“穿越群山”之后才能看到的不断变化的地方,而通往目的地的道路从来都不是笔直开阔的,往往还会遇到冲突、不公平和忽视等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