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粮农组织历史上,最近的这个阶段正值可持续性概念的兴起。作为一个全面的指导原则,可持续性逐渐成为人类发展和地球生物管理领域的核心理念(尽管不一定在实践上占主导地位)。这一理念包括应对粮食及农业问题的方针。
生产主义不再占据主导地位,环境、人权和全球健康领域的多个话语体系开始融合。粮农组织及其他合作伙伴为这个新出现的范式贡献了“粮食安全”这个强有力的组成部分。自世纪之交以来,这个新愿景先后因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通过而得到加强。
到20世纪90年代,北美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实行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实现了粮食产量飙升,所生产的粮食规模是粮农组织成立之时无法想象的。随之出现的一些现象,如农业企业大合并、剩余产品积压成山、动物的饲育方式不断追求更高产量、单作的普遍运用、过度加工食品兴起等,都表明生产模式和供应链只是一味地让商品塞满超市手推车,却很少关注资源保护、环境关切和营养均衡。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土壤遭到侵蚀、沙漠扩大、森林退缩、野生生境减少、农业仍然缺乏资金投入、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饥饿和营养不良仍然导致上亿人健康受损。
一名妇女从巴格达市场的摊位购买水 果,该摊位出售柠檬、葡萄和石榴。 ©粮农组织/Rosetta Messori
1996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粮农组织举办的世界粮食首脑峰会上表示,持久存在的贫富悬殊现象“对人类来说是不可承受的”。一年后,粮农组织发起了电视粮食集资运动,为农民筹集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并资助了100多个国家的项目。
第三个25年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意大利罗马粮农组织总部举行的世界粮食首脑峰会上致辞。 ©粮农组织/Luigi Spaventa
这些举措受到了一个古老智慧的启发,即贫穷和饥饿是互相依存的,必须共同解决。但是,鉴于这种认知是源于对人类更宏伟抱负的了解,新的、更为明确的政治方面的考虑介入其中。冷战结束多年后,善治的作用得到普遍颂扬。
赞比亚社会现金转移计 划的受益人领取现金。 ©粮农组织/Ivan Grifi
在90年代中期至后期,随着对粮食安全的追求与环境保护和人类健康紧密联系在一起,粮农组织加大了控制有毒农药的力度。与此同时,农业与知识产权法这两大领域之间开始发生交集。2001年,经过多年的磋商,在粮农组织的协调下,《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应运而生。该条约规定,植物育种者、农民以及公共和私人研究机构应公平分享遗传材料。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更多的层面和责任浮现出来,当中包括:性别不平等(有证据表明粮食不安全对妇女和女孩影响更甚);生物多样性丧失,破坏了贫困社区的食物来源;土著人民处于困境,经常被边缘化,其独特的农业知识也存在消失的风险;以及强大的机构在多大程度上能有助于消除饥饿。
将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视为进步快速通道的发展中国家发现,粮食不安全的代价高昂。研究表明,非洲国家因粮食不安全问题导致的损失高达年生产总值的16%,因为儿童营养不良会限制受教育程度,缩短工作年限,降低生产率,并拖垮公共卫生系统。
粮农组织北欧办事处协办的联合国日活动上,一名年轻女孩展示手上的千年发展目标“纹身”。 ©粮农组织/Linn Liviin Wexell
简而言之,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国际社会一致认为,要治愈一种顽疾,就必须解决很多问题。人类发展的使命可以细分为诸多任务,但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有的操纵杆都必须同时按下。
2000年,联合国通过了8项千年发展目标,为全人类制定了详细的任务表。同年,粮农组织战略框架中的措辞也基本体现了同样的精神:影响深远又细致入微,雄心勃勃又关注细节。该框架设想了更多行动方向,也认可了更多利益相关者。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作用得到明确认可。
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当地 儿童给农民营养学校的厨房菜 园浇水。 ©粮农组织/Manan Vatsyayana
粮农组织开始聚焦小农问题、社区一级的关切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对包容性和问责制方面的期望作出更积极的响应;较少关注抽象的总计数据,较多关注弱势群体。养护和可持续性开始被频繁提及,集约化和追求生产率的主导性下降。
总体而言,这些做法是富有成效的。极端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饥饿率降低了,一系列其他改善人类福祉的措施也显出成效。2015年,备受鼓舞的全球社会加快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统称《2030年议程》。该议程几乎穷尽了全世界一切问题,共制定了16个目标和一个方法性目标,对从健康到性别平等再到水下生物的社会和环境进步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规划。在这些目标下,又制定了169个具体目标,明确了行动领域,并设立200多个指标。
在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中较为突出的、仅次于最高优先级的“无贫穷”这一目标的是“零饥饿”。粮农组织为这些目标的制定提供了技术投入,并成为一系列指标的联合国指定托管机构。这些指标包括:饥饿、农业可持续性、妇女的土地所有权、水资源压力、鱼类种群可持续性和可持续森林管理。
随着粮农组织的责任扩大,其工具箱也随之丰富充实。为应对繁重的衡量任务,粮农组织充分利用了其在统计和数据处理方面的精湛技术,开发了一批应用软件用于连接小农与市场,帮助管理牲畜,控制破坏农作物的有害生物传播。粮农组织还利用无人机从空中评估自然灾害的风险,制定教育计划来培训青年农民并提升农业劳动力水平,还提供开设城市和室内农场、大棚菜园和水培果园等方面的培训。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藜麦种植,这是“安第斯种子”项目的部分内容。 ©粮农组织/Claudio Guzmán
粮农组织开始强调提升粮食价值链的重要性,它可以使小型种植者为自己的产品找到出路并确保质量控制,提供体面的工作,并有助于土著社区对接小众、优质食品的需求。粮农组织还构思了物流方面的解决方案,开展了密集的宣传活动,以减少损失和浪费(据估计,仅损失一项就消耗了全部种植粮食的七分之一)。总而言之,粮农组织开始从整体上重新思考粮食体系,呼吁对其进行改革,以构建有助于消除贫困、饥饿、营养不良及保护脆弱生态系统的良性政策循环。
而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应对冲突不断爆发和极端气候变化的双重不利情势下进行的。一些最不发达国家最为深受其害。在非洲南部,严重干旱和致命洪水交替发生,引发了循环往复的饥饿危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因资源匮乏和脆弱的社会而遭遇气旋和飓风的重击。从北美洲到大洋洲的富裕国家都遭受了愈发频繁的毁灭性火灾。部分地区由于传统食物的来源枯竭,历史悠久的农耕方式逐渐被摒弃;而其他地区兴起了热量丰富但营养缺乏的单调饮食,引发了大量超重和肥胖问题。许多国家同时出现了上述两重现象。在某些情况下,暴力和不稳定是结构性粮食不安全的加速因素。
在南苏丹Jonglei州Padding,妇女们正在搬运装有粮农组织捕鱼工具包和种子的布袋,用于分发给当地社区。 ©粮农组织/Albert Gonzalez Farran
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演变成悲剧性的常态。在叙利亚、南苏丹、也门和尼日利亚东北部,冲突肆虐或酝酿数年之久,夺走了上万人的生命,并使数百万人处于饥荒的边缘。饥饿被用作战争的武器。2018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明确承认粮食不安全与冲突之间存在着关联,这一事实令人沮丧。
随着冲突升级、有害气体堆积、生物多样性丧失,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已经连续10年下降的饥饿人数再次开始攀升。据《2020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粮农组织牵头开展的权威研究)显示,全球有近7亿人口仍然食物不足,有整整20亿人口正面临广义上的粮食不安全。距离可持续发展目标2“零饥饿”的截止期只有10年时间,但实现该目标的期限肯定需要延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