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量的角度来看，粮农组织成立以来的第二大篇章是以相对高调的姿态开启的。据1970年的《粮食及农业状况》报告记载，自1948年以来，粮食总产量增加了70%，年增长率为2.7%，比较可观。在渔业部门，增长速度更快，为4.4%，十分亮眼。大体而言，粮食产量增长与人口增长的速度相当。
然而，尽管从表面上看事态发展良好，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信号。一方面，饥饿继续造成大量死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粮食生产年均增长率只有0.6%，而且即便有收益，也无法维持。
1978，中国 女孩从果园里采了一篮梨。 ©粮农组织/Franco Mattioli
《1970年粮食及农业状况》报告（节选）
本报告的这部分总结章节进一步证明，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争取粮食生产充分快速增长的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转折点 [……]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采用谷物高产品种后取得的一个主要成果是，重又获得了更高程度的粮食自给自足，其中部分国家甚至已经出现、或者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产能过剩。1970，圭亚那
新品种高产水稻在圭亚那种植。 ©粮农组织/J. Ciganovic
1972年，粮食生产自战后以来首次出现下跌，获得的剩余全部耗尽。与此同时，石油危机重创西方经济，导致近30年来不间断的经济扩张惨淡落幕。
1970，圭亚那 新品种高产水稻在圭亚那种植。 ©粮农组织/J. Ciganovic
同繁荣
1970-1995第二个25年
除经济冲击外，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工业国家，自60年代末开始累积的社会矛盾逐渐明朗化，乐观主义逐渐消失，人们普遍认为一个欣欣向荣的周期已经结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战后和去殖民化后的这段时间，还没能实现人民生计的大幅改观；经济领域的赋权落后于政治领域。到这个十年期结束时，坦桑尼亚领导人朱利叶斯·尼雷尔在一次世界农业改革大会上还谈到，人们继续遭受“难以置信的痛苦和肮脏”。
随着经济受到冲击和增长停滞，环境方面的关切受到人们的关注。
随着取得线性进展的希望落空，既定的生产和消费模式遭到质疑。在尽管富裕但经济暴跌的西方，环保意识正在萌生。对环境问题较为敏感的人士首先在社会和文化层面、继而在政治上发出越来越强烈的呼声。早在1962年，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便详细描述了大肆使用农药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的破坏。该书呼吁开展环保行动（这在当时还是新生事物），为美国1972年颁布滴滴涕禁令奠定了基础，并将继续对美国的舆论和公共政策带来深远的影响。
《寂静的春天》
雷切尔·卡森 著（节选）
任何一位有责任感的人都不会认为我们可以对虫媒病置之不理。但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采用饮鸩止渴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是不是既不明智，又不负责任？世界听惯了一边倒的喜报，以为只要控制了病媒昆虫就能战胜疾病，但另外一些消息却淹没在颂扬的喧嚣当中——那些防控失败的例子、那些昙花一现的成功。这些负面消息让我们逐渐明白，正是人类一直以来的行为才让害虫大军越发猖獗，而更糟的是，我们一直在斗争中自毁长城。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在1972年于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表示，“我们确实不希望环境再遭到破坏”，她指出了当时在意识形态上的两难之处和政策方面的取舍，并接着说，“但同时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还有千千万万的人正处于贫困之中。最大的污染源难道不正是贫困和生存需要吗？”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保护环境的关切改变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社会各界和政策制定者更加敏锐地意识到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人们开始寻找对自然破坏程度较小的方式来实现可取的社会目标，比如消除饥饿。
1980，埃塞俄比亚
在埃塞俄比亚，农民在退化的土地上挖等高土堤作为控制土壤侵蚀的措施，并种植树木和灌木使土地再生。 ©粮农组织/Florita Botts
1980，埃塞俄比亚 在埃塞俄比亚，农民在退化的土地上挖等高土堤作为控制土壤侵蚀的措施，并种植树木和灌木使土地再生。 ©粮农组织/Florita Botts
许多人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海洋：海洋是亿万民众的重要营养来源，对许多其他人来说，海洋等同于生计。海洋还支撑着广大渔业部门，以及整个沿海和岛屿经济。大约在70年代中期，由于专属捕鱼区的争端加剧，对鱼群的担忧不绝于耳，鱼类产量开始趋平。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在1984年出席粮农组织活动中就这一问题发表了意见，谈到需要确保“不对海洋资源进行自私短视的掠夺式开采”。1995年，全面的《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问世。水产养殖业得到了推动。
尽管如此，在大多数方面，粮农组织成立以来的第二个25年是一段观点转换快速但行动转变迟缓的时期。主流的农业发展方针仍然追求数量和产量增长。但不管怎样，消除饥饿的竞赛不再脱离现实语境，开始逐步体现出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关切。
1984，菲律宾
在菲律宾三宝颜，传统渔船向Baliwasan海边的栈桥靠近。 ©粮农组织/Marie-Christine Comte
1984，菲律宾 在菲律宾三宝颜，传统渔船向Baliwasan海边的栈桥靠近。 ©粮农组织/Marie-Christine Comte
荒漠化、干旱、粮食危机和饥荒导致饥饿具有循环性和系统性。粮农组织及兄弟机构开始在其话语中传递确保切实获得食物（而不仅是理论上的可获得性）的信息。为改善食物的获取途径，还必须解决一系列其他与人相关的和社会层面的需求，即教育、健康、清洁安全的环境，以及和平。这些并非仅仅是需求，而是开始被强有力地表达成权利。在寻求消除饥饿的过程中，不平等被视为在道德方面不可接受和政策方面的障碍。
在此过程中，粮农组织从一个技术合作组织部分转变为国际发展机构。这种演变源于一种理解，即对粮农组织职责的狭隘的、基于量化思维的解读已经站不住脚了。对“多”的追求逐渐转变成对“好”的追求；促进“成长”转变成重在“繁荣”。例如，对集中灌溉计划的技术支持不如地方性的、以社区为中心的计划受欢迎，因为这些计划不那么浪费资源，能更快速地建立和发挥作用，并且更有可能增强韧性。
对“多”的追求逐渐转变成对“好”的追求；促进“成长”转变成重在“繁荣”。
1987,中非共和国
给生病的小牛喂送口服药物。这是中 非共和国政府旨在加强和巩固畜牧业 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和活动的一部分。 ©粮农组织/R. Faidutti
随着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在70年代中期获得正式认可，“粮食安全”这一新概念整合了可得性和获取的原则。粮安委是一个联合国机构，其秘书处设在粮农组织，是一个包容性的论坛，至今仍是政府官员、专家、民间社会和业界讨论解决全球饥饿问题和寻求改善营养方法的重要平台。
1987,中非共和国 给生病的小牛喂送口服药物。这是中 非共和国政府旨在加强和巩固畜牧业 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和活动的一部分。 ©粮农组织/R. Faidutti
随着80年代的结束，柏林墙倒塌后释放的合作精神触发了人们对可实现目标的重新认识。欧洲单一市场和世界贸易组织相继诞生，自由化风潮席卷世界，许多商业壁垒瓦解。然而，日趋全球化的交流转变成日趋全球化的食品安全关切。英国牛群暴发了牛海绵状脑病（即“疯牛”病），与食用者罹患克雅氏病（一种退行性神经疾病）有关。这一事件使人们不无忧虑地联想到人类健康与动物卫生之间的关联。食典委在借鉴粮农组织抗击牲畜疾病的专门知识基础上，应对动物饲料的棘手问题，这是确保人人获得安全、充足、营养的食物的努力中较为复杂的部分。
随着壁垒的瓦解和贸易的扩张，需要采取新方法解决全球化世界的粮食安全问题。
在90年代中期，粮农组织无疑发展成为一个更专业、更先进的机构，拥有广泛的知识和精湛的统计技术。但在一个快速放松管制的时代，粮农组织也展现为一个庄严的规范性机构，它的机构文化是以政府为导向的，即便在农业倡议和标准制定权已基本转移到私营部门时也是如此。各国政府本身，特别是转型期的国家政府，也越来越希望从智库和独立基金会获得政策建议。在危机接连不断的时期，在公共和政治领域快速筹集各种资源的能力更是全球性非政府组织的强项。
1993，意大利
粮农组织关于“全球植物检疫协调程序”的会议。 ©粮农组织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粮农组织对战后的农业和社区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推动了增长和营养两方面取得发展，可以认为粮农组织自身也经历了类似的改变，即先快速扩展，然后进行复杂的微调。在接下来的25年中，气候变化、持久冲突和饥饿率呈“V”形轨迹变化等问题构成了主要挑战，需要卓越的战略远见和较强的应变能力才能解决。
1993，意大利 粮农组织关于“全球植物检疫协调程序”的会议。 ©粮农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