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在11个被分析的非洲国家，城市地区的健康膳食成本远高于城郊地区（平均高出1.2倍），且城市规模越小，距离农村地区越近，成本就越低。这种趋势在高食物预算国家不太明显，其所有城市地区的成本都相近。
- ➔ 动物源性食品成本高于其他食物类别，推高了城乡连续体健康膳食的成本，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和偏远农村地区。
- ➔ 在11个被分析的国家，城郊地区健康膳食成本低于城市地区，但由于收入水平是重要因素，这并未提升健康膳食的可负担性。城郊地区无力负担健康膳食的人口比例高于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相近。
- ➔ 在11个非洲国家，无论是高食物预算还是低食物预算国家，健康膳食成本均超过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食物平均支出。居住在城郊和农村地区的低收入家庭的处境尤为不利，其需要将目前的食物支出增加一倍以上才能确保健康膳食。
- ➔ 在许多被分析的非洲国家，城市和城郊地区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与农村地区相近，某些情况下甚至略高，说明在被分析的大多数国家，粮食不安全问题并非农村地区所独有。
- ➔ 在3个被分析的非洲国家，随着城市变小或远离城市中心，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普遍上升。在城乡连续体中，儿童消瘦和超重发生率都较低，且趋势不太明显。
根据最新估计（第2章），我们无法在2030年之前消除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例如，到2022年，仍有1.481亿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其中4500万人消瘦，3700万人超重。根据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19年饮食风险是女性可归因死亡第二大的2级风险因素，aa 是男性的第三大风险因素。20
所有形式的营养不良都有多种原因，但健康膳食有助于降低各种形式营养不良的风险，包括微量营养素缺乏、发育迟缓、消瘦、超重和肥胖，以及与饮食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21健康膳食的决定因素同样非常复杂，包括行为和文化因素、食物环境中的食物广告和促销。然而，很明显，为了确保获得健康膳食，营养食品必须具有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可获得性是指存在自己生产或市场供应的食品，而可负担性是指获得足够粮食的经济能力，而这又取决于家庭收入和粮食价格。低收入限制了家庭可以获得的食物数量，但相对价格和系统性的食物价格离散ab 将极大地影响所选择的食物类型，从而可能影响与膳食相关的营养结果。22
值得注意的是，可负担性指标是经济可及性衡量标准。它衡量的不是食用不健康膳食的人数，而是没有足够资源获取健康膳食的人数。因此，学校供餐计划等社会保护计划的贡献没有考虑在内。另一方面，诸如现金类转移支付（无论是实物还是货币）或食物捐赠计划等社会计划被视为家庭收入的一部分。
本报告2020年版显示，健康膳食的成本和可负担性在一国之内存在差异，但并未探讨城乡连续体中的各项差异。研究表明，城市化可能对贫穷国家的粮食价格直接产生上行压力。18这是因为大多数家庭现在依赖市场供应的食物而非自己生产，在城市地区尤其如此（如第4.1节图24所示）。在11个被分析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食物采购支出占家庭消费的78%以上。然而，这一情况也适用于城郊和农村地区，在几乎所有被分析的国家，市场采购都占食物消费价值的50%以上。当价格预计上涨时，如此高的比重会增加囤积居奇的风险，这本身就会导致价格上涨。
本节对部分国家的健康膳食获取、粮食安全和营养指标进行了新的描述性分析。该分析依赖于地理空间城乡辐射区数据集（见第3章插文2和插文3，以及附件4，A节）；虽然没有可比性全球数据集来支持该分析，但微观层面的国家调查数据与城乡辐射区数据集合并，就可以提供有关城乡连续体差异的信息。该分析重点关注第4.1节中涵盖的11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使用相同的家庭调查数据（见附件5表A5.1），并仍将11个国家分为高食物预算国家（人均每日2.3购买力平价美元）和低食物预算国家（人均每日1.6购买力平价美元）（两类国家的清单见表10）。与第4.1节类似，本节还分析了城乡连续体10类城乡辐射区的模式、差异和相似性，并将10类地区进一步归为城市、城郊和农村三类（更多详情见表9，以及附件5，B节）。
城乡连续体的健康膳食成本和可负担性
计算国家以下级别（地方）健康膳食的成本和可负担性，遵循了与第2章中介绍的全球监测健康膳食成本和可负担性指标相同的方法。由于数据来源的差异，从地方指标汇总得出的国家级估计数据与全球健康膳食成本和可负担性指标不可比较。如需了解更多信息以及关于数据源和方法的完整说明，请参阅附件8。
健康膳食成本
在11个被分析的非洲国家，城市中心的健康膳食成本远高于城郊地区（平均高出1.2倍），且城市规模越小、越靠近农村地区，成本就越低。在几乎所有被分析的国家，城市中心的健康膳食成本都较高，可能与超市在城市的普及有关。虽然超市的普及可能会促进膳食多样化（见第3章），但也可能会推高健康膳食的成本，使城市中心的贫困家庭难以承受。
然而，这种成本模式也有例外。例如，在几内亚比绍，城郊地区的成本还略高于城市地区。这可能是由于城市集中在南部地区，比绍港附近，也是由于基础设施薄弱，特别是连接相距1小时以内城市和城郊的轮渡和公路交通系统（见附件6图A6.1D）。23在埃塞俄比亚和多哥 — 这也是两个例外 — 农村地区的成本高于城郊地区，这与这些国家分散的城市化模式直接相关（见附件6图A6.1C）。在这里，由于道路基础设施薄弱且有限，贫困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的连通不充分。24一般来说，在上述三国的特殊情况下，是交通基础设施落后阻碍了营养食品（通常极易腐烂）的供应，成为推高农村地区食物成本的主要因素。
各国平均值也掩盖了高食物预算和低食物预算国家之间的差异，如图30A所示。在城市、城郊和农村三个层面，高食物预算国家的健康膳食成本比低食物预算国家分别高出23%、22%和28%。高食物预算国家的成本较高主要是由于蔬菜和动物源性食品的成本较高（分别比低食物预算国家高29%和32%）。对于食物预算高低两组国家而言，成本降幅最大的情况是从城市到城郊，而在农村地区，成本近似于（在高食物预算国家）或仅略低于（在低食物预算国家）城郊地区。
图30 在11个非洲国家，城市地区的健康膳食成本远高于城郊地区，且城市规模越小、距离农村地区越近，健康膳食成本就越低；这种趋势在高食物预算国家不太明显， 这些国家所有城市地区的健康膳食成本都相近
资料来源：Holleman, C. 和Latino, L.。2023。《选定的非洲国家健康膳食地方层面的成本和可负担性差异》。 《2023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背景文件。 粮农组织农业发展经济学工作文件23-10。 罗马，粮农组织。
对城乡连续体进行分解（即考虑10类城乡辐射区），揭示了高食物预算国家的健康膳食成本更加接近，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图30B）。另一方面，低食物预算国家的成本差异更大。与低食物预算国家相比，高食物预算国家的健康膳食成本更加趋同，这表明这些国家城乡连续体的粮食供应链更加发达。
研究各个国家城乡连续体的成本模式也可以提供更多信息（附件9表A9.2）。例如，在贝宁和多哥，居住在城市中心的家庭购买食物的支出比重比城郊家庭分别高出1.4倍和1.7倍，且这些国家的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小城市的城郊地区。这表明，更加分散的城市化模式（市场可能分散布局、由当地生产者提供产品）可能会显著降低健康膳食的成本。
最后，与低食物预算国家不同的是，在高食物预算国家，距离任何城市中心都超过2小时的极偏远农村地区“健康膳食篮”成本特别高（附件9表A9.2）。在高食物预算国家，尼日利亚这些偏远地区和距离城市中心1-2小时路程的农村地区之间的成本差异特别高。这可能反映了这些国家不同的城市化模式—这些国家经历了大都市扩张过程，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大城市和/或中等城市以及1小时或更短路程的城郊地区。在这种情况下，预计会出现与更偏远农村的突然隔离，导致食品供应链中断、价格上涨。
健康膳食中食物类别的成本结构在各类城乡辐射区之间没有表现出任何显著差异。六类食物中每类对健康膳食总成本的贡献比例大致相同，在食物预算高低两组国家，均与城乡辐射区类型无关（附件9图A9.1）。按食物类别分，对健康膳食成本的最大贡献来自动物源性食品（31%-41%），其次是蔬菜（17%-22%）、主食（16%-21%）、水果（10%-18%）、脂肪和油（6%-8%），以及豆类、种子和坚果（6%-8%）。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高食物预算国家，动物源性食品成本在所有城市中心和城郊地区占比都较高，与低食物预算国家相比，高出2至6个百分点（附件9图A9.1）。两组国家最大的成本差异出现在城镇。相较于低食物预算国家，高食物预算国家的家庭人均每日在动物源性食品上的花费多出0.29美元（图31）。
图31 在11个非洲国家，动物源性食品成本偏高导致整个城乡连续体健康膳食成本偏高，特别是在城市和偏远农村地区
另一个值得强调的趋势是，在食物预算高低两组国家的几乎所有城乡辐射区，与所有其他食物类别（甚至蔬菜和水果的总和）相比，动物源性食品的成本贡献都更高。主要的异常值出现在低食物预算国家的大城市，源于其水果在健康膳食成本中所占比重较高（附件9图A9.1）。
最后，在食物预算高低两组国家，动物源性食品对健康膳食总成本的贡献（无论是比重还是货币价值）在更偏远的地区（到城镇的旅行时间超过2小时）也很高。另一方面，在中小城市的城郊以及距离任何规模的城市1-2小时路程的地区，动物源性食品的成本较低（图31和附件9图A9.1）。
特别是在低食物预算国家，城郊地区动物源性食品的成本较低，加上大城市水果和蔬菜的成本较高，解释了从城市到农村地区整个连续体“健康膳食篮”总成本下降的原因（图31）。城市郊区的水果、蔬菜和动物源性食品价格较低，显然是因为距离这些易腐产品的生产地较近。事实上，富裕的城市居民对动物源性食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吸引了更多的大中型牲畜饲养企业来到城市和城郊地区（城市化加剧后，这些企业会搬得更远）。25此外，在低食物预算国家的城乡连续体中，动物源性食品的成本差异更大，可能是由于低温供应链中的限制较大。
健康膳食成本与实际家庭食物消费价值的比较
第4.1节中的食物需求分析显示了城乡连续体的食物消费模式，包括不同食物类别的市场价值。然而，从该分析中，不可能确定所消耗的食物是否提供了足够的热量和营养素，以及来自不同种类食物多样化摄入是否构成了健康膳食 — 这需要不同的数据和信息，但却无法获得。另一方面，可以将健康膳食的成本与家庭在食物上的实际支出（包括自产食物的市场价值）进行比较，以确定家庭是否需要增加或减少开支，以确保健康的膳食。这个比较有意义，特别是因为估计数据可以按城乡辐射区类别和家庭收入水平进行分类。
从国家平均值来看，健康膳食成本低于被分析的高食物预算国家的家庭食物消费价值 （见附件9表A9.1）。对于高食物预算国家来说，健康膳食的成本相当于平均食物消费价值的86%，实际从74%到97%不等。对于低食物预算国家来说，各国差异较大。在两个国家（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健康膳食的成本几乎比平均食物消费高出40%。然而，在其他国家，健康膳食的成本低于实际花费在食物上的支出。
然而，全国平均水平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食物预算高低两组国家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来说，健康膳食的成本实际上超过了平均食物支出（图32A）。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健康膳食篮”的成本约为家庭食物消费价值的两倍：具体而言，低食物预算国家为2.3倍，高食物预算国家为2倍。中等收入家庭还需要增加支出以获得健康膳食（低食物预算国家增加34%，高食物预算国家增加17%）。
图32 在11个非洲国家，无论食物预算高低，健康膳食成本都超过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平均食物消费价值
资料来源：Holleman, C. 和Latino, L.。2023。《选定的非洲国家健康膳食地方层面的成本和可负担性差异》。 《2023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背景文件。 粮农组织农业发展经济学工作文件23-10。 罗马，粮农组织。
无论是高食物预算国家还是低食物预算国家，在整个城乡连续体中，所有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都存在这个问题，尽管从城市到城郊这一问题尤为严重（图32B）。城郊和农村地区低收入家庭的处境尤为不利，其需要将目前的食物支出增加一倍以上才能确保健康膳食。
城乡连续体的健康膳食可负担性
可负担性，或者说健康膳食的成本相对于家庭赖以购买食物的收入，反映了获得健康膳食的能力。对11个被分析的国家中每个城乡辐射区的可负担性进行追踪，显示了在不同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国家，获得健康膳食的经济能力遵循不同的路径。重要的是，成本高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加难以负担，反之亦然，因为这取决于相对于成本的收入水平。
事实上，这是分析的一个重要发现。尽管城郊地区的健康膳食成本低于城市地区（图30A），但这并不能自动提高前者负担健康膳食的能力（图33）。平均而言，城郊地区无力负担健康膳食的人口比例比城市中心高1.5倍，与农村地区相近。
图33 在11个非洲国家，城郊地区无力负担健康膳食的人口比例高于城市中心，且与农村地区相近
资料来源：Holleman, C. 和Latino, L.。2023。《选定的非洲国家健康膳食地方层面的成本和可负担性差异》。《2023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背景文件。粮农 组织农业发展经济学工作文件23-10。罗马，粮农组织。
尼日尔是一个食物预算低的国家，在11个被分析的国家，居住在距离任何城市中心1小时路程以上地区的人口比例最高，随着城市变小并进入农村地区，无力负担健康膳食的人口比例增加。具体而言，从大城市到城镇，可负担性下降了52个百分点（图33和附件9表A9.3）。令人惊讶的是，布基纳法索和几内亚比绍这两个低食物预算国家的情况与高食物预算国家相似，两个国家内部各类城市中心的可负担性水平大体相当。
在低食物预算国家（贝宁和多哥除外），远离城市中心带来了结构性变化：无法获得健康膳食的人口比例显著增加。在高食物预算国家（埃塞俄比亚除外），这种结构性变化沿着城乡连续体进一步发生，且发生在大城市和中型城市的城郊地区。最后，在高食物预算国家，随着最近城市中心规模的缩小，城郊地区无力负担健康膳食的人口比例有所增加（图33）。
城乡连续体的粮食不安全
第2章中比较了基于城市化程度分类ac 的全球和区域层面农村、城郊和城市人口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表明全球范围内，城市地区的粮食不安全程度较低。在区域层面，非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同样如此，但亚洲、北美及欧洲则不同，揭示了各地情况差异，无法一概而论。使用迄今为止11个被研究的国家中9个国家的家庭调查数据，按食物预算分组（表10），基于界定为城乡辐射区的城乡连续体（表9），利用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对发生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的规律进行分析，可阐明一些具体情境造成的差异，有可能补充第2章中的分析。
在许多被分析的国家，城市和城郊地区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与农村地区相近（例如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有时甚至略高一些（例如尼日尔和尼日利亚）（图34）。这表明，在大多数被分析的国家，粮食不安全不仅仅是农村问题。
图34 在被分析的9个非洲国家，很多国家城市和城郊地区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与农村地区相近，某些情况下甚至略高，说明在被分析的大多数国家，食不安全问题并非农村地区所独有
资料来源：编写机构（粮农组织）自行编制。
FIES分析显示，高食物预算和低食物预算国家的城乡连续体粮食不安全存在不同模式。总体而言，低食物预算国家在粮食不安全方面表现出较大差异和不同模式（图34A）。在马拉维，城市地区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要低得多，而向城郊和农村地区过渡则显著增加，后两类地区的重度粮食不安全程度都极高。在贝宁，城市和城郊地区的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大致相同，但在布基纳法索，城市地区的粮食不安全发生率高于城郊地区。仅在几内亚比绍和多哥，从城市向农村地区过渡时粮食不安全人数逐渐增加。
相比之下，在高食物预算国家，城乡连续体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大致相同（图34A）。就尼日利亚而言，有迹象表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可能在城郊地区最高，在农村地区最低（图34A）。
进一步分解数据解揭示了更多差异。然而，由于每个类别的样本量都很小，误差幅度会非常大，因此解释观察到的模式时必须谨慎（完整结果见附件10表A10.1和表A10.2）。例如，在尼日利亚这个高食物预算国家，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与城市规模呈正相关：城市越大，粮食不安全发生率越高（图34B）。此外，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重度粮食不安全水平（分别为15%和14%）甚至高于更偏远地区（距离任何城市中心超过2小时的地区为10%）。这可能与大城市外围存在贫民窟有关。布基纳法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该国是一个低食物预算国家，城市化模式更加分散。
在尼日尔，情况正好相反：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随着城市规模的缩小而增加（图34B） — 类似于这些国家无法负担“健康膳食篮”的人口百分比模式 — 但进入城郊后开始下降，在离城镇不到1小时的地区又急剧上升。另一方面，马拉维提供了结构性变化的证据：距离中等城市不到1小时的家庭粮食不安全状况突然恶化（最明显的是重度粮食不安全），到了距离城镇超过2小时路程的偏远农村，粮食不安全程度仍维持高位（图34B）。
另一项粮食不安全分析基于来自全球21个农村发展项目的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着眼于城乡连续体的10类城乡辐射区，如插文6所示。虽然这一分析不具有国家代表性，但它提供了超出上述9个非洲国家分析的一些视角，不过是仅在项目层面。
插文6城乡连续体的粮食安全：来自全球21个农村发展项目的证据
农发基金支持并在世界大多数地区实施的21个农村发展项目收集了带GPS坐标的家庭数据。项目包括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五个国家；东部和南部非洲的六个国家；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四个国家；近东、北非、欧洲和中亚的四个国家；西非和中非的三个国家（国家和项目的完整清单见附件5，D节）。这些数据集包含来自41000多个家庭的信息，代表了参与国际金融机构资助项目的小规模生产者。这些数据与城乡辐射区数据集（使用GPS坐标）合并，从而将家庭归入到城乡连续体的10类城乡辐射区。
图A使用21个农村发展项目的汇总样本显示了整个城乡连续体的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需要澄清的是，对于某些城乡辐射区类别，由于样本量太小，无法做出任何统计上显著的推论，因此结果的呈现和解释以描述城乡连续体粮食不安全的形式进行。
结果表明，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在城乡连续体中存在差异。与距离城市或城镇1-2小时以内的地区相比，靠近城镇（不到1小时路程）地区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更高。此外，与小城市或城镇相比，大城市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要高得多，甚至比距离城市或城镇1-2小时路程的地区还高。这与图34B中所示的发现有一些相似之处。另一方面，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在距离城镇不到1小时和距离城市或城镇2小时以上的农村地区最为严重。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重度粮食不安全问题在大城市以及大中城市的城郊地区也很严重。该分析增加了对粮食不安全模式的了解，有助于找到更具体、更有针对的解决方案，如果仅考虑城市、城郊和农村这三个类别，通常看不到这些规律。
总之，城市和城郊地区部分小规模生产者的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很高 — 在某些情况下与农村地区一样高，甚至比农村地区还要高。这与所分析的9个非洲国家中许多国家的调查结果相近（图34）。
总之，对来自9个非洲国家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FIES数据集以及这些农村发展项目背景下收集的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数据的分析结果往往表明，粮食不安全不仅仅是许多地方农村的问题。鉴于本章FIES分析中的国家数量有限（全部来自一个区域），因此不可能得出一般性结论，但对21个农村发展项目的分析结果表明，需要开展进一步研究，针对城乡连续体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投资措施。
整个城乡连续体的营养状况
由于数据限制，本报告仅对前文11个国家中3个国家（即贝宁、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ad 的10类城乡辐射区的营养不良发生率进行了估计。该分析基于2018年人口与健康调查数据（表A5.1）。完整结果见附件10表A10.3。
在这三个国家，随着城市变小和远离城市中心，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总体上逐渐增加。尼日利亚增幅最大的是距离小城市不到1小时路程的地区，而贝宁则是更偏远的农村地区（距离市中心需要2小时以上）。塞内加尔的发育迟缓发生率明显较低；虽然存在总体增长趋势（随着远离城市地区，会出现一些变化），但增长幅度较小，也存在一些变化（例如，在距离大中城市和城镇不到1小时路程的地区明显减少）。
此外，正如对城乡辐射区健康膳食的成本和可负担性的分析中显示的那样，数据表明，最近城市中心的规模对城郊地区发育迟缓发生率发挥出一定的作用 — 在贝宁和尼日利亚，最靠近小城镇的地区发生率较高。这一结果与其他一些研究结果一致，这些研究发现非洲许多城市周围存在大片的贫困地区，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程度很高。那里获取食物的机会有限，许多城郊贫民窟堪称食物荒漠。由于缺乏食物网点或网点太少，以及获得服务（包括健康和教育）的机会不足，居民获得多样化、新鲜或有营养的食物的机会有限，甚至根本不存在（见第3章插文4）。
在这三个国家，五岁以下儿童消瘦发生率均低于发育迟缓发生率，且在城乡连续体中呈现出的趋势不太明显（图35B）。尽管如此，有迹象表明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一些城郊和农村地区的消瘦现象有所增加。同样，所有国家的儿童超重发生率都很低，并且在城乡连续体中未呈现出明显的趋势（图35C）。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城市地区相比，城郊地区的超重发生率较低，而一些农村地区的超重发生率较高。
图35 城市规模越小、距离城市中心越远，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通常越高；整个城乡连续体的儿童消瘦和超重发生率较低且趋势不太明显
资料来源：编写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自行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