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提出的政策、技术和创新要求建立适当的治理机制，确保多个行为体参与，并协调一致地应对挑战，共同利用城市化进程中农业粮食体系创造的机会。传统上，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制定全国性政策，这种方式现在行不通了，因为需要关注具体区域及其功能和空间联系。由于这些联系往往跨越部门和行政界域束缚，决策进程应促进辖区间的共识和监管，以及各种行为体（包括非政府行为体）的参与。5因此，农业粮食体系治理可以理解为利益相关方为表达利益、调解分歧、围绕政府机构进行协调而建立的机制和程序。此外，体制安排需要考虑国家以下各级政府以及非政府行为体的关键作用。5
将地方政府作为重要参与者，与城乡连续体的空间和功能互动，可以在城市化背景下实现农业粮食体系的转型。上个世纪以生产为导向的国家和跨国的政策和议程在解决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方面造成了差距。作为对这些政策的回应，国家以下各级政府已成为农业粮食体系变革的重要参与者。
还有其他因素增强了国家以下各级政府在全球舞台上发挥作用，这些因素包括不同规模城市的政治和文化力量稳步增强、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以及越来越多国家最近出现向地方政府放权的浪潮。在这些事态发展之后，世界各地城市粮食政策领跑者参与了农业粮食体系议程，以制定粮食战略，实施具体的地方措施。228
由于城市化给城乡连续体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具有多部门性质（第3章），地方政府也应成为重要行为主体，制定和实施超越农业粮食体系（例如环境、能源、卫生等系统）的连贯政策。地方政府与当地的利益相关者联系密切，能够通过弘扬优势、消除瓶颈确保这些政策适应当地条件。2015年推出的《米兰城市粮食政策公约》是一个全球性的里程碑，表明地方政府在各方面均可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如制定实施城市和区域性政策、加强整个城乡连续体中的农业粮食体系联动，以及将各种系统性干预方法纳入地方、区域和农区发展计划。联合国大会于2016年批准的《新城市议程》是承认地方政府在农业粮食体系转型中作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该议程呼吁将粮食安全和营养纳入城市和区域规划。随着2021年城市粮食体系联盟的成立，这种认识也延伸到了联合国粮食体系首脑会议等全球进程中（见插文13）。
插文13城市粮食体系联盟：搭建全球平台，认识地方政府在整个城乡连续体农业粮食体系转型中的关键作用
2021年召开的联合国粮食体系首脑会议认识到，国家以下各级政府作为包容性和可持续农业粮食体系转型的杠杆，发挥着关键作用。在首脑会议期间，成立了城市粮食体系联盟。该联盟目前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全球改善营养联盟推动，成员包括联合国机构、城市网络、民间社会组织和学术机构。它们作为活跃成员，在多个国家的城乡连续体开展工作。联盟229旨在通过促进协调一致的政策和行动，支持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改造其农业粮食体系。联盟支持地方政府参与全球政策辩论，并成为整个农业粮食体系变革的主要参与者。此外，联盟横跨整个城乡连续体开展工作，研究针对具体情况的机制，弥合国家和地方农业粮食体系治理差距。
地方农业粮食体系治理机制
可基于城乡连续体的功能维度，简化农业粮食体系治理，其中一个重要抓手，是在多个行政区和多利益相关方平台和网络之间签订地方性协议。
涉及多个非国家行为体、农民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和学术机构的多方利益相关方农业粮食体系治理机制，正日益成为解决地方粮食政策和规划不足的重要工具。在这类机制中，粮食政策理事会（有时也称为委员会、粮食小组、平台等）作为地方或国家以下各级政府的咨询机构，支持政策制定和实施，促进利益相关方参与，并促进对政策实施进展、成效、效率和影响的监测和评估（见插文14）。
插文14秘鲁大中小城市之间签署的地方性农业粮食体系治理协议
2019年11月，秘鲁利马市、万卡约市、阿雷基帕市、皮乌拉市和梅纳斯市签署了一项协议，目标是加强整个城乡连续体中各种农业粮食体系之间的联系。该协议包括:（一）不同城市的生产者、市场和交易中心之间的联系；（二）交流与农业生态及其在农村和城郊地区推广有关的经验；（三）食品零售市场空间的现代化；（四）针对具体情况改善健康膳食的策略。协议还包括同行之间相互学习的方法，目的是就一些事宜分享经验，包括城市食物环境条例修订工作、家庭农产品公共采购，以及在利马建立粮食政策理事会事宜。
利马市就与各市政当局分享了一项经验。该市颁布了一项法令，要求在学校和家庭之外的区域创造健康膳食环境。231该法令禁止在学校周围200米范围内销售或推销高脂、高糖和/或高盐的高能量食品，还规定了学校食堂餐饮的最低卫生要求，并要求学校提供新鲜饮用水。此外，作为利马饮食健康方案的一部分，该法令要求当地餐馆采取新的做法，减少消费者盐糖摄入量。为了促进健康膳食，该法令鼓励餐馆以醒目方式展示菜品的卡路里含量，并且只在消费者要求时才提供盐瓶和调味品。
此外，2020年10月，利马成立了利马都市区粮食体系理事会，旨在规划、组织、制定、实施可持续、有弹性的粮食政策，保障人的食物权，降低贫困和营养不良率。自成立以来，该理事会颁布了几项地方法令，以创建更健康的城市食物环境、发展城市农业、利用公共空间作为生态农业农贸市场、回收批发市场未售出食品。该理事会包括多个行为主体的代表，他们来自城市和城郊农业平台、农村生产者组织、民间社会健康膳食倡导机构、研究中心和大学、私营部门以及活跃在利马都市区行政边界之外的非政府组织。同样，理事会目前正在制定一项横跨城乡连续体的农业粮食体系战略，落实与农业粮食体系、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相关的国家和国际议程。
万卡约市也成立了粮食体系理事会，该理事会与利马的理事会有联系，为加强城乡连续体的农业粮食体系治理奠定了基础。
粮食政策理事会在改变政策或改变传统粮食治理模式方面的集体影响如何，当前的评估非常有限。230一些粮食政策理事会是自下而上、由公民主导成立的，对于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地方政府或与政府联系，它们持谨慎态度，因为与政府的正式联系可能会损害平台的初衷和方向，限制它们对政府架构和政策提出变革的能力。另一些则直接在市政当局内部成立，甚至由市政当局自己成立，因此与地方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优势在于，能够更好地提出政策建议并获得更多支持。位于政府部门内还有利于获得更多专项资源，并确保连续性。
粮食政策理事会已经存在了30年，最早是在北美，但它们仍然需要扩大规模、加强能力，以充分发挥其潜力。例如，在非洲，非正规部门正在扩大，街头食品仍然是购买食物的关键去处。非正规食品摊贩为贫困家庭提供了更好的食物保障，因为地理位置方便就餐，且可以赊销；232然而，治理机制中几乎没有摊贩的位置，甚至粮食政策理事会中也没有考虑到摊贩，而理事会大多仍处于初创阶段（插文15）。通过支持措施，将这些非正规粮食行为主体组织起来（例如成立合作社），对于他们参与决策至关重要。233然而，如果打算将摊贩正规化，需要注意新形式的民主治理不至于变成另一个官僚制度。相反，民主治理机制必须采用多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方法，以从整体角度解决问题，采取的措施要考虑到包括最弱势群体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232
插文15连通城乡 — 肯尼亚基苏木县的包容性农业粮食体系治理机制
在肯尼亚的基苏木县，2020年成立了一个食品联络咨询小组（FLAG），由县政府领导，来自学术界、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和城乡连续体农民组织的代表参加。该小组提供了一个空间，使不同行为主体能够开展对话，确定优先行动，促进当地粮食生产加工，增加女性和青年就业机会，孵化企业发展。该小组目前正在最后确定一项涵盖该国城乡地区的农业粮食体系战略。该战略确定了加强城乡联动的优先干预领域，如改善市场基础设施，以加强基苏木和其他县之间的空间和功能联系，并以此作为重新连接农村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的一种方式。该战略还考虑了其优先事项的包容性，特别是推动承认女性街头食品摊贩并促进其正规化和业务改善。
一旦农业粮食体系治理机制建立，地方机构面临的一个主要共同挑战是确保其连续性。监测和评估，以及必要时的调整，对于地方机构不断学习并向更多受众报告进展是必要的。通过报告可以吸引新的利益相关方参与，扩大获得资金和技术的机会。234
经验表明，粮食政策理事会等农业粮食治理机制如果能够在地方政府制度化，会表现得更好。制度化是指结构、规则和做法的正规化，保证农业粮食倡议持久开展。这涉及制定政策，建立治理基础设施，使市政当局和主要利益相关方能够设计新的农业粮食倡议，并根据新情况调整现有政策和战略；235为此，需要调动人力和财政资源。找到一个机构“安家”或负责托管与农业粮食体系相关的多方利益相关方平台（通常是在市政当局内成立农业粮食体系部门），是这些倡议可持续开展的关键。236
专项预算对于保持机构连续性也至关重要。在大多数情况下，多方利益相关方平台影响农业粮食体系倡议预算分配的能力有限。因此，市政当局本身可发挥关键作用，可通过法令、年度预算和方案规划或其他类型的正式决定，将非正式食物治理平台的倡议纳入市政当局的监管框架和预算。由于组织结构和优先事项的多样性，如何成功获得资金，没有单一的模式。最终，无法保证农业粮食体系的治理会永久持续下去。然而，将治理过程制度化会使未来的政府更难削弱或撤销这些机构。237
整合地方农业粮食体系政策和规划
为应对多重农业粮食体系挑战与机遇，在设计实施地方性农业粮食体系政策、投资和立法时，需要超越市政各部门的“孤岛”开展工作，弥合部门和政策领域之间的差距，以实现系统性变革。然而，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城市粮食政策都针对特定部门，如粮食生产、粮食流通、废物管理、公共卫生或环境。238在将粮食纳入城市规划和政策的过程中，新近出现了整体性粮食战略（将不同和相关领域、市政部门、学科联系起来），为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和行动确立了总体框架和议程。239此外，地方机构可以通过不同的规划工具，如法令、细则、宣言、决议和守则，协调农业粮食体系的目标与地方机构更广泛的发展目标。
地方性农业粮食体系政策、规划和战略的制定，往往是通过各类城市中的“倡导者”积极牵头完成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倡导机构与其他各级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和学术机构等非国家行为主体合作。240, 241, 242 地方性农业粮食体系战略bb 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经验表明，有可能创造有利环境，将农业粮食体系纳入地方议程，243改善农村和城市地区之间的联系。具体而言，地方性农业粮食体系政策、法令和法规的制定，有助于扩大临时性倡议和项目的规模，在多个利益相关方的明确参与下，促进国家一级的农业粮食体系整体转型（插文16）。
插文16将安塔那那利佛、内罗毕和基多都市区与偏远农村相连的地方性农业粮食体系战略
在马达加斯加，安塔那那利佛市（都市区）与农业部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成立了一个利益相关方咨询小组，通过该小组，制定并确认了安市及周边地区《2023-2028年农业粮食体系韧性战略》。该战略促进多部门、多层次、多利益相关方的合作，提出统一协调执行各项政策方案的建议，例如：（一）由水资源与卫生部牵头的水资源综合管理方案；（二）由农牧渔业部领导的国家农牧渔业投资方案；（三）安塔那那利佛都市区2023-2043年土地使用计划。在安市及周边地区实施这些政策方案有可能增强当地社区的权能，同时加强抵御冲击的能力，改善粮食分配，创造就业机会，支持中小型食品企业发展。
在肯尼亚，内罗毕粮食体系战略已得到内罗毕市县的认可，并纳入内罗毕市县发展计划。这一粮食战略目前正在实施过程中，旨在确保人人获得可负担、易获取、有营养、重安全的食物，战略采用多部门方法，并在各级政府开展工作。该国成立了内罗毕市粮食体系政府间关系委员会，成员代表来自内罗毕市县政府和各部委（负责粮食、农业、卫生、环境、土地、水、社会保护等）。还建立了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多方利益相关方粮食治理机制（粮食联络咨询小组），旨在就粮食战略的实施向各级决策者提供咨询。该国将通过国家一级的县际协调平台的大力参与，确保在整个城乡连续体开展农业粮食体系行动。
在厄瓜多尔，基多都市区市政府于2019年批准了基多农业粮食战略，将农业粮食体系逐步纳入城市规划工具，如基多复原力战略、2040年愿景、气候行动计划及都市发展和土地管理计划（该计划将粮食安全视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轴心）。基多农业粮食战略是市政府与农业粮食体系治理平台上的多个行为主体合作制定的，包括地方、省和中央政府机关，社会运动，国际合作机构，联合国机构，学术界，以及私营部门（主要是城乡地区工作的农业企业）等。
收集证据是支持当地农业粮食体系政策规划制定的第一个关键步骤。这一过程可使用广泛的工具和手段：评估研究、指标、开放式数据库、信息共享平台等。已经开发了多种工具，供政策制定者了解农业粮食体系的瓶颈，即该体系中产生经济、社会、健康或环境限制的节点，以便确定干预措施的次序，衡量进展，以及同样重要的，吸取教训，学会将农业粮食体系有效纳入城市和区域规划。对城市决策者来说，采用系统观念制定全面的农业粮食体系规划仍然是一个挑战。
城市粮食体系快速评估工具是支持地方科学决策的工具之一，bc 可协助决策者和其他农业粮食体系利益相关方制定政策和战略，以改善城市居民的粮食安全和营养，促进农业粮食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见插文17）。
插文17城市粮食体系快速评估工具：一个可用以分析城乡连续体农业粮食体系的工具
城市粮食体系快速评估工具（RUFSAT）旨在协助决策者和其他农业粮食体系利益相关方考虑和制定循证政策和战略，解决制约农业粮食体系经济、社会和环境绩效的瓶颈。该工具有四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一）利益相关方图解；（二）价值链分析；（三）体制和政策环境图解；以及（四）消费者调查，包括食品零售环境图解。
这些组成部分以各种地理空间信息系统为支撑，通过这些系统将城市环境中与农业粮食体系和食物消费模式有关的所有信息汇集到一个共同的基础地图上。城市粮食体系快速评估工具中的地图和信息包括卫星图像、用于实地调查的移动应用程序、公共领域的可用信息以及从地方当局收集的数据。通过这些资料，城市粮食体系快速评估工具确定规划和改造城市农业粮食体系的挑战与机遇。该工具依赖于食品联络咨询小组的反馈和技术建议，该小组是一个由政策制定者和主题领域专家组成的工作组，通过城市一级的协商流程创建，旨在提供评估意见，指导设定城市一级挑战与机遇的优先顺序。
城市粮食体系快速评估工具的评估结果，为地方一级制定农业粮食体系战略、法令和条例提供了有用的数据和信息，并用于本章的一些案例研究，包括利马都市区粮食体系理事会的经验（插文14）、基苏木县倡议（插文15）和内罗毕粮食体系战略（插文16）。
农业粮食体系分析通常需要由多方参与收集的证据来补充。虽然地方一级的分类数据可能有限，但吸引当地农业粮食体系利益相关方参与有助于加深理解，确定瓶颈和优先行动。然而，应当指出，如果合作方的利益与改善人类和生态系统健康背道而驰，可能会破坏公众信任，带来伤害。因此需要建立公私部门筹资的新模式，以避免利益冲突，确保公正、问责和透明。244防范政策和决策中的利益冲突永远十分重要，特别是在涉及多方利益的情况下，不过，一些工具可帮助各国预防和管理这种利益冲突。245, 246
地方上确定的整体粮食战略规划优先领域通常包括：发展城市和城郊农业；缩短供应链；提高农贸市场包容性；鼓励食品销售网点和小贩售卖健康食品；公共食物采购；部门规划和方案，如学校供餐方案；食品销售网点检查；食品销售网点与营销规划和分区规则；以及防止、减少和管理食物浪费现象。238, 240, 241 城市和城郊农业倡议是将粮食问题纳入地方政治议题的催化剂量和切入点之一。城市和城郊农业与城市粮食治理有着密切关系，因为它往往超越农业生态生产活动和可持续消费，而包含了社会凝聚力、经济发展和环境问题等其他方面。另一个常见的切入点是学校供餐，其改善儿童营养饮食习惯和教育的潜力正在激励许多城市，甚至是较小城市采取行动。学校供餐方案也因其倍增效应而受到重视，可以通过建立优先考虑当地小农户和可持续生产的公共采购机制，来支持当地农业，加强当地农业粮食体系并使之多样化，改善经济和社会发展（插文18）。对于其他地方性机构或服务，可以采用同样的食物采购和服务政策。247
插文18厄瓜多尔马纳比省通过公共食品采购加强多层次机构协议
在厄瓜多尔饮食指南的框架内，马纳比省政府与波托维耶霍、乔内和圣安娜市一起，并与厄瓜多尔教育部协调，制定了一项食物采购计划，向儿童分发水果，作为他们校餐的一部分。这一举措旨在为马纳比省的学生提供健康膳食，同时增加农民的收入。2021年10月开始向省会波托维耶霍的学校运送第一批新鲜水果，这些水果来自乔内和圣安娜市农村。省政府出资购买，并通过公共门户网站EP Manabí Produce进行采购。由于这一举措，来自波托维耶霍市95所学校的近43000名儿童每天都会收到一个餐盒，装有9个新鲜水果（橘子和橙子）。这一举措对于促进国家、省、市各级农业粮食体系治理和机构协调至关重要。
食物垃圾和循环经济倡议是启动粮食规划和政策进程的另一个常见切入点。食物垃圾可以转化为堆肥或用于生产沼气，从而避免有害甲烷排放，同时也创造就业机会；鱼内脏和下脚料也可以用于生产鱼贮饲料、动物饲料中的鱼粉。然而，这就要求不仅在家庭一级，而且在食物零售网点适当管理城市有机废物。地方机构在创造有利环境，减少食物垃圾、管理废弃物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在孟加拉国，库尔纳市的城市食物垃圾被用来满足农林部门对有机堆肥的大量需求；但这一过程需要当地机构的支持，以生产合适水平的堆肥。在食物垃圾管理方面，也优先考虑了预防、回收和再分配以供人类消费 — 这是一个需要地方政府高度参与的过程。248此外，在卢旺达基加利，成立了一个食物垃圾管理专题多方工作队，作为更大的农业粮食体系利益相关方咨询小组的一部分，处理与预防、回收、再分配和循环经济有关的问题。基加利市政府承担了该平台的领导责任，以加强卢旺达城乡连续体农业粮食体系的空间和功能联系。
不同情况下，权力下放程度和技术能力水平会限制这种地方政策和战略的有效性。例如，尽管近几十年来非洲做出了重大的权力下放努力，但非洲地方政府的行政和财政能力仍然较为低下；故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缺乏资金，战略计划没有得到实施。因此，将粮食政策和战略与财政决策过程联系起来是不可或缺的。249
由于农业粮食体系具有多部门和多层次性，实施粮食战略和行动计划关键活动的资金，可以来自各种来源：市、省、国家，甚至非政府组织和国际伙伴等非国家行为体。调动内部和外部资源，促进公共和私人部门有效融资至关重要，这既是为了支持各级政府的行动，也是为了创造激励措施，吸引私人资本投资于经济上可行的投资机会。236, 238, 240
在建立有利环境方面，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协调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国家和地方政府通常有权限和资源投资于城乡衔接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并有机会通过政策工具处理私营部门在农业粮食体系转型中的作用。250如本章（第5章）早前所述，支持中小城市和城镇一般性服务的投资可以撬动私人投资，有效利用城市化在城乡连续体中创造的更紧密空间和功能联系。因此，这些政策和投资要求国家和区域农业粮食体系政策提供有力的多层次治理，以促进农业粮食体系的结构转型。为了系统解决具体问题，鼓励农业粮食体系转型，需要在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协调治理行动。横向治理是指各部门的机构（例如与贸易、农业、卫生和规划有关的机构）之间及其与研究机构、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代表和金融机构等非政府行为体的协调融合。例如，由于农业粮食体系通常属于多个机构的任务范围，为了改善各机构之间的协调，各国正在建立部际委员会或类似机制来管理权力下放进程，实施农区倡议。另一方面，纵向或多级治理涉及超国家、国家、区域和地方政府各级的权力、决策能力和责任分配。243, 251多层次治理意味着在条块之间进行运作和协调，并在城乡连续体中创造凝聚力，赋权各级政府，培养认同感252, 253（见插文19）。
插文19签订多层次粮食安全和营养机构协议：南非西开普省的多方参与进程
2016年，南非西开普省政府发布了一项粮食安全和营养战略，称为营养与繁荣战略，提供了关于一体化、交叉和多层次粮食体系治理的蓝图。该战略由省长办公室和省农业厅共同领导。根据这些省级联合牵头机构的权限，该战略的范围跨越整个城乡连续体，包括农村地区、小城镇和大城市，并延伸至该省的农业粮食体系。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经过广泛、新颖的磋商和策划过程，汇集了多方行为主体，包括经常被忽视的声音，以改善农业粮食体系。该战略在支持粮食安全领域现有方案的同时，纳入了多个政府部门，其中许多被认为不承担粮食或营养职责（例如空间规划、教育、经济发展和环境部门）。该战略未采用传统的政策制定过程，而是始终采用开放式的治理方式，牵头政府官员通过不断创新和调整，汲取不断更新的经验教训和执行反馈。目前，随着2023年后南非国家粮食和营养安全计划的起草，总统府正在探索中央政府如何支持西开普省政府的这一战略，如何将这种战略应用于其他地区，以及可以建立何种机制来弥合国家与地方之间的治理差距。
有利于多级治理的政策框架仍不常见，但在少数国家确实存在。以区域视角看待农业粮食体系治理，可以为建立多层次农业粮食体系治理机制提供机会，例如，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就是如此（插文20）。此外，一些国家针对具体切入点，启动了多层次农业粮食体系治理进程。例如，丹麦以公共采购为切入点，启动了多层次农业粮食体系治理进程（插文21）。建立各级政府参与的国家级网络，似乎是启动这种多层次治理机制的一个重要起点。
插文20西班牙加泰罗尼亚2021-2026年区域粮食战略计划和加泰罗尼亚食品理事会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区域气候行动、粮食和农村事物部推动制定了西班牙加泰罗尼亚2021-2026年区域粮食战略计划（Plan estratégico de la alimen- tación de Cataluña 2021–2026 – PEAC）。该计划是一个区域性部际和跨部门工具，确定了粮食战略的愿景、目标和优先举措，为制定加泰罗尼亚能源转型国家协议奠定了基础，该协议将用于指导区域公共农业粮食体系未来的政策。该计划的制定经过一年多的参与进程，涉及区域农业粮食体系的各类行为主体，包括初级生产者、食品工业、食品经销商、餐馆和餐饮服务机构、研究机构和大学，以及在食品相关部门运作的地方、区域和国家机构。
附属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区域气候行动、粮食和农村事物部的加泰罗尼亚食品理事会（Consejo Catalán de la Alimentación）是战略计划的推动力量，是分析、辩论和提出加泰罗尼亚区域农业粮食政策问题的论坛。其还充当农业粮食体系政策建议观察站，观察站由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农业粮食体系相关协会和实体的广泛代表组成。
插文21丹麦的多级公共食品采购网络：国家、区域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启动建立多级农业粮食体系治理的进程
公共食品采购是加强城乡连续体中农业粮食体系联动的重要机制，可促进初级生产、饮食模式和饮食教育的显著变化。2018年，在丹麦编制食品招标绿色公共采购指南期间，丹麦环境部与哥本哈根市首席采购律师一起，正式建立了面向公共部门官员的多级食物采购网络（Nationale Udbudsjuridiske Fødevarenetværk），以连接各级政府，加强公共食物采购的有效性。该部、市长及44名国家、区域和地方官员参与了这一正式合作，这是朝着建立多层次农业粮食体系治理迈出的重要一步。建立该网络的原因是，在执行国家级规则和条例方面，国家和市级政府之间需要更密切系统的合作。没有这种合作，国家做出的决定在地方上可能行不通。在丹麦采购网络的基础上，欧洲和全球层面也建立了另一个公共食品采购网络，以分享经验，并在各级启动加强多级治理的进程。
肯尼亚以城市和城郊农业为切入点，启动了促进多层次农业粮食体系治理的进程。从2011年开始，肯尼亚的《城市区域和城市法》要求各县监管城市和城郊农业发展。然而，尽管肯尼亚有少数几个县已经制定（或正在制定）综合性粮食战略，但从部门模式转向系统模式以建立多级治理的探索仍处于早期阶段，国家和地方政府之间仅进行了初步讨论。在印度尼西亚，联合国粮食体系首脑会议之后，中央政府承诺在各级推广农业粮食体系办法。目前，国家、省、区/市各级都被要求每五年制定一项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计划。另一方面，在越南，城市有权制定国家农业粮食体系行动计划。上述框架无疑刺激了城乡连续体的政策制定。然而，也存在一种风险，即各个地方感到有义务关注国家优先事项，而忽视了不同的地方优先事项。254 尽管如此，政府各级有效的体制机制，包括地方各级政府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的机制，有助于建立跨地域的桥梁并加强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