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对植物有害生物的影响

报告的这一部分探讨了气候变化对有害生物、进而对植物健康的潜在影响，先从大的趋势来看，再通过案例研究展示个别物种或物种群受到的影响。

未来有害生物风险模拟

旨在确定气候变化情景下未来有害生物风险的模拟研究，大多采用物种分布模型、种群动态模型或两者混合模型（表2）。这些研究中考虑的气候因素包括温度、降水和湿度，但通常没有考虑二氧化碳浓度升高（Eastburn、McElrone和Bilgin，2011；Juroszek和von Tiedemann，2015）。对那些主要受温度影响的有害生物物种而言，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较容易预测。而对那些繁殖和扩散与水、风和作物管理密切相关的有害生物而言，预测气候变化对其影响则更加困难。对那些与其他生物体（例如病原体载体）相互作用影响较大的有害生物而言也是如此（Trebicki和Finlay，2019），除非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经得到了详细的研究（Juroszek和von Tiedemann，2013a），因而可以预测（见叶缘焦枯病菌的案例研究）。

模拟的结果取决于所使用的材料和方法，包括所使用的全球气候模型、排放情景、区域气候模型和具体的有害生物模型，以及模拟中使用的精确参数（Miedaner和Juroszek，2021a）。上述全部都有助于对有害生物风险的预测（Gouache等，2013；Juroszek和von Tiedemann，2013b；Launay等，2020)，在阅读和解释表2中的模拟研究结果时应当牢记。此外还应注意，正如Miedaner和Juroszek（2021a）近期研究所强调的，气候变化对有害生物风险的影响在一个国家可能有所不同（例如低地与山区、北方与南方、夏季与冬季、炎热潮湿季节与凉爽干燥季节）。

根据Juroszek和von Tiedemann（2015）的研究，一般来说，如果温度上升是主要驱动因素，那么到21世纪末，有害生物风险预计的变化（增加或减少）将会比世纪初更加明显。这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预计21世纪末全球变暖的程度相比世纪中和世纪初会更加显著（例如全球气温分别上升3℃、2℃和1℃）。

有害生物风险的预测变化因地理位置而异（Sidorova和Voronina，2020）。例如，在一项受气候变化情景驱动的未来有害生物风险早期模拟研究中，由稻瘟菌（Magnaporthe grisea）引起的稻瘟病风险预计会在日本等凉爽的亚热带水稻种植区增加，而在菲律宾等潮湿温暖的热带地区，该风险预计会在未来降低（Luo等，1995和1998）。Kocmánková等（2011）对虫害的预测表明，欧洲玉米螟（Ostrinia nubilalis）和科罗拉多马铃薯甲虫（Leptinotarsa decemlineata）很可能会在欧洲许多地区扩大范围，在海拔更高的地区定殖，并增加每年的代数，这些都是预测温度上升的结果。另一方面，气候变暖可能会导致温度升至接近某些昆虫物种的致死上限，特别是夏季的温带气候地区（Bale和Hayward，2010；Harvey等，2020）和已经非常温暖的热带地区（Deutsch等，2008）。这种随地理位置变化的影响意味着进行归纳时应极其谨慎，研究人员在推算结果时需要非常小心（Juroszek等，2020）。

最近，Seidl（2017）发表了一份对现有结果（1600多个单项观测值）的全面总体分析，并得出结论：约三分之二的观测值显示，全球林业的非生物（例如火灾、干旱）和生物（例如虫害、病原体）胁迫因素的风险将增加。更温暖且更干燥的条件有利于昆虫的干扰，而更温暖且更潮湿的条件则有利于病原体的干扰。预计许多作物病害（例如Juroszek和von Tiedemann，2015）、虫害（例如Choudhary、Kumari和Fand，2019）和杂草（例如Clements、DiTommaso和Hyvönen，2014）也会出现同样的趋势，大多数情况下有害生物风险会增加。因此，未来需要采取预防、缓解和适应措施，以减少农业、园艺、林业以及城市地区和国家公园预计增加的有害生物风险（Edmonds，2013；Pautasso，2013）。目前，在如何处理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内的有害生物侵扰问题上，保护主义运动和植物健康服务机构之间存在持续的争论，主要话题在于是否要对当下的非管理型生态系统进行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