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女性平等获得和控制资源，对于在农业粮食体系中实现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至关重要。稳定的土地、用水和牲畜所有权可以扩大农村女性的经济机会，加强她们在使用家庭生产性资产和收入方面的决策权，并有助于女性抵御冲击，包括全球经济危机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深入讨论见第5章）。
男女劳动者平等获得农业投入品、技术和补充资源有助于缩小土地和劳动生产率方面的性别差距，减少女性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新型（如数字技术）不平等可能会出现，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和农业粮食体系转型，就业机会逐渐从农业转移到农业粮食体系的初级生产之外。这些变化也迫切要求我们消除女性在获得教育等资源方面长期存在的不平等。
本章介绍了在获得和拥有对女性生计以及农业粮食体系中女性赋权至关重要的资源方面的性别特点，这些资源包括教育、土地、用水、牲畜和补充资源、技术和服务。本章评估了过去十年中取得的进展以及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方面。最近的研究已经超越了记录农业和农业粮食体系中的性别差距，转而调查资源相关决策过程，并分析引发和维持这种不平等的根本制约因素。1
在20个国家的抽样调查中，只有不到1%的农村贫困女性完成了中等教育。
男孩和女孩的教育是解决性别不平等诸多问题的根本。成年女性和女孩接受教育不仅有助于她们在农业粮食体系获得更好的工作，也是个赋权问题；教育有利于她们在农业粮食体系之内和之外找到心仪的机会。如果没有充分的教育，可能严重妨碍女性行使她们可能享有的土地所有权和继承权，以及获得农业融资、利用数字技术的机会。在女性教育水平较高的国家，土地方面的性别差距往往低于女性教育水平较低的国家。2在农业粮食体系中工作的女性，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比较低者工资水平更高，生产率也更高（第2章）。但教育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社会经济效益，例如改善妇幼保健和营养。3
尽管在过去二十年中有所改善，但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在全球和各级教育中依然存在。初等教育在两性均等化方面的进展比中等和高等教育更为一致，包括各区域之间。4撒哈拉以南非洲在中等和高等教育中的两性均等化程度仍然最低。4在最贫穷家庭和农村地区，教育中的性别差距更大。在20个国家的抽样调查中，只有不到1%的农村贫困女性完成了中等教育，5这是女性赋权的一个主要障碍。土地和财产权没有保障时，女性和男性在规划、投资、改善或处分土地时心里就不踏实。加强女性土地权利与更多地采用技术、增加投资、提高农业生产率、收入水平呈正相关 （见第6章）。稳定的土地保有权也是女性赋予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与社会福利增加相关，包括降低家庭暴力发生率（插文3.1）。
尽管在过去二十年中有所改善，但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在全球和各级教育中依然存在。初等教育在两性均等化方面的进展比中等和高等教育更为一致，包括各区域之间。4撒哈拉以南非洲在中等和高等教育中的两性均等化程度仍然最低。4在最贫穷家庭和农村地区，教育中的性别差距更大。在20个国家的抽样调查中，只有不到1%的农村贫困女性完成了中等教育，5这是女性赋权的一个主要障碍。土地和财产权没有保障时，女性和男性在规划、投资、改善或处分土地时心里就不踏实。加强女性土地权利与更多地采用技术、增加投资、提高农业生产率、收入水平呈正相关 （见第6章）。稳定的土地保有权也是女性赋予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与社会福利增加相关，包括降低家庭暴力发生率（插文3.1）。
越来越多的证据试图澄清女性的土地所有权与性别暴力之间的模糊关系。女性的土地所有权本身并不能减少性别暴力，而是以通过以下方式发挥作用：（一）增强女性的经济能力和谈判能力；（二）提高女性的知识能力和自尊，同时增加她们的流动自由和市场机会；（三）通过承认女性的自主权及其对权利和自由的主张，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i然而，如果男性认为女性的经济能力和财产增加对他们自身的权力构成威胁，男性可能会在家庭内外实施暴力进行报复。i, ii
在印度的几个邦，拥有土地的女性报告说，土地和资产所有权有助于减少她们遭受的口头、身体和性侵害。i, iii, iv没有土地的女性也报告说，如果她们拥有土地，遭受的暴力会减少。许多女性称，拥有土地减少了依赖性、不适感、无用感，有助于她们在父母和夫家获得认可和发言权。i
然而，男性的看法却并不相同：一些人认为，女性获得土地权使她们能够更好地管理家庭、改善营养，而另一些人则表示，获得土地的女性会变得自私，给家庭带来麻烦。男性和女性都抱怨政府给女性的土地质量差，但都指出，在过去十年中，土地所有权增加了女性的流动性，提高了女性的觉悟。然而，结构和环境因素也带来了限制，如土地和税收管理程序不透明、税收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全部为男性，以及一些机构（如乡村治理机构）全部为男性。i
在尼加拉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女性的土地所有权与伴侣权威降低有重大相关关系，由此减少了女性遭受的身体和心理暴力。v女性说，财产所有权加强了她们独立于丈夫解决自身需要的能力，从而打破了男权的社会文化结构。然而，对28次人口和健康调查中女性单独或共同拥有土地和遭受亲密伴侣间暴力的情况进行分析后发现，这种相关关系没有结论性证据。ii
女性对其财产权的认识和制度性支持，包括涉及土地所有权的社会规范和法律，对于保护女性免受性别暴力也至关重要。vi个人、私营部门、政府或其他利益相关方可能会以性别暴力相胁迫，强占土地。vi, vii女性还可能被迫通过性交易获得土地或解决土地问题。例如，在塞拉利昂，8%的女性和5%的男性报告说，他们曾被要求提供性好处以解决土地问题，或认识曾被要求提供这种好处的人。vi, viii
由于无法获得和受益于可负担、充足、可靠和安全的水，增加了性别暴力风险，导致成年女性和女孩在安全获得足够的家庭用水时困难重重。2022年对性别暴力相关证据进行的全球审查表明，暴力侵害女性行为与性别规范有关，这些规范使暴力行为合理化，使取水和相关家务成为女性的唯一责任，并限制了女性寻求支持的能力。ix用水无保障通常会增加性暴力的风险，而取水和家中缺水可能会导致身体暴力，往往是亲密伴侣所为。
主要国际进程和文书，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2012年核可的《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等，越来越多地承认女性土地权的重要性。6《自愿准则》将性别平等列为准则的十项执行原则之一，强调性别平等在土地保有权治理各方面的重要性。认识到保障土地权利对于实现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以及消除贫困（可持续发展目标：1）至关重要（可持续发展目标5），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以下三个独立的土地指标：1）指标5.a.1追踪农业人口土地所有权或稳定的土地权的性别特点；2）指标5.a.2评估国家法律和政策在何种程度上承认和保护女性的土地权（见插文3.2）；指标1.4.2报告与土地保有权不牢固有关的性别统计数据。7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5.a.2i被定义为“包括习惯法在内的国家法律框架保障妇女有权平等享有土地所有权和（或）控制权的国家所占比例”。这一指标不限于农业人口或农业用地，并用以下六个代理指标进行衡量：
这些代理指标来自国际法和国际公认的良好做法，特别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ii和《负责任地治理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自愿准则》。iii
代理指标D和F不仅在法律规定了资源或配额的情况下被视为存在，而且在没有此类规定的情况下，如果官方国家统计数据显示，拥有土地所有权或稳定土地权的个人中至少有40%是女性，则也被视为存在。有七个国家属于这种情况：柬埔寨、埃塞俄比亚、格鲁吉亚、匈牙利、立陶宛、卢旺达和瑞典。
代理指标E在28个国家的全国性法律中不适用，主要是在欧洲和西亚。如果习惯法、习惯土地权或习惯机构在法律中得不到承认，即使在一些国家这些要素可能实际影响土地保有权安排，代理指标E也不适用。
各国直到2019年才开始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5.a.2，因为国际公认的数据收集方法和标准直到2017年11月才形成一致。截至2023年3月，68个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国家就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5.a.2提交了报告，巴基斯坦是迄今为止唯一提交两次报告的国家。
在就指标5.a.2提交报告的68个国家中，有34个国家对女性土地权的法律保护程度较低（表3.1）。在这些国家中，用于衡量指标5.a.2的五六个代理指标中最多只有两个。然而，在68个国家中，有21个国家在法律上对女性的土地权有很高或非常高的保护，占有4至6个代理指标。正如插文3.2所强调的，这21个国家中有7个国家得分较高，因为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至少40%拥有土地所有权或稳定土地权的个人是女性。
在每个区域，国家一级的代理指标数量差异很大（图3.1）。所有区域都有政府为促进女性土地权而进行法律和政策改革的范例。然而，即使在对女性土地权保护程度很高或非常高的国家，也往往需要作出更多努力，改善女性土地权状况。
大多数报告国在婚姻财产权（代理指标B）9和继承权（代理指标C）方面得分较高（图3.2），但自2010年以来这些领域几乎没有进行法律改革。10在60%的国家，配偶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不得处置被视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土地或财产。57%的报告国支持所有子女和未亡配偶不分性别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在43%的国家中，成年女性和女孩的继承权没有得到（充分）承认，或与男性的继承权不平等，或只适用于某些群体。11这往往是因为宗教或习惯法影响了继承制度。
在68个报告国中，有24个国家实行土地共同登记（代理指标A）。在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共同拥有的土地必须登记，证书或所有权证必须以配偶双方的名义颁发。肯尼亚是在过去10年中通过土地改革要求共同登记的国家之一。12在多民族玻利维亚国13和多米尼加共和国14等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强制性共同所有权也是土地分配和土地改革计划的一个特点。样本中只有两个国家 — 尼泊尔15和泰国16 — 通过经济激励措施鼓励共同登记。
在法律框架中承认习惯法的40个国家（代理指标E）中，有21个国家确保土地权方面的性别平等。例如，乍得、厄瓜多尔、肯尼亚、马拉维、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乌干达的宪法和土地法都明确规定，习俗不得违背不歧视或性别平等原则，从而为执法者划定了明确的界限。在其他法律制度中，这种保护可能只出现在宪法中，或相关土地法中。这些改革大多是最近才开始的，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16
暂行特别措施17可支持政策和法律的执行，从而有助于在实践中加快实现性别平等。在过去十年中，各国越来越多地采取了暂行特别措施，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往往作为更大法律改革的一部分）和拉丁美洲。在乍得、利比里亚、马拉维、马里和尼日尔等婚姻和继承法保护较弱的国家，也采取了暂行特别措施。在16个有代理指标D的国家中，有9个通过法律规定，为加强女性的土地所有权分配财政资源，而在28个有代理指标F的国家中，有22个为女性在土地机构中的代表权规定了配额。虽然取得的进展令人鼓舞，但可能还需要采取更多行动，以解决其他领域可能妨碍有效执行这些措施的性别差距问题。例如，埃塞俄比亚取消了大多数州要求女性在农村土地裁决委员会中占30%的要求，因为许多被任命为委员会成员的农村女性由于需要照顾子女、做家务而无法履行职责。
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得不到落实和执行，仍然是实践中实现土地权性别平等的主要障碍，特别是在农村和以农业为生的人口中。遗憾的是，尽管在如何收集和编制土地权统计数据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全球一级按性别分列的统一统计数据仍然很少。大多数国家没有收集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5.a.1的数据。即使报告了这一指标，并非所有国家都遵循商定的方法，很少有国家提供关于多种土地权利的信息（见插文3.3）。
自《2010-11年粮食及农业状况》i发布以来，在衡量和监测女性和男性的土地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报告谁的权利 — 农户或男性和女性个体？《2010-11年粮食及农业状况》以农户作为统计基础，农户的定义是“对农业地块行使管理上的控制权的个人或群体”。然而，农户的概念并没有反映土地所有权（或其他权利）在家庭成员之间和按性别分配的真实情况，ii, iii因此被关注男性和女性个人土地权利的概念所取代。
衡量哪些权利？女性的土地权被设想为一组权利，iv提醒人们注意女性和男性对某块土地可能拥有一些权利但不拥有另一些权利的事实。管理土地的人并不总是有权出售土地（处分权）；在某些情况下，男性和女性可能报告说自己是土地所有者，但实际上无权出售或遗赠土地。v
在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5.a.1时进行了方法创新，该指标由两个次级指标组成：（a）按性别分列的拥有农业土地所有权或稳定土地权的农业人口比例；以及（b）农业用地所有者或权利人中女性的比例，按保有权类型分列；在用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5.a.1的方法中，稳定的土地保有权包括土地所有权和两项关键的处分权：出售和遗赠的权利。然而，相关研究在方法的应用方面存在重大差距，特别是在调查中如何收集以农业为生者的土地权数据方面。例如，在很大一部分国家，指标5.a.1的估算是根据人口健康调查的数据得出的。这些调查只收集答卷人是否拥有任何土地的自我报告资料，往往不追问答卷人所拥有土地的类型（农业、住宅等）、是否有权通过出售或者遗赠的方式处分土地。此类调查还仅涉及育龄女性和男性，因此可能不包括老年女性，她们的土地权利可能更无保障。vi
只有五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收集了关于多种土地权利的数据，包括土地遗赠权，如相关方法所述（见表A）。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农业家庭中拥有土地所有权文件的男女比例相似，性别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改善。然而，在其他国家，女性在获得所有权文件方面明显落后于男性。在马拉维，全部土地所有者中女性占很大比例，但拥有土地权证明文件的女性人数少于男性。在尼日利亚，获得土地权证方面的性别差距尤其明显。在除柬埔寨和埃塞俄比亚以外的所有国家，报告拥有所有权或处分权并有相关证明文件的男性和女性比例都很低。
即使有数据，农业家庭中的女性在土地所有权方面仍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就可持续发展目标5.a.1提交报告的有46个国家，在超过30%的国家，拥有土地所有权或稳定保有权的男性比例是女性的两倍（图3.3）。这一数据具体指的是农业家庭。此外，在几乎所有国家（46个国家中的40个国家），拥有或稳定保有土地的男性比例高于女性。
拥有土地所有权或稳定保有权的女性和男性在成年农业人口中所占比例，对角线上方的点表示男性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比例高于女性。
女性在全部农业土地所有者或稳定土地保有者中所占比例，从巴基斯坦（2018年）的6.6%到马拉维（2020年）的57.8%不等（图3.4）。在14个国家中，男性至少占土地所有人或稳定土地保有人的70%，这14个国家占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5.a.1进展情况的国家的三分之一。这些国家大多数在西非，但也有来自亚洲（巴基斯坦）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洪都拉斯和秘鲁）的例子。在11个国家，在最近一次调查的年份，拥有农地的女性多于男性。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都作出了巨大努力，以确保土地认证中促进性别平等，提高对女性土地权利的认识。18在马拉维，母系继承关系很强，这可能是女性在农业土地所有者中所占比例较大的原因。
研究表明，在法律制度对女性更加平等的国家，女性的资产所有权更高。19, 20然而，女性的合法土地权（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5.a.2）与各项调查中所报告的女性农业生产者的土地所有权（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5.a.1）之间的关系并无很强关联。对女性合法土地权的更多支持与性别差距缩小有关联，但这种关联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一些国家对女性的土地权规定了有力的法律保护，但执行工作滞后，调查发现土地权方面存在严重的性别不平等。21在其他国家（如在缅甸），调查显示，农业生产者之间在土地所有权方面是平等的，尽管在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5.a.2的报告中对女性土地权的法律保护报告得非常少。
过去十年中，在有纵向数据的18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的女性在土地所有者中所占比例有所增加（图3.5）。在印度、尼泊尔、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女性在土地所有者中所占比例大幅增加。在其他国家，这一比例相当小，部分原因是，这一变化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衡量的，或者是因为在柬埔寨和卢旺达等国，女性在土地所有者中所占的比例一开始就相对较高。布基纳法索、印度尼西亚和秘鲁这三个国家没有取得明显进展。在五个国家，女性在土地所有者中所占比例有所下降。
报告的所有权并不一定清楚表示存在稳定的保有权。根据来自70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数据，22全球五分之一的女性和男性报告说，他们对主要财产的保有权没有保障，而这些财产往往是他们的住房。类似比例的人还报告说，对农业专用的其他财产的保有权没有保障。女性在离婚或配偶死亡的情况下更有可能担心失去财产：近22%的女性报告说担心失去主要财产和邻接土地，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为17%；约25%的女性对另一项农业财产感到不安全，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为15%。此外，农村女性比城市女性更有可能担心在离婚或配偶死亡的情况下失去家园和邻接的土地。男性的不安全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但女性的不安全感则没有减少。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报告保有权无保障的可能性较小；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更了解自己的保有权。
人的健康和福祉取决于能否获得安全饮用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可持续发展目标6），但在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农村地区，获得饮用水服务的情况仍然很差。尽管全球范围内，男性和女性一样有可能报告用水无保障，23, 24但女性更了解为维持家庭供水而进行的所有日常活动；25这仍然是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根源。供水无保障直接影响到所有家庭成员的健康和营养；儿童、孕妇和老年人由于其独特的需求和依赖性，特别容易受到缺水的影响。由于普遍存在的性别规范和性别分工，成年女性和女孩承担了不成比例的取水责任（见第2章），但取水往往使她们面临性别暴力 （插文3.1）。26
水是农业生产和农业粮食体系其他领域，如加工、贸易、零售和消费的核心资源。在农业粮食体系中，水的获取和使用具有高度性别差异，并与阶级、年龄和种族等其他形式的社会分化交织在一起。27, 28在获得和管理水资源方面的性别不平等对女孩的教育、29女性的生计30和赋权31以及她们家庭的健康和营养32, 33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农业土地权和农业用水权密切相关。34土地权方面的性别不平等会影响女性的水权35和灌溉技术权。36虽然许多区域的国家利用用水者团体和社区参与来管理水资源，但参与这些团体的女性人数少于男性，女性参与这些团体的人数仍然很少（图3.6）。用水者协会的成员可能仅限于土地所有者，因此可能限制女性参与。36, 37
在国家一级，很少有国家制定了促进性别平等的水管理政策。2020年，在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6（清洁水和环境卫生）数据的170个国家中，只有44个国家积极开展水资源管理中的性别主流化工作，而在104个国家中，只有47个国家制定了女性参与水资源管理的具体政策。38
获得生产用水方面的性别障碍也与水机构的治理和发言权问题密切相关。在全球范围内，女性参与水资源综合管理和治理（即女性在这些进程中有正式代表或被定期咨询）的水平仅在22%的国家较高39（图3.6）。
关于女性获得灌溉机会的数据有限，现有数据没有清楚地描绘出按性别划分的灌溉机会特征。最近对农业生产率性别差距的分析39发现，在埃塞俄比亚和危地马拉，女性管理的农场得到灌溉的可能性低于男性和男女共管的农场，但在柬埔寨和秘鲁，女性管理的农场得到灌溉的可能性更大。乌干达在灌溉方面没有性别差距，但在乌干达接受调查的所有农场中，只有不到2%的农场得到灌溉。对5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抽样调查表明，在埃塞俄比亚和马拉维等灌溉设施较为普及的国家，女户主家庭在获得灌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40总体而言，这些国家很少有农场得到灌溉（图3.7），近年来性别差距没有明显变化。
在灌溉技术决策方面，明显存在性别不平等。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一项定性研究发现，女性购买水泵的不到10%，而在作物选择和被灌溉作物取得收入的使用方面，大多数重大决定都是由男性作出的。41同样，在斯里兰卡，与灌溉有关的决策由男性主导，42在埃塞俄比亚、加纳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机械化灌溉技术更多地用于男性管理的地块，而男性户主家庭中的已婚女性很少在其管理的地块上使用这些技术。37
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导致水资源短缺，对女性和特定族裔群体也产生不同影响。例如，在布基纳法索，研究发现与性别有关的角色和规范影响到女性在旱季的脆弱性，用水方面的族裔差异也是如此。43
水资源紧张会加速农村人口外流，导致性别关系和家庭和社区用水方面的权力关系发生变化。例如，在塔吉克斯坦，丈夫外出导致对女性的劳动力需求大幅增加，使她们参与农业和用水者团体的时间减少。44在尼泊尔，丈夫外出后女性不得不管理农场灌溉，这些女性报告说，租用水泵设备和管井的困难加大，因为她们没有必要的社交网络，而且与井主谈判感到不舒服。45气候变化和污染对水资源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也可能因水资源导致发生更多的零星和大规模冲突事件，并进一步阻碍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议程（见第5章）。
牲畜所有权对减少女性贫穷十分重要，46还有助于提高家庭对气候变化和相关冲击的抵御能力。47, 48能够接触和控制牲畜的女性会更有能力改善其家庭的健康、教育和粮食安全。49, 50, 51然而，女性在拥有牲畜方面仍然处于不利地位。在有长期数据的十个国家中，有八个国家的男户主家庭拥有的牲畜（以热带牲畜单位衡量）52多于女户主家庭（图3.8）。这些差距在四个国家（埃塞俄比亚、格鲁吉亚、马里和秘鲁）扩大。
女户主家庭和男户主家庭在牲畜所有权方面的差距因牲畜种类而异。大型反刍动物所有权的性别差距往往更为一致，但小型反刍动物和家禽的所有权也存在差距（图3.9）。大型反刍动物所有权方面的差距似乎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在格鲁吉亚、马里和秘鲁等几个国家，差距还在扩大；在厄瓜多尔和危地马拉，最初的差距就很小，现已经缩小或消失。
家禽方面性别差距的趋势不太明确：在10个国家中有4个国家，家禽所有权方面的性别差距已经缩小，在一个国家（马拉维），根据最新调查数据，这种差距已经逆转，有利于女户主家庭。然而，在其他五个国家，女户主家庭和男户主家庭在家禽拥有量方面的差距要么没有变化，要么差距正在扩大。
只有6个国家收集了关于不同牲畜种类的所有权和责任人的个人数据。53所有这些都在非洲，是LSMS-ISA倡议的一部分。54图3.10显示了拥有不同类型牲畜的女性在农业家庭所有女性中所占的比例，以及拥有牲畜的男性在农业家庭所有男性中所占的比例。个人一级牲畜所有权方面的性别差距不如男户主家庭和女户主家庭之间的差距明显。55
拥有家禽的女性往往多于男性（图3.10）。在尼日尔，2011年存在有利于男性的性别差距，但到2014年，这一差距几乎消失，该年的数据是现有最新数据。在埃塞俄比亚，2013年拥有家禽的女性比男性多得多，但到2019年，有利于女性的性别差距已经消失。相比之下，在马拉维、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有利于女性的差距有所扩大。总的来说，这些数据表明，牲畜所有权方面的性别差距不如拥有牲畜数量方面的性别差距明显。
国家案例研究绝大多数表明，女性和男性拥有的牲畜种类以及两性的决定权存在着重大差异。56虽然在不同情况下存在差异，但一般而言，女性更有可能拥有较小的牲畜和家禽，而不是拥有牛和较大的牲畜。57, 58她们也更有可能饲养当地品种。59
此外，据报告，在牲畜销售收入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距，59, 60尽管这取决于牲畜品种和产品以及商业化水平。畜牧业生产的强化和商业化可能会改变传统的权利和责任分配，使女性失去对她们过去控制的牲畜品种和产品的控制。61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对小农户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牲畜和牲畜产品的利润率升高与女性对收入的控制权减少有关联。62
个案研究还显示，在获得畜牧生产所需的相关资源方面存在性别差距。57, 63女性获得土地和牧场、64, 65饲料和草料、66水、67信贷、68技术、信息以及兽医服务和产品（如疫苗）的机会少于男性。69, 70
获得农业和农业粮食体系技术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率、使农民能够参与更高价值链和节点与更有利可图的市场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至关重要。1如果必要的有利因素到位，且他们有平等的机会获得生产资源，男性和女性同样有可能采用新技术。71但是，从事农业的女性获得的投入品，包括良种、肥料、推广服务和培训、信贷和机械化设备的机会大大少于男性。1最近的一项系统回顾发现，有53项研究表明，在获得农业资源方面存在性别差距；其中25项研究直接将女性获得资源的机会有限与女性管理的地块、女性农业劳动者或女性户主家庭的生产率低于男性同行联系起来，72与第2章的讨论一致。
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在初级生产之外就业，农业粮食体系中性别之间的技术差距也越来越明显。例如，据估计，赞比亚女性鱼类加工者的收获后物质损失比男性高三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女性无法获得加工技术。73
在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获得良种和无机肥方面的性别差距随着时间和国家的不同而有波动，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差距正在缩小（图3.11）。在乌干达，获得良种方面的差距缩小，主要是由于2014年使用良种的男性管理农场少于2010年。厄瓜多尔在使用无机肥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
在包括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内的世界各区域，小农耕作系统中使用小型机械的情况正在增加。74, 75机械化程度提高可以推动农业和农业粮食体系的重大变化，包括男女所从事工作的类型和质量。76实际变化取决于技术类型、传统的性别分工以及谁的劳动和收入受到影响。77虽然机械化可以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增加农民收入，78但也可能直接替代劳动力。79例如，免耕播种机、动力除草机、收割机和脱粒机可以使以前由女性从事的工作机械化。80在印度，1999年至2011年期间机械化耕作增加10%，导致女性农业劳动力减少5%，而由于女性的初级生产之外就业机会有限，此类工作机会没有增加。81因此，虽然机械化可以为农民，包括女性带来巨大利益，但也可能对特定群体如极端贫困女性、无地女性、寡妇和女户主的生计产生重大负面影响。82, 83
相反，机械化也可以赋权女性，因为机械化减少了女性对男性劳动力的依赖，使女性能够种植“男性”作物、从事其他传统上由男性从事的活动。75, 84这也有助于减少女性过多承担的繁重工作。85南部非洲的一项研究表明，主要由男性进行的整地机械化也减少了除草工作，而除草是小农农场中女性经常从事的一项繁重工作。86这样，在农场上花费的时间减少，女性就有更多时间照顾家人和自己，即使其他有偿工作没有增加。86
尽管机械化对小农农业有潜在好处，但女性农业劳动者在获得和使用机械方面仍然落后于男性农业劳动者。最近对六国数据的回顾发现，在其中五个国家，女性管理的农场使用农业机械的情况少于男性管理或男女共管的农场；唯一的例外是秘鲁，在那里，这一差距在统计上并不显著。40女户主家庭拥有机械化设备的可能性明显低于男户主家庭（图3.12）。在粮农组织RuLIS数据库中有长期数据的八个国家中，除厄瓜多尔外，机械化方面的性别差距有所扩大或保持不变。女性较少使用机械化的原因包括：在获得资本和补充投入品及服务方面存在障碍、识字率较低、设备无法通达，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带性别偏见的社会文化规范。86, 87
女性获得农业技术改良信息的机会通常也较少，这反过来又影响她们采纳和使用这些技术的能力。88加纳的一项研究表明，男性一般直接接受推广人员的农业技术培训，并较早采用新技术，而女性则通过丈夫获得相关技术信息，从而推迟了对技术的掌握。89
女性面临的一个重要障碍是，机械和工具的设计仍然主要参考男性农业劳动者和男性工人的需要，包括男性的人体工程学特点。在埃塞俄比亚、加纳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女性通常不使用机动水泵，因为技术复杂，操作需要体力，而且在雇用和监督工人方面存在挑战。90在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的商业马铃薯生产中，虽然主要由女性进行马铃薯分级，但她们没有参与对某台自动化设备的评估，因此女性没有采用这台设备，因为女性发现机器难以操作。91孟加拉国采用参与式评价方法评估便携式面粉加工设备的采用情况，凸显了让女性参加培训课程的重要性。92
最近的证据还表明家庭内部的决策过程对男女采用新技术的影响，91, 93其中关于如何使用技术和家庭中谁将从中受益的决定，反映了家庭男女成员的不同利益。在埃塞俄比亚，女性更喜欢太阳能水泵，而不是内燃机水泵，因为后者增加了她们的时间负担，而前者被认为可以减少家务和田间劳动，有助于发展庭园作物种植。91
在大多数国家，农业粮食体系中的非农业部门机械化受到男性主导的农企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强烈影响。男性所有者和管理人员可能没有动力采用不能直接提高效率和生产率的技术，即使这些技术可以改善加工工人（其中大多数是女性）的健康和安全条件。92在整个农业食品价值链中，机械化、性别关系和妇女福祉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知识空白。
在全球范围内，女性获得的推广和咨询服务仍然严重不足。94, 95, 96在有多年数据的六个国家中，有四个国家的女户主家庭获得推广支持的比例低于男户主家庭，近年来几乎没有改善（图3.13）。埃塞俄比亚的一项研究发现，女性户主和女性土地管理者从这些服务中受益的可能性比男性同行低10%。97
男户主家庭中的女性在获得推广服务方面也处于劣势，但在家庭调查中并没有定期收集这方面的个人数据。叙利亚的数据表明，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获得良种和信息的机会有限，即使她们在粮食体系的作物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98同样，在发展中国家，女性劳动者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因为她们缺乏关于农药及其相关健康风险的信息，尽管她们在商业农场和种植园工人中占大多数。99, 100
将女性视为照顾他人者或帮手的偏见可能导致农业推广和咨询服务不成比例地提供给被视为“主要农民”的男户主。101在一些保守的文化中，普遍的社会规范意味着男性推广官员只与男性农业劳动者接触。99在许多地区，如东南亚，推广官员主要是男性。102在巴基斯坦，由男性主导的推广工作队并不认为向女性提供推广服务是优先事项。103女性参加培训班或示范区并从中受益的能力可能受到若干因素的限制，如围绕个人流动性的社会规范、识字水平、工作负担或不对称的权力关系。104同样，一些政府推广计划可能要求受益人是某些资产（例如，鱼塘、土地）的所有者或管理者，因此可能会歧视女性。105
网络和社会资本是信息交流、农业创新、技术采用、资源分配和集体行动的基础。1事实证明，女性更多地利用网络和社会资本，可以提高作物产量，106增加对新技术和创新技术的需求，107促进信息获取，扩大信息来源。108, 109在加入和参与团体活动方面改善性别均等与减少冲突、增加协作、改善治理、增加集体知识和利益具有相关性。110
然而，女性从各种网络获得的信息仍然较少，她们的网络往往比男性的网络规模小，影响力也小。111贫穷女性在获得社会资本方面可能面临更多的障碍，因为加入和参与团体活动需要时间，而且往往需要支付费用112，在整个发展中地区，家务和照料责任传统上是女性承担，往往将她们限制在家庭空间内，使她们加入或参与团体的时间受到限制。109, 113, 114, 115此外，内心持有的价值观和信仰或被强加的心理约束（如自卑）也阻碍了女性加入团体和网络、积极参与和公开表达意见。1, 116正式机制中的制度限制（例如，要求提供政府颁发的身份证明和支付费用）和非正式领域的制度限制（例如，社区会议偏向男性参加）也限制了女性加入、参与和充分受益于团体的程度。117此外，即使女性经常参与女性组成的社会或经济自助团体，她们在这些只有女性的环境中获得的社会和领导力资本通常无助于她们在男女混合的环境中获得有意义的影响力。118
咨询服务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有助于克服传统推广和咨询服务的一些问题，下一节将对此作更详细的解释。信通技术可以以各种形式 — 音频、视频和书面形式 — 向偏远地区快速传播具有成本效益的农业信息，满足农民的需要，但具体取决于他们的教育和识字水平。
自1990年代以来，现代信通技术始出现，如移动电话、个人电脑、基于互联网的服务和应用，农民和其他农业粮食体系行为主体可获得的数字技术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显著提高。119
信通技术有可能通过增加农村地区获得服务的机会、降低交易成本、优化生产投入品和资源利用以及加强抵御冲击和危机的能力，带来广泛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然而，近年来信通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加速普及和扩大也可能加剧不平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农村和城市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依然存在。农村女性尤其不太可能获得或使用信通技术。这也与获得其他基础设施服务，特别是电力方面的性别差异密切相关。获得电力的情况存在性别差异。决定如何提供电力，以及谁从电力的使用中受益时，男性和女性机会不同。120家庭一级的能源贫困对女性的健康、时间使用和就业，以及获得信息、服务和技术等方面的利益产生了广泛的负面影响。121
互联网的使用在过去几年里有很大增长：估计互联网使用者人数将从2011年的24亿122激增至2022年的53亿。123 2022年，全球63%的女性使用互联网，而男性为69%（图3.14）。124近年来，男女互联网普及率都有所提高，以女性占男性上网人数的百分比计算，男女之间的差距有所下降。
非洲在互联网使用方面的性别差距最大：2022年，女性使用互联网的人数比男性少25%（图3.15），自2019年以来，这一差距一直保持不变。男性和女性的互联网普及率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城市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大大高于农村地区。123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最新估计，到2022年，移动电话占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宽带连接的绝大多数。125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自2017年以来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收集的移动电话拥有量数据126显示，从2017年到2021年，女性和男性的移动电话拥有率都保持相对稳定，移动电话拥有率的性别差距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缩小，但在2021年为7%，相当于3.72亿女性仍然没有移动电话。127
移动电话拥有率的性别差距因地区而异。2020年，南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性别差距最大，女性拥有移动电话的可能性比男性低19%，其次是撒哈拉以南非洲（13%）以及近东和北非（9%）。128相反，在欧洲和中亚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拥有移动电话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128
2021年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消费者调查数据显示，农村女性拥有移动电话的可能性低于农村男性。128在接受调查的10个国家中（图3.16），巴基斯坦在移动电话拥有率方面，农村性别差距最大，为35%，而墨西哥的差距最小，仅为2%。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60%的女性现在可以使用移动互联网，而2017年这一比例为44%（图3.17）。128然而，自2019年12月COVID-19疫情暴发以来，女性使用移动互联网的增长速度慢于男性。南亚的性别差距最大（44%），其次是撒哈拉以南非洲（37%），差距最小的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1%），以及东亚和太平洋地区（2%）。
在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调查的所有十个国家中，农村地区移动互联网使用的性别差距大于移动电话拥有率的整体性别差距（图3.18）。这主要是因为农村人口，特别是女性，对移动互联网的了解程度低于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人口。即使农村地区的人们知道有移动互联网，他们使用时也存在一系列障碍，包括识字率低、缺乏数字技能。这些障碍往往对女性和农村人口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因为结构性不平等和社会规范往往导致农村女性的教育水平和收入较低。128此外，与生活在城市地区的人相比，生活在人口稀少、偏远或不通电的农村地区，更不可能接入移动宽带网络。在抽样国家的农村人口中，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在移动互联网使用方面的性别差距最大（55%），而墨西哥的差距最小（12%）。
金融服务，包括储蓄、信贷、保险和支付等，可提高人们的能力，帮助人们寻求经济机会、增加收入和储蓄、积累资产、增强抵御能力和经济安全，还有助于减轻歧视性的社会规范（见第6章）。
在全球范围内，账户所有权方面的性别差距依然存在，但正在缩小。在发展中经济体，账户所有权的性别差距多年来一直保持在9个百分点左右，2021年降至6个百分点（男性为74%，女性为68%）。129移动货币账户有助于缩小获得金融服务方面的性别差距。130
女性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主要制约因素包括缺乏资源（例如，收入或资产）和歧视性社会规范和政策。130女性也不太可能拥有开设银行账户所需的身份证件。131, 132女性对保险的需求低于男性，女性往往获得价值较低的保险，133, 134, 135这与缺乏信任、金融知识水平低、性别暴露于特定风险有关。134,136
金融服务的数字化为确保有意义的普惠金融提供了创新方法。性别障碍，如女性流动性有限或对正规机构的不信任，可以通过使用家庭数字化工具来解决，以改善女性的财务自主权和隐私。136移动货币促进了女性金融行为的改变，提高了她们的经济独立性，因此有助于女性的经济赋权。137, 138, 139例如，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进行的一项跨国研究发现，在参与储蓄和预算规划方面，采用移动货币对女性的经济赋权产生了积极影响。140同样，在肯尼亚进行的一项研究139表明，使用肯尼亚移动货币系统M-pesa使10万多个家庭摆脱了贫困，对女户主家庭的影响大于男户主家庭。该系统还帮助了大约18.5万名女性进入商界，减少了她们从事多种兼职工作的必要性。
然而，女性在取得移动货币账户、作为账户所有者使用数字支付方面仍然落后于男性。1302021年，全球8%的女性拥有移动货币账户，而男性的比例为12%。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包括高收入国家）的移动账户持有者比例最高，其中30%的女性和36%的男性拥有移动货币账户。
社会保障在促进女性赋权和减少性别不平等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包括减少在人力资本发展以及获得和控制收入和资产方面的不平等i（另见第6章）。
社会保障是农村女性和男性的关键风险管理工具。社会保障计划可在多个方面高度有效地增进家庭福利，包括提供救济，避免陷入贫困，改善生计和生产能力，以及促进社会经济包容和平等。ii, iii然而，这些计划对性别问题的关注程度可能不同，而且基本上不涉及社会规范和权力关系等性别不平等的根源。iv
在全球范围内，26.5%的劳动年龄女性在法律上受到保护，享有全面的社会保障，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为34.3%。v女性的立法保护覆盖面较低主要是由于农业和其他部门的非正规程度较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较低、从事的工作类型限制。v如第2章所示，农村家庭中很大一部分女性为家庭企业贡献了无偿和基本上不被承认的劳动。如果女性没有以自己名义登记的土地 — 这在许多国家很常见 — 她可能被排除在现有的农民社会保障计划之外。vi
农村女性在获得现金补助或公共事业福利方面可能面临障碍，原因是缺乏时间、贫穷，以及导致歧视和边缘化或限制其获得交通等资源的制约或规范。vii社会保障计划的每一个方面，包括确定目标、附加条件以及支付和转移机制，都可能对两性权力关系、平等以及女性赋权和福利产生影响。viii参与社会保障计划也会影响亲密伴侣间暴力的发生率（见插文3.5）。
女性往往是社会保障计划的预定受益者，她们作为户主、面临性别特有风险者（如孕产、哺乳），或母亲和护理者受到保护。最后一个原因是自1990年代末以来，拉丁美洲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中直接向女性发放现金的理论依据。iii, ix, x, xi然而，这种做法可能会强化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使女性承担更多的照料责任，也可能加重女性的工作负担。xi此外，为数不多的几项检验受益人性别是否重要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向女性还是向男性提供现金，对家庭福利的影响几乎没有差别。xii, xiii, xiv, xv简单地以女性为目标并不能自动增强性别平等和赋权。xvi如果女性的谈判能力和权威不够、信心不足、缺乏财务和实用知识，她们在控制资金的使用方面仍可能面临制约因素。xvi, xvii, xviii
为获得福利，女性通常要满足一些社会保障计划规定的条件，如带孩子定期体检、参加营养培训，因为她们是母亲或主要护理者。xi虽然研究表明，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对家庭和儿童福祉的影响基本是积极的，但对领取福利施加条件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如占用女性的时间、固化女性承担无偿照料和家务工作的传统观念、因受益人未遵守规定而失去福利后遭受惩罚，或完全忽视女性的需要。xix, xx, xxi
如果用于确定和登记潜在受益人的程序对性别不敏感，女性在登记参加社会保障计划时可能面临障碍。如果保障计划要求申请人离家很远去登记或领取福利，可能会限制女性参加这些计划，因为有时间和经济成本。其他障碍包括：要求提供身份证明文件，这是女性特别缺乏的；以书面形式提供关于参保对象和参保程序的信息，这超出了大多数女性能够理解的文化程度；或与文化规范有关的其他限制。xi虽然电子支付可能是提高女性金融包容性的有效机制，但扩大社会保障的数字支付机制也可能不成比例地将农村女性排除在外，因为农村女性拥有移动电话的概率可能低于农村男性，xxii本章也将讨论这一点。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强调将社会保障措施与补充服务、资源或活动相结合。这些计划往往属于所谓的多维经济包容计划的范畴。xxiii在经济包容性计划中，关注性别非常普遍：在世界银行调查的200多个此类计划。xxiii
经济包容性计划涉及多种模式。“现金加”计划，即以其他干预措施补充现金补助计划，可用于加强福祉的其他方面，如健康、营养或生殖健康，xxiv并可包括许多不同类型的要素，如旨在改变行为的沟通、加强生产性活动、医疗保险、金融包容性或社会心理支持。
采用性别敏感型干预方法，将社会保障与其他服务联系起来，有可能改善性别平等。转移支付可以与技能培训和育儿支持挂钩，以提高女性的就业能力，或者与鼓励女性从事农业创收、支持企业发展、生活来源多元化挂钩。xi例如，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公共工程计划，埃塞俄比亚的生产安全网计划和印度的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计划，规定为参与计划的女性提供托儿服务。i
虽然人们普遍认识到，仅靠资源转移往往不足以赋权女性，但还不太清楚哪些补充因素可以有效推动女性赋权和变革。xxv多维经济包容计划对女性的创收、储蓄、资产、心理社会健康产生了积极影响，这方面有几个例子。xxvi, xxvii, xxviii多维计划可能非常复杂，其设计往往针对具体情况，推广起来可能比简单的社会保障计划更具挑战性。
直接向受益人支付现金是一种常见的社会保障形式，可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亲密伴侣间暴力：（一）经济安全和情感健康，（二）家庭内部冲突，（三）女性赋权。i
改善经济安全和情感健康可以减少与贫困有关的压力，从而减少亲密伴侣间暴力。然而，如果钱花在烟酒等诱惑品上，或者配偶对如何花钱意见不一致，钱多了会增加亲密伴侣间暴力。现金发放对女性赋权和随后伴侣暴力的影响，取决于伴侣一方对权力关系变化的反应。如果男性接受配偶的赋权，赞赏女性的价值，现金转移制度可以降低伴侣暴力。然而，如果男性感受到威胁，他们可能会实施更多的暴力，来维持性别关系中的权力现状。
大多数证据表明，现金补助计划可以减少或不影响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亲密伴侣间暴力，尽管在一些分组中观察到的此类暴力有所增加。ii在非洲的五个社会安全网计划中，研究发现在其中四个，被报告的亲密伴侣间暴力经历和强度（频率）有所下降。iii在孟加拉国，接受现金或食物加营养行为改变培训的女性，经历的实际暴力减少。iv向厄瓜多尔北部低收入家庭提供现金、代金券或食物，也通过提高女性的主观幸福感、自信心和决策权，减少了女性遭受的身体暴力、性暴力和控制行为。ii, v, vi
墨西哥的“机会/前景”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减少了女性受益人遭受的身体暴力，但在中期内受到的暴力威胁更多。vii虽然这些效果不会长期持续，但围绕离婚的法律改革使女性，特别是“机会”计划的受益人，更容易摆脱暴力关系。viii, ix家庭结构和在家庭中的地位可能影响现金计划对性别平等的影响。马里的一个国家现金补助计划减少了一夫多妻制家庭中女性报告的情感暴力、身体暴力和控制行为，但对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影响有限。x这种影响在第二个和随后的妻子中尤其强烈。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她们遭受暴力的比率最高。参与该计划减轻了受助家庭男性成员的压力和焦虑，从而减少了被报告的纠纷。x加纳政府的“千户反贫困”旗舰计划减少了一夫一妻制家庭中女性遭受身体、性和情感暴力的经历，但没有减少一夫多妻制家庭中女性遭受的这种暴力。xi该计划减少了冲突和暴力：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制家庭中的女性说，她们不需要经常向丈夫要钱或依赖丈夫，从而减轻了与配偶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