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农业粮食体系中的性别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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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地马拉 — 一名渔民往鱼塘里撒网。
©粮农组织/Jose Hernandez
chapter 1 introduction
在全球范围内,36%的女性劳动者在农业粮食体系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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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 一位农民在田里收麦子。

主要研究发现

  • 农业粮食体系是女性的主要就业部门。
    • –截至2019年,在全球范围内36%的女性劳动者和38%的男性劳动者在农业粮食体系就业,均比2005年下降约10个百分点,原因是农业部门就业减少。
    •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66%的女性在农业粮食体系就业,而男性比例为60%。在南亚,71%的女性劳动者在农业粮食体系工作,而男性为47%。
  • 尽管农业粮食体系对女性的生计及其家庭生活十分重要,但女性的作用往往被边缘化,她们的工作条件可能比男性差,往往从事非正式、非全时、低技能、劳动密集型,因而易受伤害的工作:
    • –由于传统社会规范的限制或难以获得资产和资源,在农业粮食体系中从事初级生产外工作的女性,更有可能在利润较低的价值链和活动中就业,或工作条件比男性差。
    • –同样规模的农场,由女性管理比男性管理土地生产率要低24%。
    • –在农业中,从事有偿工作的女性收入平均为男性的82%。
  • 女性在清洁、烹饪和照顾家庭成员等无偿家务和护理工作方面承担更大责任,加剧了劳动力市场参与和参与成果方面的不平等。

引言

女性在农业粮食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她们从事农业劳动、充当无偿的家庭企业帮工、从事商品零售、出卖劳动力或创办企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女性参与农业粮食体系的情况也在不断变化,但正如第1章所强调的,由于女性在家庭、社区和更广泛社会中的谈判能力弱于男性,她们的工作条件和参与成果继续受到影响。

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男性和女性如何参与农业粮食体系,包括其扮演的有偿和无偿角色,以及参与的特点;本章还将探讨自2011年出版《2010-11年粮食及农业状况》1以来,这些特点发生了哪些变化。(就业的定义见插文2.1,农业粮食体系活动分类和详细数据来源见附件1。)本章回顾了造成男女就业不同特点和经济结果差异的因素。本章尽可能突出年龄、种族、社会经济和流动状况以及其他社会因素如何与性别因素交织在一起,加深了女性的不利状况和结果不平等,以及女性的无偿工作负担如何进一步削弱了她们的经济赋能。

插文2.1 农业粮食体系中的工作与就业:方法说明

如何界定就业,例如,自给性农业是否算作就业,或者,是否考虑男女生产活动的多样性,对衡量男女就业和农业粮食体系的就业构成具有重大影响。

在农业粮食体系中,男女两性可以是自营职业者(有雇员或没有雇员,后一种情况称为“独立”劳动者),可以在家庭农场和家庭农业粮食企业中帮工,也可以受雇于家庭或商业农业粮食企业,取得报酬。男女两性也可能在不同规模的企业中工作,为不同的市场服务,包括当地和国际市场;他们的生产活动也可能主要是为自己消费。所有这些活动都构成农业粮食体系中的工作,但并非所有活动都被视为就业,就业只包括为报酬或利润而从事的活动。2013年,第十九届国际劳工统计师会议通过了工作和就业之间的区别。i据此,主要用于自身消费的生产 — 如自给性农业 — 现在被列为工作,但不被视为就业。

就业定义的变化可能会造成不同时期的就业统计数据无法比较。图A以塞拉利昂和乌干达为例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两个国家,很大比例的男女劳动者从事自给性农业 — 在塞拉利昂,从事自给性农业的女性高达50%。因此,如果就业统计中不包括自给性农业,就业总数和农业粮食体系就业都会大幅减少。

图A 自给性农业在农业粮食体系就业中对男女两性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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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Costa, V., Piedrahita, N., Mane, E., Davis, B., Slavchevska, V. & Gurbuzer, Y. L. (forthcoming). Women’s employment in agrifood system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status of women in agrifood systems, 2023. Rome, FAO.

鉴于农业生产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自身消费和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女性在生产中的作用,以及我们对了解劳动力市场格局随时间变化的兴趣,本报告采用了广义的工作定义,即第十九次国际劳工统计师会议之前对就业的定义。

资料来源:
  1.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3. Report I. General report: 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Labour Statisticians, Geneva, 2–11 October 2013. Geneva, Switzerland. https://tinyurl.com/adu9sxjp

农业粮食体系工作的性别特征

全球范围内,2005至2019年期间,农业粮食体系男女劳动者的比例均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2019年,全球36%的劳动女性受雇于农业粮食体系,低于2005年的44%,而38%的男性劳动者受雇于农业粮食体系,低于2005年的47%(图2.1)。造成这种减少的原因是初级农业生产领域就业减少,而在农业粮食体系中,初级生产外的劳动者所占比例保持不变。

图2.1 尽管自2005年以来农业就业减少,但农业粮食体系的就业对女性仍然很重要

2005年和2019年按性别分列的农业粮食体系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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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Costa, V., Piedrahita, N., Mane, E., Davis, B., Slavchevska, V. & Gurbuzer, Y. L. (forthcoming). Women’s employment in agrifood system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status of women in agrifood systems, 2023. Rome, FAO.

农业粮食体系中的女性就业率除南亚保持稳定外,所有其他区域都明显下降(附件A中的图A2)。南亚地区的趋势以印度为主导。印度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很低 — 大约只有五分之一的女性在工作或求职 — 但在依赖农业的最贫穷女性中,劳动参与率相对较高。2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地区,农业粮食体系仍然是男女两性的主要就业部门,但作为生活来源,该部门对女性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男性。在撒哈拉以南非洲,66%的女性在农业粮食体系就业,而男性的比例为60%。在南亚,71%的女性劳动者在农业粮食体系工作,而男性劳动者的比例为47%(附件A中的图A2)。在南亚,其他部门的机会对男性开放的速度似乎快于对女性开放的速度,这表现在过去十年中,在农业粮食体系工作的男性所占比例大幅下降,而在农业粮食体系工作的女性所占比例没有变化。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女性对农业粮食体系的依赖比男性大得多。

虽然在全球范围内,农业粮食体系雇用的男性多于女性,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女性占农业粮食体系全部劳动者的50%;在其他几个地区,女性占农业粮食体系全部劳动者的40%以上(图2.2)。即使在同一区域内,各国之间农业粮食体系女性就业比例也有很大差异。例如,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女性占农业粮食体系全部劳动者的36%,但在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女性则占农业粮食体系劳动者总数的54%。在该地区许多国家,自2005年以来,女性在农业粮食体系的劳动者中所占比例有所增加:萨尔瓦多增长9个百分点,哥伦比亚增长8个百分点,厄瓜多尔增长6.3个百分点。在南亚,估算数据以印度为主导。2005年至2019年,印度农业粮食体系中的女性劳动者比例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但该地区其他几个国家的趋势则截然不同。例如,在尼泊尔,2019年农业粮食体系的全部劳动者中有64%是女性,自2005年以来增长了8.4个百分点。在孟加拉国,2005年至2019年,农业粮食体系中的女性劳动者比例从36.2%增加到45.3%,而在阿富汗,这一比例从2005年的25.6%增加到2019年的33.7%。

图2.2 农业粮食体系中近40%的劳动者是女性

2019年男女两性在农业粮食体系及其组成部门的就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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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FS – 农业粮食体系
资料来源: Costa, V., Piedrahita, N., Mane, E., Davis, B., Slavchevska, V. & Gurbuzer, Y. L. (forthcoming). Women’s employment in agrifood system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status of women in agrifood systems, 2023. Rome, FAO.

插文2.2 农业粮食体系就业的性别和年龄特征

粮食系统是25岁以下青年的最大就业部门。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尤其如此,那里目前约有一半的人口年龄在25岁以下;世界银行估计,2015年至2035年期间,每年15岁的人口将增加50万。i图A中11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样本数据显示,在所有国家,25岁以下的劳动者中有50%以上受雇于农业粮食体系。在样本中的三个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 格鲁吉亚、危地马拉和秘鲁 — 农业粮食体系也在青年就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大多数国家,农业粮食体系所有年龄段的就业中,女性均高于男性。在许多国家,农业粮食体系就业与年龄之间的关系呈U形;在一些国家,这种关系在男性就业方面尤为明显。在6个国家,年轻女性(15-24岁)进入农业粮食体系就业的比例高于年轻男性;在5个国家,这一比例相似,而在3个国家,年轻男性进入该体系就业的比例高于年轻女性。其次是25岁至35岁之间的人口农业粮食体系参与率下降;在几乎所有情况下,男性退出农业粮食体系的比例高于女性。流动性方面的性别差异可能有助于解释农业粮食体系参与方面的差距:这一年龄组的女性承担着更大的家务和育儿责任,可能限制她们在家庭之外和农业粮食体系之外寻找就业机会。

35岁以后,在农业粮食体系工作的男女比例开始再次增加,男性增加更快,农业粮食体系参与方面的性别差距开始缩小。到65岁时,该差距在抽样的几乎所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趋于消失。

图A 25-35岁年龄段在农业粮食体系就业率下降,男性比女性下降更明显

按性别和年龄分列的农业粮食体系在就业总数中所占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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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粮农组织的数据估算。2023RuLIS-农村生计信息系统。载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引用日期:2023124日。https://www.fao.org/in-action/rural-livelihoods-dataset-rulis/en/ 系统报告,2023
注:
  1. 世界银行。2015。《农业中的女性:男性出国打工对女性能动性、家庭福利和农业生产率的影响》。报告编号:AUS9147。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2386

初级农业生产中的女性

2019年,女性占全球农作、畜牧、林业、渔业中全部农业劳动者的38%,仅比2000年下降1个百分点。在全球范围内,女性并不占农业劳动者的多数;在大多数区域,女性在农业中的份额也没有增加(图2.3),这表明在全球或区域一级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农业女性化”。

图2.3 在过去20年中,世界大部分地区女性在农业中所占比例一直在缓慢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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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Costa, V., Piedrahita, N., Mane, E., Davis, B., Slavchevska, V. & Gurbuzer, Y. L. (forthcoming). Women’s employment in agrifood system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status of women in agrifood systems, 2023. Rome, FAO.

然而,区域数字掩盖了各国女性从事农业劳动的重大比例差异以及这些比例随时间的变化。一般而言,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女性在农业就业中所占的比例较大,这些国家教育不足、利用基本基础设施和市场的机会有限、无偿工作负担沉重、农业以外的农村就业机会少,严重限制了农村女性在初级生产外的工作机会。在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女性占农业劳动力的50%以上。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包括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女性在农业中的比例很高 — 农业劳动力中约有一半是女性 — 过去15年来一直如此。在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南亚其他国家,农业也是女性的主要就业部门,女性劳动者的比例高于男性,但由于该区域就业或求职的女性人数较少,拉低了全球和区域估算数据中女性大量参与农业的影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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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干达 — 一位农民在自家玉米田里。
©粮农组织/Sumi Sadurni

在男性人口流出为主的农村地区,女性在农业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也高于男性或相对于男性增长更快。这似乎是南亚、中亚、拉丁美洲、加勒比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女性参与农业劳动力比例较高的一个因素。男性人口流出和农业女性化并不一定改善农村留守女性的福祉和赋权状况,因为还有社会经济文化影响人口流动的结果(见插文2.3)。

插文2.3男性人口流出、农业女性化及其对女性赋权的影响

“农业女性化”是指相对于男性,女性在农业中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增加。这一概念在过去20年中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i, ii, iii, iv男性从农村地区流出被视为农业女性化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v, vi在许多农村地区,性别和文化规范限制了女性的流动,导致男性流出占主导地位,从而引发家庭内部分工和家庭关系的深刻变化。

导致男性流出占主导地位,从而引发家庭内部分工和家庭关系的深刻变化。男性流出和农业女性化可能对女性的福祉和赋权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赋权是一个多维过程(见第4章),不同维度之间可能存在矛盾。iv男性外出时,女性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包括传统上由男性完成的农活儿。vii, viii, ix在丈夫缺席的情况下,女性更有可能被视为农业劳动的主力,而不是家庭帮工。ix然而,男性的外出往往导致农村留守女性工作负担增加。例如,在越南,由于男性人口流出,女性的工作量增加,因为她们必须作出所有田间管理决定,还要从事传统上由丈夫从事的活动,如灌溉、疏通田间渠道、施肥、杀虫、销售产品等。x但是,如果女性获得了更大的经济效益和成就感,工作量增加不一定会减少女性赋权;工作量增加可能带来更大的自主权和责任,莫桑比克xi的情况就是如此。

在孟加拉国、xii危地马拉、xiii摩洛哥xiv和莫桑比克xi等国以及东南亚,x在男性家庭成员外出后,女性的决策权和自主权大大提高。女性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农业培训、学习新技术、独立决策。xv然而,其他研究viii, xvi, xvii, xviii, xix, xx 指出,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这种收益;或者指出,男性外出对女性健康和粮食安全产生不利影响。女性更有可能从事田间劳动而不是管理工作,这可能弊大于利。vi

农业女性化与女性赋能之间的关系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男性外出经历的特点,如外出的持续时间和方向,是临时、季节性还是永久性,是国内还是国际,以及是否有足够的汇款汇回家乡。当外出者无法汇款或汇款不规律时,家庭成员,特别是女性,可能会陷入贫困,面临更大的粮食不安全风险。xiv, xxi在某些情况下,虽然女性更多地参与农业,但气候变化和其他压力因素导致农业的经济效益下降(另见第5章)。xix

留守家庭成员的社会经济特征也有影响。年龄和家庭地位是决定女性能动性以及从男性外出中受益情况的重要因素。xv年轻女性在男性外出打工时获得能动性的可能性较小,特别是当她们与其他成年人共同生活在大家庭中时。xxii例如,在尼泊尔和塔吉克斯坦,家庭成员的外出对有无土地的女性都会产生积极影响,而在塞内加尔,这种积极影响只限于有土地家庭的女性。xxii能动性的获得也可能是短暂的。男性外出务工返回时,女性在重新协商农业劳动角色的过程中,可能仍然处于不利地位。xxiii

尽管对农业女性化的问题有了更深入细致的了解,iv但还需要开展更多工作,以了解在男性农村人口外流为主的背景下,可采用哪些政策和方案,改善女性的经济机会和能动性,实现更公平的性别关系和结果,增进家庭幸福繁荣。

注:
  1. Deere, C. D. 2005. The 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rural Latin America. UNRISD Occasional Paper No. 1. Geneva, Switzerland,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2. Lastarria-Cornhiel, S. 2008. 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e: Trends and driving forc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9104
  3. Slavchevska, V., Kaaria, S. & Taivalmaa, S-L. 2016. 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transformations: What is the evidenc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5099
  4. Kawarazuka, N., Doss, C.R., Farnworth, C.R. & Pyburn, R. 2022. Myths about the 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food security. Global Food Security, 33: 100611. https://doi.org/10.1016/j.gfs.2022.100611
  5. Gartaula, H.N., Niehof, A. & Visser, L. 2010. Feminisation of agriculture as an effect of male out-migration: Unexpected outcomes from Jhapa District, Eastern Nepal.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s: Annual Review, 5(2): 565–578.
  6. Najjar, D. 2021. How can migration-induced 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e empower women in the dry areas? Evidence Explainer. Nairobi, CGIAR GENDER Platform. https://tinyurl.com/2qjwrg5p
  7. Binzel, C. & Assaad, R. 2011. Egyptian men working abroad: Labour supply responses by the women left behind. Labour Economics, 18: S98-S114.
  8. Mu, R. & van de Walle, D. 2011. Left behind to farm? Women’s labor re-allocation in rural China. Labour Economics, 18: S83–S97.
  9. Slavchevska, V., Doss, C., Mane, E., Kaaria, S., Kar, A. & Villa, V. 2020. Rural outmigration and the gendered patterns of agricultural labor in Nepal. IFPRI Discussion Paper 1981.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https://doi.org/10.2499/p15738coll2.134190
  10. Paris, T.R., Luis, J., Villanueva, D., Rola-Rubzen, M.F., Chi, T.T.N. & Wongsanum, C. 2010. Labour out migration on rice farming households and gender roles: Synthesis of findings in Thailand,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AO–IFAD–ILO Workshop on Gaps, Trends and Current Research in Gender Dimension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Employment: Differentiated Pathways out of Poverty, Rome, 31 March–2 April 2009. https://tinyurl.com/2lcyvkfz
  11. Yabiku, S.T., Agadjanian, V. & Sevoyan, A. 2010. Husbands’ labour migration and wives’ autonomy, Mozambique 2000–2006. Population Studies, 64(3): 293–306. https://doi.org/10.1080/00324728.2010.510200
  12. Hadi, A. 2001.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change of women’s position among the left-behind in rural Banglades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7(1): 53–61. https://doi.org/10.1002/ijpg.211
  13. World Bank. 2015. Women in agriculture: The Impact of male out-migration on women’s agency, household welfare,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Report No: AUS9147.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2386
  14. Sadiqi, F. & Ennaji, M. 2004. The impact of male migration from Morocco to Europe on women: A gender approach. Finisterra, 39(77). https://doi.org/10.18055/Finis1561
  15. Crossland, M., Paez Valencia, A.M., Pagella, T., Mausch, K., Harris, D., Dilley, L. & Winowiecki, L. 2021. Women’s changing opportunities and aspirations amid male outmigration: insights from Makueni County, Kenya.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33(4): 910–932. https://doi.org/10.1057/s41287-021-00362-8
  16. Menjívar, C. & Agadjanian, V. 2007. Men’s migration and women’s lives: Views from rural Armenia and Guatemala.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8(5): 1243–1262. https://doi.org/10.1111/j.1540-6237.2007.00501.x
  17. Choithani, C. 2020. Gendered livelihoods: Migrating men, left-behind women and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in India. Gender, Place & Culture, 27(10): 1373–1394. https://doi.org/10.1080/0966369X.2019.1681366
  18. Lei, L. & Desai, S. 2021. Male out-migration and the health of left-behind wives in India: The roles of remittances, household responsibilities, and autonomy.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80: 113982. https://doi.org/10.1016/j.socscimed.2021.113982
  19. Pattnaik, I., Lahiri-Dutt, K., Lockie, S. & Pritchard, B. 2018. The 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e or the feminization of agrarian distress? Tracking the trajectory of women in agriculture in India.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23(1): 138–155. https://doi.org/10.1080/13547860.2017.1394569
  20. Radel, C. & Schmook, B. 2009. Migration and gender: The case of a farming ejido in Calakmul, Mexico. Yearbook of the Association of Pacific Coast Geographers, 71(1): 144–163. https://doi.org/10.1353/pcg.0.0027
  21. Maharjan, A., Bauer, S. & Knerr, B. 2012. Do rural women who stay behind benefit from male out-migration? A case study in the hills of Nepal. Gender,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16(1): 95–123. https://doi.org/10.1177/097185241101600105
  22. Slavchevska, V., Doss, C.R., Hillesland, M. & Mane, E. 2021. The impacts of rural outmigration on women’s empowerment: Evidence from Nepal, Senegal, and Tajikistan. IFPRI Discussion Paper 2099).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23. Resurreccion, B.P. & Van Khanh, H.T. 2007. Able to come and go: Reproducing gender in female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the Red River Delta.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3(3): 211–224.
2019年,女性占全球农作、畜牧、林业、渔业中全部农业劳动者的38%

价值链中的女性

女性参与的价值链类型、参与的条件、获得的回报,均存在系统性的不平等。虽然可能因情况而异,但女性作为企业家和个体农业劳动者比男性更不容易参与到利润较高的经济作物出口商品链,因为她们往往无法获得必要的土地、用水、农业推广服务和其他补充资源(见第3章)。社会规范也影响农业劳动分工和决策权的分配。男性因为被赋予“养家糊口者”的角色,往往主导利润率较高的价值链或某个环节。女性在利润较低的价值链中所占比例偏高,例如,为家庭消费和当地非正规市场生产粮食,这可以视为女性家庭角色和责任的延伸。4

虽然女性经常在传统上被认为属于男性的价值链中投入了大量劳动,也没有被系统地排除在利润丰厚的价值链之外,5,6但她们的劳动贡献往往得不到关注,而且没有报酬或报酬很低。在男性主导的价值链中,女性可能作为无偿的家庭帮工提供“隐性”劳动。加纳的可可价值链、5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可可和咖啡价值链,6以及水产养殖价值链7的案例研究表明了这一点。传统上由女性从事的准备工作和服务 — 如清理渔网、准备鱼饵、为雇工做饭、混合杀虫剂等 — 没有得到充分报告,因为这些工作不以报酬或利润为目的。

价值链商业化程度提高带来利润增加,往往与女性对活动和收入的控制减少相关。各种价值链和区域都有报告称,传统上属于女性的价值链,如果有利可图,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男性参与,如水产养殖和渔业、10,11畜牧业、12小规模油棕榈、13牛油果,14,15以及香蕉等重要传统作物。16为了保持对作物管理和收入的控制,女性可能选择种植市场价值较低的作物。12,17例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可可和咖啡价值链中,女性常协助经济作物的生产,特别是在收获期间,但会优先考虑粮食作物的生产和销售,因为她们在这方面对生产和收入有更大的控制权。8

女性参与的价值链类型、参与的条件、获得的回报,均存在系统性的不平等。

社会规范也可能阻碍女性进入男性主导的价值链和农业企业。例如,尼日利亚的一个国家农业企业计划让女性(和男性)从11个不同的价值链中进行选择,结果发现,57%的女性仍然选择了家禽价值链,而这一价值链传统上由女性主导,盈利能力低于其他价值链。18事实表明,女性从事男性主导的行业比从事女性集中的行业能获得更高的利润,19但却影响了某些领域的能动性和福利。18

农业粮食体系中在初级生产外就业的女性

在各种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农业粮食体系的初级生产外各部门是女性的重要生计来源。如第1章所述,农业粮食体系的初级生产外各部门是指农业初级生产(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和林业生产)以外的经济活动。在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女性在这些领域发挥的作用往往比男性大得多(图2.4)。在全球农业粮食体系的初级生产外各部门,女性占全部劳动者的41%,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女性占初级生产外各部门劳动者的60%(图2.2)。在一些国家,由于歧视性的社会规范不允许女性离家、长途旅行、与外界交往,20女性的流动性受到特别限制,在这些国家,或者在高度依赖农业粮食进口的西亚和北非国家,21女性在农业粮食体系的初级生产外各部门就业的人数较少。

图2.4 不论发展水平,女性在农业粮食体系初级生产外从业的比例都很大

2019年农业粮食体系初级生产外从业者中女性所占比例,相较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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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osta, V., Piedrahita, N., Mane, E., Davis, B., Slavchevska, V. & Gurbuzer, Y. L. (forthcoming). Women’s employment in agrifood system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status of women in agrifood systems, 2023. Rome, FAO.

参与农业粮食体系初级生产外活动的性别特点和收益各不相同,取决于价值链的类型、各地体制和工作特点。22,4第一,凡涉及加工活动的,女性的参与率往往高于男性。不同的背景下都有相关例子,如乌干达的咖啡价值链、23坦桑尼亚的木薯价值链、24孟加拉国的黄麻价值链、25尼加拉瓜中部的咖啡、可可和乳制品价值链。26在西非,加工部门以女性为主,往往不需要技能,属于劳动密集型部门。27在粮食加工和服务业的所有工人中,有一半是女性,在非粮农产品(如烟草、纸张和纺织品)制造业的工人中,有40%是女性(表2.1)。

表2.1 全球从事农业粮食体系中利润更高的运输和批发贸易的女性人数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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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ISIC -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一些国家(约80个)有按经济活动分列的详细资料,表中比例是根据这些国家的各种样本计算的。
资料来源:Costa, V., Piedrahita, N., Mane, E., Davis, B., Slavchevska, V. & Gurbuzer, Y. L. (forthcoming). Women’s employment in agrifood system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status of women in agrifood systems, 2023. Rome, FAO.

第二,在各种价值链中,很少有女性参与运输或批发贸易等利润更高的活动。24, 25, 28, 29运输和批发往往由男性主导,至少部分原因是这些行业需要更多资本、更高的流动性,以及与外界互动。23, 26女性仅占农业粮食体系中全部批发从业者的35%和运输工人的15%(表2.1)。在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从事批发和运输的妇女可能更少。

第三,女性参与了农业粮食产品的营销,特别是在国内和非正规市场,但她们参与贸易的程度在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可能有很大差异,这取决于商品及女性与城市和城郊贸易中心的距离。在靠近大城市中心的地区,女性大量从事零售业(例如,在危地马拉28和尼加拉瓜26),这是独立个体经营的重要方式。粮农组织2022年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六个国家的粮食零售商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粮食零售商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女性,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粮食零售商中女性所占比例较小。30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女性零售商的比例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57%到塞内加尔的75%不等。相比之下,厄瓜多尔26%的零售商和巴拉圭31%的零售商是女性。30在全球范围内,女性估计占农业粮食体系所有零售业从业人员的53%左右(表2.1)。

同一项研究还发现,女性从事的商品贸易利润低于男性。女性在水果和蔬菜零售商中所占比例偏高,特别是富含维生素A的产品、豆类、坚果和种子以及主要作物(包括谷物、块根、块茎和香蕉),这些产品属于低利润产品,而男性则更有可能出售工业加工粮食和饮料。在回报率较高的一系列动物产品零售商中,男性也占较大比例。在抽样调查的五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有四个国家的女性在鱼类零售商中所占比例较大(另见插文2.4)。女性零售商的粮食销售量也往往低于男性零售商。因此,女性零售商报告的月利润明显低于男性零售商。在七个国家中的五个,男性的利润是女性利润的两倍多(图2.5,面板B)。

图2.5 女性零售商更有可能从事利润较低的农业粮食产品贸易,从而获利较少

面板A:按商品和国家分列的男女零售商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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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谷物、白色块根、块茎、大蕉、豆类和某些水果、蔬菜和坚果的利润往往低于鸡蛋、肉类和工业加工粮食和饮料。
面板B:男性从农业粮食产品销售中获得的月收入高于女性(以2021年美元购买力平价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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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自行计算,基于以下文献:FAO. 2022. Mapping of territorial markets – Methodology and guidelines for participatory data collection. Second edition. Rome. https://doi.org/10.4060/cb9484en
国家一级的报告可在以下网址查阅:https://www.fao.org/nutrition/markets/territorial-markets-initiative/en/

插文2.4 维多利亚湖周边奥米纳鱼价值链中的性别角色、关系和脆弱性

维多利亚湖是200多种鱼类的家园,越来越多的人依靠这些鱼类获得营养和收入。粮农组织和世界宣明会采用性别平等和社会包容视角,探讨了环境和经济趋势的变化对该地区参与渔业价值链的男女生计和关系的影响。i

为了了解影响利益相关方的情况,研究人员在肯尼亚霍马湾的四个海滩社区对银鲤科鱼类(当地语言称为奥米纳)价值链的不同行为主体进行了19个焦点小组访谈。参加焦点小组访谈的有船东(20%为女性)、渔民(无女性)、贸易和加工商(20%为女性)以及消费者(70%为女性)。这项研究包括对12名关键信息提供者的采访,包括海滩管理单位的主席和负责人(均为男性)以及运输者(80%为男性)。

传统的规范和禁忌规定,只有身体健全的男性才能从事捕鱼工作,而加工和贸易则是女性主导的活动。参与奥米纳鱼供应链,如捕捞、贸易和加工,需要通过当地海滩管理单位向政府登记。登记者必须是肯尼亚人,必须支付登记费,并提供村长出具的品行良好证明,这不利于女性,因为她们不太可能满足所有要求。

大多数船东都是男性。获得资金是成为船东的最重要因素。在肯尼亚,男性仍然拥有大部分资产,因此比女性更容易获得正式贷款。虽然非正规和社区借贷团体增加了女性、老年人和残疾人获得资金的机会,但这并没有转化为他们对船只或相关资产的更多所有权,也许是因为社会规范和缺乏捕鱼经验阻碍了女性投资于船只。

该地区的商贩,通常是女性,直接从船上买鱼。因此,买卖受商贩与船东和渔民关系的制约。由于女性在谈判中的弱势地位,女性及其受养人面临严重的风险和相关的健康危害。女性在交换商品时容易受到性侵害和性剥削,例如以性换鱼,这种做法也增加了艾滋病毒/艾滋病在渔业社区的传播。ii, iii, iv

缺乏烘干和储存设施限制了鱼类的保质期并导致损失。在气候变化、多重危机和政策无效的背景下,这些问题可能会恶化,对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影响最大。

注:
  1. World Vision. 2020. Gender equality and social inclusion: The World Vision approach and theory of change. Monrovia, CA, USA. https://tinyurl.com/ynf2svvr
  2. Mudege, N.N., Mwema, C.M., Kakwasha, K., Chisopo, A., Manyungwa-Pasani, C., Banda, L., Kaunda, E. & Marinda, P. 2022. The impacts of COVID-19 on gender dynamics and power relations among men and women involved in cross border fish trade in Zambia and Malawi. Marine Policy, 146: 105322. https://doi.org/10.1016/j.marpol.2022.105322
  3. Brugere, C., Felsing, M., Kusakabe, K. & Kelkar, G. 2001. Women in aquaculture. Stirling, UK, Institute of Aquaculture, University of Stirling. http://hdl.handle.net/1834/20702
  4. Nandeesha, M.C. 2007. Asian experience on farmer’s innovation in freshwater fish seed production and nursing and the role of women. In: Bondad-Reantaso, M.G., ed. Assessment of freshwater fish seed resources for sustainable aquaculture, pp. 581–602. FAO Fisheries Technical Paper No. 501. Rome, FAO.
  5. Farnworth, C.R., Stirling, C., Sapkota, T.B., Jat, M.L., Misiko, M. & Attwood, S. 2017. Gender and inorganic nitrogen: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of moving towards a more balanced use of nitrogen fertilizer in the trop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15(2): 136-152. https://doi.org/10.1080/14735903.2017.1295343

畜牧业、林业和渔业中的女性

畜牧业为大约60%的农村家庭提供收入。31渔业和水产养殖初级部门为全球近6000万人提供了就业,整个水产粮食价值链则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32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和90%以上的极端贫困人口依靠森林获得食物、药品、收入等。33尽管畜牧业、林业和渔业在农村生计中很重要,但缺乏强有力的全球或国家一级数据集来记录畜牧业、林业和渔业部门中按性别分列的参与特点、权力关系和回报。22

女性在畜牧业、林业和渔业中的作用和性别关系往往因物种和最终产品的类型、市场导向、经营规模以及价值链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异。传统的性别规范往往对女性有偏见,34, 35, 36导致她们从事回报较低的工作。

畜牧业

个案研究表明,在贫穷的牲畜饲养者中,女性所占比例高于男性,但很难作出准确的估计。37,38女性在畜牧业中所占比例也因牲畜种类而有很大差异。利润高的牲畜品种(牛、骆驼和水牛)往往由男性控制;女性更有可能控制利润较低的牲畜品种(家禽和小型反刍动物)。39,40在整个发展中世界,小农户家禽价值链往往由女性主导。41

尽管如此,女性往往负责动物的日常照管和动物产品的管理加工,而她们在动物产品营销中的作用因产品和背景而大不相同。42例如,最近的一项研究30发现,只有一个国家(布基纳法索)的大多数女性从事鸡蛋交易,两个国家(马拉维和塞内加尔)的大多数女性从事家禽交易(图2.5,面板A),这进一步说明,随着市场导向程度的提高,男性参与畜牧业相关活动的人数也在增加。在七个国家中有三个国家 — 布基纳法索、马拉维和卢旺达 — 女性在乳制品零售商中所占比例较大。女性通常更多地参与非正规市场,因此,她们的贡献可能被低估,数据也不能很好地反映她们在该部门工作的现实。39,43此外,由于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饲养适应当地情况的牲畜品种,她们被视为牲畜多样性的保护者。42

利润高的牲畜品种往往由男性控制。

尽管关于女性参与畜牧业的全国性数据有限,但畜牧业干预措施仍然是农业发展的关键,并与女性福祉的显著改善相关联。增加女性获得支持和投入品的机会,可以改善动物健康和牲畜生产率。44家禽、兔子、猪和山羊等通常由女性控制的牲畜品种比大型牲畜需要的初始资本更少,投资于这些品种可能对女性的收入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对偏远地区、45牧区46和边缘化社区的女性而言(另见插文2.5)。47如果畜牧业干预措施包括推广、培训和教育,则对女性的收入和资产以及女性赋权产生重大影响(关于这一点,第3章第4章将作更多阐述)。然而,研究一致表明,畜牧业干预措施对劳动力或工作量产生负面影响,说明干预措施增加了对女性时间的需求。48

插文2.5 性别和相互交叉性:来自畜牧业、渔业和林业的叙事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性别和其他交叉身份如何能够影响农业(包括畜牧业、渔业和林业链)中的角色和权力关系。

在林业方面,年龄、婚姻状况和族裔等相互交叉的身份可能影响个人对森林和木本粮食的权利。例如,在离婚或配偶死亡后,秘鲁一些社区的女性可能失去从社区森林中收集巴西坚果的权利。i在布基纳法索,获得某些木本粮食的权利取决于女性的血统、婚姻状况、移民或居民身份,分为若干等级。ii

在畜牧业部门,农村青年女性往往在乳制品商业化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丈夫限制了女性的流动性,而她们自己的交通工具也较少。iii低种姓、属于某个族裔或生活在偏远地区也可能导致女性受到忽视,无法受益于牲畜发展计划。iv, v低种姓女性还不太可能受益于培训课程或有效参与牲畜合作社治理。vi然而,印度的一项研究表明,一些畜牧合作社努力赋权所有种姓的女性并鼓励男性参与,这些合作社能够以包容的方式支持女性赋权。vi

在渔业部门,性别和其他交叉身份影响到包容、权力关系和适应能力。例如,在尼日利亚,较富裕的女性比较贫穷的女性更能吸引渔民的光顾,在捕获的鱼将在哪里出售的问题上有更大的决策权和影响力。vii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从事与渔业相关工作的女性,拥有中高水平的财富和更广泛的社交网络,与财富较少或社会网络较弱的女性相比,她们对季节性压力的适应能力更强。viii

注:
  1. Monterroso, I., Ojong, E. & Paez-Valencia, A.M. 2021. Women’s land rights in Ethiopia: Socio-legal review. Securing Women’s Resource Rights Through Gender Transformative Approaches Project Brief. Bogor, Indonesia, CIFOR-ICRAF, and Nairobi,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https://doi.org/10.17528/cifor/008261
  2. Pehou, C., Djoudi, H., Vinceti, B. & Elias, M. 2020. Intersecting and dynamic gender rights to néré, a food tree species in Burkina Faso.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76: 230–239. 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20.02.011
  3. Bullock, R. & Crane, T. 2021. Young women’s and men’s opportunity spaces in dairy intensification in Kenya. Rural Sociology, 86(4): 777–808. https://doi.org/10.1111/ruso.12385
  4. McKune, S., Serra, R. & Touré, A. 2021. Gender and intersectional analysis of livestock vaccine value chains in Kaffrine, Senegal. PLoS ONE, 16(7): e0252045.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52045
  5. Serra, R., Ludgate, N., Fiorillo Dowhaniuk, K., McKune, S.L. & Russo, S. 2022. Beyond the gender of the livestock holder: Learnings from intersectional analyses of PPR vaccine value chains in Nepal, Senegal, and Uganda. Animals, 12(3): Article 3. https://doi.org/10.3390/ani12030241
  6. Ravichandran, T., Farnworth, C.R. & Galiè, A. 2021. Empowering women in dairy cooperatives in Bihar and Telangana, India: A gender and caste analysis. Agri-Gender – Journal of Gender,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 6(1): 27–42. https://doi.org/10.19268/JGAFS.612021.3
  7. Akintola, S.L. & Fakoya, K.A. 2017. Small-scale fisheries in the context of traditional post-harvest practice and the quest for food and nutritional security in Nigeria. Agriculture & Food Security, 6(1): 34. https://doi.org/10.1186/s40066-017-0110-z
  8. Axelrod, M., Vona, M., Novak Colwell, J., Fakoya, K., Salim, S.S., Webster, D.G. & Torre-Castro, M. de la. 2022. Understanding gender intersectionality for more robust ocean science. Earth System Governance, 13: 100148. https://doi.org/10.1016/j.esg.2022.100148

渔业和水产养殖49

水产养殖初级部门的所有劳动者中有28%是女性,渔业初级部门的所有劳动者中有18%是女性,但如果考虑到整个水产价值链(包括收获前和收获后),女性的比例则增加到所有劳动者的50%左右。32然而,她们的工作往往比男性更不稳定:在水产养殖和渔业初级部门,女性仅占全时职位的15%;但在加工部门,女性则承担了71%的非全时工作。32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口特别依赖小型渔业,该部门占总渔获量的50%,32但该部门在研究、统计和政策中经常被忽视。最近的一项研究50发现,在整个小规模渔业价值链,靠捕鱼挣钱和维生的渔民中,女性占39.6%,在捕捞后阶段,女性劳动者占49.8%。

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价值链的不同节点发现了职业隔离,具体情况可能因鱼类品种和社会文化背景而异(见插文2.4),51, 22但女性一般不太可能参与利润率高的活动。例如,男性在近海和高价值渔业中占主导地位,而从事贝类和无脊椎动物捕捞和捡拾的女性多于男性。52, 53来自埃及、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桑给巴尔和赞比亚的研究表明,女性往往从事中低价值物种的交易,交易量较小,而且往往被排除在最赚钱的价值链之外。9, 54虽然女性在水产养殖和渔业价值链的加工环节占比较大,但她们在季节性或非全时工人中的比例特别高,甚至从事同样的活动,她们的报酬往往低于男性,而且基本上没有担任中高级管理职位。10, 55

孟加拉国 — 在鱼类加工厂工作的一名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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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 — 在鱼类加工厂工作的一名女工。
©粮农组织/GMB Akash
在水产养殖和渔业初级生产部门,女性仅占全时职位的15%,但在加工部门,女性则承担了71%的非全时工作。

林业

根据对69个国家的抽样调查,2017-2019年期间,女性约占林业相关全部就业的23%。56女性在林业劳动力中的比例低于男性,特别是在植树、伐木、木材加工和木材产品制造领域,至少部分原因是人们认为女性不适合从事重体力劳动。但是,目前的统计数字可能大大低估了参与森林产品价值链的女性实际人数,因为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在该部门从事非正式工作,56而且一般来说,许多活动,特别是森林产品的加工和贸易,都是非正式和无监管的。22

林业活动中的性别分工可能因区域和产品而异。在非洲和亚洲,女性主要是传统知识的持有者,负责采集可食用野生植物;57,58在非洲,狩猎和伐木等工作主要由男性承担。59,60在非洲和亚洲,收集薪材主要由女性承担,而在拉丁美洲,收集薪材是男性的任务。59

参与森林产品采集的性别特点与工作的体力要求(爬树、搬重物等)有关,而且在做这些工作时,社会规范、人身安全担忧、61家庭责任也限制了女性的选择。62女性较少使用交通工具,限制了她们采集森林产品的范围,63,64以及进入市场卖好价钱的机会。65

刚果民主共和国 — 一名姆布提妇女在森林里采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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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民主共和国 — 一名姆布提妇女在森林里采集产品。
©粮农组织/Luis Tato

回顾全球有关森林、树木和农林业价值链中性别问题的文献发现,关于男女两性参与森林产品加工和贸易的资料很少,特别是在亚洲和拉丁美洲。62然而,现有的资料来源和案例研究强烈表明,女性在森林产品加工和贸易中所占比例偏高。62女性在小规模非传统森林产品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男性更有可能拥有和管理较大的业务。62无法充分获得资源和服务往往使女性局限于小本生意,限制了她们参与利润更高的林业企业的能力。67,68,69

林业部门,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从事非正式工作

超越参与:农村女性在农业粮食体系中获得高质量工作的机会

可持续发展目标8呼吁各国关注就业质量,强调促进所有人获得充分和有价值的就业和体面工作。然而,在农业粮食体系中,女性的工作条件往往比男性差。本节从性别角度审视农业粮食体系内工作质量的不同侧面,包括就业类型、就业脆弱性、全时工作机会、无偿和护理工作,以及性别暴力(见插文2.6)。

插文2.6 性别暴力和农业粮食体系中的工作

家庭、工作场所和社区内的权力关系和社会规范影响女性外出就业的可能性。女性的谈判能力低、缺乏资源或安全交通、担心自身安全以及围绕女性行动和就业自由的社会规范,可能限制她们从事的工作类型或工作地点。i, ii

职场暴力有几种形式,包括经济、心理、身体和性侵害以及性骚扰。iii虽然农业粮食体系中各种形式的职场暴力程度尚不清楚,但关于性骚扰和暴力的个案研究表明,职场的性别暴力十分普遍。iii例如,在厄瓜多尔,接受访谈的花卉出口业女工中有一半以上报告说遭受过主管和其他工人的性暴力和骚扰。iii, iv女性不遵守性要求会带来负面后果,如遭受解雇、减量分配工作、缩短工作时间、降低工资,以及不公平的绩效评估。iii, iv, v, vi, vii女性街头小贩可能遭受客户和男性同事的口头、身体和性侵害和暴力,可能成为抢劫对象或被赶出通常的销售场所。viii男性在农业中也面临骚扰和暴力。iii

除工作的领域外,就业性质也会影响到遭受暴力侵害的可能性。例如,临时和非正式工作强化了权力差异,使犯罪者得以实施暴力。iii年龄、外来身份、社会经济地位、缺乏农业以外的机会、社会支持薄弱、当地负面的性别成见,以及劳动监察或法律薄弱也会影响职场暴力行为。

提高女性的经济权力会挑战传统的性别角色和责任,并使性别关系紧张。增加女性的就业和收入可以减少亲密伴侣的暴力行为,因为女性可以威胁离开虐待关系,然而,男性也可能因女性的经济赋权而感到威胁,并为维持现状而实施更多暴力。例如,在印度班加罗尔和喀麦隆,女性就业与亲密伴侣间暴力增加正相关,与这种反作用理论一致。ii, ix, x

注:
  1. Heckert, J., Myers, E. & Malapit, H.J. 2020. Developing survey-based measures of gendered freedom of movement for use in studies of agricultural value chains. IFPRI Discussion Paper 01966. Washington, DC, IFPRI.
  2. Jayachandran, S. 2021. Social norms as a barrier to women’s 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MF Economic Review, 69(3): 576–595.
  3. Henry, C. & Adams, J. 2018. Spotlight on sexual violence and harassment in commercial agriculture lower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Research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No. 31. Geneva, Switzerland, ILO.
  4. Mena, N. & Proaño, S. 2005. Acoso sexual laboral en la floricultura: Estudio de caso Sierra Norte de Ecuador. International Labor Rights Fund.
  5. Arellano Gálvez, M. 2014. Violencia laboral contra jornaleras agrícolas en tres comunidades del noroeste de México. Región y Sociedad, 26(ESPECIAL4): 155–187.
  6. Awang Ollong, K. 2016. Sustainability issues in the Cameroon banana supply chain. https://dx.doi.org/10.2139/ssrn.2717648
  7. Wijayatilake, K. & Faizun, Z. 2001. Sexual harassment at work: Plantation secto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LO National Tripartite Seminar on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Workplace, Colombo, 1 June 2001. Geneva, Switzerland, ILO.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2001/101B09_358_engl.pdf
  8. USAID. 2020. Select gender-based violence literature review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the informal sector. Washington, DC. https://pdf.usaid.gov/pdf_docs/PA00WQ8X.pdf
  9. Guarnieri, E. & Rainer, H. 2018. Female empowerment and male backlash. CESifo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7009. Munich, Germany, CESifo. https://dx.doi.org/10.2139/ssrn.3198483
  10. Krishnan, S., Rocca, C.H., Hubbard, A.E., Subbiah, K., Edmeades, J. & Padian, N.S. 2010. Do changes in spousal employment status lead to domestic violence? Insights from a prospective study in Bangalore, India.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70(1): 136–143. https://doi.org/10.1016/j.socscimed.2009.09.026

农业粮食体系中工资和自营职业的性别特征

在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农业工作仍然由独立劳动者或家庭帮工来做,这两种形式都是脆弱的自营职业,69其中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从事这些类型的工作(图2.6)。70独立劳动者是不雇用他人的自营职业者,而家庭帮工是家庭农场或家庭企业的“帮手”,往往没有报酬,在重大农商事决策中权力有限。这些工作形式往往是非正规的,无法获得职工享有的社会保障,更容易受到经济周期以及社会经济和环境风险的影响。70

图2.6 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从事各种脆弱的就业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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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粮食体系初级生产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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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FS – 农业粮食体系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经协调的微观数据估算,见https://ilostat.ilo.org/。样本包括107个国家,区域平均数是各区域各国的简单平均数。区域分类遵循劳工组织的数据报告。
在欧洲之外的所有地区,女性比男性更不可能从事有偿工作。

家庭帮工的处境尤其不利,因为她们通常得不到直接报酬,如果被认为不算农民,她们可能被排除在农业推广和农业计划之外(如第3章所强调的)。据报告,在全球范围内,近一半的务农女性(49%)是家庭帮工,而男性的比例为17%。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女性参与农业的比例很高,35%的女性作为家庭帮工从事农业活动。

在农业粮食体系的初级生产之外,独立劳动和家庭帮工在男性和女性就业中所占比例较小:9%的女性劳动者是家庭帮工,28%是独立劳动者。因此,随着农业粮食体系中初级生产之外各部门的作用增加,女性在脆弱的自营职业(独立劳动和家庭帮工)中所占的比例缓慢改善。

有偿工作的作用在农业粮食体系的初级生产之外比在农业部门大得多,但在欧洲之外的所有地区,女性比男性更不可能从事有偿工作(图2.6)。在所有区域,有偿工作占农业粮食体系除初级生产之外男女就业的大多数,但非洲除外,非洲农业粮食体系初级生产之外的大多数工人是自营职业者。非洲女性也比男性更有可能从事自营职业。这反映出该区域女性缺乏高薪就业机会。73

然而,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高价值农业(如园艺和切花业)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女性有偿工作(主要是生产和加工业)的同步增长。大型农企的有偿工作是许多农村女性的重要收入来源,特别是年轻女性和拥有小块土地或没有土地的女性。2011年出版《粮食及农业状况》1时,这些趋势已经很明显,但最近的数据证实了女性在农企中从事有偿工作的分量,并凸显了她们的工作条件。例如,塞内加尔的三个主要园艺区创造了30000个正式工作岗位;这些工作66%由女性承担,72男女工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偏远农村地区的外出务工人员(插文2.7)。73

插文2.7 在与全球农业粮食价值链相关的公司中,许多雇佣劳动者是妇女、青年和外来人口

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高价值、劳动密集型农产粮食行业,i很大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往往是外来劳工。ii与全球价值链有联系的企业雇员往往是女性、青年和外来人口。iii, iv

在肯尼亚的园艺农产行业,大多数工人是从偏远农村地区外出打工的女性。v外出打工要远离家庭和支持网络,给女性生活带来挑战,但也可能产生积极影响,如摆脱可能阻碍女性发展的社会规范和父权制结构。v定性访谈的证据表明,初级生产之外的就业和收入在加强女性外出务工人员信心和生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v然而,女性的工资仍然低于男性,更有可能成为临时雇员,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工作。vi

注:
  1. FAO. 2018.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8. Migration,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Rome. https://www.fao.org/3/i9549en/I9549EN.pdf
  2.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8.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In: OECD &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OECD-FAO Agricultural Outlook 2018–2027, pp. 67–107. Paris, OECD Publishing. https://doi.org/10.1787/agr_outlook-2018-5-en
  3. Basnett, B.S., Gnych, S. & Anandi, C.A.M. 2016. Transforming the 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Palm Oil for greater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CIFOR infobrief No. 144. Bogor, Indonesi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 https://doi.org/10.17528/cifor/006383
  4. Fabry, A., Van den Broeck, G. & Maertens, M. 2022. Decent work in global food value chains: Evidence from Senegal. World Development, 152: 105790. https://doi.org/10.1016/j.worlddev.2021.105790
  5. Said-Allsopp, M. & Tallontire, A. 2015. Pathways to empowerment? Dynamics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07: 114–121. https://doi.org/10.1016/j.jclepro.2014.03.089
  6. Maertens, M. & Swinnen, J.F.M. 2012. Gender and modern supply chai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8(10): 412–1430. https://doi.org/10.1080/00220388.2012.663902

在发展中国家的这些大型农企中,女性往往被隔离在低技能、低收入、非正式和临时性的工作中,6理由往往是女性更有耐心、74“手巧”等。75男性占据了大多数管理和全时职位。51不能自动化或非全时工作更有可能被视为女性的工作,往往由女性承担。76

在自营职业和创业方面,女性平均拥有31%至38%的正规中小型企业,大多数女性拥有的企业在农业粮食部门,77该部门的入门资本要求低于其他部门。78,79,80在西非,女性占粮食加工人员的83%,占粮食营销人员的72%。81在孟加拉国,女性拥有的企业主要在服装部门,其次是粮食制造业。77

在农业粮食体系的初级生产之外,雇佣其他劳动者的企业主有一小部分是女性,而女性业主在自营企业中占比例偏高。许多女企业主是农业粮食体系的劳动者,包括街头小贩和街头粮食销售者。在尼日利亚,据估计80-90%的街头粮食小贩是女性。77女性在进入正规经营和扩大业务时经常面临重大障碍。例如,家庭内部关系影响女性企业的业绩和增长。加纳的一项研究表明,女企业主可能会优先考虑储蓄、资产投资和子女教育,而牺牲企业发展,还可能限制投资或隐藏收入,以确保丈夫继续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82家庭责任和养育负担也影响女性在企业上花费的时间,从而影响企业发展。

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型农企中,女性往往被隔离在低技能、低收入、非正式和临时性的工作中。

全时就业

在所有地区的劳动人口中,女性在农业和整个农业粮食体系就业中从事全时工作的可能性低于男性(图2.7)。除东亚外,女性在农业和农业粮食体系中从事营利或有偿工作的时间平均每周不到40小时,表明女性的就业是非全时和不规律的。在农业粮食体系就业的总人数中,男女两性平均工作时间更长。这反映了季节性的影响较低,因此在大多数地区农业粮食体系的初级生产之外,有更多的全时就业机会。

图2.7 在农业和农业粮食体系中,男性的工作时间比女性长

过去7天内农业和农业粮食体系中男女两性的工作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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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FS – 农业粮食体系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Harmonized Microdata, https://ilostat.ilo.org/.样本包括107个国家,区域平均数是各区域各国的简单平均数。
女性在农业和整个农业粮食体系就业中从事全时工作的可能性低于男性。

无偿工作和护理工作

女性在清洁、烹饪和照顾家庭成员等无偿家务和护理工作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加剧了劳动力市场参与和参与结果方面的不平等。83鉴于女性在农业粮食体系的低利润部门从事非全时、非正规、非正式工作和创业,以适应其沉重的无偿家务和护理工作负担,女性在农业粮食体系工作的条件待遇可能低于男性。84在这方面,时间使用的能动性是核心(插文2.8)。与男性相比,女性劳动者的生产率较低,与育儿和生育负担有关。85,86 COVID-19疫情使人们重新关注女性参与有偿和无偿工作及参与时间受危机影响的敏感性(见第5章)。

插文2.8 时间使用与时间使用的能动性

在许多情况下,社会规范普遍期待男女两性以何种方式分配时间使用(另见第4章)。根据传统的性别角色,男性要负责养家糊口,女性只能从事无偿的家务和照料活动。时间的使用,或个人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间,被认为是衡量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时间使用的能动性,即个人作出重大决策和选择如何分配时间的信心和能力,同样重要。i

来自贝宁、马拉维和尼日利亚的定性分析揭示了男女对时间使用能动性的不同看法。i女性表示,在任何一天,只要她们完成了预期的任务和责任,她们就能够决定如何支配自己的时间。然而,即使女性自己作出决定,她们也很难按照这些决定采取行动,因为她们需要得到丈夫的同意。如果女性偏离这些规范,她们就有可能失去家庭和安全。男女两性都意识到,男性的决策权还包括生产和生育活动以外的事项,例如休闲或社交时间,男性在决定和改变自己的时间安排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一名女性对这种情况作了如下解释:“如果需要,男人可以随时改变时间安排。女人总是受男人控制,所以女人的日常安排很难改变。丈夫可能不允许女人改变安排。如果男人愿意,他可以随时离开家,但女性被束缚在家务上,她们不能随便离开。”i

除了男性在时间使用方面的能动性,所有三个国家的男女两性都表示,在时间使用方面发生冲突时,男性有最终发言权。

时间使用能动性不限于配偶的决定。尼泊尔的研究表明,许多生活在大家庭中的媳妇因工作时间长而感到痛苦。ii然而,一项研究发现,生活在同一家庭中的婆婆和媳妇的工作时间没有差别。婆婆倾向于花更多的时间在生产性的非家务活动上,而媳妇花更多的时间在家务或护理工作上。定性的研究表明,关于痛苦的叙述不仅涉及工作时间,还涉及时间使用的自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婆婆可以对儿媳发号施令,给儿媳分配工作或限制其行动。

注:
  1. Eissler, S., Heckert, J., Myers, E., Seymour, G., Sinharoy, S. & Yount, K. 2022. Measuring women’s empowerment: Gender and time-use agency in Benin, Malawi and Nigeria. Development and Change, 53(5): 1010–1034. Quote from page 1023.
  2. Doss, C. R., Meinzen-Dick, R., Pereira, A. & Pradhan, R. 2022. Women’s empowerment, extended families and male migration in Nepal: Insights from mixed methods analysi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90: 13–25.

对全球时间使用的研究表明,在清洁、烹饪、照顾家庭成员和取水等无偿家务和护理工作上,性别差异很大,特别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而言,女性每天花费4.2小时从事无偿的家务和护理工作,而男性则花费1.9小时。87全世界都存在到无偿护理工作中的性别不平等,但即使同一区域内各国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图2.8)。在无偿家务和护理工作方面,如果将作为次要活动的护理时间考虑进来,则农村地区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往往大于城市地区:在以农村为主的五个国家抽样调查中,女性平均花费7.0小时从事护理和无偿家务劳动,包括将其作为主要和次要活动,而男性平均为1.4小时。88如果把有偿和无偿工作都考虑进来,则女性的工作负担更重 — 女性为9.1小时,男性为7.3小时。88

图2.8 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观察到护理工作中的性别不平等,但区域内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女性与男性在24小时内花费在无偿家务、护理和志愿工作上的平均时间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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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的阐述,来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经社部)。2023

在农村地区,女性的无偿劳动负担高于男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要花时间取水。在全球范围内,80%无法获得清洁饮用水的人生活在农村地区。1由于普遍存在的性别规范和性别分工,成年女性和女孩过多承担为家庭和牲畜取水的负担,她们往往要长途跋涉才能到达水源。89,2在住宅没有水源的家庭中,主要由成年女性和女孩负责取水;73.5%的家庭中,成年女性和女孩是主要的取水者,6.9%的家庭中是女孩,16.6%的家庭中是成年男性,2.9%的家庭中是男孩。89, 3

取水所需的时间可能会限制赚取收入的机会,4, 5并干扰女性的其他无偿工作和护理工作。6 5岁以下女孩取水的可能性是男孩的两倍,这对上学造成了不利影响。例如,南非的一项研究表明,取水对学校出勤率和成绩产生了负面影响,报告上学迟到、上课疲倦和几乎没有时间学习的女孩多于男孩。7

女性(和男性)从事的无偿护理和家务劳动尽管对个人、家庭和农村社区的福利很重要,但其价值仍然被大大低估。

经济结果的长期不平等

即使女性更多地参与农业粮食体系,福祉和经济结果方面的性别不平等仍可能延续,原因是在获得资产和资源、社会规范以及政策和法律方面的持续不平等(如第1章框架所强调,第3章第4章也有详细介绍)。根据最近为本报告编写的三份研究报告,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收入方面的性别差距依然存在。1, 2, 3这些研究利用跨国家庭调查数据,并通过某种分析方法分解了不平等的驱动因素(见插文2.9),确定了工资、土地和劳动生产率方面性别差距的原因,包括个人特征(年龄和教育状况)、家庭组成(以是否有幼儿来估计护理需求)、农场特征(农场面积、投入品、作物类型)和歧视的作用。

插文2.9 北川-瓦哈卡-布林德分解法

北川-瓦哈卡-布林德分解法在劳动经济学中广泛用于研究男女收入差异,i, ii以及最近在农业土地生产率方面的性别差距。iii

这种方法使用多变量分析,将收入(或生产率)方面的平均性别差距,分解为可由观察到的男女特征差异解释的差距部分,以及不能由这些特征差异解释的差距部分。文献中经常将能解释的部分称为禀赋效应,将不能解释的部分称为结构效应。

能解释的差距(或禀赋差距)反映了教育、经验、职业、工作时间和企业规模等个人特征方面的性别差异。例如,女性的收入可能比男性少,但她们受教育的年限和经验也可能比男性少,或者可能在较小的公司工作。

不能解释的差距(或结构性差距)更难解释。该部分可能反映了未被测量或观察到的因素,如动机和努力的差异(谈到农业生产率时,是农场土壤质量的差异),这些因素很少或不完全反映在调查数据中。该部分还反映了男性和女性尽管有同样的特征,却获得不同回报的结构性差异 — 例如,女性在同等教育水平下获得的报酬低于男性 — 该部分因此也反映了歧视。

注:
  1. Blau, F.D. & Kahn, L.M. 2017. The gender wage gap: Extent, trends, and explan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5(3): 789–865.
  2. Hertz, T., Winters, P., De La O, A.P., Quinones, E.J, Davis, B. & Zezza, A. 2008. Wage inequality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Effects of location, sector, and gender. ESA Working Paper No. 08–08. Rom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Divisio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3. Kilic, T., Palacios-López, A. & Goldstein, M. 2015. Caught in a productivity trap: A distributional perspective on gender differences in Malawian agriculture. World Development, 70: 416–463.

农地生产率差距

土地生产率与性别有关的差距仍然很大。Anríquez等96利用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亚洲11个国家的全国调查数据,分析了男性和女性管理的农场在农业生产率方面的性别差距。该研究进行了三组比较,即在可获得这一信息的六个国家中,对女性管理、男性管理和联合农场管理进行比较;这六个国家的女户主家庭与男户主家庭的比较;在所有11个国家中,女户主家庭和男户主家庭的比较(见插文2.10,关于男女户主家庭比较的局限性)。有几项调查结果很突出。

插文2.10 《2010-2011年粮食及农业状况》i报告的生产率性别差距以及比较男女户主农场的局限性

主要由于数据的限制,以往大多数关于农业生产率性别差距的研究都是将女户主家庭与男户主家庭进行比较,而没有考虑到管理农业活动者的性别。

将农场管理者与家庭户主画等号有几个缺点。女户主往往是寡妇、离婚或分居,或者可能是丈夫在国外打工,向家里汇款。女户主家庭中的女性不仅情况各不相同,而且可能面临与男户主家庭中女性不同的一系列不利条件和限制。ii, iii此外,只注重户主状况忽视了男性户主家庭中的妇女。在许多情况下,男户主家庭中的女性独自或与配偶或其他家庭成员共同监督家庭农场内的各种活动,但她们有时可能不被视为具有农民身份。iv

由于对户主的关注只反映了农业生产率的部分情况,因此研究人员在作出更大努力,收集按性别分列的农业生产数据,并探讨男女两性管理的农田之间的生产率差距。v, vi, vii, viii在地块级别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农业生产率的估算显示,生产率方面的性别差距往往巨大;在考虑到被管理地块的规模或大小后,差距更大。vii, ix, x

在地块一级衡量的性别生产率差距往往大于在农场一级衡量的差距。例如,Kilic等vi报告说,在马拉维,男性土地管理者的生产率更高,性别差距为29%,而男性和女性户主之间的差距仅为7%。在埃塞俄比亚,Aguilar等v研究得出23%的性别生产率差距,男性土地管理者占优势;而在基于户主性别的比较中,这种差距可以忽略不计。这些发现与Anríquez等的文献研究结果一致,xi为目前推动收集所有农场管理人员性别信息提供进一步支持。与此相关的是,需要更多地研究家庭农场的男女共管情况,这是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最常见的管理制度;还要研究不同的管理安排如何与农场生产率和家庭福祉相关联。iv, xii

女户主家庭中的女性可能面临与男户主家庭中女性不同的一系列不利条件和限制。
注:
  1. FAO. 2011.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SOFA) 2010–11: Women in Agriculture – Closing the gender gap for development. Rome. https://www.fao.org/3/i2050e/i2050e.pdf
  2. Burke, W.J. & Jayne, T.S. 2021. Disparate access to quality land and fertilizers explains Malawi’s gender yield gap. Food Policy, 100: 102002. https://doi.org/10.1016/j.foodpol.2020.102002
  3. Andersson Djurfeldt, A., Djurfeldt, G., Hillbom, E., Isinika, A.C., Joshua, M.D.K., Kaleng’a, W.C., Kalindi, A., Msuya, E., Mulwafu, W. & Wamulume, M. 2019. 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in smallholder-based farming in sub-Saharan Africa? Understanding yield differences in relation to gender in Malawi, Tanzania and Zambia. Development Studies Research, 6(1): 62–75. https://doi.org/10.1080/21665095.2019.1593048
  4. Pyburn, R., Slavchevska, V., Kruijssen, F., Karam, A. & Steijn, C. 2022. Gender dynamics in agri-food value chains: from diagnostics to change.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status of women in agrifood systems, 2023. Amsterdam, Netherlands (Kingdom of the), Royal Tropical Institute.
  5. Aguilar, A., Carranza, E., Goldstein, M., Kilic, T. & Oseni, G. 2015. Decomposition of gender differential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Ethiopia. Agricultural Economics, 46(3): 311–334. https://doi.org/10.1111/agec.12167
  6. Kilic, T., Palacios-Lopez, A. & Goldstein, M. 2015. Caught in a productivity trap: A distributional perspective on gender differences in Malawian agriculture. World Development, 70: 416–463
  7. Slavchevska, V. 2015. Gender difference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The case of Tanzania. Agricultural Economics, 46(3): 335–355.
  8. Mugisha, J., Sebatta, C., Mausch, K., Ahikiriza, E., Kalule Okello, D. & Njuguna, E.M. 2019. Bridging the gap: Decomposing sources of gender yield gaps in Uganda groundnut production. Gender,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23(1): 19–35. https://doi.org/10.1080/09718524.2019.1621597
  9. World Bank and ONE Campaign. 2014. Levelling the field: Improving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farmers in Afric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177900
  10. van der Meulen Rodgers, Y. 2018. The cost of the gender gap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Five African countries. New York, USA, UN Women an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and Nairobi, UN Environment. https://tinyurl.com/45cnbtar.
  11. Anríquez, G., Quiñonez, F. & Foster, W. (forthcoming). Levelling the farm fields, A cross-country study of the determinants of gender-based yield gap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status of women in agrifood systems, 2023. Rome, FAO.
  12. Puskur, R., Jumba, H., Reddy, B., Etale, L., Ragasa, C., Mishra, A., Mangheni, M.N., Nchanji, E. & Cole, S. 2023. Closing gender gaps in productivity to advance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status of women in agrifood systems, 2023. Nairobi, CGIAR GENDER Impact Platform. https://gender.cgiar.org/SWAFS-2023

首先,在完全由女性管理的地块样本(-4.4%)和女户主家庭样本(-1.1%)中,土地生产率的性别差距表明,女性劳动者的生产率高于男性(表2.2)。这一结果令人惊讶源,原因是对女性非常有利的禀赋效应(分别为-17.4%和-9.2%)。为什么会这样呢?平均而言,女性拥有的土地较少,而无论男性或女性,土地较少时,生产率提高,这与经济学文献相一致。相关文献认为,小地块更便于集约化管理。1例如,地块较小,农民可以投入更多精力、更频繁耕作。

表2.2 同等规模的农场,由女性管理比由男性管理土地生产率要低24%

基于农场管理者性别的不同定义,(男性管理者相对于女性管理者的)平均单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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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单产以每公顷土地作物总产出的价值来衡量,作物价值以当地市场价格中位数计算。
** 管理者样本是指六个国家样本中有管理者信息的样本。
*** 负号表示女性生产率高于男性;正号表示男性的生产率高于女性。
资料来源:Anríquez, G., Quiñonez, F. & Foster, W. (forthcoming). Levelling the farm fields, A cross-country study of the determinants of gender-based yield gap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status of women in agrifood systems, 2023. Rome, FAO.

第二,不同的因素导致了生产率方面的性别差距(图2.9)。正效应分析表明,特定因素的性别差异与生产率性别差距较大正相关,而负效应分析则表明,特定因素的性别差异有助于缩小生产率的性别差距。在所有国家中,无论户主(面板A)或农场管理者(面板B)的性别如何,农田面积方面的性别差异(棕色标记)与生产率性别差距较小的情况相关:换句话说,女性管理的农场平均比男性小,这些小农场的单位产量高于大农场。管理者特征的性别差异,如教育和年龄(紫色),以及投入品和技术能力(红色),与样本国家农业生产率的性别差距有更大相关。

图2.9 农场规模方面的性别差异与单产性别差距关系不大,而教育、年龄以及投入品和技术能力方面的性别差异与单产性别差距关系较大

面板A:按户主性别分列的禀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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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B:按农场管理者性别分列的禀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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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竖条的组成部分代表单产模型中使用的变量组。各国别竖条内每个变量组的大小代表该变量组对总禀赋效应的贡献。变量组分别为:家庭劳动力:按男性、女性和儿童划分;家庭人口状况:指家庭人口特征,例如5岁以下家庭成员的比例;地理效应:虚拟变量,捕捉小面积固定效应,包括未观察到的土地生产率;家庭特征,如家庭规模,家庭是否有非农收入,以及与市场的距离;雇佣劳动力:即是否使用雇佣劳动力的指标;投入:指农业投入和技术,不包括土地和劳动力;管理者特征:管理者或户主的特征,包括年龄、教育和婚姻状况;地块特征:耕作地块的特征,包括坡度、灌溉情况和土壤质量(如有);土地面积:农场的面积,一般用土地的对数和平方表示。BGD:孟加拉国;ETH:埃塞俄比亚;GHA:加纳;GTM:危地马拉;KHM:柬埔寨:MWI:马拉维;NIC:尼加拉瓜;PAK:巴基斯坦;PER:秘鲁;UGA:乌干达;VNM:越南。
资料来源:Anríquez, G., Quiñonez, F. & Foster, W. (forthcoming). Levelling the farm fields, A cross-country study of the determinants of gender-based yield gap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status of women in agrifood systems, 2023. Rome, FAO.

第三,与歧视相关的未解释或结构效应较大,而且总是正相关,导致在所有三个比较中,存在不利于女性的更大性别差距(分别为13%、8.2%和11.9%)。

如果比较土地规模相当的农民,在所有三个比较中,性别差距有利于男性,差距幅度相似(分别为24.4%,22.9%和24%)。总的来说,在土地生产率方面,男性管理的生产率更高,性别差距约为24%。

男女农场管理者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

传统研究认为,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其他经济部门。最近的研究1, 2, 3表明,农业劳动生产率并不像以前认为的那样低,但生产率明显低下主要源于季节性和作物生产强度差异造成的就业不足问题。如本章前面所述,从事农业的女性比男性更不可能从事全时工作。

关于劳动生产率性别差距的研究相对较少。然而,一项关于五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男女两性农场管理者劳动生产率性别差距的研究发现,劳动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距。97这些差距从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的47%到埃塞俄比亚的2%不等,埃塞俄比亚是抽样国家中唯一一个在管理者劳动生产率方面没有显著性别差距的国家。五个国家的平均性别差距为35%(表2.3)。性别差距主要来自禀赋效应,它反映了可观察到的农民个人、家庭和地块特征的差异(28%)。与歧视相关的结构性不平等对差距中的贡献比例较小(7%)。

表2.3 男女土地管理者之间劳动生产率的性别差距为35%

(男性相对于女性管理者)平均劳动生产率*差距和促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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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劳动生产率是在地块层面测量的,即该地块上种植的所有作物的产出除以在该地块上投入工作的时数。
** 负号表示女性生产率高于男性;正号表示男性的生产率高于女性。
资料来源:Piedrahita, N., Costa, V. & Mane, E. (forthcoming). Gender gap in agricultural labour productivity: A cross country comparison.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status of women in agrifood systems, 2023. Rome, FAO.

该研究对性别差距的组成部分进行了分解,结果与土地生产率的情况相似。有无家庭劳动力、管理者的年龄和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照料责任方面的差别与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存在较大关联。相反,如果女性管理的地块较小,使她们能够加大管理强度,这时劳动生产率方面的性别差距较小。

农业粮食体系和非农业就业中工资的性别差距

在农业粮食体系中,女性作为有偿劳动者处于不利地位。案例研究表明,在农业和农业粮食体系的初级生产部门之外,男女雇员之间的工资明显不平等。例如,在塞内加尔的园艺部门,女性的工资平均比男性低24%。72女性被隔离在低工资部门是造成工资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28但一些研究表明,即使从事同样的劳动,25, 1女性的工资也往往低于男性;甚至在女性占主导地位的活动如水产养殖加工中也是如此,10从而显示农业粮食体系中有偿工作普遍存在性别歧视。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近东和北非、亚洲和拉丁美洲10个国家的抽样调查显示,在农业和初级生产之外的活动中,工资存在明显的性别差距,无论是在农业粮食体系内部还是外部(表2.4)。98, 2换句话说,女性的收入是男性收入的82%。这些国家的初级生产之外的工资水平(包括农业粮食体系内外)性别差距较小,为15.8%。

表2.4 与歧视相关的结构效应解释了农业有偿工作中性别差距最大的部分

农业和初级生产之外有偿工作中的性别间工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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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时薪通过购买力平价(PPP)和消费者价格指数转换为2017年美元购买力平价。模型估算采用时薪的自然对数;** 负号表示女性生产率高于男性;正号表示男性的生产率高于女性。在农业方面,由于四舍五入,禀赋和结构效应相加并没有完全等于性别差距。
资料来源:Benali, M., Slavchevska, V., Davis, B., Piedrahita, N., Sitko, N., Nico, G. & Azzari, C. (forthcoming). Gender pay gaps among agriculture and non-agriculture wage workers: a cross-country examination.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status of women in agrifood systems, 2023. Rome, FAO.
在农业有偿就业中,女性的收入是男性收入的82%。

第二,在十个国家抽样的农业有偿工作中,与歧视有关的结构效应解释了大部分性别工资差距(11.9%)。这些结果与以前的研究结果一致(例如Fisher、Lewin和Pilgeram,2021和Hertz等,2009)。104, 105涉及个人特征水平的禀赋效应占6.4%,但各组成部分之间没有什么明显规律。

第三,在初级生产之外的有偿工作中,平均而言,结构效应(9.7%)比禀赋效应(6.1%)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虽然在大多数国家,禀赋和结构效应都是造成两性工资差距的重要因素,但两者的作用因国家而异。在大多数国家,结构效应造成成了更大的性别工资差距。禀赋效应是双向的,在一半国家扩大了工资差距,在三个国家缩小了工资差距,后者包括哥伦比亚、埃及和突尼斯。

在禀赋因素中,性别差异在教育、非全时就业和分部门就业隔离方面的作用突出。教育方面的性别差异多数情况下与较小的性别间工资差距相关。在本抽样涉及的国家中,参加初级生产外活动(包括高技能和专业工作)的有偿工作女性人数相对较少,她们的教育水平与男性相当或高于男性。非全时就业的每小时回报率似乎高于全时就业的回报率,女性从事非全时工作的可能性较大,可解释两性工资差距较小。然而,全职工作可能包括额外的福利和社会保障缴费,而这没有包含在计时工资中。就业部门的性别隔离始终与初级生产外有偿工作中较大的性别间工资差距相关,这与文献一致。女性往往集中在低收入部门,这造成了更大的薪酬差距。

重点关注2.11 农业粮食体系中的土著民族和性别问题

土著人口,特别是土著女性,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同财产资源和管理水资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是传统知识的重要持有者,i但他们在粮食体系中继续面临着与工作条件恶劣、获得资源机会不足、歧视根深蒂固有关的重大不利因素。大多数土著人口(74%)生活在农村地区,他们的生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农业粮食体系。ii

土著人口55%的就业是在农业部门,而非土著在农业部门就业的比例为27%,男女的情况相似。iii无论男女,贸易、运输、住宿和饮食服务作为就业来源对非土著的重要性几乎是对土著重要性的两倍(31.9%比17.3%)。

工作条件差、工资低和歧视是土著男女两性工作的特点,土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面临更明显的不利条件。土著人口的非正规就业率比非土著人口高20个百分点,土著女性的非正规就业率比非土著女性高25.6个百分点。

大约四分之三的土著女性就业形式是家庭帮工或独立劳动者,这两种形式都是脆弱的自营职业。在一些国家,33%以上的土著女性的工作是家庭帮工,而土著男性的这一比例为11.9%,非土著女性的这一比例为17.7%。ii与所有其他劳动者相比,有偿工作在土著女性就业中发挥的作用明显较小。近25%的土著工作女性是有偿工作员工,而非土著女性的这一比例为51.1%,土著男性为30.1%。在所有土著女性中,只有不到1%的人是雇用劳动力的企业主(雇主)。ii

这些特点,再加上教育水平较低、人口高度集中在农村地区和根深蒂固的歧视,导致土著和非土著之间的收入差距为18.5%。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差距最大(31.2%)。土著男性与非土著男性之间的薪酬差距(24.4%)大于土著女性与非土著女性之间的薪酬差距(8.2%)。ii

由于社会和经济排斥、歧视、权利受到侵犯、无偿工作负担沉重iv, v, vi以及其传统知识、做法和技能得不到承认,土著女性在获得就业机会方面面临独特的挑战。vii随着农村的迅速转型,农村地区的传统就业机会减少。v在农村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土著女性比非土著女性更易受伤害,因为她们更多地参与非正规经济,受到剥削,工作条件不稳定。viii此外,气候变化是农村转型的一个特别重要因素,影响到土著人口的生活,并可能加剧现有的不平等。iv

土著男女两性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伙伴

土著人口的食物和知识系统具有多功能性和整体性,可产出食品、药物、住所和能源,并支持文化、社会和精神表现形式。这种多功能性植根于对食物系统整体的理解和参与,特别关注生态系统中不同元素之间的关系。土著人口的食物和知识体系,以及他们得以保护地球上剩余生物多样性中的80%,ix是他们对世界可持续性的两大贡献。

土著女性在保护土著人民的生计、语言和文化以及管理其领土上的自然资源方面发挥了根本作用。土著女性是知识的持有者,是气候行动和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关键。

然而,土著女性的权利,特别是其自主发展权和集体权利,在制度上得不到承认,使她们面临更多歧视、更加脆弱、贫穷,经历更多冲突和粮食不安全状况。长期缺乏分类数据,导致她们不为人知,甚至在土著人口中也是如此。这一事实影响了全面和有针对性的研究,从而阻碍了制定和落实相关政策,解决土著女性所面临的相互重叠和相互依存的歧视形式。x

获得土地、自然资源和领地是土著女性生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土著人口的治理和社会结构对土著女性获得土地和自然资源有很大影响。环境、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变化削弱或改变了土著人的治理和社会结构,不利于承认土著女性在其社区内的作用、促进其参与决策进程。x

对瓦尤(Wayuu)人的一项个案研究表明,女性角色的变化大大降低了她们的经济独立性,因为她们从商业活动转向更多从事家庭活动;同时,母系结构的削弱,导致社区中相互关系的破裂和政治隔离的加剧。这增加了家庭的脆弱性,降低了抵御气候变化或社会冲击的能力。xi

注:
  1. Rani, U. & Oelz, M. 2019. Sustaining and preserving 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institutions of Indigenous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way forward. I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climate change: Emerging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livelihoods, pp. 121–128. Geneva, Switzerland, ILO.
  2. ILO. 2019. Implementing the ILO 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 Convention No. 169: Towards an inclusive, sustainable and just future. Geneva, Switzerland. https://tinyurl.com/yc6c6cav
  3. The employment estimates are based on a sample of 30 countries, home to 95 percent of the Indigenous population globally.
  4. ILO. 2017. Indigenous Peoples and climate change: From victims to change agents through decent work. Geneva, Switzerland.
  5. ILO. 2017. Decent work for 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 in the rural economy. Decent Work in the Rural Economy Policy Guidance Notes. Geneva, Switzerland.
  6. Thornberry, F. 2017. Working conditions of Indigenous women and men in Central Africa: An analysis based on available evidence. Working Paper No. 2/2017. Geneva, Switzerland, Gender, Equality and Diversity Branch, ILO.
  7. Ahearn, A., Oelz, M. & Kumar Dhir, R. 2019. Indigenous Peoples and climate change: Emerging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livelihoods. Geneva, Switzerland, ILO.
  8. Vinding, D. & Kampbel, E.-R. 2012. Indigenous women workers: with case studies from Bangladesh, Nepal and the Americas. Working Paper No. 1/2012. Geneva, Switzerland, International Labour Standards Department, ILO.
  9. Sobrevilla, C. 2008. The role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he natural but often forgotten partner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0. FAO. 2020. Indigenous women, daughters of Mother Earth. Rome. https://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b0719en
  11. FAO. 2020. Territorial management in Indigenous matrifocal societies – Case studies on the Khasi, Wayuu, Shipibo-Conibo and Moso peoples. Rome, FAO and Copenhagen, International Work Group for Indigenous Affairs. https://doi.org/10.4060/ca6887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