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粮食体系是全球女性的主要就业部门，成为许多国家女性重要的生计来源。因此，为女性赋权和缩小农业粮食体系中的性别差距，可提高女性及其家庭的福祉，减少饥饿，增加收入和增强韧性。本报告全面概述了女性在农业粮食体系中的状况。本报告分析了制约女性参与、福祉和赋权的不平等现象的多种来源；介绍支持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的政策及方法；阐述了女性平等参与农业粮食体系以增进个人和全球成果的方式。
尽管农业粮食体系对女性生计及其家庭福祉十分重要，但女性的作用往往趋于边缘，其工作条件可能不及男性 — 女性从事非正规、非正式、非全时、低技能、劳动密集型工作，因此处于弱势。女性的无偿护理负担更重，限制了其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以下两类女性也面临相同的情况：从事初级农业生产的女性的工资和生产率普遍低于男性；在农业粮食体系中非农部门就业的女性大多从事更低价值的工作。女性可能不会被系统地排除在高价值和出口型价值链或农业粮食体系中的创业部门之外，但其参与往往遭受歧视性社会规范以及知识、资产、资源和社会网络障碍的限制。
女性获取土地、投入品、服务、金融和数字技术的机会（农业粮食体系中就业的关键要素）仍然不及男性。在许多国家，为确保女性与男性平等拥有土地且法律框架保护女性权利，仍然任重而道远。令人震惊的是，过去十年，在获取推广和灌溉服务以及获得牲畜所有权方面，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尽管令人鼓舞的是，在获取金融服务、移动互联网和移动电话方面，女性与男性的差距正在缩小。
影响妇女和女孩的歧视性社会规范和规则是造成性别不平等的核心，且改变速度很慢。在世界许多地区，对性别暴力和女性外出工作的接受程度以及农业粮食体系中影响女性生计的其他规范仍十分危险且反动。正式的政策和战略可能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女性面临的限制和不平等，但很少有国家政策制定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目标。虽然证据显示，采取更广泛的女性赋权举措（减少女性参与的障碍并改变限制女性参与的规范和规则）对女性福祉和全社会都有巨大好处。上述举措还可对女性生计、收入、健康和营养及其子女的健康和福祉产生巨大的协同效益。
抵御冲击和压力的应对机制及韧性受性别不平等状况影响，冲击和危机对农业粮食体系中女性生计的负面影响大于男性。在COVID-19疫情期间，与男性相比，女性的粮食不安全水平增长更快，在初级农业生产和农业粮食体系非农部门中的失业现象更多。女性被要求比男性更快地消耗她们更有限的资产和储蓄。在气候冲击期间，女性更有限的资源和资产限制了其适应能力和韧性。
女性在农业粮食体系中充分和平等就业所面临的上述挑战，制约了女性的生产力并使收入差距持续存在。缩小男性和女性在农业生产率以及农业粮食体系中的工资差距将使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或近1万亿美元），使全球粮食不安全水平下降约2个百分点，使粮食不安全人数减少4500万。
女性赋权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女性赋权项目可比单纯的性别主流化项目收益更大。一半以上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双边资金已经实现了性别问题主流化，但只有8.5%的资金将性别平等视为基本要求。因此，如果农业粮食体系中一半的发展干预措施将重点转向女性赋权，则5800万人的收入将大幅增加。同样，2.35亿人的韧性将显著增强。
农业粮食体系是女性的主要就业部门。从全球来看，截至2019年，36%的女性劳动力和38%的男性劳动力在农业粮食体系中就业。就业于农业粮食体系的女性和男性劳动者的比例自2005年以来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初级农业生产中的就业人数减少。
在许多国家，与男性相比，农业粮食体系是女性更重要的生计来源。在撒哈拉以南非洲，66%的女性就业于农业粮食体系，而男性该比例为60%。在南亚，绝大多数女性在农业粮食体系中工作（71%的女性，47%的男性），尽管劳动人口中女性的数量比男性少。农业粮食体系是年轻女性，尤其是15-24岁女性的主要就业部门。
总体而言，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农业劳动力中女性的比例较大，因为教育不足、基础设施和市场准入机会有限、无偿工作负担重、农业以外的农村就业机会少，女性从事非农工作的机会极其有限。在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女性占农业劳动力的50%以上。在包括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在内的几个东南亚国家，约一半的农业劳动力是女性。
从事农业生产的女性往往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工作。这种情况往往集中出现在最贫困的国家，那里没有替代生计，女性在气候引起的天气冲击和冲突局势下保持高强度的工作。女性不太可能成为企业家和独立农民，女性主要从事利润较低的种植业生产。通常，女性是无偿的家庭工人或农业临时工。社会规范也可能限制女性从事作物生产和参与男性主导的活动。由女性和男性管理的同等规模农场的土地生产率差距为24%。在农业部门中，女性的平均工资比男性低18.4%；也就是说男性每挣1美元，女性只能挣82美分。
从初级农业生产转向农业粮食体系中的非农就业前所未有地改善了女性和男性的生计。然而，由于限制性的传统社会规范或难以获取资产和资源，在农业粮食体系中从事非农工作的女性更可能从事利润较低的价值链活动，或者面临比男性更差的工作条件。
女性承担更多的无偿家务和护理工作，如清洁、烹饪和照顾家庭成员，这加剧了在劳动力市场参与及结果方面的性别不平等。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情况尤其明显。在农村地区，女性的无偿工作负担比男性更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女性要花时间取水。COVID-19疫情凸显出女性在无偿照顾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员方面承担的过重负担以及这种负担对女性时间和就业的影响。
女性获取对农业粮食体系至关重要的资产和资源（如土地、投入品、服务、金融和数字技术）的机会仍然不及男性。在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各方面，性别差距仍然很大，但在对农业粮食体系中的非农企业发展和就业机会极其重要的教育、金融、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性别差距正在更迅速地缩小。尽管如此，女性在持续获取优质资产和资源方面，仍面临挑战。
与男性相比，农业家庭中的女性在土地所有权方面仍然处于非常不利的状况；在就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5.a.2提交报告的国家中，略低于一半的国家对女性土地权的法律保护薄弱。在40%以上报告了女性土地所有权（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5.a.1）的国家中，拥有农业土地所有权或有保障权属权利的男性比例是女性的两倍，在报告的46个国家中，40个国家拥有这项权利的男性比例高于女性。尽管如此，过去十年，18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的土地所有者中女性的比例有所增加，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若干国家，该比例呈显著增加。
在获得灌溉和牲畜所有权方面，缩小性别差距的进展缓慢。平均而言，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牲畜，并且比女性更有可能拥有牛等大型牲畜。过去十年，上述差距改变不大，尽管在绵羊和家禽等较小畜禽所有权方面的差距趋于缩小。
务农女性在获取投入品方面的机会仍少于男性，包括良种、肥料和农机具。从积极角度看，2017年至2021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女性在接入移动互联网方面与男性的差距从25%缩小到16%，在开立银行账户方面的差距从9个百分点缩小到6个百分点。当具备必要的有利因素且男性和女性能够平等地获取补充资源时，女性与男性一样乐于采纳新技术。
农业粮食体系中的歧视性社会规范造成了男女之间的权力不平衡，并限制了女性的选择，因为女性往往更多参与无偿护理和家务劳动。此类规范通常限制了女性的流动性、其对非家务工作和市场活动的选择以及其获取和掌控资产和收入的机会。社会机构中的性别歧视因区域和国家而异，但在全球范围内仍然广泛存在，令人无法接受。这限制了女性在农业粮食体系中的充分和生产性就业（作为销售者、雇主或雇员），影响了其获取服务和技术、参与农村组织并从中获益的能力。
推动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对于女性福祉和整个社会至关重要，因此意义重大。过去十年在衡量女性赋权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表明，加强女性赋权可对农业生产、粮食安全、膳食和儿童营养产生积极影响。
推动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意味着克服影响女性参与农业粮食体系的限制性社会规范和僵化的性别角色定位。人们日益重视解决农业粮食体系中歧视性社会规范和无视性别差异的政策和法律造成的制约。项目越来越多地强调加强女性赋权，衡量干预措施对女性能动性和赋权的影响。为产生实效，男性、男孩和社区领袖都需参与转变性别观念的进程。
过去十年，国家政策框架对性别问题的关注有所提高。例如，东非和拉丁美洲的国家政策和预算日益重视在获取土地、投入品、服务、金融和数字技术方面的结构性差距，并努力推动性别平等。然而，农业政策具体解决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的力度不同。尽管粮农组织分析的农业政策中有75%以上承认女性在农业中的作用和/或面临的挑战，但只有19%将农业中的性别平等或女性权利作为明确的政策目标。其中只有13%鼓励农村女性参与政策进程。
抵御冲击和压力的应对机制及韧性受性别不平等状况影响。冲击和危机对农业粮食体系中女性的生计产生重大影响，且冲击和危机大量叠加出现。在许多国家，冲击和危机在性别高度不平等的背景下发生。
农业粮食体系中在生计方面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加剧和影响了COVID-19疫情及相关经济危机的冲击。从全球来看，在疫情第一年，22%的女性失去了农业粮食体系中非农部门的工作，而男性的这一比例只有2%。男性和女性在粮食不安全方面的差距从2019年的1.7个百分点扩大到2021年的4.3个百分点。女性的护理负担也有所增加：例如，在洪都拉斯和乌干达，封锁隔离措施增加了女孩的家务和护理负担，女孩入学率下降的幅度比男孩大。性别暴力发生率飙升，对性别暴力，尤其是家庭暴力和虐待妇女和女孩的行为的认知增加，这主要是因为封锁、学校关闭以及粮食不安全和资金无保障造成家庭内部关系紧张。
女性通常比男性更易受气候冲击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且男性和女性抵御影响的能力不同。尽管女性并非天生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和冲击的影响，但资源和其他制约会使她们对气候变化和冲击的影响更加敏感，适应气候变化和冲击的能力更弱，从而增加了女性的脆弱性。例如，面对高温等气候冲击，女性的工作负担，包括在农业中的工作时长往往比男性减少得少。歧视性的性别规范限制了女性的流动性及其获取推广服务和气候信息的能力，这进一步阻碍了女性对气候的适应。女性在各级气候政策决策中的代表性也往往不足。
冲突和不安全仍然是粮食危机和粮食不安全的主要驱动因素。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容易受到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的影响，因为她们面临更多的风险、障碍和不利条件。暴力冲突还在流动性、性别暴力、健康和教育成果以及政治和公民参与方面对男性和女性产生不同影响。冲突增加了更多的女性农业就业。虽然冲突减少了男性和女性的工作时间，但女性的工作时间比男性减少得少。
减少农业粮食体系在生计、资源获取和韧性方面的性别不平等，是实现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以及打造更公正和可持续的农业粮食体系的重要途径。这需要具备有利环境且确保干预措施设计得当，能够应对男性和女性面临的多维度和相互交织的挑战。
转变性别观念的方法在改变诸多领域的歧视性规范方面富有前景。现有数据表明，转变性别观念的方法具有成本效益且回报高。但需要开展更多工作，制定大规模实施转变性别观念方法的路径。
提高生产力和缩小在获取资产和资源方面的性别差距同样至关重要。减轻女性工作负担和提高女性生产力的干预措施，如能解决护理和无偿家务负担问题、通过教育和培训加强女性能力、扩大女性获取技术和资源的机会以及加强土地权属保障，则能取得良好收效。获取儿童保育服务可对母亲在农业粮食体系活动中就业并获得报酬产生重大积极影响。
缩小在土地所有权和有保障的权属方面的性别差距尤为重要，因为有保障的土地权利可产生多重积极影响。实施土地登记改革、提高对土地权利的认识、扩大获取社区法律援助的机会以及促进女性参与当地土地机构，可缩小性别差距。此外，服务（如推广）和资源（如技术）的设计必须考虑到女性的需求。数字工具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有助于缩小多重差距。
基于群体的方法对于为女性赋权和增强抵御COVID-19疫情和气候变化等冲击和压力的韧性非常重要。基于群体的方法鼓励采纳技术并提高适应能力。基于群体的方法也可以增加女性对气候政策进程的参与。
社会保障计划增加了女性就业，增强了女性韧性。社会保障计划促进了气候适应，改善了高气候风险环境下的福祉，并帮助从COVID-19疫情和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中恢复过来。
在前进道路上，三个因素至关重要。首先，收集和使用按性别、年龄和其他社会经济指标分列的高质量数据并开展严格的定性和定量性别研究，对于监测、评价和加快推进农业粮食体系中性别平等方面的进展至关重要。尽管过去十年有所改善，但在数据的可获取性、范围和粒度方面，以及在关于建设更具包容性的农业粮食体系的可行计划和条件的实证方面，仍存在巨大差距。
其次，应根据当地情况，着力加强能够解决多重不平等且有助于缩小农业粮食体系中性别差距和为女性赋权的本地化干预措施。采取转变性别观念的举措，针对存在性别偏见的地方规范与社区和家庭进行接触，仍然十分关键，但要扩大规模，政府、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必须促成性别规范的积极变化，并通过国家政策、活动和大规模综合计划，扩大女性获取资源的机会。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能大幅增进女性福祉，推动经济增长和粮食安全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干预措施必须旨在消除性别不平等并为女性赋权。干预措施如能纳入实现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的明确行动，则更有望缩小农业粮食体系中的性别差距，并为女性福祉带来积极和持久改善。在可能情况下，应在社区和国家层面采取转变性别观念的举措，改变歧视性的性别规范和态度，从而实现收入和韧性的大幅提升。
农业粮食体系是主要就业部门。从全球来看，36%的女性劳动者和38%的男性劳动者就业于农业粮食体系。
就业于农业粮食体系的女性和男性劳动者的比例自2005年以来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初级农业生产中的就业人数减少。
缩小男性和女性在农业生产率以及农业粮食体系中就业的工资差距将使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或近1万亿美元），使全球粮食不安全水平下降约2个百分点，使粮食不安全人数减少4500万。
增加对女性的赋权关乎女性福祉，且可对农业生产、粮食安全、膳食和儿童营养产生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