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和压力对女性的影响以及女性的脆弱性和韧性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包括女性的工作类型和工作条件；女性工作安排经常伴有的非正式性和不确定性；女性承担过重的照护负担；女性获得生产性资产和服务的机会较少；在农业粮食体系中限制女性赋权和性别平等的社会规范和政策等。第1章提出的性别差异化农业粮食体系框架凸显了结构性性别不平等以及冲击和压力因素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影响。女性经常被描述为家庭中的“减震器”，指的是她们常常需要调整工作模式、食物消费，甚至愿望和期待，以应对冲击。1
本章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冲击和压力，即COVID-19、气候变化、冲突及其相关的经济危机，如何影响、塑造并在许多情况下进一步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本章还探讨了这些冲击和压力如何影响成年女性和女孩及其家庭成员的粮食安全和营养。在农业粮食体系的背景下，韧性被定义为“农业粮食体系抗御任何破坏性因素，长期可持续地确保人人可获和易获充足、安全和营养的食物，并维系农业粮食体系参与者生计的能力。”2提高女性对冲击和压力的韧性对于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的具体目标至关重要。
提高女性的抵御能力对于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至关重要。
冲击和压力很少单独发生，而是通常以复杂和相互关联的形式相互依存，应对起来更加困难。在农村地区尤其如此，那里的贫穷、不平等和气候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导致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特别是成年女性和女孩更加脆弱 。3与性别、年龄、族裔、健康、残疾和经济地位有关多种交叉歧视也造成了这些脆弱性。
某些情况下，在慢性、长期危机如气候变化的基础之上，又发生了紧急危机，如流行病或强烈天气冲击。对这类危机的应对往往触发或加剧已经存在的性别差异，导致女性承担更多无偿照护工作、更难获得信息和安全保障、遭受更多性别暴力、经受更大经济困难、生存渠道更加有限。4多重危机的叠加和结合往往发生在性别不平等已经很高的地区。例如，极端气候事件高风险国家往往是那些性别不平等严重或普遍贫穷的国家。6, 7, 8气候压力因素也可能成为冲突的间接驱动因素或加剧因素，特别是在依赖农业的地区以及存在政治不稳定和经济发展水平低等其他体制制约因素的地区。9, 10
这些挑战要求采取干预措施，重点是在社会、经济和宏观层面加强抗御和适应能力，包括采取性别敏感型干预方法，即考虑冲击的类型及其对女性应对多重反复冲击和压力能力的长短期影响，同时增强女性作为变革推动者的权能，从而促进农业粮食体系的总体韧性。
冲击和压力导致经济危机，对男性和女性、城市和农村地区以及农业与其他部门产生不同的影响。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对女性参与农业粮食体系的经济影响比以往的经济危机更为严重。其中包括女性在农业粮食体系中的就业率普遍大幅下降，特别是在农业粮食体系的初级生产之外。例如，在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期间，农业部门就业增加，吸纳了从制造业、建筑业或公共部门等部门下岗的工人。11, 12 在这些危机和以前的危机期间，女性就业普遍增加，特别是较贫穷家庭、教育程度较低或在非正规部门工作的女性中发挥了反周期作用。13, 14
2007-2008年全球经济和粮食价格危机对农业粮食体系就业的影响是一个很好的参照。2007年至2008年期间，全球女性在农业粮食体系的农业部门和初级生产之外的就业率略有下降，幅度与男性在该部门的就业率小幅下降大致相当（图5.1）。15在全球范围内，农业没有起到缓冲作用，但各区域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北非的女性就业率下降幅度最大，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女性和男性就业率均有所增加。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暴露了农业粮食体系背后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疫情还加剧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特别是在就业、获得经济资源（储蓄、资产、信贷）和营养食品、获得和使用保健服务、护理负担、遭受家庭暴力风险方面。16, 17
与以往的危机相比，在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期间，在农业粮食体系工作的女性在疫情第一年遭受了比男性更大的就业损失。农业粮食体系中的女性就业率下降了12%，而农业粮食体系中的男性就业率仅下降了3%。女性就业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粮食体系初级生产外活动减少：2020年，在农业粮食体系中从事初级生产外工作的女性比2019年减少了22%，而同期同一部门的男性就业人数仅减少了2%（图5.2）。18在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就业损失方面的性别差异尤其明显。
这与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期间的整体经济趋势一致：在所有区域，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自我报告失业情况。19 40%的女性在零售业、商业和制造业工作，这些行业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20 （具体国家的例子见插文5.1和5.2）。女性和青年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因为他们在低技能和教育程度低的工人中占很大比例。鉴于此，他们有可能成为自营职业者或打零工，因此更有可能失去工作和收入。21, 22, 23, 24
一项关于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影响的研究发现，肯尼亚、尼日尔、卢旺达和乌干达农村家庭中的女性和男性受到不同的影响。i
在肯尼亚，农村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在疫情早期报告与疫情有关的收入损失。主要靠打零工或从事加工、营销和贸易活动的女性和男性比其他部门的同行更有可能遭受与疫情有关的收入损失。在尼日尔，不同类型的工作收入损失性别差异与此相似，但在的疫情第一年，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遭受收入中断。
女性和男性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在肯尼亚，女性将支取储蓄作为应对收入损失的第一反应，而男性和女性都将出售资产和借款作为应对策略，性别差异不大。借款的主要对象是朋友和家人，其次是自助团体和乡村储蓄团体。只有一小部分受访者称从银行、放债人或合作银行借款。20%的女性和10%的男性报告说，他们利用政府转移支付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相比之下，在尼日尔，出售资产和减少消费是应对收入损失的第一反应，没有性别差异。在整个疫情期间，借款仍然是男性和女性的一项重要方法，在疫情后期，女性更有可能借款，因为男性一般比女性更多地将支取储蓄作为应对办法。在卢旺达，支取储蓄是男女采取的主要应对办法。受访对象报告说，获得现金转移的机会较少，女性和男性都提取了自己的资产和储蓄。但是，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减少开支、出售资产和寻求其他或额外就业。随着疫情持续，由于储蓄和资产枯竭，也无法获得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资金转移，借款趋于增加，特别是女性。
在乌干达，男性更有可能把借款作为第一应对措施，而女性更有可能在资产和储蓄耗尽后的后期阶段借款。大多数农村男性和女性主要从非正规渠道借款，如朋友、邻居或互助会。很少有人从银行和小额信贷组织等正规渠道借款。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从互助会中借款。
在中亚，COVID-19疫情扩大了农业和初级生产外就业、决策权以及获得资产和资金方面的性别差距。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报告因疫情而失去收入的女性比例明显高于男性（在吉尔吉斯斯坦，女性为44%，男性为37%；在塔吉克斯坦，女性比例为28%，男性为22%）。
女性和男性依靠不同的办法来克服疫情引起的冲击。变卖资产在农村男性中比女性更为常见，因为歧视性立法、习惯法、性别社会规范的作用，中亚国家的女性通常没有什么财产。i, ii, iii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报告没有储蓄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导致利用储蓄应对冲击的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吉尔吉斯斯坦为12%比6%，乌兹别克斯坦为22%比18%）。在这三个国家，农村女性无法接触到正规金融机构，不得不向熟人或亲戚借款（占女性的5%至16%）。
此外，农村女性无偿工作增加，除了农业活动还要操持家务、照料生病的家庭成员、辅导在家学习的儿童。在塔吉克斯坦，疫情导致女性比男性更多地花时间照顾子女（47%比34%）、帮助子女学习（48%比38%）。失去工作和收入，再加上行动受到限制，造成家庭成员紧张关系、攻击性增加，使农村女性容易受到身心暴力。iv, v, vi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女性报告到医疗机构看病时间减少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前者为51%比40%，后者为77%比68%）。
在获得食物方面，农村女性受疫情的影响比男性更大（图A）。冠状病毒病疫情暴发及随后蔓延，加上多个国家实施人员流动限制，导致食品价格大幅上涨、食品供应短缺。收入减少、就业和商业活动中断以及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差距加剧了先前存在的支出决策差距，vii, viii包括影响女性购买食物的能力。这严重影响了女性的粮食安全和女性获得充足和健康营养的能力。
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将其粮食不安全归于疫情影响（吉尔吉斯斯坦为81%比73%，塔吉克斯坦为67%比56%，乌兹别克斯坦为70%比66%）。在减少各种食物的消费方面也发现类似结果：与男性相比，更多的农村女性指出，由于疫情，她们开始减少肉类和肉制品、蛋、奶制品、水果、蔬菜、豆类、豆科植物和坚果的消费。
疫情还增加了女性的护理负担。女性的多重照护责任，加上服务中断、学校关闭，增加了女性无偿家庭照护责任，女性与男性的照护负担比从2020年3月的1.8上升至2021年9月的2.4。19照护负担的增加加剧了失业的风险，因为家务和无偿承担家庭责任迫使女性放弃工作或减少工作时间。大约49%的女性在疫情的第一年减少了有偿工作时间。25
疫情也导致了学校关闭之外其他原因引起的更多女孩辍学（女孩辍学的可能性比男孩高1.21倍）。19例如，在洪都拉斯和乌干达，封锁措施增加了女孩的家庭和照护负担，与男孩相比，女孩的出勤率不成比例地下降。26女孩离开学校后，很难重返学校。27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加剧了全球粮食不安全状况，但对女性的影响尤为严重，扩大了男女之间的粮食不安全差距。如第1章所述，该差距从2019年疫情前的1.7个百分点上升至疫情第一年的3个百分点，26并于2021年达到4.3个百分点。
在粮食不安全方面性别差距日益扩大的原因多种多样。女性粮食生产和分销能力下降降低了她们的购买力，减少了她们获得营养食品的机会。28与疫情有关的收入损失增加了工作负担，而粮食价格上涨导致人们转向热量更少、更便宜的食物，从而对粮食安全和营养产生影响。在一些国家和情景下，由于社会文化价值和习俗的作用，成年女性和女孩比成年男性和男孩更有可能降低食物摄入的频率和质量，造成家庭中性别不平等。26, 29, 30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期间，性别暴力发生率和主观感知率，尤其是针对成年女性和女孩的家庭暴力和虐待大幅上升，主要是由于封锁期间家庭内部关系紧张、学校关闭以及缺乏食物和经济来源。31, 32性别暴力增加的最初迹象是暴力受害者热线以及警察和医院家暴危机处理部门接到的投诉增加。33“居家令”可能增加受害者与施暴者接触机会，同时限制了受害者的行动和获得支持的机会。34年龄、社会经济地位、族裔和残疾等其他因素也增加了疫情期间受暴力侵害的可能和实际侵害。35
在全球范围内，家庭采取了各种方法来应对疫情冲击。具体方法取决于疫情前的抵御能力，如经济资源以及社会和人力资本（见插文5.1和5.2）。性别不平等影响了社会抵御COVID-19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的能力。除性别差异外，应对能力和应对措施也因（农村与城市）粮食环境和农业粮食价值链类型而异。农村成年女性和女孩更有可能从事非正规就业，获得生产性资源、社会援助和支持服务的机会较少，可能被迫更多依赖男性伙伴。35再加上粮食无保障和行动受限，由此造成的谈判能力丧失可能迫使女性采取消极的应对策略，例如从事性交易，或使她们遭受其他形式的性剥削。34,35
在全球范围内，社会保障计划是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的关键措施。然而，截至2021年7月，全球与COVID-19疫情相关的所有社会保障和劳动市场措施中，只有约20%考虑到性别因素。各国政府采取的性别敏感性社会保障措施主要侧重于非正规就业、减少性别暴力、照护负担分配不均等问题。35
农业等高度依赖并受制于天气和气候条件的经济部门，受到气候变化和气候相关冲击的严重影响。3气候变化还影响到粮食供应链和农业粮食体系的其他组成部分，影响到饮食、环境、社会经济和生计。37因此，气候变化的影响阻碍了减贫努力，削弱了全世界在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取得的进展。当地条件、气候风险暴露程度以及农村家庭或个人受气候风险影响的程度，导致气候变化在各国和社会内部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适应能力 — 个人、家庭或社区增强抗御力和适应气候风险的能力 — 决定了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程度，而脆弱程度在社区内并不相同，因性别和其他交叉的社会属性，如阶级、社会经济地位、族裔和教育程度而异。3, 38, 39提高适应能力会降低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使个人、家庭或社区不那么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适应能力受制于获取、提供和利用资源的能力，包括财政、技术、教育、社会和自然资源。因此，气候变化与全球不平等状况相互关联：穷人和最弱势社会阶层应对经济和环境冲击及压力的能力较低，他们受到气候变化相关影响的程度不成比例。8, 37, 40, 41
气候变化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不同。3如以下各节所示，在对气候压力和冲击的敏感性方面存在性别差异，这些压力源和冲击与风险相结合，决定了影响的程度。反过来，适应能力和气候应对偏好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程度的脆弱性和福利后果。38这些差异因具体情况而异，影响到不同年龄、阶层、族裔等社会维度的男女两性在不同级别主动应对气候气候变化的能力。42与本章讨论的其他大部分意外冲击（COVID-19疫情和冲突）不同，气候变化带来了特殊挑战，既包括缓慢发生的变化，也包括剧烈的冲击，因此需要促进性别平等的前瞻性治理，以事前管理气候危机。
除其他外，人们受到气候压力和冲击的程度以及是否受到或可能受到这种风险的负面影响与性别有关。农村女性和男性在生计方面的不同作用、责任和权利主要由性别规范和社会结构形成，影响到他们对气候风险敏感性的性质。38在每个地点，这种对气候压力和冲击的风险暴露和敏感性的性别差异还与阶层、年龄或残疾状况等其他形式的社会差异叠加，40,42影响到适应能力，从而影响到脆弱程度。
少数民族、土著和低收入女性高度依赖农业粮食体系（见第2章），她们遭受的贫困、边缘化和歧视往往使她们更容易遭受气候变化造成的粮食缺乏和营养不良。3这种性别差异化影响和导致脆弱的各种交叉因素的情景性，是识别可能更易遭受特定气候压力和冲击的特定男女群体的关键。42利用地理空间系统、制图方法和其他基于指数的方法，有可能确定农业粮食体系内不同男女群体的气候风险热点和气候脆弱性，从而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气候适应规划和干预。5, 43, 44, 45
气候变化通过降低农业生产率、破坏粮食供应链等方式对农业粮食体系造成重大负面影响，从而减少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大量女性的谋生方式，而这些女性的就业直接依赖于农业粮食体系（见第2章）。
性别差异化气候风险的性质因农村或城市、穷人或富人等情境不同而异。41,40例如，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农村女性通常负责取水（第2章），她们可能更容易感知和过度承担气候变化加剧带来的缺水风险。46, 47与农村家庭相比，脆弱的城市家庭可能会因洪水和相关健康风险（如霍乱、腹泻）而遭受更多伤害，因为城市的给排水基础设施差，居住空间拥挤。这些条件对城市女性的影响尤为严重。48
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灾害后的死亡率显示出明显的性别特征。女性，特别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能动性有限、难以获得信息的女性，在自然灾害后获得救济和援助的机会往往少于男性，其存活率和预期寿命也低于男性。49, 50, 51, 52在南亚和东南亚，限制农村女性游泳或爬树的文化规范与洪水期间女性的存活率较低有关 。53, 54同样，在南亚，性别隔离的习俗限制了女性在家庭之外为社会经济活动作出贡献的程度，这与自然灾害后女性更易受伤害和死亡率更高呈现相关。这可能是因为女性无法参与疏散规划，或者可能不愿意在灾害发生前离家寻找避难场所。55, 56
高温天气后的死亡率在女性和男性之间也存在差异，尽管有关这一主题的数据仍然主要集中在高收入经济体，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研究较少。欧洲几个国家报告说，女性，特别是老年人中，与高温天气有关的死亡率高于男性，57, 58, 59而美国报告的自然高温天气男性死亡率较高。60暴露于高温天气和其他极端事件与性别暴力之间也有明显的联系，61, 62这可能进一步增加女性的发病和死亡风险。例如，西班牙的热浪增加了被报告亲密伴侣间暴力、女性被害和求助热线电话的数量，这可能是因为过热导致易怒和压力增加，降低了实施暴力的门槛。63
易受气候变化影响与适应能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64适应能力反过来又由一系列社会经济和体制因素决定和塑造，其中性别不平等因素发挥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最容易受到气候风险影响的地区。性别不平等与适应能力之间的联系和交叉，包括利用资源、教育和机构服务的机会不平等，以及文化规范和现有社会结构不等，等等。41
男性和女性在如何适应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方面也表现出不同的偏好和选择。65适应方法的选择往往部分反映了性别角色和责任方面的差异：男性和女性往往倾向于采用直接影响其生计和业务的做法。66, 67尽管女性在采取气候适应方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3但她们的能动性有限，成为关键的制约因素，妨碍了她们在不同层面（家庭、社区、团体、组织和政策层面）对自己喜欢的气候适应方法和选择进行倡导、协商或施加影响。3
女性和男性在获得适应气候变化所需的生产性投入品和技术方面存在差异。鉴于女性的劳动负担在某些情况下随着气候变化而增加，获得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和工具对改善女性的福祉特别重要。68, 69, 70在东非，女性面临的资源限制程度可能会限制此类技术的使用，即使女性有兴趣并愿意采用气候智能型技术。71, 72性别规范也可能影响女性获得或采用某些被认为不适合当地情况的技术。73例如，性别规范可能限制女性采用气候智能型解决方案的能力，74如保护性农业75或农林业，76也可能限制女性获得和使用肥料或良种的能力。77, 78性别规范还可能阻止女性在食品加工和转化中采用更新的生产技术或节能技术，而所有这些技术都可能是适应气候变化的关键。与此同时，在许多情况下，农村女性在作物选种、传统品种及作物野生亲缘植物保护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从而有助于为作物生产保存广泛遗传基础，而这对于适应气候变化至关重要。79
获得服务（资金和咨询）和信息对于适应气候变化十分重要。歧视性的性别规范往往会限制女性的流动及其获得推广服务和气候信息的能力，限制她们的创收机会，限制她们加入和参加团体和地方组织的能力，而所有这些对气候适应能力都很重要。46, 68, 80在非洲，采用农林业规范的主要障碍是缺乏获取信息的途径，女性农业劳动者和女户主家庭在获取此类信息方面面临特殊困难。81此外，女性可能对她们获得的气候信息服务和天气指数保险产品的类型有与男性不同的偏好。82, 83如果在设计气候智能型农业推广服务时不考虑女性的偏好，这些服务就有可能减少女性的参与并限制知识共享。84手机拥有率方面的性别差距（见第3章）也会限制女性获取气候和天气信息的能力。85女性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也少于男性（见第3章）。例如，在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女性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农业信贷和贷款的机会少于男性，尽管女性更有可能投资于气候变化适应方法。86在获得、使用农业保险及相关需求方面也存在巨大的性别差距。87限制女性流动和获得土地文件的性别规范会对她们购买天气指数保险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88
女性和男性在获得适应气候变化所需的生产性投入品和技术方面存在差异。
社会资本对于男女农业劳动者的抵御能力至关重要。加入社区组织并有能力参与其活动，可促进采用气候智能型农业技术。89社会网络和团体已证明是气候信息、资源和女性经济机会的重要来源，并有助于增强女性的能力和能动性。39在某些情况下，男性往往拥有更广泛的社会网络（见第3章），更多地参与社区决策，这反过来又会影响适应行为。67
同样，人力资本对于提高气候适应能力至关重要。人们具备了良好的教育、知识和技能，往往会采用新技术，拥有更多样化的生活来源，并更容易获得服务。90气候变化对女孩教育的影响大于男孩，38, 91支持女孩的教育、生殖权利和生活技能可以提高气候适应能力。92例如，在马拉维，学校供餐计划已证明减少了女孩在发生干旱时辍学的可能性。93
女性、男性和家庭应对气候冲击的方式，例如减少粮食消费、出售资产、迁徙或调整劳动力分配，对女性的福祉和未来的抵御能力具有重要影响。46, 94农村女性的抵御能力有限，因此应对气候变化的选择有限，她们往往不得不求助于短期应对办法，而牺牲了对气候冲击和压力的长期抗御能力。46, 95, 96, 97, 98 例如，在印度，女性经常在干旱期间减少餐食的次数和数量，从而对她们的整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99在乌干达，丈夫比妻子的财产更容易受到气候冲击的影响。有迹象表明，受洪水影响的家庭可能通过处置妻子的非土地财产，作为一种应对措施。100丈夫因气候变化和其他经济限制而外出务工的女性可能面临工作负担增加101或死亡风险增加。102
为应对气候变化而改变劳动力分配的决定，对男性和女性的负担也有不同的影响。为应对高温天气，家庭可能会改变劳动方式，导致女性在农业中的负担增加。例如，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高温天气与男性的家庭农业劳动减少相关，但不影响有男性和女性的家庭中女性的家庭农业劳动；而在只有女性的家庭中，高温天气与女性的家庭农业劳动增加同样相关。103非洲最近的一项研究104 表明，虽然热浪和干旱都与农业工作时间减少相关，但如果农民是女性，降幅会小40%。因此，在极端高温和干旱期间，从事农业的女性的工作时数相对于男性的工作时数有增加，这表明，尽管受到天气的影响，但女性仍保持原有工作水平，因此不成比例地遭受与天气有关的冲击。当气候冲击导致对家庭劳动力的需求增加时，年龄较大的女孩也可能比同样的男孩面临更大的辍学风险，对她们的福祉产生长期影响。98, 105,106
应对气候变化的短期行为也可能促使女性和家庭采取不良的适应方法，例如可能造成自然资源退化的行为，或采取消极的应对机制，例如为获得帮助而从事性交易。62, 107极端天气也导致早婚和强迫婚姻的增加（另见插文5.3，对童工的潜在影响）。例如，在孟加拉国，成年女性和女孩更有可能提早结婚或被迫在中度至重度热浪发生的年份或之后结婚，更有可能嫁给受教育程度较低和更支持亲密伴侣间暴力行为的男性。108在这种极端天气事件中，家庭可能更愿意接受不太理想的婚姻（即嫁给较贫穷的家庭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丈夫），以减轻经济负担、嫁妆负担或提前结婚，从而使女性面的发病和死亡风险超越了气候事件本身。108
气候变化造成的极端天气事件日益频繁，强度越来越大，影响到包括弱势儿童在内的千百万人的生活条件和生计。此外，由于男女在家务、工作以及照料负担方面的差异，与气候有关的事件可能对男孩和女孩产生不同的影响。
最近在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尼泊尔和秘鲁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就频率和强度（工作时间）而言，干旱和暴雨对儿童工作的影响在性别和国家之间存在差异，但没有一致的趋势。在科特迪瓦，暴雨导致男孩的工作频率降低，但女孩的工作频率增加。相反，干旱期导致男孩的工作强度增加，但女孩的工作强度没有增加。在埃塞俄比亚，大雨更有可能增加男孩的工作频率和强度，而没有证据表明干旱对男孩或女孩的工作产生影响。在尼泊尔，大雨会降低女孩的工作强度，但不会降低男孩的工作强度。与此相反，干旱与女孩的工作频率增加有关，但与男孩的工作频率和强度下降有关。在秘鲁，调查结果显示，没有证据表明经独立核实的暴雨或干旱与儿童工作之间存在联系。然而，另一项分析发现，自我报告的干旱与男孩的工作频率和工作强度增加之间存在关联，但与女孩无关。
虽然男孩和女孩的工作负担显然受到气候相关事件的不同影响，但在性别或事件方面缺乏一致的趋势表明，必须更仔细地研究背后的原理，特别是与气候相关的冲击、童工和照料负担之间的联系。
克服性别不平等是气候适应型发展的关键和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处理气候变化问题和实现气候适应和减缓目标时，不仅要避免进一步的性别不平衡，而且要有目的地减少脆弱性、增强女性权能。41
鉴于近年来特别是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饥饿和粮食不安全的发生率不断上升，加强农业粮食体系的韧性至关重要（见插文5.5）。2粮食无保障、营养不良和营养不足越来越集中在受武装冲突影响的环境中。109自2012年以来，冲突和不稳定一直是饥饿蔓延的主要驱动因素，特别是在近东和北非。110在全球范围，就受影响人数而言，冲突和不安全仍然是粮食危机的主要驱动因素。111 2021年，在冲突或不安全被视为粮食危机主要驱动因素的24个国家或地区，约有1.39亿人面临危机或更糟的情况（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协调框架[IPC/CH]第3阶段或以上112）。在粮食不安全达到灾难级（IPC第5阶段）的四个国家中，有三个（埃塞俄比亚、南苏丹、也门）主要是冲突导致的。113到2030年，全球三分之二的贫困人口将生活在脆弱或冲突国家，这些国家的贫困状况不是毫无改善，就是还在加剧。114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在战争爆发前已导致乌克兰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日益严重。女性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的比例从2019年的17.3%上升到2021年的28.9%；在同一时期，男性的比例则从13.3%上升到24.0%（图A）。虽然男女之间的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但这一状况表明，至少自2014年以来，女性的粮食不安全程度就高于男性。
性别问题与其他社会因素相互交织，造成不同群体的脆弱状况，包括罗姆人、残疾人、农村人口、流离失所和冲突地区的女性以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群体的女性。i持续的军事行动及其对农业生产、贸易以及生活其他方面的影响，导致死亡和人口流动的性别和年龄特征发生重大变化，对性别平等、家庭活力和社会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i
暴力冲突被定义为“社会契约的系统性破裂，其原因或结果是社会规范的变化，其中涉及通过集体行动煽动大规模暴力”。i经合组织使用若干标准来界定哪些暴力事件构成“冲突”。ii这些标准包括暴力的性质，死亡人数，参与者的类型，以及暴力事件的组织水平。国际人道法区分了国家间使用武力的国际武装冲突，以及敌对行动达到“最低强度”且各方表现出“最低限度”组织水平的非国际武装冲突。乌普萨拉大学冲突数据计划将武装冲突定义为有组织团体之间通过使用武装力量，导致一个日历年内至少25名与战斗有关的死亡的事件，并根据是否涉及政府或国家，来区分基于国家的武装冲突和不基于国家的武装冲突。iii“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项目”（本章介绍了该项目提供的数据）没有定义什么是“冲突”，但定义了六种政治混乱情形和事件类型以及25种子事件类型。iv
IPC/CH的数据没有按性别分列，但有证据表明，女性往往更容易受到粮食不安全的影响，因为她们继续因性别而面临额外的风险、障碍和不利条件。115冲突与建设和平、粮食安全与营养，以及性别平等，三者相互关联，具有双向因果关系。116在营养、粮食安全、性别暴力（见插文5.6）、健康和经济、教育、流动性以及政治和公民活动等方面，暴力冲突会给不同性别带来差异化影响。117, 118, 119, 120 在某些情况下，武装冲突对成年女性和女孩的影响大于对成年男性和男孩的影响，特别是在性暴力、营养不良和重返学校方面。在其他情况下，成年男性和男孩在与冲突有关的伤亡、绑架事件、招募加入武装团体以及工作和教育方面遭受的损失更大。
性别暴力在危机期间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在危机期间，原有的状况往往会恶化，还可能出现新形式的暴力。i例如，在乌干达武装冲突期间，调查发现八种形式的性别暴力：身体、性和经济暴力；吵架；早婚；掠夺土地；家庭关系失和；以及不披露艾滋病毒感染状况。ii在哥伦比亚，其他形式的性别暴力包括对家庭的暴力威胁、强迫招募、强迫堕胎或生育控制、绑架、强奸和人口贩运。iii由于暴力的类型不同、受害者的污名化以及冲突中法律框架和社会服务的崩溃，很难估计冲突和冲突后环境中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性质和程度。iv, v, vi多种形式的暴力可能相互叠加，加剧易受暴力侵害或实际遭受暴力的程度。个人的特点，如丧偶、成为孤儿、社会经济地位低下，与增加性别暴力风险的性别不平等相互作用。
在冲突环境中，性暴力有时被用作折磨和恐吓的工具。vii, viii“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一词是指强奸、性奴役、强迫婚姻、强迫卖淫、强迫怀孕、强迫堕胎和绝育，以及与冲突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对成年和未成年男女实施的严重程度相当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性暴力。viii成年女性和女孩往往受暴力影响最大；2021年，所有报告的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中约有97%是针对成年女性和女孩的。然而，暴力的真正规模仍然没有得到充分报告。ix
冲突可能对依赖农业粮食体系谋生的人产生不利影响。虽然城市地区由于人口密度较大，往往被视为暴力和冲突的主要场所，但在北非和西非，冲突正变得更加农村化 — 尽管城市人口迅速增长。121, 122例如，2021年观察到的暴力事件中有53%发生在农村地区，而十年前这一比例为20%。122这种冲突的农村化对农村成年女性和女孩的赋权以及她们在农业粮食体系中的作用构成了严重威胁，尽管证据仍然有限。
目前乌克兰的战争对成年男女和儿童构成了性别差异化风险，预计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大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见插文5.4）。123战争还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影响，因为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是小麦、玉米、葵花籽和葵花籽油的最重要生产国和出口国。124这种冲突可能会通过几个途径产生性别差异化影响：（一）食品价格上涨可能会以不同方式影响女性和男性对健康饮食的负担能力；（二）农业投入品成本的上升可能对男女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率产生不同影响；（三）紧张的政府预算（特别是在COVID-19疫情之后）可能会进一步减少政府对农村农业社区，特别是女性的支持；（四）缺乏国际合作可能会减少针对弱势群体的官方发展援助。38, 124 因此，必须把重点放在成年女性和女孩身上，以减轻战争的影响。
国别案例研究表明，冲突对女性在家庭、社区和社会中的经济作用产生了复杂影响。117, 120, 125, 126, 127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哥伦比亚、科索沃、尼泊尔、塔吉克斯坦和东帝汶的研究表明，武装冲突可以增加女性在经济活动和劳动力市场中的参与；118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参与与家庭和社区总体福利增加呈现相关。120农业有时被视为“战利品”，农业生产的潜在收益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和暴力风险。在其他情况下，农业被描述为不满和沮丧的根源，原因是农业生产率低下或缺乏经济机会，而这些不满和沮丧会加剧不稳定和暴力风险。128
表5.1总结了一系列回归估算结果，显示了撒哈拉以南非洲29个国家的劳动力状况、过去12个月受冲突影响、性别，以及性别与受冲突影响交互作用项之间的关系。128总体而言，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的可能性低于男性，在冲突后加入劳动力队伍的可能性也低于男性（第2栏和第3栏）。冲突降低了女性和男性的工作强度，但男性的降幅大于女性（图5.3）。受冲突影响可能导致女性和男性更多地参与农业，但女性的增加幅度大于男性（12.9个百分点比8.3个百分点）。受冲突影响还导致女性收入减少，但对男性的收入没有影响，这表明，在冲突存在的情况下，女性本来就较低的工资会与男性的差距更大。
上述研究的新成果关注非洲。关于冲突对世界其他地区农业粮食体系就业的影响，性别差异的证据很少，证据指向也不一致。在哥伦比亚，最近对1994-2014年期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高强度武装冲突使失业率增加了约3.9至4.3个百分点，对女性的影响大于对男性的影响，这可能反映了受冲突影响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129相反，在几个亚洲城市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由于社会态度的改变或在冲突期间失去男性家庭成员，更多的女性加入了劳动力队伍，成为养家糊口的人。130然而，由于她们的技能和经商经验有限，女性大多作为低工资的非正式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往往无法进入贸易和运输等男性占主导地位的部门。此外，女性进入新角色面临安全、工作环境危险、工资遭受剥削等方面的极大挑战。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