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随着地球变暖，生物资源和生态资源日渐枯竭，人类面临的风险难以把控，灾害事件不仅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其影响还很可能会继续恶化。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的国际灾害数据库（EM-DAT）显示，全球灾害事件的次数从20世纪70年代的每年100起增加到过去20年间的每年约400起。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此次发布的题为《灾害对农业和粮食安全的影响》的新旗舰报告，承载着粮农组织一如既往的承诺，即未来的农业应更具包容性、韧性和可持续性。粮农组织先前已就该主题编写了三份出版物，在此基础上，本报告旨在整理并传播有关灾害对农业影响的现有知识，以推动有据可循的减灾投资。
灾害风险由物理环境（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和社会（如行为、功能、组织和发展）之间极其复杂的相互作用构成。灾害风险是由危害因素、暴露程度、脆弱性和能力水平综合决定的发生概率，而灾害则是危害事件与暴露程度、脆弱性和能力水平相互作用的结果，导致社区或社会正常运行受到一定规模的严重破坏，并出现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形：人员、物质、经济或环境受到损失或影响。
农业主要受到气象和水文危害、地质危害、环境危害和生物危害的影响，但武装冲突等社会危害以及技术危害和化学危害也会构成潜在威胁。一场灾害会造成多大损失和损害，取决于某种危害与脆弱性和既有风险相互作用的速度和空间范围，也取决于有多少资产或生计暴露在风险之下。
灾害影响还会受到当今风险形势的系统性和相互关联性等特性的影响。危害显露之时，它们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影响到国内外多个系统和部门。深层次灾害风险驱动因素包括气候变化、贫困和不平等、人口增长、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不可持续的土地利用和管理方式、武装冲突和环境退化。
极端事件对农业的影响
灾害对农业的多重影响
世界各国的农业正面临众多危害和多重威胁，如洪水、缺水、干旱、农产品产量下降、渔业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退化等，风险与日俱增。供水量变化和极端气温是直接和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两大因素。洪水和强降雨对农业体系和生产率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农业受旱灾影响是降雨不足（气象干旱）、土壤缺水、灌溉用地下水或蓄水量减少（水文干旱）的综合结果。极端气温事件也会对农业生产产生负面影响，就畜牧业而言，热应激会影响动物的死亡率、增重、产奶量和繁殖能力。
实证表明，当前全球变暖的趋势已经对农业产生了影响。最近一项研究发现，热浪和干旱对作物产量的影响从1964年至1990年间的2.2%升至1991年至2015年间的7.3%，大约增加了两倍。灾害也会影响生计、粮食安全和营养。灾害会造成农村失业，导致农民和农业劳动者收入下降，并减少当地市场的粮食供应。
极端情况下，灾害会导致农村人口流离失所和向外迁移。巴基斯坦南部的信德省是一个典型例子，展示缓发性和突发性危害如何相互结合，进而引发流离失所，破坏粮食体系，危及粮食安全。
如插文3所示， 女性往往是受灾害影响最重的群体。资源和结构性限制因素是导致灾害对不同性别产生不同影响的主要原因。女性很难获得充分的信息和资源，例如预警系统服务和安全庇护所，因此很难有效参与备灾、救灾和灾后重建活动，难以享受到社会和经济保护政策，另谋生计也面临困难。
努力评估全球农业损失
要制定减灾和气候适应战略，首先要了解异常天气和极端事件影响农业的范围和程度。虽然目前已有多个数据库对灾害影响进行记录，但在现有多灾害全球数据库中，往往只能看到经济损失总量，而农业及其各子部门遭受的损失并没有被单列进行全面评估或报告。各国际数据库普遍存在缺陷，包括数据缺失和不一致，例如国际灾害数据库EM-DAT、DesInventar、世界银行、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全球各大再保险集团的数据库以及各国的国家级数据库。
收集有关农业灾害损失信息目前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开展灾后需求评估调查，第二种方法由粮农组织与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联合开发，用于衡量《仙台减灾框架》要求监测的C2指标。
灾后需求评估调查数据显示，平均而言，在所有部门灾害总损失中，农业损失占比为23%。干旱造成的损失65%以上发生在农业部门，而洪水、风暴、旋风和火山活动等灾害事件造成的损失约20%发生在农业部门，说明干旱对农业的影响异常显著。就各子部门而言，种植业和畜牧业遭受的损失最严重，但这也有可能是因为渔业及水产养殖业和林业在此类评估中并没有得到足够 重视。
在195个国家中，有82个国家报告了《2015-2030年仙台减灾框架》所要求的分项指标C2数据，即灾害造成的直接农业损失，其中38个国家还报告了农业各子部门的数据。根据仙台框架监测机制收到的数据，灾害造成的农业损失总额平均为每年130亿美元，主要是洪水（16%）、火灾和野火（13%）以及干旱（12%）。鉴于报告数据的局限性和延迟性，灾后需求评估和C2指标报告的实际数字很可能被严重低估。
收集种植业和畜牧业的数据和实证
目前并没有系统性地收集有关损失和损害的数据。为解决数据缺失问题，我们利用国际灾害数据库和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首次对灾害对全球农业生产的影响进行量化，重点是种植业和畜牧业，随后将未发生灾害的虚拟情境作为基准，计算出各国各种农产品平均减产幅度。
1992-2021年间，全球累计损失高达3.8万亿美元，平均每年约123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农业年总产值的5%，意味着每年损失将近3亿吨农产品，3.8万亿美元也相当于2022年巴西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20世纪90年代初相比，虽然总体损失上升幅度不大，但发生损失的国家和农产品种类显著增加。导致世界各地农作物和牲畜发生损失的极端事件的频率和相关性看来呈上升 趋势。
各大类主要农产品的损失都呈上升趋势。过去三十年，谷物损失平均每年高达6900万吨，相当于法国2021年谷物总产量，其次是水果蔬菜和糖料作物，这两类产品平均每年损失都接近4000万吨，水果蔬菜的损失相当于日本和越南2021年水果蔬菜总产量。肉类、奶类和蛋类平均每年损失1600万吨，相当于墨西哥和印度2021年肉类、奶类和蛋类总产量。
透过全球损失，可以看到各区域、次区域和国家组别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亚洲一直在全球总经济损失中占据最大份额，几乎与非洲、欧洲和美洲的损失之和相当。然而，亚洲的损失仅占其农业总产值（附加值）的4%，而非洲的损失则占其农业总产值近8%。从绝对值来看，高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损失更高，但在低收入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损失在农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最高。与假设灾害未发生的虚拟情境下的估算产值相比，非洲几个地区（主要是东部、北部和西部非洲）、密克罗尼西亚和加勒比的损失似乎尤为严重。
估算作物和牲畜损失数据时，并不能将其确切归因为某类具体危害，这主要是因为同一年内可能发生了多种灾害，很难对其影响进行分类统计。混合效应回归模型结果显示，从全球层面看，极端温度和干旱是影响最大的单一事件，其次是洪水、风暴和野火。
全球农作物和牲畜的损失可换算为相应的人类消耗的能量和九种微量元素损失值。全球营养换算表提供主要食品的等效营养值，可用于将因灾损失的农产品转化为相应的营养值。必须强调的是，此处的侧重点是灾害导致的营养素和能量可供量变化，而不是消费模式的变化。据估算，过去31年，灾害导致人均每日损失约147千卡能量，相当于约4亿男性或5亿女性一天的膳食需求。对照每日膳食需求量，铁、磷、镁和维生素B1等营养素的损失似乎尤为突出。就各区域而言，在灾害减产导致的营养素损失估算值中，亚洲和美洲各占约31%，欧洲占24%，非洲占11%，大洋洲占3%。
对各子部门的不同影响：林业、渔业及水产养殖业
对林业、渔业及水产养殖业而言，由于数据不足，无法进行类似于对种植业和畜牧业的评估。因此，要了解灾害对这两个子部门的影响，只能借助历史文献和从具体案例分析中获得的实证。
森林在面临灾害和气候变化时极为脆弱，但与此同时，它在减少和缓解风险方面又发挥着关键作用。野火和虫害是林业面临的两大危害。给林业部门带来危害的主要原因是气象因素、长期气候变化和人为影响，包括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土地管理方式和入侵物种的引入。然而，根据《2020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目前只有58个国家在监测砍伐、野火和病虫害导致的森林退化，这些国家仅占全球森林面积的38%。收集灾害如何影响森林的数据并非易事，原因包括评估损失和损害的方法并不统一，系统性方法应用并不充分，覆盖面不足，难以涵盖灾害对森林造成的所有影响。
随着荒野和城市结合部人口密度不断加大，野火的破坏性也日益显现，危及环境、野生动物、人类健康和基础设施。每年被野火烧毁的地表面积约为3.4亿至3.7亿公顷，仅2021年就有2500万公顷林地被烧毁。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近的调查结果，在一些地区，更热、更干燥和更多风的天气越来越频繁，如果各国不履行和超额完成其在《巴黎协定》中做出的承诺，此类天气将继续增加。非洲的野火数据明显高于其他大洲，约占全球野火总数的70%，其次是澳大利亚和南美洲，占21%。与此同时，2002年至2019年，59%的火灾发生在最不发达国家，表明火灾风险、低收入和资源管理模式之间存在关联。必须针对造成火灾的根本原因采取减灾措施，从而避免巨大损失和损害。
入侵物种有可能破坏森林，造成巨额经济损失。森林承受虫害有一个阈值，一旦超过就会造成严重后果，但这个阈值很难确定。目前在报告病虫害造成的损害时，所采用的依据是受损土地面积、死亡树木数量或经济损失，尚未形成统一的报告体系。总体而言，关于病虫害影响的数据相对有限，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高收入国家报告的损失颇为惊人。一些研究认为，预计到2070年，新西兰虫害造成的净经济损失将高达38亿至203亿新西兰元。据估算，入侵物种每年给英国经济造成的损失超过22亿美元。
评估灾害对森林的影响需要多种多样的数据和指标，包括衡量对生产性资产的直接影响和对木材生产的影响，并采用标准化方法评估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林业部门发生大规模灾害后，在评估木材损失时需要意识到，大部分受损木材通常都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抢救再利用。灾后发现一些林木被毁，并不意味着木材产量会自动相应下降。相反，灾害发生后，由于会有比平时更多的木材投放市场，木材的销量短时间内反而会有所增长。
粮农组织一直在推广采用统一的方法收集数据和计算损失和损害，以改进林业灾害损失的评估工作，并使之标准化。这种方法会对林木资源进行区分评估，将受损时已成材的商用材林（立木）与尚未达到轮伐年龄的林木分开估值。
野生捕捞业和水产养殖业容易受到多种灾害的影响，包括突发性灾害和缓发性灾害，例如风暴、海啸、洪水、干旱、热浪、海洋变暖、酸化、缺氧、降水或淡水供应中断、沿海地区盐分入侵。捕捞渔业面临的一个重大生态系统风险是海洋热浪的强度和频率不断增加，这会威胁到海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提高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不利于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水产养殖业往往还会经历各种短期冲击，例如生产设备和基础设施受到破坏，疾病、寄生虫和藻华暴发风险增加。
极端事件和气候变化会直接影响野生鱼类的分布、数量和健康，也会影响养殖模式和养殖品种是否可行。气候变化、多变性和极端天气事件正使局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进一步威胁海洋和淡水环境中捕捞和养殖活动的可持续性。与此同时，捕捞渔业往往在灾后可以迅速复苏，重新为社区提供有营养的食物和就业机会，加快经济活动回归常态的进程。
有害藻华指藻类（生活在海洋和淡水中的简单光合生物）生长失控，会对人类、鱼类、贝类、海洋哺乳动物和鸟类产生有毒或有害影响。例如，2021年3月，南非西海岸500吨龙虾“集体出逃”。同样，针对菲律宾过去五年遭遇的三次台风（2019年北冕、2020年高尼、2021年雷伊）进行的需求评估报告充分表明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受到的影响不容忽视，必须关注该部门的特殊需求和优先事项。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汤加洪阿哈阿帕伊岛海底火山2022年1月15日的喷发。汤加渔业部2022年2月发布的灾害初步评估报告突出强调渔业资产所遭受的严重损害，包括小型金枪鱼和笛鲷捕捞船及其引擎和渔具。渔业及水产养殖业遭受的损害总价值估计为460万美元。
灾害风险驱动因素和连锁影响
风险无处不在且迅速增长，我们即使全力以赴，也应接不暇。气候变化、环境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风险事关生死存亡，是导致灾害风险不断增加的原因。除了直接影响之外，灾害的间接的和连锁影响也不容忽视，甚至可能波及全球。应对风险不仅需要评估灾害的直接影响，还需要了解灾害的影响如何在部门内部、部门之间和地理区域之间连锁传导以及受灾系统的各个要素在危害事件中如何相互作用，并如何与驱动风险的系统性因素相互作用。报告第3部分重点关注气候变化和生物危害（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和非洲猪瘟流行）的影响以及武装冲突如何加剧灾害风险并使农业和农业粮食体系遭受重大损害和损失。
气候变化与农业生产损失的关联
气候变化正导致危害日益频繁，增加了个人和系统的脆弱性和暴露程度，并削弱了应对能力。归因学旨在分析和宣传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种种关联，可以将其作为切入点，评估气候变化对作物产量的影响以及极端事件和缓发性事件影响农业生产的程度。我们选择阿根廷的大豆、哈萨克斯坦和摩洛哥的小麦、南非的玉米，估算假设灾害未发生的虚拟产量，并将其与实际观测到的产量进行比较，以评估气候变化如何影响产量。关于分析结果需要申明的是，这种归因估算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评估中并未尝试对不确定性进行量化，所有结果都应仅被视为近 似值。
在阿根廷，模型显示，在大豆产量最高的省份，造成产量变化的原因是观测到的气温高低、降雨强度和干旱的变化。结果表明，2000-2019年，气候变化导致平均单产增加近0.1吨/公顷，相当于期间平均观测单产的约3%。结果还表明，气候变化导致单产与2018年持平或更低的异常情况发生的概率可能是50%，但存在不确定性。需要说明的是，产量模型只能反映出一部分记录的产量异常情况。
在哈萨克斯坦，分析结果表明小麦产量最高的州a记录的单产变化很大一部分可以用生长温度天数b、温度变化、寒潮、降水变化和干旱来解释。2000-2019年，气候变化导致期间平均单产下降约0.1吨/公顷，相当于期间平均观测单产的10%以上。
在摩洛哥，模型显示小麦单产变化大部分可以用温度变化、高温、干旱和高降雨量来解释。分析表明，气候变化导致2000-2019年平均单产下降近0.1吨/公顷，相当于期间平均观测单产的约2%。
在南非，模型显示玉米生产大省的单产变化大部分可以用生长温度天数差异、温度变化、寒潮、干旱和高降雨量来解释。从统计学角度看，气候变化已经对南非玉米单产产生了显著不利影响。根据该模型，气候变化导致2000-2019年平均单产下降超过0.2吨/公顷，相当于期间平均观测单产的5%以上，而且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在单产水平最低的年份更为显著。总之，分析表明，气候变化可能已经使农业损失问题加剧，突显出投资加强减损措施的重要性。
疫情和地方流行病：2019冠状病毒病和非洲猪瘟
本节将就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和非洲猪瘟流行对农业和粮食安全的影响进行分析。对粮农组织紧急数据系统的调查数据进行初步评估后，结果显示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使劳动力季节性流动受阻，造成劳动力短缺，进而破坏粮食体系，劳动密集型生产体系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对11个粮食不安全国家开展的跨国分析结果显示，疫情对粮食安全和生计造成的冲击堪比冲突或自然灾害引发的冲击。畜牧养殖户和经济作物种植户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他们报告称无法采购投入品或销售农产品、因行动受限无法前往牧场、无法进入国际市场。对各国与疫情有关的防控措施进行补充评估后证实，农业投入品供应不足，劳动力短缺，兽医服务也有所减少。
运输和物流中断导致农产品批发价下跌。与此同时，农产品零售价格上涨，农民生活成本上升，收入也因此被蚕食。农民往往首先选择减少谷物和蔬菜的种植面积，而不是水果或经济作物，对于经济作物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农民种植经济作物是为了出售，而非供自身消费。如果实施疫情防控措施时适逢农业生产旺季，种植面积有明显减少。限制人员聚集导致农民们报告称种植面积减少或大幅减少，无聚集限制时约为22%，而有严格聚集限制时约为50%。同样，在收获季节，与无聚集限制的地区相比，有聚集限制的地区农民报告增产的概率仅有56%。农民报告称难以获得农业投入品的概率也有显著上升。
在各类跨境动物疫病中，非洲猪瘟造成的影响尤为惨重。2020年1月以来，已有五大洲35个国家报告了非洲猪瘟疫情，亚洲蒙受的损失最为严重。2018年8月3日，中国首次爆发非洲猪瘟，截至2022年7月1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世界动物卫生信息系统共报告了218起疫情。截至2019年，共120万头猪被扑杀，经济损失惨重。2019年底，猪肉在全国范围内明显供不应求，生猪和猪肉平均价格飙升，分别比非洲猪瘟暴发前高161% 和141%。
利用OutCosT工具的分析结果可以估算出，2019年越南老街省暴发非洲猪瘟所导致的损失为860万美元。在菲律宾，2019年有10个省受到非洲猪瘟影响，到2020年底，疫情已扩散到32个省。2020年的非洲猪瘟疫情导致菲律宾损失大约1.94亿到5.07亿 美元。
武装冲突对农业的影响
当前，武装冲突非常活跃，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包括暴动、政变、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内战。虽然《2015-2030年仙台减灾框架》并不涉及武装冲突风险，但仍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冲突和灾害风险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其与损害和损失的关系。越来越多国家、区域和部门在制定减灾战略和计划时，都会考虑社会危害因素，例如中非共和国的《国家战略》草案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国家减灾战略》。
武装冲突期间，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贫困加剧，各方不再重视对减灾进行长期投资，也缺乏投资资金，导致社会面对灾害时显得尤为脆弱。武装冲突会导致生计中断或失去生计，迫使人们采取不可持续的农业做法，而这会进一步加剧灾害风险。鉴于武装冲突会导致人们有地却不能耕种，被迫离开家园，医疗和社会保障无从谈起，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武装冲突造成的更大范围的损害和损失。此外，灾害事件可能导致当前冲突持续时间更加漫长，尤其是在灾害事件导致资源匮乏的情况下。
一项对非洲和亚洲的综合研究重点关注灾害如何影响冲突形势， 并指出关注背景差异和地方差异的重要性。研究发现，在干旱条件下，赤贫国家以农业为生的群体和政治上被排斥的群体遭受持续暴力的可能性增加。宏观地缘政治背景会影响农业粮食体系的运作，因为这往往会影响到武装冲突在地方层面的形态，而且由于全球贸易具有互联互通性，也会从宏观上影响贸易流量。不断承受冲突压力的农业粮食体系往往会变得难以预测。
评估武装冲突对农业的影响，需要计算设备和基础设施遭受的损害和破坏以及牲畜等生产性资产的损失。然而，武装冲突对农业还有其他更为深远的影响，例如人口被迫流离失所和劳动力短缺。为确保灾后需求评估能适应各种复杂的实际环境，包括发生武装冲突的地区，已经开发出了相应的工具和指南。指南提供信息，以确保灾后活动和应对行动不会加剧冲突。
索马里近几十年来似乎已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干旱、粮食不安全和接踵而至的饥荒反复发生，形势越来越难以为继。从2011年的饥荒到2016-2017年的大旱期间，为拯救生命，用于应急响应的资金投入估计约为45亿美元。2017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牵头对索马里进行多部门损害和损失评估，结果显示，农业部门蒙受的损害和损失总计接近20亿美元。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继2011年发生暴动之后，整个国家不久就陷入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冲突。危机进入第五年时，粮农组织开展了一次全面的损害和损失评估。结果显示，危机暴发后的前五年里，农业部门的总损失高达160亿美元，相当于该国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其中最严重的是损失值，为92.1亿美元，而损害值则为68.3亿美元。
2022年9至10月，对乌克兰的22个州进行了武装冲突影响评估。结果显示，农村家庭、畜牧养殖户、渔民以及水产养殖户因战争遭受的损害和损失接近23亿美元。全国平均25%的农村人口停止或缩减了农业生产，而在前线，超过38%的受访者称停止了农业生产。2022年战争爆发后的前八个月，乌克兰水产养殖业及渔业总计蒙受了497万美元的损害和1660万美元的损失（根据资金流变化计算），相当于该国水产养殖业年度总产值（3400万美元）的63%。
农业领域的减灾方案
报告这一部分对前三部分进行补充，重点分析投资减灾的可行性，包括在农业粮食体系中积极主动采取措施来减少灾害风险和采取前瞻型行动来提高生计面对灾害时的韧性。为此，我们要分析为减少灾害影响和深层次风险而采取的行动所带来的效益和实施成本。我们将通过几个案例展示减灾措施和前瞻型行动的实际效果，供不同金额投资决策参照。
农场层面减灾措施的效益
农民，特别是从事雨养农业的小农，是农业粮食体系中最为弱势的利益相关方，往往首当其冲受到灾害的影响。农民、政策制定者、发展和人道主义行动方都可以通过多种途径降低小农的脆弱性，包括在农场层面推广预防性减灾措施和技术。这些技术解决方案适用于不同规模的农业生产，而且都已经过危害情境和非危害情境测试，证实的确有助于避免或减少自然或生物危害造成的农业生产损失。
例如，乌干达为降低持续干旱的影响，推广种植高产耐旱香蕉品种，并辅之以多种水土保持措施，如覆盖土壤、挖掘沟渠和使用有机堆肥。研究表明， 受干旱影响的农场通过一揽子良好做法， 11年来实现每英亩土地累计净收益比当地传统做法高出约10倍。良好做法的效益成本比为2.15，而当地传统做法为1.16。
在玻利维亚的高地，为降低美洲驼因霜冻、降雪、暴雨和冰雹的死亡率，人们尝试了一系列良好措施，包括修建半遮蔽畜舍和设立兽药站。这些做法具有良好的效益成本比，11年来累积净效益与当地传统做法相比高出17%。模拟分析还表明，如果能系统性推广这些成功做法，驼科动物的死亡率可能比以前下降12倍。
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和信德省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印度河流域最脆弱的地区之一。当地有两个主要作物季节，即旱季和雨季。减灾措施作为试点被应用于小麦、棉花、水稻、甘蔗、蔬菜和油料作物（如秋葵和向日葵）。连续六季的成本效益分析显示，每投资1美元用于减灾措施，在危害情境和无危害情境中，将分别产生8.18美元和6.78美元的回报。
在菲律宾的比科尔大区，绿色超级稻的种植试验连续进行了三季（2015年旱季和雨季、2016年旱季）。结果表明，与当地品种相比，在危害和无危害情境下种植具有多重抗性的作物品种，都可取得确切的经济效益，产量显著提高。无论在雨季还是旱季，种植绿色超级稻的效益成本比都高于种植当地品种。
要充分发挥此处所述的主动减灾措施的潜力，就必须大规模推广和普及。因此需要着手解决农民在采用这些措施时面临的问题和障碍，例如出台鼓励政策。尝试把减灾措施和社会保护计划相结合，也有助于减灾措施的广泛采用。
投资前瞻型行动的回报
前瞻型行动指在预测到的危害发生之前采取行动，以预防或降低人道主义灾害的严重影响。采取前瞻型行动的机会窗口是从预警被触发到危害产生影响之间的时间段。需要开发预警系统，并提前划拨专项资金，一旦达到预先商定的阈值时可以快速拨付。开发预警系统所需的依据包括各种相关预报数值（如降雨量、温度、土壤湿度、植被状况和其他气候灾害涉及的指标）以及季节性观测结果和脆弱性信息。
前瞻型行动已被证实是一种极具效益成本比的措施，能有效减轻灾害影响，大幅提高韧性。前瞻型行动在危机发生前就能高效和及时地发挥作用，可遏制粮食不安全，减少人道主义需求，缓解本已紧张的人道主义资源所承受的压力。因地制宜设置的预警系统被触发后，前瞻型行动作为短期干预措施，旨在保护减灾措施和韧性免受预测冲击的直接影响。本节对10项前瞻型干预措施的效益成本比进行分析后，发现数值大多为正值，从0.46到7.1不等。
实践证明，在预测危害到来之前采取前瞻型行动保护牲畜，可有效降低牲畜死亡率，维持牲畜身体指标和生产率以及畜群繁殖能力。用于作物的前瞻型行动也取得了良好效果。在不同情况下，干预措施可包括选用抗性强的种子、提前采收、针对危害引发的病虫害开展植保工作、种植速生作物或添置小型灌溉设备。
相关事例证明，前瞻型行动也可以降低既有风险，在危害产生影响后能长时间保护生计。前瞻型行动过程中开展的培训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减灾意识，强化减灾技能。另外，有效的预警系统可保证干预的及时性，而进一步将前瞻型行动纳入减灾政策、计划和财政框架以及人道主义和发展框架，则有助于加强各国的韧性，减少灾害风险。
防控措施和前瞻型行动相结合的案例 — 非洲之角防控沙漠蝗虫
大非洲之角2020年和2021年暴发沙漠蝗虫灾害，是该区域迄今最严重的蝗灾之一，对粮食安全和生计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极有可能造成大面积灾害、流离失所和冲突。在2020-2021年防控沙漠蝗虫行动相关经验的基础上，目前已形成了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方法，可用于计算粮农组织基于风险的干预行动的投资回报情况。实地报告为我们提供了各项详细信息，诸如防控措施属于空中防治还是地面防治以及蝗群的蝗虫密度。粮农组织沙漠蝗信息处提供的预警和预报信息贯穿整个蝗灾周期，及时而准确，使基于风险进行战略部署成为可能。在非洲之角和也门，干预措施覆盖了多达230万公顷的面积。此举所避免的谷物和奶类损失的商业价值总计约为17.7亿美元。基于风险大规模部署沙漠蝗虫防控干预措施的投资回报比高达1:15，意味着干预措施每投入1美元，就可以在大非洲之角避免大约15美元的损失。粮农组织及其合作伙伴通过共同努力，共避免了450万吨作物和9亿升奶的损失，保障了近4200万人的粮食安全。
还必须指出，沙漠蝗虫激增并不是2020-2021年影响非洲之角的唯一灾害。非洲之角的农民已经遭受了洪水、干旱和风暴等其他灾害，加上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相关防控措施，农民很难获得农业投入品，只能减少种植面积。如果没有针对沙漠蝗虫的防控措施，2020年和2021年的玉米和高粱产量可能更低。这也要求各方采取多危害减灾方法，确保在实地实施的干预措施足以解决各种相互交织的灾害风险及其连锁影响。
总结经验可以发现，在蝗虫肆虐的情况下，基于风险采取干预行动，能大幅减轻蝗灾对农业粮食体系和相关生计的潜在不利影响，减少对作物和牧场的破坏，最大限度避免开展不利于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农药喷洒作业，同时降低经济成本。
结语
有关灾害如何影响农业的数据和信息亟待完善是首个关键主题，贯穿本报告各个章节。投资于能加强数据监测、报告和收集工作的方法和工具，是建设各国能力的首要工作，是了解和减少农业和整个农业粮食体系中灾害风险的前提。本份报告是迄今首个对灾害如何影响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全球评估，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储备。
具有部门针对性的评估脆弱性、评价影响和减少风险的方法必不可少。即使在信息较为完善的子部门，也需要开发标准化工具来衡量灾害的影响，以便评估损害和损失情况，在各级开展能力建设，支持预防和响应协调机制，并将损失估算范围扩展到全国或全球层面。渔业和林业这两个子部门由于缺乏反映生产、资产、活动和生计的全面信息，在灾后影响需求评估中经常被忽视。新技术和遥感技术的进步为完善农业灾害影响相关信息提供了新途径。在政策层面，《仙台减灾框架》的C2指标涉及农业直接经济损失，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5.2相对应，加强C2指标的数据报告工作也有助于形成系统化、全面的农业灾害损失数据库。
本报告的第二项关键结论是，需要开发多部门、多危害减灾方法，并将其纳入政策和决策主流。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危机相互叠加，会加剧灾害影响，并产生连锁和复合效应，民众、生态系统和经济的风险和脆弱性因此被放大。如本报告所述，气候变化、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非洲猪瘟和武装冲突等因素相互叠加，使农业粮食体系承受的灾害风险及其影响进一步加重。就气候变化而言，运用归因法可获得有关气候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加重农业损失的新信息。
减少灾害和气候风险的战略要行之有效，必须从整体和系统性的视角出发，审视造成农业粮食体系损失的不同驱动因素及其影响路径。这一点对于弱势群体或社区数量众多的国家、备灾或救灾能力或资源不足的国家以及粮食安全易受农业生产波动影响的国家而言，尤为重要。更好地了解农业部门和整个农业粮食体系减灾行动的好处至关重要。必须建立一个健全的实证数据库，为在更大范围内扩大和推广干预行动和措施提供依据。
报告得出的第三项主要结论是，需要对加强韧性进行投资，这有利于减少农业粮食体系的灾害风险，改善农业生产和生计。在农场层面因地制宜采取减灾措施，是具有较高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可提高生计和农业粮食体系面对自然和生物危害时的韧性。本报告中的案例表明，良好的减灾措施不仅可以减少灾害风险，还能产生显著的额外效益。为此，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鼓励采用现有创新技术，推动形成更便于推广的风险管理解决方案，并加强早期预警和前瞻型行动。
现有实证尽管尚不够全面，但足以表明必须采取一系列行动，完善灾害影响评估，强化减灾政策。国家、部门和地方层面的减灾战略是实现农业粮食体系包容性和韧性的基石。联合国系统应成为得力的合作伙伴，协助各国将减灾工作主流化，纳入国家和部门政策、计划和供资机制。然而，有必要扩大与研究相关的知识储备，借此为政策和决策提供依据，提升农业和整个农业粮食体系的韧性。这是将多重减灾工作纳入农业政策、农技推广以及国家和地方减灾战略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