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疫情和地方流行病：2019冠状病毒病和非洲猪瘟
本小节介绍并分析对农业和粮食安全造成影响的最近两次生物灾害，即2019冠状病毒病和非洲猪瘟。这两次灾害不仅对人类和动物健康产生了广泛影响，还对农业粮食体系产生了连锁影响，同时加剧了整个社会面临的灾害风险。本节将概述灾害对19个t被列为面临粮食危机u的国家中农业和农业生产者产生的影响，随后集中对11个粮食不安全国家进行跨国分析，以深入了解疫情防控措施如何对这些国家本已岌岌可危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状况产生影响。本节的分析结果参考并基于有关疫情对农业部门影响的现有文献，来自2020年至2022年粮农组织紧急情况数据系统对19个国家44000多个农户开展的监测调查v。研究结果为决策者和从业人员提供了见解和建议，帮助他们了解如何将经验教训纳入未来多危害减灾和应对计划、战略和灾害风险融资安排。
有关非洲猪瘟大流行的小节介绍的是跨境动物疫病对经济和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影响的实证。非洲猪瘟是家猪和野猪均可感染的一种病毒性疾病，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动物健康威胁之一。2019-2020年非洲猪瘟的传播在全球范围产生了大范围负面影响，给整个养猪价值链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损失，威胁到生产、粮食安全和生计，同时影响了全球市场。尽管非洲猪瘟不会传播给人类，但它会对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构成重大威胁。本节还将介绍通过以风险为依据的预防性、前瞻性方法去解决和管理跨境动物疫病的解决方案和未来方向，包括在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各层面采用“同一个健康”方法。
3.2.1 2019冠状病毒病防控措施对作物生产的影响
据估计，2022年全球有6.91亿至7.83亿人面临饥饿，与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前的2019年相比增加了1.22亿人148生活在面临粮食危机的国家里的人口2020年受到了疫情防控措施带来的严重影响，各经济部门中家庭收入均受到影响。尽管疫情主要是一场健康危机，但它给生计、农业粮食体系、投入品、服务和生产均带来了连锁影响。
虽然许多国家在实施疫情防控措施时，对农业部门有所豁免，但粮农组织紧急情况数据系统调查的初步评估显示，疫情防控措施对农民的生计产生了负面影响。疫情造成的劳动力短缺扰乱了粮食体系，阻碍了劳动力季节性流动，尤其是在劳动力密集型生产体系中。在零售价格上涨的同时，农产品运输和物流服务的中断也压低了农场批发价，随着生活成本的上升影响了农民的收入。
紧急情况数据系统调查报告强调，尽管农业部门享有豁免，但疫情对农业的直接影响仍对农民的生计产生了不利影响。在孟加拉国，大米和食品价格上涨了35%以上，而由于运输和市场准入受限，农场批发价有所下降，尤其是保质期较短的产品149在尼日尔，农户们报告称，由于运输成本增加、农产品批发价处于低位以及贸易商因无法前往农场而造成需求低迷，农户在产品销售方面异常困难150在印度也观察到了类似的趋势。151
粮农组织对11个粮食不安全国家w的农业部门开展的一项跨国分析发现，疫情对粮食安全和生计造成的冲击与冲突或自然危害引发的灾难相当。152该项研究以2020年6月至11月收集的数据为依据，展示出在农业部门中防控措施对各子部门的影响有所不同。影响途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获取所需生产投入品的频率、供应链受限情况以及在无法去往市场时储存或保存农产品的能力。
畜牧业和种植业生产者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据称其在获取投入品、销售产品、进入牧场（由于行动受限）和进入国际市场等方面均面临困难。为避免全面损失，他们采取了各种应对机制，包括推迟销售或在饲养牲畜成本过高的情况下开始亏本出售。对于鱼类和蔬菜小商贩和小型生产者而言，无法进入市场使易腐商品彻底损失，即刻对收入造成了冲击。紧急情况数据系统的其他监测调查报告发现，几乎每个接受调查的国家都面临投入品获取难的问题。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
对各国疫情防控措施开展进一步评估后证实，农业投入品供应减少，劳动力短缺，兽医服务减少164 2021年在南非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小农户无法购买种子和种苗，75%以上的农户在2020/21年种植季难以用上机械设备165孟加拉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农民因劳动力和投入品短缺而受到影响，包括肥料、农药、种子、饲料甚至供电，特别是在秋收作物季166在孟加拉国，90%以上的农民难以获得农业投入品、水稻种植、收割和脱粒所需的人力和机械，60%以上的农民面临产品销售难的问题，致使食品价格上涨167在印度，50%以上的农民报告至少有一种农业投入品断供，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民报告称肥料价格上涨，而农场批发价下降和生产成本上升导致农民难以偿还债务，从而加剧了供应链紧张状况，削弱了应对能力。151
随着封控措施的放松，各国食品价格飙升的情况有所缓解，价格趋向稳定，168,169但并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农场批发价下降或减产造成的收入冲击则通过降低农民的购买力对粮食安全造成了影响。疫情对农业部门的影响一直挥之不去，导致供应链危机，在2021年全球经济出现复苏的情况下仍继续推高价格。
尽管在封控结束时，各国内部的运输已正常化，但由于跨国流动受限，导致高度集约化的化肥贸易受到影响。这推高了农业投入品价格，因此经合组织警告称，这“可能会影响2020年和2021年的作物单产和总产，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170后续几波病毒变种导致的疫情又促使各国采取了新的防控措施，特别是在难以获取疫苗的区域。如图35所示，交通运输困难问题在2020年十分突出，在2021年达到峰值，然后在2022年普遍缓解。相反，在2021年和2022年，许多地区获得投入品的机会急剧增加。
图 35 报告称在产品运输和投入品获取方面面临困难的农民所占百分比
![资料来源：紧急情况监测数据元分析数据（粮农组织，2022年9月）。粮农组织。2022。紧急情况数据系统-监测：重点国家冲击和农业生计监测。见：粮农组织。罗马。[2023年7月引用]。https://data-in-emergencies.fao.org/pages/monitoring](../img/CC7900ZH_fig35.jpg)
2022年，在疫情防控措施解除很久之后，许多国家的农民仍报告称难以获取化学投入品和种子。在缅甸，这一困难导致种植面积减少和产量下降。158获取肥料难是导致巴基斯坦小麦种植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171在近东，黎巴嫩和伊拉克的货币贬值导致投入品的获取更具难度。172,173
2019冠状病毒病和种植面积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谷物和蔬菜作物的种植面积比水果或经济作物更有可能减少，因为后者是为其商业价值而生产，而不是供种植者自用。模型考虑到了降雨异常、户主性别和冲突的影响。正如预期的那样，模型发现这些因素均对种植面积的减少产生了影响。
结果表明，在主要种植季实施疫情防控措施时，种植面积明显减少。限制人员聚集措施的对数几率系数为-0.157，置信区间为95% x，这意味着如果聚集限制措施非常严格（禁止10人或10人以下聚集），农民报告种植面积减少或大幅减少的平均预测概率从没有聚集限制措施时的约22%升至约50%。如果种植作物是水稻，那么聚集限制措施的负面影响还会延伸到生长期，因为水稻须在首个种植期之后再次移植。
除了居家令外还考虑到企业停工停产，在保持聚集限制措施不变时，种植面积减少的概率从没有居家令时的约三分之一上升到有居家令时的50%，对数几率系数为-0.127，在保持其他限制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停工停产使种植面积减少的概率增加了一倍多，从29%到64%，因为这使得农民难以获得土地整理所需的投入品和设备或牲畜。
2019冠状病毒病和人们感受到的收成变化
与种植面积变化分析的结果一样，水果和经济作物生产者受到的影响相对小于主粮（谷物和豆类）生产者。收成减少主要是因为种植面积有所变化，种植期间受劳动场所关闭影响的农民报告收成减少的平均预测概率达到97%（而无停工停产情况下为40%）。
在收获期，我们发现在封控情况下仅73%未受限制的人有可能报告收成增加。换言之，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农民在收获期未被封控，报告收成减少的平均预测概率为55%，而如果他们在这一关键时期被封控，这一概率则高达75%。
同样，与收获期未封控的地方相比，实施人员聚集限制措施时仅56%的人有可能报告收成增加。如果保持其他条件不变，这意味着在收获期对人员聚集的限制使报告收成减少的概率几乎增加了一倍，为77%。收获期劳动场所关闭也使报告收成增加的概率降低了64%，增加了农民报告收成减少的概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大约一半增加到84%。
2019冠状病毒病防疫措施和投入品获取
最后，分析表明，疫情防控措施与农民报告难以获取农业投入品的概率之间存在关联。因投入品获取难而最容易受到影响的是谷物和豆类生产者，而水果和经济作物生产者报告面临此类困难的概率要低得多，特别是经济作物。
结果表明，生长季期间限制内部流动大大增加了报告此类困难的概率，可能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小农户在生长季也要靠副业获得收入，而副业更容易受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
从大米价格管控可以看出，占受访者多数的小农户的投入品获取是以是否能够进入粮食市场为条件的。这提醒我们，疫情防控措施不仅通过供给冲击影响到投入品获取，而且还因阻碍农民获取粮食和进入劳动力市场给收入带来直接的不利影响，影响到投入品获取y。174
在这些国家，种植季实施居家令和国际贸易限制措施对投入品获取产生的影响最严重，使报告称难以获取投入品的几率分别增加了33%和53%。种植季限制内部流动也降低了农民抱怨难以获取投入品的概率，其中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这种限制措施使得种植面积有所减少。
插文 11 利用粮农组织紧急情况数据系统DIEM估算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对农业影响的方法
利用关于11个粮食不安全国家的DIEM调查数据和DIEM调查报告，我们可以了解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通过何种渠道影响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受到了投入品减少或劳动力短缺的影响。农产品运输和物流中断，导致农场批发价格下降。与此同时，随着零售价格上涨，生活成本上升蚕食了农民的收入。
有序逻辑回归法可用于评估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防控措施与种植面积变化、感知的收成变化和投入品获取之间的关联。研究人员评估了疫情对谷物、蔬菜、水果和经济作物生产者的不同影响。模型还考虑到了降雨量异常、户主性别和冲突带来的影响。评估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时，研究人员考虑到了措施实施时间（种植期、生长期、收获期）和措施类型（停业、居家令、限制境内流动和人员聚集）。
农民在种植季迫切需要获得种子等投入品，此时实施限制措施是最有害的，缺乏这些投入品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性最大。许多调查报告都支持这一结论。例如，在塞拉利昂，据报道，疫情防控措施导致种子，特别是蔬菜种子供应紧缺。在索马里，2021年，种植面积有所减少，农民们解释说，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无法防治病虫害、难以获得种子、投入品价格普遍上涨。175另据报道，由于无法进口农机零备件，使得人们难以用上必需的机械设备，导致种植面积减少。
在种植季，从量级看，停工停产、居家令、限制人员聚集和内部流动措施对农业的破坏最大。在收获期，劳动力供应、人员聚集禁令和劳动场所关闭阻碍了农业生产，包括使劳动者无法进入需要额外劳动力的田地。
上述因素带来的结果是种植面积减少和农业产量下降。这对于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而言尤其令人担忧，因为这些国家很大一部分人口依赖自给农业，对于粮食安全状况很容易受到农业产量波动威胁的国家而言也是如此。
本节介绍的结果应与其他关于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对农业部门影响的跨国评估结果结合起来分析。尽管需要开展更多研究来评估粮食安全冲击与2019冠状病毒病引起的疾病和死亡相比较对健康的持久影响，但维持正常运转对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3.2.2 地方流行病：非洲猪瘟作为跨境动物疫病案例
非洲猪瘟等跨境动物疾病可能对可持续发展产生灾难性影响，影响畜牧价值链相关人员的生计和粮食安全，同时影响全球市场。尽管非洲猪瘟历史上是东非的地方病，176但2020年1月至2022年3月间，非洲、美洲、亚洲、欧洲和大洋洲均报告出现非洲猪瘟。100多万头家猪染病，染病家畜死亡以及因防控措施而扑杀和处置后，共造成180万头家畜损失。177
非洲猪瘟是影响家猪和野猪的最复杂的病毒性疾病之一，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动物健康威胁之一，其致死率接近100%，且目前尚不具备有效、安全的商业化疫苗或治疗方法。178病毒可通过直接接触染病的猪、食用猪肉或其他受污染的猪肉产品、传染媒介、车辆、鞋子以及通过钝缘蜱属（Ornithodoros）软蜱等节肢动物媒介传播。179非洲猪瘟传播的主要途径是贸易、出售受感染的肉类、通过农场或兽医工具等传染媒介以及放养的猪传播。
人类作为媒介引发的非洲猪瘟传播是导致该疾病全球传播的主要原因，长距离传播之后，该疾病在一些地方持续存在，并传播到邻近地区和国家。自2020年1月以来，已有五大洲35个国家报告出现非洲猪瘟z。由于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大的猪肉市场，自非洲猪瘟传播到亚洲以来，其全球后果最为明显。中国约占全球猪肉生产和消费量的45%，非洲猪瘟传入中国导致了供应短缺，影响到全球生猪市场180 2018年至2019年间，中国爆发的非洲猪瘟导致120多万头猪被扑杀。181
非洲猪瘟对中国和全球生产和市场的影响
自2018年8月3日中国首次暴发非洲猪瘟到2022年7月1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世界动物卫生信息系统共报告了218起疫情。事实证明扑杀可以将非洲猪瘟病例的峰值和累计数减少99%，再加上提高染病猪的检测率和加强生物安全措施，这是中国对抗非洲猪瘟的有效措施。182但截至2019年，扑杀120万头猪已造成重大经济损失。181
虽然2018年全国生猪平均价格并未发生大幅变化（2018年8月1日为12.2元/公斤，2018年12月28日为13.1元/公斤），但同期跨省生猪价差aa从2.01元/公斤升至8.1元/公斤ab。
截至2019年底，全国的猪肉需求显然已经无法得到满足，这一点可以从生猪和猪肉的平均价格上看出，二者分别比疫情前水平高出161%和141%。非洲猪瘟和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的影响相互交织在一起，导致2020年中国猪肉产量比2017年下降了25.8%。183
就产量而言，如将 2017年与2019年相比，中国的猪肉产量减少了22%。184但同期种母猪数量收缩了35%。作为预防非洲猪瘟的一项措施，人们出售种母猪，这使国内猪肉供应量暂时增加了约25%。
虽然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向市场投放储备肉来稳定猪肉价格，但储备所弥补的缺口仍不足以对价格产生实质性影响。例如，2019年和2020年政府投放的储备肉分别仅占国内猪肉产量的0.4%和1.8%。
中国还试图通过进口猪肉来弥补部分缺口，其猪肉进口量从150.1万吨增加到528.1万吨。中国的猪肉进口量占全球猪肉贸易量的比例从2017年的20%上升到2020年的45%。与国内猪肉产量相比，进口量占比从2017年的2.8%上升到2020年的14.5%，其中部分原因是上文所述的国内生产收缩。进口量增加具有全球性影响，使国际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大幅上涨。这为出口国提供了新机遇，但也影响了进口国，使他们在采购猪肉时不得不与中国竞争。
由于人员和货物的不断流动，非洲猪瘟会在高度互联的区域之间迅速传播，这一点已在亚洲得到证实。自海地和多米尼加发现非洲猪瘟以来，美洲正在合作应对非洲猪瘟185粮农组织通过最近一项风险评估发现，如果该疾病在整个美洲传播，可能会损失4800多万头猪，相当于78亿美元的直接损失，包括对死亡率、猪肉生产、贸易及市场价格、就业的影响186这些损失主要发生在四个养猪大国，即美国、巴西、墨西哥和加拿大。2019年，四国共向100多个国家出口猪肉，占全球猪肉出口的27%。187
除直接成本之外，非洲猪瘟还会对那些将猪肉作为重要蛋白质来源的国家的粮食安全产生巨大影响。在美洲，伯利兹、古巴、厄瓜多尔、海地和巴拉圭就是如此，它们的粮食不安全程度高于区域平均水平。在海地，Jean-Pierre、Hagerman和Rich报告称，非洲猪瘟引发的涨价导致消费者支出在疫情期间最高增加了200%。188随着消费者对替代品的需求增加，它还可能导致其他动物蛋白的价格上涨，具体取决于疫情的严重程度。据观察，2019年中国的鸡肉和牛肉价格同比上涨了20%以上，给粮食安全和营养带来了新的挑战。粮农组织的风险评估对非洲猪瘟给美洲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讨论。186
OutCosT工具估计2020年越南老街省非洲猪瘟暴发带来的成本为826911美元，相当于每头猪损失234美元。在同一省份，2019年的生猪损失头数比2020年多十倍。采用OutCosT工具2020年的调查结果，可以估计出2019年同一省份暴发非洲猪瘟造成的成本为860万美元ac。2019年和2020年之间的成本差异反映出非洲猪瘟初始阶段的快速传播以及后期防控措施的有效性。
在菲律宾，2019年有10个省受到非洲猪瘟影响，但到2020年底，影响扩大到32个省。2019年每头猪因非洲猪瘟而损失的成本为281美元，189可用这一结果评估2020年非洲猪瘟暴发造成的成本，即采用屠宰生猪数最可能减少比例（方法A）和采用屠宰生猪数减少比例上限（方法B）。详情如下：
以2019年为参考年份，计算非洲猪瘟造成的生猪损失数，表示为占屠宰生猪数最可能减少的比例（38%）ad。采用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生猪损失头数为689000头ae。
采用2019年至2020年间屠宰生猪减少数（180万头）来估计屠宰生猪数减少比例上限。但减少的原因也可能是我们无法计量的除非洲猪瘟之外的其他因素af。
从这些估计值可以看出，2020年菲律宾因非洲猪瘟暴发造成的大致成本介于1.94亿美元至5.07亿美元之间，比2019年高3.3至8.7倍。考虑到2020年非洲猪瘟大范围蔓延，造成巨额成本并不奇怪。在越南和菲律宾，损失估计主要涉及家猪和国内损失，而在德国，疫情发生在野猪身上，损失主要涉及出口市场。
OutCosT等工具可帮助各国评估不同疫病传播造成的成本，并指导决策，包括用于疾病防控和预防进一步传播的资源配置。虽然结果很容易推断，但必须先校准工具，使结果符合当地市场条件和现行政策。
估计间接损失
评估非洲猪瘟的间接影响需要价值链分析等方法，因为价值链特定环节（在本例中指生产环节）中断会产生上下游溢出效应。有证据表明，非洲猪瘟对饲料供应商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转向其他畜牧品种可部分抵消这种影响。190下游的溢出效应更为明显，因为生产性资产的使用效率较低，从而使价值链下游主体难以获得生产资源和投入物。在越南，非洲猪瘟导致的失业近35%发生在养猪业，其余分布在批发和零售、饲料和兽医服务等其他相关部门。191
在高度集约型体系中，非洲猪瘟等应上报的动物疫病暴发带来的间接成本通常大大高于直接成本，但因其复杂性一直很难确定其特征。Savioli等人192最近开展了一项建模研究，报告称，在瑞士发生非洲猪瘟时， 最重要的防控措施涉及运输和屠宰物流、消费者需求以及防止野猪和家猪之间的接触。防止接触相关的最大成本在于假设育肥养猪场为了遵守模拟防控规定，需减少或清空现有生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