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食品价格通胀呈现多元因素驱动特征，各种因素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所起的相对作用存在差异。随着全球市场逐步摆脱疫情影响，封锁措施的解除与商业活动的恢复为经济复苏注入了强劲动力。本轮经济回升向好的关键推力是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实施了财政纾困计划，积极为家庭解困济危，而同期货币政策维持相对宽松基调。大量财政援助注入家庭，催生了异常旺盛的商品需求，进而推动通胀水平急剧攀升。此外，乌克兰战争也对农产品和能源市场形成冲击。34–40
疫情给全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导致近700万人死亡，41造成约13.8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42并使7500万至95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43随着经济复苏进程的持续深化与全球“新常态”的逐步确立，一系列重大冲击接踵而至，对全球经济格局造成新一轮扰动。多重挑战叠加（下文将详细探讨），对全球粮食不安全与营养不良形势产生了影响：疫情后，食物不足发生率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急剧攀升。
疫情期间及疫情之后，各国政府相继出台史无前例的财政支持举措，全力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此类举措的规模总计约达17万亿美元，包括面向家庭和企业的专项财政援助。442020年至2021年，全球为应对疫情而提供的财政支持力度相当于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6%，规模甚至超过中国或欧盟2020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高收入经济体是此项支出的主体，其中仅美利坚合众国便投入6万亿美元，凭借自身财政实力来有效维系经济运转，并稳定劳动力市场。44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尽管财政空间相对有限，但仍积极调动可观资源，全力帮扶弱势群体并推动经济复苏（图3.3）。大规模财政刺激的强力注入对缓解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同时也推高了包括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内的全球需求，45再叠加供应链中断因素，最终加大了全球通胀压力。40, 46
图3.3 应对疫情的财政举措
资料来源：财政应对举措数据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1。应对COVID-19疫情的财政政策数据库：财政监测数据库（各国应对COVID-19疫情的财政举措）。[2025年3月1日访问]。https://www.imf.org/en/Topics/imf-and-covid19/Fiscal-Policies-Database-in-Response-to-COVID-1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参见：世界银行。2025。世界发展指标。[2025年3月1日访问]。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许可：CC-BY-4.0。
疫情期间及疫后初期，各国央行相继推出一系列扩张性货币举措，力稳经济大盘。此类举措包括大幅降息、量化宽松和紧急流动性投放，全方位增强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银行等全球主要央行迅速将政策利率压至近零，并大举购入政府和企业债券，向经济注入流动性。47例如，欧洲央行于2020年3月启动疫情紧急购债计划，初始规模为7500亿欧元，后逐步扩容至1.85万亿欧元，灵活购入公私部门证券。48此外，各国还出台了临时性监管调整措施，激励银行扩大信贷投放。此类扶持性政策有效地维系了信贷资金流动，保障企业经营运转，并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然而，随着经济回稳复苏，持续性货币扩张也埋下了通胀压力积聚的隐患。49随着通胀率急剧攀升，各国央行纷纷启动加息周期，遏制物价迅猛上涨。50例如，美联储于2022年3月将利率上调25个基点，随后至2023年7月连续加息10次。51
汇率也是影响食品价格通胀的因素，依赖进口的经济体所受冲击尤为显著。疫情期间，由于资本外流以及对美元、日元和瑞士法郎等避险货币的需求激增，很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货币急剧贬值。截至2020年中，近三分之一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货币对美元贬值幅度超过10%。52货币贬值会通过进口价格传导效应加剧食品价格通胀，尤其会重创低收入国家。53此外，由于2022年美利坚合众国为应对通胀采取的货币政策紧缩力度远超众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导致这两类经济体的货币进一步贬值，从而通过进口成本上升加大通胀压力。54
美联储加息与国际能源市场动荡共同推动美元升值，进而放大全球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能源价格上涨推高了美利坚合众国出口收入，而因国际买家需将本国货币兑换成美元支付能源产品货款，进一步助推了美元升值。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指出，55历次全球粮食危机期间（例如2008年和2012年），美元贬值实际都起到了缓冲作用，能够部分缓解食品价格上涨的冲击。然而，本轮食品价格通胀却伴随着美元走强，使众多国家陷入“双重负担”困境（插文3.3）。这一现象不仅直接导致了食品价格上涨，更对粮食净进口国产生了显著的“汇率”效应，从而进一步加剧食品价格涨势。
插文3.3汇率与国内通胀之间的联动
全球食品价格向国内市场的动态传导呈现多种形式，具体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汇率变动与国内通胀的失衡程度，这可能会改变、加剧或阻断国际价格向国内市场的实际传导。在顺畅且理想的市场环境中，本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应随两国相对通胀自动调整。当本币对美元走弱时，消费者可能无法从全球食品价格下跌中充分获益，因为需要支付更多本币，才能从国际市场购得等量食品。反之，当国内通胀高企时，由于国际食品价格变化幅度小于国内总体价格水平变化幅度，实际国际价格反而显得更低。然而，国内高通胀也会令家庭购买力缩水。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显示，主要贸易主粮价格于2022年3月触顶，此后持续回落，直至2024年2月。56同期，美元对很多最不发达国家货币大幅升值。尽管全球商品价格回落，但多个国家国内食品价格持续保持高位，甚至上涨，揭示出国际与国内市场之间价格传导存在明显失衡。为深入了解汇率和国内通胀对此类失衡现象的影响，本报告将全球玉米价格折算为最不发达国家当地货币实际价格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清晰揭示出货币贬值与国内通胀如何改变不同经济体的实际价格传导机制（图A）。*
图A 汇率波动与国内通胀对最不发达国家玉米价格的净效应
资料来源：作者（粮农组织）基于以下资料自行编制：消费价格指数数据参见：世界银行。2025。全球通胀数据库。参见：世界银行。[2025年5月8日引用]。https://www.worldbank.org/en/research/brief/inflation-database；汇率数据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汇率。[2025年5月8日访问]。https://data.imf.org/en/datasets/IMF.STA:ER
在部分国家（例如安哥拉、孟加拉国、莱索托、马拉维、赞比亚），本币贬值导致消费者未能因玉米价格下降而充分获益。在部分案例中，影响幅度超过10%。
另一些国家的货币仅仅小幅贬值，还有一部分国家的货币不仅未对美元贬值，甚至小幅升值，但仍面临国内总体通胀上升压力。这导致玉米实际价格下降，即以本币计价的名义价值与国内消费价格指数之间的比值降低。虽然这意味着食品可能相对经济体内其他产品更具价格优势，但消费者仍可能面临住房、衣着和交通等其他必需品支出成本上涨，对整体福祉水平造成不利影响。
只有有效管理汇率与通胀，才能确保全球食品价格变化向国内市场充分、公平地传导。
国际玉米价格是本次案例研究的分析样本。基于购买力平价理论，国际玉米价格被折算为本币实际价格，公式如下：57
其中，WP表示所选商品的国际价格，LC表示本币，R表示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值，N表示名义值，NER表示一国货币对美元的双边名义汇率，CPIUS/CPILC表示美国消费价格指数与一国消费价格指数之间的比值。如此，公式的相对形式如下：
其中，Δ表示差分算子，所有变量为对数形式。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受到外资流入减少和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影响，本币持续贬值，大幅推高通胀，尤以进口商品为甚。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国家的未来通胀预期往往会对汇率波动高度敏感，即本币一有任何幅度贬值，物价就会应声上涨。因此，本币贬值与通胀的相互作用会给此类经济体带来严峻挑战，进一步削弱他们对食品等必需品进口成本的调控能力。55图3.2所展示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不同通胀模式正是上述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全球食品价格高企与本币贬值是驱动通胀的主导因素；在拉丁美洲地区，扩张性货币政策与总需求扩大是主要驱动因素。此外，多个国家本轮价格传导速度快于以往食品价格高涨时段。58
乌克兰战争与多个产粮区极端天气事件等多重事件相互叠加，已引发全球农产品市场一系列深层震荡，包括主要贸易通道封锁，致使收成与贸易前景充满变数。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在全球农产品市场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在小麦、玉米和葵花籽油市场，2021年合计贡献了全球农产品贸易中约12%的卡路里能量供给。59黑海地区军事冲突60与红海贸易通道中断严重扰乱了包括俄乌等多个国家农产品出口，致使依赖从全球市场进口谷物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遭受重创。61, 62尽管“黑海谷物倡议”k或乌克兰全新贸易通道等临时性举措一度缓解了部分冲击，65但全球食品供应形势依然充满变数。
除农产品市场受挫外，肥料供给亦遭重创。在欧盟、加拿大和美利坚合众国等多方经济制裁之下，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作为两大肥料出口国，其出口大幅受限。l, 68, 692020年，俄罗斯联邦占全球尿素贸易量的14%，占磷酸一铵和磷酸二铵（关键氮肥和磷肥）贸易量的11%；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合计占全球氯化钾贸易总量的41%。供应中断导致肥料价格飞涨，于2022年春季达到峰值（见第4.1.3节）。
乌克兰战争同样引发了全球能源市场震荡，因为战争爆发之时，俄罗斯联邦分别是全球第三大石油生产国和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由此引发的油气市场动荡导致价格大幅飙升并急剧波动。70–72尽管有望通过中长期战略缓解部分冲击，73但短期内能源价格高企已推升多个经济部门的生产成本，并对食品生产和运输造成冲击。
尽管农产品和能源价格高企与货币政策转向等全球性因素是本轮食品价格通胀的主要推手，但地区性冲击同样可能影响国家和全球层面的食品价格。天气变化、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经常会破坏农业生产和农业粮食体系，但对食品价格的影响取决于一系列特定情境因素。例如，旱灾等天气冲击会削弱粮食供给能力，洪涝则会减少家庭收入、降低消费需求，从而部分乃至完全抵消供给侧冲击。m, n此类冲击对食品价格的影响各异，具体取决于灾害类型（例如风暴或旱灾）、彼时宏观经济态势（例如衰退或增长）和国家缓释冲击的财政能力。77
近期案例表明，天气冲击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取决于受灾地区的地域范围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性。例如，2018年至2019年，东非和阿拉伯半岛地区遭遇强降雨和气旋活动，最终暴发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蝗灾之一。尽管当地农业与粮食安全遭受重创，78但因其在全球粮食产量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小，对全球食品价格的冲击始终有限。相比之下，2020年至2023年，全球主要小麦出口国阿根廷受拉尼娜现象引发的旱灾影响，小麦产量锐减35%，导致出口大幅下滑。79这一供给减少促使国际小麦价格暴涨，与乌克兰战争引发的通胀压力产生共振效应。以上反差表明，局部性天气事件的影响可能仅限于当地，也可能引发全球价格上涨，关键取决于受灾国在国际粮食市场上的分量。
除气候相关冲击外，动植物病虫害等生物冲击也日渐成为全球粮食市场通胀背后的强劲推手。2018年，中国暴发非洲猪瘟疫情，随即扑杀数百万头生猪，导致这一全球最大猪肉生产国国内猪肉供应量锐减。2019年12月，中国猪肉价格暴涨97%，推动国内消费价格指数上涨4.3%，其中猪肉单项贡献率超50%。80据估算，此轮非洲猪瘟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78%。o, 81为满足国内需求，中国大幅增加猪肉进口，到2020年已占全球猪肉贸易总量的45%。82此举导致国际猪肉市场承压上行，造成全球猪肉价格上涨9%。83这一事件表明，主要生产国暴发局部性疫情可能会导致国际性食品价格上涨，凸显出在全球价格动态变化的大背景下将地区性冲击因素纳入考量的重要性。p
3.2.1 食品消费价格如何变化？
基于上述整体通胀驱动因素分析，食品价格波动可理解为全球农产品市场变动、能源冲击和更广泛宏观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3.2节将对多项宏观经济因素展开讨论，首先分析农产品和能源商品价格上涨的核心驱动因素，进而延伸讨论2021年至2023年间这些因素如何与其他因素共同影响食品价格通胀。
哪些因素在驱动全球农产品价格上涨？
2020年以来，全球农产品和能源商品价格剧烈波动，这是错综复杂的需求侧与供给侧冲击彼此交织的结果。起初，疫情引发了一系列需求侧压力，扩张性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失衡导致流动性激增，进而引发商品市场投机热潮。87然而，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包括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结构性制约因素在内的供给侧冲击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商品价格冲击的源头及其向食品消费价格通胀的传导随即发生改变。q
2020年至2022年，农产品价格动态变化主要受到两轮外生性冲击影响。第一轮冲击出现在疫情初期，源于对农业劳动力短缺和食品供应中断的担忧以及预防性贸易限制措施和集中囤货现象。然而，经济活动骤降导致的总需求萎缩，起初一度缓冲了这些压力。随着经济复苏举措开始见效，食品价格继续上涨，此时更多源于内生性宏观经济因素反馈，包括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需求走强与金融环境改善。
疫情暴发之初，人们普遍担忧农民能否顺利完成作物采收，由此引发对农业粮食体系可能崩溃的担忧。这导致2020年初几个月全球食品价格承压上涨约15个百分点（图3.4A）。89
图3.4 疫情与乌克兰战争共同加剧商品价格波动
资料来源：Peersman, G.（即将出版）。《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后的食品高通胀问题 — 〈2025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背景文件》。粮农组织农业发展经济学工作文件，第25-06号。罗马，粮农组织。
第二轮供给侧冲击源于2022年初爆发的乌克兰战争，对全球农业粮食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小麦和玉米等谷物的主要出口国，俄罗斯联邦与乌克兰的冲突直接阻断了黑海和红海地区的核心贸易通道。贸易中断叠加俄罗斯联邦肥料出口锐减，对粮食生产投入品成本形成显著上行压力。上述外生性冲击导致2022年全球粮食商品价格再度攀升18个百分点（图3.4A），标志着价格波动已明显偏离纯宏观经济驱动模式，暴露出粮食市场面对地缘政治冲击时的结构性缺陷。89
此外，能源价格冲击加剧了食品价格通胀，特别是乌克兰战争的爆发进一步扰乱了全球能源市场。在疫情引发经济衰退初期，能源价格出现下跌，但2021年至2022年间却急剧反弹，主要归因于能源市场特有的冲击因素，而非宏观经济复苏所致。针对俄罗斯联邦的制裁措施、欧洲能源进口格局的重构、更广泛的供应链中断等因素共同促使油气价格在较长时间内面临上行压力。能源是贯穿农业生产全过程的关键投入品，从肥料生产到运输无不依赖能源，因此能源价格波动最终会外溢传导到农产品市场。截至2024年，能源价格冲击已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粮食商品价格上涨压力（图3.4B）。
哪些因素在驱动食品价格上涨？
农产品和能源商品市场冲击是后疫情时代全球食品价格飞涨的重要推手。商品和能源价格冲击发生时机与强度因地而异，但产生的叠加效应最终推动食品消费价格持续攀升。尽管粮食商品价格于2022年末开始回落，但食品消费价格指数仍居高不下。消费价格指数持续高企源于传导滞后、价格粘性和供应链多重冲击的累积效应。在欧元区，r劳动力成本压力和汇率走低等附加因素进一步推高食品价格通胀，而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影响相对有限。89
食品和能源商品价格是本轮食品价格通胀背后的关键推手，其中外生性供给侧冲击对后疫情时代的影响日益凸显。2020年后食品和能源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直接导致了食品价格通胀率上升。因此，2022年至2023年食品价格涨幅大幅突破历史趋势，仅投入品成本冲击一项就占价格涨幅中很大比重。在通胀峰值期，美利坚合众国和欧元区通胀观测值与基线值之间的差距分别为6.9和11.8个百分点。单纯而言，外生性食品冲击对食品价格通胀的影响较小，对美利坚合众国和欧元区食品价格通胀涨幅的贡献率分别为3%和8%。然而，若将能源冲击的外生性影响纳入考量，贡献率分别骤增至14%和18%（图3.5 － 绿线）。
图3.5 商品冲击对食品价格通胀的影响在美利坚合众国比在欧元区更大
资料来源：Peersman, G.（即将出版）。《认识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后的食品高通胀问题 — 〈2025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背景文件》。粮农组织农业发展经济学工作文件，第25-06号。罗马，粮农组织。
宏观经济大态势放大了商品市场波动对食品价格通胀的影响。根据估算，若将宏观经济态势衍生的额外压力纳入考量，例如食品生产商与零售商的商品投入成本，商品价格波动对美利坚合众国（2022年第三季度）和欧元区（2023年第一季度）通胀峰值期的贡献率升至47%和35%（图3.5 － 紫线）。这既反映出外生性商品市场冲击的直接影响，又凸显出其他宏观经济冲击通过商品市场传导的间接效应，具体表现为影响食品生产商与零售商的商品投入成本。
然而，单凭商品价格驱动的通胀无法完全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涨价压力。美利坚合众国食品价格通胀率实际最高点为10.6%，欧元区为15.7%，说明还有其他导致通胀的因素，例如劳动力成本上升、汇率波动以及供应链各环节的定价行为。34, 37在美利坚合众国，53%的通胀来自与农产品和能源商品无关的市场，欧元区这一比例为65%。早期通胀动态变化取决于疫情相关需求变化和政策应对措施，但本轮通胀加速则由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供给侧冲击驱动，其中乌克兰战争的影响尤为显著。
尽管投入成本压力趋缓，但食品价格仍然高企，市场集中度攀升与市场掌控力滥用问题日益引发关切。政策制定者更多将矛头指向食品供应链主导企业，认为是他们加剧了价格粘性与通胀。欧盟委员会谴责大型食品企业滥用议价权，一边压低产地收购价，一边抬高终端售价。91美国社会热议的“贪婪通胀”一词，直指食品供应商与零售商借通胀之势牟取暴利。92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指出，食品零售市场高度集中，“火箭与羽毛”定价策略大行其道：成本涨时，价格如火箭般蹿升；成本跌时，价格如羽毛般缓落，根源正是竞争压力不足。93
市场集中度是贯穿农业粮食体系全价值链的系统性顽疾，从投入、加工到零售均受其累，既削弱产业效能，又降低可负担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无一幸免。墨西哥联邦经济竞争委员会经调查裁定，玉米粉行业一家主导企业滥用市场掌控力，肆意抬高价格。鉴于玉米粉是制作全国近70%民众日常主食玉米饼的重要原料，已对该企业进行初步处罚。农业投入品市场同样存在类似的垄断现象。94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东南非共同市场）通过分析发现，南部和东部非洲地区肥料进口市场呈现寡头垄断格局，仅凭两至五家企业便掌控了国际采购渠道。95这种竞争缺失现象导致2023年加价幅度超过40%，阻碍了全球价格回落向本地市场传导。
市场掌控力可能扭曲国际价格信号向国内食品市场的传导，不仅会加剧通胀粘性，还会造成价格非对称调整。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寡头市场中，企业因担心引发价格战而不愿降价，于是形成易升难降的价格刚性。96这种行为可能引发非对称价格传导：国内食品价格随全球商品冲击迅速上涨，而当国际价格下跌时，却调降迟缓，甚至零调整。自2022年以来，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尽管连续多轮全球性冲击引发食品价格飞涨，但近期商品市场跌势却未在消费价格上得到充分体现。食品进口国开展的实证研究表明，此类非对称性与市场集中度有关联。97–99然而，基于现有实证难以一概而论。例如，Hernández等人（第52页）100指出：“市场集中度与掌控力行使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现有证据往往无法明确证明存在市场掌控力滥用或反竞争行为，需要视具体情境而定。”
3.2.2 2021年至2023年间的食品价格通胀与历次通胀是否相似？
食品价格具有内在波动性，历次通胀往往由需求侧与供给侧冲击共同作用形成。把握供需两侧作用力的差异，是解析食品价格通胀形成机制及其经济影响的关键。需求侧冲击指食品消费需求突发超预期增长。供给侧冲击指食品生产或流通环节中断。88, 101
食品价格通胀可能由需求侧和供给侧冲击引发，但供需两侧冲击的形成机制以及经济影响截然不同。需求侧冲击源于经济扩长、收入提高或消费模式转变等因素，例如疫情期间居家食品消费需求激增。36, 102由于更多消费者竞逐有限供给，此类冲击往往会迅速推高价格。尽管需求拉动型通胀可能来势凶猛，但当消费模式常态化或供给量跟上后，通胀压力通常会随之缓和。相反，供给侧冲击通常源于不利天气事件、地缘政治冲突或能源和肥料等投入品成本骤增。典型案例当属乌克兰战争，这场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谷物和肥料供应，进而引发食品价格持续飞涨。103, 104不同于需求侧冲击“来得快，去得也快”的特性，供给侧冲击往往会引发持续性通胀压力，因为重建产能和修复供应链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周期。
把握供需两侧冲击的差异，是制定有效应对政策的关键。化解需求侧冲击通常需要多措并举，例如开展定向社会援助帮扶弱势群体，或出台临时性免税和价格管制政策抑制过度通胀。另一方面，化解供给侧冲击需要提高国内产能，投放战略储备，或增强贸易弹性，以有效弥补供给缺口。政策制定者只有精准研判食品价格通胀的深层成因，才能有的放矢采取高效对策，缓解对粮食安全和经济稳定的不利影响。
食品价格通胀历来主要由供给侧冲击驱动，这已在近两轮严重通胀中得到充分验证。前几轮通胀期间（例如2007年至2008年和2011年至2012年的粮食危机），食品价格飞涨主要源于农业生产突发受到干扰，诱因多为不利天气事件、供应链阻断或全球市场震荡。105这一模式揭示了农产品供给的内在波动性，即极易遭受天气和贸易政策等因素影响，突发短缺或过剩现象。
然而，本轮食品价格通胀（始于2020年初疫情暴发）却打破了惯常路径，初期呈现需求拉动型特征。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及后续复苏推动了消费需求激增，对本地产食品的需求尤其强劲，原因是出行受限与健康顾虑转变了消费模式。106这种转变导致食品价格出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逐年暴涨，其中需求侧冲击在美利坚合众国通胀峰值期的贡献率超过5个百分点。105
随着供应链中断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特别是乌克兰战争）持续发酵，供给侧因素影响日益凸显，推动通胀压力走向长期化。因此，尽管需求侧冲击在初期占据主导，但接踵而至的供给侧约束令形势愈发复杂，凸显出本轮食品价格通胀中供需两侧冲击错综复杂且彼此交织的特征。供给侧冲击的影响因地而异，对欧元区的冲击力度往往大于美利坚合众国。89, 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