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有着为全球范围内不断增加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提供解决方案的潜力。鉴于任何解决方案都具有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需要从整体上加以解决，因此本章提出了三个基于森林和树木的途径：（1）遏制毁林和维护森林；（2）恢复退化土地和扩大农林业；（3）可持续利用森林和构建绿色价值链。每一项都需要将环境关切与社会和经济需求（包括恢复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并加以平衡；整合各个解决方案以利用协同效应；并减少低效环节，以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包容、更有韧性和更可持续的未来。
3.1 遏制毁林和维护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将有利于气候、生物多样性、健康和长期粮食安全
- ➔ 如果在遏制毁林方面加大努力，那么这个途径可能是减缓气候变化的最具成本效益的行动之一。最近的估计表明，遏制毁林可以在2020-2050年间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每年避免排放36 +/- 2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到2030年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1.5℃以内所需额外减排量的14%。可利用REDD+框架来促进这些行动的实施和供资。
- ➔ 更高效、更具生产力和更可持续的农业粮食体系是满足未来粮食需求的关键，并能够减少对农业用地的需求、维护森林和确保森林为农业系统提供多重效益。预计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增长到97亿人。考虑到膳食变化和其他因素，这意味着粮食需求将增加35-56%，这可能会增加对土地的需求和对森林的压力。
- ➔ 以减少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避免土地利用变化和加强监测为基础的全球防疫战略的成本估计为220-310亿美元。这只是疫情所致成本的一小部分。
- ➔ 为在遏制毁林方面取得进展，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至关重要。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联合倡议可以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而加强对景观方法与供应链治理的综合利用，有望解决土地可持续利用方面的挑战。
在过去60年中，地球上近三分之一的土地面积发生了变化，2000-2018年间近90%的毁林活动与农业有关
随着包括高分辨率数据集在内的更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数据及工具的出现，人们对造成全球土地利用变化背后因素的理解不断提高。随着时间的推移并因地域的不同，导致毁林的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存在相当大的差异，97,98,99,100 其中农业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直接原因。粮农组织最近的遥感调查发现，在2000-2018年间，近90%的毁林与农业有关（52.3%来自农田扩张，37.5%来自放牧扩张）。101 非洲和亚洲超过75%的毁林是由农田扩张导致的。在南美洲和大洋洲，导致毁林的最重要因素是放牧；而在欧洲，则是基础设施和城市扩张。102 其他近期报告调查了潜在因素的作用：例如，Dummet和Blundell（2021）估计，在2000-2012年间，所有热带森林砍伐活动中约有40%是由非法将林地转化为商业农业所致，103 Pacheco等人（2021）强调了土地掠夺在一些毁林活动中的潜在作用。104
还应考虑未来可能导致毁林的各种因素的变化。例如，预计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增长到97亿人。105 考虑到膳食变化和其他因素，这意味着粮食需求将增加35-56%，106 这可能会增加对土地的需求和对森林的压力。
一些涉及农林产品的贸易措施会促发毁林活动。107 尽管世界上若干区域的森林面积有所扩大，但其进口贸易却导致了毁林活动的增加。108 粮农组织的遥感调查发现，在2000-2018年间，全球多达7%的毁林活动都是由油棕种植园扩张造成的，109 这些种植园的产量中约有四分之三进入国际贸易。110
森林在推动全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生计、粮食安全、减轻自然风险以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有关的目标。如果毁林活动持续进行，将产生重大后果，但由于存在一系列不确定因素以及潜在的临界点、阈值和反馈，这些后果难以估计。例如，模型显示，如果森林砍伐面积超过原始森林面积的40%，亚马逊生物群落则可能会跨越一个临界点，过渡到热带草原生态系统，其后果和成本无法轻易评估。111
遏制毁林可能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具成本效益的行动之一
气候变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明确指出，气候变化是广泛、迅速和不断加剧的，只有在这十年中迅速而大幅度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才能防止气候崩溃。112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为将平均升温幅度限制在1.5℃以内（与工业化前时期相比）而制定的所有途径要求人类活动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分析表明，除了各个经济体的快速脱碳外，还需要基于土地的方案来大幅减缓气候变化。113 遏制毁林将涉及自然和改良生态系统的养护、可持续管理和恢复行动，可提供显著的气候惠益及其他好处，包括提高适应力和抵御力。遏制毁林既可以避免在生物质损失过程中的直接排放，又可以维持森林的碳吸收能力，并支持有韧性且可持续的生计。
森林既是温室气体的排放源，又是吸收汇。在2007-2016年间，森林和土地利用（实际上主要是将森林和泥炭地转化为别的用途）的净人为排放量为58 +/- 2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约占全球二氧化碳当量排放量的11%。114 另一方面，森林通过吸收人类活动产生的大部分二氧化碳排放量115 （2007-2016年每年约112 +/- 2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延缓了气候变化。116 这种缓冲能力受到毁林和森林退化的威胁（包括气候变化所致森林退化）。在（目前）缺乏其他成熟的大规模碳捕获技术的情况下，森林维护和恢复是从大气中去除大量二氧化碳的仅有的两个方法。
在某些情况下，毁林是不可逆转的（在其他情况下，恢复可能非常缓慢），这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并突显出将遏制毁林作为气候变化应对手段的必要性。在全球范围内，面临毁林或退化风险的生态系统至少含有2600亿吨不可回收或难以回收的碳，特别是在泥炭地、红树林、原始森林和沼泽中。117 除非采取额外行动，否则在2016-2050年间，仅在热带地区，估计就有2.89亿公顷的森林被砍伐，导致排放169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118 因此，遏制毁林和防止森林退化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从大气中去除二氧化碳的最重要行动之一。
最近对多项研究的评估表明，存在每年通过采取技术手段减少毁林而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31-8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潜力（技术潜力），以及每年通过采取具有成本效益的气候变化缓解行动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16-5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平均 = 3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成本效益潜力（表4）。119 技术潜力是指利用当前技术所能实现的潜力（无论成本如何），而成本效益潜力是估计的潜力。成本高达每吨二氧化碳当量100美元，这被认为是在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所需范围内；成本效益潜力与政策制定和国家规划更相关。因此，与其他部门的缓解方案相比，遏制毁林可能具有显著的成本效益潜力。120 在各项森林方案（减少热带森林砍伐、改善全球森林管理和全球植树造林/再造林）中，减少热带森林砍伐可能占成本效益潜力的三分之二。121 还有人建议，投资于成本相对较低的基于森林的缓解措施将在总体上降低实现全球气候目标的成本，并可能将进一步减缓行动所需的资金腾出来。122
表42020-2050年全球主要森林气候变化缓解方案的年度技术和成本效益缓解潜力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的计算基于Roe等人（2021），并借鉴了Austin等人（2020）和Busch等人（2019）。
Roe, S.、Streck, C.、Beach, R.、Busch, J.、Chapman, M.、Daioglou, V.、Deppermann, A.等人，2021。“用于缓解气候变化的基于土地的措施：各国的潜力和可行性”。《全球变化生物学》，27（23）：6025-6058。https://doi.org/10.1111/gcb.15873
Austin, K.G.、Baker, J.S.、Sohngen, B.L.、Wade, C.M.、Daigneault, A.、Ohrel, S.B.、Ragnauth, S.等人，2020。“用于缓解气候变化的世界森林种植、养护和管理的经济成本”。《自然通讯》，11（1）：5946。https://doi.org/10.1038/s41467-020-19578-z
Busch, J.、Engelmann, J.、Cook-Patton, S.C.、Griscom, B.W.、Kroeger, T.、Possingham, H.和Shyamsundar, P.，2019。“通过在热带地区再造林以低成本方式去除二氧化碳的潜力”。《自然气候变化》，6：463-466。https://doi.org/10.1038/s41558-019-0485-x
生物多样性。正如粮农组织（2019）所详述的，生物多样性对于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供应是不可或缺的。123 据估计，全球115种主要粮食作物中的75%（合计占全球粮食产量的35%）受益于动物授粉，124 其中许多动物生活在森林中。然而，全球生物多样性继续下降，目前的行动不足以确保其养护和可持续利用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125 为了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需要进行变革以解决其根本原因 — 即直接原因背后相互关联的经济、社会文化、人口、政治、制度和技术方面的间接原因。126 毁林对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威胁，因为它导致物种分布的过度丧失，增加了灭绝的风险。127
加强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措施需要大量投资。除了更可持续地管理森林之外，养护森林也是多种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例如，Waldron等人（2020）所作的分析表明，保护占地球表面30%的森林和红树林的成本将需要每年1400亿美元的投资。128 虽然费用高昂，但这仅占目前用于对森林（以及生物多样性）有害的活动的全球政府补贴的大约四分之一（见第4章）。然而，由于涉及复杂的权衡取舍，政府间辩论尚未就在全球层面增加森林保护区是否可行或可取得出任何结论。
水文服务。可持续管理的森林生态系统有助于调节水文循环，并可以减少干旱、水土流失、山体滑坡和洪水造成农业损失的可能性。129 森林提供与水质、水量和季节变化相关的服务的能力与土地利用和管理的变化以及森林与水相互作用发生的时空尺度密切相关。在对世界上230个主要流域的分析中，那些失去原始树木覆盖率50%以上（截至2015年）的流域被评估为具有中高侵蚀风险（88%风险）、森林火灾（68%风险）和水资源压力（48%风险）。130 上游流域的森林调节水流，有助于地下水补给和土壤保持。有森林的流域提供四分之三的可用淡水，131 包括许多可供灌溉区使用的资源。森林养护有助于降低水处理的成本。132
对森林的投资可能是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水资源管理措施。133,134 例如，在印度孟买，森林覆盖率每损失1%，水的浊度就会增加8.4%，导致饮用水处理成本增加约1.6%。135 在赞比亚，通过森林管理减少水库淤积，估计每年可节省1.23-2.47亿美元（每年每公顷1.2-2.9美元），具体费用根据水坝的类型而定。136 减少水库中的淤积也就增加了基础设施的使用寿命、可用性和可持续性，这可能意味着需要建造的水坝减少了。137,138,139
灾害。森林可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缓解灾害的影响。例如，红树林保护了估计价值650亿美元的财产和约1500万人免受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140 现有红树林覆盖的丧失可能会使受灾人数增加28%，被洪水淹没的土地面积增加29%，受损财产价值增加9%。洪涝灾害越严重，红树林在减少风险方面的好处就越显。141
新发传染病。对新发传染病起源的空间模式分析表明，毁林和再造林都与全球范围内导致疾病出现的风险增加相关。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地区是土地利用快速变化、人口快速增长和哺乳动物生物多样性高的热带森林地区（图8）。142 针对此类地区，可采取源头预防和防范措施。森林生态系统改变是导致疾病出现的景观层面的主要因素。143 一般来说，当森林环境发生转变（例如将森林转而用于农业、开设道路、采矿和其他工业活动）时，疾病风险会随之增加。塞内加尔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体内抑制蚊媒病毒 — 基孔肯雅热病毒的抗体处于高水平，是与居住在森林地区附近和金矿开采活动（通常伴随着采矿地点的人员增加以及生态变化）显著相关的。144
图8“热点”地图显示来源于野生动物的人畜共患疾病出现风险的预测分布
资料来源：Allen, T.、Murray, K.A.、Zambrana-Torrelio, C.、Morse, S.S.、Rondinini, C.、Di Marco, M.、Breit, N.等人，2017。“新发人畜共患病的全球热点地区和相互关系”。《自然通讯》，8（1）：1124。https://doi.org/10.1038/s41467-017-00923-8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病原体的溢出、放大和传播主要是由全球化生产和贸易建立的消费模式造成的，这些消费模式导致对热带生态系统的侵占，特别是森林地区（例如作物和畜牧生产、木材、采矿和商品制造）。145 以减少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避免土地利用变化和加强监测为基础的全球防疫战略的成本估计为220-310亿美元，但如果考虑减少毁林以实现碳固存的好处，成本可能会更低（177-269亿美元）。146 这些成本估算比大流行造成的成本低两个数量级，为降低大流行风险的变革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147 除其他事项外，“同一个健康”方法的森林生态系统维度需要加强，以解决导致疾病出现的一些潜在因素（插文6）。
插文6“同一个健康”
森林对人类健康的益处和人们的需求因环境而异，尤其是存在着城乡差异。“同一个健康”是一种综合方法，它认识到人类健康与动物和我们共同的环境的健康密切相关；其旨在确保多个部门的专家、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解决对动物、人类、植物和环境的健康威胁。该方法能够降低疾病传播风险并改善所有人、野生动植物、牲畜和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福祉。迄今为止，“同一个健康”的大多数努力主要用于公共卫生部门，其次是兽医部门；然而，显然同样重要的是，需要通过负责任的土地利用规划以及林业和野生动植物部门及自然资源管理者的更多参与来解决生态系统与健康的关系问题。148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持续监测和监督、数据共享和循证决策对于尽可能减少影响和调整政策至关重要。
在地方和全球以及短期和长期内，将可从遏制毁林和维护森林获得多重好处，包括有助于从COVID-19疫情中实现绿色复苏。这一目标的很大一部分可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实现。如果各部门联合起来优先考虑碳固存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水和其他价值的目标，就可能明确这些目标之间的重大重叠，从而确定提高成本效益的机会。例如，一项联合优先排序活动估计，全球前30%的重点领域将保存现有碳储量、清洁水和物种的约三分之二。149
遏制毁林的应对政策通常包括为森林养护制定激励措施，解决与发展途径、粮食安全和经济需求的潜在冲突，以及为制定更高效的土地利用决定而创造有利条件。下面重点列出一些可用于推进“遏制毁林”途径的政策应对措施。
REDD+战略和行动计划。REDD+战略和行动计划是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创建的框架，旨在指导和奖励发展中国家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的政策和行动的成果，并鼓励森林的可持续管理以及森林碳储量的保护和增加；它可能是遏制毁林、实现气候目标，以及为一些国家提供基于成果的支付的关键机制。在REDD+框架的基础上，各国可以根据《巴黎协定》实现并加强其在缓解气候变化方面的国家自主贡献，许多国家在其最近的国家自主贡献中认识到森林的减缓潜力。REDD+行动还可以与《巴黎协定》第6条（见第4章）提供的碳融资机会联系起来，并与各国实施其国家适应计划的努力互为补充。
为制定和实施REDD+战略和行动计划，就必须采取参与性进程和能力建设，这些又为行动创造了条件，但行动的实施仍需要较大规模。在国家层面，REDD+战略与农业政策之间的更多沟通对于解决导致毁林的因素至关重要，其中许多与商品生产有关。在获得了REDD+方案针对减排的基于成果的支付后，这些经费可用于建立更多有利于森林的农业粮食体系，从而在可持续农村发展和实现气候成果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支持和实施综合可持续土地管理。综合景观治理方法本质上是跨部门的。这些方法旨在使合作伙伴联合起来，提供方向性并促进在地方一级的特定管辖区或景观内采取行动。150 此类方法很复杂，可因当地情况而呈现多种形式。此类方法有五个关键组成部分，是在地方一级减少农业扩张所致毁林活动的最低要求：（1）围绕共同议程建立的多方利益相关者伙伴关系；（2）连贯一致的碳中和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3）土地利用综合规划；（4）共享的监测和信息系统；（5）资助向有利于森林的景观转型。151,152
此外，还需要公共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及包括女性和边缘化社区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以便在制定计划时了解这些不同群体的利益和需求；长期可持续投资和协调的另一个必要基础是清晰、有保障的土地权属（见第5章）。政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提供必要的法律和技术条件，使土著人民、地方社区、小规模生产者、女性、青年和其他弱势群体及其地方社会组织能够管理更大的区域。
加强治理。包括森林和农业生产在内的合法经济活动对实现可持续土地管理至关重要，而加强土地利用规划和治理以及支持执法和问责流程可能是减少农业和森林之间的不利权衡的关键。这包括在农业和木材（以及非木质林产品）价值链的背景下促进可追溯性、问责制和能力建设的创新方法。
插文7全球环境基金的粮食体系、土地利用和恢复影响计划
全球环境基金于2021年11月启动的粮食体系、土地利用和灾后恢复影响计划旨在减少27个国家级项目的粮食生产系统，以及涵盖牛肉、可可、玉米、咖啡、棕榈油、大米、大豆和小麦的8个生产链和价值链的不利影响。预期结果将通过建立可持续的土地利用和农业食品供应系统来实现，以避免或减少大规模的森林砍伐。所有项目都遵循计划性方法，该方法包含三个关键组成部分：（1）开发综合景观管理系统；（2）促进可持续粮食生产实践和负责任的商品价值链；（3）恢复自然栖息地。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21。首页 | Folur. In: FOLUR — 粮食、土地利用和恢复[网络版]。[2022年3月31日引用]。https://folur.org
适应气候变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包括森林在内的生态系统的丧失和退化使人们更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尤其是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153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通过水和温度调节、降低洪水风险、养分循环、授粉、资源供应和文化服务等来增强人们和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及抵御力。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方法可以降低人类、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受气候变化危害的风险，但其有效性会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而下降，这突显出在气候行动中加强缓解和适应措施之间的协同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森林和树木在使人们适应气候变化和增强农业系统、其他经济部门和人类基础设施的抵御力方面的作用日益得到认可，并被纳入国家适应计划。154
提高现有土地上的农业生产力（尤其是小规模生产者耕作），对于遏制毁林至关重要
农业（农田和牧场）与森林及其他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土地竞争与农业粮食体系的技术特征（包括产量和市场）密切相关。在1960-2015年间，农业产量增长了两倍多，155 而同期农业用地面积仅增加了约27%。156 在全球范围内，2014年只需要30%的可耕地面积就可以生产出与1961年相同数量的作物，157 这表明生产力的提高在限制对额外土地的需求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提高生产力的技术有助于将农业生产的增长与农业扩张部分脱钩，但由于过度依赖单一耕作、化肥和杀虫剂，也会产生意外的环境影响（例如土壤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水污染、虫害爆发和温室气体排放）。158 尽管如此，Byerlee等人（2014）发现集约化生产有助于在地方一级最大限度地减少农田扩张和减缓毁林，如果集约化生产满足以下条件时则尤其如此：发生在远离森林边界的地方，是知识和技术驱动而不是市场驱动的，并且酌情根据当地情况进行调整。e,159 在没有旨在限制森林变化的额外措施的情况下，产量增加会导致被毁林的土地产生更多的潜在收入，从而成为今后毁林活动增加的激励因素。
作物和畜牧系统以及各国之间的增产幅度不同。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提高农业生产力方面进展缓慢（部分是由于缺乏资源和技术等原因导致小规模生产者缺乏能力），导致谷物等主要作物的用地面积扩大。160 在这些国家，增加广泛种植的作物和主食的产量161,162 可能是减轻森林压力的一种方式。Mosnier等人（2015；日期不详）测试了喀麦隆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主要作物产量增加对毁林的影响，研究发现前者的毁林活动减少了33%（与基线相比），后者减少了27%。163,164
从部分均衡模型得出的一些全球情景预测，在2030年和2050年，由于产量增加，农田扩张会减少，包括：2030年全球层面的农田扩张将呈净零扩张，其中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每公顷农作物产量增长速度将是历史平均水平的两倍（分别为每年2%和2.3%）；165 2050年，农田扩张将减少21%，产量比基线情景增加20%，同时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会提高。166 几项研究表明，提高农田和养牛场的生产力，再加上适当的市场和公共政策，有助于稳定巴西亚马逊地区的森林边界。167,168 Garcia等人（2017）评估了在巴西亚马逊的一条毁林边界上开展可持续集约化畜牧业的经济和环境可行性f。他们发现，在该市的大中型农场，这种转换在经济上是可行的。169 在全球层面难以评估使单产达到能够限制森林侵占行为的程度所需的成本。Krause等人（2013）模拟了重视森林养护对农业的经济影响，发现生产成本最多会增加4%，这主要是由于增加了对农业生产力的投资。170
然而，将农业集约化g 作为限制未来毁林活动的手段的科学证据仍然有限。171 可能会观察到农业集约化产生积极的协同效应或消极的权衡，这取决于集约化的性质，包括所生产商品的目标市场、集约化实施地点与毁林地带的距离172，以及土地治理的有效性。
因此，尽管改进农业生产技术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解决方案，但仍需要对研发和技术援助进行投资，以提高农业生产力，作为减少毁林的具有成本效益的重要贡献。173 为了实现变革，技术进步必须融入综合方法，包括强有力的土地和森林治理、适当的法律框架和相关执法，以及补充措施，例如大力支持保护区系统和能够公平分配利益并确保生产者赚取足够生活收入的价值链。174
企业越来越多地致力于在价值链中实现零毁林，但需要采取更多行动
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签署有关毁林的承诺，但取得成果的进展落后于目标。越来越多的数据集和研究突显出农业用地扩张和毁林之间的关系，公共和私营部门对解决这种不利权衡的意识和承诺也随之增长。近年来，各国、地方政府、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广泛制定了减少、停止和扭转森林损失的目标，包括通过《纽约森林宣言》、消费品论坛、《阿姆斯特丹宣言》、联合国秘书长发起的“扭转毁林趋势倡议”和最近的《关于森林和土地利用的格拉斯哥领导人宣言》等倡议来设定这一目标。这些文书中的大多数都定义了将农业生产与毁林脱钩的具体目标。
许多企业采取了旨在确保其供应链可持续性的措施，175 例如行为准则、尽职调查、认证计划、排除特定供应商或供应领域、空间监测系统和可追溯性工具。176,177 已经针对特定商品采取了一些举措，例如2006年签署的《亚马逊大豆交易暂停协议》，根据该政策，巴西大豆市场上 90%的公司承诺避免购买近期在巴西亚马逊被毁林的地区种植的大豆。大约500家主要食品零售商、贸易商和加工商现在制定了关于降低其价值链中毁林或森林退化风险的指导方针或承诺。178 做出某种形式的无毁林承诺的公司的市场份额因产品而异，从大豆、牲畜、纸浆和纸张的12%到棕榈油的65%不等。179
数百家公司确定了与毁林相关的商业风险，并相应地采取了减少这些风险的措施。其中，151家公司评估此类风险的财务影响为531亿美元，应对这些风险的成本略高于66亿美元。大约131家公司认为，确保其价值链与毁林无关意味着一个价值356亿美元的商机。180
评估毁林风险的举措也在不断涌现。例如，2019年，碳披露项目（CDP）181 代表其投资者要求1400多家公司就5种森林风险商品（即木材、棕榈油、牛、橡胶和大豆）进行报告，21%（300家公司）遵守了规定。该项目还通过其供应链倡议，代表采购公司要求高森林风险公司供应链中的公司披露气候影响，约60%（399家供应商）遵守了要求。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拥有森林风险供应链的公司的进展似乎很缓慢。最近对全球350家与供应链中毁林有关的最具影响力的公司的评估发现，252家（72%）没有对供应链中的所有森林风险商品做出毁林方面的承诺，117家根本没有做出承诺，并且对于许多有承诺的公司来说，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执行了承诺。182
2021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讨论了农产品与毁林脱钩的问题。在《气候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COP26）上发布了一系列关于毁林的公告，包括财政捐助的重大承诺（插文8；另见第4章）。
插文82021年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以及森林、农业和商品贸易对话
2021年9月，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在行动轨道3“促进对自然具有积极效应的生产”下讨论了将农产品与毁林脱钩的问题，183 随后成立了一个名为“遏制毁林和脱离农产品生产”的联盟。
在《气候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背景下，11个国家和慈善捐助者承诺提供15亿美元来保护刚果盆地的森林。28个国家政府签署了《森林、农业和商品贸易声明》，以实现可持续贸易并减轻对森林的压力，包括为小农提供支持和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管理着棕榈油和大豆等关键森林风险商品全球贸易一半以上的最大私营部门公司中的10家宣布，将制定路线图，以便在缔约方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COP27）之前加强供应链行动。
为促进私营部门提高社会责任，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正在其企业可持续政策中纳入《经合组织 — 粮农组织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一项旨在解决农业部门的风险和发展的全球标准），以便将投资、企业、农业和发展联系起来。
政府可以在遏制毁林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包括采用公私合作方式
公共部门的参与对于增加商业举措的积极影响非常重要，以限制供应链中的毁林和森林退化。生产国政府可以制定有利的法律框架；指导土地利用规划；建立保护区；184,185 确保财政激励措施与森林和农业政策的一致性；改善执法和监测；阐明与改善森林管理相关的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集体权利（另见第5 章）；186,187,188 支持能力发展，特别是针对小农和中小型企业的能力发展；提供有关可追溯性和监管链工具的指导；在商品和服务的公共采购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开发可靠和可访问的信息系统；并建立适当的机制，以避免中小型企业因与毁林风险相关的严格要求而失去市场准入的风险。强有力的监测和为决策提供参考，是改善治理和为土地利用决策提供信息的有利因素，例如使用近乎实时的毁林警报。189
涉及解决毁林和森林退化问题的公私综合方法的倡议正在增加。例如，哥伦比亚为5种商品做出的零毁林承诺以及科特迪瓦和加纳的可可和森林倡议（插文9）。在巴西，2004-2014年间毁林率降低了80%以上，这归功于政府政策（例如加强执法）、供应链干预（包括私营部门就大豆和牛所作的承诺），以及市场条件的变化。190,191 政府也可以采取法律行动，防止特定商品造成的毁林。例如，印度尼西亚对油棕种植园的扩张颁布了暂停令（在2019年9月至2021年9月期间有效），并（在2019年）永久禁止对6620万公顷原始森林和泥炭地开展毁林活动，该禁令对油棕和木材种植园都产生了影响。
插文9零毁林价值链上的公私合作
哥伦比亚的零毁林协议。哥伦比亚政府在其2018-2022年国家发展计划中纳入了为5个农业价值链（即棕榈油、牛肉、乳制品、咖啡和可可）建立零毁林协议的目标。目标是确保到2025年这些价值链中的森林砍伐总量为零。协议涉及5种商品在全国市场中占有的已经很大且仍在不断增长的份额。例如，15家咖啡生产公司占据了全国市场90%的份额，6家公司占据了可可市场85%的份额。该倡议的核心是多方利益相关者平台，得到了价值链上所有类别的参与者的集体参与，包括政府和其他公共实体、不同规模和角色的公司、农民组织、以商品为基础的专业人员协会、研究中心、非政府组织和国际倡议。
资料来源：R. Rodriguez、Ministerio de Ambiente y Desarrollo Sostenible，哥伦比亚，私人通讯，2021年9月22日。
可可和森林倡议。可可生产是西非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涉及约200万小生产者，他们的生计直接依赖于这种作物。喀麦隆、科特迪瓦和加纳生产了全球约68%的可可，但在1998-2007年间，可可生产还造成了约230万公顷的森林被砍伐。在这些国家，正在建立公私伙伴关系，以便通过利用REDD+框架扩大零毁林生产模式，并增加可追溯性和负责任的采购。192 自2017年以来，科特迪瓦和加纳政府以及35家领先的可可和巧克力公司联合起来，消除与可可相关的毁林并恢复林区，同时致力于使其在四个工作领域的行动符合共同责任。科特迪瓦为实施该倡议，采用了一个国家卫星系统来监测森林砍伐情况。2020年，可可和巧克力公司在直接采购方面的可追溯性达到了 82%（加纳）和74%（科特迪瓦）。大约62万农民接受了“在更少的土地上生产更多的可可”和“气候智能型”方面的良好农业做法培训，并且开发了创新的金融模式，包括为科特迪瓦农民接受的生态系统服务支付费用，以及村庄储蓄和贷款协会等集体机制。
资料来源：可可和森林倡议。日期不详。《可可和森林倡议2020年年度报告》。（另见https://www.idhsustainabletrade.com/uploaded/2021/05/NUM_ANG_RAPPORT_ICF_VF1.pdf）。
遏制毁林对农业收入的机会成本是巨大的，据估计，巴西亚马逊地区每年每公顷收入损失达近800美元
与从被毁林的土地上获得农业收入有关的森林养护机会成本，是评估森林增值工具潜力的关键因素。例如，de Figueiredo Silva等人（2018）使用巴西亚马逊合法地区城市的人口普查和毁林数据估计，就农业收入损失而言，减少毁林的影子价格为-797美元，即每公顷受保护森林的年度农业国内生产总值。193 为地方行动者增加森林的经济价值，可以激励他们遏制毁林，而可持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也将有助于遏制毁林。此外，还应努力解决小规模生产者在获得激励和提高生产力方面的限制。解决机会成本的激励措施可能包括支付生态系统服务费用194,195 和补贴改革。196 市场激励措施应与森林养护相结合，并确保为整个供应链提供支持。197,198 Börner等人（2020）的分析表明，尽管土著土地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付费计划在养护森林方面显示出相对较高的有效性，但干预背景很重要。199
关于遏制毁林的成本和收益的实证证据不完整。Rakatama等人（2017）的文献综述估计，平均机会成本为每吨二氧化碳当量11.13美元；交易和实施成本为每吨二氧化碳当量3.39美元；总成本为每吨二氧化碳当量24.87美元。200 估计的直接货币收益是显著的，为每吨二氧化碳当量为17.37美元，因此是森林养护理由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估计值随地点和时间以及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关系而有很大差异，例如，世界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将提高森林养护的机会成本。201 然而，一般而言，遏制毁林可能比毁林后再恢复退化土地更便宜。
可能需要额外的激励措施。根据最近一份关于在实现2014年《纽约森林宣言》所确立目标方面的进展报告，“所有评估指标显示，要么到2030年终止森林损失和相关温室气体排放方面进展不足，要么我们正在进一步远离目标”。202 例如，根据该报告，潮湿的热带原始森林损失远高于《纽约森林宣言》之前的水平，在宣言签署后“平均每年多损失41%”。203 尽管许多公司都签署了毁林方面的承诺，但实现成果的步伐需要加快。
提供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激励计划正在兴起，主要集中在碳方面。自愿性森林碳市场具有潜在的重要意义，尽管最初人们对此热情十足，但增长十分缓慢。随着全球经济体加大脱碳努力，预计到2050年，气候融资投资将增长到60万亿美元（见第4章）。这可能会为基于森林的碳信用创造巨大的机会，因为预计抵消信用的需求和价格将会上涨。REDD+机制还为各国提供了获得基于成果的资金的备选方案。
在某些情况下，森林旅游对于为妇女、青年和其他弱势群体创造经济和就业机会非常重要。调整政策产生的激励效应并提供其他支持以认可森林的作用，有助于制止森林砍伐；此类措施将在第4章中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