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世界森林状况

政策和法律改革对于为地方行动者提供权属保障十分重要。强化并赋权于已有的地方生产者组织及其他社会团体，是恢复和发展有抵御力的地方经济的关键。

世界各地现有超过850万个社会合作组织，它们是重要的社会资本，提供了合作和创新的平台

社会合作团体的宗旨是应对诸如土地管理、水资源、牧场、病虫害综合防治、支持服务及创新平台等事宜。从2003年到2018年，这些团体（在55个国家中）的数量已从50万个增加到850万个。⁴⁸⁸

森林管理领域主要有三类社会合作团体。第一类团体包括：诸如社区森林管理委员会，旨在保护用户权利的社区森林用户组织，以及各种为成员提供商业和金融服务的生产者协会和合作社。20世纪90年代初，在森林政策改革的刺激下，这一类团体在很多国家开始占据显著地位。⁴⁸⁹ 墨西哥成立了约3万个森林用户组织。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自2014年颁布社区森林法令以来，有109个社区森林管理委员会一直在发挥作用，它们现在管理着205万公顷森林。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有45.7%的林地为社区所有，20%的林地由社区管理安排；约有9.8%的农村人口参与基于社区的森林管理，还有8.4%的农村人口参与联合森林管理。印度尼西亚正在实行政策改革，目的是扩大社会林业，以支持社区的森林权属，使社会林业面积从占全国森林资源的不到1%（110万公顷）扩大到10%以上（1270万公顷）。⁴⁹⁰ 基于林业的社会组织在很多工业国也非常普遍：比如，瑞典的24万名森林所有者有近一半是某个森林所有者协会的成员，此类协会管理着共621万公顷森林。

第二类合作团体与社会运动相关。例如，在哥伦比亚、尼加拉瓜和秘鲁，此类团体已帮助推进了加强权利和消除监管障碍的法律改革。⁴⁹¹ 社区林业联盟与森林和农场生产者组织，比如冈比亚、危地马拉和尼泊尔的此类组织，正在逐渐倡导有利于地方行动者的改革。^492,493 以尼泊尔为例，尼泊尔社区林业用户联合会成立于1995年，现有850万左右森林用户，已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致力于在自然资源治理中推动和保护社区及森林用户的权利。⁴⁹⁴ 最近，森林和农场生产者组织联盟利用自身的集体行动能力，努力减轻COVID-19疫情对森林社区及其生产者组织的影响。2021年年中开展的案例研究反映了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厄瓜多尔、加纳（插文31）、马达加斯加和尼泊尔的森林和农场生产者组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⁴⁹⁵

“管辖方法”的出现带动了第三类社会合作团体的发展，此类团体旨在以包容性方式解决毁林和森林退化问题。管辖方法把公私部门在地方一级的行动相结合，来应对景观和价值链方面的挑战。这种方法源自REDD+的相关工作和融资努力，试图将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地方社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团结起来，在地方政治层面致力于保护工作和可持续价值链发展的共同目标。Stickler等人（2018）的研究确定了（12个国家中）39个管辖区，涵盖了全世界28%的热带森林，它们承诺通过管辖方法落实低碳排放的发展议程。⁴⁹⁶ 该研究分析的所有倡议中，19个管辖区的毁林率比次国家森林的预计参考水平有所降低。⁴⁹⁷ 多项旨在执行REDD+并推动综合发展和可持续景观的倡议和项目现在宣称已采用了管辖方法。例如，巴西马托格罗索州的绿色增长战略在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之间开展合作，以实现零毁林和消除森林退化现象。该战略涉及“生产、保护和包容”三个方面，旨在提高农业商品产量、保护自然资源（包括到2030年减少约60亿吨温室气体）以及将小规模生产者和土著人民纳入经济发展中。⁴⁹⁸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也有类似的以集体行动为重点的倡议。例如，2018年9月在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和亚齐省发起的可持续生计联盟，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几家食品公司。⁴⁹⁹

地方生产者组织及其他社会合作团体对于推行三种森林途径至关重要，但需要获得支持。对于此类团体等社会资本的投资往往能提升组织成员的地方主导作用，实现在外部支持结束后仍可持续的进程，并为森林状况和生计带来积极成果。有些国家政府设立了针对小规模生产者、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的财政计划和政策，就如何推广上述做法提供了洞察。危地马拉政府十年里投资了超过2.15亿美元，支持小规模生产者建设小规模人工林、建立农林复合系统和开展可持续森林管理（插文32）。厄瓜多尔政府的“森林伙伴”计划向提供可持续森林管理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森林社区支付现金，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和环境成果，包括减少了毁林，恢复了生态系统和提高了地方收入。再如，中国在多种混合景观中实行的退耕还林工程（插文33）将地方和公共部门行动者的相互支持的扶贫、社会保护和林业目标结合在一起，表明了建立在社会资本基础上可以带来多重好处。国际示范林网络是一项国际倡议，通过对地方社会资本的投资来推动基于森林的发展（插文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