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如今由世贸组织打造的粮食和农业贸易政策环境，抑制了不公平做法，减少了不确定性，促进了国家之间的协调。多边框架也为区域贸易协定提供了依据。多边和区域自由化都有助于扩大全球贸易。
- ➔ 目前，区域贸易协定呈现深层次发展，着力解决市场准入问题，促进监管统一，并纳入粮食和农业领域。也因此，有人开始担忧多边合作是否在不断减弱。
- ➔ 区域贸易协定通过促进价值链发展等方式创造收益。然而，低收入国家面对复杂的贸易条款，谈判和实施能力均十分有限，在贸易一体化进程中可能处于不利地位。多边贸易改革能在全球范围内提高收益，是促进市场准入、推动普惠性经济增长的最有效方式。
- ➔ 贸易产生的环境外部效应如果是局部性的，可以通过贸易政策与国家监管来解决。如果是全球性的，如温室气体排放，单边甚至区域性行动都不会奏效。尽管难以磋商和实施，但只有多边协定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的环境外部效应。对于那些考虑到此类外部效应社会成本的政策，贸易规则可以扩大其影响力。
粮食和农业贸易政策情况
自二十世纪后叶以来，全球化逐渐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中低收入国家开始参与国际市场。20世纪50年代起，与非成员相比，《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成员间建立了更多的贸易连接，相互联系日益紧密。av, 250, 251 粮食和农业贸易也出现类似趋势（见第1部分）。
与此同时，全球粮食和农业贸易网络构架开始去中心化发展，区域集群内部贸易逐步向外拓展。比较优势、贸易政策和贸易成本造就了贸易地理（第2部分）。总体而言，全球化和区域化在各自深入发展的同时相辅相成。各国在《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框架下谈判制定全球贸易规则，但区域贸易协定通常也补充和强化了全球贸易规则。
《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多边谈判
《关贸总协定》订立于1947年，旨在削减贸易壁垒，消除一战以来处于主导地位的歧视性贸易政策，建立有序透明的国际框架，促进全球增长和贸易发展。252 该战后贸易体制主要促进了工业化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快速增长。《关贸总协定》规则适用于农业，但存在严重漏洞，导致出现进口配额和出口补贴等制造业通常不允许实施的措施。253 富国通过实施补贴保护本国农业，严重扭曲全球农产品市场，破坏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生产者的贸易前景。直到乌拉圭回合谈判（1986-1994年，决定建立世贸组织的《关贸总协定》会议）和世贸组织《农业协定》于1995年1月正式生效，农业贸易才被正式纳入贸易自由化进程。
《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为各国定期举行会议，解决争端，监督涉及贸易的政策调整提供了平台。254 非歧视原则是世贸组织最基本规则之一，减少了对全球市场造成的扭曲。aw 关于加入《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对商品贸易的影响方面，相关实证内容不一，而且极少涉及对粮食和农业贸易的影响。ax 一项研究显示，1980-2004年，《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成员农业贸易量可能翻了一番。粮食和农业进口关税降幅虽不及其他经济领域（见第2部分，图2.4），但农产品补贴限制和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协调工作推动减少了不确定性，可能对扩大贸易做出了贡献。255
世贸组织框架能够遏制出口补贴和低价倾销扩大市场份额等不公平做法，促进良性竞争。世贸组织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透明度机制，促进可预测性，通过提供灵活性条款和过渡期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相关机制，切实支持发展中国家实施《贸易便利化协定》、降低贸易成本。256
《关贸总协定》主要关注通过降低贸易壁垒改善市场准入，而世贸组织则深入推进改革进程，制定了国内（边境内）政策，比如监管和知识产权。257 特别是《农业协定》纳入了关于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出口竞争等规则的条款，明确提出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特殊和差别待遇。世贸组织各项协定有助于成员采取措施保护公众、动植物检疫和环境（见第3部分）。
监管政策不仅须遵循非歧视原则，还必须具备透明度，不对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限制。《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中的许多非关税措施都适用于粮食和农产品，相关监管措施应以科学实证为基础（就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而言），且遵循良好监管实践做法。为确保监管措施不造成不必要的贸易障碍，理想情况下监管措施应采用国际标准。258, 259
虽然《农业协定》等世贸组织协定推动实现更加自由、公平、可预测的贸易，但在改善规则方面取得的进展却十分有限。多哈回合于2001年启动，然而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该多边谈判却陷入停滞，参与谈判的各成员就农业相关议题持不同意见是造成谈判停滞的原因之一（见插文4.1）。260, 261
插文4.1保护粮食和农业的政治经济
政府出于多种原因对农业进行保护，但出于保障粮食安全、维持一定的农业生产收入使之与其他经济领域收入趋势保持一致的目的保护农业使得农业贸易政策和国内支持成为极度敏感的议题。国家在推进结构转型的过程中，经济活动会从农业向更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工业和服务业转移。因此，农业的地位也是各国处于不同发展阶段需要对农业进行保护的原因。
在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农业的相对重要性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降低。农业人均生产力提高意味着投入更少的人力便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劳动力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快速发展的非农领域转移，寻求更好的经济机会，而农业在总就业中的比重逐渐下降。城市化日渐深入，收入提高的同时，人们对加工产品与服务的消费增加，粮食需求增幅减小。这些都导致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在结构转型进程后期，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较小，农业人均生产力与其他经济领域持平。
今天的高收入国家用了100多年才实现结构转型。而对于韩国等国家，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和服务业经济所用时间显著减少。343 经济学家指出，对农业进行保护并不具备效率，对于在非农领域具有比较优势且快速增长的经济体而言，反而会对结构转型造成阻碍。确实，十九世纪时，由于粮食进口价格较低，自由贸易促进了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推动了当时的英国实现了结构转型。1965至2015年间，韩国通过进口粮食实现了经济转型。如果韩国没有对其农业进行保护，更多地进口粮食，实现结构转型用时还会缩短。344
然而，非农产业经济不能迅速增长时，结构转型可能会加重城乡经济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特别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不足时。结构转型进程中农业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给政策制定者带来重大社会挑战。虽然随着经济的增长，绝对贫困率会下降，但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会导致政治局势紧张。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当经济增长缓慢，而劳动力退出农业较为困难时，贫困发生率可能会增大。
增大投资，发展教育，采取措施维持劳动力市场良好运转，从而帮助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其他经济领域就业，这些方法都将有助于解决问题。然而，这些都需要时间。而且历史上采取相关措施的目的是在国际竞争中对农业产业提供保护，支持农业收入。345 例如，美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完成农业与非农经济的整合。346 确实，在结构转型背景下进行分析时，贸易政策可被视作对不同社会群体需求进行平衡的政治过程的成果。
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正在走结构转型之路，保护农业和支持农民的需求会因城乡收入差距、农业产业规模、贫困和粮食安全因素而增加。在此背景下，通过国内支持和贸易政策解决城乡收入不均的问题和保障粮食安全十分具有挑战性。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价格进行调控，建立用于粮食安全目标的公共储备的做法引起了争议。
一些国家认为，调控价格会扭曲贸易，因此应与世贸组织规则保持一致。另一些国家，特别是实施大规模粮食援助计划的国家则认为世贸组织纪律限制了其提供公共产品和对收入进行二次分配的政策工具。347, 348
随着发展的深入，社会发展侧重点和政策需求都会发生变化。政策制定者需要为平衡各方需求、实现多重目标、应对全球挑战提出解决方案。今天，大多数人进一步认识到经济、环境和社会福祉之间的相互联系，并高度重视全球化的成果。贸易等经济活动中有赢家也有输家，且影响力巨大，还可能产生负面的环境或社会外部效应。在粮食和农业领域，虽然贸易政策和国内支持主要实现的是各种经济目标，但也被视作创造环境效益349 或推动健康膳食350 的工具。
当前就调整农业支持和贸易政策的讨论，为如何利用国际市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辩论提供了新维度。不论如何，如果只使用当前的贸易政策工具，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成本会很高，而且也不够充分，特别是贸易政策无法直接对外部效应来源产生影响时。应采取针对性政策解决减缓气候变化和改善营养等挑战，即采取能够直接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选择的政策。351
2015年，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在内罗毕举行，成员就消除农业出口补贴形成一致意见，制定《贸易便利化协定》，并于2017年2月正式生效。然而，市场准入、粮食安全公共储备待遇和农业国内支持等若干涉农领域仍在讨论之中。世贸组织成员几乎涵盖世界上所有国家，体量庞大，情况各异，再加上成员经济实力不断发展变化，达成共识难度大，特别是谈判议题日益复杂化，比如贸易对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的影响的相关关切。262, 263
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
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僵局，而区域贸易协定得到快速发展。264 区域贸易协定对参与国家数量有限制，以各国战略利益为重，因此更有针对性。多边谈判参与国家众多，各方所持意见均不相同，难于取得共识，相比之下，区域贸易协定达成共识的难度小很多。世贸组织在推动各国统一国内监管举措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而许多区域贸易协定则推动缔约国进一步参与一体化。265, 266
已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快速增长（见插文1.2），267 同时区域贸易协定条款（具有法律约束力）所涉及的政策领域平均数量也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8个政策领域稳步增长至2010至2015年期间的17个以上政策领域。268 被纳入区域贸易协定的农业产业数量似乎也在增多。近期一份研究对54份区域贸易协定进行分析后发现，农业逐渐得到与其他产业类似的待遇，但许多协定中个别条款仍将部分农产品排除在外。269 就农业而言，区域贸易协定可通过统一非关税措施推进一体化进程，技术和食品安全标准以及国内监管等都是多边谈判乏善可陈的领域，世界各国在这些领域存在广泛分歧。270 不过，区域贸易协定通常不能解决（可能扭曲贸易的）农业国内支持。271
根据区域贸易协定的定义，缔约国之间相互提供特许条款，而将其他国家排除在外。人们担忧这一安排会破坏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制中最基本的非歧视原则。ay, 272, 273 区域贸易协定给予成员的优惠待遇会促进缔约国之间开展贸易，同时使与非缔约国的贸易发生转移。由此可能导致低效率，甚至全球贸易以相互竞争的国家集团为单位的细碎化，妨碍全球一体化进程。274, 275
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增加，且多有重叠（见插文4.3 举例），因此有人认为可将区域贸易协定用作多边贸易改革的铺路石。然而，由于各协定、贸易伙伴和产品的关税、非关税措施和原产地规则az, 276 等都不相同，内容重复的区域贸易协定对合规性和透明度构成重大挑战，甚至可能导致不同的贸易国家集团监管标准出现冲突，增加贸易成本。277, 278, 279, 280 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和实施都需要大量资源，可能会超出许多国家的承受范围。281
研究发现，区域贸易协定对贸易的影响有好有坏。282, 283 一项研究分析了60多份协定探究区域贸易协定对农业贸易的影响，发现缔约国间农业贸易增幅大于非农业贸易。研究认为，这是由于区域贸易协定生效前对农业的保护水平较高的情况下，自由化产生的收益更大。而且，视协定具体内容和过渡期长度，区域贸易协定产生的效果也不同。284
区域贸易协定对贸易的影响取决于协定条款和参与国特点。285 近期缔结的贸易协定不再强调市场准入，而是关注国内监管问题，包括广义上的国内政策协调。286, 287 许多区域贸易协定不再单纯追求较为传统、浮于表面的贸易自由化议程，而是推进深度的一体化发展。这类协定追求经济目标，订立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成果条款，因此往往更加复杂（见第3部分）。288, 289
就深度区域贸易协定对贸易的影响而言，相关实证内容不一。一项研究显示，深度贸易协定能够促进贸易发展，而且由于竞争和机制化等对全球价值链有特殊重要意义的国内政策得到改善，不会像传统区域协定那样导致贸易发生转移。290
对2002至2014年期间96个国家缔结的深度贸易协定影响的分析结果显示，缔约国商品贸易最高增加44%，远高于单纯采取优惠关税措施的传统贸易协定。缔约国调整监管措施，促进竞争，优化海关程序，能够抵消优惠关税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此举还能惠及非缔约国。291, 292 虽然区域贸易协定中遵循世贸组织职责和改善机构质量的贸易条款总体而言都要促进贸易，但在世贸组织职责范围外的更深入条款则无需如此。293 也有人担忧特殊利益和游说集团参与深度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会对效益产生影响（插文4.2）。
插文4.2深度贸易协定
世贸组织于1995年成立之初，削减关税，促进贸易，建立国际贸易体制规则。在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区域贸易协定数量显著上升，引发了关于多边主义未来的担忧（见第1部分，插文1.2 和图1.12）。贸易自由化进程加速推进，大多数区域贸易协定主要关注缔约国市场准入和进口关税削减问题。同时，包括1994年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少数协定超越了市场准入问题，纳入了环境和劳动力等议题。近年来，贸易协定不仅仅只关注市场准入问题，而是着眼于贸易深度一体化进程，高度重视非关税措施和国内监管措施的统一。
贸易协定发生由浅入深转向的原因由多个维度构成。有的国家可能认为，在全球化逐渐发展数十年后的今天，传统贸易协定所能创造的收益已经穷尽。全球价值链重要性凸显，深度贸易协定能够促进对多重各类标准的合规性，降低贸易成本。此外，消费者逐渐认识到其购物选择对外国的影响，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人们越来越关心环境和社会问题，因此国内产品须遵守的环境和劳动标准十分严格，不得不面对与来自低标准国家进口产品的竞争（见第3部分）。有的国家可能为了促进国内经济改革而签署深度贸易协定。352
深度贸易协定的关注重点转向非关税措施，总体上促进各缔约国统一做法和流程，从而降低贸易成本。353 这类协定转向境内，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标准、竞争政策、环境议题、劳动权等各领域的合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深度贸易协定拓宽了世贸组织纪律，或者说走出了世贸组织设定的规则。近年来，有的协定专门成立机构对缔约国监管部门相互协调进行监督。比如，欧盟与加拿大《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监管合作论坛（见第3部分）。由于深度贸易协定对国内政策有一定影响力，在某些情况下引发了民众的强烈反对。近期一份研究探讨了全球化冲击如何激化反贸易情绪并对选民反对贸易开放造成影响。354
没有证据显示深度贸易协定对全球粮食和农业效益造成影响。不过，深度贸易协定的效益影响确实较难衡量。许多低收入国家可能不具备参与复杂谈判、改革国内政策、建立实施工具、符合发达经济体监管标准的能力。
标准等非关税措施的谈判进程也十分重要。关注市场准入问题的浅层贸易协定谈判通常不会重点谈及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因为出口商的游说集团可以抵消进口竞争游说集团所发挥的作用。由此一来，还能提高效益。就深度贸易协定而言，应密切关注各缔约国特殊利益集团的一致性程度。深度贸易协定推动产品标准统一的成果取决于缔约国特殊利益集团是保持一致还是互为冲突。例如，如果减少监管，所有的企业都可从中获利，所以各国工业利益可能是一致的，而这可能会对效益产生负面影响。355, 356 分析结果显示，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最终未达成协定）谈判背景下，特殊利益集团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在传统贸易协定中的参与。357
在贸易谈判中，农业始终是具有争议的领域。农业直接关乎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健康、文化和传承，所以农业贸易谈判一直有争议。除了生产成本方面的影响，粮食和农业标准的差异也会引发进口国对食品质量安全的担忧。
例如，对美国贸易代表收到的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谈判有关的材料进行分析发现，工业利益集团对谈判几乎没有反对意见，只有与企业利益不一致的农业领域存在冲突。358
英国脱欧后，英美两国就贸易协定展开的讨论也体现出双方在粮食和农业标准方面的观点大不相同。美国对生产者的监管要求相较而言不那么严格，因此英国生产者和消费者对英国可能进口美国粮食和农产品表示担忧。他们主要担心的是生产成本和食品质量安全问题。而美国生产者则认为额外的监管为生产过程带来不必要的负担，而且也缺乏理据。359
英国脱欧前，主要从欧盟成员国进口猪肉和禽肉。现在从美国进口禽肉来填补进口空缺的可能性引起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担忧。美国强制所有生产者对鸡肉进行抗菌剂淋洗处理（减少病原体处理），杀灭潜在有害病原体。有人提出关切，依赖最终淋洗环节保障食品安全的做法不利于价值链全链的高标准化。该做法加上规模经济效应，能够降低生产成本。360 进口美国鸡肉可能会给英国农民收入带来负面影响，但英国消费者却会因相对低廉的鸡肉价格而受益。不过，英国消费者认为美国进口鸡肉质量较低，对食用经过抗菌剂淋洗处理的鸡肉不放心。抗菌剂淋洗的做法是安全的，但是通过价值链中单一控制点确保食品安全的做法会引发消费者担忧万一该控制点失效食品安全将面临的风险。361
政府推进全面深度贸易协定谈判的力度似乎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一个国家越富裕，贸易协定就越深入。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条款通常建立在世贸组织现行政策之上，因此参与的世贸组织成员数量越多，协定就愈加深入。确实，世贸组织成员缔结区域贸易协定，似乎不是为了破坏或绕开规则，恰恰相反，是将多边体制中的贸易促进政策引向深入。294, 2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