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尽管人们希望全世界能够在2021年摆脱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带来的影响，粮食安全状况开始改善，但饥饿问题在2021年进一步加剧。这一年，全球饥饿人口增加，表明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的不平等现象加剧，原因在于经济复苏不均衡以及受疫情影响最严重人群的收入损失尚未恢复。
- ➔ 自2015年以来，食物不足发生率保持相对不变；但从2019年到2020年，食物不足发生率由8.0%上升到9.3%，2021年升幅虽然放缓，但仍攀升到9.8%。2021年，共有7.02亿到8.28亿人陷入饥饿。自COVID-19疫情暴发以来，这一数字已增加约1.5亿，其中2019-2020年间增加1.03亿，2021年增加4600万。
- ➔ 预计到2030年，全世界仍将有近6.7亿人面临饥饿，占世界人口的8%，与2015年启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时的水平相当。
- ➔ 继2020年急剧增加之后，全球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在2021年基本上保持不变，但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有所加剧，进一步表明本已深陷严重困境的人群处境在不断恶化。2021年，全世界约有23亿人处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11.7%的全球人口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
- ➔ 2020年，全球估计有22%的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6.7%消瘦，5.7%超重。农村地区、较贫困家庭以及母亲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儿童更容易出现发育迟缓和消瘦。城市地区和富裕家庭儿童超重的风险更高。
- ➔ 纯母乳喂养稳步推进。2020年，43.8%的六个月以下婴儿实现了纯母乳喂养，比2012年的37.1%有所上升，但必须加快进展速度，方能实现2030年目标。农村地区、较贫困家庭以及母亲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女婴更有可能接受母乳喂养。
- ➔ 2019年，在全球范围内，近三分之一年龄在15-49岁的女性（5.71亿）贫血，自2012年以来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贫血影响更多的是农村妇女、贫困家庭妇女以及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妇女。
- ➔ 2020年，近31亿人无力负担健康膳食。这比2019年增加了1.12亿人，原因是COVID-19疫情的经济影响和抗疫措施造成消费者食品价格上涨。
- ➔ 近期的进展挫败表明，在减少饥饿、粮食不安全和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方面，政策不再能实现边际收益递增。经济脆弱国家的政府在农业粮食体系转型方面也面临财政限制。各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当前采取的粮食和农业支持措施。
- ➔ 2013-2018年间，全世界对粮食和农业的支持资金年均约为63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针对农民个体，包括贸易和市场政策以及主要与生产或不受限制地使用可变生产投入相关的财政补贴。这些支持措施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市场，而且没有惠及到许多农民，对环境造成了破坏，也没有促进营养食物的生产。
- ➔ 对农业生产的支持主要集中在主粮、乳制品和其他富含蛋白质的动物源食品上，特别是在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大米、糖和各种肉类是世界范围内获得激励措施最多的农产品，而水果和蔬菜生产者总体上得到的支持较少，在一些低收入国家甚至不鼓励生产。
- ➔ 贸易和市场干预措施可能成为提供营养食物的贸易壁垒，破坏健康膳食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在许多国家，财政补贴增加了主粮及其衍生产品的供应且降低了价格，却也阻碍了水果、蔬菜和豆类等无补贴或补贴较少商品的消费，并使后者的价格相对更为昂贵。
- ➔ 增加消费者获得营养食物的机会可以借助多种措施，例如巧妙地利用实证、促进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立足各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机构能力，并考虑到世贸组织现行规则下的承诺和灵活性，调整现有公共支持等。这将有助于降低健康膳食成本，提高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可负担性，这是实现健康膳食的必要条件，尽管还不是充分条件。
- ➔ 在调整公共支持以期降低健康膳食成本时，政策制定者要着力避免可能出现的不平等状况，防止农民由于资源限制无法生产营养食物而陷入不利境地。为避免牺牲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必须采用低排放强度的技术来生产营养食物，并且需要根据膳食指南，减少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排放强度高的产品。
- ➔ 在低收入国家，以及在农业对经济、就业和生计至关重要的一些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政府需要增加支出，优先考虑提供更能整体性支持粮食和农业的服务。这一点对于缩小营养食物的生产水平差距至关重要，同时还能创造收入，提高健康膳食的可负担性；但这也需要实质性投入发展资金。
- ➔ 仅仅调整目前对粮食和农业的公共支持是不够的，必须辅以支持性农业粮食体系政策来培育健康的食物环境，赋权消费者选择健康膳食。需要制定社会保护和卫生系统相关政策，以减轻支持调整后对最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造成的不利影响。还需要制定环境、卫生、交通运输和能源系统政策，以加强在效率、平等、营养、卫生、减缓气候变化和环境等领域调整支持措施的积极成果。
- ➔ 政治和社会环境、治理、权力（不）平衡以及利益相关方的利益、理念和影响力差异也会影响这种调整能否取得成功。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国情各不相同，调整政策支持的努力将离不开地方、国家和全球各级强有力的机构体制，还需要吸引和激励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国际组织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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