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0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2019冠状病毒病全球大流行。自那时起，世界被一种已经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和数千万人患病的疾病所震撼。1在短短几周内，由于紧急实施了防止病毒传播的措施，世界经济遭受了急剧收缩。这导致高度依赖贸易的部门受到重大影响，包括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在区域层面，区域渔业机构报告，与监测、控制和监督捕捞活动、渔业和水产养殖研究和管理相关的活动受到了负面影响。大多数国家和区域经历了水产品产量、就业和价格的严重下滑。据报告，由于实体会议、培训课程和研讨会的推迟，渔业管理决策和能力建设方面出现困难（粮农组织，2021o）。中国、欧洲、日本和美国这四个主要的水产食品2市场，受到疫情严重打击。关闭边境（通过旅行限制和中断进口）影响了依靠水产品2出口获取外汇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粮农组织估计，有30亿人无法负担健康的膳食，若冲击使人们收入减少三分之一，则此类人数将再增加10亿（粮农组织，2020a）。事实上，疫情已经对生计、就业、粮食安全和营养构成了重大挑战。接种疫苗和疫情响应政策使全球经济在2021年出现复苏，水产品贸易和消费增加（粮农组织，2021p）。在新冠疫情的推动下，人们对家庭烹饪、食品配送服务和电子零售渠道的兴趣继续扩大（贸发会议，2022），但是考虑到仍需采取后续限制措施针对新型变异毒株，该部门将如何重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和面对未来，存在不确定性。
供应链中断及相关风险
由于封锁，整个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遭受严重破坏。诸如新冠疫情之类的外部冲击在过去从未如此迅猛，对全球消费者行为和贸易的影响前所未有。这场疫情揭示了水产食品系统在需求和供应两方面的脆弱性（粮农组织和世界渔业中心，2021）。在欧洲国家，在短期内，易腐食品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和（或）废弃，而在中期内，由于生产和运输能力下降，重新进货的能力受到限制。消费者从餐饮服务转向零售，导致餐饮服务产品供应过剩，而零售产品短缺，继而影响价格（Kent，2021）。在许多国家，至少在疫情出现的最初几个月，流动限制完全扰乱了渔业和水产养殖供应链，随后大家才逐渐认识到该部门必不可少，并采取了一些举措使其重新走上正轨。流动限制意味着基本生产投入品，如饲料和种苗，不能如期到达养殖场。中美洲的虾和罗非鱼养殖者见证了当地和国际市场需求下降75%。所有这些情况导致该行业陷入瘫痪，经历了过度养殖和不可预见的投饵和冷冻成本，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影响，导致一些生产单位停业（中美洲渔业和水产养殖组织以及中美洲一体化体系，2020）。
疫情对水产食品系统的影响有所不同，取决于物种、市场、消费者需求、劳动力结构以及政府和行业的适应能力（图67）。一般而言，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供应链特别容易受到新冠疫情限制措施的影响（粮农组织，2021q）。特别是在非洲和南亚，在新冠疫情之前，这些供应链已经受到冷藏和加工能力不足、运输基础设施较差、投入品市场脱节和（或）供应商资金不足的制约。相比之下，大规模纵向一体化供应链受到的影响一般较小，因其更有能力控制投入和产出的交付。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部门很容易受到涉及工人流动的限制规定以及投入品供应和运输中断的影响（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2021）。在南亚和东南亚，粮农组织与亚太区域渔产品销售信息及技术咨询服务政府间组织进行了一项调查，其初步结果显示，新冠疫情和封锁极大地影响了各国的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者。这些限制措施扰乱了供应链和市场，阻碍了商业运作，影响了就业，维持了某些不平等现象，如两性参与问题，并导致了家庭收入的波动以及政府税收和外汇的减少（粮农组织和亚太区域渔产品销售信息及技术咨询服务政府间组织，即将出版）。
图67 新冠疫情危机中出现的破坏、适应和纾困战略及经验教训的案例
经营者和市场正在缓慢恢复，但货运成本上升、新的边控程序、船运集装箱供应减少、大型国际港口的瓶颈和新型变异毒株风险等因素抑制了中期前景（粮农组织，2021p）。作为一个整体，水产食品系统设法适应并保持产品和供应的流动，但许多企业已经倒闭或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粮农组织和世界渔业中心，2021）。
工作、性别和粮食安全
疫情影响了工作、收入和相关购买力（粮农组织和世界渔业中心，2021；Béné等，2021）。全球五分之四的劳动者经历了部分或完全失业或居家办公（Tooze, 2021）。这加剧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无法获得充足食物的状况，使他们的粮食安全成为一个巨大而持久的问题。低收入国家对这种收入冲击格外脆弱，尤其令人担忧，在这些国家，许多人无法获得满足基本能量需求的膳食（粮农组织，2021q）。
多项研究一致认为，冲击对弱势和边缘化群体的影响尤为严重，新冠疫情也是如此。3低收入家庭、小规模经营者、妇女、婴幼儿、老人、残疾人、土著人民、难民、移民、流离失所者和少数民族在世界各地遭受疫情不利影响的风险更大。季节性移徙的小规模渔民和渔工受到旅行和住宿禁令的影响（Sowman等，2021）。船组人员的变化和岸上服务的减少影响了海员，包括受雇于远距离工业化渔船的移徙工人（Vandergeest、Marschke和MacDonnell, 2021）。许多加工、收获和销售行业从业人员失去了工作（Alam等，2022）。此外，在渔船上工作并从事收获后的处理、包装和加工，由于空间缩小和湿度问题，会导致工人之间病毒传播和疫情爆发风险增加（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2021）。
在受封锁影响最严重的部门中妇女的就业比例相对较高，导致妇女就业率的下降水平高于男子（粮农组织和世界渔业中心，2021）。Yuan等（2022）调查了中国水产养殖价值链上家庭生计受到的影响：由于工资降低和业务收入减少，家庭收入大幅下降（例如，所有鲶鱼种苗生产者的收入下降超过50%），30%-40%的被调查养殖者遇到了家庭经济困难；此外，由于学校停课，妇女面临着照顾和教育孩子的更大负担，并承受着维持家庭基本生活条件的额外压力。如果将一级和二级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考虑在内，妇女占劳动力的一半（粮农组织，2020a）。然而，尽管她们在整个价值链以及家庭生计和营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她们在行业中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此外，二级部门受疫情的打击尤其严重，而这正是大多数妇女工作的地方。另一方面，不可低估的是，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妇女也成为了变革的推动者和领导者（粮农组织，2020j，2021r；Misk和Gee，2020）。在许多情况下，妇女们团结起来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制定应对策略，她们利用自己的技能、知识和网络来制定创新的解决方案并相互支持（世界渔业中心，2021）。与全球层面的所有部门一样，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需要共同努力，防止疫情使实现性别平等的进程出现倒退（Turquet和Koissy-Kpein，2020）。为此，制定适当的性别敏感型缓解战略至关重要，这些战略针对经济和卫生问题，提高渔业和水产养殖从业人员的抵御能力（粮农组织，2020c）。
适应战略
整个世界和行业（不论规模大小）都没有为这种冲击做好准备。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企业已经设法进行调整和创新。一些小企业已经能够通过使用电子商务平台和改变业务运作来进行调整和实现生存（Stoll等，2021；Witteven，2021）。整个拉丁美洲的小规模渔业组织采取了创新方法，使其产品商业化。例如，他们在智利、秘鲁、巴拿马和尼加拉瓜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设立了临时销售点，小规模水产养殖者采用了电子商务和送货上门的方式宣传和销售他们的产品。直销已发展为应对其他市场关闭的新型和新兴市场。在马来西亚，在线鱼类配送中介机构MyFishman.com帮助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中小企业通过订购和配送服务进行鲜鱼销售，从而减少了传统市场以及与消费者的直接接触（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2021）。一些变化似乎将会持续下去，有迹象表明新冠疫情可能有利于行业整合（Simeon，2020）。
在南亚和东南亚，小规模渔民、水产养殖者和基于渔业的企业经营者以各种方式进行应对，采取的方式取决于限制措施的水平、政府支持（或缺乏支持）以及他们自身的抵御能力和创新。总体而言，他们的企业普遍经历了衰退。但是，通过家庭收入多样化或以其他农业活动替代、将经营成本精简至最低限度、接受在线营销和直接配送，抵御能力得到了强化。这种业务运作方式的转变正在为小规模渔民、水产养殖者和基于渔业的企业经营者带来新的机遇，使他们与消费者形成更加密切和直接的关系，能够探索新市场和新产品（粮农组织和亚太区域渔产品销售信息及技术咨询服务政府间组织，即将出版）。
区域渔业机构提供的缓解战略包括在监测、控制和监督活动中更多使用强化电子监测工具，制定专门的渔船登船检查程序，采用在线会议形式，制定在线决策程序，在线销售水产品，支持将鲜品加工为水产食品的增值过程（粮农组织，2021o）。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启动了国家供需平台，将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者与加工者和购买者联系起来，根据需求精简生产，将剩余产品进行冷冻和冷藏，并推动国内和国际贸易（Alam等，2022；FAO，2021s）。
政府支持措施
为了控制封锁和其他限制措施的经济影响，政府对家庭、企业和市场的支持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程度。各国的中央银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称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做出了回应，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干预措施来维持政府债务和银行稳定（Tooze, 2021）。
为应对疫情影响而采取的措施是多样和复杂的，反映出所处理问题的复杂性、优先次序以及各国的能力和资源。这些措施涉及健康、社会、经济、教育和环境等方面。根据Love等（2021），水产食品系统主体和机构应对措施的主要目的是：1）保护公众健康，包括渔业部门工人的健康；2）支持那些因疫情而致使企业、工作和收入受到影响的人群；3）维持对消费者的水产品供应。
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支持包括为小规模经营者提供软贷款和无息贷款、减免税收和许可费、提供燃料补贴以及暂时中止信贷义务。在英国，支持的形式包括收入支持、工作保留计划、反弹贷款和所得税递延；还有一些非国别措施，如苏格兰的海洋渔业困难基金、北爱尔兰的渔业支持和慈善机构（如海员慈善机构）的援助（Patience、Motova和Cooper，2021）。
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初步研究显示，政府的应对措施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调查结果指出，需要由适当法规支持的有针对性、重点突出的政府干预措施，提高两性参与程度，加强有关数字市场和在线平台潜力的教育和宣传，同时维护优质产品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维持小规模渔民、水产养殖者和基于渔业的企业经营者的生计，需要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合作（粮农组织和亚太区域渔产品销售信息及技术咨询服务政府间组织，即将出版）。
然而，在大多数国家，支持工作因公共资金有限而变得复杂。此外，支持弱势群体的财政和货币应对对策将对债务、偿债能力和更广泛的债务可持续性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疫情债务” — 疫情危机导致的超出预测的债务 — 增加了4.5%（Heitzig、Aloysius Uche和Senbet，2021）。这可能对水生生物资源的治理和管理产生严重影响。
社会保护
新冠疫情应对措施显示，存在有效社会保护体系的国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通过调整社会保护计划来应对疫情影响（粮农组织，2021g）。其他国家无法应对依赖水生生物资源的社区的需求，特别是在非正规性占主导的社区（粮农组织，2020l）。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的许多工人属于非正规就业，未被社会保护计划覆盖；他们没有在强制性社会保障计划中登记，工资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未签书面合同或从事个体经营。这些人包括小规模渔民、移徙渔工、少数民族、船员、收获者、拾遗者和小贩，尤其是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妇女（粮农组织，2021g）。
许多失业人员也无法获得收入支持。许多国家实施了新的计划，而另一些国家则横向或纵向扩大了现有计划，例如，扩大计划覆盖面、放宽准入要求、延长计划期限或引入特殊的现金补助。针对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的最常见干预措施是临时性社会救助措施，从一次性支付到持续三个月的无条件现金补助计划，包括实物粮食补助。不过，一些国家也通过费用减免和投入品（饵料、冰和燃料，以及水产养殖苗种供应和养殖场建设投入）补贴等方式向渔业部门提供资金支持，此外，还为增加就业和部门重建提供了技术支持（粮农组织，2021g）。
新近获得的经验教训
新冠疫情危机是长期的；其影响随着新型变异毒株的出现而逐渐显现出来。必须继续监测、评估和记录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受到的影响及其应对措施，以便为短期、中期和长期战略提供信息，并为新一轮疫情做好准备。
在吸取的经验教训中，新冠疫情凸显出市场的相互关联性：水产品供应链的一个或多个环节被扰乱，会产生跨地方、国家和国际边境的影响。市场混乱会导致通胀风险（Kent，2021）。建立具有抵御能力的水产食品系统的关键要素包括改进加工、实现供应来源和市场多样化、通过更稳健的食品运输网络和物流管理连通性、允许各类和外来供应商的混合（粮农组织，2021q）。
认识到渔业和水产养殖是许多国家粮食系统的重要部门和组成部分，至关重要的是保持供应链所有环节的顺畅运行，支持粮食安全、收入和就业，重点关注包括妇女和移徙工人在内的弱势群体所面临的具体挑战（粮农组织和世界渔业中心，2021）。
新冠疫情加剧了业已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中小企业、妇女和其他弱势群体（如非正规工人和移徙工人）越来越被边缘化，需要得到适当的保护。
这场疫情突出表明，需要通过全面和包容的国家社会保护体系来扩大社会保护覆盖面，该体系应能应对冲击并充分覆盖该部门。国家层面一系列主管部委之间的政策协调一致是至关重要的。社会保护计划应在整个设计、实施和评价阶段使用性别敏感型方法，因为这些计划会影响性别动态。社会保护计划可以提高家庭对冲击的适应能力，减少对其生计造成长期损害的消极应对策略。社会保护可以有助于改善福利和渔业管理。
政府颁布的经济支持措施取决于可得资源和能力。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考虑到新冠疫情发生之前的债务水平、偿债能力和债务可持续性，经济应对措施对国家债务具有重要影响。这可能对水生资源的治理和管理产生一定影响。有些人建议重新审视现有的制度机制已实现债务可持续性和债务重组（Heitzig、Aloysius Uche和Senbet，2021）。
关于新冠疫情和气候适应的新文献表明，由于各国正在优先考虑国民健康和经济复苏，疫情影响着《巴黎协定》关于“提高适应能力”、“增强抵御能力”和“降低气候变化脆弱性”的目标（联合国环境署，2021）。通过投资于支持蓝色经济复苏和提高适应能力的活动，将社会和环境因素（如低碳、气候抵御能力）纳入疫情恢复计划是至关重要的（联合国环境署，2021）。
此外，为多种已知或未知风险做准备也至关重要。新冠疫情加重了多种业已存在的压力（如鱼/贝类疫情、极端天气事件、长期资金制约），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需要通过综合风险管理4方法解决这些问题。研究哪些类型的措施和更广泛的干预措施在不同情况下起作用以及系统如何变化，并记录长期影响和新近获得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增强对新冠疫情的特定抵御能力以及对未来冲击或压力的普遍抵御能力（Love等，2021）。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场危机加快了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的数字化，促进了捕捞渔业的电子监测和执法，推进了绿色和清洁能源的使用，推动了本地市场的开发，促使水产养殖者更好地管理饲料等稀缺生产要素，并凸显出国内生产的重要性。
